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陶铸“谁都敢顶”，就是因为他顶过刘少奇。在历史上，陶铸“顶”过刘少奇两次。在延安大庭广众前说，“我觉得刘少奇不如毛主席有本事”。在一九五三年中央财经会议上，陶铸又向刘少奇放了一炮，对刘在土改工作中“左”的错误和天津讲话提出批评。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定的目标是刘少奇。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叫他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总书记邓小平靠边站后，书记处实际上已经由陶铸管事。后来毛泽东还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陶铸成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中共中央的第四号领导人，把陶铸破格提拔为第四号人物，显然是要这头牛冲锋陷阵，在摧毁刘少奇的“司令部”的斗争中起大的作用。
但是陶铸是个正直的人。他以前“顶”就是因为正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陶铸初来北京时，住进钓鱼台的九号楼。这时江青，陈伯达、康生都在钓鱼台有别墅。他们看望陶铸，进行拉拢交底；陶铸也礼貌性地回访。一个多月下来，陶铸总觉得自己和中央文革这帮子人格格不入。七月二十四日，他离开钓鱼台，住进中南海卐字廊原来杨尚昆住过的房子。这下惊动了江青，跑到卐字廊来问个究竟。
江青一身戎装，春风得意，坐下来以她一向的行事风格单刀直入：
“才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了？”
“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在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住这边和总理联系方便。”
“你还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嘛，怎么可以不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那边有会我就去参加，尽量两边都顾着。”
“是不是文革小组名声太小？”

“文革那边我只是顾问，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有具体职责；而且我还兼着中宣部长，也是很具体的一摊子。”
“好吧，你刚来中央工作，情况不熟悉，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
可以陶铸就是没有主动往江青那边靠。他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央文革小组，认为文革小组是临时设的非编单位，算哪一级？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我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岂能到你文革小组副组长寻求保护？——有人说，陶铸对形势不够敏感，看不起文革小组就是个证明。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新华社要发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陶铸审稿时发现没有刘、邓的照片。他认为刘少奇尽管下降到第八位，但还是国家主席，还是政治局常委，就令新华社补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又令在一组领导人照片上作技术处理，加上了邓小平，因为书记处并没有撤销，邓还是总书记。陶铸认为，对人民群众，对外国人，还是要显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这和毛泽东要公开和刘少奇的矛盾，把刘邓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群众打倒的所谓战略部署是南辕北辙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宣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时讲：
“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路线错误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他们是打不倒的，他们的错误是认识问题，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很不赞成有些人给他们张贴大字赧的做法，这和中央精神是不一致的。你们要问我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我是要保的。”
就是因为没有私心，陶铸在安亭事件等事上，和造反派对着干。
江青等觉得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就多次报告毛泽东。陶铸令毛泽东失望。
自从康生在天安门城楼给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写了那个条子后，先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后来是其他学校的红卫兵，组成了“抓叛徒战斗队”，拿着复印的康生的指示，到处横冲直撞，到各单位去查阅、抄录档案，不久康生又亲自出马，向“抓叛徒战斗队”作了重点布置。红卫兵们为了立功，查不出，就捕风捉影。于是康生根据红卫兵提供的“材料”，搞了一个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诬陷陶铸在蹲国民党监狱时是叛徒集团的头子。

毛泽东终于否定了陶铸，说他“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镇压群众，是保皇”。于是，全国上下原来喊出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贺龙被打倒，也是因为和刘邓走得太近，整罗瑞卿他弃权，批刘少奇，他不发言。他还从总参调车护送王光美到清华大学上下班。于是，他被说有“二变”。一是“二月兵变”。本来是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就说贺龙是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同时说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二是“叛变”。说贺龙在一九三三年向蒋介石乞降，并与国民党特工接头，商谈叛变活动。这也是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的捕风捉影。蒋介石派人劝降贺龙，确有其事，但贺龙当即就拒绝，并将此情况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汇报了。
毛泽东相信了哪些文革红人报告中的“二变”说。又有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在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纪念活动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贺龙密谋“搞掉毛泽东”！”
四位老帅和谭震林将军一时沉默不语。也许他们想到毛泽东听信了他们认为的那些“小人”的谗言，也许他们想到接着要被打倒的是他们了，一会儿，他们又嚷嚷起来。他们是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过来的，他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看着打下的江山沦落，不能就此束手就擒。他们感到他们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力量，感到自己气壮如牛。于是，他们决定在接着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开抗争那些文革红人的做法。

