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王洪文带着潘国平等所有总司令部的头儿从楼上走了下来。王洪文脸带笑容，后面有人还拍着手。
王洪文跟三个兵团的头头握手，接着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开始了，王洪文照例先念“最高指示”。但是，今天王洪文念了一段平时从来没有念过的毛泽东语录：
“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念完了语录，王洪文突然板起面孔，说道：
“今天就是要解决我们的工总司‘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王洪文说完，总司令部秘书处书记，一个四十多见的秃顶男人拿着一叠稿纸，站起来说：
“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戴祖祥惊了一下，站起来要走，早有两个大汉站到他的面前，一边一个，按住他的肩膀，把他按了下去。
秃顶书记一张接一张念着材料，历数戴祖祥的“罪行”，从历史的到现行的。秃顶还没有念后面的稿纸，王洪文就打断他说：
“戴祖祥撤职查办！他的职务有原一兵团副司令担任。”
戴祖祥被押出了会场，押到了外面花园角上的一间小房子里。
“黄小毛是个分裂主义者！”秃顶从抽屉肚里拿出另一叠稿纸说。

黄小毛就是黄毛。秃顶又开始念黄小毛的“罪行”。同样还没有念完，王洪文打断他说：
“黄小毛撤职查办！他的职务由原三兵团副司令担任。”
黄小毛被押出了会场，押到花园角上的那间小房子里。
“现在我读周宝林的错误。”秃顶拿出又一叠稿纸。
周宝林的“错误”有“在南京游山玩水”，“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等五项。
“周宝林暂属人民内部矛盾，现撤职检讨。他的职务由原二兵团副司令担任。”
王洪文没有将三个兵团一下子取消，是因为他知道这三个兵团的群众基础，万一三个兵团的人起来造反怎么办？在他想来，一支队伍最大的权力就在总头头手里，他先把他们的总头头搞掉，一来杀鸡给猴看，让他们的副手知道他的厉害，二来也是为了笼络他们的副手，在他想来，把他们扶正，他们一定会感激他，一定会乖乖地带着队伍紧跟他。
王洪文觉得工总司内部已无大碍，就准备对上海市委发起冲击。正在这时，机会来了，在上海苏州河畔的邮电大楼里发生了一场冲突。当时，在晚上十时，有三百来名戴着“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红卫兵冲进了邮电大楼，提出要把他们办的第九期《红卫战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那第九期《红卫战报》上最醒目的地方刊登着《＜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篇长文，红卫兵此举就是为了“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说要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这当然是与虎谋皮，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断然拒绝。
红卫兵哪肯善罢甘休。他们跨过苏州河，冲向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边上的汉口路上的《解放日报》社。

王洪文得知这个消息后，记起了聂元梓“上海的工人运动要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的话，就带着几百名总工司队员到了《解放日报》社声援。看到《解放日报》社和上海市委“顽固到底”，王洪文接着又让潘国平调来了工总司的几千人马。《解放日报》大楼被几千工总司队员和几千红卫兵团团围住。工总司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了“火线指挥部”，王洪文亲自担任工总司“总指挥”。
在上海点火的聂元梓一直躲在幕后。王洪文马上接到了聂元梓的电话，称赞他“进行了一次聪明的行动”。她说：
“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上海市委的主要宣传工具，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解放日报》这台上海市委的宣传机器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上海市委的权之所以难夺，是因为宣传机器不在我们手里，不像《人民日报》在陈伯达同志的手中。你们要夺上海市委的权，首先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王洪文一下子认识到了这次战役的重大意义。看来红革会开始做出这样“聪明的行动”，也是有这位高参的缘故。
上海市委把印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长途电话的传单派人送到了王洪文手中。上面有陶铸给上海市委作的四条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王洪文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把它抟成一团，丢出了窗外。从安亭事件，他知道陶铸的话尽可以当作放屁。

