楼主荣获2015煮酒论史年度十大作者本文荣获2015煮酒论史年度十大佳作

一切都从那个冬天开始。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号，在大清帝国的湖南韶山，有个叫毛贻昌的农民家生了一个男孩。不管是对大清国还是对湖南，这都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但对毛农民来说却是传宗接代的重大利好消息，因为他前两个儿子都没养大，眼前哇哇大哭的小娃娃是他延续香火、告慰列祖列宗的新希望。

不孝有三，没后最大。为了防止毛家的新苗同前两个小孩一样夭折，毛贻昌和妻子文七妹研究了很多方案，最后决定去文七妹家附近的一个观音小庙，让儿子拜一块据说有灵气的大石头做干娘，希望能沾一点菩萨的法力，保佑他平安健康。当然从科学的角度看，毛老爹的做法纯属封建迷信，但考虑到毛老爹没受什么教育，日常工作就是在山沟里种田，能想出这样的方案，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

毛老爹的招数果然卓有成效，他的儿子顺顺利利地活了下来，而且文七妹也很比较争气，很快又挺起了肚子，让他开心得不行。但在开心之后，毛贻昌马上想到另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家里的开销。

毛贻昌只是个普通农民，家里没什么外快可捞，整天在地里刨食，只能勉强混个温饱。虽然不用交社会抚养费，儿子却是要长大吃饭的，毛贻昌想前想后，只好决定去参军，当几年兵攒点钱，补贴家用。

对毛大爹的决定，文七妹并不是没有看法。山沟外面兵荒马乱，毛大爹参加的湘军又经常打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全完了。面对一心要去攒钱的丈夫，善良的文七妹只能打点好行装，送丈夫离开农村，走向军旅之路。

毛贻昌去当兵的时候，他的儿子正在村里顺利成长，因为他的干娘是块石头（当地学名：石观音），小娃娃平时不叫小毛，而是叫石三伢子。石三伢子生长的时代很不太平，他一岁的时候是甲午年，中国与日本打了一场叫甲午战争的仗，大清国被迫割让台湾和朝鲜给日本，赔了两亿多两白银，又损失了精锐的海陆军。毛大爹和毛小伢当然不懂时事，也不知道那些事情对后来有啥影响，他们的生活仍然一如既往地平淡。

当过几年兵，毛贻昌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还攒了一点钱在身上。眼界大开的毛大爹发挥精明的头脑，学着搞起了农业投资，从大米加工做起，一点点扩大到猪、牛买卖之类的大生意。在毛大爹的精打细算下，家里田产慢慢增加起来，三伢子的石观音干娘也保佑小娃娃健康长大，并且在他老爹的严厉管理下好好务农、天天向上，从看牛到背粪，一样都不能少。

石三伢子的童年在村里同龄人中算是比较顺的。毛大爹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又能时常寻觅发家项目，后来还发行过自已的“毛顺生堂”小钞票，据说家资已经值到两三千块钱，在当时的村子里是一笔巨款。身为少东家的石三伢子干农活之余，也能进私塾读些书，学一点种地锄草之外的规矩。

当然，小三伢子的少东家生涯同一般人的想象有着不小的差距。毛大爹白手起家，用文化点的话来讲，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了做大做强，只能拚命盘剥自已和家人。他有一句口号叫“吃不穷，穿不穷，人无算计一世穷”，一切都要算计出价值来才行，儿子作为传宗接代的潜力股，自然更是优先算计的对象，从小起就要和长工一齐做农活，如果偷懒的话…打。

拜受各种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之赐，田园风光通常都充满浪漫情怀，比如山青水秀，比如村歌禾香，个别缺心眼的导演还喜欢加些打谷场艳遇之类的美事。但事实上当年的农村那是相当不舒服，甚至不适合生活（现在好象不少地方也是），卫生条件极差，四处洋溢着农家肥和牲畜的气息（这个没有办法，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处在原始状态。毛家虽然是村里的首富，家里也就几间旧瓦房，毛大爹要想做生意发家，只能在平时加倍精打细算，石三伢子的童年自然也被他算得加倍充实，不仅要跟长工一齐干农活，还要挨可怕的地主老爷毛大爹打骂。

这样可以看到，从小起石三伢子的世界大概可分为三个阶层，一是贫农同事（长工），这是对他最好的，平时跟他一齐干活，对未来的少东家非常关怀；二是地主老爹，又凶又不讲情面，而且经常打断他玩耍的兴致，逼他去干活，白天挨打也就罢了，晚上还不让他点灯看小说（要节约灯油）；三是他慈祥而信佛的母亲，一面护着儿子，一面用自已善良的心关爱丈夫与这个家，有时还背着丈夫送米给讨饭的穷人，这便是他童年眼中层次分明的世界。


转眼间石三伢子长大到十一岁了。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有个堂叔叔毛菊生碰到困难缺钱用，落到要卖地的地步。

农民家的地就是命根子，不到危急的时候不能卖，这个道理毛菊生知道，毛大爹也知道。于是毛大爹认为这是发家的好机会，想趁机吃进这几亩地。

石三伢子看不下去了。他劝自己的父亲说，还是周济一下叔叔渡过难关吧，别买他的地了；石三伢子那善良的母亲也这样劝毛大爹。

可是毛大爹却不听。生意就是生意，花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又没有逼抢别人，这个家要不是这样怎么操持得起来，怎么养着你们天天吃饱在家里？

毕竟一家之主是毛大爹，怎么花钱是他说了算，地契很快就收进了帐本里。从此倒霉的毛菊生只能给人种田，每天面对堂哥家那几亩似曾相识的旧田辛苦劳作，辛苦交租。

这件事给石三伢子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使他深深体会到为富不仁的含义。几十年后当他已经掌控全中国、成为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时，还恨恨不已地说：“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都听不进去！”

毛大爹没有去多想这件事的后果，甚至根本不考虑石三伢子的感受，在他眼里，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生意而已，那个儿子无非是不大开窍，不能理解生意场上的规矩。他不知道的是，后来的几十年里，全中国的地主几乎都要付出代价，所有一切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日子还是这样过着。毛大爹一如既往地做他的生意，石三伢子也一如既往地干活，偶尔偷偷点灯读书，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到一九零六年了。

这一年的冬至毛大爹心情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好到一贯小气的毛大爹要在家里请客的地步。这本来是一次平常的宴请，但因为牵涉到石三伢子，这次宴请竟然差点改变了中国历史，还被载入史册之中，传颂了几十年。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照平时的惯例，石三伢子该去帮忙收拾和招呼客人。可三伢子这一天心情不太好，而且不是小不好，是大不好，不好到不仅不帮忙，还当着客人的面跟毛大爹唧唧歪歪。

估计毛大爹宴请的客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可能还不乏生意场上不地道的主顾，所以三伢子会公开表达他的蔑视。毛大爹当然很不爽，又当着客人的面，于是骂了他几句“又懒又没用，做儿子不孝顺”之类的气话。

如果石三伢子识相的话，老老实实去干活就没事了，但这天三伢子却有点不识相，他反唇相讥地问了地主毛大爹一句话：“父慈才会有子孝，你老人家做到了“慈”吗？”

显然毛大爹平时没少打骂家人，而且还有吞买亲戚地产一类的生意，这一反问是踩到了他的痛脚。所谓揭人不揭短，毛顺生被揭到了短处，当场暴跳如雷，这下不管什么客人不客人了，挽起袖子就要打人。

事情闹大了。面前这个人再怎样也是自已的老爹，不要说现在打不过，就是打得过也不能还手，三伢子只好从并不宽敞的屋子里逃跑，后面是暴跳如雷的毛大爹和哭笑不得的客人、提心吊胆的文七妹，以及看热闹的长工。

三伢子浩浩荡荡地跑了一路，终于被逼到一个水塘旁边。无路可逃又不能学项羽背水一战，他于是转过身来，当着所有家人和客人的面正告老爹：你要敢过来，我就跳水塘，大家一拍两散！

毛大爹愣住了。他知道自已的儿子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变得倔强，但是没想到会倔到这个地步；旁边的客人脸上也十分挂不住，办个招待闹出这么大事来，万一人家孩子真跳了塘可怎么收场。好说歹说地劝了一阵，毛大爹的气渐渐消了下去，毕竟对面是自已的亲生儿子，再怎样也不过是不懂事，怎么能真的往死里逼他？

毛大爹很生气。这个儿子实在是很没出息，不懂生意也不懂礼，但面对水塘不能硬来，最后提了个挽回面子的方案：老子可以不打你，但你得认错！

很明显，三伢子也在想收场的问题，于是答应给老爹下跪谢罪—不过要打个折，只跪一条腿。毛大爹皱着眉头没说什么，事情才算了结。

在当年的农村，石三伢子干的事算得上极度离经叛道，如果毛大爹再冲动暴躁一点，中国历史恐怕就真的要改写了。从此石三伢子认识到两件事，一是凡事要学会抗争，没有抗争就只有永远受欺负；二是对抗最终是要解决的，实力不如人的时候必须寻求妥协，留住青山才有长久的柴火烧。

这两个收获将伴随他一生。

一九零八年，石三伢子十四岁了。十四岁的三伢子没出过韶山，一天到晚在地头和私塾间打转，白天干活晚上记帐，半夜偷偷点灯看闲书，在梦里还会造反当山大王，没一点听话持家的样子。

