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觉得，红卫兵再这样闹下去，红色江山将不保，现在必须反击。大家讨论认为，造反派之所以这样目标一致地反对工作组，一定有后台。这让刘少奇更感到忧虑，更感到迅速反击的必要性，这样才能尽可能快地粉碎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党分子的进攻。他觉得，在非常时期，就必须依照毛泽东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要立刻反击！”刘少奇手一挥说，“什么‘红卫兵’？！我们既有学生会，又有共青团，还成立什么‘红卫兵’？这明明是非法组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刘少奇接着说：
“我们要立刻进行反击。但也要运用策略。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揪出来！”
刘少奇当即任命王光美为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按照他的意思是要让王光美在桃园搞四清一样，在清华大学总结一套搞文化革命的经验，以便将来推广全国，指导整个运动。
组长们领了刘少奇的“尚方宝剑”走后，刘少奇当即在一份有关文化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把他上面的这段话作为批示写了上去。写完后，他想到了他女儿的话和红卫兵的起源地清华附中，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着写道：
“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是最后的王牌。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六四年“四清”就是这么干的，尽管以前是毛泽东要这么干的。可是，现在他刘少奇也不得为而为之。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这就是抓阶级斗争。毛泽东在三年前就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第二天，清华大学宣布蒯大富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织。在王光美和工作组的组织下，清华园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有一部分红卫兵偏向了工作组一方，不断地高呼：
“无限信赖工作组！”
“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游行队伍的样式是从红卫兵游行时的样式中学过来的，但更为壮观，起码比北大红卫兵在六月十八日斗黑帮时的游行队伍壮观无数倍，原因是它能动用学校的丰富资源。
国旗开道，猎猎飞舞。国旗后是巨幅毛泽东像，由四个人像抬花轿一样抬着。后面是上百面彩旗，由上百个学生举着。再后面是一团鼓乐，是洋锣、洋鼓、洋号子，光敲小鼓的人就有几十个。鼓乐后面押着蒯大富等红卫兵头头一干人。他们戴着高帽，挂着牌子，只是没有被反扭着手，由他们自己走。他们同样也不敢乱说乱动，因为押着他们的是帽上有国徽的警察。

游行队伍里，不时有人跑到蒯大富等人处，向他们吐唾沫，施以拳脚。这些人中，也许有的是真心对红卫兵恨的，认为他们破坏了教学秩序，也许有的是被蒯大富等批斗过的，是进行报复。
游行队伍在校园里转了个大圈，就来到大操场。红卫兵头头被押到台上，让他们在台前站好。等操场上列队完毕，就开始进行揭发批判。
整个过程中，王光美都站在操场外那幢楼的高层走廊上，用她的高倍望远镜注视着发生的一切。尽管她现在的身分已在清华公开，她也在大会上亮相过，她也不是怕走路，也不是放不下架子，她只是感到这令她想到当初参加学生运动跟着大家喊口号的情形，那时候有一种激动，有一种荣耀，而现在令她的鼻子酸酸的，只觉得自己像要处死一个自己养大的要咬人的宠物一样难受。
她的望远镜能看清清华园的所有没有遮挡的地方。照例，有两三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回给她传递纸条。但这次，她不是被动的接受条子，而是再把自己写的条子让那几个送条子的人发出去，就像一个在前线的指挥官一样指挥着战斗。
大会最后宣布，蒯大富和另四名学生 “是右派学生”，将开除团籍，被“隔离审查”。其中就有那句喊“拥护毛泽东，打倒党中央”的女红卫兵头头。
蒯大富和另三个男生被关进学校原来做过储藏室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里面除了三张钢丝床，就是一个便桶。他们不知道那个女红卫兵头头被关到了哪里。
蒯大富们没有屈服，他们熟读过《红岩》、《青春之歌》等歌颂革命英雄的书籍，看过由这些书改编的电影，以为现在正是学习江姐、许云峰的英雄人物的好机会。他们的胸中为一种革命英雄主义所激荡。他们学习先烈有时到了刻意模仿的程度。一个人每当被提审回来时，他总是席地而坐，另三个人就围坐到他的身边，询问提审的情况，安慰他受伤的心灵。这个镜头来自于《红岩》中渣滓洞里那些先烈在有人被提审后的情形。和渣滓洞中的先烈一样，他们有时高唱《国际歌》，守卫的警察来干扰他们，他们还是唱。他们就是想要警察来干扰他们，这样他们才更像书中或电影中的先烈。警察真的像书中或电影中的国民党狱卒，来敲他们的门，敲一阵，制止不了走了，蒯大富们于是得到了满足，他们更感到了自己像个革命英雄。