待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后，其他中央领导人也被批斗，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代替，参加的人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外，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实际上，这个“碰头会”代替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能。这次，周恩来将召开一个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扩大”会，把陈毅等一些老干部也扩大进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这一天，天空中飘着雪花。怀仁堂这座金碧辉映的古建筑前，一片宁静。一排高级轿车停着。在大门两旁的威严的铜狮子边，两个卫兵肃立着。
怀仁堂的会议室里，长方形的会议桌铺着白布，正中坐着周恩来，这次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把一些他的两边，一侧坐着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王力、谢富治等，另一侧坐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等。两军对峙，阵垒分明。
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拍着桌子，气愤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擅自行动！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接着转向陈伯达：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你是理论家，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
谭震林慷慨激昂，越说越气，大声：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他们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说着，拿文件，穿衣服，要退出会场，边走边说：
“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严肃地劝阻道：
“有话坐下说，但不能走。”
“谭老板，你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陈毅说。
谭震林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他在井冈山就和毛泽东在一起。他身材不高，不足一米六零，人也不粗壮，但他却是个火爆脾气，发起火来谁也受不了。他还有一个和他的长相不相称的雅号“老板”。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说：“谭老板，你这一炮放得好哇！”于是中央上上下下的人就都叫他“谭老板”了。毛泽东叫他“谭老板”，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化装成老板，加上他又是店员出身。
“谭老板”又气呼呼地回转身来，气呼呼地坐了下去。陈毅提到了延安整风的错误，说道：
“有些人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叶剑英说，“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我们党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 李先念说。
谭震林想到了一些老战友被残酷斗争，又站起来说：
“我这个人从记事起从来不会哭。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眼前又是秘书，又是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
“不要从个人感情出发么。”谢富治插话说，“要从革命全民出发。”
“我哭是为自己？我是为全体老干部，为整个党！” 谭震林大声说。

停了一息，谭震林说：
“想来想去，自己不应该这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到六十五岁！”
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这个会议本来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直到结束会议时没有讨论。最后，周恩来说：
“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会后，康生觉得这些军中将帅太疯狂了。他打电话给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把他们又召集到一起。他说：
“得搞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记录，把这个记录送给毛主席。都照这些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怎么继续下去？”
于是，由姚文元执笔，整理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大家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去面呈毛主席。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
“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开始是笑眯眯地吸着烟。可是，张春桥往下念时，他的笑容消失了，越往下念，他的脸色越凝重。
中间，他还忍不住插话：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当听到谭震林愤然离席，并说出那些愤激话时，毛泽东一下子站起来，大声说：
“他不愿干，让他走么！离开他，地球照样转！”
张春桥刚念完，徐业夫走进来小声说：
“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求见。”
毛泽东一挥手，大声说：
“告诉他们，我休息了！”
接着，毛泽东将手向门口在空中拨了一下，示意张春桥和姚文元可以走了。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起来。文化大革命是他发动的，他相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他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和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是他直接领导下的发动和指挥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对抗中央文革，就是反对他毛泽东。现有,他不仅仅是恼怒，更多的是紧张。他是位诗人，这时想像力，形象思维起了作用，他似乎看到江山在崩塌，看到拿掉了刘、邓、陶，以及以前的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还有更多的人在向他呐喊。在怀仁堂吵闹的这些人，都是握有军权的，万一他们起来造反，后果就严重了。
这些人现在要起来造反，毛泽东更觉得他搞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不然中国马上会出现赫鲁晓夫，马上会变修。
这时，徐业夫进来，交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是“林副主席转给主席的”。
毛泽东拆开信，脸色一下子又变得苍白，手也在抖。
这信是那次碰头会后谭震林写给中央的，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一九三０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岗山。还说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说“这个反，我是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信的最后是林彪的批语：
“谭震林最近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把徐业夫叫进来。叫他打电话给林彪：
“问问林彪同志的身体怎么样？叫叶群来一趟”。
这段时候，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操劳，身体和精神都很虚弱，特别是精神，虚弱到有点脆弱。
林彪刚好在北京毛家湾住处。不一会儿，叶群便匆匆赶到。她脸上也很是紧张，毛泽东又问林彪身体怎么样，又突然召她觐见，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叶群一到，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
“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叶群想。她的神色变得更紧张了。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他们讨厌群众运动，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不听我的话，对抗我，他们不跟我，解放军不跟我，我带你们到南方另外组建一支，重上井冈山！”
“林彪死也跟着主席的！是永远忠于主席的。请主席放心，请主席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叶群说着哭起来。
叶群并不认为事情有毛泽东说的那么严重。她说“请主席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因为她觉得毛泽东的精神快到了崩溃边缘。
叶群一哭，毛泽东反过来安慰她了：
“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把那些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事告诉林彪同志，要他提高警惕。”
叶群表示，她一定会把毛主席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林彪的。