毛大爹对这一切显然不大满意。

小子，我管不住你，找个人来管你总可以吧！

地主家就是好办事，毛大爹随便一张罗，一个比三伢子大四岁的女孩就吹吹打打地进了门。按辈份算起来，这个女孩应该是毛泽东的远房表姐，正好毛大娘添了几个孩子，家务上也忙不过来，毛大爹此举既为家里添了一个劳动力，又能用家栓住三伢子，可谓一举两得。

用媳妇栓住想飞的娃是老一代人常有的想法。可怜的三伢子在惶恐和羞涩中，糊里糊涂地被人送进了洞房，床上坐着的是那个听天由命的远房表姐，三伢子无可奈何地看着她，而她连看三伢子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十四岁的石三伢终于象男人一样发怒了：

父亲大人，这就是我的女人？

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生活吗？！

我不要！！！

你是老爹送来的，我没有办法，但你虽然算我的家人，却永远不是我家的人！



虽然被弄进了洞房，三伢子却根本不和那个女孩圆房，用这种方法表达了自己的反抗。毛大爹很生气，可也只能生闷气，他什么都能做主，偏偏圆房这种事，是他不能代劳的。

毛大爹也恨到了极点：小子，你圆不圆房，我都把她算成儿媳妇，写进我们家的族谱里，你看着办吧！

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写族谱，是指归入宗族的正式记录。当年的农村是原生态经济，走的是宗族路线，族谱就是家庭成员法定地位的象征。毛大爹要写族谱，等于正式承认儿媳妇的地位，考虑到三伢子的职业前景（农民）没有纳妾的可能，他除非去嫖妓或一辈子当和尚，否则早晚要认下这门亲事，老老实实地履行传宗接代的义务。

知道老爹的立场之后，石三伢子的反应也是十分简单：你爱写不写，我的志向是象三国、水浒里的英雄那样横扫天下，一本族谱算什么？！

可怜的毛贻昌就这样同儿子对峙着，夹在中间的是那个姓罗的女孩子。为着父子间的一念之争，可怜的女孩守了三年活寡，终于在二十一岁的时候郁郁病死，她的存在只是一本族谱上的三个字：毛罗氏。



一九一零年，石三伢子十七岁了。

世道并不太平。强盗四处打劫，湖南的黑帮哥老会蠢蠢欲动，时不时搞个暴动之类的群体性事件，韶山也发生了饥荒，到处都没有粮，饥民们四处游荡，物价顺势直涨。

人和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样。石三伢子在饥荒中看到的是危机，而毛大爹的慧眼却从中发现了商机：饥荒年间，省城里的粮价一定会很高，可以把囤的粮卖过那边去，转手就是大笔的利润。

什么，饥民？笑话，饥民关我什么事，我又没抢他们的。

毛大爹不知道的是，他组织人力物力囤粮食的时候，饥民们也在自发地组织人力物力找粮食。韶山的地主没几个，当然不能忘了著名土豪毛顺生，很快他们就有组织无纪律地拜访了毛大爹的货船，并顺便拿走了所有的粮食。

到手的钱飞走了，毛顺生气得暴跳如雷，用上他所有能想到的恶毒言辞，嗓音嘹亮地破口大骂，旁边是什么也不说的石三伢子。

以前他跟老爹不管有什么样的矛盾，都只不过是家庭纠纷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内部处理，但是这次的性质却是完全不一样。第一次看到自已家被抢，三伢子也很有感触，他想的却是另外的事情：

眼前的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他竟然看着人饿死也不肯给一点米。

饥民没有错，因为他们要生存，但抢了粮就能解决问题吗？这次抢得手了，下次饥荒来的时候呢？

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能公平地得到粮食，才不会有人饿死！

毛泽东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父亲不会理解这些想法，只是把话放在了心里。二十六年后，他蹲在陕北的窑洞，对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提起了心中的恨意：我的老爹原来这样冷血，我恨他，非常恨他。

是的，我恨我的父亲，我要离开他和他控制的家，要有我自已的前途与生活，绝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他，不能生活在他的阴影下，被他控制和征服。

石三伢子做了生平第一个重要决定：离开家。

世界很大，家很小。离开家很容易，但是去哪里呢？

毛大爹倒是也有想法。他想送三伢子去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希望儿子做伙计后能懂事些，学点眉高眼低的世故。可这不是三伢子想走的路，三伢子想去新式学堂读书。

事实证明，读学堂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面对顽固小气的老爹。三伢子先是明取，他尽量小心地和毛大爹谈了自已的想法，结果老爹笑了笑，根本不回答他。

面对毛大爹充满蔑视的笑容，三伢子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你不让我走，我就一定要走！

石三伢子又换了一条路。他试着搬到母亲的娘家住，那里有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可以教导他。三伢子费劲地自学了半年，但最终还是呆不下去，没有钱，光是在别人家混也不是办法，只好又回来。

宝贵的半年过去了，三伢子可以说是一事无成。没有钱，他什么主也做不了，而毛大爹则在那一头慢悠悠地等，等他回来安心做个乖儿子，安心和大三岁的媳妇圆房，安心生个孙子，安心帮他把家业做大。三伢子已经长成大男人了，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坚持，每天媳妇都孤独地守在空屋里，而同龄的伙伴都要当爹了。

石三伢子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根源，既然一切都只是钱，那就好办了。

于是在几天后吃晚饭的时分，依旧全家人聚在饭桌前，三伢子鼓起勇气正视了父亲的眼睛，再次告诉他一句话：
“我要去东山高小读书”。

东山高小在湘潭的湘乡县，虽然只是个小学，但对韶山的乡村来说，已经是有体面的新学堂了。地主老爹对花钱的事情自然是毫无反应，可三伢子却没有生气，而是很有把握地告诉老爹，自已已经借到学费了，所以马上就可以去读书。

措手不及的毛大爹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就缓过神来，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不孝、懒惰、败家、倔强的儿子。

这是个危险的征兆，如果同意了他的擅自决定，今后这个小子就要无法无天，再也管束不住了。

鲁迅先生曾经有一句刻薄的名言，认为中国的父母大都只会生而不会养，毛大爹大概可以算是失败的典型。按理说儿子这么要求上进，做父亲的总该支持一下，可毛大爹岂是好糊弄的，身为一家之主，他有的是办法整治三伢子。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毛大爹带着嘲讽问了儿子一句话：“你以为借钱就可以了吗？”

石三伢子很愤怒，因为他借到了钱，却还是不能去上学。毛大爹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走了家里就会少一个劳力，需要多请一个长工，所以你如果要走，得先给家里交一年雇长工的钱！

面对儿子的反叛情绪，毛大爹不惜摆出阻拦农奴赎身的架势，硬是把三伢子压了下来。不管要求有多荒唐，既然他提出来了，三伢子就不能反对，只好再次保持沉默。

毛大爹又一次获得了胜利，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已其实是失败了。因为三伢子想办法又借了一笔钱，而且还把族里的长辈请出来，办了一桌好菜，让他们劝毛大爹让步。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三伢子平时人品应当相当不错，因为筹借学费加雇长工的钱不是小数目，当年的农村又没有信用社，不是说借就借的。至少我们能看出几点，一是三伢子长期以来都没有什么抽大烟赌钱之类恶习，二是大家确实相信他求学的诚意，有这两点别人才肯借钱给他；当然，借钱的人或多或少也会考虑到，毕竟他老爹是地主加商人，虽然精明却不赖帐，将来这笔债还是有保障还的。

面对儿子一波又一波攻势，毛大爹终于明白过来，他已经拴不住眼前的三伢子了。儿子把雇长工的十二块钱交上来的时候，甚至不想和他多说一句话，可怜的他不仅失掉了儿子，还失掉了亲情，一切的一切，只换来回头要还的的十二块钱。

毛贻昌叹了一口气：三伢子，阿爹照顾不了你了，要上学就去吧，学出息了记得回来！


在一天早晨，三伢子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带上最爱的《三国》和《水浒》悄悄地出发了，只有母亲文七妹给他送行。

“你不去跟阿爹道个别吗？”

“不去”。三伢子的话冷得象冰一样。

他没有和父亲道别，只在平时的帐簿里夹了一首改自西乡隆盛（日本维新家）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肩膀上挑着行李，十七岁的年轻人走下了山。从此他不再叫石三伢子，而是用自已的字“咏芝”（后来改成润之），但人们最熟悉的，还是他的本名：毛泽东。

一九一零年秋天，未来的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此处省去若干字）毛泽东，挑着行李来到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可怜的毛主席虽然说服了老爹来读书，却没有机会联系学校，当然也就没有入学许可，一切都只能碰运气。

走进小学堂森严的大门（没错，东山小学堂的建筑很宏大，而且还有一道河，看上去非常森严），毛泽东第一个反映是手足无措，因为比起湘乡县的“城里人”来，他的形象实在是太土，土得让人无法直视。

他已经十七岁了，高高的个子鹤立鸡群，而东山小学的学生最大的才十二岁，并且能读书的学生家里都是县城有地位的，毛泽东的打扮却不过是个土包子。小娃娃们立刻发现了新的乐趣：捉弄这个高一头的乡下人。

走进知识殿堂的毛泽东丝毫没有神圣或渴求的感觉，他只能满脸通红地站在森严的学堂中，任凭一帮小鬼围着自已逗乐，心里不停地问一句话：怎么办？

才刚出家门就被小孩欺负，毛泽东又没有社会经验，不知如何应付才好。想到山村里那个讨厌的家，再想想满脸不屑的毛大爹，毛泽东把心一横，直接闯进校长办公室里，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要求：“我要入学！”