事情并不一帆风顺。在包围《解放日报》大楼的第二天，工总司队员和红卫兵一下子被一支十几万人的队伍包围了。十几万人高呼：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不容人玷污！”
“《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
……
那十几万人，也是人人戴着红袖章，上面是“赤卫队”三字。
王洪文大惊失色。一忽儿，赤卫队向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传来了一封信。王洪文拆开一看，只见写着：
“如果工总司和红革会再不撤出《解放日报》大楼，他们将采取行动！”
那“赤卫队”是何方神兵天将？王洪文是由永忠队起家的，当时永忠队的对立面是捍卫队。这“赤卫队”就是由捍卫队发展起来的。
就在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的第二天，一支几千人的游行队伍，手臂上戴着“捍卫队”的红袖章，跟着一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大红旗，走出国棉十七厂的大门上街游行。他们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五项要求！”高呼着口号。最后，他们到达上海市委接待站，要求上访。
第二天，捍卫队的头目邀请了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到上海西北的僻静的武宁路上的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重要的秘密会议。既然王洪文在上海成立了跨行业的组织，他们这些和王洪文有不同观点的反对派组织，也要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的组织，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他们向曹荻秋发出了邀请参加会议，曹荻秋代表市委欣然前往。
他们把他们的组织取名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曾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打仗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
曹荻秋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上海市委支持赤卫队，是因为有以消灭他们为目的的工总司存在，他们岌岌可危，极需要有一个群众组织来抑制工总司。
为了能够支持他们，又不冒风险，曹荻秋也是用尽了心思。他在会上提议叫“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筹委会”。因为虽然中央现在是承认了工总司这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但曹荻秋还不敢上海市委白纸黑字地承认赤卫队组织，还要报中央批准。他说：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现在，我们市委支持你们。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赤卫队筹委会正式成立的那天，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
曹荻秋接着说：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他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也不那么详细的。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所以，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第二天“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赤卫队的铅印传单在上海街头满天飞。由于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支持，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做袖章的红布，就用去了一千匹，队伍在几天之间扩大到有八十万之多。
在赤卫队扩张的时候，王洪文还只专注于在工总司内部剪除异己，他虽然也知道有这样一支造反队伍在上海滩新成立了，他只以为这只是在上海滩两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中又新添了一个组织而已，充其量也不过是要来和他王洪文分一杯羹而已，想不到他们会是来专和他作对的，也想不到他们会发展得如此迅猛，大有压倒他工总司之势……

王洪文一时难调动他的工总司大部队来支援，形势对他十分严峻。如果他们不撤出，赤卫队真的动起手来，那吃亏的还不是他们？弄得不好，他王洪文性命也会难保。
当然，他王洪文也不会撤出，即使牺牲生命。
赤卫队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开始往里冲。工总司和红卫兵死命抵挡，可是毕竟寡不敌众。眼看工总司和红卫兵的防线就要被攻破，赤卫队人群中突然有人说：
“我们被包围了！”
赤卫队员们不知所措，停下手来。
原来耿金章带领工总司二兵团援助来了。
赤卫队被耿金章带领的几十万造反队员团团包围。
双方僵持，赤卫队已不敢轻举妄动。赤卫队早已晓得耿金章的厉害，他几十万队员中的核心，就是那一千多连中央的命令都敢置之脑后要步行到北京去告状的造反“硬骨头”，其中多有不怕死的被曹荻秋斥为“亡命之徒”的人，现在二兵团所来人又多，赤卫队哪会是他们的对手。
消息传到工总司火线指挥部，王洪文松了一口气。这时，又有人来报，赤卫队也已在调动他的大部队到《解放日报》大楼来。对这王洪文不怕，因为他已打出电话，调动工总司大部队过来。
这里是全上海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边上的南京路、黄浦江外滩一直到人民广场，到处是人山人海，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现在双方的队员已将近百万之众，如果双方再调来大部队，规模将成几倍的大，一旦双方动起武来，历史上罕见的群众斗群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将发生。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哪敢承担这个责任，不得不派出代表曹荻秋和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几位书记前往《解放日报》大楼和王洪文举行谈判。
谈判从十二月三日起，一直僵持不下，到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上海市委被迫答应按工总司的要求印发如下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沪委（66）第12号
通知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签字）
第二天下午，在离《解放日报》社不远的市中心广场人民广场，王洪文召开了“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曹荻秋被拉来批斗。王洪文在会上说：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在压迫、围攻中得到了茁壮成长。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总是不断地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他们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现在，我们要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新的阴谋，新的反扑……”
王洪文用高音喇叭扩出去的声音，被绕着广场行进着的游行队伍的高呼声和锣鼓声的浪头吞没了。那是赤卫队的游行队伍。
赤卫队游行队伍中，那些带领大家呼口号的，也用扩音喇叭。所以，他们的口号王洪文听得清清楚楚。现在，他们除了高呼“火烧张春桥”“取消五项要求”，还高呼“反对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反对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王洪文眼里喷出了火。他发誓一定要灭掉赤卫队！他觉得，不灭掉赤卫队，工总司在上海滩就难有立足之地。
会后，王洪文率领二十人到北京去找张春桥。
二十人在王府井大街碰到四十五个赤卫队的人，他们是赤卫队上京控告团，由赤卫队总头头，原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王玉玺率领。内中，有一个赤卫队员是工总司队员中的一人的弟弟，他显耀地对他的哥哥说，他们受到了总理的接见，说工总司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兄弟俩差点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在北京政协礼堂，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工总司代表团。
“上海国棉十七厂和别的厂一起，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火烧张春桥’，‘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现在还派了个控告团到北京，要求罢张春桥的官，要求收回张春桥承认工总司的签名，要求宣布工总司是反革命的组织。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他们说，要是告不成，就要告到毛主席那里！”
张春桥对他们说：
“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他们要毛主席接见，更不可能。他们的这个组织的颜色，和文化大革命的大红色是格格不入的，毛主席会接见他们？他们还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呢，说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我张春桥是紧跟毛主席的，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会去检查？──赤卫队有多少人？”
“八十多万。”潘国平说。
“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王洪文故意这样说，“中央文革处境一定也很难。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张组长一定要小心。”
张春桥一阵哈哈大笑：
“不要把他们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和小姚担心。”
张春桥在家乡人面前称姚文元“小姚”。
“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姚文元搭腔说。
“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张春桥故意表现出没听懂“定时炸弹”的含义，“当然，我张春桥支持你们工总司也是冒着风险的，冒着杀头的风险。但是我不怕。我张春桥和你们工总司的利害是一致的，那就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请你们相信我和小姚同志，我们是永远站在你们一边的。并且会用实际行动支持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最主要的，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要牢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
得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接见后，工总司深受鼓舞。回到上海后，和赤卫队对峙，两军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
会见工总司代表后，张春桥和姚文元深感形势严峻。上海是他们两人的老家，是他们的大后方，更是他们要得到的天下。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对上海市委久攻不克，而且，现在陈丕显、曹荻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促成了拥护自己的群众队伍赤卫队建立，以和工总司抗衡。
思考的结果，张春桥和姚文元想到只有搞“心脏爆炸”、“后院起火”，和工总司、红卫兵里应外合，才能打垮上海市委。
他们立即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在上海的聂元梓，叫她给予帮助实施。同时，他们自己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通过电话、面谈形式，催促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副书记郭仁杰等早日起来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他们问市委写作组：
“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如果我们回上海，写作组能不能做我们的工作班子？”
市委写作组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最后决心按张春桥、姚文元的精神，决定全体一起造反，搞“心脏爆炸”、“后院起火”。
在张春桥、姚文元和徐景贤、聂元梓的促成下，在市委内部组织的《支部生活》编辑部、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都成立了造反兵团或造反队。市委写作组和它们联合起来，串连工总司、红革会后，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全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负责干部都被通知到会听取大会的批判发言，各机关均被通知派代表参加。
会上宣读了联合《造反声明》，徐景贤作了《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长篇发言，会后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徐景贤、郭仁杰等为联络站负责人。
会后还创刊了一份《机关炮》的小报，出版发行了十万份刊有《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文章的创刊号。
连自己的人也成立造反队，在所有的上海人看来，市委真的是不行了，真的是走到了毛主席的对立面。市委臭了，曹荻秋和陈丕显臭了。
工总司在街上到处刷上了这样的标语：
“赤卫队是保皇队！”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赤卫队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应该取缔！”
……

