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三国史》
不通顺的地方大家意味一下就是了~
第一讲 绪论
公元2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由奥古斯都确立的罗马帝国和秦始皇-汉高祖奠定的中华帝国均已成为旧大陆两端无可争议的霸主，而地处两国之间的帕提亚帝国（或译作安息帝国）与贵霜帝国也成功地继承了波斯和印度的古老文明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一系列的自然人文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旧大陆各文明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地衰败。
一方面，全球气候的恶化使得欧亚腹地的游牧民族大量放弃自己原有的栖息地而不断向南方农耕地带移动，这些原本自发、分散的行为最终演变为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民族迁徙，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战争，其结果则是前文所提及的四大帝国均直接或间接地为异族所消灭。
另一方面，四大帝国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也决定了他们在面对野蛮、强大的敌人时手足无措，以至于战争来临之际，他们不但无法团结本国本民族的力量一致对外，反而在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与政客争斗中相互掣肘，最后被蛮族所一一征服。
中国的三国时代便是这一系列战略失误中的一次，和东、西罗马帝国的出现一样，中华帝国在第二汉王朝时期便因为各种问题而解体，随后短暂统一的第一晋王朝同样没能抵挡游牧民族的打击。在两位皇帝被俘后，幸存的贵族们在南方的扬子江一带建立了颓废的第二晋王朝，他们和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一样维持了原有领土一半的统治，并最终在三个世纪后被彻底征服。
此后，纯正的汉族人基本消失在了历史中，一个吸纳了更多活力基因但仍然大量保持了原有文化的新型汉族开始出现在了世人眼前。
三国史原本只是这段历史中的一小部分，放之于在漫长的中国史中更不算起眼。但出于一系列的因素，尤其是中国民间文学家在公元7世纪以后对这段历史所进行的小说化、戏曲化改造，三国的人与故事逐渐深入民间，这段历史已然成为了全中国最广为熟知的一段。
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曾经风靡一时的毛语录中的内容，却一定知道很多发生在三国的故事并认识许多三国的历史人物。三国的文化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还成为了日本、东南亚等国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了解了三国史，你就几乎掌握了中国文化的很大一部分精髓。
尽管第二汉王朝被三国之一的魏国正式终结于公元220年，但在无论是史学家、文学家还是普通民众都不认可以这个时间作为三国历史的开端，这就好比我们不能简单把1776年7月4日作为合众国历史的开端一样。史学界普遍将第二汉王朝被一位名叫董卓的边疆军官所架空而作为三国时代的开始，但这起事件也只能被视作是三国历史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所以若想深入了解三国历史，我们还需要把时间往前推移，那也将是本课程第二讲要讲述的内容。至于第一课的话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些中国区别于西方所特有的文化知识，以免大家在听课时出现常识性错误。
首先是文字方面。
中国人的文字——汉字并不是字母文字，而应该被算作象形字的变形体，所以他们用每一个字代表特定的含义，再由这些字组合出特定含义的词，最后用这些字和词组成句。这种字词句的优势在于其能精确表达出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各种细节，比如我们可以在中国人的文字中找到无数种解释“笑”的词语而不需要通过句子的语境来进行区分，但也正因为如此，汉字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太过庞大臃肿。
权威统计告诉我们世界上共有90000多个汉字，其中有7000多个为该文字使用群体（不一定是汉族人，也可能包括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所通用，3500个为常用，而我们都知道，英文只需要26个字母便可以不断制造词语，而通过齐普夫定律推算，汉字的信息熵高达9.65比特，而拼音文字（包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等）的这个数值一般都在4.00左右.
对此专家的解释是，一种文字的这个数值越大，它所能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大，但同时其结构也会越复杂。
以上知识能有助于我们看懂中国人的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职务名等等。
先来看人名，以三国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历史人物曹操和诸葛亮为例，曹操的名字叫Cao Cao，这是两个不同的字，但它们在翻译成英文后却完全一样。更糟糕的是，汉字中还有数十个字可以这样发音，所以在没有辅助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不可能将英文版的中国人名翻译回中文。
但是这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于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含义（少数助词之类的字除外），所以曹操英文名中的第二个Cao在这里原本是一个褒义词，但它同时可以表示f字母开头的那个单词的意思（你懂的）。
诸葛亮的姓名就更加的复杂了，因为这里实际上有三个汉字，分别是ZhuGe中的Zhu和Ge，以及后面的那个Liang字，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看似是一个单词的“ZhuGe”中放入两个大写字母的原因。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直接写成“Zhu Ge Liang”呢？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只有父姓，没有母姓、祖姓等，而“ZhuGe”这个词是一个完整的父姓，“Liang”则是他的名。
到这里大家可能也看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人的姓名书写阅读习惯是姓在前名在后，如果非要以我们的习惯来称呼诸葛亮的话应该是Liang Zhuge，这也是现在西方的习惯做法，而我们的总统先生在中国也应该被称作奥巴马•侯赛因•贝拉克。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称呼奥巴马先生，所以出于礼貌以及研究中国文化的需要，我们也不应该随意更改人家的姓名顺序。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文化分歧在于中国人的妻子是不需要跟随丈夫改姓的，所以曹操虽然有很多夫人，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作曹夫人，所以大家今后就不要再产生“为什么丁夫人是曹操的妻子”这样的疑问了。
至于地名我们当然也是采取音译的办法，虽然它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就像阿拉斯加的原意是“伟大的土地”，或者阿肯色的原意是“靠近地面的微风”一样。不过有些地名却可以直接意译，比如众所周知的黄河就是如此，因为沿岸水土流失严重，每一千升黄河水中可以过滤出83磅的泥沙，所以大家不怎么亲切地称呼这条河为“黄色之河”。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任何地名都不可能一成不变，比如黄河在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是比较清澈的，所以那时候大家并不把它称为黄河而称为“大河”，而今天的北京在当时也不是这个名字，而为了方便大家读懂和查阅历史，本讲将会全部使用现代名词来讲述这些地名，而为了与人名相区分，一切音译的地名都会用一个塞满大写字母的单词来表示，比如成都我们就会写成ChengDu。
除了人名、地名，我会尽量用具有相似功能的现代职务名来代替古代职务名，正如用首相一词来取代古埃及的“维西尔”一样，否则大家可能还没能了解到这些国家的历史便会晕倒在一堆的词汇当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具备“首相”功能的中国古代职务数不胜数，随便举例便有“太宰”、“相国”、“丞相”、“大司徒”、“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我当然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地掌握这些名词，但我们得先学会爬，再学会走，再学会跑，不是吗？
接下来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是中国历史中的时间与空间问题。中国人在古代所使用的是一种六十进制的复杂纪年方法，但是通常大家都习惯以皇帝来标记历史年代。公元前2世纪以前，人们直接用皇帝名字来纪年，比如他们要是有一个皇帝叫威廉一世，那么人们就会把威廉一世登基的第二年成为威廉一世二年。
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第一汉王朝著名的好战皇帝刘彻让自己的手下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即让一些名叫“年号”的东西替代自己的名字来标记年份，这就是年号纪年法。年号是一些特定的名词，比如有一次刘彻外出打猎看到了一只得白化病的犀牛（也有可能是断了一只角的鹿），于是便将这一年改为元狩元年（“元狩”是“吉祥的狩猎”的意思，“元年”是第一年的意思），而到元狩六年的时候他又考古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三足容器（中国人称之为鼎），于是便将这一年改为了元鼎（“吉祥的鼎”的意思）一年，所以公元前117年既可以是元狩六年，也可以是元鼎元年。
年号纪年法是一种毫无规律的纪年方法，它几乎完全以统治者的兴趣而诞生于灭亡，这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更糟糕的是，因为古代人没有计算机之类的智能存储读取系统，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甚至更多个相同的年号被时隔数百年的几位君主所采用，于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一件文物上标了“建兴元年”四个字（即“建立并繁荣的第一年”）千万不要急着确定其时间，因为这个年号中国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十次，另外还在朝鲜境内被使用过一次。
鉴于此，本讲中的所有年份将统一使用公元纪年法。
另一个时间上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传统的历法是夏历，这是一种能精确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是太阳历和太阴历的相结合的产物，但这也让我们也不得不接受所有中国古代书籍中的月份和日期与公历之间完全不对接的事实——夏历时间一般比公历要提前一到两个月。虽然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将每个中国历史时间转化为公历时间，但为了节省的工作量，除非特别说明，本讲中的所有月份和日期均采用中国的夏历，毕竟时隔了这么久，而且如果各位要给中国的名人举办周年诞辰的话最好也使用夏历时间，这才算是对他们的尊重。
空间方面，大家要是能在心中记住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当然是最好的，没有的话我们必须简单了解几个常见地理名词的意义和方位。以下两张图是中国的地形图和三国时期的政区图，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到中国的地理基本情况是自西向东地势逐渐降低，北方地形比较平坦，南方则相对比较崎岖。
除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看到地图上标出的那两条最长的自西向东流入太平洋的河流，北方那条“Ω”形状就是黄河，它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其流经的地区是公元10世纪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这里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北方地区”。南方那条更长的“w”形状是长江，它是中国乃至亚欧大陆最长的河流（黄河位居第二），但因为流经的地方多为丘陵、盆地并且覆盖有大量森林，所以开发程度较晚，这也是长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长期不如黄河的原因。
第二幅图，在黄河附近标出的那两个城市，西边的是长安，即今天的西安，东边的是洛阳，它们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便轮流成为全中国的首都，直到公元后10世纪才结束（但仍然会不时成为军阀政权的首府所在）。长安西南方向标出的那个城市叫成都，它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三国之一的蜀汉帝国的首都，至今仍是中国军队在西南地区的总部所在。而长江入海口附近的那个城市是南京，它在三国时期被称作建业，是三国之一的吴帝国的首都。
以上四个城市中国在10世纪以前最重要的四个城市，控制了它们几乎就等于控制了整个中国——这就是目前大家需要掌握的地理常识，我想应该不困难吧？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在于，如果有一天你跑到华人社区去和他们交流三国历史，结果却发现他们所讲的和我在这门课程中所教的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话千万别来找我或者汤姆院长要求退学费，因为即便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尴尬，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一本叫《三国演义》的书籍。
简而言之就是这么一回事：公元14世纪左右的时候，一个叫罗贯中的人将三国的故事整理成了一本历史小说，结果这本书在中国乃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获得了空前的追捧，以至于今天大部分人对三国这段历史的认识都来源于此。而我们都知道，小说毕竟是小说，虽然《三国演义》与历史的吻合度非常高，但公认的观点是这本书有十分之三的部分属于完全虚构，尤其是那些经常的细节部分，而这些也是人们最容易记住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存在“两个”三国时代的原因。
鉴于此，我们的课程将穿插两条主线，一条是讲述三国时代的历史，一条则是研究这段历史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最后再添加一些有趣的课题讨论，比如你们当中几位在课前向我请教的有关三国三巨头之一的刘备的性取向问题等等。
OK，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一段传奇的东方文化之旅吧！
第一讲 绪论
公元2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由奥古斯都确立的罗马帝国和秦始皇-汉高祖奠定的中华帝国均已成为旧大陆两端无可争议的霸主，而地处两国之间的帕提亚帝国（或译作安息帝国）与贵霜帝国也成功地继承了波斯和印度的古老文明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一系列的自然人文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旧大陆各文明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地衰败。
一方面，全球气候的恶化使得欧亚腹地的游牧民族大量放弃自己原有的栖息地而不断向南方农耕地带移动，这些原本自发、分散的行为最终演变为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民族迁徙，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战争，其结果则是前文所提及的四大帝国均直接或间接地为异族所消灭。
另一方面，四大帝国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也决定了他们在面对野蛮、强大的敌人时手足无措，以至于战争来临之际，他们不但无法团结本国本民族的力量一致对外，反而在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与政客争斗中相互掣肘，最后被蛮族所一一征服。
中国的三国时代便是这一系列战略失误中的一次，和东、西罗马帝国的出现一样，中华帝国在第二汉王朝时期便因为各种问题而解体，随后短暂统一的第一晋王朝同样没能抵挡游牧民族的打击。在两位皇帝被俘后，幸存的贵族们在南方的扬子江一带建立了颓废的第二晋王朝，他们和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一样维持了原有领土一半的统治，并最终在三个世纪后被彻底征服。
此后，纯正的汉族人基本消失在了历史中，一个吸纳了更多活力基因但仍然大量保持了原有文化的新型汉族开始出现在了世人眼前。
三国史原本只是这段历史中的一小部分，放之于在漫长的中国史中更不算起眼。但出于一系列的因素，尤其是中国民间文学家在公元7世纪以后对这段历史所进行的小说化、戏曲化改造，三国的人与故事逐渐深入民间，这段历史已然成为了全中国最广为熟知的一段。
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曾经风靡一时的毛语录中的内容，却一定知道很多发生在三国的故事并认识许多三国的历史人物。三国的文化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还成为了日本、东南亚等国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了解了三国史，你就几乎掌握了中国文化的很大一部分精髓。
尽管第二汉王朝被三国之一的魏国正式终结于公元220年，但在无论是史学家、文学家还是普通民众都不认可以这个时间作为三国历史的开端，这就好比我们不能简单把1776年7月4日作为合众国历史的开端一样。史学界普遍将第二汉王朝被一位名叫董卓的边疆军官所架空而作为三国时代的开始，但这起事件也只能被视作是三国历史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所以若想深入了解三国历史，我们还需要把时间往前推移，那也将是本课程第二讲要讲述的内容。至于第一课的话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些中国区别于西方所特有的文化知识，以免大家在听课时出现常识性错误。
首先是文字方面。
中国人的文字——汉字并不是字母文字，而应该被算作象形字的变形体，所以他们用每一个字代表特定的含义，再由这些字组合出特定含义的词，最后用这些字和词组成句。这种字词句的优势在于其能精确表达出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各种细节，比如我们可以在中国人的文字中找到无数种解释“笑”的词语而不需要通过句子的语境来进行区分，但也正因为如此，汉字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太过庞大臃肿。
权威统计告诉我们世界上共有90000多个汉字，其中有7000多个为该文字使用群体（不一定是汉族人，也可能包括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所通用，3500个为常用，而我们都知道，英文只需要26个字母便可以不断制造词语，而通过齐普夫定律推算，汉字的信息熵高达9.65比特，而拼音文字（包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等）的这个数值一般都在4.00左右.
