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王光美对那个小头头说。
“谁跟你谈？”平顶头说。
“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王光美说。
哄堂大笑
“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平顶头说。
三个女红卫兵拿起旗袍要给王光美穿。
“这是绸子的，太冷了。”王光美说。
“冻死苍蝇未足奇。”边上有几个红卫兵异口同声地喊毛主席诗词。
“如果我真的反毛主席，冻死自然活该。”王光美说。
“你就是反对毛主席！”有人说。
“我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
“都穿上戴上！”平顶头下命令了。
有几个男红卫兵上来，捉住王光美的手臂，帮助三个女红卫兵给王光美穿旗袍。
旗袍穿到了王光美身上。接着，红卫兵们给她换上高跟鞋，戴上“项链”和草帽。平顶头上来，用毛笔给项链上的每个乒乓球打上“×”。
“这是你和苏加诺调情时的那身打扮。”平顶头说。
有个拿着相机的男红卫兵上来，给王光美拍照。这是江青叫做的，说是“为了留作纪念”。
随后，王光美被押到会场批斗。

王光美被红卫兵押上会场时人群哗然。从北京各处赶来参加大会的人争相目睹。他们把看清王光美当作了好奇心的一次最大满足。大会实际上是在群众不断移动着以“看一眼王光美”中进行着。大会照例充斥在一片片口号声、打倒声、语录声中。
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三百人成了陪斗。
王光美在清华园被批斗，刘少奇在家里就像在油锅中煎熬一样。他一直在院子里踱步。身边的儿女只剩一个亭亭和六岁的小小，亭亭伏在桌上哭泣，小小趴在地上哭。其他子女有的被造反派扣在学校里写检讨，有的和他划清界线不到家来住了。一会儿，刘少奇走到小小身边，抱起她，又走到亭亭身边，爱怜地抚摸她的头。
天上没有阳光了，天暗下去。这时，王光美被一辆卡车押了回来。押她的人把她从车上放下来，呼了几句口号走了。
王光美的头上一处头发没有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什么也没有说。为了表明自己没事，她还向刘少奇微笑了一下。这天，他们谁也没有吃晚饭。王光美为了安慰丈夫和女儿，强迫自己吃，可是她吃了几口吐了出来。
刘少奇的厄运远没有到这里这止。
没过多久，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联合其他学校的“新八一战斗团”、”“前锋”、“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红卫兵组织召开红卫兵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
当天，一支红卫兵的先遣部队开到了中南海西门，架起帐蓬和塑料纸棚子，安营扎寨，誓死要把刘少奇“揪出来”。他们喊口号，在围墙上贴大字报。一个红卫兵头头拿着话筒叫：
“我们揪刘战士，心向红太阳，摆开与刘贼血战的战场。我们要用直捣刘贼心脏的大字报，象排炮一样向刘贼射过去……”他接着对着中南海念大字报。
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前一住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压力。每天，都有红卫兵组织前来声援。不到半个月，前来声援并住下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已有七百多个。全北京市所有高、中院校的红卫兵都扛着自己的旗帜，来中南海西门、北门沿墙扎下营寨，都竞相架起高音喇叭，冲着中南海喊叫，勒令刘少奇出来接受批斗。红三司还开出了几十辆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叫。
不久，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驱车到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向红卫兵表示慰问。当晚，中央办公厅派人通知刘少奇，要他向红卫兵写一份书面检查。
刘少奇已经身心交瘁，他已没有思绪。于是他叫王光美代写。王光美整整写了五天，写了洋洋五千字。检查中写道：
“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结尾处，在一连串的“万岁”之后，刘少奇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刘少奇的检查通过中央办公厅汪东兴，转到了红卫兵们手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的红卫兵被那冷静客观的检查再一次激怒。事实上，当时刘少奇无论写出怎样的检查都是过不了关的。红卫兵回敬了刘少奇一份“勒令”：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想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作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扬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刘少奇，我们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象你们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点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不久，红卫兵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七月二十二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七月十八日零点，部分红卫兵宣布“绝食”，并发表《绝食誓词》：
“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当天晚上，北京市一百多个造反组织上百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叫喊着。
也就在这一天，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利用自己优势，分别将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进行批斗。批斗会上，刘少奇被强迫低头弯腰站了二个小时，假如刘少奇为自己辩护一句，红宝书甚至唾沫就会像雨点一样往他头上落下。即使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就会有拳头狠狠地朝他打去。
刘少奇和王光美，就像大海怒涛中的秋叶。
这时毛泽东已南巡，把他们丢给了红卫兵。他们无处求援。而且他们现在已经知道，这本身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中南海造反派斗争他们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被隔离开来，一个住前院，一个住后院，不准“串通”。只有他们的女儿亭亭和小小，依然住在原来的住所，她们能看见前院里的父亲，也能看见后院里的母亲，但她们被放哨的造反派勒令不准和父母说话。和蹲监一样，他们的饭食都是有人送来的。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全国各地的很多红卫兵组织派代表团前来声援。于是，“揪刘火线”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从此，中南海红墙外，红旗、红色横幅和标语形成了红海洋，帐蓬和塑料纸棚子一天比一天多。