从来没碰到这么毛糙的乡下人，东山学堂的校长也愣了，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他没有把这个大龄青年赶出去，只是很严肃地告诉毛泽东几句话：本校长不同意你入学，因为第一你年龄太大了；第二你缺少入学要求的算术和地理课程，第三你的字恐怕写得不好，等等。

虽然拒绝了毛泽东，校长还是很厚道地等了一下，给毛泽东一个解释的机会。毛泽东当然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一切都取决于自已的回答，于是拿出全副本领向校长进行游说，而且他的运气不错，旁边有个厚道的老师很同情他，帮着说了几句话。

看在勇气可嘉的份上，校长大人点了头，给毛泽东一个面子：试读五个月。

从后来的记录上看，毛泽东对自已的勇气是很得意的，应该说他也确实不大容易。但比起勇气来，更多的应该说他是比较幸运，因为如果不是民国而是当代，恐怕迎接他的就不是入学许可了。

之所以这样讲，绝非本人厚古薄今，而是因为当代不少校长着实可怕，不光天天研究各种择校费，还会带小学生开房。可见毛泽东实在应该庆幸，否则光凭口袋里那几块钱，连请个小姐陪校长都不够，更不用说读书了。

不管怎样，东山小学校长人品是相当优秀的，他不管开房，只管开学。于是毛泽东同学留了下来，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探索。


顺利入学的毛泽东并不快乐。东山小学的生活丝毫不理想，他至少比同学大出五岁，也就浪费了五年的时间（可恨的毛大爹...），更重要的是他未来的竞争对手蒋介石已经混得有头有脸，正在东京跟孙中山一张桌子吃寿司，马上回国就要当团长了，他却还只能跟小孩子挤成一堆。用现在的话来说，毛同学岂止是输在起跑线上，简直就是被打断了腿，柱着拐杖都赶不上趟。

可怜的毛泽东不仅智商开发过迟，情商开发也很艰难，因为他跟同学根本处不到一块去。湘潭只是一个小县，但是小县城里的娃娃居然还分成几派，相互间勾心斗角使绊子，让人哭笑不得；更哭笑不得的是毛泽东同学出身太差（相对当时而言），作为最底层的乡下人，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连参加斗争的资格都没有，只能靠边站。

费了几年的劲才跑出山沟，结果读的是这么个小学，作为一名已婚大龄处男，毛泽东很失落，后果很不严重。小伙伴们天天上学放学打斗闹事，冷落的毛泽东找不到插嘴的话题，只好蹲书房里读书。

书房，是另一个天地。

由于大清国没有中宣部，舆论管制和文字狱也不给力，到处都有维新和时事方面的消息，只要留心就能找到到很多期刊社评，让毛泽东大开眼界。看过多年的三国水浒，他经常在油灯的昏暗光芒下，幻想自已也能成为统领一方、叱咤风云的武将，而读过维新主题的文章后，他终于看见模糊的希望，感到梦想也有实现的可能。油灯照耀之下的毛泽东一面从纸堆里学习社会，一面在心底督促着自已：

总有一天我将改变世界，让我先明白世界是什么样子！

事实证明，机会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毛泽东先前在村里的努力起了很大作用，他的成绩和时事论文都非常突出，于是试读五个月的申请得到了延期（当年的校长实在是好人）。在这段时间里他回了两趟家，毛大爹的死脑筋终于转过弯来，答应给儿子生活费支持学习；更重要的是那个原配的老婆生病去世了，从此毛泽东彻底没了牵挂，可以放心地展翅高飞。

在不知不觉中，少年丧妻的已婚处男毛泽东超越了那些先入学的小伙伴，在短短一年里读完了所有的书，开始寻找新的目标，此时正好来了一个新机会：一九一一年春，东山小学一个叫贺岚冈的老师应聘成功，要去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教书。

虽然入学只一年、年龄又偏大、而且从不送礼，可毛同学的表现实在太好，贺老师对他欣赏有加，愿意帮这个学生更进一步，于是毛泽东来到长沙的中学。仅仅半年工夫，他就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中学生，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场经历：革命。

一九一一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太平的年份，从这一年起，大清帝国宣告落幕，中华民国正式登台开张，但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得从鸦片战争说起。

当毛泽东诞生的时候，清朝已经在中国统治了两百多年，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外国的压力，或许再延续几百年也不说定，但是中国没有变，世界却变了。中国虽然有世界最丰富的财宝，却没有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就象一个小孩扛着金砖走在大街上一样，列强对这一情况当然不会光看着，于是从一八四零年起，开始了动手抢劫的历程。

总地来讲，清朝的皇帝不能算废物，一开始还都牢记列祖列宗的教诲，直到打过一圈后才发现买来洋枪洋炮也打不赢，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割地和赔款。几十年里白银从五十万赔到四亿两，地从香港割到台湾、朝鲜，又被沙俄划去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一开始只是权宜求和，到后来竟然成了花钱买平安。多年攒的金银宝贝和地皮快要败光了，邻国日本早就完成了政治维新，朝廷还是死死不肯改革，只管拼命搜刮，一面刮到自已腰包，一面送到洋大人手里，换来一点安宁。

洋人要抢，朝廷要刮，各级官员都要贪污，民间实在没有活路，只好起来造反。几十年来陆续有人组织暴动，推翻大清朝统治，可以说是前仆后继，规模一天比一天大，非要把皇帝赶下台不可，渐渐地全国变成一个大火药桶，四处都是火星，随时可能爆炸。大清国东征西讨，费劲镇压到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号，终于出现了一场意外，一切从此再也无法挽回。

一九一一年十月，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又开始谋反。很不幸他们又没有做好保密工作，被朝廷发现了行踪，革命党人只好提前行动，又一次临时宣布造反。

不管是实力对比还是形势分析，这场造反都没有胜算，只能在烈士名单上多添一串姓名。没想到风雨飘摇的驻军士气实在低落，竟然真的很快投降了，各省迅速先后发生暴动，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的反清斗争迅速爆发：一个月之内，革命军竟然在十七个省份建立了政权，半个中国宣布脱离满清王朝！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来，大清国换旗号是迟早的事，湖南也不例外。武汉大暴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湘乡听到革命党人演讲，当场热血沸腾想去参加革命军，无奈路上交通阻断，被人拦回了长沙。

虽然没能去武汉，毛泽东却没有失望太久。革命军很快就在长沙建立了新政府，他立刻热血沸腾地加入了新军，在他看来，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理想就要随着反清大革命走向成功，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

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兵旅生涯。

一九一一年，毛泽东当兵了，军饷是七块大洋，这也是他第一次挣钱。

按当今流行的理财观点，毛大兵应该省吃俭用、存一笔钱准备将来花，有机会投资一些小生意才对。可是毛泽东对钱的态度实在太有性格，他除了留出两块钱应付伙食需求外，剩下的全部买书报，用来学习社会。

毛大兵一面扛枪、一面读书。他很快就失望地看到，革命后中国并没有本质的变化，一切很快又被拖回旧秩序里，北方军阀靠着实力优势掌握了大权，全国都在袁世凯和他的部下手中半死不活地挣扎。一九一二年春天局势渐渐平定，入伍半年的毛泽东也看出来，自已参加的这支军队根本没有前途，他只好办了退伍手续，从一个月七块大洋的丘八族重新成为待业青年。

没前途的事情，毛泽东是不干的。五年后他会证明自已的时间没有白费，在将来的日子里，他更会把才能发挥成天才，只是一切都不过是未来，而眼前他却有现实的问题，叫吃饭。

退伍兵毛泽东不得不重新面对需要花钱的生活。他没有积蓄（买书报花光了），没有前途（不懂专业），家里的汇款也给得不爽利（老爹舍不得），只好重新去学校读书。可是毛泽东同学虽然开了眼界，却少了兴趣，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入学成绩也都不错，就是不肯去上学，因为这些地方似乎都只能找地方上班，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所以他不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

毛泽东不明白，但我们是明白的，确实没有学校能教他想学的东西，因为他要做的那件事情叫造反。哪怕到了二十一世纪，也不可能有学校搞一个造反专业四处招生，何况是当年的民国。

于是毛泽东只能省吃俭用地在社会上混日子。好不容易想读书了，于是去考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入学考试的成绩还是第一名，结果半年后竟然又退学了，原因还是没兴趣。

真是没头脑加不高兴啊！

小毛同学一天到晚游荡，毛大爹终于忍不住了。几年来他的败家儿子四处晃荡，除了浪费他辛辛苦苦挣的钱外没有丝毫能耐，也看不到一点效果。他的耐心很快到了极限：三伢子，你到底要干嘛，是不是要读书，嗯？！

别人的话毛泽东可以不理会，毛大爹的意见却无论如何不能不听，因为他心里也明白，家里不是富二代，天天混日子更不是办法，必须要找点正经事给老爹一个交待。经过一番折腾，他找到几个朋友，一块考不要学费的湖南第一师范。

毛泽东实在是有学霸风范。这些年在社会上闯荡，又经历过军人的行伍生涯，毛同学既不抽大烟，也不嫖女人，学问始终一如既往地好使，不仅自已考进了师范学院，还帮朋友答了考卷，一同做了湖南的师范生。

走进师范学院的大门，毛泽东很是苦闷，因为当老师从来就不是他的理想。他不知道的是，同他一样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有很多，这时也都在命运中流离无常，有的人会成为他的同志，有的人会死在前行的道路上，更多的人会变成将来的敌人，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在迷茫中苦苦坚持和寻觅。