对此专家的解释是，一种文字的这个数值越大，它所能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大，但同时其结构也会越复杂。
以上知识能有助于我们看懂中国人的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职务名等等。
先来看人名，以三国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历史人物曹操和诸葛亮为例，曹操的名字叫Cao Cao，这是两个不同的字，但它们在翻译成英文后却完全一样。更糟糕的是，汉字中还有数十个字可以这样发音，所以在没有辅助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几乎不可能将英文版的中国人名翻译回中文。
但是这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于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含义（少数助词之类的字除外），所以曹操英文名中的第二个Cao在这里原本是一个褒义词，但它同时可以表示f字母开头的那个单词的意思（你懂的）。
诸葛亮的姓名就更加的复杂了，因为这里实际上有三个汉字，分别是ZhuGe中的Zhu和Ge，以及后面的那个Liang字，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看似是一个单词的“ZhuGe”中放入两个大写字母的原因。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直接写成“Zhu Ge Liang”呢？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只有父姓，没有母姓、祖姓等，而“ZhuGe”这个词是一个完整的父姓，“Liang”则是他的名。
到这里大家可能也看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人的姓名书写阅读习惯是姓在前名在后，如果非要以我们的习惯来称呼诸葛亮的话应该是Liang Zhuge，这也是现在西方的习惯做法，而我们的总统先生在中国也应该被称作奥巴马•侯赛因•贝拉克。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称呼奥巴马先生，所以出于礼貌以及研究中国文化的需要，我们也不应该随意更改人家的姓名顺序。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文化分歧在于中国人的妻子是不需要跟随丈夫改姓的，所以曹操虽然有很多夫人，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作曹夫人，所以大家今后就不要再产生“为什么丁夫人是曹操的妻子”这样的疑问了。
至于地名我们当然也是采取音译的办法，虽然它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就像阿拉斯加的原意是“伟大的土地”，或者阿肯色的原意是“靠近地面的微风”一样。不过有些地名却可以直接意译，比如众所周知的黄河就是如此，因为沿岸水土流失严重，每一千升黄河水中可以过滤出83磅的泥沙，所以大家不怎么亲切地称呼这条河为“黄色之河”。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任何地名都不可能一成不变，比如黄河在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是比较清澈的，所以那时候大家并不把它称为黄河而称为“大河”，而今天的北京在当时也不是这个名字，而为了方便大家读懂和查阅历史，本讲将会全部使用现代名词来讲述这些地名，而为了与人名相区分，一切音译的地名都会用一个塞满大写字母的单词来表示，比如成都我们就会写成ChengDu。
除了人名、地名，我会尽量用具有相似功能的现代职务名来代替古代职务名，正如用首相一词来取代古埃及的“维西尔”一样，否则大家可能还没能了解到这些国家的历史便会晕倒在一堆的词汇当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具备“首相”功能的中国古代职务数不胜数，随便举例便有“太宰”、“相国”、“丞相”、“大司徒”、“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我当然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地掌握这些名词，但我们得先学会爬，再学会走，再学会跑，不是吗？
接下来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是中国历史中的时间与空间问题。中国人在古代所使用的是一种六十进制的复杂纪年方法，但是通常大家都习惯以皇帝来标记历史年代。公元前2世纪以前，人们直接用皇帝名字来纪年，比如他们要是有一个皇帝叫威廉一世，那么人们就会把威廉一世登基的第二年成为威廉一世二年。
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第一汉王朝著名的好战皇帝刘彻让自己的手下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即让一些名叫“年号”的东西替代自己的名字来标记年份，这就是年号纪年法。年号是一些特定的名词，比如有一次刘彻外出打猎看到了一只得白化病的犀牛（也有可能是断了一只角的鹿），于是便将这一年改为元狩元年（“元狩”是“吉祥的狩猎”的意思，“元年”是第一年的意思），而到元狩六年的时候他又考古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三足容器（中国人称之为鼎），于是便将这一年改为了元鼎（“吉祥的鼎”的意思）一年，所以公元前117年既可以是元狩六年，也可以是元鼎元年。
年号纪年法是一种毫无规律的纪年方法，它几乎完全以统治者的兴趣而诞生于灭亡，这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更糟糕的是，因为古代人没有计算机之类的智能存储读取系统，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甚至更多个相同的年号被时隔数百年的几位君主所采用，于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一件文物上标了“建兴元年”四个字（即“建立并繁荣的第一年”）千万不要急着确定其时间，因为这个年号中国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十次，另外还在朝鲜境内被使用过一次。
鉴于此，本讲中的所有年份将统一使用公元纪年法。
另一个时间上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传统的历法是夏历，这是一种能精确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是太阳历和太阴历的相结合的产物，但这也让我们也不得不接受所有中国古代书籍中的月份和日期与公历之间完全不对接的事实——夏历时间一般比公历要提前一到两个月。虽然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将每个中国历史时间转化为公历时间，但为了节省的工作量，除非特别说明，本讲中的所有月份和日期均采用中国的夏历，毕竟时隔了这么久，而且如果各位要给中国的名人举办周年诞辰的话最好也使用夏历时间，这才算是对他们的尊重。
空间方面，大家要是能在心中记住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当然是最好的，没有的话我们必须简单了解几个常见地理名词的意义和方位。以下两张图是中国的地形图和三国时期的政区图，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到中国的地理基本情况是自西向东地势逐渐降低，北方地形比较平坦，南方则相对比较崎岖。
除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看到地图上标出的那两条最长的自西向东流入太平洋的河流，北方那条“Ω”形状就是黄河，它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其流经的地区是公元10世纪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这里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北方地区”。南方那条更长的“w”形状是长江，它是中国乃至亚欧大陆最长的河流（黄河位居第二），但因为流经的地方多为丘陵、盆地并且覆盖有大量森林，所以开发程度较晚，这也是长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长期不如黄河的原因。
第二幅图，在黄河附近标出的那两个城市，西边的是长安，即今天的西安，东边的是洛阳，它们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便轮流成为全中国的首都，直到公元后10世纪才结束（但仍然会不时成为军阀政权的首府所在）。长安西南方向标出的那个城市叫成都，它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三国之一的蜀汉帝国的首都，至今仍是中国军队在西南地区的总部所在。而长江入海口附近的那个城市是南京，它在三国时期被称作建业，是三国之一的吴帝国的首都。
以上四个城市中国在10世纪以前最重要的四个城市，控制了它们几乎就等于控制了整个中国——这就是目前大家需要掌握的地理常识，我想应该不困难吧？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在于，如果有一天你跑到华人社区去和他们交流三国历史，结果却发现他们所讲的和我在这门课程中所教的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话千万别来找我或者汤姆院长要求退学费，因为即便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尴尬，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一本叫《三国演义》的书籍。
简而言之就是这么一回事：公元14世纪左右的时候，一个叫罗贯中的人将三国的故事整理成了一本历史小说，结果这本书在中国乃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获得了空前的追捧，以至于今天大部分人对三国这段历史的认识都来源于此。而我们都知道，小说毕竟是小说，虽然《三国演义》与历史的吻合度非常高，但公认的观点是这本书有十分之三的部分属于完全虚构，尤其是那些经常的细节部分，而这些也是人们最容易记住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存在“两个”三国时代的原因。
鉴于此，我们的课程将穿插两条主线，一条是讲述三国时代的历史，一条则是研究这段历史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最后再添加一些有趣的课题讨论，比如你们当中几位在课前向我请教的有关三国三巨头之一的刘备的性取向问题等等。
OK，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一段传奇的东方文化之旅吧！
第二讲 秦-汉政治思想体系的确立与崩溃
统治公元2世纪中华帝国的是刘姓家族世袭的第二汉王朝。普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王朝，而在讲述它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第二汉王朝之前的中国政治历史。
根据未经文物考证的文字记载，中国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公元前27世纪的黄河流域，当时一个原始部落在被誉为汉族人始祖的“黄色帝王”统治下不断发展，进而成为了全东亚最强大的人类集团。之后“黄色帝王”的子孙们轮流继承了他的霸业，先后经历了半民主的“五个帝王”时代和世袭君主制的夏王朝。
夏王朝曾短暂灭亡于来自东方的一个精通射箭的部落，不久得到了恢复，但最后仍然被来自北方的商王朝所驱逐；商王朝建国六百年左右后被周王朝所取代。据说这两个王朝的始祖都是“五个帝王”中的一位（他叫喾，是“黄色帝王”儿子的孙子）的妻子，但两人都在一次外出归来后被发现意外怀孕，所以这两起桃色事件使得她们的孩子都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权利。
虽然情夫来历不明，但原始社会人类对于婚外情的态度似乎并不激烈，所以喾的两个妻子的后代仍成为了贵族中的一员并繁衍生息了商、周两个家族。所以尽管商、周两朝的创始人没有对黄色帝王政治遗产的第一继承权，但他们仍然能够在自身高贵血统的帮助下集结许多力量以发动对前朝的武装政变，然后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在那个年代是绝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普通平民的儿子身上的（事实上今天也不大可能出现）。
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政治权力的分散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宙斯不得不将世界分为三块而将海洋与冥间让给自己的两个哥哥一样。当“黄色帝王”崛起的时候，他几乎只要管理好一个大村庄就可以了，即便他的村庄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四千多年前的一个氏族会有多少常住人口。但当历史发展到商王朝、周王朝的时候，所谓的“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以至于已经有了几乎今天的一到两个日本的规模，于是上层的、中央的管理者就会不可避免地与基层的、地方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们失去时空上的紧密联系，各级政治的代理人便开始出现并瓜分了君主的权力，贵族政治的破产进程也由此而开始了。
事实上早在半民主的“五个帝王时代”，当时通过选举上台的最后一位君主（注：即帝舜）的家境便很糟糕，但这并不能否定他是“黄色帝王”直系后裔的事实。但商王朝建立时的开国功臣、政府的首相伊尹却是公认的奴隶出身，但他一度成为了摄政王，权倾一时。
当然，这些都只是个例，贵族世袭政治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所以当周王朝发现自己掌握的地盘实在太大而无法直接管理时，他仍然是选择将土地分给自己的亲属、姻亲和社会已存在的各大贵族家庭而不是直接交给人民统治，所以名义上中国在周朝是一个国家，但其内部却十分复杂，君主干涉各诸侯的内政被普遍认为是不恰当并应当受到指责的。
周王朝在一开始还是能维持自己在地方的威信的，但当它在公元前8世纪被一支蛮族重创后便陷入了类似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的内部大分裂境地，最终强势的诸侯获得了和周王一样的权力，而每一位有志向的诸侯都想获得土地和人口，于是不得不提拔一些底层的、熟悉社会运转规律的人成为权力中心人物、为自己服务；而反过来，被提拔的人又希望上层能更大尺度地分权给自己，这就导致了双方矛盾不断。征战天下的诸侯们一方面认识到了必须任用下层有才能的人而不是已经腐化的贵族阶级来帮助自己战胜外敌，一方面又害怕自下而上的新人会逆袭而夺取自己手上的权力。
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周王朝时期地方最大的两个诸侯国，齐国和晋国的君主都遭遇被自己的幕僚取而代之的命运，其他各国未成功的政变数不胜数。一部分来自贵族却又经常混迹下层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让贵族政治延续，但改朝换代的代价又让他们痛心疾首，于是这群人开始不断寻找能允许上下层共同治理天下的办法，其中成就最大的两个人是著名的孔子和比小近三百岁的韩非子。孔子找到的办法是用礼仪和修养限制所有人的欲望，让大家和谐共处；韩非子则主张制定明确的成文法以严惩违反规则的人。这两种思想便是后来秦皇-汉武政治体系的理论来源。
秦始皇是公元前3世纪西方大国秦国的君主，他十分欣赏韩非子的观点，然后打造了一个残酷的法律帝国并战胜了其余诸侯，成功统一了全中国。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秦国的法治传统早在秦始皇出生一个世纪前便已经确立了，那是韩非子的前辈商鞅送给秦国的一份大礼。因为商鞅的改革，秦国逐渐成为了天下第一强国，由秦国统一中国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是秦始皇出色地在自己执政期间完成了这一任务罢了。
