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再次劝大家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相信中央文革。
张春桥便和王洪文等几个头头一起到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谈判。张春桥的杀手锏“伯达同志的电报虽然是以他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他叫他们立即带领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到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王洪文等提出，要他们回去，必须满足刚才王洪文对大家说的五个“强烈要求”，不然他们“还将拦车北上”，“即便走也要走到北京”。
张春桥很是为难。从感情和理智上，他都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从感情上，他觉得，他作为文章受到毛主席赞扬的人，受到中央重视的人，他在上海市委总是受到压制，要不是受到压制，他至少也应该是个第二把手，从理智上，他是革命理论家，他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毛主席发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目的和意义，毛主席就是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颠覆那些旧思想，旧的制度，以及那些思想观念和社会主义新人有距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就是要人民当家作主，来个大民主。但是，对王洪文等的一项要求，不是他张春桥能够答应的，他在上海不是有实权的人物，在中央也不过是个文革小组副组长。尽管文革小组现在势焰可畏，但他也不能越俎代庖。更为重要的，来前在他列席的周恩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大家一致表示不能停产闹革命，工厂不搞跨行业的组织，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承认王洪文等人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要是他张春桥答应了王洪文们的要求，就违抗了中央的决定，以后要是中央决定工总司是反革命组织，那给他张春桥带来的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先得完成这次作为中央大员的使命，疏散工人，让他们回到上海工厂去。这次事件已经震撼了全中国，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他要是不能解决好，他也交不了帐，还将影响他的前程。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窗外响起了一个声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上海能解决问题，就不用北上告状，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也不用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来人正是潘国平。王洪文一知道张春桥要来，就派人通知了他，叫他立刻从南京赶到安亭。潘国平乳臭未干，但他能言善辩。潘国平在院子里听到张春桥叫他们回上海的话，便直冲着说。
张春桥也不以为意，当潘国平进门时，就站起来，说：
“你是潘国平？”
潘国平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张春桥竟没见过他而能认出他来，不免一阵激动，把锋芒也收了一半。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大家达在如下协议：
一、派少数代表北上告状，大队人马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
二、张春桥尽力帮助达到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并且明天亲临文化广场来声援工总司召开的声讨上海市委压制工人运动的大会。
本来王洪文、潘国平等决不同意的，他们说，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怎么能告倒上海市委，达到他们的目的？！你张书记帮助我们达到五项要求，要是上海市委对你的意见置之不理怎么办？他们一定要求张春桥白纸黑字在他们的五项要求上签名，但是，张春桥的下面这番话打动了他们：
“我张春桥是和你们工总司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也是一个革命派，不然毛主席就不会让我到中央文革去了，我完全支持你们！一切压制工人造反，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应该打倒，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让人民政权回到人民手中，我认为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的组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你们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由上海市委来负，而且我张春桥也恨不得走到你们工总司斗争队伍的前列。但是，现在上海市的政权还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我张春桥作为革命派的一员，也是被压制的对象，我张春桥答应你们又有什么用呢？即使要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白纸黑字写下来，我也得和江青同志、伯达同志等中央文革成员讨论后才能做到。我这次只是遵照中央的指示，要你们在安亭和南京的工人回到工厂去。我认为，中央的决定体现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你们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这是你们的对手最愿意看到的。你们授人以柄，也失去了战斗力，到时候我们中央文革也将爱莫能助，要支持你们也难了，我们只能恨铁不成钢。所以，同志们，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遇到阻碍。这就要求我们进行艰难曲折的斗争，甚至要甘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最后，你们现在如果马上回去，以后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就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申冤平反！”

这也就是张春桥为什么拒绝了周恩来给他助手的原因，要是有一个“助手”在，有些话他怎么能说？
经过一夜的谈判，王洪文和潘国平等终于同意了。张春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时，窗外一轮红日正喷薄而出，似乎预示着张春桥和文化大革命的美好前景。
王洪文和潘国平回到队员们中，向大家报告谈判结果，号召大家回上海。但是一些人不同意回上海，叫道：
“王洪文右倾！”
“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千多人坚持北上告状，“走也要走到北京去”。他们沿着铁路，朝着苏州方向前进。王洪文只好带着剩下的二千多人乘602次列车返回上海。
张春桥回到康平路家中，躺到床上，准备好好休息一下后参加工总司下午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声讨大会。头落到枕头上刚要迷糊过去，江青的面容出现在他面前，江青的声音出现在他耳旁：
“主席已经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大，革命的战火应当引向工矿，这是主席的意思。不能打击工人同志的革命积极性……”

