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首先宣读了林立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红尖兵”的文章，然后传达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精神。蒯大富说：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七•二0事件’拉开了决战的序幕，我们千万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失利。毛主席讲‘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同志讲‘文攻武卫’，康生讲‘现在正是你们大显神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武装，和带枪的刘、邓干，没有武装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蒯大富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纷纷赶了回去迫不及待地组织武斗队、冲锋队，冲击军区，洗劫武装部，强抢军械库。一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毛泽东说：
“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百万雄狮中的头头和骨干人员、武斗分子四处逃窜，很多人被抓了起来，很多人被打死打伤。武汉地区及湖北全省被打致死及伤残者达十八万多人。"
另一比较有影响的武斗事件，是“王洪文踏平‘联司’”。
原来上海一家万人大厂上海柴油机厂，有两个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和“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这两个造反派总是打派仗，都说对方是“老保”。他们开始也都加入王洪文的工总司，可是后来，联司把被工总司击溃了的“红革会”、“一兵团”、“二兵团”、 “三兵团”等那些散兵游勇重新集合，搞了一个“支联总站”，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于是升任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得到主任张春桥和第一副主任姚文元的同意，派了一支“支左”部队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叫“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目的是为了支持东方红，打垮联司。宣传队一到就宣布：
“经过调查，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还有很多人拿高扩音器，站得高高的向人群朗诵：

翻案图穷匕首见，
攻击总理罪滔天。
青江摇桥闪鬼影，
反罢河妖红霞现。
（用“谐音”点了张、江、姚的名。）

今朝扫墓，
变本加厉。
言称破旧，
用心何毒！
电话通知，
诬人造假。
‘遥瞧’无罪，
总理有瑕？
桩桩件件，
有目共察。
追根寻源，
海辽两家。
名利熏心，
欲立自家。
裹挟天子，
以令万家。
宁左勿右，
一如林家 。

三人只是一小撮，
八亿人民才成众。
赫秃清江掀逆浪，
敢反潮流碎资梦。
（当念到“三人”时，群众自问：“是谁？ ”又自答：“不问自明！”念到“一小撮”时，朗诵者解释：“撮字，就是提手边加一个最坏的最字。”人们会意大笑。）

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
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
这时，中央又怎样呢？下面引用当时执行镇压任务的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1986年（“四五运动”平反后）与陶然女士的谈话：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北京各大单位都在做准备工作。都在准备，准备花圈啊，街上白纸都不好买了，脱销了。各单位群众都在做花圈，花很多钱，群众自己出钱。群众准备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怀念周总理。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级领导与群众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部队的干部、战士、机关，也是这个情绪；我个人情绪也是这样，感到清明节群众扫墓、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呢？
“群众从4月1日就开始陆陆续续送花圈，不是清明节那天才开始，天天不断，越来越多。这时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这件事。吴德召集几个书记，我（当时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也参加了这个会。他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么大……
“吴德要我布置值勤的警卫战士、公安人员、民兵，如果花圈送到天安门附近，要劝阻一下，劝群众拿回去，不要放到纪念碑那里。我一听更不对了：群众把花圈送到天安门的附近，他能拿回去吗？不可能的，群众气大得很，战士、警卫人员劝阻，他非要送，这不就冲突起来了吗？当时吴德同志没再说什么，也没勉强我，看样子他理解了我的话。
“纪念碑摆满了，广场摆满了，一直摆到灰观礼台，也摆满了。再送往哪放呢？和倪志福研究，把红观礼台开放。红观礼台也摆满了，在红观礼台上很醒目，很壮观。过去五一、十一，高级领导人上天安门，军级干部、省军区司令上不了天安门，就在灰观礼台，兵团级干部进红观礼台。群众都知道这些，所以花圈摆上红观礼台，特别高兴，喜笑颜开，警卫战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3日、4日、5日送花圈和观看的人最多，看花圈上写的字、看诗词，有的发表演说。诗词也很复杂，绝大多数是悼念总理的，歌颂总理、怀念总理的，也有一小部分骂‘四人帮’，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
“花圈最多的时候是4日，清明节。4日红观礼台也摆满了。4日演说的人也多了。有的人演说就是公开骂江青。这些演说的人周围的人越聚越多，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我们没有向上面反映情况，也没有派人去抓。老实说，骂江青的人我还真不愿意去抓他。江青仗势欺人。我到北京以前在四十军。1968年以前，她在一次会上公开讲：‘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你有什么资格讲？中央做出决定，中央来传达。你不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吗？有什么了不起？刘振华是四十军政委，他就说：‘毛主席呀，你把老婆弄出来干什么？起什么好作用？破坏你的威信。’江青这个人，我讨厌，仗势欺人。所以没派人去抓骂江青的人。
……”
吴忠虽然肩负着保卫首都的任务，但他不是政治局。政治局惶惶然，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好几次会，由刚刚被毛泽东任命的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华国锋主持。
毛远新一趟一趟地两头跑，把天安门的最新情况，把政治局现时讨论结果报告住在“游泳池”的毛泽东（自1966年8月开始，毛泽东从丰泽园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政治局。
北京市公安局马上派出了便衣，以群众的面目出现，观察情况，注意动态，把念的小字报、贴的诗词都记录下来，监视跟踪人，查明下落，当场扭获，不便当时扭获的，就跟出广场扭获。
这时，矛盾还没有完全激化。
下面是当时群众的“对立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的回忆：
“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
“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我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我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我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
“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华国锋也许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做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
“散会后，纪登奎提醒我，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
吴德的回忆是在1993年，在“四人帮”打倒后，而且连华国锋也下台了，难免有“痛打落水狗”的意思，当然也难免有为自己辩护的成分。
吴德没有说，他们是怎样强行运走花园的。事实上，政治会议结束后，调集了二百辆卡车，把花圈扫荡一空。守护花圈的群众被一个个押上警车，关进牢房。
四月五日的激烈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吴忠在回忆时说：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6日收花圈；如果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6日，总是要收，不能老放在那儿。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一致意见是放到6日。江青这一大发雷霆之后，这样就把已经通过了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华国锋主持会议，他也不说。”
吴忠是四五运动的奉命镇压者，难免避重就轻。吴德接着回忆说：
“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
其实，四月五日北京市民知道了花园被拿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何止“十余万人”！
清晨，群众走到天安门广场，竟看到这样一幅景象：花圈收走了，诗词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地上是一滩滩的水，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北京一七二中学的三十多个同学，抬着花圈，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近纪念碑。人们让开路，鼓掌支持。守卫人员把他们拦住，花圈献不上。
“为什么不让我们上纪念碑？”
“要修理。”
“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
守卫人员无言以对。
这时一个穿蓝制服的人拿着扩音器对大家说：
“大家不要受反革命分子挑动。别再闹了。别为走资派卖命了，现在报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出来了。”
“这是在攻击周总理！”有人高喊。
大家就追上去打。
有两名公安人员上来解围，群众发现他们是便衣，怒火都集中到他们身上，大家围上去打便衣。一个便衣飞步跑向人民大会堂，群众从后面追，一直追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这时，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已经聚集了五、六万名群众，因为他们以为花圈被收在大会堂的地下室，他们不停地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设在广场东南角小红楼里的“联合指挥部”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打电话给东观礼台下的交通指挥所：
“群众要冲人民大会堂，赶快出去宣传，讲：‘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当时接受任务的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的乔厚传，将喊话内容记在本子上，由广播员照念。广播车沿着大会堂东侧由北向南来回行驶，连续广播。当广播车转第三圈时，群众围上去，纷纷质问：
“你们说悼念活动已经过去，是谁组织过我们悼念总理？悼念活动从什么时候算起？”
“阶级敌人指谁？是谁在破坏捣乱？”
……
愤怒的群众把车推翻，把车顶上的喇叭砸掉。人们看乔厚传是个干部，就把他从车里拉出来，说：
“如果你不反对周总理，那你就喊‘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喊‘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
乔厚传喊了。群众就放了他。
乔厚传后来被批“经不起考验，斗争不坚决”。
九点左右，还有很多人在大会堂东门口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高呼“人民万岁”等口号。
这时一个身材不高、身穿工作服的人跳出来说：
“送花圈没有用，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
在场的北京市西城区棉纺织厂工人王维衍、北京大明眼镜行工人李金生等听到，上去教训他。群众拉起保护圈，把他围在中间教训。北京铁路局工人岳存寿质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拒不回答，后来从他兜里找出了一张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听课证。群众见他很顽固，就拉到纪念碑前责问。北京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问：
“你为什么要攻击总理？”
“上海《文汇报》上说的。”
群众就把他押到中山公园派出所，要求严惩。
十点左右，汇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群众已达二十多万人。群众一定要到人民大会堂去拿花圈，联合指挥部派民兵和部队围住大会堂。当部队、民兵同群众对峙时，水电部工程二局工人侯玉良等人，朗诵 了《敬告工农子弟兵》的诗：
人民子弟兵，
你们聆耳听。
今天人民悼总理，
不许你们胡乱行。
你们的军装是周总理长征吃过的草根来染成，
你们的枪刺是我们工人的机器来制造，
你们的身体是我们农民的粮食来铸成，
你们的父兄姐妹盼望你们猛冲在和敌人的斗争中……