骄傲的秦始皇向世人宣称自己是天下的第一个皇帝，他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功绩，然后认为严刑峻法是自己成功的唯一法宝。于是乎，他开始周而复始地无限制使用自己的特权，对于任何反对自己的人都施以最恐怖的肉刑，这些行为最终在他死后激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暴动，秦王朝也就此灭亡了。
取代秦王朝的是著名的汉王朝，它的名字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名字的由来，因为汉王朝是汉民族整合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由“黄色帝王”奠定的原本属于他家族统治的黄河流域地方部落开始渗入到了东亚几乎所有角落，当其他民族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群高文明的群体时，那些人会自称是“汉王朝来的人”，于是这个称呼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
汉王朝在建立后一度也对自己的未来产生迷茫，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秦始皇能够以法治夺取胜利，最终也因为法治导致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被称为“真理派”（注：即道家）的思想开始盛行，它讲究“什么都不做就是做好的做”、“一切都有真理注定，没必要违抗宿命”，于是汉朝就这样休息了一个多世纪，总算是弥补了秦汉之交的内战所造成的社会破坏。
但是公元前2世纪上台的汉武帝却不认为什么都不做是一件好事，起码，当北方的匈奴人跑到两国边境耀武扬威时什么都不做换来的只是屈辱和仇恨。于是汉武帝重新塑造了帝国的政治思想，他拾回了秦始皇的法治观念，又打算用强权来治理天下。短时间内他是成功的——汉朝成功打退了匈奴人并让对方尝到了耻辱。但常年的战争让汉王朝国力亏损严重，汉武帝和他的继承者们最终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法律虽好，但治理国家仍然需要道德补充。因为法律只会告诉人们什么是错和坏，道德却能教育人们什么是好和对。
这便是中国著名的“里面是道德、外面是法律”政治思想的来源。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在理论上调和了长期以来上下层人群之间的矛盾：下层人当然可以参与到上层政治中来，因为只要他们是出自真善美的道德心，那么政府的大门就永远会为他们敞开；但如果他们想趁机犯上作乱，改变被不断宣传美化为尽善尽美的已有的政治体系，那么法律将对他们严惩不贷。
可以说由秦始皇、汉武帝奠定的这一政治思想体系直到今天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因为从理论上看它确实是尽善尽美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理论和现实经常不合拍，尤其在政治领域。至此，传说时代以来的血缘贵族政治已正式在人民的心中被驱逐，皇族以外的任何对公共权力的世袭占有都将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个观念被无意地体现在第一、第二汉王朝官方修订的史书目录中——第一汉王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编纂的史书中将历史人物的传记分为了皇帝君主的传记（注：即本纪）、世袭贵族的传记（注：即世家）以及其他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注：即列传），而第二汉王朝的官修史书则取消了所谓的世袭贵族的传记而将他们并入了所有君主以外的历史人物传记中。
然而，秦皇-汉武政治思想体系刚确立没多久便被被现实揍得鼻青脸肿，因为它本身就包含有一对致命的矛盾在其中：
1、已有的政治体系从来也绝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不可能不被反对；
2、既然如此，究竟是反对呢，还是不反对？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规则制定者是否应该同等遵守规则”这件事情上，而历史很悲剧地告诉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个规则制定者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毫不客气地斩断所罗门结一样，只要人们有能力让自己成为规则制定者，那么一切规则就都不是规则了。
最早看破这一点的人是汉王朝的末代外戚王莽，他成功而且合法地把自己变成了皇帝，这时候秦皇-汉武政治思想体系不但没有约束他，反而成为了他约束别人的工具。不过因为一系列的错误，王莽最终没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取而代之的是汉王朝的远方亲属所建立的第二汉王朝，因为其首都在汉王朝首都长安东边的洛阳，于是大家也称它为东汉王朝。
统治公元2世纪中华帝国的是刘姓家族世袭的第二汉王朝。普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王朝，而在讲述它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第二汉王朝之前的中国政治历史。
根据未经文物考证的文字记载，中国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公元前27世纪的黄河流域，当时一个原始部落在被誉为汉族人始祖的“黄色帝王”统治下不断发展，进而成为了全东亚最强大的人类集团。之后“黄色帝王”的子孙们轮流继承了他的霸业，先后经历了半民主的“五个帝王”时代和世袭君主制的夏王朝。
夏王朝曾短暂灭亡于来自东方的一个精通射箭的部落，不久得到了恢复，但最后仍然被来自北方的商王朝所驱逐；商王朝建国六百年左右后被周王朝所取代。据说这两个王朝的始祖都是“五个帝王”中的一位（他叫喾，是“黄色帝王”儿子的孙子）的妻子，但两人都在一次外出归来后被发现意外怀孕，所以这两起桃色事件使得她们的孩子都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权利。
虽然情夫来历不明，但原始社会人类对于婚外情的态度似乎并不激烈，所以喾的两个妻子的后代仍成为了贵族中的一员并繁衍生息了商、周两个家族。所以尽管商、周两朝的创始人没有对黄色帝王政治遗产的第一继承权，但他们仍然能够在自身高贵血统的帮助下集结许多力量以发动对前朝的武装政变，然后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在那个年代是绝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普通平民的儿子身上的（事实上今天也不大可能出现）。
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政治权力的分散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宙斯不得不将世界分为三块而将海洋与冥间让给自己的两个哥哥一样。当“黄色帝王”崛起的时候，他几乎只要管理好一个大村庄就可以了，即便他的村庄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四千多年前的一个氏族会有多少常住人口。但当历史发展到商王朝、周王朝的时候，所谓的“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以至于已经有了几乎今天的一到两个日本的规模，于是上层的、中央的管理者就会不可避免地与基层的、地方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们失去时空上的紧密联系，各级政治的代理人便开始出现并瓜分了君主的权力，贵族政治的破产进程也由此而开始了。
事实上早在半民主的“五个帝王时代”，当时通过选举上台的最后一位君主（注：即帝舜）的家境便很糟糕，但这并不能否定他是“黄色帝王”直系后裔的事实。但商王朝建立时的开国功臣、政府的首相伊尹却是公认的奴隶出身，但他一度成为了摄政王，权倾一时。
当然，这些都只是个例，贵族世袭政治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所以当周王朝发现自己掌握的地盘实在太大而无法直接管理时，他仍然是选择将土地分给自己的亲属、姻亲和社会已存在的各大贵族家庭而不是直接交给人民统治，所以名义上中国在周朝是一个国家，但其内部却十分复杂，君主干涉各诸侯的内政被普遍认为是不恰当并应当受到指责的。
周王朝在一开始还是能维持自己在地方的威信的，但当它在公元前8世纪被一支蛮族重创后便陷入了类似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的内部大分裂境地，最终强势的诸侯获得了和周王一样的权力，而每一位有志向的诸侯都想获得土地和人口，于是不得不提拔一些底层的、熟悉社会运转规律的人成为权力中心人物、为自己服务；而反过来，被提拔的人又希望上层能更大尺度地分权给自己，这就导致了双方矛盾不断。征战天下的诸侯们一方面认识到了必须任用下层有才能的人而不是已经腐化的贵族阶级来帮助自己战胜外敌，一方面又害怕自下而上的新人会逆袭而夺取自己手上的权力。
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周王朝时期地方最大的两个诸侯国，齐国和晋国的君主都遭遇被自己的幕僚取而代之的命运，其他各国未成功的政变数不胜数。一部分来自贵族却又经常混迹下层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让贵族政治延续，但改朝换代的代价又让他们痛心疾首，于是这群人开始不断寻找能允许上下层共同治理天下的办法，其中成就最大的两个人是著名的孔子和比小近三百岁的韩非子。孔子找到的办法是用礼仪和修养限制所有人的欲望，让大家和谐共处；韩非子则主张制定明确的成文法以严惩违反规则的人。这两种思想便是后来秦皇-汉武政治体系的理论来源。
秦始皇是公元前3世纪西方大国秦国的君主，他十分欣赏韩非子的观点，然后打造了一个残酷的法律帝国并战胜了其余诸侯，成功统一了全中国。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秦国的法治传统早在秦始皇出生一个世纪前便已经确立了，那是韩非子的前辈商鞅送给秦国的一份大礼。因为商鞅的改革，秦国逐渐成为了天下第一强国，由秦国统一中国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是秦始皇出色地在自己执政期间完成了这一任务罢了。
骄傲的秦始皇向世人宣称自己是天下的第一个皇帝，他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功绩，然后认为严刑峻法是自己成功的唯一法宝。于是乎，他开始周而复始地无限制使用自己的特权，对于任何反对自己的人都施以最恐怖的肉刑，这些行为最终在他死后激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暴动，秦王朝也就此灭亡了。
取代秦王朝的是著名的汉王朝，它的名字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名字的由来，因为汉王朝是汉民族整合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由“黄色帝王”奠定的原本属于他家族统治的黄河流域地方部落开始渗入到了东亚几乎所有角落，当其他民族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群高文明的群体时，那些人会自称是“汉王朝来的人”，于是这个称呼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
汉王朝在建立后一度也对自己的未来产生迷茫，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秦始皇能够以法治夺取胜利，最终也因为法治导致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被称为“真理派”（注：即道家）的思想开始盛行，它讲究“什么都不做就是做好的做”、“一切都有真理注定，没必要违抗宿命”，于是汉朝就这样休息了一个多世纪，总算是弥补了秦汉之交的内战所造成的社会破坏。
但是公元前2世纪上台的汉武帝却不认为什么都不做是一件好事，起码，当北方的匈奴人跑到两国边境耀武扬威时什么都不做换来的只是屈辱和仇恨。于是汉武帝重新塑造了帝国的政治思想，他拾回了秦始皇的法治观念，又打算用强权来治理天下。短时间内他是成功的——汉朝成功打退了匈奴人并让对方尝到了耻辱。但常年的战争让汉王朝国力亏损严重，汉武帝和他的继承者们最终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法律虽好，但治理国家仍然需要道德补充。因为法律只会告诉人们什么是错和坏，道德却能教育人们什么是好和对。
这便是中国著名的“里面是道德、外面是法律”政治思想的来源。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在理论上调和了长期以来上下层人群之间的矛盾：下层人当然可以参与到上层政治中来，因为只要他们是出自真善美的道德心，那么政府的大门就永远会为他们敞开；但如果他们想趁机犯上作乱，改变被不断宣传美化为尽善尽美的已有的政治体系，那么法律将对他们严惩不贷。
可以说由秦始皇、汉武帝奠定的这一政治思想体系直到今天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因为从理论上看它确实是尽善尽美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理论和现实经常不合拍，尤其在政治领域。至此，传说时代以来的血缘贵族政治已正式在人民的心中被驱逐，皇族以外的任何对公共权力的世袭占有都将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个观念被无意地体现在第一、第二汉王朝官方修订的史书目录中——第一汉王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编纂的史书中将历史人物的传记分为了皇帝君主的传记（注：即本纪）、世袭贵族的传记（注：即世家）以及其他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注：即列传），而第二汉王朝的官修史书则取消了所谓的世袭贵族的传记而将他们并入了所有君主以外的历史人物传记中。
然而，秦皇-汉武政治思想体系刚确立没多久便被被现实揍得鼻青脸肿，因为它本身就包含有一对致命的矛盾在其中：
1、已有的政治体系从来也绝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不可能不被反对；
2、既然如此，究竟是反对呢，还是不反对？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规则制定者是否应该同等遵守规则”这件事情上，而历史很悲剧地告诉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个规则制定者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毫不客气地斩断所罗门结一样，只要人们有能力让自己成为规则制定者，那么一切规则就都不是规则了。
最早看破这一点的人是汉王朝的末代外戚王莽，他成功而且合法地把自己变成了皇帝，这时候秦皇-汉武政治思想体系不但没有约束他，反而成为了他约束别人的工具。不过因为一系列的错误，王莽最终没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取而代之的是汉王朝的远方亲属所建立的第二汉王朝，因为其首都在汉王朝首都长安东边的洛阳，于是大家也称它为东汉王朝。
第三讲 第二汉王朝的衰败
第二汉王朝从建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其悲剧的结局。因为家族势力的衰败，东汉王朝的创始人刘秀在崛起的过程中只能不断收编地方军阀以壮大自己，于是地方的大农场主们实际上成为了没有属于自己国家的诸侯，他们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尤其是以地域和血缘组合成的地方领主集团，他们在政府中挤占的公务员岗位数量与其在地方上控制的土地数量不相上下，而时间的积累则让一些家族在政府内部出现近乎世袭的领导岗位垄断局面，后来三国时期著名的袁绍、袁术兄弟正是出自这么一个四代都做过政府首相的家族。