他从床上一下子坐起来。他在脑子里重新理了一下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重新揣摩一下毛主席搞这场运动的思路。看人家陈伯达、康生，就是因为看运动的方向看得准，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一下子蹿到了政治局常委，如果说以前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么自己现在和江青这么接近，也算是近水楼台了，关键是看准了要下狠手，要敢于冒险，甚至孤注一掷。你看人家康生，他派老婆到北京大学，叫他老婆怂恿聂元梓写大字报，当时把北京大学搞得乱了套，惊动了国务院、政治局，他那时怎么会不担风险？怎么会不捏着一把汗，甚至心惊肉跳？后来毛主席一支持，他不就一下子成了毛主席身边的红人。康生后来总是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经广播，聂元梓解放，我也解放了”，可见他担的风险！
张春桥觉得应该向康生看齐，抓住机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全国第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工人起来造反，这符合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本意，要是他张春桥公开出来肯定它，支持它，以后经毛主席一肯定，他张春桥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功绩簿中就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张春桥的前景就真的像早上看到的那轮喷薄而出的太阳了。
另外，在夜里谈判时王洪文他们给张春桥看了工总司的《宣言》，一看宣言，他开始是心里暗暗发笑。他觉得王洪文他们搞斗争工作还嫩了点。《宣言》满篇内容是视上海市委为革命物件，要打倒市委──夺权；虽然工总司成立本身就是工人运动受压，市委操纵了领导权，但也不能这么写！一个政权机构，会去支持将自己当敌人，叫嚷着要取代自己的政治组织的存在？会愿意见其发展壮大起来？会支持声称要掘自己坟墓的人？但是后来，张春桥又想，他们既然目的这样明确，完全是市委的对立面，那么他们的工总司立身之时，就是上海市委垮掉之日，要是他张春桥支持他们，以后这上海就是他张春桥的天下了。

当然要是毛主席对他张春桥的擅自公开表态和支持工总司不点头，甚至不赞成，那他张春桥也有可能成为背离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
权衡之后，张春桥决定在下午大会上为工总司的五项要求“白纸黑字”签名表示同意。
他立即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机，准备打电话给王洪文，但是他又放下了话筒。他想是不是打电话给江青，看看她是不是支持，但是与北京的长途必须通过市委总机或邮电局长途台（那时通讯方式既无手机也无直拨程式控制电话），她即便能接到，也不可能明确地对他指示，最多是来上海时说过的那几句话。
“其实那几句话已经是说得很明确了。”他心里说，“我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胜算！那就赌一把吧！”
柜上的电话铃响了。是曹荻秋打来了，叫他去开会。他在上海是曹荻秋的下属，曹荻秋当然有权叫他去开会。曹荻秋说得很客气，说“请张书记给我们传达一下新的中央精神”。张春桥并没有听出曹荻秋话中的讥剌意味，只以为那是因为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虽然不是什么官，但可以管官。
原来，工总司的头头和队员回到上海后，到处宣扬张春桥如何支持他们，并说他将参加下午文化广场的声讨大会，去支持他们。消息飞快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曹荻秋本来在怪张春桥到安亭前没有和他们通气，现在更觉得有必要和张春桥统一认识，同时，他也怕张春桥真的去参加下午工总司的大会，使局面更难收拾。
张春桥到了市委，就觉得气氛的异样。大家对他的异样的客气透露着对他的不满。
“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态度。”曹荻秋在会上说。
曹荻秋并没有让张春桥传达什么“新的中央精神”，而是来个先发制人。他接着说：
“工总司在安亭闹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多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损害了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形象！这决不是革命行动！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把我们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是让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牢牢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揪出那些对社会主义不满，兴风作浪，带头闹事或在幕后策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并给予严厉打击，决不手软！而且，据我们了解，工总司成员复杂，组织严重不纯，甚至很多是社会上的渣滓。”

