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冷笑一声，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接着说：
“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刘少奇此时再也忍不住。他不完全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他是有底线的人，他的钢性埋在骨子里。他顶撞说：
“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讨论并请示主席同意了的，说工作组有缺点可以，但不能说是镇压学生运动，更不能说是反革命。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他所说的“五条不怕”，就是毛泽东一直提倡的，为了坚持真理，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发扬“五不怕”精神，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而歌文革小组。”博古通今的毛泽东接着说。
毛泽东引经据典的讲话虽然深奥了些，但有内涵有深意，直接关系到在场许多人的命运，大家都竖着耳朵听。他接着说：
“中央许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毛泽东说着把话题一转，谈到了工作组：
“统治阶级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说。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站了起来，一只手叉腰，越说越激动。他又从前清讲到民国，讲镇压学生运动的事。毛泽东觉得刘少奇是为了扼杀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他作对。
毛泽东的大声指责，使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开口。会场一时沉默。
“中国有这么大的地盘，还有几百万军队，我们不用怕牛鬼蛇神。”叶剑英说。
他说这个话为了打破僵局，为毛刘双方开脱。
毛泽东回头看叶剑英一眼，用坚决的语气说：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
毛泽东草草地宣布会议结束，第一个气冲冲地走出会场。
刘少奇走在最后面。他故意落在最后，和别人拉开距离。他觉得他已经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不想连累别人。
刘少奇到家，王光美问他开会的情况，他简单地讲了一下。他必须讲，因为王光美是他的秘书，好让她出去时注意自己的言行。王光美搂着他的脖子默默地流泪。好一会儿，她带着哭音说：
“我们真的犯了错误了吗？”

“工作组在工作时出了一些问题，但我认为派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毛主席会原谅我们吗？”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都是从工作出发嘛。我相信，水清鱼现，到时候毛主席看到撤出工作组的后果，一定会有和现在不同的看法的。”
在饭桌上，一家人谁也没有说话。刘少奇的二女儿刘涛突然放下饭碗说：
“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毛主席呢？我们盼着你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
说着，刘涛到了自己的房间。
刘涛是刘少奇的前妻王前所生。王前和刘少奇离婚时，把年仅3岁的女儿刘涛和年仅1岁的儿子刘允真给了刘少奇。刘涛现在二十二岁，就读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现在被蒯大富吸纳为红卫兵头头。刚才父母在房间里的谈话，她和几个兄妹已经约略听到了。
其他子女都没有声响，但是他们的眼里都透露着忧郁。
刘少奇一共有九个子女，除了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少奇和他的烈士妻子何葆贞生有二男一女，他和王光美生有一男三女。王光美都视如己出。而比较而言，她又特别偏爱刘涛。在她看来，她从小长得最聪明，言行特别伶俐，又长得特别漂亮。王光美现年四十五岁，她最大的儿子仅比她小四岁，最大的女儿仅比她小六岁，而她自己生的小女儿还只有四岁。
刘少奇微微笑着，故意用轻松的语气说：
“你们放心吧，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他觉得他在子女面前只能这样说。
毛泽东回到一一八厅，半躺在床上，一肚子的恼火。他从刘少奇的话里听到了顽抗，而且还说了“五条不怕”。这不是在说他要和他斗到底吗？而且，他在抨击刘少奇的时候，竟没有一个常委站出来帮他说话！除了文革委员，多数常委和被扩进来的书记处书记在会上持观望态度，有的人不支声就是因为倾向刘少奇。看来问题是很严重了，刘少奇和他的追随者反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这样不可忍的地步，很多人竟熟视无睹！
这天晚上，毛泽东没有看书。他总在思考。现在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必须发动全党全国人民，让全党全国人民目标明确地进攻。
到第二天凌晨一点的时候，他下床，走到书桌旁。他在书桌上找着什么，年轻的女服务员问他找什么，他说要纸。原来纸用完了，服务员说要去买，其实她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哪里能买到。毛泽东说“不用”，就从笔筒里拿过一支铅笔来，坐下来，在桌上的一张《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写起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第二天凌晨，毛泽东叫秘书徐业夫誊清。誊清后，毛泽东又看了一遍，在“形左实右”的“左”的前后加上引号。
毛泽东准备将他的大字报作为大会文件发到与会者手中。毛泽东既然觉得中央在他之外有个“司令部”，自然他的对手不可小觑。这张大字报下去，那个“司令部”又会作何动作呢？会群起而攻之反对他吗？会真的拉山头搞政变对付他吗？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使毛泽东对做任何事都不麻痹大意，他必须稳打稳扎。他必须在将他的大字报发下去前做到万无一失。他叫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周恩来，叫他通知空军司令吴法宪，叫吴法宪亲自派专机把在大连养病的掌握着兵权的林彪和他老婆叶群接来。徐业夫告诉周恩来，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这件事必须保密。同时，徐业夫按毛泽东的旨意，向周恩来披露了毛泽东的大字报，并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些话。
周恩来立刻打电话给吴法宪，并再三叮嘱吴法宪：
“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
周恩来打算放下电话时，又告诉吴法宪，飞机返回北京西郊降落的时间，要直接报告他。其他的人，除了吴法宪可以去接外，都不要去。
毛泽东是不是怕打草惊蛇？是不是怕被他的敌人先下手为强？假如当时有人知道毛泽东接林彪过来的用意，一定会以为他是小题大做，甚至会说他紧张得神经过敏，但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确实以为刘少奇非常强大，觉得刘少奇一直在一线工作，已到处都是他的党徒，他的势力已累成一座高山。
飞机从早上出发，到十点半左右已从大连回来降落到了北京西郊机场。这时，周恩来和吴法宪已经在机场接机了。
飞机滑到跑道的北端停下，没有按惯例进入停机坪。周恩来就直接登机去见林彪。
这时，汪东兴也到了。他是毛泽东直接派来接林彪的。他也上了飞机。
吴法宪在飞机下就像个望风的哨兵。一会儿，飞机里的人下来了，只听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主席哪里去？林彪点了点头。周恩来又对林彪说，天气很热，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已经按主席的指示作了准备，装了空调，放了家具，是不是住在那里？林彪又点点头。吴法宪见到林彪，就像见到父亲一样亲切、温暖，想打个招呼，但见林彪一脸严肃，也就不敢上前搭话，只和叶群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叶群回应吴法宪的招呼后，就和他走在最后，一边扯闲话。叶群说，毛主席和江青同志都同意把他们的女儿李纳放到《解放军报》报社去当记者。
“主席信任我们解放军，才把女儿送到《解放军报》报社，我们一定要把她培养好，才不辜负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一片心意。”叶群说。
大家各自上了轿车。