解放军战士被这诗感动。他们纷纷说：
“我们和大家一样心情。”
许多工人民兵流下了泪，纷纷扯掉袖标，撤了下去。
侯玉良还拿出他起草的成立“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倡议书宣读，群众振臂欢呼。
十一点多，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说：
“大家看那座小红楼，那是联合指挥部，昨天夜里收花圈、抓人，都是他们指挥的！现在我们去同他们交涉，要花圈要人！”
他接着宣布：
“排好队，遵守纪律！”
人们手挽手，唱着《国际歌》，横穿天安门广场。
知识青年刘迪（后来在报上称为“十分猖狂的反革命分子”的那个“小平头”）看到那个青年已受人注意，挺身而出，主动上前拿过话筒，指挥队伍来到小楼前。群众提出派代表进楼谈判，侯玉良和北京特艺机修厂工人赵世坚、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等站了出来。当谈判代表进楼后，刘迪等在楼外领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
“给人民纪念总理和先烈的权利！”
他们还宣布了三条纪律：
“一不许打人；二不许破坏公物；三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

十分钟过去了，代表们没有出来，群众很着急。刘迪又把三条纪律重复念了几遍。不一会，代表们出来了，说楼内根本找不到负责人。可是他们乘的上海牌小轿车、“２１２”吉普车，明明停在小楼外边。
他们是避而不见。群众感到受到了捉弄。更加愤怒。
下午一点五分，当愤怒的群众知道停在小楼外面那辆上海牌小轿车是指挥部的头头坐的，就把它推翻烧着了。二点四十分，指挥部两辆吉普车被烧。二点五十五分，一辆面包车给工人民兵送饭来了，群众说：
“我们从清晨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倒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我们！”
于是一气之下把车推翻，烧着。
下午五点零四分，指挥部小楼被群众烧着。
在场的二十几万名群众，谁也没有去救火。
群众不知道，这时，中央已经严阵以待。吴忠说，“这时，陈锡联同志（北京军区司令）召集会议，要我和吴德去参加。陈锡联讲了两件事。第一讲情况，说南京、成都、太原、重庆，是发展的趋势，南京不是群众游行吗？保定很乱，保定离首都很近，对首都威胁很大，意思是说事态在发展。第二，凡是调到北京境内的部队，统一由吴忠、卫戍区指挥，部队往北京调由军委下命令，命令由军委下，只要进北京境内就由吴忠、卫戍区指挥。”
吴德、吴忠感到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吴德叫吴忠打电话给陈锡联，请示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
再看吴德的回忆：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让邓小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据姚文元回忆：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这个时候，指挥部的小红楼还没有点燃。“性质变了”，于是通过了决定“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一致通过。
现看吴德的回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根据吴德回忆，4月5日晚，他和倪志福在卫戍区指挥，吴忠在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华国锋和陈锡联在在人民大会堂督察。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再回到天安门现场。
当小红楼起火后，指挥部的领导们接到撤退的命令，在“首长先走”的嚷嚷声中，一个个从窗户爬出去。
广场上不停地播着吴德叫他们离开的讲话，但是大家就是不走。
4月5日晚上九点多钟，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三分钟后，电灯全部又亮了，广场上再次响起吴德震耳欲聋的广播讲话。与此同时，刺眼的灯光下，三万多名工人民兵个个拿着二、三尺长的木棍冲在前面，上万名警察在后，从广场南北两个方向冲了过来，向广场中心合围。
政治局决定晚上八点动手，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因为到8点实在人太多，没有办法动手。到九点多，再不动手实在不行了。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广场的灯一下都亮了，和吴德说的有出入的是，“清场”——对人民的镇压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到处是叫喊声，到处是倒在地上的人，到处是血。用民兵打头阵，而不以警察为主，恐怕是最毒的一招。有三百多人被捕，被直接投进了监狱。
下面仍然是吴德的回忆：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这是毛泽东再次说“性质变了”。
吴德接着说：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4月7日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决议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此后，全国开始学习中央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继续搜捕“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逮捕投入牢房的不计其数。
“四五”运动伤了不计其数的人，逮捕了不计其数的人，到底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四人帮”打倒后，报上说是“血流成河”，那也不能当真，因为这时把一切坏东西都栽到了“四人帮”头上。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冼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冼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
吴德说没有死一个人。