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脸色有点难看。
曹荻秋发言后，市委其他书记和常委发言，都支持曹荻秋的话。曹荻秋见张春桥迟迟没有表态，就当着张春桥的面当场给陶铸打长途电话。曹荻秋显然有点激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站”后，陶铸现在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之上，他现在正在中央协助周恩来主持工作。曹荻秋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陶铸的声音大家都能听到。
“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好吗？”
曹荻秋向张春桥招手。张春桥过去接电话。
张春桥提着话筒，嗯嗯哦哦了一阵，就把话筒放下了。
“我们就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你说呢，春桥同志？”曹荻秋对张春桥说。
“是的，革命生产两不误。”张春桥说。
“今天我们统一了思想，大家就要按照统一了的思想办。”曹荻秋说着，看了一眼张春桥，“现在散会。”
张春桥出了市委，他的轿车就往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奔。王洪文等一般工总司头头已经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了。
整个文化广场已经坐满了人，过道上和各门口都挤满了人。
大家在齐唱《东方红》和一阵“敬祝”后，主持会议的王洪文首先请张春桥讲话。张春桥说：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战友们，同志们：安亭事件，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阻挡不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伟大的上海工人阶级一登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就顶天立地，就成为上海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是最富有革命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张春桥接着的话更让王洪文和全体工总司队员惊喜万分：
“昨天，你们工总司提出了五项要求。现在，我公开表态。你们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我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我认为你们是一个完全合法的革命组织。你们的第二个要求是，要我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我说，这是革命行动——只是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你们的第三个要求是，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我也同意这个意见；你们的第四个要求是，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个要求我认为是正当的。你们的第五个要求是，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这一条也是合理的。我张春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是紧紧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我不但要公开表态同意你们的要求，还有当着大家的面，白纸黑字地签名表示我的立场。”
张春桥的大礼让台下的掌声把屋顶都要掀翻。很多到安亭受冻挨饿几天几夜的工人流下了眼泪。广场里高呼起了口号。
“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张春桥接着说，“我张春桥要向你们工人阶级学习，学习你们为了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不畏艰难困苦，不畏打击报复，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台上，王洪文等正急急地找纸，好让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名，一时找不到，王洪文就只好在笔记本上写下五项要求，撕下，等着张春桥签名。

待又一阵掌声停息，张春桥拔下衣袋上的钢笔，转头示意王洪文把五项要求拿给他签。
王洪文就把那页纸送上去。这时，全场一点声音也没有，人们似乎屏住了呼吸。张春桥浏览了一下纸上的五项要求，在末尾签上：
“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张春桥签字后，大会声讨开始。这时，在主席台上，张春桥问起王洪文滞留在南京那此队员回来了没有，王洪文说回来了，但他告诉他在安亭的有一部分队员仍然坚持北上告状。张春桥一听急了，赶紧叫王洪文驱车去追赶他们，“无论如何在路上截住他们”。张春桥本来想自己一同前往，两天两夜没睡，身体实在支撑不住。
如果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再卧轨拦车，那还了得！现在闹出事来可有他张春桥的责任了！就算他们不闹出事来，他们到北京去告状，那他张春桥也不是前功尽弃？如何复命于中央？
于此同时，包炮们开始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曹荻秋的轿车经过一条小街时，曹荻秋看到了传单。那标题让他大吃一惊。他赶紧叫秘书下车揭过一张来。他看了“五项要求”的内容更是大惊失色，当即叫司机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家开。可是到了陈丕显家门口，他想到不能影响到陈丕显的健康，还是自己一人承担，就又回到市委。刚到，他接到在家中养病的陈丕显的电话，叫他速去一下。
曹荻秋到陈丕显家，陈丕显正等着他，客厅沙发上放着一张《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的传单。原来陈丕显正要去医院，在自己家门口看到了传单，一看，血压一下子升高了，差点晕了过去。他现在就是叫曹荻秋来商量对策的。

