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端庄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她觉得江青变了，变得不讲道理和傲慢骄狂。
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参加开国大典回上海时，当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江青给宋庆龄留下的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的好印象。宋庆龄第二次见到江青，是在五十年代。那次，她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出席作陪。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态度和得体的服饰再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今天的江青却给了她另一种感觉。
其实不是江青不讲理，是她信奉的文化大革命不讲理。她确实有点傲慢骄狂，因为她觉得现在中国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而她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她的上面只有一个毛泽东。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说：
“但是总得有所控制，伤害无辜是不对的。”
江青颇感尴尬，脸色也一下子变了。她以暗含敌意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和毛泽东同岁的旧社会的名门淑女。江青仿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红卫兵是毛泽东取得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依靠和保证，她视红卫兵为自己的儿子，有谁敢在她面前指责红卫兵。
江青走后，宋庆龄一连几天不高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红卫兵视为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坟墓，砸了个稀巴烂，其中宋庆龄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其坟墓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来了个扬尸抛骨……

红卫兵们在自己所在的城市“破”光了“四旧”，就杀向了农村。
可是他们发觉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比他们逊色，甚至更加热烈，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彻底。他们同样游行示威，同样批斗，同样“破四旧”，同样在半夜敲锣打鼓，迎接“最高指示”的到来，所不同的是，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同一个村落里，谁都知道谁家的底细，谁没和谁家有磕磕拌拌的事，有小恨有大仇，每个村落里，又分不同的族群，族群之间也难免有积怨，还有，农民最有忠君思想，他们怀着朴素的感情对毛泽东顶礼膜拜，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所有这这一切，都使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带上了自身的色彩。
城市里的红卫兵开始以文化大革命的先驱者自居，到了农村一看，那里也闹翻了天，几乎找不到他们的用武之地。各个村庄，挨家挨户搜查，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地富反坏家，几乎凡是解放前生产的物品，都被搜出堆到大操场上，能烧的烧，不能烧的砸。很多家庭的门窗和屋梁都被撬了下来，因为上面雕有带有“封建色彩”的图案，有的人家房子塌了，居无定所。有人以前偷过一只鸡，有人以前说过一句什么错话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有人以前骂过红卫兵头头的爹娘……这些人都有可能被戴上高帽被批斗被游斗。农民红卫兵也是学习《毛主席语录》的积极分子，到处装着的有线广播也不断在播毛主席的话：“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八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红卫兵致敬！》中说：“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同时，城里红卫兵的一些口号也传到了农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农民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老老实实地按中央精神办事。他们按照他们的理解，对待那些“四旧”的人。

最遭殃的当然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了。
在北京远郊的大兴县，在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领导人的会议上的讲话后，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县内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了三百二十五个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才出生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作者:高臬 / 严家其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９８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中张连和的《五进马村劝停杀》）。
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杀了三十四人。杀人者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各设一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刑场设在一个院子里，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并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县委书记王根亢，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去救人，冲了三次冲不进去，最后王根亢书记叫他们先杀了他，才规定不得人让他们进，但规定他们进村不能东瞧西看，不能串街入户，必须排队进入杀人现场。进入刑场时，只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两个人正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落到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王根亢带来在其他人站在刑场旁边看着杀人者施威的时候，王根亢书记单独在北屋内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以及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等人谈判，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杀人活动。李恩元他们每人拿着一把磨亮的杀猪刀，说：“停杀是不可能的！”说到激烈处，李恩元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零点，李恩元他们才答应“暂时”不杀了。王根亢书记等才趁热打铁，救出监禁着的一百零八人。在放人的时候，有人将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此段内容见９８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中张连和的《五进马村劝停杀）

大兴县其他村杀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杀人的人毫不手软，因为他们所杀的是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社会上早已经形成了这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农民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让他们知道处死阶级敌人，以及处死阶级敌人后代不让他们报复变天，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很多人。
马村的农民红卫兵一样，劝说时，这些爱憎分明的贫下中农代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
……
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后，各地红卫兵纷纷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
“我们也要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
全国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间隙，都往北京赶。很快，天安门广场又聚集了五十万红卫兵，大多是学生红卫兵，也有工人红卫兵，有农民红卫兵，有各行各业的红卫兵。
红卫兵急于想见到毛主席，毛泽东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后，还一直觉得不够，想更多地见到群众。第一次接见后，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毛泽东也埋怨没有和群众打起一片，“有点高高在上”。周恩来便决定改变接见方式，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决定采取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也就是让毛泽东敞篷车接见红卫兵。但是到群众中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被枪击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必须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间，曾经选择过东郊的首都飞机场，因为道路拥挤，不行，又选择过动物园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几个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后决定还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主，让毛泽东先接见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再登上天安门。