林彪和叶群被周恩来和汪东兴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一一八厅觐见了毛泽东后，周总理把他们送到了浙江厅。这里果然被装饰得堂皇而温馨，远胜过一一八厅。
但叶群丝毫兴奋不起来。原来，在大连海边那幢小洋楼里，当他们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告诉他们毛主席叫他们速来北京，并对他们说“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存谁亡的关键时刻’”的时候，叶群正为一件事烦愁着。虽然她明白毛泽东又像庐山会议一样要重用林彪，要林彪赤膊上阵，她为此高兴，但同时，她心头的结却更大了。
叶群在为什么事烦愁？原来，江青收到毛泽东经过滴水洞思考后写给她的那封信后，先秘密给江青自己的亲信们看了，后来江青又请示毛泽东，是不是应该在高层部分人中内部传阅。江青根据自己直来直去的思维，用意直捷：一是有警示作用，告戒林彪，不能无法无天，主席对一切都很清楚；二是在高层中抬高自己的地位，为自己以后进入高层作铺垫。她把第一点用意同毛泽东讲了，毛泽东以为是，竟同意了。这封信传阅到林彪那里，林彪惊出了一身冷汗。慌忙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自己是在红军时期由毛泽东亲自培养起来的干部，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林彪，从战争时候到现在，他对毛泽东最忠心，无限敬仰毛泽东，他以前所说的包括“五一八讲话”都是肺腑之言，“我林彪永远是主席的好学生，对主席永无二心”。毛泽东没有回信。后来叶群向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听，要徐业夫有机会时问问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后的想法。过了几天，徐业夫有了回音，说毛主席看了信，觉得很满意。但叶群到底不放心，觉得这封信会给他们留有后患，会授人以柄。然而她又不敢再叫林彪跟毛泽东去罗唆。林彪呢，既然事情在了，又非人力所能为了，也就放开。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不然他凭什么指挥千军万马？他便一改平时沉默寡言的习惯，安慰叶群，说毛泽东在信中不过是：一，说他林彪讲政变问题，说这个问题，像他林彪“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仅此而已。即使毛泽东真的存有疑虑甚至不安，他也会慢慢让他消除的。他有把握。二，说他林彪歌颂他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的谦虚，假谦虚，你不相信，他以后再说他好话，看他来不来阻止。再说，借助钟馗打鬼其实也没有错，我们就是要借助毛泽东思想打鬼，打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鬼。听了林彪的话，叶群的包袱放下了一半。不过，这天林彪口述他的日记叫她记录，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话，这让她又想到那个定时炸弹──那封信。她便又念叨起来。她一烦，也使得林彪的情绪低落起来。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周恩来的保密电话。
叶群觉得，要是有这封信在，以后林彪难免会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在浙江厅坐了一会儿，疲劳一消除，叶群的思维活跃起来。她想到了那个罗长子，想到了她到杭州去找毛泽东做成的那笔交易，那么，现在毛泽东正是要用林彪的时候……
在林彪躺下休息后，叶群起身出门向一一八厅方向走。她觉得又应该是她出马的时候了。但是当快走到一一八厅的时候，她又转身走了回来。
长期的斗争实践，也让叶群变得老练了。她觉得毛泽东刚把林彪接到北京，她就去找他提出要求，难免有要挟之嫌。既然毛泽东这样倚重林彪，来日方长，还是待以后慢慢来为好。而且她看到一一八厅的大门已经关上，窗户也放下了那绿色厚重的帘子，想来毛泽东已经休息。
这时，毛泽东确实已经休息。这已经过了他的休息时间。他刚才没有睡不过是在等林彪，见林彪按时到，他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毛泽东嘱咐把大字报发向大会。

在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的心目中，这是一颗“炮打”的核弹头！在共产党内有一个“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司令部”，大家比听到核武器的爆炸声还要震惊！
会议于是转为批判刘少奇。
毛泽东在一一八厅，和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一样，看着不断送来的会议简报，密切注意着会议的动向，注意着参加会议的人的动向。
大会先是分组批判，最后集中总结。到集中总结时，由刘少奇先进行检讨。刘少奇说，他看到毛泽东的大字报为之震惊。他觉得在中央没有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他 “从来没有搞背后活动”，即使他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是“好心做坏事”。
林彪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和以前一样，他没有发言稿，只在纸上写几个词语。林彪说：
“我没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能。考察干部，三条办法。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特别是第一条，要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的重点。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不这样，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覆活动的就是他们。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我们要弄得天翻地覆，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我们要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北京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毛主席开始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了，我们要冲锋陷阵，抢占敌人的高地，最后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地盘夺过来。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能。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思想革命不是一个大运动能彻底解决的，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一种人拼命学毛泽东思想。有的人学得好，挨打击，因为罗瑞卿、陆定一那一帮人上边还有根子，他们反对学毛泽东思想，他们污蔑学毛蓍像吃宣威火腿，天天吃就腻了，污蔑立竿见影，说没有太阳，就见不到影子，甚至恶毒攻击，胡说什么现在学毛蓍好的人将来打起仗来，都是汉奸叛徒。这些黑帮对毛泽东思想充满了敌视、仇恨。一种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斗争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全票。”
林彪果然继续“吹”毛泽东。林彪确实聪明，他过去精于打仗，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十大元帅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七岁，他年龄最小，只有四十九岁，毛泽东称林彪为“少帅”。现在，他长期蛰居幽室，除了精心研究中医的医身之术，对人的心理也颇有研究。他觉得毛泽东说他“吹”他，毕竟是写给江青看的，世界上哪个人不喜欢听好话？而且，最重要的，他不能言行前后不一贯，只有前后一贯，才能表现他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出于真心。还有，毛泽东对他的好话是怎么说的？说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说是“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在林彪看来，这不是装小娘腔又是什么？