两人商量后，决定先给陶铸挂电话。陶铸听了陈丕显的话，一时没有声音，显然是对张春桥这一行为感到突然、震惊，接着，他语气干脆地说：
“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不行，要坚持中央原来的政策，张春桥这几条不合适，要采取补救措施。”
陈丕显又把电话打到钓鱼台文革小组办公室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那里。接电话的是陈伯达的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力，陈丕显说：
“我也是福建人，不要你作翻译，叫陈伯达同志接电话。”
“你们的一个文革小组副组长，究竟有没有权力，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陈丕显激动地对陈伯达说。
接着，陈丕显把对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条要求讲了一下，也讲了一下陶铸的意见，接着说：
“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难道无法无天了？”
陈伯达被问得无话可说。好一会儿，陈伯达劝道：
“我的老乡，不要那么发脾气，冷静一点。这问题很大，不要匆匆忙忙地表态，字已签了，中央再研究。对张春桥，我们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
此时，陈伯达一面劝陈丕显，一面心里在想陈丕显说的“无法无天”。他想到的是当年毛泽东称自己是“无法无天”的，江青在文革中也一直声称自己是“无法无天”。陈伯达是革命理论家，他觉得“无法无天”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被任何“法”，任何“天”所束缚、制约。这也就是党内其他人比文革派落后的地方之一。
不过，陈伯达也觉得事情很严重。他内心也不赞成张春桥签字，尽管他们都属于文革派，对文革进程，也抱有同样的激进观点和立场，但是他还是觉得张春桥此举太出格、走得太远了。正思索间，张春桥的电话来了。张春桥的电话中讲一通“这个字不签不行”的理由，说了一些“不能同工人对立，不能压制革命”等冠冕堂皇的话。

陈伯达不好再表示什么。他知道张春桥的份量，那就是张春桥背后有江青撑着。思索一阵，陈伯达叫王力和他一起到十一号楼去见江青，因为他从陈丕显的电话中已经知道陈丕显先找了陶铸，知道了陶铸坚持中央原定精神，反对张春桥签字的做法，并声称“要采取补救措施”。他知道陶铸作为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常委，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表态也是周恩来的意思。陈伯达觉得处理这件事，向左还是向右，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只有求救于江青了。
那就是说，张春桥签字，是立一大功，还是犯一大罪，全看江青了。
江青本来是个急性子，一听陈丕显找了陶铸，一听陶铸对陈丕显说了那些话，显得很急。江青很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感：若是陶铸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抢在他们前面，向毛泽东作了回报并获得毛泽东认可，君子无戏言，张春桥的安亭之行不仅前功尽弃，而且他的处境就危险了。她立即果断地表示她要赶去见毛泽东。
“要抢在陶铸前面，不能等到明天。”江青这样对陈伯达和王力说。
江青驱车赶到丰泽园，走进菊香书屋。
不一会儿，一些政治局常委和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得到了新加入到毛泽东秘书行列的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通知，说是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十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叫他们到他菊香书屋书房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其实这是一次既“扩大”又“缩小”的的常委会议，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文革小组成员江青、王力在参加会议的名单之列，而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4位常委（其时均在北京），未被通知参加。另一位常委是林彪因不在北京，也未被通知。也就是说，政治局常委只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参加。名单当然是毛泽东定的，又确实是毛泽东以中央主席的名义亲自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这样的“扩大会”，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陶铸得到通知时，刚刚打电话找了张春桥问话，知道了张春桥确凿在工总司五项要求上签了名，就准备向周恩来汇报，并设想了一些补救措施。他一时联系不上周恩来，就决定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希望自己的一些补救措施得到毛主席的批准，以便尽快落实，消除影响。他得到通知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赶忙和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联系，要求见毛主席。得到毛主席的许可后，他驱车到了丰泽园，进了菊香书屋。