唱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了解到关在另外地方的那个女红卫兵头头被逼疯了而终至于撞墙自尽了。那天他们不是模仿，是真唱，是克制不住地唱，用自己的真情唱，四个刚成年的男人站在小窗口，互相扶着肩膀，流着泪唱，从早一直到晚，在梦里他们还在唱。
学着革命先烈的斗争经验，他们竟把一名警察争取了过来。原来那名警察是红卫兵的同情者，在他的理解里，红卫兵是反对权贵、要求平等的造反者，就像《水游传》里的英雄。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和外面的红卫兵中层领导建立起了秘密信道，使他们得以在“狱”中指挥红卫兵组织，让红卫兵组织得以在地下重新组织起来。那个警察把圆珠笔芯藏进牙膏里递给他们，又把一些白纸片夹在卫生纸里给他们用。有了笔和纸，他们就可以传递信息了。
他们原以为他们很快会被放出的，毕竟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城已遍地开花，他们搞红卫兵的本意没有错，但是，十多天过去了，他们仍被关在这阴暗、潮湿，现在又加上恶臭的小房子里。革命先烈也不是那么好学的。他们叫外面的红卫兵头头写信给毛主席，叫毛主席来救他们，他们已从红色贵族子弟中得知，“五一六通知”是毛主席发下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是毛主席叫他们夺权的。信寄出去没有回音，又有消息传来说，毛主席现在根本不在北京。或许他们已成为了毛主席的弃儿，就像毛主席的儿子小时候一样。而且，那个写信给毛主席的红卫兵头头马上也被关了进来。

这名新关进来的红卫兵头头，带来了很多外面的消息。形势对红卫兵不利。清华大学已有一千多个师生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又有几名学生自杀。清华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北京市二十四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大批师生被戴上高帽游街。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西安交通大学有个女大学生叫李世英，写了二十多张大字报批判校党委和省委，工作组组织其他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随后索性逮捕了她，并将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后来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里跳楼自杀。
还有一件事，是清华大学有一名亲工作组的学生在工作组组织的游行中，竟突然带大家高呼：“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结果这名学生也被打成了反革命。
新进来的红卫兵头头给蒯大富们带来亮点的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的学生对工作组的反击。其中最有影响、最富攻击力的是清华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卜大华那一拨红卫兵们。他们凭着血管里流淌着“红色贵族”的血液，凭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面对工作组的压制，拼死反击。他们虽然也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秘密，但他们表现得非常活跃，完全用他们父辈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组。

他们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气势磅薄，再次引起了轰动。对红卫兵来说，它是战斗的檄文。它疾呼：
“革命就是造反，毛择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择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写大字报的几个人被隔离审查。可是，外面的红卫兵又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写大字报的几个人又被隔离审查。可是，外面的红卫兵又贴出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那个新进来的红卫兵头头把这“三论”带进来了，于是五个人凑在一起像学毛主席著作一样看这“三论”。他们倍受鼓舞。在“三论”的鼓舞下，他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宣布为了表示反抗，进行绝食斗争。消息传出，清华园一下轰动了起来，它激起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反抗情绪，也让工作组措手不及。
蒯大富们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来救他们的，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毛泽东此时确实仍然在南方。但他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点燃了文革这把火，要烧死一切害人虫，烧掉人们思想上的一切害人虫，烧掉从中央到地方的修正主义黑线，烧出一个红通通的世界来，从而让政权真正回到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导师手中，也就是真正回到人民的手中。于是，世界干净了，人们的思想干净了，全国人民成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就可以在他的号令下向共产主义进发了。
他有没有想过他潜意识中的其他东西？也许没有想过，也许想过了又马上避开了。
不管怎么说，战争他搞过，这样的如战争一样的运动对他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一天，他对周围的人说，他要到韶山滴水洞去。
他需要到滴水洞去。为什么要去滴水洞，为什么外面蜂火四蹿，狼烟遍地，他却要隐居到他老家附近的滴水洞里去？也许只有他自己晓得。
毛泽东向韶山出发了。毛泽东坐在一辆吉普车上，警卫团团长坐在他前面另一辆吉普车上，前后均有几辆轿车。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后，上面坐着8341警卫部队的一部分警卫人员。尽管如此，毛泽东指示，他到滴水洞里去，对外要绝对保密。