因为拖了些日子，毛泽东就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说：
“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不让我们见面。”
这话说得工作人员都特别害怕，不让毛主席见群众，不让群众见毛主席，这是多么大的帽子！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四十分，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道路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在前面开路。
毛主席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一共六辆车。周恩来的打算是让毛泽东缓缓绕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刚开始接见时秩序还好，但很快就乱了阵脚，大家都想挤到前面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车一来到红卫兵队伍前，就被喊着“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包围了个水泄不通。红卫兵们一下子冲到车前，把后面的车给隔断了，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被冲散了。
解放军奋力挽起胳膊，想组成人墙，但人墙总是一组成就被冲裂。毛主席站在车中间安祥地注视着沸腾的红卫兵，向大家挥手致意。不少红卫兵挤到了车前去，想去和毛主席握手，或者即使碰一碰他的衣角。毛主席真的弯下腰去和挤在前面的几个红卫兵握了手。这下可好了，后面的红卫兵更是拚命地往前挤，车子也有被掀翻的危险。
不管是能握上手的──那毕竟只是几个幸运儿──还是能看到毛主席的，都仿佛在梦中，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这真的是毛主席吗？因为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解放军好不容易又组起了人墙。站在毛泽东左边的林彪对毛主席说：
“主席，请你坐下。”
毛泽东没有动。贺龙也说请主席坐下，毛泽东还是没动。后面车上的周恩来从车上跳下来，冲到毛主席的车后，大声说：
“主席，请坐下。”
毛泽东这才坐了下来，周恩来又挥动手臂大声对红卫兵说：
“请大家让开！让开！”
天安门城楼上也看见了这边的形势。这次接见红卫兵大会决定由江青主持，江青在城楼上对着话筒说：
“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
很快，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一队解放军，把混乱的队伍分开，毛泽东的车辆才得以前进。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讲了话。他照例念稿子，他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他说：
“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林彪最后高呼：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便是后来有名的“四个伟大”。

十三　大串连烽火烧天下　红海洋托起毛神坛

晚上，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到处是失落的衣物和被踩丢的鞋。天安门城楼两侧的东西华表成了临时失物招领处。华表四周无数遗落的衣物、鞋帽和人们随身携带的小红书堆积如山。那里的工作人员在不停地忙碌着。还有这里一簇，那里一簇的红卫兵没有散去，他们起劲地谈着什么，也有的边走边谈，似乎还处在亢奋当中。很多人声音嘶哑，披头散发，衣着零乱。有些人挤丢了鞋，赤脚蹒跚；有些人挤伤了腿脚，艰难跛足。也有些人互相搀扶着，寻找着失散者。救护车穿梭忙碌，抢救着奄奄一息的伤者，或是把无人认领，血肉模糊的躯体运往火葬场。
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沿上，有兄弟两人。弟弟十五六岁，哥哥十七八岁。弟弟坐着，哥哥站着。弟弟刚才哭过，在灯光中还可以看到他脸上纵横的泪痕。
原来，傍晚毛主席乘车到来的时候，弟弟刚好去找厕所小便了，就错过了他认为能清楚看到毛主席的大好时机。弟弟到来时，毛主席已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而且再挤不近城楼去了。
哥哥安慰他，说他也没有在广场看到毛主席，他为了怕和他失散，一直在原地等着他，毛主席来了也没有往前挤，所以也和他一样，只是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的那点影子。哥哥这样一说，弟弟就更加伤心了。