毛泽东在会客室听着他的汇报，对他的所谓补救措施不置可否。
第二天下午，“常委扩大会议”按时在毛泽东书房召开。
“今天讲上海问题。” 毛泽东说。
接着，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从衣袋里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翻到中间，开始念其中的“结社自由”一段。周恩来和陶铸神情凝重，不知所措。
毛泽东用《宪法》为自己，也是为从未见过面，而且是第一次听说名字的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找法理依据。这是自从共和国有《宪法》以来的十余年间，毛泽东第二次把《宪法》带到会场，当众掏出《宪法》为自己的言行找法理依据。原来，毛泽东从江青那里知道了张春桥签名这件事上后，不是感到张春桥签名的严重性，而是感到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重重阻力的严重性，因为他知道陶铸并不只是代表他自己，代表的是和他有同样思想的一大势力。
“王洪文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毛泽东把《宪法》合拢，抽了一口烟说，“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结社自由？宪法你们看不看？”
毛泽东接着让大家讨论“上海问题”。
毛泽东已经居高临下、先发制人，给反对张春桥签字的人一个下马威，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令周恩来迷惑的是，当初为了国家稳定，下文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遵守的两条底线，即不管工矿农村都不能停产闹革命和工矿企业和单位不能搞跨行业组织，也是毛泽东本人同意的，而且一直由周恩来在陶铸、李富春协助下执行着，可是现在怎么忽然自己推翻了自己。也许又是习以为常，见惯不怪，周恩来迷惑的神情在脸上只停留了极短暂的一会就消失了。也许他想到了田家英在世时向他要求调出中南海，离开毛泽东身边时私下对他说过的话，田家英说毛泽东“意见多变，不易适应”。

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发言都很活跃，肯定了工总司以及他们的“革命行动”。周恩来和李富春没说多少话，只说按主席的指示办。陶铸最后一个发言，他除了说按主席指示办，似乎还有点不服气，最后提出疑问说：
“张春桥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马上说。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接着强调说，“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有理论，有时理论和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毛泽东抽了口烟，看着他的政治秘书陈伯达说：
“伯达同志是否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毛泽东一锤定音，安亭事件尘埃落定。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将会更加忙得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不过，周恩来这个总管好像是永远压不跨的。
会议到此应该是结束了，但毛泽东还没有说散会。为了和谐气氛，周恩来问陈伯达工总司成立的过程。陈伯达有点书呆子气，他把他了解的原原本本讲了，当说到王洪文他们为了做工总司的袖章，到店里去‘借’，实际是抢时，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么。”

十五　剪除异己扫荡赤卫　一月革命上海夺权

张春桥叫王洪文把北上告状的人叫回来，王洪文跳上张春桥提供的一辆黑色小轿车，朝苏州方向急驰。车子到达昆山后，一打听，那一千多人昨天下午涌进昆山这座小城后，决定修整后继续北上。他们开始是占领了几家澡堂，挤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他们马上惊动了昆山市委，市委就通知昆山中学让出校舍，提供给他们棉被让他们扎寨。
离昆山中学还有一里多路，王洪文就叫司机将车子停住，他怕队员看到他坐轿车心里不愉快。可是他刚走进校门，就被这批人中新成立的“尖刀班”队员撞见了。他们对他这个“叛徒”早已恨之入骨，一拥而上，把他架住，带他去见他们的新头头。
这一千多人来自各家工厂，都是像王洪文一样要铁心造反的人。他们的新头头是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之所以选谢鹏飞为头，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拆。尖刀班队员把王洪文押到一间办公室里，谢鹏飞坐着，边上站着几个小头头和几名尖刀班队员，那架势，就像杨子雄被带进了威虎山。
“我是来劝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张春桥同志的意见，马上回上海去。”
“谁是总部？你代表总部？”谢鹏飞说，“你这个叛徒！右倾分子！”
“张春桥能代表中央文革吗？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和曹荻秋、陈丕显同穿一条裤子的！”一个小头头说。
“把他绑起来！”谢鹏飞一拍桌子说。
尖刀班队员拥上来，把王洪文来了个五花大绑。

晚上，王洪文和尖刀班队员们同睡一个教室。“床”是由书桌并起来的，队员们没有给他松绑，叫他睡在最靠里的“床”上。因为被子有限，他们没有提供给他被子，他冷得直咬牙。
由于这几天没有好好睡，白天又赶路，队员们很快睡死了过去，教室里的打鼾声就像海洋的浪涛，一浪高过一浪。王洪文就让反绑着自己的手的绳子在墙上慢慢地磨。磨的声音在夜里也是很响，但尖刀班队员竟一个也没有被吵醒。不知磨了多久，绳子终于断了，他蹑手蹑脚逃了出去。
王洪文进了轿车，叫醒睡着的司机，逃回了上海。
第二天天大白亮时，尖刀班才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
王洪文逃走，昆山中学乱成了一窝粥，尽管头头们还没有想好王洪文对他们赴京告状有什么利用价值。几个小头头觉得是头头无能，才让王洪文溜了，一商量，就策反，把谢鹏飞的职务──“头头”废了。于是重新选“头头”。
“报身份！报身份！”台下的人齐喊道。
候选人一个个报身份。
“我，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最后一个候选人──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说。
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身份比别的候选人“红”得多。周宝林就进行了就职演说。
刚演说完，有人不无惋惜地说：
“可惜周宝林还只是共青团员。”