二六　华国锋捉拿“四人帮”　好学生升天见导师

毛泽东看上王洪文，是因为要保卫文革胜利成果。毛泽东为什么看上华国锋？
华国锋进京前，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前做过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中共湘潭地委书记。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
自1953年起至1975年，毛泽东几乎每年都到湖南长沙去一趟，有时一年二、三趟。每一趟到湖南长沙，毛泽东总是要接见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早在1955年6月中旬，华国锋34岁刚从湘潭县委书记升至湘潭地委书记时，就在长沙见到过毛泽东。毛泽东对华国锋说：
“你是我的父母官啊！”
华国锋能让毛泽东看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华国锋出任湘潭地委书记之后，对毛泽东故居的完善和保护。华国锋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见证，都是主席 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保护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高度负责。以后，这里不仅要成为毛主席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念馆，也要成为中国革命的纪念馆。”
这段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对左右说：
“此人（指华国锋）很有些理论水平，不简单。”
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居然能给一个普通地委书记这样一个评价，独一无二。
第二件事，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问题，周小舟在湖南深得民心，湖南省委在批判时很有些阻力，新任书记张平化看到了华国锋亲笔写的一篇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就布置下去，用华国锋同志的文章深入揭批周小舟问题。张平化进京之后把华国锋的文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
“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件事，在1967年5月，湖南造反派批斗和关押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和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时。王延春对华国锋说：
“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指文革）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
第二天，这段话就被华国锋报告给专政队了。
对华国锋来说，他是按照组织原则，也是对党对毛主席忠诚。这事在那个年代多见不怪。
后来四十七军主要负责人黎原和省军区负责人龙书金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革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这事也汇报在内，毛泽东听了后说：
“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
就这样，华国锋组建进了省“三组合”“革命委员会”，出掌了湖南的大权，在林彪垮台之后，又被毛泽东召到北京接替死去的谢富治主管国务院业务组中的公安、政法工作，“十大”当选政治局委员，四届人大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
华国锋和文革派，和老干部如李先念、叶剑英、纪登奎、吴德等人，都没有任何超越工作关系之外的私人交情。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及华国锋：
“国锋同志的优点是厚重、朴实，对党忠诚，组织观念、纪律性很强。不像有的同志以为进京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老子天下第一。”
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是对那些带着“右倾”色彩的老干部委以重任，毛泽东自然不放心，担心他们又会走邓小平的路，要是让文革派担当这个脚色，也不可能，老臣们会服？而且文革派也没有干实际事务的经验。
根据毛远新以后的交待，毛泽东当时对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有一个综合的意见和评定，毛泽东讲了三点：
第一：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 第二：春桥，思想家，但是，业务不行，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 第三：国锋可以主持全面工作，春桥、文元、江青、登奎、锡联、先念、吴德次之。
四五运动对毛泽东的打击不亚于林彪事件，毛泽东的身体又来了一次大滑坡。据说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82岁生日时，中南海的高级面点师田树滨把面条下入沸滚的锅里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面条全断了。再擀面条已来不及了，田师傅只好煮挂面，他流起了眼泪，因为“断”了，也就是毛泽东再没有生日了——尽管是毛泽东贴身服务员的回忆，想来不会有这种灵异的事。
中国古代总把皇帝的死和天象联系一起。1976年4月22日，毛泽东听了护士孟锦云的读报，说吉林省一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他若有所思地说：
“这种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噢！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就更多了。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泽东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伤感的语气说：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后，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
很多人都奇怪，毛泽东到现在为止还不安排接班人？有人说，华国锋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不是指定了接班人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恰恰是周恩来的角色，周恩来逝世前就是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那么，很多人肯定会说，那毛泽东不是在病榻上写给华国锋三句话（“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你办事，我放心”）吗？“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的遗诏吗？
是的，自从华国锋拿出毛泽东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之后，报刊上铺天盖地宣传这一“最高指示”。毛泽东那张纸条上六个潦草的字，成了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著名的画家来了，把“你办事，我放心”画成了毛泽东和华国锋促膝长谈的画来“证明”，遗诏还写入了小学课本，让学生咿咿呀呀地念。具体怎么回事呢？
华国锋得到三句话是在1976年4月30日。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一吃力，说话说不动，说出话来就会口齿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当时章含之就想拿几张留作纪念。章含之是毛泽东的老师兼诤友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当时已是著名的外交官，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等会谈，他的丈夫就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章含之虽然那时已不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但和毛泽东有接触的机会。
她把自己的想法对乔冠华说了，乔冠华说：
“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
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乔冠华回家，告诉章含之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说华国锋总理在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前，叫他在人大会堂福建厅等候，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找他，很高兴地给他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告诉乔冠华，毛泽东会见外宾吃力了，就躺在床上，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后来太吃力了，就给他写了这三句话。
命运安排的都是逃不出的，冠华偏偏问华国锋：
“‘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
华国锋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
“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子，叫我去办。”华国锋说。
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
深夜，乔冠华开会回到家时对章含之说：
“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