哥哥安慰弟弟说，毛主席一定还会接见红卫兵的，我们就等到见了毛主席再回家。
弟弟好不容易被安慰住了，这时，来了一群陌生的男红卫兵，他们边走边谈着。看来他们是体育院校的，因为他们个个长得人高马大。他们来到兄弟俩的边上，坐到了阶沿上。
“我看到毛主席不停地挥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着。”他们中的一个说。
“这有什么！你也离得太远了。我看到了毛主席张开的嘴，嘴里的牙齿，微微发黑的……”这个说话的人突然不声响了。有人马上说：
“毛主席的牙齿会是微微发黑的？毛主席的牙齿一定是洁白丰美的！”
“什么洁白丰美，洁白如银！”又有人说。
“对，洁白如银。”刚才说看到毛主席的牙齿微微发黑的人说。
他们不知道毛主席是不刷牙的，每天用绿茶漱口，毛主席烟又吸得多，微微发黑是正常的。
弟弟又哭起来。因为人家看毛主席看得这样清。
边上的大哥哥们问：“他为什么哭？”
哥哥说，他因为没有看到毛主席。
“大东，你给他握一握手。”有人说。
那个叫大东的人站起来。他的右手上戴着一只白纱手套。
原来，这个叫大东的人，是他们中唯一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为了不让任何东西玷污这只手，他戴上了这只白手套。
大哥哥们告诉弟弟，大东的这只手是毛主席握过的，让他握一握，就像握毛主席的手一样。
大东小心翼翼地脱下手套，一边说：“你握得轻一点。”
原来他的手因为握过毛主席的手，刚才他所在的学校的红卫兵都像饿狼一样地扑上去和他握手，有的还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现在他的手就肿得厉害，碰上去就会痛。”
弟弟站起来，用双手轻轻地捧住大东的手，又用嘴唇贴住大东的手。
哥哥说，希望让他也握一握这只手。大东有点犹豫，在哥哥的好说歹说下，最后才同意了。
这兄弟俩来自于南方宁波附近一个叫东方红大队的村庄。他们姓陈，本来哥哥名叫家发，弟弟叫家财，在“破四旧”中，他们自己替自己改了名，哥哥改成“向阳”，弟弟改成“立新”。他们希望见到毛主席，可是，他们在各自的班上都没有被选上作为去北京的代表。兄弟俩便商量自己来见毛主席。
这天，他们大队刚刚开忆苦思甜大会，他们父母在会上发了言，因为他们父母在解放前在村里是最穷的，睡庙宇，讨百家饭吃，而且他父母是在讨饭中结为夫妻的。兄弟俩对父母撒谎说，他们被选上了作为红卫兵代表去见毛主席。父母就在忆苦思甜会上说，他们的两个儿子被选上了要去见毛主席，会场上群情振奋，为他们兄弟俩高兴，也为他们替全村人争光而高兴。会后，很多村人拿来了茶叶鸡蛋、炒花生，甚至零钱，给兄弟俩。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奶奶，被人搀扶着，给兄弟俩四只糯米点心，说两只给兄弟俩在路上吃，两只托他们在毛主席接见他们时给毛主席。老奶奶千叮万嘱。

他们出发了。为了省钱，他们步行到上海。本打算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到了车站一看，他们带的钱根本不够他们来回的路费，而且他们不考虑以后的住宿还得吃饭呀，而且，他们又发现和弟弟立新同岁的他们的表妹悄悄地跟到了上海火车站，一定要让她和他们一道去见毛主席。于是，他们决定步行到北京。
在平原、在山野，他们到处都看见一队队、一群群红卫兵，背着背包，唱着歌，日夜兼程。这一队队、一群群红卫兵和他们都怀着见到毛主席的梦幻，游荡在祖国大地。他们有时和这些队伍走在一起，有时又自己赶路。当他们穿越无数的山野森林，走了个把月后，表妹由于劳累在深山病倒了。当她在弥留之际，她不能说话，用笔写字告诉兄弟俩，不要照顾她，赶快去见毛主席，就让她在山里等他们，见毛主席比她的生命重要，有一句话她写了好几遍：
“一定要代表我见到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表妹终于在深山病故了，兄弟俩用乱石砌成坟墓，埋葬了她，又忍着饥饿前进。
又走了一个多月，他们终于到了北京火车站。他们一下子为之振奋，他们竟在火车站广场见到了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原来天津大学等校部分红卫兵，因为造反受压，徒步到北京取经。中央文革小组闻讯，立即派火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迎来北京。现在中央文革部分成员正迎接他们。一会儿，天津的红卫兵从车站出来了，他们扛着红旗，手拉手，肩并肩，呼口号，唱歌曲。陈伯达在广场上讲了话。他说：
“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兄弟俩总觉得陈伯达的话是对他们说的，心里暖烘烘的。
……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渐渐变得稀少了，广场上的灯更加白亮了。兄弟俩站起来，走到天安门城楼前，站下来，默默地注视上面的毛主席画像。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少女，和他们一样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像。这个时候，兄弟俩竟同时产生这样的感觉：那少女就是他们的表妹，她的魂又偷偷地跟着他们到了北京。当向阳转过头去时，少女见他看她，噙着泪水对说：
“我来迟了，没有赶上接见。”
说着，她的泪水唰地流了下来。她又看向画像，一副舍不得离去的样子。
城楼前的金水河边，站着一些人。兄弟俩过去。他们见到一个十七、八岁的藏族红卫兵手里捧着一条雪白的哈达，靠在栏杆上哭泣。
兄弟俩听人说，他是一位翻身农奴，是全村人选出的唯一来北京的代表。来到北京前，他口口声声说要亲手把哈达交给毛主席。那条雪白的哈达上，有他们全村人的深重嘱托和签名。然而，当毛主席所乘的汽车缓缓进入天安门广场时，他发现毛主席离他那么远，中间还隔着那么多人，他看到的毛主席只是一点模糊的影子。他实在无法完成乡亲们交给他的深重嘱托。他的阿爸因为反抗被狠毒的奴隶主用马活活拖死在戈壁滩上，他三岁那年，阿妈因为打碎了奴隶主的一个玻璃杯，就被打断了双手双脚，含恨离开了人间，从此，他小小年岁，就成了这座人间地狱中的奴隶，是毛主席指挥解放军进军西藏，使他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翻身见到了太阳！