林彪觉得他对毛泽东早就看透了。他在一本《学文化辞典》中"个人崇拜"的条目旁，曾写下了他心目中的毛泽东：“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事情果如林彪所料，第二天，毛泽东就下令，把他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作为大会文件发到与会者的每个人手中学习。那就是说，他林彪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甜言密语在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正式确认。林彪心里发笑，毛泽东对江青的信因他的“五一八讲话”而起，好象他是多么反感他的“五一八讲话”，结果作为中央全会文件发向全党。
把林彪的讲话印发中央全会还是第一次。吴法宪、李作鹏到浙江厅祝贺。一向深沉的林彪当着吴法宪和李作鹏的面对着叶群口里崩出了两个字：
“看看！”
吴法宪和李作鹏见他们的恩人这样高兴，自然也高兴，其实他没有全部理解林彪说这个话的含义。
林彪当然是让叶群放心那封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叶群便佩服丈夫有先见之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也当作文件了，叶群觉得，现在正是去处理那封信的时机。这次，她不贸然去闯一一八厅，而是先打电话给徐业夫，先来个投石问路。她对徐业夫说：
“请徐秘书转告一下主席，林总这几天总是睡不着觉，他对主席最忠心，没有主席，就没有他101。他评价主席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他对主席绝无二心。”
徐业夫把叶群的话对毛泽东说了。毛泽东知道她是对那封信不放心，怕给林彪以后带来不好的影响。毛泽东对把自己的信毁掉觉得有点不妥，何况高层中很多人看了，便对徐业夫说：
“借钟馗打鬼没有错嘛。我们就是要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
徐业夫把毛泽东的回答告诉叶群，叶群听了，和林彪对她的安慰一致，但这并不能消除她的顾虑。毛泽东现在正是用林彪的时候，现在这封信不毁掉，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她对徐业夫说：
“你转告主席，就是我叶群担心的是林总的身体。现在她的身体是每况愈下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再不能像七千人大会上那样能作几个钟头的报告了。”
徐业夫便对毛泽东说：
“看来林帅还是有顾虑。叶秘书说他想这件事，影响了身体和工作。”
毛泽东便对徐业夫说：
“那就烧了吧。”
徐业夫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叫叶秘书自己去找江青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
叶群接到徐业夫的电话后，在会议休息时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室找到江青。叶群对她说：
“林总对那封信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
既然是毛泽东说的，江青也只好执行。这时，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正好进来，江青便说：“那就烧了吧。由戚本禹给我们作证。免得以后万一说不清楚。”
三个人驱车到中南海丰泽园。走进菊香书屋江青的住处，江青从卧房的保险柜里拿出毛泽东的信来，叫服务员寻出一盒火柴来，三个人就到了天井里。
戚本禹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江青给他说了个理由，就把信和火柴给他，叫他烧掉。戚本禹拿着信，手发抖，火柴棒在火柴盒上擦了好几次才擦着。他的眼睛总想往信纸上溜，但又不敢溜，怕看了内容以后惹麻烦。
火灭掉了，叶群见还有一只信纸角没烧掉，便拿过戚本禹手中的火柴，又把它点燃。
待它燃完，叶群感激地双手握了握江青的手，告辞着离去。
突然一阵风吹来，信纸的灰片向着天空扶摇直上。江青有点失落，后悔没有把信抄下一份。但她忽然想到周恩来在传阅到他时曾打电话来，告诉她他将抄下一份。平时，细心的周恩来总是把毛泽东的重要批件抄下一份保存在他自己那里的，以便自己在工作中能不折不扣地按毛泽东的指示、意图和思想办事。江青便决定有空时向周恩来借来抄件，自己也抄一份下来。
林彪的发言让强势的毛泽东更加强势。八月八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说：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能。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
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报喜和欢呼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市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涌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祝贺。
八月十日晚七时十五分，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满怀激情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出现在眼前，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全身的血液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主席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同他握握手。毛泽东招着手不停地说：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毛泽东被群众簇拥着登上了接待站讲台上。他在讲台上操着地道的湖南腔大声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颤音，响彻在空中，带来了回音。群众欢呼起来，像潮水般涌动着，激动万分。
群众接待站的锣鼓声、鞭炮声以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令不远处居住在中南海的很多人也怦怦心跳。
刘少奇就是心跳得最厉害中的一个。他觉得自己以及和自己思想一致的人大势已去。他看到，毛泽东这次搞运动已是势不可挡，而且很多都是冲着他来的，最令他寒心的是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中提到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原来毛泽东现在反对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并不是因为这次文化大革命，他早记恨于他。一九六二年他为了人民的疾苦力挽狂澜，纠正冒进的大跃进路线，在经济、文化方面实行“调整、恢复、宽松”等务实路线，他现在竟斥之为“右倾”！他毛泽东当时在“七千人大会”上也认错了，原来他是被他逼的，他心里并不以为错！还记恨他！一九六四年两人又有了“主要矛盾”之争……看来，毛泽东现在是新帐老帐一起算了！
这天，刘少奇走向一一八厅。他瘦得颧骨高凸，步伐显得沉重。
毛泽东靠在床上看书。刘少奇本来想作个笑脸，但他作不出。他想语气缓和地说话，但他说不出，于是用一副看起来严肃的哭脸，用锅子里炒着的罗汉豆一样生硬的语气说：
“主席，共产党员能上能下，我也可以下去。让我到地方去工作，也好作些调查工作。”
毛泽东抬起头来，看了看他，又把头低下看向书本，一边说：
“你可以稍稍下去一点点，不要下去那么多。”
八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大的改组。在政治局常委中，林彪的名字紧排在毛泽东之后，居第二位。刘少奇的名字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这就是毛泽东的“稍稍下去一点点，不要下去那么多”。毛泽东能文能武，深知“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道理。何况现在舆论已经造就，群众已经发动，中央的权力已经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已经是“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池”只是时间问题。而最重要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按照他的设想，是“自下而上的运动”，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由群众来打倒他们，群众在打倒他们的同时，自身也受到教育，这样这场运动才能起到浩荡乾坤的作用。