今日的滴水洞，已和前次毛泽东回故乡时不可同日而语。
上次回故乡时，他对陪同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打招呼“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山沟里搭个茅棚，我老了来住一住”，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周小舟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搭个茅棚”的想法就搁了下来。一九六零年，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时，又谈到了“搭个茅棚”一事。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只见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滴水洞就在丛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便于警戒。湖南省迅速组织班子，并迅速拨款一亿元。那可是在全国人民吃不上饭，很多人饿死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候毛主席为了带头还戒掉了自己心爱的红烧肉。
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代号为“203”的别墅工程启动，一九六二年竣工。参照中南海毛泽东住房式样，仿俄式建筑保暖防寒特点，建筑了一、二、三号主体工程，修通了故居至滴水洞的公路。一号楼毛泽东的下榻处，是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的平房，背着毛家的祖坟地，由坟地延伸而至，面朝龙头山，似乎也有风水先生测定。房屋倚山而建，两面有封闭的回廊，中西合璧，亦土亦洋，冬暖夏凉，又易保密。楼房内有会议厅，还有两套住房。两套住房各包括办公室、卧室、卫生间。一套是主席住的，另一套是江青住的。但江青从未来这里住过。从一号楼通过二号楼的回廊，有数间偏房，为卫士、服务员所居住。二号楼是两层楼的客房，共有二十四间，为陪同的中央负责人休息处。三号楼有数层，就在进洞不远的山脚下，距一号楼和一号楼约有六百米左右，是毛泽东的警卫中队的居所。
毛泽东一住进滴水洞，滴水洞山峡立刻布满了岗哨。

只可惜时值仲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于是，工作人员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大木桶冰块，用电风扇把冰块吹融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
毛泽东住进滴水洞后，对外保密，他未见家乡的任何人。他的一个亲表兄叫文运昌的，不知从哪里得知他住在滴水洞，来拜访他，也被挡驾。
照料他起居的，是两位女服务员和一位理发兼打杂的男服务员。两位服务中，一位是湖南省委接待处派来的，从长沙过来的，另一位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随毛泽东来此。
那后一位叫张玉凤，二十二岁，原是铁路客运列车的列车员。一九六二年冬天，毛泽东的专列到达长沙，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举办者请了一些女列车员伴舞。张玉凤就在其中。那时张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那次晚会上，毛泽东与她连续跳了几场舞。
后来毛泽东回到中南海，有一次练字，无意间写下了“张玉凤”三个大字，字体异常优美，正巧被汪东兴看到，汪东兴便问毛泽东是否调张玉凤到专列上工作。毛泽东点点头。汪东兴一个电话，张玉凤连夜进京。
这时，张玉凤还不知道“专列”是怎么回事，汪东兴带她去见毛泽东，她的心中颇为紧张。一见面，毛泽东就问她的名字怎么写。因为以前跳舞时毛泽东虽问过她的名字，却没问过她的名字怎么写。毛泽东说着，就拿起铅笔和纸，让她写下来。张玉凤是因为家里困难，才在十四岁那年当上列车员的，他父母有子女八个，她排行第四，因此没念过多少书，她怕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不敢写，就答道：
“弓长张，玉石的玉，凤凰的凤。”
毛泽东手中正拿着笔和纸，又写了一下她的名字。