好在刘少奇家住的福禄居在中南海深处，离西门很远，他只能听见隐隐的口号声、语录声和战歌声。
红卫兵们不断地冲击中南海的五个大门。一会儿冲击这个门，一会儿冲击那个门。门卫每当大门吃紧，和红卫兵相持不下时，就紧急电告周恩来。周恩来一会儿上这个门劝说，一会儿上那个门劝说，总是顾不过来。周恩来知道如果把刘少奇交给红卫兵，后果将会是什么。他对红卫兵说：
“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揪斗要得到毛主席同意。”
很快到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日子，为了纪念，红卫兵和中央文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百万人的誓师大会。与这次大会呼应，在中南海内，召开了“批斗刘、邓、陶大会”。中央文革指示：
“批斗会要拍电影，拍成纪录片，放给全国人民看。”
在毒日下，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陶铸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等人的头发，强迫他们抬起头来，拍照录像。他们的家属也被迫参加了陪斗。被批斗和陪斗的人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他们的每一次答辩，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所打断。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被打得鼻青眼肿。被打得最凶的是刘少奇。他在被揪到台上去时被踩落了一只鞋子，红卫兵捡起他的鞋子打他。打好了有意放在讲台桌上。于是很多揭发批判他的人在揭发批判时就时不时地拿起这只鞋子打他几下。他的面孔肿成了一张胖子脸。

斗争会结束，刘少奇和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勒令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认罪。
刘少奇穿着一只鞋一跛一跛走回了家里。他感到身心交瘁。可是他又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怒气冲冲走出门去。
那些斗争的组织者还在会场讨论着什么，他向他们抗议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他引得了那些人的一阵嘲笑。接着是一阵大喝，喝令他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
回到家中，刘少奇向毛泽东写信，书面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绝望地写道：
“我已失去自由……”
刘少奇成了落水狗，落在井里的狗，大家落井下石，因为他这个国家主席挡着很多人的道。叶群两次找解放前和刘少奇一起工作过的一个人口授刘少奇的材料，要对方写成书面揭发。林彪在家里找这个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他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康生要他妻子出面向周恩来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检举刘少奇包庇王光美。后来康生又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自首”出狱一事，并说“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