陈伯达、康生在这次中央机构大改组中也进了政治局常委。特别是陈伯达，原来连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因为毛泽东在大字报中说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连升二级。
同一天，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专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章，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到的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吹”他的令他反感的词句经毛泽东同意被原封不动地搬了进去：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大会在同一天闭幕。毛泽东闭幕式上讲了话。毛泽东说：
“这回组织有些改变，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

十一　毛泽东神圣大检阅　红司令扶正红卫兵

那天毛泽东在接待站接见群众后，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回到一一八厅，他对徐业夫说，叫周恩来做准备，开完了大会后，他将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原来，毛泽东得到了一个启示：他在群众中有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威望，直接与群众见面并发出指示，可以迅速掀起运动的高潮。
周恩来准备在八月十八日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布置一个“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日子。
午夜刚过不久，夜空淡蓝色一片，这里那里，有一、二点星星闪烁着。北京城已经苏醒，到处响起了红卫兵的笑声、歌声和喊叫声。一队队红卫兵扛着红旗，举着毛泽东像，向天安门广场行进。一辆辆军车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们运向天安门广场。队列和汽车源源不断，锣鼓响起来了，口号呼起来了，东方的天空也露出了鱼肚白。

天安门广场金水桥两侧由五千名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组成人墙；在他们前面是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警戒线；警戒线之外，分别是北京东城西城区的八十万红卫兵方队；再往后，是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外省红卫兵。
红卫兵们每人手里握着红宝书，臂上戴着鲜艳夺目的红卫兵袖章。红旗如林，猎猎作响。红宝书，红袖章，红旗，连成一片红海洋。在如林的红旗中，是一个个毛泽东像，有的是一个人举的，有的是几个人抬的，有的是纸像，有的是石膏塑的……广场四周，各种标语令人目不暇接：“毛主席万岁！”、“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当东方第一缕阳光射向碧空的时候。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四十万平方米的广场已经盛不下了，人群向东西长安街两头溢出，人们涌动着，攒动着，期盼与等待那一幸福时刻的到来。大约五点，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金水桥附近的红卫兵起了一阵骚动，那边的红卫兵高举起手中的红宝书，爆发出一阵“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于是，如一阵浪涌来，全广场的人都举起了红宝书，“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原来，毛泽东一行人正走向通往天安门城楼的金水桥。


毛泽东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军帽上一颗红五星闪闪发光。他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听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似乎是克制不住一时的激动，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群众队伍之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群众招手致意。人们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揩着眼泪。
大会定于七点半开始，现在还有二个半小时，但毛泽东带着大家踏上了通往天安门城楼的电梯。
毛泽东到天安门城楼一露身，底下的红海洋立刻涌动起来，欢呼声响彻天空。
虽然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但各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改组排名，分别站在毛泽东两边。紧贴毛泽东左边站着的是林彪，右家是周恩来，排名的先后，决定着各常委和毛泽东所站距离远近。
这个排列等于向全世界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结果，说明了中央在人事上的重要变动。

刘少奇悄无声息地站到了他的位置上。
其他中央干部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也陆续分立到了两边。
毛泽东把帽子摘在手上，向城楼下挥手。但站下不久，他又突然走下楼去。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他是太激动了。他要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亲密接触。他又来到群众中，和大家握手。这次搞警卫工作的人没有准备，毛泽东迅速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后面的人拥上来，要看他们的红司令，想和毛泽东握手。随时会出现毛泽东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警卫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毛泽东安全地返回天安门城楼。
城楼上下，气氛反差很大，简直是两重天。城楼下是沸腾的海洋，城楼上是半阴半晴的天空──几人欢乐几人愁。红卫兵们的欢腾不能改变邓小平、贺龙等一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当然最忧闷的是刘少奇。他不言不语。
周总理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也为了实现毛泽东要和红卫兵亲密接触的愿望，想出了一个招数，他决定组织一千五百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以调节气氛。报请毛主席同意后，他立即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去组织实施。一会儿，一千五百名红卫兵代表被傅崇碧带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些红卫兵代表大多数来自清华、北大、北航、清华附中等这样的名头甚响亮的高、中等学府。周恩来把他们组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接见。