头一回的交谈，没几句，就结束了。汪东兴把张玉凤送走后回来，发觉那张写了“张玉凤”三个字的纸上，毛泽东又一连写了好几个“张玉凤”。
张玉凤就这样来到毛泽东身边，在专列上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张玉凤肯吃苦，工作认真细致，深得毛泽东欢心。后来毛泽东还教她游泳，她就常常和毛泽东一起游泳，和毛泽东更有了共同语言。这一回，毛泽东离开专列，进入滴水洞，需人照料，也就命张玉凤随行。贴身的服务主要由张玉凤担当。
中央高层中，完全明了毛泽东真实情况的只有周恩来总理一人。周恩来每天从北京用专机用密封的文件袋，将新华社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简报、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送来，其中对他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秘密报告。
在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有一次，张玉凤看到他竟在读《西游记》，大概是他想到了那个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美猴王孙悟空。
他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批阅和看书，就是思考。他总是一个人闷在房间里，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显得烦躁不安。
张玉凤发现，林彪令人恐怖地大谈政变同时吹捧毛泽东的“五一八讲话”稿，总是放在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时不时地在翻看它。
毛泽东总在思考，又显得百事无心。有一次，他叫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去看看水库里的水可不可以游泳，张耀祠去了，一看，虽然连续下了几天雨，但水很很清，就回来说了，但毛泽东不声响，放弃了他心爱的游泳，又沉浸到了他的深思里。
还有一次，他看见大门旁摆着一个轮椅，感到有趣，就坐到上面，想出去转一转。张耀祠和张玉凤等几个人推着他出了门，可是不出百步，他看了几眼青山和溪水，忽然没有了兴味，说：
“还是往回走吧！”
到第十一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突然变得开朗了，他的脸上就像阴郁的天空突然阳光照射了一样。这天一早，他就站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挥毫疾书。笔锋过去，龙飞凤舞的毛体大字出现在洁白的宣纸上：
七律
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从诗中可以看出，经过滴水洞里的十一天思考，毛泽东对接下去要做的事已经胸有成竹，一切似都已在他的掌握之中。
写好了诗，放下了笔，毛泽东通知张耀祠等工作人员，他决定离开滴水洞“去白云黄鹤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他要去武汉，因为毛泽东总是以“白云黄鹤”来指代武汉。他就是这个脾气，说走就走。工作人员们迅速忙乎起来。
滴水洞给了毛泽东十一天的思考。似乎是它给毛泽东决策，给毛泽东指引了方向，让毛泽东看到在前面烽火连天的战场里他将如何战斗，也似乎是它给了全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
和以往说走就走不同的是，临上车的时候，毛泽东又变得忧虑起来。他从门楼的水泥斜坡路上走了回去，一边走一边说：
“你们走喽，我还要坐一下哒！”
他说话的语气沉重，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
毛泽东走进客厅，在靠窗的沙发上坐下来，一句话也没说。服务员立即给他递上一杯韶峰茶。他喝着茶，点燃一支烟。

张耀祠走到他身边，小声说：
“主席，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
毛泽东慢慢地站起来，一步一步，步履沉重地走出了一号楼。
汽车拐了一个S形大弯，毛泽东掀开窗帘伸出头去，向滴水洞别墅挥了挥手，似乎是向它告别。汽车开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故居门前，毛泽东叫司机停一会儿，他又掀开窗帘，看着故居的门庭，看着小时候十分熟悉的“毛氏宗祠”，好一会儿，才说：
“走吧！”
汽车又徐徐启动。
当远离了滴水洞，毛泽东的心情便变得轻松起来。他的胸中充满诗人的豪情，好象看到未来的美好世界就在眼前，等着他去创造。他有了战斗方案，他不立刻回北京，而是去武汉，除了还要对北京静观其变一层，让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要去武汉游长江。
他已经七十三岁了，在决战之前，他要以他的坚强的体魄和毅力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他不仅能与水斗，征服长江，而且还要与人斗，征服一切敌人，我毛泽东还没有老到不能为党和国家掌舵的地步，我毛泽东完全有能力把江山担在肩上，能够站在一线领导中国人民，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是一种力量的显示，是一种自信。他说过，“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就是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恶战即将来临，他要抖擞精神。他也要用他的行动告诉青年人──那些红卫兵，要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经受考验和锻炼。他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是他生性好斗，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一退居二线，不是差点失落了江山？难道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这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红通通的社会主义。他的江山正在改变颜色，黑色正向红色渗透，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人们头脑中从旧制度残留下来的黑色，也在扩伸，而最主要的，那条修正主义的领导黑线，正助长着从红色到黑色的改变。那些领导人成了从红色到黑色改变的带头人，那些旧的机构、体制成了这种改变的护航者。
他曾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次就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包括人们思想上的害人虫。但要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谈何容易。也许并不比他推翻蒋介石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来得容易。要天翻地覆，要砸烂整个旧世界，要让熊熊大火烧得一切害人虫无处藏身。他的对手不光是人，是整个世界。所以，在力量的对比上他并不占优。这让他产生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他要先到长江去游泳，也是为了给自己鼓劲。
轿车到了长沙之后换乘专列。望着窗外旋转着犹如大磁场的世界，毛泽东的忧虑和不安忽然变得严重起来。他甚至感到孤单。他想到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是左派”，毛泽东曾在人面前这样说过。要能让毛泽东说是左派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那些老革命当中。林彪是屈指可数的人当中的一个。
林彪大谈政变经和对毛泽东的评价讲一些过头话，都是迎合毛泽东的心的。毛泽东一直关注政变问题，现在更甚，几次提出如果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怎么办。他还指示采取措施，向要害部门都调去一些军队干部。去年还叫一个叫丁莱夫的一个军的政委到广播电台当政委，交代他的任务就是防止政变者占领电台。但林彪竟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这样透彻，而且大谈特谈，这不能不让他产生疑虑。
林彪对他个人的赞美，也确实是在他感到肚饿的时候往他嘴里塞了一块油滋滋的红烧肉。毛泽东以前并不那么看重对他的崇拜，他对它看重，还是因为提倡大跃进犯了错误，在党内外引起了议论和批评，他猜疑党内有人会利用这个来反对他，削弱他的权威，会有人在他死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需要个人崇拜来维护他的权威，需要个人崇拜的支撑来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作斗争，并战胜他们。这样，他才在成都会议上讲了这么一句话：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
现在，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他更需要个人崇拜来增强他的力量，增加战斗的凝聚力，就像在战争时候更需要英雄，需要集中一样。但是，他最清楚自己。他不是别人一吹，就会轻飘得上天的人。不然他也不会打下一国的江山，也不会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有这样高的威望了。只是，林彪讲话的过分令他反感。