毛泽东这时心情也平静了，就问叶群，现在林彪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大好，所以也不能来参加会议。毛泽东说，他将告诉周恩来，以后中央的文革碰头会也让你代表林彪同志参加，让林彪同志了解情况。
本来有什么非常规的重大会议，毛泽东也叫人通知叶群代表林彪参加的，现在叫她参加常规的文革碰头会，叶群自然欢天喜地，表示“一定照主席的指示办”。她觉得她现在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和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和江青并级了。
毛泽东在这天晚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大发脾气：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你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一九三０年初和我一起上井岗山，你可以退党嘛！你说你不该活到六十五岁，哪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泽东说完后就退场走了。
“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康生站起来说。
毛泽东让周恩来负责，在怀仁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联席会议，叫“政治生活会”，对这些老帅和将军进行批判。这样的会连续进行了七次。
这个时候，这件事已经被捅到社会上。北京街头已经出现了“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等标语和横幅，出现了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为此事的示威游行。每当开完会，周恩来就把这些将帅安排到安全的地方。为了让将帅们少受打击，周恩来劝他们写出检查，和他们约法三章：一要吃好睡好，二工作不要撒手，三一定要做检查，不做不行。将帅们为周恩来良苦用心所感动，他们的心软了。叶剑英说：“总理比我们想得深，我们还是作检查吧。”