因为通向理想的路，从来就不是现成的。


一九一三年，四处晃荡的社会青年毛泽东终于考进中学，入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在长沙的中学里，毛泽东遇见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恩师，名叫 杨昌济。

杨昌济，湖南板仓人，“戊戌变法六君子”中谭嗣同的会友。由于变法失败，杨昌济流落乡间，最后在朋友帮助下出国留学，打算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归报祖国。

通常来讲，想要报效祖国的人不外乎几种，要么数理化实用科技学得极牛，要么进军校准备南征北战大展拳脚。可是杨昌济却是异类，他先读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毕业后又去英国深造文学士学位，苦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最后在德国、瑞士考察了一番，顺利回国。

整整十年时间里，杨昌济抛妻别子，在外国寒窗下苦啃理论书本，直到四十多岁才荣归乡里。按理说这时发展事业也不算太晚，他却拒绝了湖南教育司长的头衔，安心回到长沙，做一名普通的老师。

教育司长显然比老师要风光得多，即使是想改变社会，司长讲话也跟老师不在一个档次上。杨昌济放弃当官的机会，绝非脑子不开窍，而是有更深层的用意。

当年明月曾经说过，哲学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这句话大概是没有错的，但是杨昌济的问题在于他懂哲学，却不擅长学问以外的东西，因此他明白世间的道理却无力改变，拿着最犀利的武器毫无用处，只能在黑暗中苦苦寻觅接班的人，希望能点亮他们的心灵之窗，播下光明的种子。

于是，他遇见了几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比如毛泽东，比如蔡和森，等等。

这几个人能得到杨昌济的喜爱，是因为杨老师喜欢好学又有抱负的学生，尤其是毛泽东表现十分突出。毛同学文笔精采、志向高远，平时积极办工农夜校、学会，和同学一块锻炼身体，甚至大力收集报纸上各种地域新闻，把上面的地名同地图对应起来，关注天下局势。毛泽东同蔡和森十分要好，经常去老师家做客，还认识了老师的女儿杨开慧，但他们不会想到，蔡同学和杨小妹都会跟毛泽东走上同一条路，而这三个人里只有毛泽东艰难走到了最后。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烈士。杨开慧，烈士。

在毛泽东的第八班教室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作为老师，这是崇高的理想，杨昌济确确实实地实现了，因为他把深奥的哲学教给了毛泽东，而毛泽东则毫不犹豫地掌握了它。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湖南读了整整五年书，作为一个常年不安分的年轻人，这是很不容易的。

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片战乱中，湖南的学堂也不平静，时常传来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利令智昏，在一九一五年接受日本人苛刻的《二十一条》，然后封自已为皇帝，直接恢复已经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制度。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发了护国战争。一片众叛亲离的声讨中，袁大皇帝很快支撑不住，终于在一九一六年六月死掉了。

袁总统一死，国家实权落到先前几个手下手里，继任的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不和，军阀张勋趁机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带辫子军开进北京，宣布清朝恢复统治，史称“七月复辟”。手握大权的袁世凯都做不稳皇帝，张勋当然更加镇不住局面，很快又倒下台来，由实权派段祺瑞重新掌权。

段褀瑞虽然不能做皇帝，对当老大还是热心的，干脆宣布废除《中华民国约法》，另一派孙中山趁机南下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借助西南军阀同北京政府对抗。一九一七年的时候，南北两路军队正为着各自的派系大打出手，直到一九一八年五月才平息，而激烈的战争风暴终于卷到了学院的书屋中。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长沙城四处人心惶惶，一支战败的北洋军正沿铁路线向北溃退，已经到了长沙近郊。全城随时可能遭受暴风雨般的洗劫，尤其是第一师范更加危险，因为学校在长沙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的必经之 地。

危险指数已经接近百分之百，长沙城里却没有护城的驻军。一面是经过训练的大兵，一面是城里几个没打过仗的警察，普通学生更是手无寸铁，死亡的威胁开始逼近每一个人。

学校当然拿不出什么高招，只好提出把人疏散到城东去，希望能避避风头；这时学友会总务毛泽东站了出来，面对惶恐不定的人群，他告诉大家说，现在不能撤，要把学生组织起来，守卫学校。

从级别上讲，毛泽东只是普通学生，连学校管理层都挤不进去，但他的军旅背景和一贯表现给他挣得了足够的人望，终于说服了学校接受他的意见。于是湖南学校里多了一群手持棍棒木枪的学生兵，零散的溃兵虽然经过校门口，却不敢闯进去闹事，学校和长沙城都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平静总是暂时的，很快大家就迎来了真正的考验：十一月十八号，长沙附近到达一大股溃军，总数多达三千人，随时可能冲进来抢劫。这伙人倒没有立即攻城，只在第一师范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很明显是在窥探长沙城的虚实。

三千多人的军队，已经不是几百个学生能吓得住的，即使把全长沙的警察都算上也招架不住。对溃兵来说，眼前的城池就象一块肥肉，只要确认没有刺，就可以冲进去放手发财，杀人、放火，干什么都成。

人人都知道一师和长沙已经陷进危机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毛泽东倒是想打一仗，可是他手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枪，没有钱，没有兵，甚至连弓箭一类原始武器都凑不出来。论职务，毛泽东同学只是个总务，级别类似于当今的学生会主席，组织同学们和地痞流氓干个架还可以，要打仗实在是底气不足。

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兵临城下，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学校里当过兵的人不多，他自然而然地成了领导者，并发出了如下的怒吼：

无路可走，那就背水一战！

面对荷枪实弹的对手，毛泽东非常沉着。他下令把几百个学生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让他们 鸣枪呐喊，但不要进攻，而山头上的学生则配合着大放鞭炮（听上去象机枪）。

莫名其妙碰到有人放枪，山上的溃兵惊疑不定，也不敢贸然进攻，毛泽东趁机派人去交涉。估计学生会选的谈判员口才不错，加上长沙商会也肯赞助一笔路费，让他们体面走人，于是两边皆大欢喜；散兵们继续开路回家，长沙城免了一场灾难，毛泽东则旗开得胜，获得巨大的人望。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他指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和《水浒》里“摇旗擂鼓、吓退官军”的情节类似，果然也是大获全胜。事后有人问他对方开枪怎么办，他却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告诉对方说不用担心，因为败兵们要想动手，趁着晚上就直接下手了，不动手肯定是心虚，只要受一点惊吓就会服软，没必要太紧张（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 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长沙城的战斗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当过学生的兵有很多，当过兵的学生也有很多，但敢操纵士兵心理去冒险的学生却很少。在杨昌济的大力培养下，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已经掌握了哲学的奥义，从平时熟读的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等大师著作中吸取营养，并敢用自已的性命为抵押，把它们用到社会实践中，试图变成一个心机深不可测的社会活动家。

二十四岁的蒋介石用枪炮南征北战，二十四岁的毛泽东用哲学操纵未来。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

虽然功劳巨大，虽然德高望重，读书毕竟不能当饭吃，毛大爹的生活费也不能花个没完，男人还是要打工糊口的。偏偏毛泽东毕业时年景十分不好，湖南正乱成一团在打仗，到处只要老兵不要老师，恩师杨昌济又调到北京大学上班，连混顿饭吃的地方都找不到。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好消息，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来中国招人手了，既需要劳工补充人手，也可以到那边留学。

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教育家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赶紧组织华法教育会，搞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把消息传回家乡，自然也不会忘记毛泽东、蔡和森等几个高徒。待业青年们听说法国有前途，立刻组织起来，以蔡和森打前站、毛泽东随后，组了个五十多人的团，从湖南赶到北京准备留学。

去国外读书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办很多手续，还需要筹钱。毛泽东一番折腾赶到北京，安顿下来后马上就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穷学生又没有积蓄，只好厚着脸皮继续找杨昌济帮忙。杨老师果然是好人做到底，把得意门生介绍给了另一个朋友，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是牛人）。

李主任的面子自然比杨老师要大，他去找校长蔡元培说情，很快就给毛泽东弄了个图书馆助理的位置，负责登记借书还书的名字。于是在湖南读过五年书后，毛泽东来到北大，正式成为一名最底层的北漂。

图书馆助理的日子并不好过。北大教授一个月能领两三百大洋工资，而毛泽东的全部薪水只有八块钱，刚刚够房租和吃饭。在湖南毛泽东是学生首领，带人缴过三千大兵的枪，风光八面；但在北京只不过是最底层的办事员，先在杨昌济家借住，后来和人挤通铺，总之一句话，他混得很惨。

长沙的名人到北京排不上号，绝非首都人民排外，实在是因为北大的牛人太多了，此时又忙着搞新文化运动，个个都是报纸上的焦点，人人拉出来在全国排得上号，毛泽东跟他们差得实在太远。可怜的毛同学不仅地位低，而且满怀仰慕之心去讨教时，还发现教授们都非常忙碌，没有工夫同一个图书管理员废话，尤其这个土包子连北京话都不会讲，满嘴难懂的湖南口音，最多敷衍几句就走。据说最让人伤心的一次是毛泽东去听大学者胡适的讲座，鼓起勇气提了个问题，结果胡适搞清楚提问的是个图书管理员后，居然当众拒绝回答，认为他不配。

在当今社会，地方的局长厅长调到中央部门时往往会不适应，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呼百应的一把手，结果到中央连老资格的科员都不如，毛泽东这个时候大概也差不多。北漂的日子又穷又受气，只有一件事可以觉得舒畅些：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恋爱了。