本来，他觉得林彪是最死心塌地跟着他的人，崇拜他崇拜到连自己的思想都丢了的人，他在背后也称林彪为“朋友”，可是现在林彪那份过分的说辞，让他对以前对林彪的看法有怀疑。他的孤独感由此而来。
当然，毛泽东仅仅是怀疑。思想上，他还是觉得林彪是靠得住的，是他现在可以依靠的人。而他现在最可依靠，又最靠得住的人是谁呢？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江青。
想当初，对江青一见钟情，两个人如干柴烈火，当时党内党外不以为然，很多人议论纷纷，有人还冒犯直谏，但他不为所动。他开始只知道江青以前是个上海滩的演员，他没有去了解，也觉得没有必要了解，他几乎是一见钟情。他虽然有过三段婚姻，这样一见钟情式的罗漫蒂克的爱情还是第一次。这不能不说还是史沫特莱的功劳，是受了她宣扬的西方浪漫爱情的影响。后来有人告诉他江青在上海滩的风流韵事，她在上海滩闹得沸反盈天的婚外恋情，他仍然不为所动，而且更为坚定。凡事都可从另一个侧面看，他把她看作是一个天性浪漫而又纯情的女子，这正符合他诗人的浪漫情怀。他觉得他正在体验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西方诗人赞美的浪漫爱情。他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的确，要是以前，他也会有身边很多老干部有的意识，会或多或少把江青这样的明星看得肮脏，事实上他以前的杨开慧、贺子珍都是黄花闺女。除了窈窕的身材，姣好的容貌，江青娜拉般的敢作敢为、不设城府的个性也是吸引他的一个原因。

江青成了毛泽东老婆后，确实也按照中央对她的约法三章，做了一段时间贤妻良母。可是她渐渐烦躁起来，烦得得了神经衰弱。两个人便每有口角。她性格上的一些缺点，在毛泽东眼里也明显起来。他觉得她好出风头，喜欢听好话，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和一些已婚的男人一样，他有时甚至有点后悔和她结婚。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两人吵过后，毛泽东单独和他的贴身卫士李银桥在一起，叹了一口长气，扔掉手中的烟头说：
“唉！她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早把她赶跑了！”
李银桥那时还年轻，他奇怪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怎么还有一般人的烦恼事。毛泽东又吸了两支烟，仍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接着对李银桥说：
“没办法呢，跟她凑合着过吧……”
接着，毛泽东边想心事边踱步。
“银桥啊，我同你讲，我现在有些难办；当初同她结婚，没搞好。唉，草率了……没办法，真是草率了呢！”毛泽东又吸燃了一支烟，紧皱着眉头坐到窗前的一把大椅子上，沉默片刻之后，叹了一口气，“唉，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江青无大过，也无大错，现在就要胜利了，跟她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讲……没办法，银桥啊，我是背了个政治包袱呢！”