几位将帅都作了检查，表示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错话，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时，事情已经是不可收拾了。就在将帅们检查的时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划下，首都街头连续出现了红卫兵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把“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揪出来，在全国也马上掀起了“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
三月十八日，大雨倾泻。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把“大闹怀仁堂”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被揪来了。远在西南“三线”的彭德怀也被揪来了。还有已先后被打倒的罗瑞卿、彭真、陆定一、陶铸、贺龙都被揪了来。罗瑞卿因为跳楼未死，跌断了腿，不能走，被几个红卫兵装在箩筐里，抬来接受批斗。被斗的人共四十七人。在批斗中，他们都受尽了侮辱。彭德怀被七次打倒在地，打断了多根肋骨。谭震林被打破了头，血哗哗地向下流。他们被打倒了，爬起来，决不下跪。
这次大会后，“二月逆流”黑干将和其他被打倒的人一样，继续被批斗，无休止地被勒令写检讨。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已多次召开会议，四位老帅和谭震林等三位副总理都做了深刻的检讨，群众也对他们进行了批判，他们认识到了在怀仁堂的发言是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认识不清，理解不深，对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毛泽东的态度变得温和多了，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就改，改了就好。”
虽这么说，毛泽东还是对他们不放心，特别是四位老帅，他们在军中有影响，不知道在批判他们后，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不满，甚至有什么动作。毛泽东就叫叶群派人到他们所在的北京西山中央军委驻扎地去暗地察看一下。叶群就派了空军副司令王秉璋去，叫他和老帅们住在一起，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有哪些活动，有没有串联。叶群对他说：
“毛主席说，叫你直接向他汇报。”
王秉璋刚刚被造反派斗了一顿，被关了一个多月，还是林彪向毛泽东通了关节才被放出来的。他很同情老帅们的遭遇，向毛泽东写了几次报告。他写老帅们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在一起散步，谈了些什么。他只写对老帅们有利的，不写对他们不利的，还添油加醋说：
“老帅们受到批判后，真正认识到了以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一致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这种扫荡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污泥浊水的运动搞得好，搞得及时，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大的好处。他们感到自己的思想是落后了，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会滑到资产阶级的阵营中。”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总是批转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转阅。不久，毛泽东请了除谭震林以外的那几位“大闹怀仁堂”的将帅到菊香书屋开“团结会”。
毛泽东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二月逆流”事件似乎平息了，但是事件并不那么简单，后来它又被不断翻出来，几位老帅和将军又纷纷落马，遭受了打击和凌辱。这是后话。

十七　蒯大富智擒王光美　刘少奇恶遇灭顶灾

现在，毛泽东最大的敌人是刘邓路线。中央文革的当务之急是攻下公开批判刘邓这个堡垒。当然最大的堡垒是刘少奇，这个堡垒攻破了，其他堡垒都将不攻自破。
刘少奇必须彻底打倒！
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到清华大学。江青派人把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叫去。刘涛到了江青那里，见她的同母同父弟弟刘允真也在。
江青向他们透露了中央高层要打倒刘、邓的一些实情，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已经成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当权派，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敌人。她劝刘涛和刘允真“要与家庭划清界线”。
“你们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江青说。
刘涛、刘允真对他们的生父刘少奇是有感情的。现在，要他们转变立场，批判自己的亲生父亲，从感情上说是痛苦的，也是难于接受的。虽然在此之前，“打倒刘少奇”呼喊声也充塞了他们的耳朵，但是他们尚有怀疑，现在由毛泽东的夫人告诉他们父亲是不行了，是走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他们怎能不信呢？他们从小就知道，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全国人民的敌人。他们是革命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唯一选择就只能是听从毛泽东的召唤，从走资派的父亲的怀抱挣脱出来，走向革命，向生父刘少奇开火。
姐弟俩怀着复杂的心情去看望了生母王前。
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四十三岁时，担任新四军政委，这时他刚和前妻谢飞离婚，看上了军部十六岁的文艺兵王前。后来两人争吵不断，于一九四七年离婚。离婚的原因是刘少奇嫌她红杏出墙。到底有没有红杏出墙，只有王前知道。但这件事，搞得王前很臭，她也怀恨在心。离婚后，她嫁给了现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
王前见江青派儿子、女儿来要刘少奇的材料，自然高兴。