周恩来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主席接见时的注意事项，接着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他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之后他陪同毛泽东接见这些红卫兵代表。红卫兵代表立即欢呼雀跃，山呼万岁，城楼上的沉闷气氛立刻被打破了，像大海把浪花卷到岸上一样，城楼下的欢腾也到了城楼上。
这一千五百名红卫兵，在受到毛泽东接见后，他们的欲望更高了，谁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周总理也指挥不了他们了，方队乱了阵，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平台乱串。毛泽东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他们围住毛泽东，拿着钢笔和红宝书，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笔和红宝书，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这下可好，红卫兵代表蜂拥而至。周恩来怕毛泽东累，连忙叫警卫们护拥毛泽东进城楼正厅歇息。红卫兵们就找其他人去签名。最多的是到江青和林彪那里。
江青当然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爱屋及乌，而林彪，他们已经知道他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旋即被毛泽东提名选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内定的接班人，原来的其他副主席将被改为常委。这些大多数来自北京城名校的精英消息灵通，他们甚至听说毛主席之所以安排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选出，是经过考虑的，他怕在大会上有资产阶级当权派提出反对，引起混乱，甚至引起党内大裂变。
所以，到叶群那里索取签名的也很多了。可惜今天叶群满腹怨气。原因是今天大多数人和毛泽东一致，穿上了绿军装，而她没能穿上。一些红卫兵到她那里签名时，她把警卫处处长叫到跟前对他说：
“你看，别的军委副主席今天都穿军装，就贺龙跟我过不去，昨天还特别通知了一回，他还是不送军装过来。很多人跟林副主席（指军委副主席）写信，揭发了他很多问题，真是可怕……”
叶群念念不忘和贺龙夫人薛明的过节，更为重要的，军委中，罗瑞卿下台后，数贺龙是最不跟林彪走的。
叶群的话有假。她根本没有通知过贺龙送军装。因为毛泽东要穿军装接见红卫兵，也是昨天半夜才提出来的。和以往一样，他整夜没有睡觉。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好不容易才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找到适合他穿的军装。秘书把毛泽东要穿军装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通知了文革小组。他没有通知林彪和其他军委副主席，因为他们本来就会是穿军装上城楼检阅台的。
叶群只是因为没有穿上军装发脾气。她觉得没能和毛泽东一样穿上军装，就不能在一百二十多万群众面前显示她对毛泽东的紧跟，显示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显示她和毛泽东一样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战斗的决心，她觉得丢脸。还有，毛泽东今天穿上了军装，她觉得今天江青穿着军装显得特别英姿飒爽，本来她也会有这样的“不爱红妆爱武装”的英姿，现在让江青独擅其美了。
现在红卫兵中穿一身军装是一种革命的表现，是一种时髦，想不到这种时髦也传到了中央干部里来了。
毛泽东去休息了，其他人还本分地站着。有一群红卫兵到康生那里求签名时，康生正左顾右盼。谁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不但进了政治局常委，而且排名比刘少奇前一位，排在邓小平之后。刘邓一前一后夹着他，总令他不舒服。现在，邓小平和他站在相同的位置，只是邓小平在毛泽东位置的左边，他在右边。他的边上站着刘少奇。刘少奇站着，纯粹是一段木头，而且是一段干枯的木头。康生不屑于同他说话。不要说同情，他还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毛泽东曾对他和文革小组的人说：“有人是僵而不死，有了机会之后还会反扑过来。”更何况刘少奇还只是受到批判，职务还没有撤销，他还是国家主席。有刘邓在，他康生的天地就小。而且现在他康生也必须一竿子捅到底将刘少奇打死，谁不知道他康生是文革的有力的推波助澜者，如果刘少奇还继续在台上，他以后会放过自己？
康生拿过一个红卫兵代表递上来的语录本，一边签名，一边问他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说他是南开大学的。
“你们红卫兵要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啊!” 康生说。
“是的，红卫兵将永远紧跟。康老，下一步该如何搞法呀?”
“深入!深入!文化大革命要深入下去!”康生看了一眼刘少奇，“这里太挤了，来，到那边去签去！”
“怎么深入呀?”红卫兵们边走边问。
“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
“如何查呢？”红卫兵们又问。
“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
“人家让我们查吗？”

“我给你们写个条子，谁敢不让！”康生说着，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写道：
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
康生
8月18日
红卫兵们欢欣鼓舞。他们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抓叛徒特务上将比其他学校先走一步。他们现在还得先保密，等干出成就来再向别校介绍他们的先进经验，从而成为各校学校红卫兵学习的榜样。
到刘少奇处求签名的也有，但不多。刘少奇站得累了，就进城楼正厅去歇息。毛泽东这天是太激动了，也太看重这次接见了，这么早就要到天安门城楼上来，其他人也只得跟着他这么早过来。刘少奇要进正厅时，看到林彪和毛泽东都在里面，毛泽东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林彪坐在毛泽东旁边，刘少奇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从他们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他和林彪、毛泽东相距不到二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也没有招手或点头示意。
终于到了七点三十分。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在最强的鼓声之后，广场上所有的喇叭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奏响，《东方红》乐曲从广场上无数个高音嗽叭里响起。广场上的红海洋又涌动起来。但马上，那涌动又停止了，从城楼上看下去，似乎是天倒过来了，一双双眼睛，就像一片密密麻麻的星星，钉在红霞满天的天空中。