一会儿，这位翻身的青年农奴默默地走到红墙下，用手扫起一把尘土，包进布袋里。他心情好多了。他对看着他的人说：
“我要把这包天安门下的红土带回西藏，撒在布达拉宫下。”
有两个小伙子，正把一瓶水倒进金水河里。他们是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徒步来北京的。饱经战争创伤的老区人民用玻璃瓶灌了满满一瓶吕梁山的溪水，托这两个延安娃娃带到北京，将溪水倒进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让它在北京陪伴毛主席。倒了水，他们又把拴着绳子的瓶子放进金水河里，让它灌满水。他们要把这水带回去，再倒进吕梁山的溪水中。
兄弟俩忽然想到那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的那两个糯米点心。他们从包里拿出来。摊开包着的手帕，点心已经变得像铁一样硬了。他们觉得即使能带给毛主席，这样的东西是不能给毛主席吃了，会吃得拉肚子的。受刚才那几个人的启发，他们把点心丢进金水河里，又到红墙脚下，用那手帕包了一包尘土。
兄弟俩在北京游荡了几天，睡的是街头，每天只买一个馒头吃，靠到饭店去喝面汤过日子。果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又越聚越多，而且现在来势比前更加凶猛，很快积聚了比前次成倍多的人。似乎真要被向阳说中了：毛主席还会接见红卫兵。
原来，上次接见后，毛泽东正式肯定了大串连。周恩来怕来京串联的人太多，把铁路大动脉搞乱，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毛泽东说：
“这有什么关系?不要紧，都要让来，应该赞成，应该免费，管饭，乱就乱一阵!”

于是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大串连。“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来串连的红卫兵住。来串连红卫兵们都被尊称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有一次，向阳、立新兄弟俩在饭店遇到一群红卫兵，红卫兵问他们是哪里的，兄弟俩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哪里来的红卫兵，并谎称和自己的队伍失散了。那群红卫兵说，可以参加他们的队伍。于是兄弟俩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住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也开始了白吃白住。
这群红卫兵和大多数其他地方来的红卫兵一样，都是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宽皮带。向阳、立新兄弟俩除了各戴着一个红袖章和他们一样外，穿的是自家做的衣服。这一直令他们自卑。现在，这群红卫兵还送给了他们各一套军装。
当被告知毛泽东要在九月十五日接见红卫兵时，兄弟俩兴奋不已。
十五日凌晨六点钟，他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们跟着那群红卫兵坐上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其他红卫兵也陆陆续续地到了，按照地上划的方块一队一队地排好坐下来。大家睁大眼睛等着，看着太阳从东方出来，游到天空，又慢慢地落到西方去。大家等啊，等啊，兄弟俩和很多人一样开始打瞌睡了，但是他们一听到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就马上睁开眼来，生怕这时毛主席过来了。到了下午五点十五分，华灯齐上了。这时，随着《东方红》前奏曲的响起，忽然有人说：
“毛主席来了！”
兄弟俩跳起来，同时他们的心也蹦到了嗓子眼。
“毛主席来了！”所有的人在叫。
所有的人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已不顾得给他们划着的方块了，向一个方向涌去，几公里的人海一下子向前卷起巨大的人浪。在狂拥乱挤的人山人海中，有人被挤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有人只是弯了一下腰，就被后面的人冲倒永远起不来了。有的人是想提一提被踩倒的鞋后跟而被挤倒丧命；有的人则是为了拉一把身边被挤倒的伙伴而殃及自己。被挤倒的人不知要经过多少人的踩踏，他们会被踩成泥浆。