和平时期这些人经常相互标榜以提高各自的社会知名度，比如曹操年轻时就曾被相关大家族人物评价为“能平定社会的人”，而诸葛亮在年轻的时候也曾被比作“沉睡的巨龙”，仅就这些措辞来看便已经十分的叛逆了，但毕竟是文化圈的游戏，所以皇帝也好其他执政者也罢都没有对其进行干涉。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只要第二汉王朝本身出现衰败而且让这些人有机会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那刘姓家族在政治上的灭亡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这个机会被一位名叫张角的农民所带来。张角原本是个农村医生，有学习过一些不系统的“真理派”学说，同时深受占卜术、预言术等思想影响，进而创立了一个名叫“和平道路”（注：即太平道）的新教派。在传教的过程中，他利用了下层民众对上层的不满，不断宣传“汉朝末日”学说，同时在183年或者184年的时候秘密告诉教徒说汉朝将在184年3月5日灭亡，由他领导的黄色的世界将取而代之。
张角的宗教行为并不是特例，事实上在他活跃传教的很多年前便已经有两个人利用自己对“真理派”学说的理解而建立了两个教派，他们中的一个是活跃于今天四川地区的张陵（或者被称作张道陵），一个是活跃于今天浙江地区的于吉——后者的学说似乎是张角思想的直接来源。不过两人的影响始终在落后的地区（四川和浙江当时都不算是中国的发达地带），而只有张角则成功地将自己的宗教推广到了全国，其中就包括有富庶的黄河流域。
史学家普遍认为正是张陵和于吉等不成熟的行为创造了中国最早的独立宗教，也就是现在的道教。尽管更为成熟的佛教已经开始从次大陆经中亚而传入中国，但很显然，中国人对印度人的学说消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张角和他前辈们要更得本国的人心。
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张角的信徒中竟然还有东汉皇宫中的宦官。这个群体通常被认为要对第二汉王朝的衰败负直接责任，但只要稍微深入研究我们便发现这种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宦官是一群被阉割了生殖器的男人，他们因为无法与皇帝的女人偷情而被委以照顾皇室饮食起居的重要任务；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在此之前确实有一位宦官曾杀害嬴政的儿子并企图取而代之，但他很快便失败并给了晚辈们一个教训：没有属于自己的血缘家庭，任何宦官企图推翻皇权的行为都会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政治自杀行为。
然而张角信徒中出现有宦官却足以反证这么一个事实：尽管有部分被阉割的人可以借助自己处于权力中心的位置而获得利益，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成为被欺压的对象，不然为什么会有人要从事危险的叛乱行动呢？
有趣的是，恰恰是皇帝权力被另一批人所侵犯才导致了东汉宦官势力的登场。这种威胁表面上来自前任皇帝的妻子——皇太后的家族，也就是类似王莽的那种人，但真相却并没有这么简单。不过东汉王朝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皇室基因的异常糟糕导致历届皇帝大多在青、中年便去世并没有留下子嗣，这就使得外戚得以有机会挑选听命于自己的新皇帝以方便自己掌权。这些新的君主往往来自地方，在中央没有政治依靠，所以只能利用照顾自己日常生活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以夺回权力。
这是一场又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政变，因为外戚往往掌握了所有军事力量而皇帝只有一些生理不健全的男人可以使用；但他们打了一个擦边球。每次政变，皇帝和宦官们并不需要消灭外戚的军队，他们只需在宫廷内控制住皇太后就可以了，因为外戚权力的来源就是前第一夫人的权威，所以如果他们失去了自己家族中的这个女性便只能任由皇帝处置了。
然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每一位打倒了外戚的皇帝执政后，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又将自己妻子的家属提拔上来，将他们放在被自己打倒的外戚的位置上而成为新的外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二王朝的皇帝们都很清醒地发现这么一个悲剧的事实：他的家族只不过是全国各大有权势家族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其余家族虽然在名义上尊奉他，实际上却在中央和地方肆意分割这皇权。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皇帝们只好任用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新外戚以让他们和其他家族争夺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让新的外戚集团坐大。
于是历史就开始不断循环了：新皇帝用宦官干掉死去的老皇帝的外戚，然后又任用自己的外戚掌权，等自己死了，下一任皇帝又重复了这一行为。
第二汉王朝从建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其悲剧的结局。因为家族势力的衰败，东汉王朝的创始人刘秀在崛起的过程中只能不断收编地方军阀以壮大自己，于是地方的大农场主们实际上成为了没有属于自己国家的诸侯，他们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尤其是以地域和血缘组合成的地方领主集团，他们在政府中挤占的公务员岗位数量与其在地方上控制的土地数量不相上下，而时间的积累则让一些家族在政府内部出现近乎世袭的领导岗位垄断局面，后来三国时期著名的袁绍、袁术兄弟正是出自这么一个四代都做过政府首相的家族。
和平时期这些人经常相互标榜以提高各自的社会知名度，比如曹操年轻时就曾被相关大家族人物评价为“能平定社会的人”，而诸葛亮在年轻的时候也曾被比作“沉睡的巨龙”，仅就这些措辞来看便已经十分的叛逆了，但毕竟是文化圈的游戏，所以皇帝也好其他执政者也罢都没有对其进行干涉。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只要第二汉王朝本身出现衰败而且让这些人有机会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那刘姓家族在政治上的灭亡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
这个机会被一位名叫张角的农民所带来。张角原本是个农村医生，有学习过一些不系统的“真理派”学说，同时深受占卜术、预言术等思想影响，进而创立了一个名叫“和平道路”（注：即太平道）的新教派。在传教的过程中，他利用了下层民众对上层的不满，不断宣传“汉朝末日”学说，同时在183年或者184年的时候秘密告诉教徒说汉朝将在184年3月5日灭亡，由他领导的黄色的世界将取而代之。
张角的宗教行为并不是特例，事实上在他活跃传教的很多年前便已经有两个人利用自己对“真理派”学说的理解而建立了两个教派，他们中的一个是活跃于今天四川地区的张陵（或者被称作张道陵），一个是活跃于今天浙江地区的于吉——后者的学说似乎是张角思想的直接来源。不过两人的影响始终在落后的地区（四川和浙江当时都不算是中国的发达地带），而只有张角则成功地将自己的宗教推广到了全国，其中就包括有富庶的黄河流域。
史学家普遍认为正是张陵和于吉等不成熟的行为创造了中国最早的独立宗教，也就是现在的道教。尽管更为成熟的佛教已经开始从次大陆经中亚而传入中国，但很显然，中国人对印度人的学说消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张角和他前辈们要更得本国的人心。
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张角的信徒中竟然还有东汉皇宫中的宦官。这个群体通常被认为要对第二汉王朝的衰败负直接责任，但只要稍微深入研究我们便发现这种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宦官是一群被阉割了生殖器的男人，他们因为无法与皇帝的女人偷情而被委以照顾皇室饮食起居的重要任务；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在此之前确实有一位宦官曾杀害嬴政的儿子并企图取而代之，但他很快便失败并给了晚辈们一个教训：没有属于自己的血缘家庭，任何宦官企图推翻皇权的行为都会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政治自杀行为。
然而张角信徒中出现有宦官却足以反证这么一个事实：尽管有部分被阉割的人可以借助自己处于权力中心的位置而获得利益，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成为被欺压的对象，不然为什么会有人要从事危险的叛乱行动呢？
有趣的是，恰恰是皇帝权力被另一批人所侵犯才导致了东汉宦官势力的登场。这种威胁表面上来自前任皇帝的妻子——皇太后的家族，也就是类似王莽的那种人，但真相却并没有这么简单。不过东汉王朝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皇室基因的异常糟糕导致历届皇帝大多在青、中年便去世并没有留下子嗣，这就使得外戚得以有机会挑选听命于自己的新皇帝以方便自己掌权。这些新的君主往往来自地方，在中央没有政治依靠，所以只能利用照顾自己日常生活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以夺回权力。
这是一场又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政变，因为外戚往往掌握了所有军事力量而皇帝只有一些生理不健全的男人可以使用；但他们打了一个擦边球。每次政变，皇帝和宦官们并不需要消灭外戚的军队，他们只需在宫廷内控制住皇太后就可以了，因为外戚权力的来源就是前第一夫人的权威，所以如果他们失去了自己家族中的这个女性便只能任由皇帝处置了。
然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每一位打倒了外戚的皇帝执政后，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又将自己妻子的家属提拔上来，将他们放在被自己打倒的外戚的位置上而成为新的外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二王朝的皇帝们都很清醒地发现这么一个悲剧的事实：他的家族只不过是全国各大有权势家族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其余家族虽然在名义上尊奉他，实际上却在中央和地方肆意分割这皇权。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皇帝们只好任用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新外戚以让他们和其他家族争夺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让新的外戚集团坐大。
于是历史就开始不断循环了：新皇帝用宦官干掉死去的老皇帝的外戚，然后又任用自己的外戚掌权，等自己死了，下一任皇帝又重复了这一行为。
然而宦官仅仅是失去了生殖器官，却没有失去大脑。在一次又一次的被利用后，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在帝国权力斗争中的重要性，于是在公元168年的一次皇位更替过程中，他们直接跳过了新皇帝而自发组织了军事力量并战胜了企图消灭他们的外戚集团，然后无情地剥夺了大量地方领主的政治权利——尽管宦官们更想杀死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但地方势力却普遍拒绝这一裁决并冒险收留了大量逃亡的官僚。
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某位被宦官打击的知识分子逃亡到山东地区投靠著名的孔子的后人、当地的大领主孔褒家中时，孔褒年仅十六岁的弟弟孔融（后来著名的文学家、启蒙思想家和异见分子）大胆地收留了他并在事后主动承担了责任，而他的哥哥回家后不但没有责怪弟弟反而辩解称这个决定是他所做，与孔融无关。孔家两兄弟的行为实际上是地方势力对宦官集团的变相抗议，而类似的窝藏逃犯情况几乎遍布了帝国的所有角落——没有人能与全帝国的地方势力对抗，所以宦官们也只好做出妥协：只要这些政敌们不再回来索要他们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那么他们也就不再继续追究他们的罪刑。
在这之后第二汉王朝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是皇帝而不是宦官成为对方的傀儡了，以至于当时在位的皇帝刘宏竟玩笑地称呼一位宦官是他父亲，另一位是他母亲。
客观而言，让宦官执政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同时不了解皇宫以外的社会情况，却又富含了贪婪等各种人类的天性。在刘宏在位期间，政府公开卖官鬻爵，大量不合格官员的上任激发了社会矛盾，这也是张角能够在民间取得空前成功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汉族在对北方蛮族的战争中也陷入了危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的鲜卑人在他们杰出领袖檀石槐带领下于公元177年战胜了东汉派出的远征军，从此汉族人被迫对北方边境采取了守势，以至于年年遭受蛮族侵袭——后来张角的重要敌人皇甫嵩此时便在著名的雁门关担任军事长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皇甫嵩这位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军事家在东汉对蛮族的对抗中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一严峻的军事形势锻炼了皇甫嵩，让其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和鲜卑相对的，另一支名叫羌的民族在西北给与了东汉另一种不一样的打击。相比于匈奴、鲜卑等蛮族，羌族的文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但他们有一个永远不可被忽视的优势：人数。尽管落后民族普遍采取野蛮的妻子继承制（父死，子瓜分其妻；兄死，弟瓜分其妻），但羌族的人口发展速度却令人震撼，以至于和他们同时代的民族基本都已灭亡，他们却仍然存在21世纪的今天。
由于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所以羌族对东汉的打击基本都是自发而局部的，但是由于人数众多，羌族人对东汉的影响绝不次于檀石槐，甚至更甚之。到刘宏在位期间，中国西北的凉州几乎充满了羌族人，他们隔三差五地便发动武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战争让汉族人口在当地大幅度减少，以至于当地经常不是汉族人同化羌族人（这似乎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而是羌族人将汉族人给同化了。
一个重要的例子——三国著名军阀马腾（他的儿子马超拥有更高的人气）便是一个汉族男人和羌族女子的孩子。马超的祖父原本是东汉的一个低级公务员，因为犯罪而逃到凉州，在不被本族人收留的情况下被迫迎娶了羌族的姑娘，尽管这一事件在日后给了儿子马腾和孙子马超以意外的政治财富，但普遍汉族人看来，本族人与未开化的民族结婚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羌族对汉族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血统上，更多则在文化方面。后来开启三国时代的著名独裁者董卓便是凉州本地居民，他自幼与身边的羌族人民结交，深受对方文化的影响，行为处事较中国内地居民要更为果敢和血性，但却缺乏一定的深思熟虑。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将深刻影响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最后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与第二汉王朝的命运。