毛泽东在一个女红卫兵的陪伴下，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广场上又沸腾起来。喇叭里喊起了一个女高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顷刻间，广场上地动山摇，口号声震天撼地。
毛泽东再次脱帽向城楼下挥手。
等所有的人按自己的位置站好了，陈伯达宣布大会开始。
首先由林彪讲话。林彪这次是写了发言稿，而且发言稿经毛泽东审阅。林彪特有拉长的音调在空气中回荡：
“同志们，同学们：
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
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
检阅台前林彪讲着话，在他的斜后方，在城楼的东平台上，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代表正密谋一个大胆的计划，她们一直苦于自己没有能像清华附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的红卫兵那样有出色的表现，刚才她们中有人来说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得到了康生的一个什么字条，她们讨论的结果有了一个自己的创意，她们认为，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她们北师大女子附中就创造了一个奇迹，她们不但再不用在清华附中等红卫兵面前抬不起头来，全中国的红卫兵都将对她们刮目相看，而且，要是实现这个计划，对于红卫兵本身将意义非凡，红卫兵将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中确立崇高的地位。
这个计划就是让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
几个女学生小声商量着。谁去给毛主席戴上？谁也想去，又谁也不敢去。谁也想去，因为假如事情成功了，是多么光荣的事！谁也不敢去，因为怎么能这样唐突地去请求伟大领袖？会不会对毛主席不尊重？会不会有政治问题？
这个时候，一个皮肤白晰的瘦弱的高三年级的女红卫兵代表站了出来，她扶了扶眼镜，说：
“我去！”
大家同意她去。同意的最主要理由是因为她是团员，在她入团时大家就知道她的家庭出身没有问题。
那瘦弱的女同学既然决定去了，便有点迫不及待，她正了正绿色军装的领子，拉一拉军装下摆，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有人站出来阻止她，说要等到林副主席讲话结束后才能去。
林彪的声音响彻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就能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最近中央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订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们一定要坚决按照这个决定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要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右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是个长期的任务。这中间有大战役，有小战役，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要一直打到底！
“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整个广场上跟着林彪高呼的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刚落下，城楼上东平台上北师大女子附中的那个瘦弱的女红卫兵就冲出队伍，一路向毛泽东小跑过去。
“毛主席，您好！我们请毛主席参加红卫兵，当我们的红司令。”
“你们都欢迎吗？”毛泽东笑着指了指东西平台上的红卫兵。
那瘦弱的红卫兵冲着自己学校的红卫兵拍手。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拍起手来，东西平台上的红卫兵虽然听不到毛泽东在讲什么，也跟着拍起手来。
瘦弱的女红卫兵向毛泽东献上一只标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她因为激动而手发抖。毛泽东左臂往上抬，让她把红卫兵的袖章往他胳膊上戴。毛泽东始终微笑地看着这一切。等她戴好后，毛泽东同她握手。这时，毛泽东还感觉到女红卫兵的手微微抖颤。因为太紧张太兴奋了，她的手甚至发凉。
“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笑着问她。
“叫宋彬彬！”姑娘激动万分地回答。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毛泽东问。
“是。”宋彬彬响亮地回答。
毛泽东笑了笑，说：“要武嘛。”
平台上的红卫兵不知道毛泽东在说什么，他们都热烈地鼓掌。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了！”广场上的喇叭里，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
城楼上下一片沸腾。红卫兵们使劲地拍手庆贺，很多人相互热情拥抱，很多人流出了喜悦的眼泪，很多红卫兵纵情高呼：“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
毛泽东看到城楼上下欢呼、沸腾的场面，高兴地对边上的林彪说：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宋彬彬回到自己的同学当中。毫无疑问，她现在是最幸福的人。大家争相和她握手，因为她刚刚和伟大的领袖握了手，那细嫩的手掌上还有主席的余温。北师大女子附中成功了，红卫兵成功了。虽然毛泽东八月一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了，可是全会还没有对红卫兵支持的表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十六条”没有提到“红卫兵”而只提到“革命青少年”，毛泽东今天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意味着红卫兵将要作为一支崭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必将对这场大革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宋彬彬激动地对她的同学说：
“现在，我向大家隆重宣布，我从现在开始改名了，改为‘宋要武’！是毛主席要我改的！今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还给我取了个这么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说：‘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东西平台上其他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在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高兴的同时，对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代表既敬佩，又妒忌，他们纷纷效仿，派出代表给其他中央领导人戴红袖章。
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代表自然又派出代表加入了给其他领导人戴袖章的行动中。可惜她们这次很不走运。她们的代表上去时，所有站着的领导人都被其他学校的代表占领了。这时陈云正走出电梯门口，原来他到现在才刚刚到会。他径直走向检阅台，没有去到他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电梯间去。在他返回电梯间的时候，北师大女子附中的那个拿着袖章的代表看到了他，她忙跑过去追上他，要给他戴“红卫兵”袖章。陈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北师大女子附中的代表只好作罢，眼睁睁地看着他进了电梯间，看着电梯门徐徐关上。
和北师大女子附中同样不交运的还有八一中学的代表。那是个长得小巧的男生，他抢到的是刘少奇。在给刘少奇戴“红卫兵”袖章时，刘少奇不言不语，下意识地用手来扒拉那袖章，那代表不敢冒犯，放弃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国家主席。
接着是周恩来讲话。和林彪的高调不同，周恩来的讲话比较低调。周恩来说：
“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
“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
周恩来之后，是红卫兵代表发言。接着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和接见。
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呆了整整六个小时。

十二　破四旧满街走红旗　毛泽东二见红卫兵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是一次全国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会，经毛泽东审阅的林彪发言中的“破四旧”和“四个打倒”为运动指引了具体方向和目标。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受毛泽东检阅后把革命的火种带到了四面八方,带着他们各自的红卫兵进入各自的阵营,投入战斗,革命的烈火在全中国熊熊地燃烧起来。
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这次，北京市第二中学三千多名红卫兵终于走到了运动的前列，他们充当了“尖刀连”的角色，首先冲向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最后通谍──向旧世界宣战》，宣言中写道：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当破之列。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
“‘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资产阶级的温床和苗子。为此，我们向理发、缝纫、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所谓“黄色书籍”无非是指言情小说或故事，而“低级下流的照片”，至多是照相馆橱窗里稍稍展示女子妩媚神态的人物照。在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清洗之后的1966年的北京，公共场合哪里会有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被禁止的东西只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要求。
各路口都被红卫兵把守。很多人被捉住了脑袋，强行被剃了头。人们的衣服被剥去了，裤管被剪掉了，出门时是穿鞋的，回家时赤脚了。照相馆前一片狼藉。小学生的书包也被检查，教科书被撕碎，丢弃到路边。
《人民日报》为此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社论说：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人们的灵魂。”
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对北京第二中学的《最后通谍──向旧世界宣战》稍加修改，以《向旧世界宣战》为题刊登。
于是，其他学校的红卫兵都跟了上来。全国的红卫兵都跟了上来。
其他学校的红卫兵一方面妒嫉第二中学占得了“破四旧”的先机，一方面觉得自己能“破”得更彻底，能把这些旧风俗习惯连根拔掉。他们开始砸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
为此，《红旗》杂志第11期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于是，其他学校的红卫兵都跟了上来。全国的红卫兵都跟了上来。

有一些学校的红卫兵，为自己在运动中始终没有一马当先而自惭形秽，还有一些学校的红卫兵觉得自己在“破四旧”上应该后来居上，继续起模范带头作用，而本来在“破四旧”上领先的红卫兵又在想尽办法彻底革命。红卫兵们觉得四旧不能局限于这些。于是他们四处寻找“旧”东西。
北京体育学院有一派学生，他们以前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他们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
有一群红卫兵匆匆赶到颐和园时，三百米长廊和所有亭台楼阁被别人先“破”了，他们赶忙去园中找那个释迦牟尼塑像，想把它砸碎，赶到时，见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二百多人正隆重地在砸释迦牟尼的塑像。于是，这群红卫兵到处寻找“封、资、修”的东西，他们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潭柘寺，可惜那里的古迹都被人“破”了去了。到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古刹戒台寺，见数以千计的小佛和大佛，全都被砸了。他们便又匆匆赶往明十三陵中的定陵。还好，这里还没有被别校的红卫兵先“破”了。这所“地下宫殿”于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开，陵内全部由大块青白石砌成，有两层楼高，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万历和他的两个皇后，躺在三个巨大的棺椁里。从这里出土的千百件宝物，供人参观。于是，这群红卫兵们把万历皇帝和皇后的三具尸骨，从陵寝中抬了出来，放在定陵门前的广场上，在“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十几个人用石头将三具尸骨砸得粉碎，接着又把尸骨烧成了灰。
北师大的红卫兵，为了体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还南下山东曲阜“砸孔庙”。
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又迅速作出了反应。《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中说：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
全国的红卫兵迅速跟进。山东二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想到了要砸武训墓。柳林农业中学、卫生学校的红卫兵前来声援，一齐砸向坟墓，挖出武训尸体，抬尸游行，并在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尸骨砸烂焚烧。在海南岛红卫兵捣毁了海瑞墓。哈尔滨市的名寺——极乐寺，被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红卫兵勒令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全是放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然后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在河南洛阳，红卫兵砸掉了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的头颅……
北京的红卫兵古迹“破”完了，又将“破四旧”向纵深发展。他们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他们将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地扬威路改为“反修路”，越南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挂了七十多年的招牌的全聚德烤鸭店，在砸了招牌以后，改名“北京烤鸭店”。几天之内，大批的商店、街道换了名称字号，以致人们对新名字不知所指，不得不在新名字后加注原名称。他们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残余。