兄弟俩亏得在刚才坐着时，被前两次都参加过接见的一个红卫兵叮嘱过：“鞋后跟踩落下了，千万别弯腰去提！”“要是旁边有人被挤倒了，千万不要去拉他！”但开始时兄弟俩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开始是手拉着手，差点被后面的人浪双双冲倒，他们赶忙放开，哥哥跟在弟弟后面。然后，弟弟还是险些丧命，他绊到了一个躺着的人身上，差点跌倒。
前面的人群变得像铁打一样坚实了，兄弟俩再也挤不上去了。毛主席的车还是离兄弟俩很远。弟弟跳起来，从人头缝里看到了毛主席挥舞着的军帽，弟弟惊喜地叫了一声。虽然在弟弟边上，哥哥听不到弟弟在叫什么，因为周围的呼喊声太响了。军帽在弟弟眼前只是一闪就不见了。哥哥什么也没有看到。而且他也不会看到了，因为车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人们呼喊着“毛主席万岁”，开始是参差不齐，后来变得有节奏的呼喊。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领袖的热爱像火山在喷吐，像大海在沸腾！
一会儿，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兄弟俩这次离天安门城楼比前次近了点，但还是只是一点影子，只是这点影子比前次大了一点，而且前面的人头时不时地挡住他们看毛主席的双眼。尽管这样，兄弟俩还是和周围的人一样，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兄弟俩没有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仍然不肯就这样遗憾地回到家乡去，想到死去的表妹的嘱托，他们更不能回去。他们不知道毛主席还会不会出来接见红卫兵，但人们都说，到十月一日，毛主席肯定会出来接见红卫兵，毛主席平时都接见红卫兵，国庆节还会不见？
到了国庆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上一下子聚集了一百五十万人。兄弟俩听说了，毛主席要在国庆庆典上接见红卫兵。
上午十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兄弟俩这几天仍然吃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只是原来投靠的那队红卫兵走了，现在他们投靠在新来的吉林工业大学的红卫兵门下，他们就夹杂在吉林工业大学红卫兵的方队里。到天安门城楼下时，前面的人不走，后面的人又往前拥。工作人员嗓子都喊哑了。兄弟俩本来以为这次能看清毛主席的了，可是这次还是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容，一来他们边上的大学生们都比他们长得高大，又举着红宝书振臂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总把往城楼上望的视线遮住，毛主席的面容，只是在手臂间闪过，二来，就是他们看到了毛主席的面容也是模糊不清，距离还是太远，三来，从下到上看，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毛主席。

兄弟俩是彻底失望了。然而这天晚上，他们差点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去看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的盛大焰火晚会。到南长街南口时，他们见很多人围成一个圆，正在看一群红卫兵跳“造反舞”。兄弟俩就钻进去看。跳一个造反舞一共五个人，都穿着宽大的军装，扎着皮带。现在他们正摆出结束动作：中间一个男的红卫兵挺胸高举红宝书，表示毛泽东思想的照耀，前边一个女的半跪，一手平伸指向前方，表示毛泽东思想指引了前进方向，中间两个男的紧握双拳摆出少林武功架式，表示决心和力量，后边一人向后作招呼状，好象在叫红卫兵的流行语：“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你妈的蛋”。
他们跳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要他们教，向阳也跟着学起来。边上的红卫兵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曲给以配音。
那教舞的一边教着，一边口里念着：
“挺胸架拳提筋，
托塔顶天立地，
扬臂挥手前进，
握拳曲肘紧跟，
双手捧心陶醉，
双手高举颂扬，
弓步前跨冲锋，
跺脚踢腿登踹
……”
向阳还想学，弟弟立新担心错过广场上的焰火晚会。他们离开南长街南口约三百米，回头时，突然见那里变得人山人海。有人在说，毛主席来了。兄弟俩要再回去时，已经挤不过去了。
原来，毛主席是来出席焰火晚会的。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红卫兵们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恩来和中央警卫局的人怎么疏导也不管用。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以前能指挥千军万马，现在竟然指挥不动这些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过来了。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向阳本来想怪弟弟：“我是说要在那里再呆一会”，看立新错过机会泪汪汪的样子，到喉咙口的话咽了回去。刚才还因为想挤回南长街南口去，弟弟的两只鞋子和一只袜子都被挤掉了。
第二天，兄弟俩到天安门广场去找鞋袜。金水桥边的警卫战士告诉他们，因为失物太多，现在失物改放到中山公园了。他让他们到那里去找。兄弟俩到了中山公园，见到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他们吓了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袜，还不是大海中捞针？在管理人员的指点下，他们随便找了两只鞋子、两只袜子。他们看见那衣物山里，还有手表、钢笔、钱票等，足可以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遗物展览会。