赤卫队进退维谷，觉得自己的大方向是不是真的错了。为了自保，不让工总司独霸上海，他们进行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的大游行，以表白自己的清白。游行后，他们揪来了曹荻秋，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他签字同意他们向上海市委提出的八项要求，中心意思是要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曹荻秋当场在大会上签字。
第二天，王洪文得知消息，马上也召开批判大会，揪来了曹荻秋，叫他宣布八条作废。曹荻秋万般无奈，只得宣布刚刚签下的八条作废。
赤卫队自然又不服气。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决心和工总司抗争到底。会后，头头们带领大批赤卫队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小小的康平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康平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总长相当于公共汽车两站路。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上海党政要员的家，都在这里。赤卫队高呼“打倒曹老头”，要求重新承认八条。
入夜，在赤卫队总部的号召下，仍有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以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
张春桥在北京密切关注着上海的动向，和王洪文时时保持着热线联系。但是，赤卫队涌进康平路这天晚上，王洪文打电话给张春桥，怎么也找不到张春桥。张春桥的秘书也说“不知道”。
张春桥失踪了一个晚上。
原来他被毛泽东叫去吃他的寿面了。那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寿辰的日子。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被毛主席叫去了。被毛主席叫去，当然得暂时保密的。
有一个人也被叫去了。那人被叫去，要是王洪文知道了，一定会嫉妒死。他竟是王洪文的下级，耿金章。
耿金章真是天大的运气。耿金章是在前一个星期坐火车到达北京的，因为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他派一支人马到北京处理两桩急事：一是那个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假的“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王洪文觉得处理这两件事，非得耿金章这样强悍的头不可，就叫耿金章从他的二兵团挑选一百名精兵强将，到北京。此时聂元梓已从上海凯旋回京，并受到了江青的表扬，“你做得很有成绩，很辛苦”，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原来戴祖祥听说耿金章带了人马要找他，早吓得逃回了上海。耿金章便冲进那个假联络站，把里面的桌椅砸了个稀巴烂，又叫人写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声明那个联络站绝非正宗，把声明送到聂元梓那里。聂元梓叫北大印刷厂印出了一万多份，叫红卫兵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耿金章完成了任务到张春桥那里汇报，正好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叫张春桥吃寿面，张春桥想到，毛主席对下层造反派最感到亲切，见到耿金章这样的人一定高兴，毛主席见到他张春桥和下面的造反派联系这样紧密，也一定高兴，一定会觉得他张春桥不但是个理论家，实践也行，同时，张春桥也晓得耿金章的厉害，耿金章自己厉害，他的兵马也厉害，二兵团表面上附属于工总司，实际上是独立的，一切听命于耿金章，张春桥很想卖给耿金章一个人情，于是，张春桥在电话里对徐业夫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同志在我这里，他很想见见毛主席，毛主席是不是想见见他？”
徐业夫到毛泽东那里，他本来不想提起耿金章的事的，怕毛泽东反感，毛泽东问他，他打电话去时张春桥在干什么，和什么人在一起，徐业夫才说和一个叫耿金章的上海工人造反司令在一起，毛泽东马上说：
“那就叫他一起来吃寿面。”
徐业夫马上打电话给张春桥。
张春桥真是不愧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专家，钻到毛泽东肚子里去了。王洪文自然后悔这次没有自己率队上北京。
耿金章跟着张春桥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他虽然心里也是十分激动，神态倒还自然，不像有的人，第一次去见红太阳，连眼睛也不敢往边上看了，路也不敢迈了。
入席前，毛泽东先和每个人握手，当握到耿金章的时候，毛泽东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厂工作。耿金章都口齿清楚地作了回答。毛泽东也是造国民党的反起家的，看毛泽东的表情，似乎对耿金章流露出了欣赏。
入席时，文革小组的秀才们举起酒杯，同声高呼：
“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贯很少喜欢做寿的毛泽东也是兴致勃勃，平时滴酒不沾的他，竟把小盅子里的茅台酒也干了。接着，他叫人往他盅子里倒酒，站起来祝酒说：
“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毛泽东的话，使大多数秀才们大为惊诧。秀才们爬到现在这个位置，毕竟内功已是修炼到了炉火纯青了，大家的“惊诧”只在心里，外表上很难觉察。
毛泽东的话，让耿金章的眼睛往大里一张，眼睛随之放光。他今天从红太阳的口里得到了“最新最高指示”！他非常激动，“全国全面内战”，和他原来脑子里有所不同的一个世界一下子在他眼前展现开了。看来，现在的中国，有大块的“失地”需要收复，就像过去同蒋介石打仗一样，敌我阵营壁垒分明。
到主席身边就是不一样，能让人看清一切，大开眼界。令耿金章欣喜的是，他耿金章大有用武之地，前方激动人心的战斗等着他，他耿金章不会像以前做了国民党的上等兵那样走错路了。
秀才中，只有张春桥心里没有惊诧。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他为自己能精确地把握毛主席的思想而高兴。
大家一起敬毛主席酒后，接着是一个个人分别为毛泽东敬酒。敬酒的人站起来，走到毛泽东身边，和他碰杯。轮到张春桥到毛泽东身边敬酒时，毛泽东将张春桥拉到身边的空位置坐下，说：
“你这里坐。你是我们的红色秀才。上海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你这个红色秀才大有用武之地哦！”
吃了寿面往菊香书屋外走，秀才们个个激动不已，为毛主席的“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激动。大家议论着，说这体现了毛主席新的战略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张春桥觉得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他提议改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行文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他的提议得到了文革顾问康生和文革组长陈伯达的响应。就这样，文革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当即驱车到钓鱼台办公室，议论这篇社论，由办公室主任王力执笔写出提纲来。