大家似乎觉得他们“头头”连共产党员都不是，这支队伍会掉身价。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长得粗壮，又十分剽悍的男人站起来说。
“再报其他身份！”大家对他说。
“我，耿金章，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大家欢呼起来。耿金章又补充说：
“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由于旧社会黑暗，我五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四九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选耿金章为头头！”人们叫道。
全体都鼓起了掌。
耿金章将成为大家信得过的头头。但是，耿金章这时说出出乎大家意料的话：
“既然大家已经选了周宝林，那么我就做小周的助手吧！”
耿金章的话使大家对他更信任了。接着，耿金章发表了作为第二头头的就职演说。他说了应该继续北上外，提议他们这支队伍应该有一个名字，他提议为“工总司赴京控告队”。他的建议马上获得了一致通过。
队伍在新的旗帜下，向苏州进发。
王洪文逃回上海后，马上向张春桥报告，张春桥急得差点撤了尿。他马上致电苏州市委，叫他们无论如何想办法暂时留住那支队伍，等他到苏州和他们谈判。苏州市委就组织了几千名工人，在造反队伍要进过的道路，夹道欢迎他们，表示对他们的造反行为的支持，让他们进城到苏州中学休息，给他们好菜好饭吃。

张春桥和王洪文驱车前往。他们到苏州市委，让苏州市委派人到造反队伍，说张春桥愿意和他们谈判，他们可以提出任何要求，只要不上京告状。
周宝林把他们的要求写在好不容易从厕所边找到的一张绿色横格纸上后，就和耿金章坐着张春桥派来的轿车一同前往。
张春桥和王洪文坐在苏州市委招待所小会议室等着他们。一见面，耿金章就掏出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说除非在上面签字，否则决不放弃北上。张春桥一看，那不是他刚刚签过的“五项要求”吗？他就想也不想，拔出上衣表袋上的自来水笔，拧开笔套，在上面签下了：
“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原来，耿金章他们要北上，也不过是因为回上海他们的要求得不到保障，觉得张春桥空口无凭。他们还不知道张春桥已经在上海当众签了名。
原来觉得张春桥不会轻易签名，想不到张春桥这么爽快，这不能不让耿金章产生怀疑，以为张春桥也许在耍他们。耿金章四十一岁，他可不是身边那个刚从蛋壳里剥出的周宝林，他虽然没有念过书，但曲折的生活道路练就了他的能力。在周宝林那样的年纪时，他是国民党军队上等兵，在济南战役中他在举手投降的俘虏之列，就是因为他头脑活络，随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由战士升为副排长。他平时桀骜不驯，行事凶狠，但不是个有勇无谋之辈，而且现实生活使他养成了生性多疑的个性。他只要做周宝林的副手，也是出于他“狡兔三窟”的性格。看张春桥签名这样爽快，他当即就提出：
“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曹荻秋签字才有效！”
“张书记是文革小组副组长，你还信不过他吗？”王洪文说。
耿金章一拍桌子说：
“你小子知道什么？！春桥同志能代表曹荻秋吗？！”
“好好，我向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请你们暂时不要离开苏州。”
张春桥当即找电话向曹荻秋传达了“控告队”的要求。
“这个字我是不会来签的。你不是很会签字吗？”曹荻秋说。