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在红卫兵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下，原来对打倒刘少奇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分群众，也开始接受了。毛泽东回到中南海时，除了康生指使的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的捕风捉影的材料，群众中捕风捉影地揭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也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摆到了毛泽东面前。另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也引起一些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抵制，毛泽东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然被批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到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毛泽东觉得必须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复辟逆流。
但是，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正在这时，社会上冒出了一些揭发王光美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于是毛泽东批准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王光美专案小组由陈伯达作顾问，谢富治任组长，成员有江青、叶群、肖华。
这当中，在专案小组中什么也不是的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一定要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他先是折磨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期间，崔月犁在北京市做地下党的工作，介绍王光美到军调处当我方翻译，他威胁崔月犁出假证，证明王光美是特务。康生还向与王光美在军调处有工作关系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逼供。任彬被活活整死，北京市副市长刘仁被扣上“特务”的罪名，被视为王光美特务案的“证人”，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里，寒冬腊月连棉衣都不能穿，只能披在身上，最后被折磨惨死在狱中。最后，康生亲自修改《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说“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

在康生想来，他不但讨了林彪、江青的好，更为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了一大功。
专案组立刻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鉴于王光美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处以死刑。死刑报告从中央文革手中一个个通过，从下到上，送给一个个人审批。最后，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写了四个字“刀下留人”。也许他想到了以前和王光美在一起游泳的美好时光。
毛泽东又在指示边写道：
“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
就这样，王光美保住了性命。她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在送她出门的时候，刘少奇对她说：
“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刘少奇的话总是留在她的脑子里，使她在监狱中变得坚强。
几个孩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他们要求最后看爸爸一眼，被一口拒绝了。赵阿姨带着小小也被赶出了中南海。只剩下刘少奇孑然一身被幽禁在福禄居。
经过几次批斗会的折磨后，刘少奇的腰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因为痛而使不上劲，平时连走路时也总是双手扶着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可是他还被强迫搬砖，从院子这头搬到那头，又从那头搬到这头，说是叫他“劳动改造”。他搬着一大叠砖，吃力地挪动着脚步。一位中南海造反派哨兵看见了，就大声训斥：
“你装死啊你！”
有时，他佝偻着腰，蹭到后院墙根，听听外面的动静。以前，他不愿听到外面的声音，现在，也许是一个人太孤单了，也许是幻想听到妻子、孩子的声音。他当然听不到，只是有时把隐隐传来的口号声误认为是妻子、孩子的叫喊声。可是有一天，一堵高墙连夜筑起，他再也不能到后院墙根去了，他连听听这种声音的权利都没有了。
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一切争辩都无济于事了。他已不再写信，不再申述。他变得神志恍惚，他总是出神。
王光美定案了，于是经毛泽东批准，原来那个“王光美专案组”又挂名为“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江青的授意下，康生又大显身手了。刘少奇曾经长期坚持白区工作，历史上又被敌人逮捕过，这就为把他诬打成“叛徒”提供了口实。为了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康生指使专案组先后动员了四十万人，查阅了四百万卷敌伪档案，企图从故纸堆里搜索出可资利用的材料来。光为寻找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他们就在沈阳组织了四百多人的“彻查队伍”，调阅的敌伪档案汗牛充栋。专案组费尽心机却一无所获，江青大为恼火。
江青在八个专案分组会议上说：
“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

“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江青接着说，“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得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当然，你们搞专案很辛苦，你们是无名英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你们的前途很远大，”康生接过她的话题说，“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 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比提级还光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搞专案工作既要尊重事实，也不能搞客观主义。”
于是，专案人员把工作重点从翻阅敌伪档案转到逼取活人口供上来。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来一批人，采取勒令交待、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证据”。为了逼供取伪证，他们先后逮捕关押了五百多人。
谢富治指挥的“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终于整出了三份“罪证材料”，陆续送到了钓鱼台11号楼江青的手里，认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和反革命分子。江青又授意康生和专案组一起把三份“罪证材料”综合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由张春桥修改定稿后送林彪和毛泽东。林彪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在“审查报告”上写道：
“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审查报告”中，“叛徒”的由来：一是“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二是这件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因病回湖南养病期间，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消息传出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各地工会，等纷纷通电谴责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湖南学生团体及刘少奇亲友同乡也奔走援助，要求释放刘少奇，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赵恒惕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回到广州。这件事，说成是刘少奇叛变出狱，再奉赵恒惕的密令到广州的。
“内奸”的由来：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驻汉口日本水兵屠杀中国民众，刘少奇代表工会参与交涉时提出“先不要打日本人”。刘少奇是为了有利于谈判斗争，这事被说成是“为日寇保镖”。二、六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党中央为保存实力，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刘少奇曾代表工会去执行此事。这被说成是为“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工贼”的由来：一九二九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在领导奉天纱厂工人斗争中曾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工厂门外被厂卫队怀疑而扣押，在审讯期间，两人未暴露身份而最终被释放。专案组给刘少奇戴上一顶“工贼”的帽子。