张春桥回到钓鱼台自己住的那幢楼，夜已经很深了。这时，他接到了王洪文的电话。王洪文告诉他大批赤卫队涌进康平路，要求废除几天前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张春桥说：
“上海的桃子熟了，不能让赤卫队摘进曹荻秋、陈丕显篮子去！”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说不能让蒋介石把桃子摘去。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大乱而后大治。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张春桥和王洪文商量了一会，又向王洪文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会。和王洪文通话后，张春桥急令耿金章火速回沪。
第二天上午，耿金章回到上海。一到上海，他就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到衡山宾馆去见王洪文。王洪文和徐景贤正坐在原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等他。
三人一商量，决定成立康平路“前线指挥部”。由能令对手害怕的耿金章任指挥，由战斗力最强的耿金章手下的二兵团担当这次“剿敌”任务。
这也是张春桥的布置，是他和王洪文在电话里密谋的结果。他和王洪文觉得，耿金章自立为王，他和他的二兵团迟早会是工总司的毒瘤，尽早得除掉。现在正可借助他和他的二兵团，去干掉赤卫队！让他去承担干掉赤卫队的政治风险。
耿金章回到上海的同时，在市委机关里躲了一夜的曹荻秋终于“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废除几天前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正当赤卫队决定撤走时，他们所有的去路，都被耿金章率领的二兵团的十几万精兵堵死。二兵团从屋檐到地面，已把他们包围得严严实实。
耿金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东风就是寻找到一个消灭赤卫队的借口，让他师出有名。
在北京的张春桥时时刻刻关注着康平上的形势走向。他也在为师出无名而着急。他知道赤卫队在骨子里是亲曹荻秋和上海市委的，他们现在造反就是做样子给大家看。如果让赤卫队在上海称霸，他张春桥在上海就不能夺权。消灭赤卫队是当务之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为了不惹人注意，现在张春桥只和在上海康平路家里的妻子李文静保持热线，通过妻子指挥王洪文等人的行动。
电话是李文静打来的，是按张春桥的要求，向张春桥汇报情况的：
“刚才，有几个赤卫队员，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后来又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想找个地方坐下来，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
“这是对我家的骚扰！你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王洪文！”
李文静很快和王洪文通了话。
李文静和王洪文通话后，《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的传单开始满天飞：
“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说什么‘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他们正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上海的街头巷尾也刷满了标语：
“决不允许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决不允许赤卫队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
这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正当三万名赤卫队队员在寒风中吃着饼
干充饥时，耿金章终于向他的兵团发出命令：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二兵团的造反队员挥舞着铁棍、马刀等武器，向赤卫队冲去。
经过战斗，赤卫队头头王玉玺带领一万多赤卫队员突围而出，其余二万多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二万多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附近的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战斗中，共有九十一人受伤。
王玉玺带领一万多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准备进京控告。他们到达昆山时，耿金章又率部赶到，双方在昆山进行了一场混战。王玉玺败下阵来，仓皇而逃。
王洪文接着叫耿金章把赤卫队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抓起来，直送上海市公安局。
赤卫队彻底瓦解。
就在王洪文举杯庆贺的时候，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根据毛泽东“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写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断播着这篇社论，说新的一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王洪文在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位“上海籍”文革小组成员的授意下，高歌猛进，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陈丕显被拉来了，叫他站在高高的木箱上，低头示众。曹荻秋被拉来了。叫他站在一张三寸宽的条凳上，两个手臂各绑上一条钢条，两边分别由一个人牵着，在有人发言批判他时，两边的人分别你拉一下，我拉一下，让他左右摇摆，以表示他在分别给工总司和赤卫队签字时的出尔反尔。
这次会议上，王洪文还史无前例地以造反派的名义发了三个通令。
“第一号通令”：从现在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第二号通令”：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在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
“第三号通令”:责成大会服务团（即主席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改组……