董卓并不是东汉末年唯一崛起的边疆汉族人——当张角在公元184年被迫提前起义后（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向政府告密），东汉政府征调的四位镇压叛乱的指挥官均来自帝国边疆。已经出场的皇甫嵩和董卓都是凉州人，另外两位分别是来自幽州的卢植和扬州的朱儁。
卢植和朱儁的籍贯分别对应今天的河北和浙江，这两地现在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在汉朝时却仍然是汉族与游牧、丛林蛮族领地的交界地带。除此外，在张角发动起义之前，东汉政府对蒙古高原诸民族战争中倚仗的三位军事长官无一例外均来自凉州，他们被称作“凉州的三个明智人”，而其中的一位便是皇甫嵩的叔父，所以我们认为恶劣军事环境下成长的人物能够更加胜任突发的政治情况是有证据的。
因为张角和他的信徒们在战争中都戴着黄色头巾，所以这次全国性的大动乱被当时和后世称为“黄巾之乱”或“黄巾起义”。由于黄巾部队的数量太过庞大（上百万），东汉政府被迫指示地方政府自行招募雇佣兵参与平叛工作，而这就给与了地方领主们以组建私人武装的机会。后来瓜分第二汉王朝的三巨头——曹操、刘备，以及孙权的父亲孙坚，都在此次战争中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尽管他们武装的规模对时局几乎无足轻重而且在战后被迅速解散，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事实是，当这三人日后分别参与到全国范围的军阀混战时，他们的主要竞争者们竟然都没有镇压黄巾起义的经历。
显然，战争教会了这三个人一些别人所没有领悟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奉献多大，回报就有多大。
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某位被宦官打击的知识分子逃亡到山东地区投靠著名的孔子的后人、当地的大领主孔褒家中时，孔褒年仅十六岁的弟弟孔融（后来著名的文学家、启蒙思想家和异见分子）大胆地收留了他并在事后主动承担了责任，而他的哥哥回家后不但没有责怪弟弟反而辩解称这个决定是他所做，与孔融无关。孔家两兄弟的行为实际上是地方势力对宦官集团的变相抗议，而类似的窝藏逃犯情况几乎遍布了帝国的所有角落——没有人能与全帝国的地方势力对抗，所以宦官们也只好做出妥协：只要这些政敌们不再回来索要他们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那么他们也就不再继续追究他们的罪刑。
在这之后第二汉王朝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是皇帝而不是宦官成为对方的傀儡了，以至于当时在位的皇帝刘宏竟玩笑地称呼一位宦官是他父亲，另一位是他母亲。
客观而言，让宦官执政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同时不了解皇宫以外的社会情况，却又富含了贪婪等各种人类的天性。在刘宏在位期间，政府公开卖官鬻爵，大量不合格官员的上任激发了社会矛盾，这也是张角能够在民间取得空前成功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汉族在对北方蛮族的战争中也陷入了危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的鲜卑人在他们杰出领袖檀石槐带领下于公元177年战胜了东汉派出的远征军，从此汉族人被迫对北方边境采取了守势，以至于年年遭受蛮族侵袭——后来张角的重要敌人皇甫嵩此时便在著名的雁门关担任军事长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皇甫嵩这位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军事家在东汉对蛮族的对抗中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一严峻的军事形势锻炼了皇甫嵩，让其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和鲜卑相对的，另一支名叫羌的民族在西北给与了东汉另一种不一样的打击。相比于匈奴、鲜卑等蛮族，羌族的文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但他们有一个永远不可被忽视的优势：人数。尽管落后民族普遍采取野蛮的妻子继承制（父死，子瓜分其妻；兄死，弟瓜分其妻），但羌族的人口发展速度却令人震撼，以至于和他们同时代的民族基本都已灭亡，他们却仍然存在21世纪的今天。
由于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所以羌族对东汉的打击基本都是自发而局部的，但是由于人数众多，羌族人对东汉的影响绝不次于檀石槐，甚至更甚之。到刘宏在位期间，中国西北的凉州几乎充满了羌族人，他们隔三差五地便发动武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战争让汉族人口在当地大幅度减少，以至于当地经常不是汉族人同化羌族人（这似乎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而是羌族人将汉族人给同化了。
一个重要的例子——三国著名军阀马腾（他的儿子马超拥有更高的人气）便是一个汉族男人和羌族女子的孩子。马超的祖父原本是东汉的一个低级公务员，因为犯罪而逃到凉州，在不被本族人收留的情况下被迫迎娶了羌族的姑娘，尽管这一事件在日后给了儿子马腾和孙子马超以意外的政治财富，但普遍汉族人看来，本族人与未开化的民族结婚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羌族对汉族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血统上，更多则在文化方面。后来开启三国时代的著名独裁者董卓便是凉州本地居民，他自幼与身边的羌族人民结交，深受对方文化的影响，行为处事较中国内地居民要更为果敢和血性，但却缺乏一定的深思熟虑。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将深刻影响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最后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与第二汉王朝的命运。
董卓并不是东汉末年唯一崛起的边疆汉族人——当张角在公元184年被迫提前起义后（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向政府告密），东汉政府征调的四位镇压叛乱的指挥官均来自帝国边疆。已经出场的皇甫嵩和董卓都是凉州人，另外两位分别是来自幽州的卢植和扬州的朱儁。
卢植和朱儁的籍贯分别对应今天的河北和浙江，这两地现在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在汉朝时却仍然是汉族与游牧、丛林蛮族领地的交界地带。除此外，在张角发动起义之前，东汉政府对蒙古高原诸民族战争中倚仗的三位军事长官无一例外均来自凉州，他们被称作“凉州的三个明智人”，而其中的一位便是皇甫嵩的叔父，所以我们认为恶劣军事环境下成长的人物能够更加胜任突发的政治情况是有证据的。
因为张角和他的信徒们在战争中都戴着黄色头巾，所以这次全国性的大动乱被当时和后世称为“黄巾之乱”或“黄巾起义”。由于黄巾部队的数量太过庞大（上百万），东汉政府被迫指示地方政府自行招募雇佣兵参与平叛工作，而这就给与了地方领主们以组建私人武装的机会。后来瓜分第二汉王朝的三巨头——曹操、刘备，以及孙权的父亲孙坚，都在此次战争中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尽管他们武装的规模对时局几乎无足轻重而且在战后被迅速解散，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事实是，当这三人日后分别参与到全国范围的军阀混战时，他们的主要竞争者们竟然都没有镇压黄巾起义的经历。
显然，战争教会了这三个人一些别人所没有领悟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奉献多大，回报就有多大。
第四讲 黄巾起义及之后的东汉政治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和曹操、孙坚、刘备一样组建自己的军队与黄巾进行战斗，面对以消灭富裕阶级为目的的黄巾军时，有产者们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以参与者而不是决策者身份加入政府军是最常见的一种“报效祖国”的方式，后来闻名三国历史的一些人物，比如于禁、张郃等就是众多讨伐张角军队中的一员，战争结束后他们也没有因为特殊的功劳而被授予一定的职务。
另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军，但也在战争中协助了地方的军事防御任务，比如后来曹魏集团著名的谋士程昱便很好地在自己的家乡打败了一个响应张角的副县长。还有些人的行为则比较温和，比如后来孙吴集团的重要领导人物鲁肃，当时就选择了将家产分给同乡以换取本地的和平。
比较令人意外的一个例子是曹操未来的亲信保镖许褚，此人在动乱期间也集结了一支雇佣军并多次与敌人进行战斗，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势力。不过许褚本人虽然力量惊人但不善言辞（据说有一次敌人向他索取一头牛作为粮食，结果那头牛不肯从命，而许褚直接用双手将其拉回了原地），作战勇敢而为人却比较内向，所以确实更适合做一个保镖而非领导。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这个观点有利于管理者，同样也对被管理者有益无害。
黄巾的队伍在一年内便被消灭殆尽，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合理的新秩序规划必然是最重要的一点。但尽管如此，起义军的影响却没有在帝国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而且正是黄巾军证明了东汉政府的虚弱，因为一支如此庞大的反政府组织竟然要到最后暴动的时刻才被东汉的中央知晓，这实在不是一个合格政府所应该表现的。
所以张角失败后，各地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暴动，但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流寇性质，唯一的两个例外是马超父亲马腾参与领导的西北多民族联合兵变和汉中地区最早的道教派系五斗米教（因为加入教会需要交纳五斗米作为会费）领导的起义——这两地的起义军领袖都成功地将自己转化为了地方军阀并掌握了各自底盘上的军政大权。当然，这也是由当地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这点我们后面会一一提到。
尽管面临如此危机，东汉中央政府仍然没有及时改变自己的政策，卖官鬻爵现象继续横行。虽然刘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似乎有过反省并试图改变帝国的窘境，他一面开始任用一些具有良好品格的官员，同时开始亲自阅兵并改革军队系统。假如他能多活一些时间，这些新政或许会产生一些成效，但不幸的是，这些希望都随着他的病重而被带入历史的坟墓了。
最后一个能把全国政治力量集合在一起的人是刘宏妻子的哥哥何进。尽管皇甫嵩等人在黄巾战争中立下了许多功劳（主要是皇甫嵩和朱儁，卢植在与张角的对垒中遭到了宦官的政治迫害，董卓接替他后则被张角打败），但何进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是比较抢眼的——当四大武将外出征战时，是何进而不是别人坐镇帝国的首都洛阳并成功防止了黄巾军的渗透与进攻。
何进出自一个屠夫家庭，这个出身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也是相当备受歧视的。但他妹妹因为出众相貌（据说身高达到了古代人中罕见的160公分）而获得了刘宏的宠爱，进而被立为了帝国的第一夫人，何家也因此而发达。
何进在黄巾战争中的稳重表现让东汉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地方势力均对他产生好感，而那些因为黄巾起义而被赦免的宦官政敌们（之前大多逃亡在外）也纷纷加盟了何进的私人政治俱乐部，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三国军阀混战中的几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如此一来他的实力便急剧膨胀起来了。
这当然是宦官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几乎可以默认每一位在后宫得宠的女人都是得到了宦官支持而上位的，所以何进一开始的政治立场毫无疑问是亲近宦官的。但当他自己已然成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并拥有了强大实力时，他迅速转到了宦官的对立面并在刘宏死后意图将他们尽数消灭。
但是何进并没有统一自己家族的力量。他的弟弟、继母都反对消灭宦官计划，而何进权力的来源，他的妹妹、刘宏的遗孀同样也不同意何进的过激政策。何太后的行为看似不可理解，其实却蕴含着极强的政治讯息：她不愿意自己和孩子成为哥哥的附庸。两百年前的王莽正是利用了这种关系而取代了第一汉王朝，而仅仅四十年前，另一位名叫梁冀的外戚也被怀疑谋杀了当时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这一切都是外戚权力不受限制的后果。
关键时刻，一些官僚出于对宦官的仇恨而开始了无限制的报复行动，其中尤以东汉中央的司法部长（注：司隶校尉）袁绍和行政部长（注：河南尹）王允二人反应最为激烈。
袁绍出自一个官僚世家，他祖上四代都有担任最高中央领导人的经历，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宦官与袁家有任何特殊过节，所以袁绍对宦官的仇恨大概是出自耳濡目染的意识形态教育而非亲身经历。相比之下，王允与宦官之间早有深仇大恨。王允来自帝国的边疆并州（今中国的山西省），他在十九岁的时候便亲手斩杀了一位宦官同乡（而按照中国古代的观点，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才算是成年人），由此而不断遭受宦官集团迫害，流亡海外多年，直到何进执政时才回归政坛。
王允对宦官的态度很简单：杀光。这既可以理解为是他对自己多年遭遇的一种发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极其错误的思维：是皇权的使用者而不是所有者出现了问题而导致了社会的腐败，所以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就必须对所有腐败时期的皇权使用者进行残酷清洗，而且最好的方法一定是将其全部肉体消灭，这在中国的俗语中被称作“锄草的时候要将根茎一起拔除”，意思是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尽管拥有所有边疆政治家一样的冲动性人格，但王允同样被认为具有阴谋家的沉稳风格，所以即使下手凶猛，但他并没有对宦官做出任何不合规范的行为；事实上宦官们的腐败使王允根本无需采取任何非常规手段便可以大量逮捕他们中的大部分。相比而言，袁绍在何进无法绕开太后而清除宦官时提出了一个极不成熟的建议：他希望何进征召一些地方军事力量进京恐吓刘宏的遗孀。而这，恰好给与了地方军事力量以介入中央政治的权力。
最先响应何进号召的帝国军官是来自并州的丁原，此人仅有识字写字的文化水平，但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物。他虽然一直是文官，但却曾亲自追杀过地方上的叛贼。丁原在进京前便有意安插了一个名叫张杨的部将进京与中央高官接触，当时刘宏尚在人世并对自己的长子、同时也是何进的外甥的刘辩很不满意，于是便有意废黜刘辩的继承人地位。但此时何进的力量已经非常的强大，于是刘宏建立了一支新的军事力量交予自己的亲信宦官蹇硕掌管。丁原可能是希望张杨能在这支新部队中获得一席之位，但结果却让他失望了——当时共有8人进入了新军的领导岗位，其中就包括了大家族子弟袁绍和后来三国三巨头之首的曹操，但并没有张杨。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不能将丁原视作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恰恰相反，丁原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政客。即便在他进京并被委任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后，他仍然派出了一个叫张辽（此人后来成为了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人物）的手下外出招募军队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因为他的卫戍部队司令可能只是挂名，并没有实权，所以这才不得不自己扩充军队。