被幽禁在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对于对他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一无所知。没有人来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述。有专案组的人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当即被驳回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的人和刘少奇见面和接触。
随着审查的深入，刘少奇的住处门口加了双哨，看守们如临大敌。他们得到命令，不能让刘少奇有任何意外。这天，几个士兵还奉命搜查刘少奇的房间。搜查完了，又把他按倒在地，把他的皮带解下拿走。刘少奇气得半天爬不起来。
由于批斗会上的扭打，他的肩周炎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要化很长时间。看守他的人不要说帮助他，连他的饭也不愿一次次给他打，总是一下子打一大盆，让他听几顿。他本来就长期患有胃病，现在经常吃剩饭馊菜，就常拉肚子，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渐渐的，吃饭的时候连手也会颤抖不听使唤了，饭也送不到嘴里去。
他已经近七十岁了，那受得住这般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的身体垮了。这一天，他昏倒了。他被送到医院。
给医生检查，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植物神经紊乱病。他小便失禁，两腿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有时动作失常，神智不大清楚，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有时在穿衣、安假牙时，他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当看守他的人告诉他错时，还不知纠正。
看守他的人得到上面的人告诫是：
“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为他所迷惑。”
上面有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延长他的生命，让他活着知道对他的处理。所以，当他病得太厉害时，也有医生护士来给他看病。每次看病前，医生护士都先喊一阵口号，让表示对他划清界线。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刘少奇的病情终于恶化。这天，他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危急。这时才有人出面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们会诊后提出：
“现在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建议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

但得不到批准。没办法，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把刘少奇的卧室布置成病房，放上氧气钢瓶、点滴注射吊架。
经过抢救医治，刘少奇总算又缓了过来。
从这以后，刘少奇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受病痛的折磨。他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却得不到应有的护理，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
只有严密的监视从早到晚跟随着他。
他只知道他的妻子被关进秦城监狱，但他不知道原来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四个年纪较小的子女现在的处境。
当然也亏得他不知道这一切：十九岁的平平被关进单人牢房；十七岁的源源四处逃亡，最后又被抓进拘留所；十五岁的亭亭在学校作检查。最可怜的是年幼的小小，上学第一天，挎着新书包，高高兴兴，刚走进校门，有人说刘少奇的女儿来了，一下子轰的一下，一大群人把她围在当中，观看什么怪物一样看她，她吓坏了，大声哭起来：“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没有反对毛主席！”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召开了。这是一次极不正常的会议。一百九十五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竟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剥夺了他们出席会议的权利。九十七名中央委员当中，除上次全会以来去世的十人外，允许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四十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十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允许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九人。可是，“扩大”进来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提升的各类人员达七十四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全会一开始，就分组批判“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这些将帅也就纷纷落马。会上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与会的人中，只有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不畏高压，在讨论《审查报告》时拒不表示同意，在全会表决通过时也坚决不举手。由于毛泽东在开幕会和闭幕会上，两次提到他不同意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说邓和刘还是有区别的，“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在撤掉一切职务后，党籍得以保留，也就是没有“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个时候，刘少奇还全然不知。
瘦弱到极点的刘少奇躺在病床上，生命活力的枯竭使他像一盏油将燃尽的灯。他的病情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由于植物神经紊乱，他不能下咽食物，医护人员只好对他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在病痛和窒息感的折磨下，他常常无力地攥起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就拿来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
他要抓什么？他一定是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世界。