“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
“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
此事他们也就淡忘了。
华国锋确实是出于谦虚。忠厚的人就是忌讳显耀。不过，公布字条前，华国锋把三张字条都给汪东兴看了。
毛泽东去世后，几方都觊觎着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掌控着8341警卫部队，又是政治局委员的汪东兴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汪东兴对毛泽东的忠诚是不言而喻的。1947年春，他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解放后曾被外放，1955年回北京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负责毛泽东的起居出行，1968年起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
汪东兴对华国锋一向很有好感，但他觉得遗嘱是大事。华国锋告诉汪东兴后（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汪东兴马上为这三张字条找张玉凤，要她证明字条的真实性。
在1976年，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者主要是张玉凤、汪东兴和毛远新三人，其中重大事情特别是当时不可向中央公开的记录是张玉凤。汪东兴对张玉凤说：
“这是政治大问题，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
“对这张字条，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张玉凤当即就说。
张玉凤后来在回忆时也同样说，“自1976年初起，由于主席病重，常常在和人谈话时写下一些纸条，而当时也有人专爱收集这类纸条”。
虽然张玉凤说“我没听到，我也没有记忆”，但是，字条上的字迹确实是毛泽东的。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产生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地震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之首。
9月8日子夜，毛泽东已经气息微弱。9月9日零时刚过10分钟，毛泽东断气。
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人报告噩耗。
值得记上一笔的是，江青迅速奔了进去。后来姚文元曾这样描述在现场所见：
“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的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已38年。
毛泽东去世，全国百姓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坏了坏了，那怎么办？”
都感觉天要塌了。
毛泽东死，谁来登上他这个位子各路都有了想法。华国锋把“照过去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在政治局公布了。
“上海帮”一直只靠大树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没有什么“人缘”，大多数人，特别是老干部的意愿是华国锋上，而且老干部们还怕江青们拿出“遗诏”来。
所谓“上海帮”也就是后来的“四人帮”。那时候中央高层的一些人私下里都叫他们上海帮。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原户籍在上海，江青虽然不在，她三十年代是上海的“红星”，张春桥、姚文元是她“提拔”的。王洪文又是靠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抬举”，这四个人凝得像铁箍桶。
其实“铁箍桶”也给他们带来了坏处。毛泽东就怪他们搞“四人帮”，多次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他们只在自己小圈子里，就没有了力量。毛泽东要他们团结大多数。对他们来说，只以为他们不过是紧跟毛泽东最紧，并不是有意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让华国锋当总理，不让张春桥当，已经是当头敲了他们一棒。
上海帮毕竟是毛泽东的文革成果的象征，和以后继承文革精神的保驾护航者。华国锋的“临终嘱咐”公布，让大多数人高兴，符合他们的意愿。华国锋现在既然排座第一，又有这个遗嘱，稳操胜券。
也就在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姚文元向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鲁瑛布置了紧急任务，写一篇放入“按既定方针办”（不是“照过去方针办”）的社论。社论写好后，到姚文元手里故意压了几天，于9月16日在首都各界追悼大会即将召开之时，于1976年9月16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发表，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简称“两报一刊”）编辑部。里面第一次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提法：“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然后，上海帮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如，《光明日报》10月4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说：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既定方针”与“过去方针”，看来只是两字之差，意思也相似，理解起来却差别甚大。“过去方针”肯定是已经做过的而且大家都明白的方针，“既定方针”则是已经密定并深藏难测的方针，可以由掌握“遗言”者按自己意愿添加内容。毛远新作为毛泽东去世前的身边的“联络员”，在这里可以发挥很大的能量。更为重要的，如果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手上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但作废了，而且将成为“篡改”，罪就大了，江青等就能成为“临终嘱咐”的正统捍卫者，成为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从而夺取最高领导权。
这件事除华国锋外当然乔冠华最清楚。乔冠华即将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并将发言。他在发言稿上没有写“按既定方针办”，也没有写“照过去方针办”，也没有写“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和“你办事，我放心”。在9月28日讨论联大发言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按既定方针办”？根据有人的这种意见，乔冠华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了联大报告——没有写他知道的“照过去方针办”。
这个政治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这也就是华国锋“忠厚老实”的地方，尽管他现在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了，却顺延着一向对江青的唯唯诺诺。
乔冠华在9月30日启程，等不及中央批复，随身带走了这份修改稿。他给中央（实际上是给华国锋）留的便条是：
“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我。”
乔冠华的发言定于10月5日上午。
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打算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
“稿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这又一次证明了华国锋确实是毛泽东一向称赞的“老实人”（毛泽东以前是一向看不起“老实人”的，认为过份的老实就是无用）：华国锋还要写上“我查对了一下”、“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要知道毛没了，他现在是第一把手啊！
张春桥看到了华国锋的这个批示，在这个文件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四五”运动后，叶剑英从城里后海移居到京西三十里外的西山。他不是为了避暑。
周恩来和康生去世，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叶剑英从中共中央第四副主席进到第三副主席，他的前面有华国锋和王洪文。本来，他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看好陈锡联，把他换了下来，叶剑英也就话得“悠闲”了。
叶剑英住西山十五号楼，是个宽敞的大院，四面用青石砌起一道齐人高的围墙。
这天知交王震来访，王震是国务院副总理，威名远播的将军。
叶剑英问他“这几天怎么样”，王震是个直性子，说：
“都恨死这几个上海帮了。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个哑谜式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两按。
王震明白，大拇指指毛泽东，得等毛泽东死了再说这个事。
现在文革史都称王震是第一个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中央首长。
从叶剑英把这个大拇指向下按两下这个动作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江青他们的失败。
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照以往方针办”，对江青来说，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她认为她是在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做的，这是上方宝剑。她觉得她永远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因为有毛泽东而显得非常强大。她不知道以前她背靠大树，现在这大树已是幻影。这也让她和上海帮站到了明处，让后来批判“四人帮”的人说江青一伙“过高估计了自己”，“夺权活动所采取的行动显得十分愚蠢”。
江青的性格缺陷——从政上的缺陷，也让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办法再“好”下去。从这一点上说，对全国人民来说，应该是福祉，应该说，毛泽东当初“选对”了老婆。
毛泽东去世后一个多小时，凌晨2时许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
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致使会议没法继续。大多数政治局同志便用“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劝说。
这次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1956年毛泽东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真正遵守毛主席的遗志就应该火化，但当时各路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毛泽东的遗体必须保留。这在后来还成为“华主席”的丰功伟绩之一。
毛泽东选择华国锋是“老实”，老实当然能继承他的文化大革命，也能让老家伙们接受，有没有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毛泽东看中华国锋是因为华国锋忠厚能让江青“过渡”，谁也不能乱说，但上海帮自觉不自觉地以为“老实好欺”——也许“不自觉”的成份多，成为导致他们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好像他们代表着毛泽东。
有一次江青通知华国锋开常委会，他问什么内容，江青说“到时你就知道了”。
毛泽东去世第二天，9月10日王洪文和华国锋没打招呼（也许打了，但史料是没打，不光打还是不打，都能说明问题），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被指定的值班人员（王洪文的秘书）。
华国锋的老上级，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认为情节可疑，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就和叶剑英等“通气”，对王洪文“不经其他中央负责人同意”便向全国擅自发令不满，并采取两点措施：
一、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二、以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请示报告。
同时，江青等在被他们控制的首都几所高等院校活动起来，姚文元还派人到高校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希望她当“主席”。有的高校信息有误，还准备庆祝江青“登基”。
上海帮那时也太急不可耐了，江青还不经过中央，擅自到“202”（ 1974年为毛在“游泳池”边新盖的住房，毛泽东去世在这里），吵着向张玉凤要绝密文件。张玉凤不肯给，她就从钓鱼台11号楼迁回到中南海201房子“看护”着。
人们说，得到张玉凤，就得了毛泽东的党政军的秘密，毛泽东要谁接班也就不是个谜了。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一开始，江青便抢先说：
“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汪东兴发言说明：
“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
那就是说，按组织原则要中央办公厅保管。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汪东兴以前作为中南海的大管家，对江青这位第一夫人也是唯唯喏喏，现在腰板子也硬了起来。
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也相继表示，同意将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碰了钉子。
9月17日晚上8点多钟，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的202号住处，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张玉凤交代：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
“这样我就好办了。”张玉凤说。
当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质问张玉凤：
“这是谁干的？”
“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
“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
江青回去后，马上给华国锋打电话大闹了一场。
华国锋动辄得咎，越来越觉得在布满荆棘的路上行步。
上海帮也不是完全没有防备，只不过他们没有“作战”经验，不是对手。9月23日，王洪文也进入西山，紧挨着叶剑英住下，用意是监视他。他们还放空气，说西山有个“军人俱乐部”图谋不轨。这空气放得最愚蠢不过了，它让敌方更警惕。
9月29日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老实人”华国锋忍无可忍，发火了。