找失物的人很多。他们从公园出来的时候，碰到这样一幕：一对中年男女，正对着两个十岁左右的女童的尸体哭，一看就知她们是姐妹俩。原来她们是清晨天安门广场上的清洁工人发现了剩落的尸体，工人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就把她们运到这里来了。刚才向阳、立新兄弟俩进来时，因为盖着雨布，没有发现。听他们的父母的哭诉，她们的父亲在教育部机关工作，母亲是北京西城区二龙路学校分校的小学教师，她们是昨晚从家里自己偷跑出来说是要见毛主席的，不想在人潮里被双双踩死。
“她们是为了见毛主席而死，死得‘比泰山还重’”。边上的人安慰她们的父母。
父亲哀痛地号哭着说：“她们对毛主席多忠啊！她们做得对呀！”
向阳、立新兄弟俩仍然在北京呆着，因为国庆那天南长街南口发生的事又让他们对见到毛主席甚至和毛主席握手产生了侥幸心理。这样又过了半个月来天，虽然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又是越聚越多，但毛主席一直没有出来接见，也不知道毛主席再来不来接见红卫兵了。
这时，中央不仅号召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连，又号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互相串连。经毛泽东批准大量印发的陈伯达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相互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
这里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支持大串连的意图，那就是为了鼓动造反。于是，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联掀起更大的高潮！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大串连轰轰烈烈兴起。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犹如春水泛滥，迅速在全中国形成了由千千万万条布满红旗、红袖章的红色河流形成的网络。红卫兵们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往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他们像奔腾的海潮从北京涌向井冈山、韶山、延安、瑞金、遵义等革命圣地，要以战争时候的革命精神武装自己，去向旧世界开火。韶山四十余万，延安三十余万，井冈山茨坪仅三平方公里也聚集了二十余万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红卫兵。还有更多的红卫兵在向那里赶。除了革命圣地，红卫兵们就在各大城市间串连。
国家出钱在公社或街道以上单位设接待站。除了白吃、白住，如果是大牌点的红卫兵，如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之类，串连到某个外地小城市，当地首长还要毕恭毕敬地接见，低头听红卫兵们的训斥。
鉴于大串联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并经毛泽东批准，号召徒步串连，号召有准备有计划的“长征”。《人民日报》立即发出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于是，一支支“长征队”组成了。有的红卫兵长征队索性按照当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路线再走一遍，以示继承光荣革命传统的气魄和决心。
当然，多数学生还是依然乘车进行全国大串连。
向阳、立新兄弟俩就是在这个时候得知来北京的红卫兵又到全国各地去大串连的。也知道了这个大串连的意义。于是，他们跟着另一支叫做“造反英雄战斗队”的红卫兵队伍走了。他们要到井冈山去。
他们到了火车站。火车站被人群包围着。因为发不出票，红卫兵正在月台边的空地上批斗站长：毛主席讲串连是革命行动，他怎么能发不出票？

从博物馆出来，兄弟俩跟着造反英雄战斗队去给自己安顿吃住。井冈山上有很多个政府安排的接待站，但每个接待站对红卫兵的吃住都安排不过来。每个接待站一次开饭可供七百人用餐，每天开流水席，还是不能让所有上山的红卫兵都吃上饭。同时，供给红卫兵吃的白菜、南瓜、茄子这类大路菜，也难以保证每天都能及时供应。造反英雄战斗队转了好几个接待站，都来不及煮饭，到最后一个接待站，接待站发给他们一些大米，叫他们效仿当年的红军战士，剖下毛竹，锯成竹筒，生起篝火，做起野炊。接待站的同志说，自红卫兵到井冈山大串连后，整个井冈山人多时一天得要八九万斤粮食给红卫兵下锅。
吃的问题刚解决，接着就是住的问题。不要说山上几个有限的招待所都住满了（仅有四百个铺位的井冈山大厦挤进了一万多人），也不要说机关单位的办公室和中小学校的教室也都住满了，就是周围所有的村庄的老俵家也都住满了，就是所有房子的走廊上也挤满了人。接待办公室正组织群众，见缝插针，在马路边有空地的地方搭棚子。在茨坪中心的近百亩被放干水的田里，群众正在上面搭架子，建棚子，用油毛毡盖顶，竹篾为壁，下面铺上一层稻草，象红军时期那样铺上统铺。天色已暗，远水解不了近渴，造反英雄战斗队的红卫兵们只好寻来一堆柴草，点起一堆篝火，在山上迷迷糊糊地坐。他们把从接待站拿来的几条薄被子盖在头上。每五、六个人一条。和兄弟俩合盖一条被子的是三名女大学生。开始五个人还好好地坐着，后来就你靠着我，我靠着你了，再后来，都你躺在我怀里，我伏在你背上，睡着了。他们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
第二天，他们去参观五大哨口。第三天他们到茨坪毛主席旧居参观。
茨坪毛泽东旧居变成了红色，旧居里里外外钉满了来参观的红卫兵队伍的旗帜。还有屋后面的树也成了红色。原来，开始，前来参观的红卫兵纷纷采摘树上的叶子，夹进自己的长征日记本里或毛主席语录本中，把革命的火种带回来，不久，这些树的树丫就成了光秃秃的。于是红卫兵又有了新发明，将自己的红袖章挂到这些树上，以表达自己的崇敬心情，高的树丫上就用竹竿挑上去，最后连树顶上也挂满了。倒也壮观，远看真像一团团革命烈火在熊熊燃烧。