除丁原外，何进本人还派出了自己政治俱乐部中的几个成员外出招兵买马，意图让他们以武力威胁自己的妹妹，逼她交出所有宦官集团。这种恐吓初期确实被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在丁原不知是否被授权而烧毁了洛阳城外的一处黄河河港后，何太后确实一度将宦官们放出了皇宫，但不久她便召回了这些人并意图与哥哥完全决裂。
在自觉无法得到何进等人的宽恕之后，曾经风光一时的宦官们决定效仿自己的前辈，以武力解决问题。他们假借了何太后的旨意，将何进骗入宫中，然后围而杀之，同时照惯例向外界宣布是何进意图叛乱，现已被他们就地正法。
然而这群宦官们显然忘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不同：此时的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正是何进、而不是他们以及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才有威望将全国的军事力量团结在一起。现在何进被害，军队迅速哗变。他们以为何进报仇为名血洗了洛阳，杀害了所有的宦官，然后便各自为政，拒不接受任何自己直系领导以外的人领导，大分裂的时代也由此而到来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和曹操、孙坚、刘备一样组建自己的军队与黄巾进行战斗，面对以消灭富裕阶级为目的的黄巾军时，有产者们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以参与者而不是决策者身份加入政府军是最常见的一种“报效祖国”的方式，后来闻名三国历史的一些人物，比如于禁、张郃等就是众多讨伐张角军队中的一员，战争结束后他们也没有因为特殊的功劳而被授予一定的职务。
另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军，但也在战争中协助了地方的军事防御任务，比如后来曹魏集团著名的谋士程昱便很好地在自己的家乡打败了一个响应张角的副县长。还有些人的行为则比较温和，比如后来孙吴集团的重要领导人物鲁肃，当时就选择了将家产分给同乡以换取本地的和平。
比较令人意外的一个例子是曹操未来的亲信保镖许褚，此人在动乱期间也集结了一支雇佣军并多次与敌人进行战斗，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势力。不过许褚本人虽然力量惊人但不善言辞（据说有一次敌人向他索取一头牛作为粮食，结果那头牛不肯从命，而许褚直接用双手将其拉回了原地），作战勇敢而为人却比较内向，所以确实更适合做一个保镖而非领导。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这个观点有利于管理者，同样也对被管理者有益无害。
黄巾的队伍在一年内便被消灭殆尽，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合理的新秩序规划必然是最重要的一点。但尽管如此，起义军的影响却没有在帝国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而且正是黄巾军证明了东汉政府的虚弱，因为一支如此庞大的反政府组织竟然要到最后暴动的时刻才被东汉的中央知晓，这实在不是一个合格政府所应该表现的。
所以张角失败后，各地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暴动，但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流寇性质，唯一的两个例外是马超父亲马腾参与领导的西北多民族联合兵变和汉中地区最早的道教派系五斗米教（因为加入教会需要交纳五斗米作为会费）领导的起义——这两地的起义军领袖都成功地将自己转化为了地方军阀并掌握了各自底盘上的军政大权。当然，这也是由当地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这点我们后面会一一提到。
尽管面临如此危机，东汉中央政府仍然没有及时改变自己的政策，卖官鬻爵现象继续横行。虽然刘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似乎有过反省并试图改变帝国的窘境，他一面开始任用一些具有良好品格的官员，同时开始亲自阅兵并改革军队系统。假如他能多活一些时间，这些新政或许会产生一些成效，但不幸的是，这些希望都随着他的病重而被带入历史的坟墓了。
最后一个能把全国政治力量集合在一起的人是刘宏妻子的哥哥何进。尽管皇甫嵩等人在黄巾战争中立下了许多功劳（主要是皇甫嵩和朱儁，卢植在与张角的对垒中遭到了宦官的政治迫害，董卓接替他后则被张角打败），但何进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是比较抢眼的——当四大武将外出征战时，是何进而不是别人坐镇帝国的首都洛阳并成功防止了黄巾军的渗透与进攻。
何进出自一个屠夫家庭，这个出身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也是相当备受歧视的。但他妹妹因为出众相貌（据说身高达到了古代人中罕见的160公分）而获得了刘宏的宠爱，进而被立为了帝国的第一夫人，何家也因此而发达。
何进在黄巾战争中的稳重表现让东汉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地方势力均对他产生好感，而那些因为黄巾起义而被赦免的宦官政敌们（之前大多逃亡在外）也纷纷加盟了何进的私人政治俱乐部，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三国军阀混战中的几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如此一来他的实力便急剧膨胀起来了。
这当然是宦官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几乎可以默认每一位在后宫得宠的女人都是得到了宦官支持而上位的，所以何进一开始的政治立场毫无疑问是亲近宦官的。但当他自己已然成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并拥有了强大实力时，他迅速转到了宦官的对立面并在刘宏死后意图将他们尽数消灭。
但是何进并没有统一自己家族的力量。他的弟弟、继母都反对消灭宦官计划，而何进权力的来源，他的妹妹、刘宏的遗孀同样也不同意何进的过激政策。何太后的行为看似不可理解，其实却蕴含着极强的政治讯息：她不愿意自己和孩子成为哥哥的附庸。两百年前的王莽正是利用了这种关系而取代了第一汉王朝，而仅仅四十年前，另一位名叫梁冀的外戚也被怀疑谋杀了当时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这一切都是外戚权力不受限制的后果。
关键时刻，一些官僚出于对宦官的仇恨而开始了无限制的报复行动，其中尤以东汉中央的司法部长（注：司隶校尉）袁绍和行政部长（注：河南尹）王允二人反应最为激烈。
袁绍出自一个官僚世家，他祖上四代都有担任最高中央领导人的经历，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宦官与袁家有任何特殊过节，所以袁绍对宦官的仇恨大概是出自耳濡目染的意识形态教育而非亲身经历。相比之下，王允与宦官之间早有深仇大恨。王允来自帝国的边疆并州（今中国的山西省），他在十九岁的时候便亲手斩杀了一位宦官同乡（而按照中国古代的观点，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才算是成年人），由此而不断遭受宦官集团迫害，流亡海外多年，直到何进执政时才回归政坛。
王允对宦官的态度很简单：杀光。这既可以理解为是他对自己多年遭遇的一种发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极其错误的思维：是皇权的使用者而不是所有者出现了问题而导致了社会的腐败，所以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就必须对所有腐败时期的皇权使用者进行残酷清洗，而且最好的方法一定是将其全部肉体消灭，这在中国的俗语中被称作“锄草的时候要将根茎一起拔除”，意思是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尽管拥有所有边疆政治家一样的冲动性人格，但王允同样被认为具有阴谋家的沉稳风格，所以即使下手凶猛，但他并没有对宦官做出任何不合规范的行为；事实上宦官们的腐败使王允根本无需采取任何非常规手段便可以大量逮捕他们中的大部分。相比而言，袁绍在何进无法绕开太后而清除宦官时提出了一个极不成熟的建议：他希望何进征召一些地方军事力量进京恐吓刘宏的遗孀。而这，恰好给与了地方军事力量以介入中央政治的权力。
最先响应何进号召的帝国军官是来自并州的丁原，此人仅有识字写字的文化水平，但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物。他虽然一直是文官，但却曾亲自追杀过地方上的叛贼。丁原在进京前便有意安插了一个名叫张杨的部将进京与中央高官接触，当时刘宏尚在人世并对自己的长子、同时也是何进的外甥的刘辩很不满意，于是便有意废黜刘辩的继承人地位。但此时何进的力量已经非常的强大，于是刘宏建立了一支新的军事力量交予自己的亲信宦官蹇硕掌管。丁原可能是希望张杨能在这支新部队中获得一席之位，但结果却让他失望了——当时共有8人进入了新军的领导岗位，其中就包括了大家族子弟袁绍和后来三国三巨头之首的曹操，但并没有张杨。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不能将丁原视作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恰恰相反，丁原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政客。即便在他进京并被委任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后，他仍然派出了一个叫张辽（此人后来成为了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人物）的手下外出招募军队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因为他的卫戍部队司令可能只是挂名，并没有实权，所以这才不得不自己扩充军队。
除丁原外，何进本人还派出了自己政治俱乐部中的几个成员外出招兵买马，意图让他们以武力威胁自己的妹妹，逼她交出所有宦官集团。这种恐吓初期确实被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在丁原不知是否被授权而烧毁了洛阳城外的一处黄河河港后，何太后确实一度将宦官们放出了皇宫，但不久她便召回了这些人并意图与哥哥完全决裂。
在自觉无法得到何进等人的宽恕之后，曾经风光一时的宦官们决定效仿自己的前辈，以武力解决问题。他们假借了何太后的旨意，将何进骗入宫中，然后围而杀之，同时照惯例向外界宣布是何进意图叛乱，现已被他们就地正法。
然而这群宦官们显然忘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不同：此时的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正是何进、而不是他们以及年仅十四岁的皇帝才有威望将全国的军事力量团结在一起。现在何进被害，军队迅速哗变。他们以为何进报仇为名血洗了洛阳，杀害了所有的宦官，然后便各自为政，拒不接受任何自己直系领导以外的人领导，大分裂的时代也由此而到来了。
第五讲 边疆军事集团的形成与分化
正如战争让哈布斯堡等王朝兴起、和平同时却又让他们腐化一样，恶劣的成长环境总能铸就人类超乎平常的毅力与能力，而安逸却又总能消磨人的进取心。引用中国唐朝一位著名文学家的诗句：锋利的宝剑都是经过不断的打磨而形成的，梅花的香味恰恰是因为冬季的寒冷所创造。虽然后一句明显缺乏科学依据，但这首诗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我们现在所论述的客观事实是不谋而合的。
如前所说，因为常年不间断的民族矛盾与冲突，第二汉王朝末年涌现出了一大批来自边疆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们包括（以下方位参考于洛阳的地理位置）：
来自西北边疆、羌汉杂居的凉州的三大凉州将领、皇甫嵩、董卓及其部下等。
来自正北边疆的并州的丁原及其部下等。
来自东北边疆的幽州的卢植以及他的两个学生——著名的汉族沙文主义者公孙瓒和未来的三国三巨头之一的刘备。
来自东南边疆的扬州的朱儁及其部下，以及未来的三国三巨头之一的孙权的父辈孙坚等人。
综合而言，以上这些人物身上都有着这么几个共同特点：
1、出身都不高贵，大多是中基层公务员的亲属，血统最好的刘备虽然是皇族，但他的家族源自第一汉王朝，到自己所处时代时以沦落到没有田产并贩卖手工制品的地步。朱儁和刘备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他们都没有土地，父亲都早死，都被迫与母亲一起从事手工业、商业。凉州三大将领均为中基层军官出身，董卓与丁原同样为公务员系统中一步步摸爬滚打上来的。卢植的后人虽然风光显赫于中国和朝鲜半岛（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称为其后人），但他本人血统一般，身上也没有任何的贵族身份与气质。
2、都有接受一定知识文化熏陶，但水平与造诣有限，并且都比较轻视理论与仪式而信奉现实与实践。卢植是这些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喜欢舞文弄墨而特别注重客观实践的人物，所以他也很罕见地没有留下任何文学作品传世，而这是极不符合他作为大知识分子的身份的。
3、都有过或长或短的基层工作经验并且都曾亲自参与过杀戮的行为——凉州的五位军事人物和公孙瓒都曾在对北方蛮族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董卓、皇甫嵩、朱儁、卢植都曾镇压过黄巾起义等大量帝国叛乱，刘备和孙权的祖父孙坚一起参与了对黄巾军的绞杀（虽然他们并不是指挥层的人物）。
简而言之，较之于内地的大领主、官僚、知识分子，这群人的特殊性其实可以用一句话表达，那就是：他们杀过人。
许多宗教学者认为只有神才有夺取人的生命的权力，如果这话是正确的话，那历史上世界上的神简直多得数不胜数。不过即便如此，人杀人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要让一个人做出杀害自己同类的行为也并不是一件想做便能做到的事情。
文明时代以后，杀戮往往会被认为是肮脏的、不吉祥的行为而并不是一种勇敢的表现，所以边疆军事集团人们通常会给第二汉王朝的高雅人士们以不好的印象，这就使他们天然地被内地人所排斥，甚至被内地的文人墨客妖魔化。但事实就是，一旦历史的问题需要诉诸于武力来解决时，那些习惯了杀戮的人们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要更适应社会，这也是边疆军事集团在三国时期全面崛起的重要原因。
不过仅将这些人算入边疆军事集团是不合理的，因为还有相当多情况与以上人物类似的人最后都选择了站在现有政府的对立面，他们中有凉州的边章、韩遂、马腾（马超的父亲），幽州的张纯，以及南方各种影响并不大的反叛人物等。
边章、韩遂、马腾、张纯等人的人生经历几乎与同时代的董卓等没有二样，但细微比较后我们便发现他们的出身一般更为低贱（马腾甚至被迫从事最底层的搬运工作）、政治主张更为偏激（韩遂曾经在刘宏尚未死去、宦官势力尚未衰败的时候秘密拜访何进，请求他诛杀宦官）。至于他们究竟是因为地位低下而思想激进还是因为思想激进所以仕途得不到发展，我们并不清楚，或许这就是一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吧！
实践证明东汉政府在凉州地区的反对党拥有更强大的群众基础，所以自184年起义以来，边章、韩遂、马腾等人多次打败了前来征讨他们的帝国精英（其中就包括他们的老乡皇甫嵩和董卓），随后便控制了长安（第一汉王朝首都，第二汉王朝陪都）以西的领土并将这一状况持续了三十年。
与之相比，张纯和南方的叛军都没有对帝国造成太大影响，虽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与当地的非汉族人联合，但在那里正统力量仍然是占主流的。所以尽管经常有当地官员被杀害——尤其是距离帝国权力中心最偏远的交州，也就是今天中国最发达的广东地区，那里在第二汉王朝末年出现过两名州长被杀害的恶性事件，其中一位可能还是朱儁的直系亲属（朱儁本人便在黄巾起义前便在交州平定过一次叛乱），但中国的历史多次证明了南方的居民并没有北方的那样骁勇善战，所以不久后交州地区便很快成为了一位名叫士燮的本地汉族官僚所掌握。