毛泽东死后，政治局的会议就是吵。吵的源头是江青。这次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接着说华国锋处理事情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跟着唱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同志工作”。华国锋不予理睬。叶剑英说：
“毛主席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席，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的主席，毛远新是沈阳部队的副司令，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理所当然。”
“主席的联络员不是中央的编制，任务完成了，就应该回去。这点，我和叶帅的意见是一致的。”华国锋说。
“不行，毛远新应该留下……他是中央最全面了解毛主席指示的人了，为什么让他回去？如果政治局委员要了解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们问谁去？”王洪文说。
“远新不能走！” 姚文元急忙表态。
“我看还是这样吧，”张春桥说，“毛远新同志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也只有他能看懂。”
有几个政治局委员支持张春桥的意见。
“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说，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叶帅和华总理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 李先念说。
李德生，汪东兴表态同意叶剑英和华国锋。
两派意见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有的委员建议休会。华国锋就宣布散会。江青说：
“春桥、洪文、文元留下，我们要同国锋同志谈话。”
最后会场只留下6个人，除了上海帮，就是华国锋和汪东兴。江青说：
“党的三中全会应该全面地学习毛主席临终前的一系列指示，这一切离开了远新是不行的，究竟远新走与留，得等开了三中全会才能定。”
华国锋要插话，张春桥抢了过去：
“江青同志的话还没说完嘛，你急什么！”
华国锋只好坐在那里，任凭他们一唱一和。直到江青没话说了，华国锋说：
“江青同志，你今天究竟想干什么？”
“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江青说。
“毛远新留下来，正是为了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张春桥说。
华国锋一下子发火：
“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准备什么报告？谁让你们准备的？”
那几个人的气焰有所收敛。华国锋恢复常态说：
“同志们不要再争吵了，现在双方的态度都已经很明确了。这些问题，不是现在能解决的，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决定：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去。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做，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须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三中全会通过。今天到此！”
这是一次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上海帮受挫。
国外有评论说，要是四人帮有战略远见，让华国锋的偏向他们，说依照当时的情况，华是毛提上来的，完全有可能，又会如何呢？
接着，张春桥采取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非常措施，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直接向上海市委传话，先是说“要提高警惕”，接着暗示说：“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上海方面马上加紧进行舆论准备，并向民兵增发枪支，准备必要时采取武力行动。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相”114张，并从21张8寸样片中选了标准相，指令按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7次修改。
王洪文拍“标准相”，只能说明上海帮有底气。他们的底气又来自哪里？
上海帮所有的一切汇集到了叶剑英那里。
王震到西山叶剑英家去过后，按叶剑英的嘱咐，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那里去联络，找汪东兴交谈，还同8341部队干部交朋友。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先后找叶剑英交谈，寄予厚望。当然，都是做得很隐蔽。
叶剑英要达到目的，争取两个人的支持是关键，一个是汪东兴，一个是华国锋。
叶剑英在参加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于中间休息的时候到福建厅找汪东兴试探，说：
“我一方面来看看你，一方面想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有人害死的，弄得大家都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汪东兴在毛泽东在世时受了江青脾气的气，毛泽东去世后，还受江青很多气，这不是那不是，他就说了很多对江青的不满。
几天后，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这次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剑英说了。叶剑英知道了汪东兴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朗，只要以后密谈就行。
华国锋当然比汪东兴更重要。叶剑英要李先念去试探，再根据情况作出对策，因为华国锋刚到中央时，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手下工作。
华国锋那段时间被江青吵得焦头烂额，如果听江青的，元老这边又不答应，在李先念的旁敲侧击下，原来不偏不倚的他，也渐渐动摇，偏向了元老这一边。一来元老们照规矩办事，一些主张他也觉得顺理成章，二来人心也确实向着元老们，三来实力在元老一边，特别是枪杆子在元老一边。
这上海帮的事也非解决不可，不然国无宁日，他华国锋地位也不稳。这样，他起意拿下上海帮。照他后来的说法，他经过了“反复考虑”。想来，他那时承受了很大的思想负担，毕竟毛泽东把他抬了上去，江青又是毛泽东的妻子，毛泽东又尸骨未寒。
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紧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心里有数，又出乎意外，把他让到办公室。关好门两人坐下后，华国锋便说，他在守灵，是借出来看病到你这里，只能坐10分钟，接着谈了上海帮弄得他心烦的情况，说：
“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一下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
李先念惊喜，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华国锋就说“我该回去了。”
由于有这件事，李先念后来在会议上说：
“粉碎‘四人帮’，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意思是合法的。
本来叶剑英忌讳取代他的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他是毛泽东看好的，现在也被江青、毛远新等人寄予厚望，令人想不到的是，陈锡联这时同样秘密提出“四人帮”的危险。同一天，在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跟着去了，悄悄对李先念说：
“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
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李先念决定尽快去通知叶剑英。