这一年毛泽东二十五岁，杨开慧十八岁。

除了谈恋爱，毛泽东并不是一无所获。除了同直接领导李大钊、北大教授陈独秀搞好关系之外，他还认识了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叫张国焘。张同学是学生领袖，不仅口才独到、影响力强，而且做事十分到位，人情世故非常精熟；而北大那些风华正茂的学者们要到三十多年后才会明白，他们当年都干了什么傻事。

北漂的生活总是匆匆忙忙，几个月一晃而过。一九一九年四月，去法国留学的人选定下来了，里面没有毛泽东，一方面毛泽东手上的钱不怎么够，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不反对留学，却觉得中国的国情太过复杂，想多体验几年再说。人生实在太过短暂，象杨老师那样一出去就是十年，对毛泽东这种急性子来说，实在是太长了。

一块跑到北京准备出国，结果别人留洋镀金，毛泽东却灰头土脸地回了长沙，在修业小学找了个历史老师的工作，重新做他的孩子王，实在是垂头丧气。他刚刚到长沙，立刻就发现形势不对，因为这一年的四月，出大事了。

事情要从一九一八年说起。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中国来说还是很值得高兴的，因为德国打输了。

万里之外的德国战败，中国却兴高采烈，绝非幸灾乐祸，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当时站在协约国（英国、法国）一边对德宣战，跟风成了战胜国。不过以中国当时的能量，实在对世界大战没什么影响，除了卖矿（不打仗其实也卖的），就是派了一批华工去帮忙。

不管怎样，战胜国总是赢家的意思，北洋政府这一局侥幸赌对，于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兴高采烈地派出外交代表团去巴黎，参加战后谈判。按中国的想法，几十年来都是割地赔款，好歹站对位置跟赢了一回（不好意思，实在不是打赢的），中华民国一不瓜分殖民地，二不索求战争赔款，把德国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掉、德国割去的地还回来总成吧？

这实在是个合理的要求，但再合理的要求碰到不讲理的对手，也会变成不合理。对列强来说，世界大战好比一伙流氓打架，打输的要把身上的钱交给打赢的，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是大伙打架的时候中国并没出力，最多是在旁边递了几条擦汗的毛巾而已，实在算不上功劳。德国是战败了，可不算中国打败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只能根据中国的实力来划分，而不是什么战胜国不战胜国。

北洋政府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因此要价并不高，可到了巴黎才发现，连这样客气的要求也不能算数。山东早就被日本用对德宣战的名义占了，当时的理由是为了打德国人，现在德国人投降了，山东却还要继续占下去。

只要具备起码的外交常识，就会明白日本的做法连强盗逻辑都讲不通，但大和民族向来是不怕无耻的，因为他们就靠这一套起家，有没有脸都成问题，要不要实在不算个事。天皇派人来巴黎开会，最想要的就是中国的山东省，虽然他们也没有派兵去欧洲打仗，可却是拥有强大军队的战胜国，海军还跟大英帝国联手巡逻过。于是列强根据利益做出了判断：得罪日本不如得罪中国，应该割中国的肉喂日本。

几天后，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明白了一件事：弱国的地位，就是没有地位。

这一年的四月，毛泽东还在四处游荡，北京已经是热血沸腾，因为从巴黎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团受不了列强的压力，要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了。

签字，等于同意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从一次割地变成另一次割地。要命的是北洋政府根本顶不住压力，而且事情到这个地步，段祺瑞从前同日本签的条约也被翻出来，原来一九一八年初北洋政府就找日本借了大笔军费，代价是同意日本在青岛和山东铁路线的特权。虽然只是铁路线的特权，可有了这个条约，就等于变相承认日本人对山东的占领！

段褀瑞可以乱签条约，但中国的老百姓却明显没有契约精神，街头巷尾都炸开了锅，认定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必须维护，否则养政府还不如养条狗管用。北京得到消息最早，出事也最早，四月底北洋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五月一号北大的学生就知道了。当年没有游行示威法，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代表集合起来，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三号举行临时大会，反对签约。

五月三号晚，临时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丧权辱国。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高校三千多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几个铁杆亲日派。狂怒的学生一路游行到曹家，痛打了卖国公使章宗祥，还点火焚烧曹汝霖的房子，直接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在几乎失控的情形下，军警们也不是吃白饭的，干脆利落地出手，抓走了三十二个学生代表。

在教育落后的中国，学生就算是智识阶层，而北京的高校学生则是精英中的精英。这帮精英们不安心读书感谢国家，反而未经当局批准胡乱游行，闹出了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官员财产安全的群体性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打乱了国家的外交步调，给各级领导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北洋政府对事件是意外的，对结果也是痛心的。北京政府（注：一九一九年的）立刻颁布戒严公告，由大总统徐世昌亲自下令镇压，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北洋政府周围，各级部门吸取深刻教训、彻底打击学生中的黑恶势力，集中力量抓一批影响较大的重犯，把包括交通总长曹汝霖在内的广大领导利益作为根本利益，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以外交大局为重，切实整肃官民关系。

北洋政府有兵有炮，学生们什么都没有，但意外还是并不意外地发生了。

广大首都人民同北洋政府一样，对五月四号发生的事非常关心。但首都人民在危急关头的表现却不大对劲，他们没有相信政府、感谢政府，也不肯紧密团结在以徐世昌总统为核心的第N代北洋领导周围，甚至没有对施暴的学生进行谴责或表达愤慨，反而利用媒体对政府进行了很黄很暴力的攻击和责难，对在暴乱中痛失住宅的卖国总长曹汝霖等官员，给予了更黄更暴力的批评与痛斥，直接痛骂这帮领导连狗都不如。上海、天津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纷纷表示支持，怒火烧到全国各地，很快五月十九号北京学生罢课，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的学生跟风响应，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学生影响不断扩大，北洋政府坐不住了，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精神，决心采取强硬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六月三号，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抗议活动，军警们集体出动，抓走一百七十多人，北京学校附近大批驻扎人马，戒备森严；到六月四号，他们又抓了游行学生八百多余人，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学潮一个月，终于影响到社会实业界，工人开始罢工了。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号，上海两万多工人大规模罢工，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纷纷跟进，前后约有六七万人参加。上海工人一罢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和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涉及全国。六月十一号，陈独秀、高一涵等人索性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已经是公然宣称要造反了。

北洋政府顺理成章地逮捕了陈独秀，也顺理成章地引来了各地的通电抗议，事情越闹越糟。内外交攻之下，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六月十号终于被免职，十一号总统徐世昌焦头烂额，索性提出辞职，打算远离这趟浑水，回家种田养老。

虽然全中国都痛骂徐世昌不是东西，但徐大总统真要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局面真的很困难，谁也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于是十二号之后工人陆续又开始复工，学生也停止了罢课，大家一齐强力观望，期待着奇迹的到来。

短暂的平静持续到六月十七号，消息再次传来，内外交攻的北洋政府撑不住压力，决心要在巴黎和约上割让山东。顿时全国民意再度沸腾，又开始了新一轮请愿示威，闹到二十三号，总统徐世昌不得不接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经下了命令，要巴黎的代表团“从缓签字”。

从缓？从缓之后又如何！

二十七号，京津学生和留日留美学生再度请愿示威，二十八号北京商学界代表又发起请愿，北洋政府没有维稳大队，他们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压力也到了极限，因为国内可以示威罢工，国际列强的压力却是无从推卸的。

六月二十八日，在内外交攻之下，中国面对列强威逼无路可走，也无从妥协，全权代表陆征祥终于撕破脸皮，对全世界愤然宣告： 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爱谁谁！

拒绝签字，不能改变青岛和山东大部分地方被日本占领的事实，但中国政府绝不承认这种占领，并随时保留恢复的权利。

弱国也许没有外交，但我们依然保留尊严，保留希望：我们不承认，不忘却，不原谅。

于是一切都清静了。

中国没有签字，日本没有撤军，列强袖手旁观。从表面上看，这场折腾啥效果也没有，但其实却有着巨大的后续效应，并直接影响到山东的主权归属。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后面会详细解释，总之，在国内支持和外交努力下，日本终于没能占到多少便宜。

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直至六月四日之后，在北京等地相继爆发的系列群体性事件，在历史书上称为“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学生的热血奉献、社会各界的无私支持，都已永远载入史册之中。这场运动的意义之深远，不仅在于大家一齐参与国策、维护国家主权，更在于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以一个新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深入研究一个全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永远只能是战败国，哪怕我们战胜？

这些年来，大家推翻了清王朝，买武器、立宪法、建军队，结果却只是一批又一批军阀打来打去， 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只是无谓地成为军阀的牺牲品，民众依旧麻木疲惫，国家也依然脆弱不堪。

中国怎样才能自新、自强？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学术研究，而是全体走向社会，决心寻求一条自强之路，为这个几千年的老大帝国寻找药方，学习西式民主科学、研究社会改良和变革，把知识切实用到社会政治当中去，五四运动的意义也由此超越了学生游行抗议的范畴，成为中国从文化上反省自新的标志。

由此上溯到厉行文字狱的满清时代，有气节、有思想的士人大都逃不出被剐、被杀、被凌辱抄家的命运，中国的眼睛被层层蒙住，只能随着统治者的指挥棒打转。五四运动是历史的爆发点，从那个热血沸腾的早晨起，伴随着赵家楼的火光，中国人再次开始独立思考的新历程，他们开始参与国政，开始追求民主自由，开始形成自已的思想体系、推行语言改进、推广文化普及，寻求改造社会的良方。