曹荻秋正在自己办公室和市委常委一班人开会。
“我已经签过了。”
张春桥也不计较曹荻秋话中的刺。
“我不签！”
曹荻秋说着，狠狠地放下电话。
曹荻秋电话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是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力打来的。
原来，在毛泽东书房开“扩大”会议后，江青马上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肯定并通过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的那五点签字及全部表态和举动，她让王力立刻电告上海市委，正式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张春桥在上海的签字。江青还叫王力打电话告诉张春桥，只是王力一时电话找不到他。
上海市委常委一班人骂开了：
“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是中央书记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来的。原来，文革小组开会后，周恩来被迫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周恩来叫书记处通知上海市委。
办公室里的骂声没有了。曹荻秋默默地披上大衣走出门去。
曹荻秋坐轿车到达苏州，先是和张春桥吵了两个多小时。张春桥毕竟一直是他的下属。
“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也不道歉！”
“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问。
“我是来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的！”
曹荻秋最后签了字。他毕竟是专程赶来签字的。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后说。
张春桥和王洪文回到上海后，接到了江青叫王力打来的电话。两人当然欣喜无限。王洪文更是觉得春雷一声天地动，就叫了他的一班小兄弟，到一条小巷上的一家小饭店去举杯庆贺。
第二天，他们又到这家小饭店去，一边庆贺，一边谈工总司的远大前景。正在这时，工总司办公室的人进来，告诉王洪文，张春桥正电话找他。
王洪文匆匆赶去。原来是张春桥叫他到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记者站去见聂元梓……
“久仰久仰！”当上司令后，王洪文的交际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王司令，我们今天有幸相识。我对你们工总司在上海的成功表示祝贺！”聂元梓说。
聂元梓四十五岁，王洪文三十一岁，聂元梓是“第一张大字报”的当家人，又是解放前搞革命的人，在王洪文面前不无拿大。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工总司要打倒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从炮轰常溪萍打开缺口？常溪萍到北大去搞工作组是谁派的？难道不是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王洪文眼前一亮：这不是他们的一条大罪状吗？自己到北京串连时不是总见到大字报上说毛主席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镇压革命？他对聂元梓更佩服了。
“我很高兴看到上海的产业工人起来革命了，跟着学生起来造反了。但是，我觉得，工人运动应当和学生运动紧密结合，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你们工人造反派如果联合上海的红卫兵，就会有更大的力量！”
“对对对。”王洪文连连点头。
两人商定，由聂元梓到学生、工人中去点火，让上海红卫兵组织和王洪文的工总司联合起来，召开联合大会，以批判常溪萍到北大搞工作组为突破口，要求改组上海市委！
聂元梓像中央首长一样在上海受到欢迎，她也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在学生工人中活动，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听人介绍情况。她想让上海采取北京模式。她要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上海的“北京大学”，组成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她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她这门被江青暂时调到上海的大炮，就是要尽快轰开上海的局面。
联合大会“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在文化广场举行，常溪萍被揪来批斗的同时，曹荻秋首次被批斗。
王洪文看着曹荻秋被批斗，心里痛快，但他发现，参加会议的工总司的队员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打听，耿金章和周宝林正带领着一大批原工总司队员，正在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开会，酝酿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另立门户。
现在这支队伍，虽说周宝林是第一头头，但大权在耿金章手里，一切都是耿金章的主意。这足见耿金章的厉害。耿金章前些天把那“工总司赴京控告队”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后，不但不解散，而且要求大家齐心协力，招兵买马，扩大势力。那一千多人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们一回厂，马上又依附上了不少工人。不过几天，耿金章手下竟达到了几万之众。