这年井冈山的雪也来得特别早。造反英雄战斗队在山上的第四天，井冈山就下起了第一场大雪。雪飘如絮，山舞银蛇，没有见过雪景或没有见过大山雪景的红卫兵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仿佛世界在他们的造反下一下子焕然一新了。但是他们的兴奋劲马上被随之而来的困难冲走了。井冈山山高路陡，林茂水气多，气温低，上山的公路路面冻上了一层坚硬的冰。山下的物资车子没办法运不上来，全靠人艰难地挑，造成粮食危机！自来水管被冻住了，烧饭的水也得跑到一二里远的山涧去挑。
造反英雄战斗队虽然住进了新搭的棚子，但四面透风，被子又少又单薄，抵御不住严寒，很多红卫兵感冒了，咳嗽、腿软、流清鼻涕。立新和两个女红卫兵更是发烧得厉害。更令人担心的是，听说其他地方来的红卫兵中还有人感染上了脑膜炎等传染性疾病。山上的药品早就断档了。
造反英雄战斗队的红卫兵头头着急。本来参观完茨坪就准备串连到大寨、海南岛、南京等地去，但是有消息说，毛泽东要来井冈山接待红卫兵！而且这消息被山上的各种红卫兵战报喧染得有声有色，有时间：12月9日；有地点：茨坪；有陪同参加接见的人员：江青、陈伯达、康生……
各接待站都在辟谣：毛主席不会来！他们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各个接待站都在疏导，甚至规定每个红卫兵在茨坪只能呆两天，如果到时不走，就收回借的被子。但是不起作用，先上山的红卫兵不愿离开，其他地方知道这个消息的红卫兵更是赶紧往这里赶。造反英雄战斗队的红卫兵和向阳、立新兄弟能有这个近距离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哪里能放过？

红卫兵们相信毛主席会来。毛主席是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他在长江劈波斩浪，他在天安门城楼神圣大检阅，他怎么会没有可能来到他打天下的革命根据地？他上井冈山故地重游不是没有先例！而且，他多次说过，要是他在党内被孤立，他可以再上井冈山，再带红军，重打天下。要是现在能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哪意义更加重大！
井冈山的红卫兵们衣服单薄，又在零下二三度的旷野，又常常吃不上饭，但是他们愿意等。
红卫兵们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他们要找到接待办公室，办公室的人无处求援，因为红卫兵每到一地，他们的最大任务是贴大字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当地的“黑省委”、“黑市委”。尤其是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这些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先锋，因为得天时地利之便，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听得最多，领会最深，他们的大串连也就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形成极其浩大的声势，他们犹如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第二国际派来的“联络员”，权力极大，能耐也极大，往往进驻省委机关，省委负责人被拉上街头轮番批斗。
这也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所希望看到的。当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毛泽东说：
“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在一次讲到西安交大领导限制学生打电话、电报、上京告状时，毛泽东就说：
“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
在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这些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讲，只有像毛泽东这样有不同常人气魄的人才会讲。大串连，红卫兵四处点火，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成迅猛燃烧之势，这使毛泽东感觉到兴奋，他说：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他自认为找到了这种形式。他自信他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正义的事业和人类崇高的理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无论处于什么样艰难险阻的境地，他相信自己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井冈山所在的省、地党委、政府正遭“炮打”、“火烧”，负责人已靠边站或正被揪斗，连井冈山管理局党委也被“火烧”了。自红卫兵上山以来，井冈山管理局的主要领导整日被像赶羊一般，轮流到山上的毛泽东旧居前低头认罪，并给他们戴上了写着“心中没有红太阳”的高帽子，因为红卫兵们认为旧居的前面没有张挂毛主席像。他们还被赶到博物馆里揪斗，理由是博物馆墙上的解释词里还有“红五军”的字样，彭德怀是井冈山时期红五军的军长，那就在为彭德怀歌功颂德。
造反英雄战斗队的头头觉得生病的红卫兵得不到药品，也应该住进保暖的房子。他们去找接待站办公室。他们还没到办公室门口，就见屋前场地上站满了红卫兵，场地中间，接待站的三个负责人正挂着牌子，站在长凳上被批斗，红卫兵们高呼着口号：
“打倒妄图饿死红卫兵的走资派！”
“打倒妄图冻死红卫兵的当权派！”
“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反对大串连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