每年的五月四日是中国青年节。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的热血抗争与英勇不屈，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的祖辈正是在那个时候发出怒吼，老大帝国也正是那个时候艰难地直起腰来，划出一道电闪雷鸣的抗争。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壮哉五四，壮哉中华青年！


一九一九年五月五号，全中国都在为巴黎和会而愤怒，愤青毛泽东显然更不会例外，只不过他的反应慢了一步。要说这也不怪他，实在是当年的通讯手段太过原始，从得知消息到联系各学校已经是五月二十五号，而到二十八号才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赶紧赶慢六月三号组织起统一罢课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军警戒严、大抓游行学生，他们赶不上趟了。

虽然时间有点晚，湖南学联在态度上还是端正的，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对这些完全正当的要求，政府部门没给什么答复，原因倒也简单，这时给他们提要求的人太多了，湖南学联要在名单上排队的话，估计连第一页纸都轮不上，至于学联的毛泽东…等等，您说哪位？才辞职的某个图书馆办事员？您开玩笑吧，走好啊，不送，我这儿正忙呢！

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了慷慨激昂的五四。湖南学联交完昂贵的电报费，什么反应也没有，六月二十八号消息传回来，中国代表团没争到山东的主权，最多只是不签字而已，所有人都是垂头丧气。运动结束了，但学联没有结束，所有参加的人也不想结束，大家都在探头探脑地商量一件事情：中国的路该怎么走？

指望军阀是不可能的。七月九号，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基本上没闲着，先后办了十多种杂志，探讨救国和社会问题。杂志当然是一片激进口号，不是革命就是快点革命，从名字上也能看出味道来：《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学生十分冲动，居然带人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异想天开地提出女人也该有财产继承的权利，轰动一时。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叫蒋伟，她还有另一个耳熟能详的笔名：丁玲。

所有人都忙碌的时候，毛泽东当然也没闲着，学联按他的建议办了《湘江评论》杂志，他当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分 “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 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部使用白话文。毛泽东十分欣慰，这以前都是听别人的话，现在终于可以发表自已的意见了。

这一年，他才二十五岁，但也已经二十五岁了。



当小报编辑并不能改变毛泽东苦逼的屌丝处境，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鸭梨山大。没名气的小报编辑根本不招人待见，可怜的毛老师四处约稿，却经常被放鸽子，只好紧急操刀上阵。那时正是长沙的大夏天，蚊叮虫咬不得安宁，毛总编常常是挥汗疾书替自已赶稿，一写就是大半夜。有一次一个叫易礼容的商科学生来找他，已经大白天了，可毛泽东还在睡觉，易同学也不客气，直接掀开蚊帐，于是看到了一幅吓他一跳的自然景观。

毛泽东先生（二十五岁，应该叫先生了）躺在脏兮兮的床上呼呼大睡，枕着发黄的老式线装书，而床上、书上到处都是圆鼓鼓的臭虫自得其乐，正在共建一个标准的生态群落。

毛泽东不是动物爱好者，更不是不杀生，但做小报编辑得自已写文章、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薪水仍然只是历史教员的那一点，每月都是月光族，实在没什么时间整顿个人内务，只能凑和过日子。估计毛大爹要知道儿子混了这么多年就这点出息，一定会痛心疾首，因为他当初投资的学费实在是白花了，一个大子都收不回来。

但是毛泽东不这样想。那时没有网络，没有论坛，也没有帖子可以顶，一切消息都在闭塞之中，正是在做编辑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以前毛泽东一直以为，要重振中华，必须等古时那种大圣人出山救世；而此时的他开始明白，重振中华不是靠圣贤或大学问家，关键在每一个平民，因为中国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抛开每个工人、每个农民的切身问题去谈振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有的历史都从草根阶层发生改变，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实实在在地能够左右一切，而理想的社会也应当对每个人都公平、劳动、正义。

想要不重复帝王将相的历史，必须先超越帝王将相的历史。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感到自已看到了真正的希望。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济世救民，工农团结。

毛泽东做杂志的本事确实不错。《湘江评论》一开刊就卖得很好，后来名气传到北京，胡适专门在《每周评论》里推荐这个刊物，估计他贵人多忘事，早已忘了那个当众闹过红脸的图书管理员（如果有当初那回事的话）。

然而问题也很快跟着来了。评论刊物做得太好，就难免得罪领导，而得罪领导就要完蛋，这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千古不变的规律。毛泽东的杂志七月中开刊，才做了五期一个月，到八月中就被封禁，同时被取缔的还有湖南学生联合会，短短一个月工夫，毛泽东又被下岗了。

刊物被封了，热情却没法封掉，好在当时新杂志多如牛毛（同样，办不下去关门大吉的也多如牛毛），毛泽东又找了一家《新湖南》，这是医学专科学校主办的杂志，也是五四运动的产物。

毛泽东的杂志结局都很惨。八月中他接手，十月就被封，仅仅比湘江评论多活了半个月，可见杂志办得再好，也不如军阀的枪杆耍得好，毛泽东只能继续郁闷下去。

这时的湖南军阀叫张敬尧。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恨上了他，而张军阀也确实不是什么好鸟。自一九一八年三月成为湖南督军以来，史书记载他的“政绩”包括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 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种种，湖南当时还有一句话：“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也正是在郁闷的十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了。

毛泽东在家里同老爸关系不好，但对母亲的感情是深厚的，她的死让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他为母亲写了祭文，回忆她“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自为良”的情形，在办完丧事之后，又回到了长沙，继续不屈的抗争。

没有刊物作主阵地，毛泽东只能给《大公报》投稿，主张社会平等、反对婚姻包办等，想做一个小有名气的政论家。但光是政论显然是不够的，张敬尧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阻碍了他的前程，也引起了湖南的民愤，终于出现了另一起群体性事件。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带着家乡父老乡亲的期望，带着据说一万多个签名到了北京，打算借外界的力量驱除张敬尧。


按正史的说法，未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此行是正义之举、威武之举，作为湖南驱张运动的领导人，他在北京发表了大量有关湖南时政的文告，获得社会一致称赞，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张敬尧的反对统治云云。

纯属胡扯。

事实上毛泽东确实去了北京，可以说是代表各界请愿去的，但也可以说是被赶到北京去的，因为湖南是张敬尧的地盘，而张督军对捣乱分子向来深恶痛绝，已经容不下毛泽东了。

毛泽东到北京后没有太多的作为，倒不是他不努力，实在是当时北京还在五四后的风波里，所有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谈论天下大事。湖南的事情实在隔得太远，而且全国军阀一个德性，更坏的鸟一抓一大把，也不在乎多一只张敬尧。

毛泽东在北京折腾了几个月，一无所获，反而又碰到了一件悲剧：授业恩师杨昌济逝世了。

作为恩师，杨昌济一直关照着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也是毛泽东极可依靠的靠山。他在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七日病逝，一生读书育人，文治教化，死后归葬湖南板仓。

这一年的一月，他的父亲毛顺生也逝世了，对这个暴燥顽固的父亲，毛泽东始终心存芥蒂，毛顺生虽然到晚年原谅了儿子，儿子却不肯原谅他。然而到此时，毛泽东终于感到了痛苦，因为他接连二三地失去了父亲、母亲和恩师，在家里成了挑大梁的长子，在外面却是孤苦无依的北漂。面对北京阴沉的天空，他不禁仰天长叹：

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都很重要！

@gjl200098 10楼 2014-05-24 12:24:36
中国多了个皇帝 什么阴谋阳耄 反右打击了中华脊梁 从此中国人再无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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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回复。

我会把小说一直连载到结束。不过在我看来，单纯把反右等问题归结到某个人的品格问题是不全面的，所以我想详实地记载下整件事的发展过程，并希望给历史一个比较全面的记录。

从十四岁被迫成婚到现在，毛泽东已经度过了十一年单身生活，失去亲人之后，他和同样失去父亲的杨开慧的交往多了起来。虽然结婚要一年以后，但感情总是可以先发展的，事实上这两个人对仪式都不是很看重，因为杨开慧结婚前就怀孕了，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杨开慧，而是接触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工农联合一类思想先前也传到了长沙，但毕竟只是片言只语的报道，没有成体系的理论，而在北京，毛泽东能看到系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书籍，还发现这一理论有了具体实践的对象：俄国。

同很多年轻人一样，毛泽东很激动，因为在他看来，奔走江湖这么多年，终于找到真理了。

对一个痛心于兵祸、侵略的年青人来说，有什么比工农联合、普世平权的社会更好的前景呢？毛泽东很快就醉心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当中，而在准备确立自已的信仰时，这一年的四月，他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旅游。


按照常理，旅游是件陶冶情操的好事，可毛同学的旅游却是相当怪异，毫无章法。 当时杨开慧已经回长沙送父亲下葬了，毛泽东就一个人从北京出发，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准备好要花的钱，就这样跑到天津。没钱的时候四处游荡（准备要饭？），正好碰到一个同学，借了十块钱买了去南京的票，顺道居然跑到山东曲阜欣赏名胜古迹，又登了一趟泰山，然后才赶到南京；这时又没钱了，连鞋也被偷走，结果在火车站外又碰到一个老乡（运气真好），借钱买到鞋子和车票，改去上海。