上海的桃子真的熟了。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身着军装，以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回上海前，毛泽东再次接见了他们。这可见毛泽东对上海的重视，也对他们两人的重视。
他们到了上海，就忙着接见王洪文、齐景贤等，筹建“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以向上海市委夺权。
就在这时，耿金章带领二兵团包围了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并冲入夺取了上海市委、市府的印章。
耿金章想当然地认为夺取了这两枚印章就是夺取了市委市府的大权。他坐到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不停地摇电话机，向名单位宣布造反派已经夺得了走资派手中的大权，上海回到了无产阶级手中。随即，耿司令发布通告，宣布：
“任命张春桥为上海市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原来耿金章觉得应该赶在王洪文前面，这样未来上海就会在他和张春桥、姚文元手中，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只能倚重于他。
耿金章刚向外宣布完，坐在原市委第一书记的椅子上抽烟，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金章同志吗？”耿金章一听是张春桥的声音。

张春桥在心里常常喊“老梗（耿）”，因为觉得他这个人总是“梗着脖子自来一套”，也许是因为心里总是这样喊他，反而在口上不像其他人一样叫他“老耿”了。
耿金章呢，他现在在上海滩只有一个人服，那就是张春桥，因为张春桥让他见了红太阳毛泽东。他觉得他见过了红太阳，这一生世也不白活了。
“哦，春桥同志是吧？”耿金章说。
“你能到我这里来一下吗?”张春桥说。
“我马上到！”
耿金章坐上上海市第一书记陈丕显原来坐的黑色轿车，他的警卫班也分坐几辆轿车，有的在前开道，有的在后押尾。一会儿，几辆轿车就开到兴国路上一个别墅式内部高级宾馆。这里绿树掩映，芳草如茵，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着。
张春桥穿着军服，披着军大衣，已站在宾馆大门前，在寒风凛冽中等着他了。
到了张春桥所在的五号楼坐下。张春桥又递烟，又亲自为耿金章泡茶。
抽了几口烟，张春桥说：
“金章同志，你我都是共产党员……”
张春桥脸上的笑容变得僵硬。耿金章原以为张春桥会为他的夺权高兴，会高兴地接受他对他的“任命”，他刚才一路上是兴高采烈，这时，他意识到事情并不是这么回事。