造反英雄战斗队的头头在失望之余，眼睛一亮想到了什么。他们匆匆回到“营地”，搀着三个生病的红卫兵过来。他们要让生病的红卫兵住进办公室负责人的住房去。可是，当他们到办公室负责人的住房时，里面早像沙丁鱼罐头了。原来，早在前些天的一个深夜，有一拨红卫兵为了给有病的同伴找住房，四处无着，愤怒之余，敲开了办公室负责人的住房，勒令他们带上毛巾、牙刷“滚”到棚子里去检讨破坏红卫兵运动的罪行。这拨红卫兵开始全部住了进去，后来陆续有其他队的生病的红卫兵来找住，他们中没生病的就主动退出。现在，住着的都是病人，根本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毛泽东一定会来井冈山接见红卫兵的想法，越来越根深蒂固地扎在了红卫兵们的心里。他们经历了艰难困苦越久，就越不想前功尽弃，越要坚持，生病的人甚至比不生病的人还要坚决，不然他们的病就要白生了，而且，他们生病就体现着对毛主席的忠心。
井冈山上一时沉寂，三平方公里聚集着二十余万人的茨坪一时沉寂，就像是千军万马安营扎寨的古战场。在雪山坡上，有好几个盖着雪的坟头，上面用石头或树枝压着红旗，插着木牌子，上面多是毛主席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之墓”的字样。在坟头里的红卫兵，将永远沉睡在红色根据地。这样的坟头每天在增加。
红卫兵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向阳、立新兄弟俩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一天，有人说：
“毛主席今天要来慰问我们红卫兵！”
不知是谁先得知这个消息的，一传十，十传百，茨坪上二十几万的红卫兵都知道了。
上午，红卫兵们真的听到天空中传来的隐隐机器声，由弱到强。终于，有一架直升飞机从山背面飞过来。开始是那么一点点，后来变得像蜻蜓。它过来了，开始在茨坪上空盘旋。
那飞机，在无数银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
红卫兵们终于眼见为实了，激动人心的场景将在茨坪出现，二十几万双眼睛都瞪着灰蒙蒙的天空，红卫兵们的眼珠子都要瞪出了，生怕自己漏过一点点见证这伟大时刻的细节，那怕是飞机的稍一拐向。

哦，它低下来了，可以看到机身上面涂有的八一红星军徽了。哦，毛主席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选择穿军装，他现在到革命根据地来选择军用直升机，那当然有非凡的意义！毛主席一定也看到我们了！他一定想急于见到我们来到井冈山的红卫兵了！他一定会讲话，会赞扬我们的革命精神。假如这样，我们是第一时间聆听到这最高指示的人了。顷刻间，满山的红卫兵们发出海啸般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群山传来巨大的回响，仿佛是全国人民的回应，和红卫兵的喊声遥相呼应。
直升飞机并没有立即着陆。它在低空盘旋着，树枝上的冰雪、冰凌，被它那一道道灼热的气流纷纷扫落。好几次，它像是要着陆了，又猛地往上升。它就像蜻蜓要停到大海里的一片树叶上一般小心翼翼。
红卫兵们往前涌。山地上到处有结着薄冰的粪坑，很多红卫兵纷纷跌了进去。
向阳、立新兄弟俩跑在前面。他们以前在北京长街南口和毛主席失之交臂，现在再不能有这千古恨了。立新还是在发高烧的人，他不知哪来的这么大的力量！他把全身的每条筋脉、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向阳生怕他出事，紧紧跟在他后面跑，他往往追不上他。

向阳最后一次追上立新时，跑在前面的红卫兵们都已经停下来，等着飞机降落。向阳去拉弟弟的手，只听得立新高喊一声：“我要第一个和毛主席握手！”他甩掉哥哥的手，向前跑去。
眼前出现的一幕令所有的人惊呆了：立新冲出十多米后站着不动了。他被发动机喷出的气流摄住了。紧接着，他打了个趔趄，差点跌倒在地，旋即，飞机头部的螺旋桨劈将下来，他的脑壳被劈碎，白色的脑浆夹带着鲜血溅到其他红卫兵的脸上、身上。
前面的红卫兵都呆着一动不动，哥哥向阳呆着一动不动。好一会儿，他慢慢走上前去，双手捧起地上的一摊脑浆和两个眼珠子，将它们放回到冒着热气的半边脑壳里。其实向阳这时已经没有知觉，这一切似乎是有外力在叫他做，似乎这样弟弟就能活过来。
飞机停稳以后，红卫兵们蜂拥而上。飞机门打开时，大家傻眼了。
飞机里根本没有毛主席！飞机运来的是几箱贵重药品——进口的阿拉明、新福林，还有血管紧张素等抢救休克的针剂。
原来，红卫兵在井冈山上遇到生存危机，怎么办？省、地党委、政府正遭“炮打”、“火烧”，负责人已靠边站或正被揪斗，接待站办公室的负责人电话也找不到能解决问题的人，红卫兵们批斗他们，他们只能向周边的兄弟单位求助，每求助一次，只能得到些许物品，这也不是办法。怎么办？他们和很多地方的单位一样，当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总是想到周总理。他们就给周恩来发去了电报。就在井冈山要断炊的那天，井冈山接到了一个北京的电话：“由广州、武汉、福州三大军区空运干粮。空投指挥由江西省军区负责。空投地点茨坪！”鉴于井冈山上的病人急需医治，周恩来先叫部队运送药品过来。
愤怒的红卫兵们把矛头指向空军，他们誓死要揪出杀害红卫兵小将的郐子手和幕后策划者。
以后接连三天，三大军区出动大型运输机三十一架次，投下干粮一百余万斤。大部分是压缩饼干，还有桃酥、蛋黄酥等。另外还有一些包子、馒头，这是因为湖南省军区向驻长沙的部队下达命令，每个连送一蒸笼包子或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