十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当然谁也没有来向他祝寿。就在这一天早上，有人拿了一只收音机进来，让他破例听广播。他开始以为那人是好意。打开收音机，一个惊天霹雳在他的耳边响起：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了”把他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并且“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他原来还幻想毛泽东会把他的所谓“走资产阶级路线”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重新革命的机会。
十二中全会已经开过整整二十四天了，不早不晚，偏偏选这个日子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刘少奇。
刘少奇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
得到刘少奇病危的消息，周恩来特地从北京医院动员了两个护士来护理刘少奇，但她们只能是略尽心力而已了。

十八　全国展开全面内战　血雨腥风天下大乱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岁末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全面内战在一九六七年夏在全国展开。但这个内战不是毛主席要的和资产阶级开战，而是各团体之间的武斗，它并不能朝着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奇想推进。
全国每个省有成千上万的造反团体，每个县有有无数的造反团体，以至每个公社，每个生产大队有不同的造反团体，每个团体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走资派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各团体之间哪有不争之理。
这场运动又不像毛泽东开始预料的那样直线推进，情况总是千变万化，于是，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所说的话，也经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反对武斗，认为“这样不好”，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应该给左派发枪”。
毛泽东不同的讲话，被各派力量所利用，既可以作为轰向对立派的炮弹，又能够激励自己，当作自己前进的方向盘。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及时制止武斗动乱，对前一段的文化大革命还大唱赞歌，他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发出“最高最新指示”：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团体的红卫兵和群众，怀着满腔忠诚，自以为是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斗，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青海二•二三事件”：起因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刘贤权的权利斗争。赵永夫借中央“支援軍隊武力支左”的政策，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率军队強占由敌对组织“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報》社，调动十三个连的兵力开枪扫射，打死平民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队死四人，伤四十六人。
“重庆武斗事件”：重庆两派动用各种常规武器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一连数日，嘉陵江上都可见到漂浮的死尸。
“河南开封武斗事件”：开封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有的被当场活埋。
还有“宁夏青铜峡事件”、“四川宜宾事件”、“河北农大武斗事件”、“上海青浦县武斗事件”、“福州武斗事件”、“山东郯城武斗事件”
……
从城市到乡村，武斗全面开花。
最有影响的，要数武汉“七•二0事件”。
这件事还得从毛泽东离开北京，悄然南下说起。
现在在北京城，红卫兵们分成了若干派系，像占山为王的军阀割据。毛泽东号召夺权，红卫兵们到处跑着夺权，有跑到中央组织部的，有跑到华北局的，好像是谁跑得快，谁先到，先把公章抢到手，权就是谁的了，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觉得被夺权的单位领导人就是走资派，反正夺了权就好。这样，哪个学校的学生先跑到那个单位了，先入为主，就算是头了。

后来毛主席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夺权，于是几个造反派组织敲锣打鼓地到一个单位，大家在一起了就算参加大联合了。但联合夺权不但没有让红卫兵各派团结联合，反而让它们的矛盾加深了，因为到一个单位都有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五大学生领袖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冲突不断，把北京城搅成一锅粥。
另一方面，红卫兵们对刘少奇等“走资派”的斗争日益升级，武斗现象不断发生。
看到上面的现象，毛泽东的心头也很乱，他觉得局势有点失控，但他又不愿去打击红卫兵小将的革命积极性，更不想去阻止红卫兵的行动。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的一贯做法是“先看一阵”，看也要远看，到祖国的大好江山中去远眺北京城，他认为这样更看得清。也因为这样，章士钊写信给他为刘少奇求情时，他回信道：
“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于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春，开始巡视全国。七月中旬，毛泽东决定去武汉。
毛泽东还打算在武汉到长江游泳。游泳，特别是到长江游泳，总能激发他的斗志，激起他的灵感。
在夜幕的虚掩下，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了武昌南站。毛泽东秘密住进了东湖风景区西南侧的“梅岭一号”别墅。
“梅岭一号”的内部装璜和陈设，一如毛泽东中南海居室和韶山滴水洞的风格。在这里，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央会议，起草过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接见重要外宾。
当时，武汉造反团体两大派别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正剑拔弩张，一场大搏斗，爆发在即。陪同毛泽东到武汉的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被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派发现，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马上贴出大幅标语：
“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谢富治、王力就到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