“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和洪文同志是共产党员，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张春桥接着说，“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上海工人造反派会失去战斗力。我们要夺上海市委的权，我们的目标就是夺权，但是必须是上海造反派共同夺权，二兵团单方面夺权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事情很明白，张春桥并不接受他耿金章给他的权。
“金章同志，我希望你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你是一个具备全面素质的工人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定会依照培养干部的原则，让你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的。”
“我听张书记的。”
耿金章也只能这样说。没有得到张春桥这个文革大员的支持，夺权是不能成功的。夺权在全国已经有了先例，黑龙江省的造反派一举夺取了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是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就是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解放军代表三结合。耿金章想，那一定是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搞的，自己夺了权，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结合”不进去，那也是一场空。
当然，耿金章答应张春桥，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他让他见了毛泽东。他也相信张春桥的话，要是“张书记”不想培养他，怎么会带他去见红太阳呢？要是他耿金章得到毛主席的注意，说不定能让他去到毛主席身边保卫毛主席呢！
劝退了耿金章后，张春桥所支持的王洪文的工总司在上海夺权并不顺利。
上海除了工总司，还有大大小小造反派组织二百来个，他们的头头都想成为“革命群众代表”“结合”到市领导组织中去。先有“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抢走了上海市委、市府的印章，接着有几个组织联合到市委机关大楼去抢红色大印。张春桥分别派王洪文、耿金章等一一给予了粉碎。但这几个组织并不像耿金章一样听话，特别是“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恨透了张春桥，在上海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他们在街上刷了大字标语：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

这天晚上，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本想以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成员对上海红卫兵讲话，以威吓红革会的张春桥、姚文元，反被红革会包围，被斗六小时。红革会还举行了“炮打张春桥”全市大游行，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张春桥赶忙派人密电江青，向江青求救。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向上海发来特急电报，坚决支持张春桥。
王洪文拿到尚方宝剑，紧急派出工总司近百万造反队员上街，控制各交通要道，将红革会一举荡平。红革会众头头被捕入狱。
前面的当路石似乎除去了，但事情又有了曲折。王洪文在扫荡红革会时，突然决定趁此将二兵团消灭掉，以免后患。与此同时，耿金章得知，张春桥正在筹备“上海人民公社”准备一举夺权，而在被张春桥列入“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名单中，并没有将他的二兵团列入，在取代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上海人民公社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也竟没有他耿金章的大名。他耿金章的二兵团，在张春桥眼里不过是工总司下的一个支队，耿金章明白，张春桥并不想真正培养自己，他要扶植的是王洪文，他耿金章要做大事业，有朝一日，就会被张春桥和王洪文消灭。耿金章甚至觉得张春桥让他见毛主席也不过是要笼络他。耿金章不干了，他有了反心。
就在王洪文荡平红革会的这一天，耿金章派到南市区斜桥执行“公务”的一位二兵团的常委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这显然是王洪文的挑衅。耿金章得到消息，马上打电话给王洪文，王洪文跟他打哈哈，说：
“有这么回事？我查查看。假如是真的，一定严惩肇事者。”
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可是一去不回。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派去了人全被王洪文的南市区联络站抓去关了起来。
耿金章勃然大怒，调集十万人，前往斜桥。又有“一兵团”、“三兵团”的五万人前来支援。“一兵团”司令戴祖祥自告奋勇，请求担任“总指挥”。
耿金章要教训一下王洪文，王洪文要让耿金章蹦起来。耿金章兴师动众，王洪文正可以抓住他的把柄，从而荡平二兵团。于是，在三个兵团包围斜桥的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时，工总司的大部队潮水般涌向斜桥，来了个反包围。
双方在斜桥进行了激战。
王洪文的兵虽然几倍于耿金章的兵，但耿金章的兵更精悍，对付王洪文的三个兵团中多有不怕死的，俗话说“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双方持续战斗几个小时，各有伤亡，不分胜负。
在兴国路内部高级宾馆观战的张春桥见王洪文不能立时把二兵团荡平，就只得打电话把耿金章和王洪文叫到他住的五号楼。

张春桥也早就觉得耿金章迟早是个毒瘤。对耿金章，他张春桥只能利用，不能倚重。他要在上海夺权，倚重的只能是王洪文，因为工总司已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已被中央文革树为“模范”和“光辉的榜样”。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你们两个闹分裂，会造成什么后果？”
耿金章和王洪文争起来，都说是对方在闹分裂。
张春桥又是劝又是批评。接着对耿金章说：
“金章同志，我希望你把你的十几万人马从斜桥撤回去！希望你顾全大局，你是我们党培养的对象，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就有你的名字。”
王洪文的眼睛往大里一张：张春桥怎么说有就有？张春桥不动声色。这是他现在临时决定的，本来没有把耿金章列入常委，是为了削弱他的势力，现在看来只得把他先列上去，以求缓兵之计。
耿金章脸露喜色，立即表示要撤回人马。
在张春桥的授意下，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了全市性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大家一致认为，形势逼人，建立张春桥提出的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条件已完全成熟。
会后，大家抬着贴在一个木头架上的大红喜报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表示拥护“上海人民公社”诞生，支持张春桥任“上海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
张春桥和姚文元觉得时机成熟，就迅速召集被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二十八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商量夺权大计。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这个会议开了一个星期。