为了防止有人监视，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剑英处。到了门口，他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要见面。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剑英谈话的大致情况报告给了华国锋，并告诉华国锋说，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他要搬回中南海住，还约定每天晚上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
李先念利用搬回中南海，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动向以及他们对上海帮的态度，然后告诉华国锋。华国锋又和这领导人招呼。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经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倪志福由吴德打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华国锋的提议。到这个时候，叶剑英实际是幕后指挥。
后来，华国锋利用工作之机，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其中和叶剑英直接商谈了几次，和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
应该说，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
“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我问东兴同志8341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8341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抓，如果8341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我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
这天晚间，华国锋、李先念、吴德、陈锡联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秘密开会——看电影是为了开会。华国锋把分别和各位商量的结果通报了一下，决定解决上海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并在10月6日动手。他把具体部署让大家讨论，大家一致赞成。随后，华国锋又讲了解决上海帮在北京两个亲信迟群、谢静宜的具体措施，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还讲了应付上海帮在上海的“第二武装”暴动的预案。
10月6日上午8时，汪东兴让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发出了通知：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两个：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1976年10月6日晚6时40分，汪东兴布置的警卫人员在怀仁堂各就各位。
晚7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红旗轿车同时到达怀仁堂院门前。华国锋和叶剑英一道来到怀仁堂的正厅。
正厅的摆设变了样：一扇屏风，将整个大厅隔成了前后两个厅。汪东兴已经在等候了。
三个人都没说话。汪东兴看看表，离开座位躲到屏风后面去了。7点50分时，张春桥到达，当他一只脚踏进门时，隐约发现有些不对劲，脱口问道：
“怎么回事？”
还没有说完，屏风后出来两个高大的警卫把他夹住了，很快被戴上手铐。华国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对他宣布：
“张春桥，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警卫人员把他带走。张春桥用手扶了扶眼镜，没做任何反应。
不一会儿，王洪文来了。王洪文刚进院子时，专门对付他的行动小组就出来把他扭住。王洪文大声说：
“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
他拼命进行反抗，但是很快就被制服，被戴上手铐，扭着到大厅再到正厅。当看到华国锋、叶剑英严肃地坐在那里，他像一头发怒的野兽想一头撞去，但无济于事。警卫人员把他带到华国锋面前，华国锋给他念了和张春桥同样的“决定”。
这时，武建华、张耀祠带领行动小组赶往江青的住处中南海201号。江青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连忙警觉地问：
“你们要干什么？”
张耀祠向江青宣读了中央的“决定”。
江青面上很镇定。
看起来她最关心的是存放在她这里的文件，她当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连同文件柜钥匙一起叫张耀祠交给华国锋。她在信中说：
“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
最后解决的是姚文元。因为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事先没有通知他到怀仁堂开会。为了把姚文元叫到怀仁堂来，华国锋给他打了电话，说自己正在同王洪文、张春桥商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事，想请他来，“一道研究一下”。
姚文元分管宣传工作，所以他接到华国锋的电话后就匆匆忙忙地向怀仁堂赶来。他刚走进东休息室，就被武建华带领的行动小组控制了。武建华随即宣读了中央“决定”。
此时是8点30分。仅用了35分钟，就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这几个人的问题。
汪东兴指挥各行动小组将“四人帮”全部关押之后，9时许，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华国锋命令耿飚、迟浩田等人火速赶到怀仁堂，下达接管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新闻机构的命令。
江青做毛泽东接班人的美梦也就成了泡影。三天前，也就是10月9日，她还带着大小随从30余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她在苹果树下照了穿军装的照片，说：
“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时再吃吧。”
一些文革史专家把江青这句话当作她将要登基的暗示。当时江青真的有把握等苹果还没烂就能登基？还是这句话本来是杜撰出来的，或者是江青并没有登基的含义。
逮捕“四人帮”后，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上海帮议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内容是：

一、党中央

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

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

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

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

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

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

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乔冠华一回到国内，就被隔离审查。除了上了“四人帮”的贼船，罪名还有“最先看到毛泽东的那三张条子，明知主席的意见，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
此时华国锋的三张条子已经发到全国，全国人民在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同时，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了接班人”。
毛泽东对自己的接班人问题到底有没有成文的遗嘱。上面“四人帮”搞的那个肯定不会是按照“最高指示”写就的，至少不是完全按照，不然不可能会没有“华国锋”的名字。