他的目的地居然是上海。

一个屌丝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玩穷游，象没头苍蝇一样转了一圈，靠借老乡的钱侥幸过关，这是我看历史时的第一印象，而且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不少。但合上书本后，我总觉得有些事情就掩盖在迷雾之下，需要去探索或发掘，并从里面还原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游历的时候是二十七岁。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智商不算低，从他随时能借到钱来看，他的情商显然也不低。在事情非常多、非常忙的时候，突然跑去旅一场没钱的游，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历史虽然没给出明确的解释，却给出了阴森森的记录。

为一段旅游苦寻答案，因为它的后果很严重。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他四处乱转的原因。不过我们知道，毛同学旅游之前经历的事情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及接触革命理论，此后做杂志主编也一直没有脱离这几件事，而在五四之前，他刚刚放弃了出国留洋的大好机会，呆在国内说要读懂中国。

毛泽东一直认为，想要寻觅改造社会的良方，必须先弄清这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和理论，弄清它的根源和由来。在书本上想象是一回事，实地去体验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复制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至少可以复制他的经历。

行走在曲阜的孔庙，抬头就是森严的石像、石马，到处都印着孔子的痕迹，庙里还如奉至宝地藏着大批发黄的线装书，以及历朝历代的祭品文物。两千年来正是这些书本里的老迈文字构成了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统治基础，按级别一层层规定每个人该想什么、配想什么，甚至穿什么衣服、看什么戏；从皇帝到县令，从族长到小童，孔子的影响已经渗进每个角落里，整个社会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从结构到思维构成了一张纠结的大网，把所有人都死死地兜在里面。儿子不能违拗父亲，臣子必须服从君王，每个人都必须对古老的信条顶礼膜拜，在上一代的阴影中战战兢兢地长大，再死死约束自已的下一代，不让他们走出圈子一步。

虽然从理论研究来看，五四运动时“打倒孔家店”提出的很多糟粕，其实都不是孔子当时的言论，倒是后来统治者添加的思想；但毕竟是孔氏文化公司的加盟产品，他的后世子孙也在享受相关专利成果，因此给那些东西打上孔子的烙印也不算有错，而要指望孔子他老人家两千年前能有多高的觉悟，写出一本《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东西似乎也不靠谱。所以时至今日，孔子的理论跟不上形势是肯定的，他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消除，仍然在影响着每个中国人。

去完肃穆压抑的曲阜孔庙，穷得叮铛响的毛泽东又去了泰山。在这座封建帝王最高权力的象征面前，毛泽东没有一览众山小，也没有留下什么豪情壮志的诗句。没有人知道这趟山东之行有什么后果，他也很少对人说起过。

但是，结果却是知道的。

四十六年后，在一个叫中央文革的机构指使下，一个叫谭厚兰的女暴徒带着一群同伙，佩着毛泽东的像、拿着毛泽东的书，冲进曲阜的孔庙大肆打砸。它们毁掉了六千多件珍贵文物、两千多部古书，象疯子一样红着眼睛四处砸烧，甚至连孔子后代的坟也挖出来曝尸，对孔庙进行了最为严重的摧残。无论是北洋混战还是日军入侵，孔庙都始终免于难，偏偏在人民翻身作主的时候败得精光，记录着灿烂文明的历史也在这一页戛然中断，残碑碎月的背后，我依稀能看到，当年那个背包客困窘而寂寞的身影。

一九二零年五月，毛泽东经过一番游历，终于到达上海。在上海他和另一个人碰了头，这个人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将来他还要曲折地接手这个人的工作，再冤枉他、批判他几十年。

这个人必须专门介绍一下。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书生，他剑胆琴心，刚正不阿，却遭人陷害直至开除下岗，两个儿子受尽酷刑惨死屠刀（乱刀分尸砍死，蒋介石亲自下令不许收尸），国共内战多年，他是唯一一个被捕时，国共两党都幸灾乐祸的人；最后因为抗战出狱，却既不去延安当泥菩萨供着，也不接受蒋介石的资助，贫病交加死扛到底也不改一点气节，用当年明月评价陈友谅的话来说，“端的是一条好汉！”

这个人叫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一八七九年生于安徽安庆。从小他就没有父亲，只能跟着祖父修习四书五经，邻里街坊都说那是他的“白胡子老爹”。

同毛泽东一样，陈独秀也是不招人待见的孩子，一直就很顽皮，而且无论怎样打都是一声不哭，把祖父气得发狂。老头子对他的评价十分吓人，说是“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原话），而邻居的评价则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成龙成蛇还不知道，至少陈独秀成了秀才。十七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九六年，他考中了秀才，来年又进杭州的中西求是书院学习。

这个孩子要成为强盗的预言似乎是真的，因为他两年后被书院开除了，罪名是言论反清。

不能享受国家的公费教育，又没有言论自由，陈独秀当真开始了一系列造反生涯。

现在还不十分清楚陈独秀做了什么事情，总之陈独秀在当地混了两年，搞反清宣传可能有了点成效，因为他被官府盯上了，在安庆当地遭到通缉（肯定不是小事），只好逃到日本。那时去日本也没什么特别的手续，买张船票就能走人，要是象现在又是护照又要签证，档案里满是黑材料的陈秀才估计是没戏的。

陈秀才在东京先是找了家学校读书，两年后又溜回上海，帮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第二年看风声不紧，偷偷回到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次年开张了第一个反清帮会：岳王会。

陈独秀年轻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政党，所有团队都要走黑社会，连孙大总统孙中山也做过致公堂（北美黑帮）的洪棍大哥，所以开帮会立香堂并不丢人，反而是光宗耀祖的好事。陈总舵主在岳王会当了一年总会长，又被官府盯上了，呆不下去，只好再奔东京逃难，先学英语、后转早稻田大学，混到三十岁、也就是一九零九年的时候，居然化身海龟成功人士，到浙江陆军学堂当了老师。

通缉犯怎么变成了军校的公务员，实在是件搞不明白的事情，很明显陈独秀虽然是秀才，脑子却一点也不生锈。别人还把留洋当成投靠洋鬼子卖国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里面的实惠，并成功开拓出国际国内一系列人脉，可谓是造反有方。

很快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来了，清政府也狼狈下台了，陈老师凭着他的反清资历和海归名望，当了中华民国安徽省都督府首任秘书长。随着袁世凯大总统排挤国民党搞独裁，陈秘书哪里咽得下这口鸟气，当即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抓起来坐牢，第二年从号子放出来，立马再度跑到日本避难，这回总舵主不读书了，改行帮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从此人们管他叫陈独秀，而不是陈庆同。

@勤垦 18楼 2014-05-24 22:15:19
关于砸孔府的事情，我插一句：我个人认为与三号人物的考试成绩一直不好有关，三号为代表的海龟们只对西方文化感兴趣，认为东方文化全是糟粕，五四期间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者也是海龟派，倒是毛相对来说比他们喜欢中国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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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的行动是康生直接指使的，康生虽然阴毒，却十分懂得分寸，干什么、整哪个都要体查上意才会进行，连一篇《兰亭集序》的真伪问题都要毛泽东亲自过问。因此这件事的责任人应该是毛泽东。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走后门把他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第二年十二月，又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

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纵观陈总舵主的经历，就是在办报－造反-逃亡-海归再办报-再造反的圈子里打转，间或夹杂着去牢房走个过场。这种日子听上去颇为浪漫，却是一点也不舒服，尤其是穷得一塌糊涂。据记载，陈独秀混到三十来岁的生活，不过是“三餐食粥，臭虫满被”，典型的酸秀才形象，比毛泽东还不如。

但陈独秀不在乎，他有一句牛气冲天的话：“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要改观！”

这句话由他说出来，就不是吹的了。陈秀才的思想超前锋锐，办杂志不是为了钱，而是推行社会不安定因素。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通辑、被逃亡，却始终不肯放弃；而十余年努力播下的火种也没有白费，直接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绽开的思想火花，陈教授并在这场运动里光芒四射，用自已的人格为中国青年写下了光彩照人的新篇章。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号，四十一岁的北大教授陈独秀来到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号召造反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终于被当局抓捕入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文科学长居然凌空散传单宣扬造反，当即让全国人民刮目相看。陈独秀则愤愤不平地说：学来的东西就是要用的，要是天天缩在家屋，象冷血动物一样漠视社会，就不配新青年的称号！（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

并不年轻的陈教授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以天下为已任冲锋在前，所以他虽然穷困，虽然没有文凭（去北大上岗的文凭是假的，蔡元培明知有问题，但人才难得，硬是留下了他），却一直斗志不衰。第二年春天陈独秀出狱，在北京已经呆不下去，他只好去上海谋出路，这时有一个人也到了上海，声称自已是李大钊介绍来的，要找他有事情。陈独秀接待了他，很快两个人就谈得非常投机。

来找陈独秀的是个老外，叫维金斯基。他的职务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两个人谈的事情也很简单：南陈北李，建党救世。

陈独秀和李大钊从此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他们清楚地知道，将要走的那条路步步荆棘，个人会死亡，家庭会破裂，每个人都可能失掉所有。

但无论如何，国家已经如此不堪，不能再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做，也许是死，但不做，大家都一定会死。

要死，让我先大众而死。

这是先驱者的真实想法。无论后来的路是否偏离，无论奋斗的结局如何，他们的勇气与付出始终是值得敬佩的。

一九二零年五月，穷游完毕的毛泽东来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

毛泽东在北京就认识这位大领导，这趟并不是专程来看陈独秀的，而是给另一批赴法国留学的同学送行。前面说过，曾经有人劝他一块留学，却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感觉未来的答案不在法国，但是怎么才能找到实现理想的答案呢？