士燮是一个在越南拥有更高知名度的三国历史人物；相对而言，他对中国时局的影响力几乎为零。与上面所说的几个人物不同，士燮虽然也来自边疆并拥有一小段政府公务员经历，但他和他的家族从来都不曾在交州地区组建属于自己的固定军队，相反却是不断迎合来自更强大势力所派遣的州长并为之效命。从这点上讲，士燮既不是军阀，也不是独立政治人物。尽管他长期被当地未开化民族奉为神明，但作为世俗中国政治界中的一员，他是无足轻重的。
另外一个边疆人物在军阀道路上比士燮要走得远得多，他是辽东人公孙度——尽管与籍贯不远的公孙瓒同姓，但两人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公孙度出生在今中国辽宁省境内，但由于一起未被记载的纠纷，公孙度的父亲从小便带着孩子逃到了今朝鲜半岛北部居住。
这个情况和马腾的父亲有点类似，但公孙度的运气明显要好很多。在异地，他很诡异地和当地的市长搭上了关系：据说公孙度原本叫公孙豹，而这位市长恰好有一个死去的儿子和他同名同姓，于是两人便阴差阳错地建立了养父子关系。因为继承了一个市长的人脉与财产，公孙度很快被送到内地深造并一度进入中央政府工作，后来甚至被拟提拔到全国最大的州冀州担任州长，但这一任命无疑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所以公孙度最终没有成行。
虽然曾经是冀州州长的后备人选，但公孙度养父家的势力在东汉政坛并不突出，所以可以猜测这一任命极有可能是贿赂宦官后的结果，而其最后的失败也是因为有其他真正有实力的家族反对而造成的。正因为如此，当其他边疆人物开始在政坛纵横捭阖时，公孙度并没有迅速崛起，这个状况直到公元189年董卓在中央上台执政后才得到改观。
所有的转折都发生在董卓身上，毫无疑问，关于他的故事，我们要更多、更详细地介绍。
正如战争让哈布斯堡等王朝兴起、和平同时却又让他们腐化一样，恶劣的成长环境总能铸就人类超乎平常的毅力与能力，而安逸却又总能消磨人的进取心。引用中国唐朝一位著名文学家的诗句：锋利的宝剑都是经过不断的打磨而形成的，梅花的香味恰恰是因为冬季的寒冷所创造。虽然后一句明显缺乏科学依据，但这首诗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我们现在所论述的客观事实是不谋而合的。
如前所说，因为常年不间断的民族矛盾与冲突，第二汉王朝末年涌现出了一大批来自边疆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们包括（以下方位参考于洛阳的地理位置）：
来自西北边疆、羌汉杂居的凉州的三大凉州将领、皇甫嵩、董卓及其部下等。
来自正北边疆的并州的丁原及其部下等。
来自东北边疆的幽州的卢植以及他的两个学生——著名的汉族沙文主义者公孙瓒和未来的三国三巨头之一的刘备。
来自东南边疆的扬州的朱儁及其部下，以及未来的三国三巨头之一的孙权的父辈孙坚等人。
综合而言，以上这些人物身上都有着这么几个共同特点：
1、出身都不高贵，大多是中基层公务员的亲属，血统最好的刘备虽然是皇族，但他的家族源自第一汉王朝，到自己所处时代时以沦落到没有田产并贩卖手工制品的地步。朱儁和刘备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他们都没有土地，父亲都早死，都被迫与母亲一起从事手工业、商业。凉州三大将领均为中基层军官出身，董卓与丁原同样为公务员系统中一步步摸爬滚打上来的。卢植的后人虽然风光显赫于中国和朝鲜半岛（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称为其后人），但他本人血统一般，身上也没有任何的贵族身份与气质。
2、都有接受一定知识文化熏陶，但水平与造诣有限，并且都比较轻视理论与仪式而信奉现实与实践。卢植是这些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喜欢舞文弄墨而特别注重客观实践的人物，所以他也很罕见地没有留下任何文学作品传世，而这是极不符合他作为大知识分子的身份的。
3、都有过或长或短的基层工作经验并且都曾亲自参与过杀戮的行为——凉州的五位军事人物和公孙瓒都曾在对北方蛮族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董卓、皇甫嵩、朱儁、卢植都曾镇压过黄巾起义等大量帝国叛乱，刘备和孙权的祖父孙坚一起参与了对黄巾军的绞杀（虽然他们并不是指挥层的人物）。
简而言之，较之于内地的大领主、官僚、知识分子，这群人的特殊性其实可以用一句话表达，那就是：他们杀过人。
许多宗教学者认为只有神才有夺取人的生命的权力，如果这话是正确的话，那历史上世界上的神简直多得数不胜数。不过即便如此，人杀人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要让一个人做出杀害自己同类的行为也并不是一件想做便能做到的事情。
文明时代以后，杀戮往往会被认为是肮脏的、不吉祥的行为而并不是一种勇敢的表现，所以边疆军事集团人们通常会给第二汉王朝的高雅人士们以不好的印象，这就使他们天然地被内地人所排斥，甚至被内地的文人墨客妖魔化。但事实就是，一旦历史的问题需要诉诸于武力来解决时，那些习惯了杀戮的人们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要更适应社会，这也是边疆军事集团在三国时期全面崛起的重要原因。
不过仅将这些人算入边疆军事集团是不合理的，因为还有相当多情况与以上人物类似的人最后都选择了站在现有政府的对立面，他们中有凉州的边章、韩遂、马腾（马超的父亲），幽州的张纯，以及南方各种影响并不大的反叛人物等。
边章、韩遂、马腾、张纯等人的人生经历几乎与同时代的董卓等没有二样，但细微比较后我们便发现他们的出身一般更为低贱（马腾甚至被迫从事最底层的搬运工作）、政治主张更为偏激（韩遂曾经在刘宏尚未死去、宦官势力尚未衰败的时候秘密拜访何进，请求他诛杀宦官）。至于他们究竟是因为地位低下而思想激进还是因为思想激进所以仕途得不到发展，我们并不清楚，或许这就是一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吧！
实践证明东汉政府在凉州地区的反对党拥有更强大的群众基础，所以自184年起义以来，边章、韩遂、马腾等人多次打败了前来征讨他们的帝国精英（其中就包括他们的老乡皇甫嵩和董卓），随后便控制了长安（第一汉王朝首都，第二汉王朝陪都）以西的领土并将这一状况持续了三十年。
与之相比，张纯和南方的叛军都没有对帝国造成太大影响，虽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与当地的非汉族人联合，但在那里正统力量仍然是占主流的。所以尽管经常有当地官员被杀害——尤其是距离帝国权力中心最偏远的交州，也就是今天中国最发达的广东地区，那里在第二汉王朝末年出现过两名州长被杀害的恶性事件，其中一位可能还是朱儁的直系亲属（朱儁本人便在黄巾起义前便在交州平定过一次叛乱），但中国的历史多次证明了南方的居民并没有北方的那样骁勇善战，所以不久后交州地区便很快成为了一位名叫士燮的本地汉族官僚所掌握。
士燮是一个在越南拥有更高知名度的三国历史人物；相对而言，他对中国时局的影响力几乎为零。与上面所说的几个人物不同，士燮虽然也来自边疆并拥有一小段政府公务员经历，但他和他的家族从来都不曾在交州地区组建属于自己的固定军队，相反却是不断迎合来自更强大势力所派遣的州长并为之效命。从这点上讲，士燮既不是军阀，也不是独立政治人物。尽管他长期被当地未开化民族奉为神明，但作为世俗中国政治界中的一员，他是无足轻重的。
另外一个边疆人物在军阀道路上比士燮要走得远得多，他是辽东人公孙度——尽管与籍贯不远的公孙瓒同姓，但两人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公孙度出生在今中国辽宁省境内，但由于一起未被记载的纠纷，公孙度的父亲从小便带着孩子逃到了今朝鲜半岛北部居住。
这个情况和马腾的父亲有点类似，但公孙度的运气明显要好很多。在异地，他很诡异地和当地的市长搭上了关系：据说公孙度原本叫公孙豹，而这位市长恰好有一个死去的儿子和他同名同姓，于是两人便阴差阳错地建立了养父子关系。因为继承了一个市长的人脉与财产，公孙度很快被送到内地深造并一度进入中央政府工作，后来甚至被拟提拔到全国最大的州冀州担任州长，但这一任命无疑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所以公孙度最终没有成行。
虽然曾经是冀州州长的后备人选，但公孙度养父家的势力在东汉政坛并不突出，所以可以猜测这一任命极有可能是贿赂宦官后的结果，而其最后的失败也是因为有其他真正有实力的家族反对而造成的。正因为如此，当其他边疆人物开始在政坛纵横捭阖时，公孙度并没有迅速崛起，这个状况直到公元189年董卓在中央上台执政后才得到改观。
所有的转折都发生在董卓身上，毫无疑问，关于他的故事，我们要更多、更详细地介绍。
董卓大约出生于公元130年前后，这点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全名中的一个独特的“仲”字可以推出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这是中国人取名字时的习惯用法之一），而他在192年遭遇刺杀而死去时尚有一个九十岁的母亲和一个未满十五岁的孙女，所以综合来看他去世时的年龄应当在六十上下。
董卓的父亲是一个县级公务人员，并不算出众，但也足够给与自己在边疆居住的家庭以殷实的家产和受人尊敬的地位。因为家庭条件尚可，所以董卓在年轻时经常外出旅游，而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不同的是，董卓不但不畏惧、相反还和羌族的许多部落领袖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这也让他在边疆地区获得了极高的人气，最终转变为了其日后崛起的政治资本。
因为父亲的关系董卓很快进入政府公务员的队伍，随后他在军事和民政上都有所建树，尤其是在对蛮族的战争中表现得十分出色，所以他在帝国的地位也一步一步提高。尽管后世经常诋毁董卓有与中央的宦官相勾结，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指控。不过相比于很多武将因为得罪宦官而被迫害的情况，董卓在仕途上确实没有遭遇什么大挫折，但这最多只能证明董卓没有反对宦官而已。
事实证明董卓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这点通过他在与黄巾军和西北叛军的表现便可以看出。不过尽管如此，董卓在战场上的灵活表现也让他足以成为同时代仅次于皇甫嵩、朱儁二人的最佳指挥官。然而如果要比政治头脑的话，董卓却比他们要强了不知道多少，这点在他对军队的控制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东汉末年最早大规模雇佣私人武装的人是朱儁，这是他在平定交州叛乱时得到的中央许可。尽管在这之后朱儁有继续维持这支武装并在交州安插自己的党羽，但这一切都是以他无条件服从政府的军事安排为前提的。而皇甫家族虽然世代在军队中供职，我们却并没有并看到他与自己的部下之间确立任何私人的联系。
董卓的行为比他的这两位同事要狂妄许多，他始终掌握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并拒绝向任何人交出指挥权，即便朝廷愿意以中央高官的职位与其交换也不能使其改变心意，由此可见董。卓的政治头脑绝不简单。而当何进征召各地武将进京时，皇甫嵩与朱儁都没有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如果说皇甫嵩是因为带着帝国的精锐在西北与叛军相持还情有可原的话，朱儁当时就在洛阳附近，而他不但没有被何进征召，反而被王允取代了自己的职务。照此来看，何进对二人并不信任，或者说是二人对何进也并无兴趣。
但是董卓却对何进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首先是给对方写了一份表示绝对效忠的书信，然后以超乎平常的速度带兵向洛阳进发，而这无疑也给了何进以巨大的鼓励，然而仍有许多人对他们的计划表示不理解，尤其是后来三国三巨头之首的曹操。
曹操认为要清洗宦官只需要向王允一样调动一般司法力量就足够了，让丁原、董卓这样的“野蛮人”进入首都一定会引来大麻烦。不过总体而言何进也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犯一个多大的错误，因为没有人会预料到他会被杀，而只要他本人活着，整个帝国就不存在能挑战他权威的人，所以即便丁原、董卓等人性格粗暴也不太可能对第二汉王朝的政治产生太多影响。
董卓的机会来自宦官，因为当这群人杀死何进而不能约束京城的军队时，他们选择了劫持太后、皇帝和刘宏的仅存的另一个儿子（年仅九岁）一起出逃。没走多远，太后被赶来的卢植救下，而皇帝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则继续和宦官一起逃出了皇宫。十常侍们对人质的区别对待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皇太后在失去自己的家族之后便将失去利用价值，而这也是之前那些前第一夫人们的命运。
就逃跑路线看，宦官们可能是想逃到河北去，因为那里是他们中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家乡。但是当他们走到黄河边上的一个河港时，大家发现自己已经和四百年前著名的战神项羽陷入了同样的境地：没有船可以供他们渡河。
项羽是第一汉王朝创始人刘邦的头号政敌，他是一个杰出的战术指挥家并曾短暂领导过刘邦，但最终在政治角逐中被后者所打败，结果在窜逃回东南故乡途中因为无法渡江而自杀（民间观点则认为他是死于羞愧）。这是一个在汉朝广为流传的故事，十常侍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大概也听过，于是他们放走了两个孩子，然后集体投河自尽。
前后两个汉王朝虽然都有出现宦官专政，但他们似乎从没有做出过任何对皇帝不利的事情，这点和之前的秦朝、之后的唐朝、明朝都有明显区别。所以尽管第二汉王朝的宦官背负了各种各样的骂名，但指责他们对皇权不忠诚是绝对错误且极不要脸的。
落魄的皇帝刘辩和他的弟弟陈留王刘协被迫在凌晨的黑暗中结伴寻找回家的路。作为全帝国爵位最高的两个人，可以想象两个孩子在平时的生活有多么的养尊处优，而现在却极有可能是穿着睡衣在外面奔波（政变发生时已是夜晚），何其之落魄！
路上，刘辩和刘协遇到了一户好心人，对方借给了他们一辆没有车盖的马车。今天敞篷车是时尚的标志，但在当年算是当时最低贱的交通工具。接着，他们遭遇了一位低级公务员，这个人一边将自己的马献给皇上，一边抱着更小一点的刘协一起朝洛阳赶去。然后，他们遇到了董卓。
正是这一场不约而来的相遇，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董卓的父亲是一个县级公务人员，并不算出众，但也足够给与自己在边疆居住的家庭以殷实的家产和受人尊敬的地位。因为家庭条件尚可，所以董卓在年轻时经常外出旅游，而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不同的是，董卓不但不畏惧、相反还和羌族的许多部落领袖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这也让他在边疆地区获得了极高的人气，最终转变为了其日后崛起的政治资本。
因为父亲的关系董卓很快进入政府公务员的队伍，随后他在军事和民政上都有所建树，尤其是在对蛮族的战争中表现得十分出色，所以他在帝国的地位也一步一步提高。尽管后世经常诋毁董卓有与中央的宦官相勾结，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指控。不过相比于很多武将因为得罪宦官而被迫害的情况，董卓在仕途上确实没有遭遇什么大挫折，但这最多只能证明董卓没有反对宦官而已。
事实证明董卓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这点通过他在与黄巾军和西北叛军的表现便可以看出。不过尽管如此，董卓在战场上的灵活表现也让他足以成为同时代仅次于皇甫嵩、朱儁二人的最佳指挥官。然而如果要比政治头脑的话，董卓却比他们要强了不知道多少，这点在他对军队的控制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东汉末年最早大规模雇佣私人武装的人是朱儁，这是他在平定交州叛乱时得到的中央许可。尽管在这之后朱儁有继续维持这支武装并在交州安插自己的党羽，但这一切都是以他无条件服从政府的军事安排为前提的。而皇甫家族虽然世代在军队中供职，我们却并没有并看到他与自己的部下之间确立任何私人的联系。
董卓的行为比他的这两位同事要狂妄许多，他始终掌握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并拒绝向任何人交出指挥权，即便朝廷愿意以中央高官的职位与其交换也不能使其改变心意，由此可见董。卓的政治头脑绝不简单。而当何进征召各地武将进京时，皇甫嵩与朱儁都没有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如果说皇甫嵩是因为带着帝国的精锐在西北与叛军相持还情有可原的话，朱儁当时就在洛阳附近，而他不但没有被何进征召，反而被王允取代了自己的职务。照此来看，何进对二人并不信任，或者说是二人对何进也并无兴趣。