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一屁股坐在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边，自然引起了百万雄师的极端不满。
那时候，毛泽东召开军队“支左”，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百万雄师正是在武汉军区响应毛泽东军队要支持左派（造反派）的指示下扶持组建起来的群众组织，号称一百二十万人马，历来是宠儿，愤懑之情可想而知。他们马上上街贴出了大标语：
“反对下车伊始，哇啦哇啦！”
“反对钦差大臣！”
“我们不是阿斗！”
“王力下连队当兵去！”
……
王力又到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据点发表演说：
“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近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还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伸张正义；三，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原来王力等支持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反对百万雄师，是因为林彪和他们打过招呼，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政委钟汉华“不放心”，而百万雄师正是陈再道和钟汉华支持的。
应该说，武汉两派的派别斗争只是北京中央高层斗争在地方上的一种变形反映。年初，在康生的主张下，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报告认为经过几个回合的冲杀，刘少奇在党政机关内的党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但军内仍有死角。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即使经常领受圣旨的中央文革，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揪军内一小撮”，得先向林彪“报告”。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全同意。”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高潮。在武汉，陈再道和钟汉华首当其冲。
林彪为什么对陈再道和钟汉华“不放心”，事出有因。早在延安时期，钟汉华负责审干工作，发现叶群参加过“三青团”。当时的叶群痛哭流涕，林彪也大发脾气，但钟汉华坚持原则，据实给叶群作了结论。一九六四年，叶群到各军区去调查大比武，为林彪整罗瑞卿罗织罪名，陈再道发言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主席看过大比武，没有说大比武不好。”叶群当即就变了脸色，觉得下不了台。一九六五年，林彪到到武汉，陈再道在外检查工作，没有赶回来迎接，而黄永胜却专程从广州赶到武汉来迎接。

王力讲话后，也就是七月二十日，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出动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大声沿街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
百万雄师一直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对象，他们被激怒了，他们在武汉街头到处贴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大刀、长矛，分乘二十七辆卡车和八辆消防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
“解散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镇压反革命！”
……
百万雄师同时提出四个问题要求王力回答，并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全市总罢工。
与此同时，另一拨上千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要找王力算帐。王力躲在房间里。一会儿，武汉军区独立师和29师士兵为首的戴着“百万雄狮”袖章的支左部队数百人冲了进来，他们叫着要抓王力。王力慌乱跑进隔壁房间，被追进去的人像老鹰捉小鸡一样被抓住，被塞进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
此时，武汉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打倒谢富治、王力的大幅标语和口号声。百万雄师出动了大批汽车，数十万人马，头戴安全帽，手执大刀、长矛，在大街上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几千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他们佩戴“百万雄师”袖章，并且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联手行动。武汉大街上的大标语火药味越来越足了：
“毛主席受了蒙蔽！”
“打倒谢富治！”
“打倒王力！”
“打倒张春桥！”
“江青靠边站！”
……
毛泽东就住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他当然不便也不会出面解决问题。于是他叫周恩来出面保王力出来。这时，经陈再道和钟汉华劝说，王力已从“百万雄师”手中放出来，正在29师政委张昭剑的保护之中。王力躲到了29师师部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树木丛中。张昭剑一直陪着他。张昭剑虽是陈再道、钟汉华的手下，却另有想法。他对王力说：
“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29师师部，口号是要抓你。”
显然，他是要投靠王力，进而投靠中央文革和林彪。王力对张昭剑说：
“冲东湖是有组织的，海陆空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是百万雄师的人。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也有张昭剑的想法，从秘密途径打听到王力在29师，便找到张昭剑，说他要救王力，并开口大骂武汉军区。张昭剑知道刘丰与林彪之子林立果关系密切，便讨好地说：
“我听空军的。”
这样，王力被转移到刘丰手中。
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王力被刘丰护送到机场。一同上机的有谢富治。刘丰向机场上等待的吴法宪说，王力是他抢出来的。并夸大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游行队伍拿起了武器，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在卡车、摩托车上，驾着机枪……
吴法宪把这些情况快速地报告给了林彪。林彪得到吴法宪的情报后，立即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找了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几个笔杆子修改后，和江青共同署名，命邱会作直送武汉交给毛泽东。邱会作在杨成武的引见下来到了“梅岭一号”，亲手把这封密信交给毛泽东。
信上说，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陈再道的部队正从河南方向运动过来，希望主席及时转移，否则安全将有可能受到威胁……
毛泽东看完信后，大笑起来：
“林彪比我还了解这里的情况。”
“林副主席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邱会作说。
“怎么关心呢？”毛泽东笑着问。
“25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开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四十公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过来了，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噢”了一声。看着窗外似乎沉思了一下。
“小题大作。”毛泽东咕哝道。
毛泽东虽然这么说，但当晚，他便乘上一艘海军专舰。专舰在两艘炮艇一前一后的护送下，乘着月黑之夜，缓缓开出武汉口岸，向东驶去。