应红卫兵的强烈要求，政府停止向资本家支付定息，接收私有房产业主不得不交出房产，取缔个体商贩和修配服务行业的经营，各工厂企业一律废除资产阶级的奖金制度，在工厂里，一律不给地富反坏右分子退休金，取消一切待遇，监督他们劳动。红卫兵们还命令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停止了办公，并贴出内容大致相同的通告，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几个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主动和红卫兵联系，先后交出了本党中央机关的印章。红卫兵还建议国家考虑工人普遍长工资，资产阶级权威降工资。有些红卫兵认为各级高干宿舍太奢侈腐化，“更不合理的是，有的还雇用保姆、佣人。”“我们通牒你们，限令你们一天答复，三天之内采取行动。”有一批红卫兵，勒令改变首都交通的红绿灯。“红色象征着前进、象征着革命，而交通信号灯却与此背道而驰，红灯成了停止车辆的信号，阻止我们前进，这实际上是阻止我们革命”。国务院没有接受改变交通信号灯颜色的倡议，为此，周恩来向红卫兵作了解释。
官方媒体予以赞赏性的报道以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与之俱进。实际上，这时的红卫兵早已经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和农村中，工人和农民都相继建起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波澜壮阔，已遍及全国各个角落。工人和农民中的红卫兵组织已和学校的红卫兵几乎在同步进行着“破四旧”运动。
在农村，几乎所有村庄的名字都换成了响亮的革命名字，所有的庙宇被捣毁了，“地、富、反、坏”的祖先的坟墓被挖掉。而且，红卫兵运动已波及到小学生中。他们成立“红小兵”组织，和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游行，呼口号，贴大字报，开批斗会，“破四旧”。
红卫兵们觉得，仅仅“破”光天化日下的“四旧”是不够的,必须破除阴暗角落里的“四旧”,“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这天，天气特别燥热沉闷，北京的胡同里响起了令人心悸的《造反歌》：“滚，滚，滚，滚它妈的蛋……”一队腰扎牛皮带、头戴绿军帽的红卫兵雄纠纠、气昂昂地走来。他们闯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冲进会议室，将“精神贵族”们养尊处优的一张张沙发戳上大窟窿，他们翻箱倒柜，将库室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大院中央，浇上汽油焚烧。接着，他们命令那些“精神贵族”们在浓烟四周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向他们身体上、脑袋上砍去。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
“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
鲜血从“老东西”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颊，流向脖子。
“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是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老舍被押上车。他没有去揩流着的血，他的脸色煞白。红卫兵把老舍押到一个场地，和其他单位的头头一起被批斗后，又把他押回市文联大院，继续接受红卫兵的审讯。红卫兵们对他拳打脚踢加上射去雨点般的唾沫星子，红卫兵向老舍提出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包括他解放前为什么去美国，是不是叛国？后来又为什么回来，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特务？老舍解放前曾定居美国，是解放后周恩来召他回来的，回来是出于一腔爱国热情。老舍冷静地作了回答。然而，冷静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于是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也不再举手中那块写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了。红卫兵叫他举起牌子来，他爽性使出残存的气力，将牌子愤然扔到地上。于是，红卫兵们将他扭送到派出所。在派出所，红卫兵们又轮番对他殴打。
那天，直到深夜，老舍才被派出所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老舍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那块“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可是他却去了另一个地方报到了。几天的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这是后话。

这群红卫兵在派出所殴打完老舍后，又抄了他家。之后，他们又寻找着新的目标。
他们路过东四闹市区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院落时，有人说，这里住着四位国民党。红卫兵们马上冲了进去。
原来这里住着四位前国民党中将。他们是唐生明、郑庭芨、宋希濂、杜聿明。除唐生明是起义投靠共产党外，其余几位是特赦人员。他们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红卫兵们叫他们排成一排低头站好。在抄了他们的家，把“封、资、修”的东西堆到院子里点燃后，对他们说：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你们听着：一、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一、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三、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四个人立刻答应。表示“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唐生明在答应的同时，说了一句“我是起义人员”，以表示他和其他几位的不同。那个高个头红卫兵头头冷笑一声，走到他跟前，用右手戳戳他的肚皮：
“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唐生明连声说“是是”。
红卫兵头头接着带领大家呼口号。那站着的四位“牛鬼蛇神”也跟着呼：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斗完了这四个国民党“牛鬼蛇神”，有人提供线索，说有个“反动学术权威”傅雷，他的儿子傅聪以前因父亲傅雷被划为“右派”出走英国，傅雷的家离这里不远，必须到去抄傅雷的家并批斗傅雷。
他们到了傅雷的家。只见傅雷的家已被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把守，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不让他们染指。原来傅聪是从上海音乐学院出国并去学习音乐的，他们认为“反动学术权威”傅雷理应由他们“管”，这个立功的机会不能拱手让人。他们已对傅雷家进行了长达了四天四夜的大抄家，他们没有抄出什么来，但是他们觉得傅雷家一定有大鱼可捉。
就这样，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布下了岗哨，限制傅雷夫妇出门，随时接受抄家和批判。
几天后，红卫兵真的有了收获。这天夜间，爱花的傅雷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报告给了红卫兵。红卫兵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挖地三尺，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后来他们搜查到了傅雷写给傅聪的信的草稿，红卫兵们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傅雷倾诉的是爱国之情。但他们马上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障眼法。他们继续抄家，地板也被撬起来了。终于从阁楼上传来了好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原来，红卫兵们在阁楼上找到了一只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着的箱子，敲开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箱子里还有一本旧画报，上面有一幅宋美龄的照片。这只箱子是傅雷姑母解放前寄存在傅家的，傅雷从未打开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
红卫兵们群情激昂，又为自己取得的战果而欢呼雀跃。