根据王前的谈话，刘涛整理出一张大字报：
刘少奇的丑恶灵魂
作者：刘 涛（刘少奇的女儿）
……毛主席说：“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尽管在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上有一定客观上的困难，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对刘少奇的本质认不清，对他存有幻想，立场还没有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样是不行的。我决心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江青同志的希望，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刘少奇在政治上一贯反毛泽东思想，搞他自己资产阶级的一套，用来对抗毛主席，表现出他最大的政治野心……
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不号召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立场，却要我们按孔子、墨子封建的唯心论的修养方式来修行……我们的妈妈文化程度低，她就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既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学文化。可刘少奇却要她去背什么曹禺的剧本，《老残游记》……刘少奇在政治上是这样地对抗毛主席，在组织上也是如此，搞他的独立王国，用干部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当今，我们看刘少奇除了走这“唯亲信”的路线外，还走“老婆路线”，“女儿路线”。王光美这几年青云直上，一个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竟然由刘少奇本人亲自到处宣传；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由王光美在清华“蹲点”，又搞了个“反蒯”──学生斗学生的经验。我妹妹（王光美所生女儿）曾说，刘很信她的话，她觉得第一个工作组不好，刘就给撤了；她认为第二个工作组有问题，但基本上还是革命的，于是就给留下了……
刘少奇的人生哲学都是活命哲学，叛徒哲学。1936年，他指示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胡踢奎等人用写自首书的方式向人民的敌人投降，这样能出狱，以后还能“继续为党工作”。为了能使这一叛徒哲学合法化，他在七大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时甚至要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也可以恢复党籍，也可以做中央委员。后来康生等同志坚决反对，才没有写上去……
刘少奇无耻到极点，竟然贪污！他把白区工作党的事业经费（包括党员的党费和党的外围组织的捐款）打成一个金皮带圈和一个金鞋拔子。同志们，大家可以想想，他仅仅是贪污了经费吗？不，他是吞食了党和人民的血汗！后来离婚时，刘又把这个金皮带圈送给了妈妈，可他又反咬一口，背地里对邓颖超和康克清同志说是我妈妈偷的，来陷害妈妈。这件事妈妈当时还是为了党的利益忍受了二十年，直到这次我们去看她，才和我们说的。这个金皮带圈我们要上交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他贪污的见证。刘少奇，把你贪污的金鞋拔子交出来！毛主席说：“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刘少奇确实就象毛主席指的这种人，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刘处处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极点，但在同志们面前却又装作很廉洁。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曾对我母亲谈过：“你看人家刘瑛（洛甫的老婆）多聪明，穿的不好，吃的可好呐！吃在肚里谁也不见，穿在外边大家不都看见了吗。”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小算盘打的有多精。还有一次给战士缝衣服，妈妈让阿姨去了，自己带孩子。刘知道了就指责妈妈说：“你真愚蠢，在家带孩子多累，去缝衣服又轻快，又是群众场合，大家都能看到……。这就是他那个“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商人哲学的典型表现。他现在对我们也是进行的这种修正主义教育，他说：你们不要怕吃小亏。长征时，你只要下个决心和别人同甘共苦，大家也不会亏待你，不但饿不着，还有马骑。他让我们去上半工半读的学校，说半工半读培养出来的是第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将来就大有发展前途……。原来我对他的这套商人哲学并无认识，后来对照了毛主席著作，才看出这是有本质的区别，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却要我们多吃小亏，占大便宜，归根到底还是为个人。1941年在前线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别人吃的是玉米渣，刘每天可要吃一只老母鸡，让副官到处给他买活鸡、活鱼，还要吃桔子。象他这样的人，不和群众同甘苦，他到底干的是什么革命呀！
刘少奇极端的个人主义严重地体现在他对妻子的态度上。他对妈妈极不人道。他为了娶妈妈，竟然欺骗妈妈，隐瞒自己的年龄，少说十一岁（当时他是四十三岁，说是三十二岁），而我妈妈当时还只有十六岁。妈妈一直到四、五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二十六、七岁。他就是这样卑鄙，无道德到极点。这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大暴露。他对妻子，不是看成革命同志，根本看不起，骂她是“小党员”。对她政治上毫不关心，他不让妈妈看报、读政治书，说“毛主席著作又不是文化书，是政治书，你看不懂。”却只要她伺侯。还说伺侯好他就是为党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他认为别人伺候他那是理所应当。
更加残忍的是，妈妈与他离婚后，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就是不许她和我们见面。1947年底，妈妈写信给刘，说非常想见我们，刘却恶狠狠地回信道：“等孩子死了，你再见吧！”1955年，她写信给我，想通信，刘一句一句地教我给她回信，大骂了一通。妈妈经过组织关系，说想见见我们，他不仅不让见，还亲笔写信给妈妈工作的地方，说她如何如何不好，造成妈妈所在单位的组织给她施加压力。平时他也对我们说妈妈如何如何坏，目的就是让我们对亲生的母亲没好印象，不去见她。要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一辈子也别想见到妈妈了。他为什么对妈妈这样狠毒，恨不得把她置于死地而后快？就是因为他有把柄在妈妈手中，怕她揭发。
充当刘少奇政治帮凶的王光美是个什么东西呢？据说在辅仁上学时她和那些上层人物、神父等打得火热（她出国访问时，又把她年轻时的一套搬出来了，简直令人作呕，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党和人民丢尽了脸！）46年，北京国共谈判执行小组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是去美国留学，还是去延安都没有定，两条道路还没选定，后来叶剑英同志给她作了工作后她才去延安。现在看来，她去延安，也是有她的个人野心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却得到了刘某人的宠爱，这难道是奇遇吗？不，这是臭味相投！
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揪了出来，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真是大快人心！
刘少奇确实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从来都是无视毛主席，无视毛泽东思想，搞自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刘少奇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他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他灵魂深处，是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王国，是那样卑鄙、肮脏。……我们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埋葬。
刘少奇，我们正告你，必须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若还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认错误，不回到毛主席这边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是刘少奇的子女，今天我们从妈妈揭发的事实中更加看清了刘的本质，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造反动老子的反，与他划清界线，真正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大字报一式三份分别张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方。红卫兵马上辗转传抄，各种红卫兵小报大量翻印，飞向四面八方。国家主席的女儿揭发国家主席！清华大学为之轰动，北京为之震动，全国为之惊动！
这张大字报，在刘少奇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刘少奇非常气愤，他对王光美说：
“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从生活作风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皮带圈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皮带圈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对于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由他指示出狱一事，刘少奇再次作了解释，说那时中央派他前往平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党急需大批干部，他认为这些同志在狱中经受住了考验，可以利用国民党当局的规定履行手续，以假自首的方式出狱。不久，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薄一波等同志才办理了出狱手续。
刘涛的大字报，当然比蒯大富的“红三司”的震天响的“打倒刘少奇”的声音要厉害得多。
“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文革小组成员笑着说。