多数人的看法，毛泽东对他死后的人事安排不会没有遗嘱。那么，假如有，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在断气前公布？ 这个遗嘱给谁了？假如给了机要秘书张玉凤，她为什么在毛死后没有公布？她受到了阻力？或者形势突然变化，她已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宣布？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坐上了毛泽东继承人的宝座。他身兼三个要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建国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同时兼任这三项重要职务。所有的报刊都大张旗鼓地树立华国锋的权威。那三张字条成了华国锋的政治护身符。为了充分显示华国锋的地位，当时把一些普通的事说成是华国锋的一个个“丰功伟绩”：华国锋主持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主持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由他亲自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
华国锋的标准像和毛泽东的标准像并列地挂在所有的公共场所，让人们景仰。华国锋的题字一时风行全国，象过去毛泽东的题字风行全国一样。像《东方红》一样的歌也来了：“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
这还是次要的，华国锋最主要的软肋是不会变通。他坚守一个原则：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于是他的工作仍然是坚持“以阶斗争为纲”和“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1976年10月10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的第四天，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1976年10月10日

华国锋根本不理睬，因为邓小平是毛泽东打倒的。
捉拿“四人帮”，华国锋倚重的是汪东兴，现在他的主要支持者还是汪东兴。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汪东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
“邓小平那两下子不如华主席，差得远。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邓小平问题，主席已经有了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边，不管怎么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汪东兴的意见也是华国锋的意见。
当时的形势下，邓小平出山是大势所趋。在天安门事件中蒙受打击的一大批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在运动后期没有站到“四人帮”一边的党政干部，都支持邓小平出山。毛泽东把中国推向了十分贫困的境地，也必须有一个强调物质利益的强者出来。对全国老百姓来说，不说强烈希望温饱，就是仅仅出于对毛路线的逆反心理，也希望被打倒的现存“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出来执政。同时，在共产党内部，高层中也再没有一个人比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更有经验和能力了。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日到２２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王震、胡耀邦两人商量后，向华国锋提出“中央有些同志”想让邓小平重新工作。“有些同志”主要是一批元老。只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批元老也就能出来工作。华国锋没有接受陈云等人的意见。
这次会议上，陈云还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其实这是和邓小平平反串联在一起的。华国锋在会上说：
“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再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当时决定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在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后，在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总是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他的“老实”“忠厚”“发挥”到了极至。他这样被动地转变，也是他被不断否定的过程。他的地位日益下降。
在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迫于让邓小平出山呼声的压力，华国锋说：
“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又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信：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华国锋搞“两个凡事”不得民心，这是一个方面，同时他自身没有能力，又没有外在力量——没有忠于自己的一批干部队伍。在权力斗争面前，他面对的是一些党、政、军里的元老。这些人都比他强大。他这样一个人被赶下台，不会有人会保卫他而大动干戈，更不会引起什么社会震动。华国锋真正地面临了维护地位的困难。
华国锋在老臣们连连进攻下节节败退，终于妥协。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
邓小平复出后，华国锋事实上就失去了对政局的控制能力。虽然他的画像仍然与毛泽东像并排挂在人民大会堂上，但在许多问题上已经无法再按自己的意思办了。
华国锋是要权力地位的人。１９７６年４月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也许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授予他除毛泽东外的最高权力，但他的地位不稳固，毛泽东去世后，江青集团对他构成威胁，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按非常规出牌，借助元老们捉拿了江青等。而且，他出手，让江青等感到非常意外。江青在法庭上骂他“叛徒”。在江青的眼里，他自然是背叛了毛泽东。华国锋自己也说，捉拿江青集团他是经过反复思想斗争的。粉碎“四人帮”后，他把能抓的权力都抓在手里，连“总理”也不放手。现在，对他威胁最大的是邓小平，他阻挠他复出不仅仅是因为两个“凡是”，如果他那么“凡是”，他也不会把毛泽东宠幸的人这么快抓起来。
他就没有学好马克思的辩证法，有时候舍就是得。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他采取了守势，死守毛泽东的遗训，他站在到了元老们的对立面，也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邓小平出来后，几乎天天召集有关人开会，指示胡耀邦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
同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人事更动方案，主要是解决华国锋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由于华国锋总是为自己辩解，致使会议延长，连续开了9次，至12月5日才结束。每次会上，大家都纷纷发言。陈云说：
“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胡耀邦说：
“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
有人更加直截了当（史料未记载是谁）：
“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
叶剑英见华国锋总是辩解，不肯承认错误，说：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叶剑英这番话后，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并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
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
叶剑英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大家一致同意。
邓小平推荐由胡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说他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干部，并由他们向参加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向全党通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全会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分家，由不同的人担任，还是第一次。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点名批评了华国锋。至此，后来俗称的“凡是派”彻底失势，真正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邓小平名义上的职务，在十一次代表大会时，已经到了他终生最高，党中央副主席，实际上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那次讨论和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人事更动方案的政治局会议以前，他已经取代了华国锋，掌握了全国的最高权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从1979 年11月就已经开始。至少直到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退掉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设计师”和“领导核心”。在这期间，他分别挑选了三个党的第一把手，第一个是胡耀邦（任职从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不满意后选了赵紫阳（任职从1987年1月至1989年6月），赵紫阳被赶下台后选择了江泽民。这些和本史无关，不赘述。
本史从江青写起，有必要从江青结束，以作呼应。当然，主要的，江青和她的“同志”们是文革的弄潮儿，看看他们的结局，也在本帖主旨之内。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的同时，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架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阴谋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
会议决定“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江华为庭长，伍修权为副庭长。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人已经死亡，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决定对他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检察厅并决定，10名主犯以外的本案其他人犯，另行依法处理。10名主犯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判江青关于她迫害刘少奇问题时，江青在回答问题时，离开主题，突然高声说：
“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大家都出惊。
那就是说，那张字条上写着的是12个字：
“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
是真是假？
“四人帮”在法庭上的表现各不相同。张春桥死不开口（网上流传的他的“最后陈述”是假的）。
姚文元除了说“我和林彪集团挂不上钩”（因法庭宣判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个反党集团），“避重就轻，只承认错误，不承认罪”，“把责任都往毛主席身上推”，问他“‘四五运动’，把许多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不是犯罪”，他说：“是错误，当然是错误。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嘛，更是错了。可是，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说的去做了，也没有办法。”
王洪文的表现开始是——照江青在最后陈述中的说法，“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后来是全盘接受，“认罪态度最好”。
下面是王洪文的最后陈述：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江青又不同。她“无所顾忌，大放厥词”，让人想起本帖开头写的她小姑娘时摘至圣先师头上平天冠的事，也让人不由得想起她的自画像诗：“山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1980年12月29日在“特别法庭”上，由江青作最后的陈述时，江青站起来，把一张纸扬了扬说：
“我写了一点看法，念一念行吗？”
审判长同意。
江青加重语气念了题目：
《我的一点看法》
这让人想到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我的一张大字报》等，江青是不是无意中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她自己也一直觉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在毛泽东的追悼会上，她花圈上的署名是“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小青”。江青接着念道：
一张起诉报告，满纸胡说八道。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动。（“三项指示”是邓小平搞的。）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
转移人民视线，栽赃嫁祸他人。
无耻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
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
双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辈。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念完了诗，江青说：
“我对他（指公诉人江文）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江青的发言被打断）
“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江青的发言又被打断）
“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江青的发言被打断）
“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江青的发言又被打断）
“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江青的发言再次被打断）
“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而成为现实。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江青的发言被打断）
“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篡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江青的发言被打断）
“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江青的发言又被打断了）
“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脚的……（江青发言又被打断）
“关于这个问题（指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江青发言被打断）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江青的发言被打断）
“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江青的发言被打断）
“清君之侧，目的在‘君’。罗织陷害，血口喷人。利用专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难尽。破坏政策，凶悍残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这就是我的回答！”（最后大声地）