但不管怎么说，那不过是当时的愤激话。以后，毛泽东也有过“真是草率了呢”的想头，但那不过是一个男人“老婆是人家的好”的普通心理，他就曾在游泳时对王光美说过：
“你品貌端庄，还年轻有才，少奇同志是打着灯笼火把寻来的。”
但毛泽东平时总的来说，还是觉得江青“无大错”，和她毕竟有过罗漫蒂克的爱情。爱情是过去了，这种西方诗人赞美的爱情总是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虽然和江青的爱情没有留下多少亲情，像退潮后的江滩留下贝壳那样有限，但他们毕竟还有法律纽带，还有一个爱情的结晶，他们共同的女儿把他们维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江青除了嫌他“土气”、“邋里邋遢”、“有农民的生活习性”，只知道用红烧肉来补充营养，一直以来还是崇拜着他的，她对他一直保持着恋爱时崇拜他所谓的“大英雄”的心理。更为重要的，她一直和他保持着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他曾对人说，他和她是“政治夫妻”。这话一方面表明他和江青已没有了当然的两性感情，他们也缺少那种恩爱夫妻所有的亲情，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在政治上的夫唱妇随，孤立地看，对江青不无褒奖。江青逢人也每每说起他和毛泽东是“政治夫妻”，好象她和毛泽东一样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已成为毛泽东搞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而毛泽东也认为自己正把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改造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她一直要出来工作，他倒不是一定要执行中央的决定，他怕她把他的事情搞糟。

可是，现在，他突然发觉，他还真是小看她了。他的老婆原来还是个能做事情的人。她组织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重头文章，为擂响文革战鼓立了头功；她根据他的指示受“林彪同志委托”在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写出《纪要》，经他修改和批准后，转发全党，影响很大；她作为“中央文革”（即“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表他控制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组织。她一切都干得漂漂亮亮。
看来，最令人放心，最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的老婆。
不过，毛泽东觉得，在这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他必须告诫江青，让她在政治斗争中要谨慎，不能被一时的假象所蒙蔽，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如平时一样“得了三分颜色，就要开染坊”，要有自知之明。她现在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了，他安排的文革小组，是要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关，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让他们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成为他一人之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她重任在肩，马虎不得。她只有在革命斗争中真正变得成熟，才能真正做他的强有力的助手，分担他的重量。
毛泽东准备写一封信给江青，一是为了教育她，二也是为了把他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坦露给她。现在他确实感到孤独，她是他老婆，只有她能让他坦露心怀；向她坦露，也表示他现在对她的欣赏，表示他现在对她的看重。

他开始打腹稿。他决定以他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的感受和自我解剖来教育江青。火车到了武汉，信的腹稿已经打好。在武汉东湖宾馆住下，毛泽东抽空时就把腹稿写出来，又抽空进行了修改。他终于寄给了江青：
江青：
６月２９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６月１５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２８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４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５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４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 、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１９１１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２０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２０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 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 ，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

这是一封含意深沉又显得隐晦的长信。是毛泽东内心的曝光。
这封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高度浓缩。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此信中写得再明白不过，“文革”就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仅搞这么一次，“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而且“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他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不仅要“打倒右派”，提防着刘少奇，而且也要提防着那位“朋友”林彪。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决定畅游长江。
这天，天空一碧万顷，沿江两岸大堤上，插着无数彩旗，挂着无数的巨幅的标语。但江面上刮着六级大风，江水咆哮着，江浪滔滔。毛泽东走到船头，站下来，远望了一下江面，似乎表示了一下对它的藐视。接着，他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水去。他先在水里浸了一下，又扎了个猛子，等露出头后，伸开双臂游起来……
渡口和各船上的人纷纷跳入水中。这是武汉市委组织的五千多名随毛泽东游泳的群众。同时，毛泽东周围立即出现几十名水上卫士。他们在水上立即摆开了“八卦阵”，在江水中形成了稳定的队形，和毛泽东不离不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