“打倒刘少奇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我还是怕很多人转不过弯来。” 江青说。
江青还是决定先“剥壳”。她又到清华大学走了一趟。她叫蒯大富等红卫兵领袖和她一起看“大毒草”纪录片《刘主席访问东南亚四国》。
其实蒯大富等对这部“毒草“片子也早已熟悉了。在放映前，江青又对大家进行了一番教育：
“过去在国内广泛放映这株大毒草，树立刘少奇的个人威信，为其篡党篡政作舆论准备，并宣扬这个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搞投降主义、大搞夫人外交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王光美不老实，她去印度尼西亚之前来看我，我当时正有病住在上海，她说她想戴项链，穿花衣服去访问。我告诉她是应该准备几件衣服，还告诉她我主张穿黑颜色的，告诉她，她是一个党员，不应该戴项链。这部片子宣传了资产阶级宫廷般的生活。”
其实江青当时是劝王光美不要戴别针。
放完了片子，江青又对大家说：
“穿旗袍、戴项链，与资产阶级头目苏加诺共舞，眉来眼去。王光美的衣服项链哪里去了？给她找出来，她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头脑活络的蒯大富马上明白了江青的意思。那就是叫他揪斗王光美。除了为了打倒刘少奇，要蒯大富揪斗王光美，也是为了对王光美过去出风头，以及总是和毛泽东一起游泳的不满。
蒯大富早就在等着这个机会的到来了。王光美过去到清华园蹲点，他被斗，被打成反革命，还蹲监，这笔债应该是还的时候了。当然，他蒯大富叫她还的应该是无产阶级之债，在他眼里，王光美是举国闻名罪恶累累的清华园内第一号政治大扒手，是刘少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干将。王光美就是该检查，该斗，该向清华二万革命师生员工低头认罪。
江青走后，蒯大富向王光美发出了通牒，叫他到清华园接受批斗。可是，十天过去了，又“光”又“美”的大扒手却始终不露面。
“为了保卫毛主席，长革命派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根据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的急切心情，我们准备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蒯大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他起来造反时建立的，现在还由他直接领导的井冈山兵团。