这时，红都剧场非常热闹。周宝林和耿金章等几个头头坐在主席台上，造反队员们在场上坐的坐，站的站。他们在等两路兵马的到来。哪两路？一路是原滞留在南京的那批工总司队员，他们回到上海后也没有解散，而是在一个叫戴祖祥的队员领导下，准备独立，后来见“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发展迅猛，准备和他们合并；另一路是这班人马：前些天周宝林和耿金章带“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在苏州回上海时，有四十来个人不听劝阻，在苏州冲上火车，到了北京，他们到北京四处告状，但没有什么结果，只得扫兴而归，回到上海后，他们便成了英雄，依附者很多，他们便顺势扩充人马，准备独立成立司令部，后来耿金章和他们的头头一个绰号叫“黄头”的小伙子商量，叫他们合并到“工总司赴京控告队”中，那黄头竟欣然答应了。
一会儿，一面大红队旗进了剧场大门，由戴祖祥率领的队伍到了。又一会儿，又一面大红队旗到了，黄头率领他的队伍也到了。两支队伍的各两名头头马上到主席台上和耿金章、周宝林两人一起商量合并大计，以便在接着的成立大会上宣布。
头头们首先讨论的是给合并后的队伍取名。开始大家取名为“北上返沪兵团”，以独立于工总司，后来耿金章提出应该加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联合兵团”，简称“工总司北上返沪联合兵团”。他说：
“这样有利于吸纳更多工总司的队员，工总司不是王洪文的，是我们的。”
大家都表示同意。可是，在谁当兵团司令上大家发生了分歧，于是各队推选一位候选人，分别是耿金章、戴祖祥和黄头，由六个人进行投票。投票的结果，每个候选人都得到了相同的二票，原来自己队的都是投自己队伍的候选人。大家便决定举手表决，且不得选举自己队伍的候选人。结果耿金章当选。这下戴祖祥不干了。他当初以为在三支队伍的第一把手中，他的资格最老，做头的一定是他，不想周宝林叫耿金章竞选头头。他当即就提出退出合并。他不干了，黄头也就决定自立门户。

耿金章见他们执意不从，而他自己也不想让出帅位，就郑重地说：
“两位一定要独立成家，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两位要晓得，我们每支队伍，还很单薄，还没有力量和王洪文单打独斗，所以我们要在独立中有联合，又分又合，联合起来和王洪文斗。”
大家都觉得是。耿金章接着说：
“我们是从工总司独立出来的，王洪文晓得了一定不会放过我们，所以，我们每支队伍就分别名为北上返沪第一、第二和第三兵团，表示我们联合起来，威慑他，让他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还有，在名称头上，仍然加上‘工总司’，一来表示我们仍然是属于工总司，用来稳住王洪文，宣布成立时，还要请王洪文参加，二来我说过，我们可以更多地吸收工总司的队员。”
在耿金章想来，现在他在上海滩的头号对手是王洪文，只要王洪文斗垮了，其他人以后将都不在话下。戴祖祥就抢着说：
“那我们南京返沪的就叫‘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耿金章也不同他争，就说：
“那我们苏州返沪的就叫‘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吧。”
“那我们北京返沪的就叫‘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了。” 黄头说。
就这样，后两个“兵团”人马跟着他们的队旗退出了剧院。
耿金章就对自己的大队人马开会，宣布“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成立。一边派人假意去请王洪文来参加。兵团的司令，耿金章仍然叫周宝林当。

与此同时，戴祖祥和黄头也在别处召开大会，宣布他们“第一”、“第三”“兵团”成立。
王洪文得知这个情况后，很是不安。正在这时，三人兵团的信差陆续到了，他们都把一个大红请柬送到了他手里，叫他参加他们“兵团”的成立大会。
王洪文知道他们挂着“工总司”的牌子，表示隶属于工总司，不过是一时而已，这些诸侯们有朝一日势力大了，就会来夺他的皇位。“攘外必先安内”，王洪文一时把曹荻秋和上海市委丢到了脑后，想着怎样剪除这三个“兵团”。他当即派人到戴祖祥的“一兵团”和黄头的“三兵团”去表示祝贺，自己把聂元梓丢在主席台上，带着几个手下，亲自到周宝林和耿金章的“二兵团”去表示祝贺。
以后日子，王洪文对三个兵团竭尽笼络，总司令部的高层会议也叫兵团的正副司令参加，还按照中央的惯例美其名曰“扩大会议”。
有一天，三个兵团的正副司令又接到王洪文的电话，叫他们到巨鹿路六九一号的洋房，司令部办公地去参加扩大会议。兵团的各正副陆续到了那里。耿金章和周宝林最后到。耿金章走在花园里，就预感到今天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他感觉到气氛有点不一样。原来，以往开会前，花园里总是三三两两地走着“扩大”进来的其他单位的人，这天显得冷冷清清。他到了会议室，只有戴祖祥、黄头等一兵团和三兵团的正副司令傻傻地坐着。他拉了周宝林的袖子就往外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门口立时出现了一班人马，这一班人马就像是从地上冒出来一样，他们个个是彪形大汉，手臂上戴着工总司的袖章，手里提着木棍。他们把耿金章和周宝林推进屋内，“请”他们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