1981年1月25日上午九时，特别法庭爆满。法庭将对十名主犯公开宣告判决。庭长江华先念“集团罪”部分：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犯罪事实如下（本文只摘下面最大的第一条罪状）：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颠覆政府，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1967年1月23日，林彪确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方针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同年1月22日，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从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述反革命目的，虽然由于党、政府、军队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他们确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严重地破坏了政府的机构，严重地妨碍了政府的工作，严重地破坏了人民公安保卫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控制了中共中央的组织、宣传部门和国务院的文化、教育、卫生、民族等部门的领导权；夺取了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权；一度“砸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夺取了一些军事机关的部分领导权。
……”
接着，江华念“个人罪”部分。个人罪部分念后，江华宣布判决。他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念：
“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江青几乎同时振臂高呼：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坚决不承认反革命的法庭判决！”
“革命无罪！”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副庭长伍修权大声叫：
“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
两名身穿蓝色制服、腰佩手枪的法警把江青拉出法庭去。江青一路高呼：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江华接着宣读了对其他人的判决：
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王洪文无期徒刑。
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
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
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
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
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
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
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
江青服刑后，单独关押。牢房大约二十平方米，和监管人员值班室之间的隔墙一米以上全是玻璃，从外面能把江青的活动看得清清楚楚，江青看不到外面。江青可以在狱中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其他犯人一样，在规定的时间里可以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她本来和毛泽东一样喜欢看书，自己拥有一万来册藏书，得到允许，她让人从她的藏书中选择了她要看的书，在狱中阅读。江青读了这样一些书：
《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李长吉集》、《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文山诗集》、《增广诗韵全壁》、《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等。
江青在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她在枕边保存着毛泽东的手迹，衣服上别着毛泽东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早，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泽东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在她身体日趋衰弱时，她更是常常想到毛泽东。
1984年，江青第一次保外就医。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江青第二次保外就医。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在北京酒仙桥附近替她找了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并且安排了一位女护士照料她。
1991年 3月15日，江青因高烧不退而进入公安医院。住院单上填的名字是“李润青”。“李”是江青的姓，“润”是毛泽东的字，“青”是江青的“青”。
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泽东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遭到了拒绝。
1991年5月13日晚上，住在公安医院的江青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页眉上写下：
“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
然后，她又写上一句：
“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到第二天的凌晨，她在卫生间的浴盆上方用多块手帕打结成绳，上吊自杀。
她从被捕到这时已十五个年头。普遍认为，她这次保外就医之后，感受到了已看不到回到过去的希望，她坚定地活到现在，是因为她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她没有了活下去的动力。她春风得意的时候就对张玉凤说过：
“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全文完）
孤峰先人
二0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song_fq 2015-12-22 06:24:53
感谢楼主，让我看到了一段一直困惑的 历史 。感觉楼主写的不偏不倚，非常客观。就是觉得张宁那段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她在整个 历史 事件中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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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那些不该写，最多对能表现林彪、林立果、叶群的，三五句提一下就行。你说得完全对。

@花开到荼蘼2015 2015-12-23 00:50:22
感谢楼主的力作。感谢提供了翔实的、系统的、理性的史料，给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呈现了出来。感触颇深！确实是十年浩劫啊。如果这十年不是内斗和混乱的十年，而是和平和发展的十年，那今日之中国又将是何等繁荣昌盛！以史为鉴啊。但是看今日之中国，改开带来的后遗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和印证了毛主席的担忧和高瞻远瞩，对开展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迫切性。文革并非一无是处。 历史 再一次证明，受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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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腐败影响多数人的生活，侵蚀到多数人的正当权益时，人们对腐败分子的痛恨和报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三十年前那场灭绝天良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景象人民已经淡忘；可多数达官显贵被划为牛鬼蛇神押上审判台，任红卫兵殴打凌辱的镜头在人民心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的国民开始怀念那个时代，极端情绪开始在人们心头滋长。他们只知道那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才能有效的惩治贪官污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那个把中华文明砸得稀巴烂的时代。极端的人甚至不惜谎言和造谣。什么是腐败？腐败就是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正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东西还没有清除干净，才会有今天的腐败。真正的平等是“多劳多得”而不是有权者多得，也不是不劳动者得同样多，那不是真正的平等，那样又会陷入以前或现在朝鲜的境地。社会要怎样才能好，人民怎样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幸福，应该尊重客观规律，处于统治者地位的人不尊重规律的瞎搞，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在我看来，这个客观规律，最要紧的是符合人性。民主与法制才是实现人民最大限度幸福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