他来见陈独秀就是找答案的。

陈独秀很忙。远东局的维金斯基在和他讨论如何建党，他只能抽时间见毛泽东，顺便送几本社会主义的书做启蒙，鼓励毛泽东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然，毛泽东眼前的第一步不是入党，而是考虑到哪里吃饭。

陈独秀自已都穷得要命，自然不可能给毛泽东发工资。可怜的毛老师东转西转，只找到一家洗衣店当小工，月薪十二元，扣掉坐车的费用后，只剩下区区四块钱。

毛泽东当然不是为这四块钱呆在上海的。他来上海之前已经和人联系过，打算试验一种叫改良社会主义的东西，具体做法是同几个朋友合租一处房子，在里面过所谓工读团的生活，一同上班、一同吃饭、一同看书。

无情的事实证明，生活不是生产线，大家各有各的性格，划不进统一的框框里。很快工读团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只能散伙，毛泽东的第一次社会试验也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正所谓有失必有得，虽然毛泽东丢了工作、散了工读团，却得到一个意外的大收获，足足让他舒服了好些年。

当湖南的驱张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正在信心满满地跃跃欲试，打算把张敬尧赶走，自已做湖南王。

想赶走张坏蛋的人很多，其中最得力的是前任湖南都督谭延闿，而谭都督手下最得力的师长叫赵恒惕。对谭都督来说，赶走张敬尧不仅要靠枪杆子，还要有中央政府点头才行，否则张大帅找到中央做靠山，上面派兵干涉的话，自已仍然讨不了好去。

北洋政府虽然是一帮军阀，但军阀也是讲关系义气的，要在湖南做草头王，就必须让领导同意张敬尧走人。因此除了舞刀弄枪之外，谭延闿和赵恒惕还需要在北京搞点高层公关的活动，他们选中的帮手是多年相交的老朋友、知名学者章士钊。

作为那时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著名政治活动家，章士钊早些年里一直搞反清活动，跟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是战友，还在讨伐袁世凯时当过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军务院秘书长。章秘书长对张敬尧没有好感，却是谭延闿等人的老战友、老同事，自然很痛快就答应了下来。

跑关系是要讲人情的，谭延闿十分慷慨地给了一大笔经费，让章士钊看情况随便花，相机行事。

谭督军出手大方，章士钊也不含糊。拿到钱后，章士钊立刻四处走动，琢磨如何制造张军阀的不利舆论、协调各方面活动，这时有人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他面前：毛泽东。

说起来章士钊实在是关系广博，不光是谭延闿的朋友，也是杨昌济的好朋友，毛泽东则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兼女婿。杨教授虽然逝世了，生前却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希望老朋友能帮忙资助留学生勤工俭学的事情，看到一脸英气的毛泽东和故友的信，章士钊顿时有了主意。

对于留学法国，章士钊并没有太多钱去资助，但毛泽东既然是驱张运动的代表，自然可以用另一个名义去帮忙，也不算辜负故友的期盼，章士钊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钱我有，不过是办另一件事，你有兴趣吗？

毛泽东也笑了。对付张敬尧这种混蛋，他当然有兴趣。

章士钊点了点头，然后把谭延闿的钱交给他：两万大洋。

拿到钱的时候，毛泽东吓了一跳。两万块大洋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堂堂北洋火柴厂当年筹建的时候，股本金也不过两万，月薪十二块的毛泽东突然多出这笔钱，等于一夜变成百万富翁。当然毛泽东也知道，军阀的钱不是好拿的，虽然章士钊给钱的名义是资助留学，但如果不在驱张运动里弄出点成绩，肯定有人不会放过自已，甚至可能连累章士钊，毕竟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一点事不办，似乎也说不过去。

正当毛泽东手握两万大洋存折、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从湖南传来好消息：张敬尧倒台了。

这一年的六月底，湖南地方系军阀谭延闿成功赶走张敬尧，成为新一任湖南王（很快又被手下的赵恒惕赶走），北京的中央政府果然心平气和，没有说一个不字。谭延闿开开心心地当上了湖南督军，在上海洗衣店混日子的毛泽东也兴高采烈地回了长沙。谭督军当然不会小气兮兮地找章士钊要回那点钱，而且对同一立场的小兄弟还十分够意思，大手一挥给了毛泽东一份校长的工作（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不久又聘他做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班主任。

一个中专毕业生，赤手空拳地掺和到军阀混战里头，平白无故发了两万大洋横财，还捞到一个校长的职务，也就算是成功人士了。十年以前，毛泽东强行离家、跑到县城里读小学，受尽同学白眼；十年后，他凭着小小的中专学历，空手套白狼地当上小学校长、中学班主任，手握两万大洋巨款，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满，毛大爹九泉有知，也该欣慰地咧开嘴笑上一场：他家石三伢子终于出息了。

从流行的成功学角度来看，毛校长的前程非常远大，他应该和军阀们搞好关系，成为一个人脉深厚的所谓专家，学术政治两不误，甚至有兴趣的话混入军政界，弄个幕僚来干干也可以。总之多求进步、努力上爬，只要马屁拍到了位，自然金钱大把、美女如云，这辈子的人生价值就算是超额实现了。

毛泽东不是不懂享受生活的人。做校长的薪水特别高，他于是找了个月租十二块钱的大房子，体体面面地接回了杨开慧，开始逍遥的二人世界：孤零零地漂了这么多年，终于能享受一把，兄弟我不容易啊！

有钱实在好办事，毛校长又是喜欢折腾的人，很快开了一家书社，大量卖有关俄国革命的书，并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依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建立团组织。

有钱、有权、有书社，讲的话也有人听，毛泽东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逍遥过。

手上有书社和杂志社，身边有一群人围着讲马列主义，当校长的薪水又高；老爹逝世后，毛泽东在家里是长男，无形中他就是新的家长，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在家里都有讲得起话的资本。毛泽东立刻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三弟泽覃去另一个中学读书，还把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准备来个全家革命，拚出一个新中国。

@寒鸦已死 25楼 2014-05-25 20:49:53
友情帮顶^ ^
喝多了,改日再看.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真诚祝福楼主.愿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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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是从前哪位朋友啊，十年时间里我一直在读书，想明白中国是怎样一回事，这是我的读书笔记。

@heheisnoob 30楼 2014-05-25 23:47:52
支持，lz是在留园首发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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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那边国内的朋友看不到，所以发过来，这里卧虎藏龙，可以听到更多的意见。

很快到了六月，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一步步干着，他手上已经有三十九名团员了。这个月月底，有人告诉他一件事：开会。

这个会不是一般的会，而是决定建党的会。换句话说，参加会议的人要决定建立自已的政党，从此拥有自已的组织，他们将以全新的身份活动。

对毛泽东来说，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他马上同何叔衡去上海，在那里见到了其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本来要让陈独秀主持大会的，但是陈教授在广州太忙，李大钊也赶不过来，只能让包惠僧代他张罗，由张国焘任主席主持。来开会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毛泽东资历太浅，只能发挥他图书登记的特长，做一个不显眼的会议记录员。

从正史上看，这是一次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获得了一致的意见，进行了广泛的拥护，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光辉正确的解放之路，并在后来每年举办活动，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

正史永远很丰满，现实也总是很骨感。六月的上海热得要命，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们闷在小小的房间里，一面相互认识，一面讨论中国革命到底是马上组织城市工人暴动，还是渐进式教育工人，最要命的是革命活动已经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所以他们时不时还要小心租界的侦探。

拿一种没实践过的主义开研讨会，搞改变社会的纸上谈兵，俄国的代表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怎么在中国实施，加上天气热得吓人，实在是件为难的事情。更为难的是开会的十三个代表根本做不了什么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由共产国际同缺席的李大钊、陈独秀决定，甚至洋气的陈公博心思根本没花在开会上，而是同新婚的妻子四处游乐。

一群南腔北调的人，一种莫名其妙的主义，加上几个需要翻译的外国朋友、时不时出没的租界探子，这种会开得无比头痛。毛泽东六月底就到了上海，七月二十三号代表们才全部聚齐，在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开会，房间又小又热，汗臭熏天。“大”会开到三十号，终于租界警察也产生了怀疑，开始上门拜访，一群活动家只好集体出逃，坐火车去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最惊险的是临转移的时候，开会的陈公博夫妻遭到跟踪，费了好大劲才摆脱，看到这么危险干脆不去开会了，此后也一直自由散漫，终于在一九二三年被开除出党。

虽然经历很曲折，但是毛泽东很高兴。冒险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稀奇事，而且去嘉兴的路上还多了个伴：湖南留学的老相识萧瑜正好从法国回来，两个死党有机会坐下来一块聊天。毛泽东力劝萧瑜也参加会议，不过萧瑜显然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意义的大事，反而说自己没兴趣参加，只记得开会那天毛泽东回来得很晚，什么都没说就睡下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从此两个关系很铁的湖南才子分道扬镳，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对毛泽东和所有人来说，在南湖开会都是件舒服的事。船上很凉快，还有各种东西吃，大家一面尝鲜鱼，一面在凉风中谈天，喝着清茶定下了几件大事：他们要建的党叫中国共产党，经过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党的中央局，由陈独秀当书记，决定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不管开会的十三个代表将来各走怎样的路，他们都是在年轻有前途的时候，怀着社会责任和信念去冒险和奉献的，所以我认为，应该记下他们的名字来，作为当年努力和决心的尊重：

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