下午，一辆吉普车由清华园开出。一会儿，又一辆大轿车从清华园开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雄壮的歌声从车中传出。
清华井冈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六个战斗组共四十人，分赴三个战场，准备智擒王光美。第一辆车直奔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这辆车上的红卫兵去扣留在那里读书的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再向王光美假报刘平平在归途中发生车祸，“抓住王光美的资产阶级母爱心理”，诱其去医院，智擒她。第二辆车分别将井冈山兵团的战士送到交通队和人民医院。到交通队去，是为了战斗打响后，控制那里的电话线，以防“白区工作模范”刘少奇闻伤讯后，打电话至交通队，询问情况。人民医院是这场战斗的中心战场，复杂的斗争将在那里展开，“清华园第一号政治大扒手王光美”也将在这里被擒。
第一批井冈山队员到达北师大第一附中时，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正在向该校师生作公开检查。检查后，其他学生都纷纷回家，井冈山队员把刘平平叫到一个空教室，和她“座谈”。
这时时针指向18点10分时，战斗打响了。井冈山队员在他们控制的北师大第一附中的办公室里向中南海福禄居打电话：
“喂！你是刘平平的家长吗？……我是交通队呀！……您的孩子刘平平今晚5点40分的时候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伤势很重，我们正通知他们学校，现在人被送到北京人民医院了……。”
“喂！你是刘平平家长吗？……我是师大第一附中呀！……刚才交通队通知我们。刘平平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
二次电话，一次比一次紧急。
此时人民医院的十二台电话，已全部被兵团队员控制。兵团队员在急诊室张开着大网，等候大鱼游来。还有一些队员便衣打扮，守住通往该医院的所有路口。
出人意料，一名四十来岁的军人和一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闯入医院。军人是刘少奇的警卫员，小姑娘是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亭亭。他们是来医院看望刘平平的。原来，王光美听到女儿被跌伤，本来是打算马上去医院的，但是，这段时间什么事都不正常，她多了一个心眼，想到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又想到周恩来为了她安全，曾下过指示，要她不得离开中南海。这样，王光美就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个究竟。
“刚才平平送到医院了吗？”刘亭亭问。
“没有。”该院的护士回答。
亭亭感到茫然。警卫班长若有所思。他转了一个身，大步走向电话机。他要向王光美汇报，可是井冈山兵团队员马上按住了电话：
“这是急诊电话，你不能用。跟我们到那边去。”
几个红卫兵带警卫班长到一间没有人的病房。

“你是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红卫兵问他。
“当然是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警卫班长说。
“你要做口头革命派还是实际革命派？”
“实际革命派。”
“那好，把行动拿出来。”
几个红卫兵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警卫班长看起来，到急诊室去争取亭亭。
“亭亭，你应该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妈妈的反！”
……
对亭亭进行了一番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后，亭亭怕站到资本主义路线上去，终于同意配合红卫兵的革命工作，于是她拿起了话筒：
“妈妈，平平左腿伤了，大夫说要动手术。”
“怎么样？到底伤得怎样？”从电话中听到王光美焦急的带着哭音的声音，“快！让大夫
跟我说！”
旁边早就等着的配合红卫兵工作的医生马上接过了话筒：
“喂！伤得很重，粉碎性骨折，正准备动手术，按规定，需要家长来签字……”
“是不是让亭亭他们签？”王光美颤抖声音。
医生按住了话筒，准备再让亭亭帮忙。
“妈妈，妈妈……”亭亭对着话筒叫。