陈再道、钟汉华马上被召至北京。百万雄师很快被闻讯赶到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陆海空三军造反派围困在京西宾馆。
原来，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到北京后，为了制造声势，林彪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他们。江青也参加了，因为王力是中央文革的人，反对中央文革的人就是反对她，就是反对中央文革，更为重要的百万雄狮有“保”字色彩。造反派们看到王力的一只胳膊裹着纱布，用白绷带吊着，更加激起愤慨情绪。当晚，由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定武汉“七•二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会后，林彪给毛泽东政治秘书戚本禹打电话：
“处理武汉问题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如不敢来，证明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应该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同日，李作鹏控制的东海舰队也发表《严正声明》，表示：
“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同时，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陈再道、钟汉华是收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令他们进京开会。他们飞抵北京后，周恩来安排他们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可是刚住下消息就泄密了。从清华闻讯而来的八千多名红卫兵和受林彪、叶群指使的海陆空三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乘坐几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的支持。周恩来火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保护陈、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然而，军人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到各个房间搜寻。
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兵藏在了一部电梯里。
“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前一天，一向怕风怕寒的林彪主动打电话给中央文革：
“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明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
“林副主席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副主席一定参加！” 接电话的江青说。
林彪打完电话，想到叶群报告给他的，说陈再道和钟汉华在电梯里藏了一夜才得以脱身的狼狈相，脸上出现了一丝平时难得见到的笑影。
群众和英雄，林彪以前更多的相信英雄，相信天才和意志，自从文化大革命来，他相信了毛泽东的话，群众是最有力量的。他生起一念，觉得自己也应该打红卫兵这块牌。林彪知道，现在红卫兵中最强大的是红三司，他决定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会见红三司司令蒯大富。他知道蒯大富一直被江青抓在手里，要打他这块牌，得与江青默契配合。于是，他又马上委派叶群与江青联系。由江青牵头，叶群当晚与蒯大富在京西宾馆搞了一次试探性接触。
“我是代表林副主席和你谈话。你对军队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叶群说。
“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否则，文化大革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蒯大富说。
叶群站起来，握着蒯大富的手说：
“你很有政治敏感性。林副主席很赞赏你，希望你能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些工作。”
第二天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把蒯大富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

蒯大富掏出一个“井冈山”袖章，要给林彪戴上。
林彪愉快地伸出了右臂。林彪戴上了“井冈山”袖章。他握着蒯大富的手说：
“我很喜欢‘井冈山’。”
这次大会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几天后，一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与造反派头头聚集在清华园工字厅，听蒯大富传达中央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