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二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
九月三日凌晨，红卫兵们发现傅雷夫妇在他们卧室上吊自尽。他们是把土布被单撕开，打结，把自己悬在铁窗栅的横条上的。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让红卫兵听到。
红卫兵们更加愤恨，因为牛鬼蛇神是逃避斗争，畏罪自杀，他死有余辜！他们围着傅雷夫妇的尸体高呼口号。
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和老舍、傅雷一样在抄家和批斗中相继自杀：吴晗、李立三、阎红彦、翦伯赞、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后来，红卫兵们觉得这还不至于能把角角落落的“灰尘”打扫干净，他们要求居委会提供可疑人家的名单，进行地摊式搜查。
红卫兵在抄家中，暴行也越来越升级了。在他们想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方是阶级敌人。他们给那些“旧”人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在被游街。有时，红卫兵们还要给他们“洗”头，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红卫兵在抄家中把房主夫妇打到半死，有时还有强迫儿女去打，有的儿女砸碎了父母的头，自己也疯了。
红卫兵在抄家中难免会遇到“负隅顽抗的阶级敌人”。北京市崇文区栏杆市一带，有一位姓李的“房产主”，不堪忍受虐待，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红卫兵乘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在这个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本来有大量的宋、元以来的古玩瓷器。和所有家庭一样，家里人早偷偷在夜深人静时将这些造型美观、玲珑剔透的青瓶大盘砸碎，当成垃圾倒掉了，自以为没有了“四旧”的东西，可以过关了，可是红卫兵发现了他们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见证，就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
一些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二百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写上：“红色恐怖万岁！”人们时有看到，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尸首，还没断气，红卫兵一个电话，就有车来拉到了火葬场去。有一位高中女教师的“四旧”是因为戴耳环，被本校的红卫兵们摘下耳环后，那教师不服，她就被红卫兵拉到私设的刑堂里，被活活打死。这时，又有人说，她和校长有婚外情，于是红卫兵非逼着校长在三楼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那校长干脆跳下了楼去。
短短一、二个月，北京市有数千人被打死。全国更是不计其数。
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就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在北京等一些省市公安局负责人的座谈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就红卫兵打死人说：
“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呢？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用管。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在这个会议以后不久，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领导人的会议上，谢富治说：
“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批准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的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把五类分子情况介绍给他们，和他们商量，当参谋……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北京的红卫兵全市都搜查遍了，但是有一户人家始终像一座山一样横在红卫兵的面前，又像两根鱼骨梗在红卫兵的喉咙里。哪户人家？那户主的名字叫章士钊，现年八十六岁。红卫兵们知道他是毛泽东的老师，而且一直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寻常。但红卫兵们又觉得他毕竟在段祺瑞政府做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还被鲁迅痛骂过“落水狗”，他家肯定有“四旧”，抄他家肯定会大硕果累累。最后他们冲了进去。他们果然抄出了大量旧书、古董等。
红卫兵们抄家是一阵阵的，这批红卫兵走了，那批还来。第二批红卫兵来抄家后，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去他家抄家时的粗暴情景，信中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也觉得像章士钊这样的旧知识分子也应该得到改造，但他毕竟是自己的老师，当初自己在湖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造反时，也多亏了章士钊借给他的二万两大洋，于是当天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
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先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抄家的风潮席卷整个中华大地。
在上海，红卫兵们也遇到了一座山，一座更大的山。这户人家就只户主一人。她是谁？就是宋庆龄。红卫兵们知道宋庆龄是亲共产党的，而且解放以来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所以一些红卫兵不同意抄她家。但很多红卫兵跳起来，说她的丈夫孙中山毕竟是国民党，孙中山搞的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她家一定有“资”的旧东西，而且宋庆龄的穿着打扮就是资产阶级的，必须勒令她改变。随着运动的深入，后一派红卫兵越来越占了上峰，于是有一天，红卫兵们要冲向宋庆龄的住处。宋庆龄的住处有一个警卫排守卫着，于是红卫兵们把宋庆龄的住处团团围住。
宋庆龄家被红卫兵包围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那里。当天，周总理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宋庆龄还令卫士长关闭两扇大门，只在东大门上开一个观察小门。红卫兵们在外面用高音喇叭叫：“强烈要求宋庆龄不要留那种资产阶级发型，穿那些资产阶级服饰，把姓资的物品销毁！”红卫兵们还把这种要求的信送到宋庆龄手中。如果红卫兵们强突进来，警卫们可能还不知道怎样对付。为了表示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卫士们经宋庆龄同意，将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匾额、楹联等“封建色彩的东西”拿到门外烧给红卫兵们看。宋庆龄还叫佣人把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画──“资产阶级的残余”取下来，放到火堆里去。宋庆龄怕红卫兵真的冲进来，把放在卧室唱片盒里的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塞到了床底下，在卧室醒目的地方和床头上，她放上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九月一日，周恩来在北京对上海的红卫兵发话，讲了应该尊重宋庆龄。红卫兵这才从宋庆龄住处周围撤走。
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立即派出江青，代表他去拜访已受惊扰的宋庆龄。
江青先是询问了宋庆龄受到的惊扰情况，代表毛泽东表示了慰问。看到宋庆龄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表情，江青觉得自己作为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作为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执行者，有必要向她宣传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也让她理解、谅解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江青就滔滔不绝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从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反修防修，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