“王光美同志已经去了。”话筒里传出一个令红卫兵兴奋的消息。
亭亭放下话筒，那个红卫兵小头头马上说：
“准备战斗！”
八点左右，一辆小轿车停在医院门前。王光美下来了。刘少奇也跟着下来了。接着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真，及一位警卫。很多红卫兵以前见过刘少奇，现在见他比以前明显瘦了。
红卫兵们想都没敢想，富有“白区斗争工作经验”的刘少奇竟上了当。到了急诊室，刘少奇劈头就问：
“平平在哪儿？”
“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人统统回去！”红卫兵们叫起来。
这时，刘少奇、王光美才知道他们被骗了。
王光美已经哭起来，上前一步，说：
“好吧，我跟清华同学走，你们都回去吧。”
十几个红卫兵早已经站到了王光美两边，生怕她逃走。
井冈山红卫兵将王光美送上了吉普车。
红卫兵们将王光美拉到清华大学审问，准备明日批斗。这时，他们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叫他们审问好后，让王光美回来。原来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就给周恩来打了电话。红卫兵们只得让王光美保证以后老实交待问题后将她释放了。

第二天，“智擒王光美”的经过在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上刊出，配以大红标题，文章绘声绘色，在一些细微末节上添油加醋，成为爆炸性新闻！
刘少奇一家如同在油锅中煎熬。
刘少奇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同意接见他。
见到他，毛泽东态度特别和蔼，向他全家问好。刘少奇苦笑了一下。见毛泽东态度和蔼，他马上说出了这次觐见的目的：
“主席，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这是我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我希望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子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不停地大口吸着烟，沉吟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开口了：
“最近我又读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我建议你去看一看。”
临别时，毛泽东站起来，将刘少奇送到门口。
毛泽东同意会见刘少奇，是极端秘密的。这次会见，似乎也给这个家庭里的成员和工作人员以一种美好的错觉梦幻。

第二天午夜之后，桌上的电话铃清脆地响了起来。王光美接过话筒，是周恩来的声音：
“光美吗？要经得起考验啊！”
“总理，我们会的！”王光美好不容易才没有哭出来。
谁知，这竟是最后一个打到这里的电话。两天以后，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秉承了谁的旨意，闯进来，二话不说，将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每天只能从儿女们抄回的大字报以及拿回家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中得到一点消息。依据这唯一的消息来源，他推测着运动的动态，揣摸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
刘家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
没过几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几十人，首次冲进刘少奇家。他们喊着口号，在院墙上贴了许多标语，用排笔在院子里的地上浓墨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两行大字，又将大字报糊了一屋子。他们勒令刘少奇从即日起，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
接着，他们让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到走廊门口的桌上进行批斗，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这天吃中饭时，平平带给全家一个坏消息：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要组织三十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
刘少奇一听，推开饭碗，激动地说：
“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批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王光美急切地说。
刘少奇的神情十分沮丧，他甚至提到了“死”字：
“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王光美哭了起来。
“会把骨灰给他们的。” 刘少奇说。
说完，刘少奇凝神沉思了片刻，转身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里。

经中央文革批准，清华园三十万人的批斗会如期召开。
这天，清华大学红卫兵驱车直入中南海，来到福禄居。他们在刘少奇家中先是翻箱倒箩，把东西扔得遍地都是。他们抄出了王光美访问印尼时穿的的一双高跟鞋，一条丝质旗袍，和一顶英国贵族式的宽边草帽。接着他们把王光美带走。
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在清华园主楼七层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着数十名红卫兵。王光美一被押进，红卫兵便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
三个女红卫兵拿着抄来的高跟鞋、旗袍、宽边草帽，和事先特别制作的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叫王光美穿戴上。
王光美不干。
“你一定得穿上戴上。”一个女红卫兵说。
“就不！”王光美说。
“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你不穿也得穿，不戴也得戴！不老实，小心点。”边上的红卫兵小头头，一个理着平顶头的男学生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