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人忽然来报，说有三十二个被张春桥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以外的造反派组织，已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他们的头头正在市委党校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
那伙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不是别人，正是耿金章！
原来耿金章本以为他和王洪文在斜桥打了一仗，张春桥会把他的二兵团列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之一，可是并没有，兵力足和工总司抗衡的二兵团还是工总司下面的一个单位，同时，耿金章又禁不住被张春桥排斥在发起单位以外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劝说，他们都表示愿意拥他为首领，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于是耿金章准备自立为王。为了不让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上海人民公社”有斗争的对立面，耿金章还派人把陈丕显、曹荻秋抓来藏起来。
张春桥得到消息，草草地结束会议，留下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对策。
二兵团的司令部设在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洋房里。第二天，耿金章刚进入司令部，就接到王洪文的电话。
“老耿，我有要事和你商量。”
“什么事？”耿金章立即警觉地说。
“是这样的。‘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春桥同志要我作为‘革命群众代表’进入‘三结合’领导小组。我说我工总司的工作很忙，耿金章同志有能力，让他担任好了，春桥同志说：‘工总司的工作让金章同志担任好了。’我想这样也好。在正式移交前，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耿金章半信半疑。因为不全相信，他说：
“就在电话里谈好了。”

“你呀，就是还缺乏革命斗争经验。这怎么能在电话里谈！这样吧，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我明天正有事到国棉三十一厂去，到那里谈好不好？”
王洪文叫他到国棉三十一厂谈，显然是让耿金章放心他的安全。
第二天清早，耿金章带了整个“警卫连”出发了。他的轿车在中间开，其他轿车前护后拥。
车队进入长阳路，当国棉三十一厂出现时，耿金章远远看到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想：
“真是‘不打不成交’，看来王洪文现在是晓得我的厉害，把我当回事了。有的人你把他当作人，他就把你当作狗；你把他当作狗，他就把你当作人。”
黄金海点头哈腰，一副巴结相。随着他把手一指，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车子在场地上停下来，耿金章见黄金海正将铁栅大门关上，并在里面落了锁。
这当然是为了保密。看来王洪文正要将工总司的大权交给他了。耿金章倒有点佩服王洪文了，觉得他变得比自己有革命斗争经验了。他想：
“确实应该保密，万一工总司的其他头头，得知我老耿要掌权，先起来反对怎么办？等到生火烧成了熟饭，我大权在手，谁还敢动？“
黄金海笑嘻嘻地走了过来。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脸上的笑突然消失，同时干咳一声。随着他的干咳声，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工总司队员从厂区的各个地方涌出，耿金章和他的警卫连全部一下子被按倒在地，五花大绑。
“谁反对‘上海人民公社’，谁就是反革命！”黄金海叫道。
耿金章被蒙上面，单独装进一辆有篷大卡车。大卡车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到了杨浦区公安分局，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都上来，可是一掀反革命分子的头盖，都吓着往后退。他们都知道耿司令的厉害，也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兵马。
杨浦区分局不敢收。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黄金海叫司机往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开。听部下报告革命群众抓来了大名鼎鼎的耿金章，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亲自接待。
黄金海请求廖司令把耿金章关起来。廖政国笑着摇了摇头，说：
“‘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你们自己解决好，警备区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黄金海只得又将耿金章押上卡车。他一边借警备区的值班电话向王洪文请示。王洪文叫他等着。看样子王洪文是去请示张春桥。好一会儿，王洪文打来电话，说是上级已经跟杨浦区公安分局打过招呼了，还是关到那里去。

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被戴上手铐，锒铛入狱。二兵团的小头头马上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一网打尽。工总司并吞了二兵团，队伍一下子壮大，成为全国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王洪文下令逮捕一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也随之解散。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头攒动，“上海人民公社”在那里隆重召开。
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等相继走上主席台。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常务委员会主任发表登基演说：
“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烈支持下，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王洪文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二副主任，以响彻云霄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她宣判了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了它们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大会结束之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

游行队伍到外滩市府大厦前面时，几米长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白地红字木牌被摘了下来，被浇上汽油点燃。披着红绸的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在欢呼声中被挂了上去。
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终于夺得了梦寐已久的上海的天下。“一月革命”最终胜利也震动了全中国。
事情又有曲折。“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要地，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一月革命”却迟迟不见《人民日报》报道。《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只有它报道，才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新政权的认可和支持。
各种谣言和传说开始满天飞了。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在街头贴大字报，质问上海人民公社的正确性。他们甚至还准备把耿金章从监狱里劫出来，让他重新作他们的头领，再次高举起“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大旗。
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也像热锅上的蚂蚁。等了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往北京。
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走，反对派们举行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的全市大游行。
张春桥在成立大会上说，“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烈支持下，今天宣告诞生了”，问题恰恰出在毛主席身上。是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毛泽东对江青说：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了？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得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张春桥本以为取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一定会博得毛泽东的赞赏，变成全国的“样板”，因为取名为“人民公社”，依据就是“最高指示”：毛泽东不是称赞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吗？张春桥曾打电话给“老夫子”陈伯达，连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取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有新意，可是不想弄巧成拙，毛泽东恰恰对这个名字不予认可。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从江青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打电话给徐业夫，要求觐见毛泽东。其他人要见毛泽东并不容易，这两位文革新锐要见，毛泽东当即就答应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见到毛泽东，就向他承认自己取名的错误。毛泽东对他们也不计较，只说是“好心办坏事”，接着说：
“还是革命委员会好！”
张春桥和姚文元从菊香书屋出来，也把“革命委员会好”这条“最新最高指示”带了出来。向江青汇报后，江青向周恩来讲了，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和姚文元回到上海后，立即按照“最新最高指示”，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欢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张春桥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为副主任。

这一次，《人民日报》很快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配以社论加以赞扬。不久，“革命委员会好”的“最新最高指示”由中央下文正式传达，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上海的夺权。他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赞扬说：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建立的新政权便再不敢有人来反对了。
在毛泽东的号令下，全国以上海为榜样，造反派们纷纷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好”从此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一句响亮的口号。

十六　众将帅大闹怀仁堂　毛泽东召开团结会

在刘少奇一家所住的福禄居的不远处，有一座小楼。有两位年轻军人总是站在窗口，守望着斜对面的福禄居。他俩手里总是拿着小型的军用步话机，不时地和人联系。
他们的行动的指挥官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他们直接和谢富治联系。
那就是说，刘少奇已被监视。
不久前，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前，讲话稿送毛泽东亲自审阅，毛泽东在送审稿上写了批语：
“改稿看过，很好。请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会后，江青立刻交给了张春桥一项重要任务。
张春桥把红三司司令蒯大富请到中南海传达室的套间密谈。根据江青的指示，张春桥要把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这样重大的行动，秘密交给这个二十多岁的红卫兵司令。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这是中央文革对你们的希望。”张春桥说。
蒯大富心领神会，立即回校召集了部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说要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并把口号推向社会。
当场有人表示担心，说中央还没有提出，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他的斗争还限制在内部，要是毛主席不赞成怎么办？而且大家记得，有一次造反会上，有人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在场的周恩来就立即表示反对，批评了这种做法。蒯大富心中有底。不光是张春桥找过他，就是在那次造反会结束时，康生就把一叠资料交给他，叫他“好好看看，好好批判”。蒯大富中气十足地说：
“这事中央不好讲话，我们干了，中央肯定会支持，毛主席也一定赞成的。”

于是，蒯大富率领五千多人从清华园浩浩荡荡地开向天安门。在队伍中的几辆广播车，高音喇叭一路高叫：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一路上张贴同类内容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同样高呼口号，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
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震惊了中国和世界。
第二天，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联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五大学生领袖悉数到场。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报告。
蒯大富还让红卫兵把长篇连环漫画《新编西游记》和一副《百丑图》漫画贴到中南海墙上。《新编西游记》把蒯大富描绘成“孙悟空”，王光美描绘成“白骨精”，运动之初的工作组是压制造反的“唐僧”，保“走资派”的“保皇派”是“猪八戒”。《百丑图》画上了一百多幅人头像，都是中央的老干部，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
炮打迅速扩大到一大批老干部。中南海老干部人人自危。每个人都遭到怀疑。
就是周恩来也受到造反派的围剿，说他“反党”。事情原委是，一九三０年代上海的《申报》，曾刊载一篇伍豪（周恩来当时的化名）宣布正式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弄得周恩来到图书馆翻资料，腋下夹了一份图书馆借来的《申报》，到游泳池见毛泽东，跟毛泽东谈这件事。周恩来说这篇文章是国民党造假诬陷，刊载时他人不在上海，已经到了江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说康生可以证明。
那些天，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四位元帅和谭震林将军总是聚集在徐向前元帅家里，谈论国事。
这天，谭震林从外面墙上撕了一张《百丑图》来，丢到地上，说：
“他们是丑化共产党，要把我们老干部统统打倒！”
陈毅把手中的几张《人民日报》扯得粉碎，说：
“夺权，夺权，我们拎着脑袋拼杀了二十多年的江山，就这样被他们夺了。我硬是想不通，我硬是要管一管！”
“自古三军易摧，帅志难夺。我们还斗不过那帮书生？” 叶剑英说。
“小人得志，欲壑难填。用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像陶铸、贺龙那样被打倒。” 聂荣臻说。
气氛一时凝重。大家又想到了陶铸和贺龙。他俩是不久前被打倒的。
当初，毛泽东决心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领导权。毛泽东考虑到，要在中央高层领导内部“掺沙子”，调一些既有很高文化水平又有很高理论素养的高级领导干部到中央来担任领导职务。他想到了陶铸。
为什么想到陶铸。陶铸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老乡，在延安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总政秘书长，直接在毛泽东手下工作。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对他也信任有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说：
“陶铸是党内的一头牛，头上长角，谁都敢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