但是董卓却对何进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首先是给对方写了一份表示绝对效忠的书信，然后以超乎平常的速度带兵向洛阳进发，而这无疑也给了何进以巨大的鼓励，然而仍有许多人对他们的计划表示不理解，尤其是后来三国三巨头之首的曹操。
曹操认为要清洗宦官只需要向王允一样调动一般司法力量就足够了，让丁原、董卓这样的“野蛮人”进入首都一定会引来大麻烦。不过总体而言何进也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犯一个多大的错误，因为没有人会预料到他会被杀，而只要他本人活着，整个帝国就不存在能挑战他权威的人，所以即便丁原、董卓等人性格粗暴也不太可能对第二汉王朝的政治产生太多影响。
董卓的机会来自宦官，因为当这群人杀死何进而不能约束京城的军队时，他们选择了劫持太后、皇帝和刘宏的仅存的另一个儿子（年仅九岁）一起出逃。没走多远，太后被赶来的卢植救下，而皇帝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则继续和宦官一起逃出了皇宫。十常侍们对人质的区别对待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皇太后在失去自己的家族之后便将失去利用价值，而这也是之前那些前第一夫人们的命运。
就逃跑路线看，宦官们可能是想逃到河北去，因为那里是他们中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家乡。但是当他们走到黄河边上的一个河港时，大家发现自己已经和四百年前著名的战神项羽陷入了同样的境地：没有船可以供他们渡河。
项羽是第一汉王朝创始人刘邦的头号政敌，他是一个杰出的战术指挥家并曾短暂领导过刘邦，但最终在政治角逐中被后者所打败，结果在窜逃回东南故乡途中因为无法渡江而自杀（民间观点则认为他是死于羞愧）。这是一个在汉朝广为流传的故事，十常侍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大概也听过，于是他们放走了两个孩子，然后集体投河自尽。
前后两个汉王朝虽然都有出现宦官专政，但他们似乎从没有做出过任何对皇帝不利的事情，这点和之前的秦朝、之后的唐朝、明朝都有明显区别。所以尽管第二汉王朝的宦官背负了各种各样的骂名，但指责他们对皇权不忠诚是绝对错误且极不要脸的。
落魄的皇帝刘辩和他的弟弟陈留王刘协被迫在凌晨的黑暗中结伴寻找回家的路。作为全帝国爵位最高的两个人，可以想象两个孩子在平时的生活有多么的养尊处优，而现在却极有可能是穿着睡衣在外面奔波（政变发生时已是夜晚），何其之落魄！
路上，刘辩和刘协遇到了一户好心人，对方借给了他们一辆没有车盖的马车。今天敞篷车是时尚的标志，但在当年算是当时最低贱的交通工具。接着，他们遭遇了一位低级公务员，这个人一边将自己的马献给皇上，一边抱着更小一点的刘协一起朝洛阳赶去。然后，他们遇到了董卓。
正是这一场不约而来的相遇，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全言 2016-05-02 11:39:08
董卓大约出生于公元130年前后，这点 历史 上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全名中的一个独特的“仲”字可以推出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这是中国人取名字时的习惯用法之一），而他在192年遭遇刺杀而死去时尚有一个九十岁的母亲和一个未满十五岁的孙女，所以综合来看他去世时的年龄应当在六十上下。
董卓的父亲是一个县级公务人员，并不算出众，但也足够给与自己在边疆居住的家庭以殷实的家产和受人尊敬的地位。因为家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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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引用“宝剑锋从磨砺出”搞错了，特指出，之前都没有唐朝著名诗人的，今天我发稿前加上去的，刚突然想起错了，道歉一个
董卓大约出生于公元130年前后，这点 历史 上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全名中的一个独特的“仲”字可以推出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这是中国人取名字时的习惯用法之一），而他在192年遭遇刺杀而死去时尚有一个九十岁的母亲和一个未满十五岁的孙女，所以综合来看他去世时的年龄应当在六十上下。
董卓的父亲是一个县级公务人员，并不算出众，但也足够给与自己在边疆居住的家庭以殷实的家产和受人尊敬的地位。因为家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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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引用“宝剑锋从磨砺出”搞错了，特指出，之前都没有唐朝著名诗人的，今天我发稿前加上去的，刚突然想起错了，道歉一个
@全言 2016-05-02 11:39:08
董卓大约出生于公元130年前后，这点 历史 上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全名中的一个独特的“仲”字可以推出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这是中国人取名字时的习惯用法之一），而他在192年遭遇刺杀而死去时尚有一个九十岁的母亲和一个未满十五岁的孙女，所以综合来看他去世时的年龄应当在六十上下。
董卓的父亲是一个县级公务人员，并不算出众，但也足够给与自己在边疆居住的家庭以殷实的家产和受人尊敬的地位。因为家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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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言 2016-05-02 13:08:22
此处引用“宝剑锋从磨砺出”搞错了，特指出，之前都没有唐朝著名诗人的，今天我发稿前加上去的，刚突然想起错了，道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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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大错不犯，小细节反而会出现疏忽，希望大家能理解……
董卓大约出生于公元130年前后，这点 历史 上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全名中的一个独特的“仲”字可以推出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这是中国人取名字时的习惯用法之一），而他在192年遭遇刺杀而死去时尚有一个九十岁的母亲和一个未满十五岁的孙女，所以综合来看他去世时的年龄应当在六十上下。
董卓的父亲是一个县级公务人员，并不算出众，但也足够给与自己在边疆居住的家庭以殷实的家产和受人尊敬的地位。因为家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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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言 2016-05-02 13:08:22
此处引用“宝剑锋从磨砺出”搞错了，特指出，之前都没有唐朝著名诗人的，今天我发稿前加上去的，刚突然想起错了，道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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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大错不犯，小细节反而会出现疏忽，希望大家能理解……
第六讲 董卓政权的成功与失败
刘辩兄弟与董卓的相遇这并不仅仅是偶然。对于宦官集团和何进集团的这次火并，董卓原本是比别人慢了一步的——他是从今天的山西境内向洛阳出发的，路途遥远，原本应该是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他刚到洛阳城外便发现了城中燃起了大火，那是袁绍的弟弟袁术等人在皇宫中放的火。袁术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尽管今天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的是，袁术是一个胆子非常大的人，所以他才敢做出进宫放火这样的行为。
尽管长途奔波已经十分劳累，但看到火光的董卓立刻便来了精神。敏锐的政治神经让他很快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推理：皇宫内出大事了。于是他一边继续进军，一边不断派人搜集情报。忙中不乱，从这里可以看出董卓确实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而随后他便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皇帝被宦官劫走了，方向大概在北邙山一带。
董卓立刻改变了行军方向，然后命令手下全面搜索皇帝陛下。这样一来，因为原本就在城外的缘故，董卓之前比别人慢一步的劣势现在反而变成了优势。没多久，他终于抢在别人前面而找到了刘辩、刘协以及抱着刘协的那个低级官员。几乎与此同时，京城的官僚们也已经赶到北邙山，但此时皇帝已经处在了董卓的控制之下——这个状况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董卓去世。
和所有非法统独裁者一样，董卓在试图建立属于自己掌握的政权过程中并不为原有政府成员所接受，这些反对声或来自一些试图维持已有局面的既得利益者，同样也来自一部分和董卓一样具有政治野心的人物。
以丁原为首并州军事集团就属于后者。在两次不成功的政治投机后，丁原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自主发展势力的机会。尽管之前何进授予他的京城卫戍部队长官职务很可能没有实权，但随着何家兄弟的死去，丁原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帝国中心最有实力的军队首领。袁绍等人虽然也掌握有若干军队，但他们还很年轻，而且并没有真正在战场上锻炼过，所以还不能被证明具有与其对抗的胆量和能力。于是洛阳的政局很快便被简单化为了董卓与丁原两人之间的对抗。
很显然，董卓一开始的处于绝对劣势的，以至于为了虚张声势，他不得不自导自演了一出悬疑剧：他命令自己为数不多的部队白天大张旗鼓地进入洛阳，到晚上又偷偷溜出去，第二天又开进城。原本他只有三千人马，但经过这么几天的表演，董卓的政敌们便都弄不清楚他到底掌握了多少部队。
不过董卓这些表演都只是为了他的另一个时间而拖延时间，当丁原因为不清楚董卓底细而按兵不动之时，他没有发现自己的秘书兼保镖吕布已然被董卓所收买，随后董卓便以一场政治暗杀终结了丁原的生命（当然也包括政治生命）。
吕布的背叛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此人事后被证明是历史上不少见但也仍然很罕见的不讲信用、见利忘义的人物，但另外两点也可以被视作是董卓在与丁原的斗争中胜利的重要因素：因为掌握了皇帝，所以他可以向吕布开出足够诱人的筹码以换取丁原的头颅；因为平时豪爽的性格和在信守诺言方面的良好的信誉，董卓也使吕布相信自己可以做成这笔交易。
吕布很快便取代丁原而成为了并州军事集团的头领，然后成为了董卓的秘书兼保镖——两人甚至还建立了一种养父子的关系。这是凉州军事集团与并州军事集团的政治联合，也是董卓获得中央权力的最后一步，因为至此京城便再也没有人能阻挡他成为帝国的最高独裁者了。不过讽刺的是，他的这个决定最后直接埋葬了自己，但那将是三年以后的事情，而目前，董卓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尽管后人对董卓的痛恨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熟悉历史的人都没有否认董卓政府在前期的新政是科学且有成效的。整个第二汉王朝的中心矛盾在于政府的人事安排，皇帝、外戚、宦官不断根据个人喜好安排各级领导人物是帝国内部长期以来不团结的重要原因，而董卓在执政初期很好地注意了这一点。他提拔了一大批被宦官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并将他们派遣到了帝国的各个部门、各级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这其中就包括有大文学家蔡邕。
蔡邕是第二汉王朝末年著名的独立知识分子，他才华满溢，却又忧国忧民，这样的性格显然不能被宦官所接受。在宦官不断地迫害下（手段包括公开审判、秘密谋杀等），蔡邕也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被迫流亡海外，直到何进执政时才获得赦免。
长时间的亡命转移了蔡邕的注意力，这使他在思想上的境界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人。在他原创的一首名叫《回忆青色爱情》的诗歌（注：即《青衣赋》）中，蔡邕大胆地回忆了自己和一位婀娜多姿、但出身贫寒的女子的一段无奈恋情，颇具自由人文思想。
蔡邕始终是一个诗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人注定不能在政治上如意，而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可笑的是，董卓却一定要请他复出政坛，否则后果自负。更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两人确实十分的配合，董卓很尊敬并喜欢蔡邕，蔡邕也对董卓具有别样的好感。这个奇怪的现象或许证明了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但却似乎是事实的事情：董卓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很天真的人。
刘辩兄弟与董卓的相遇这并不仅仅是偶然。对于宦官集团和何进集团的这次火并，董卓原本是比别人慢了一步的——他是从今天的山西境内向洛阳出发的，路途遥远，原本应该是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他刚到洛阳城外便发现了城中燃起了大火，那是袁绍的弟弟袁术等人在皇宫中放的火。袁术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尽管今天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的是，袁术是一个胆子非常大的人，所以他才敢做出进宫放火这样的行为。
尽管长途奔波已经十分劳累，但看到火光的董卓立刻便来了精神。敏锐的政治神经让他很快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推理：皇宫内出大事了。于是他一边继续进军，一边不断派人搜集情报。忙中不乱，从这里可以看出董卓确实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而随后他便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皇帝被宦官劫走了，方向大概在北邙山一带。
董卓立刻改变了行军方向，然后命令手下全面搜索皇帝陛下。这样一来，因为原本就在城外的缘故，董卓之前比别人慢一步的劣势现在反而变成了优势。没多久，他终于抢在别人前面而找到了刘辩、刘协以及抱着刘协的那个低级官员。几乎与此同时，京城的官僚们也已经赶到北邙山，但此时皇帝已经处在了董卓的控制之下——这个状况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董卓去世。
和所有非法统独裁者一样，董卓在试图建立属于自己掌握的政权过程中并不为原有政府成员所接受，这些反对声或来自一些试图维持已有局面的既得利益者，同样也来自一部分和董卓一样具有政治野心的人物。
以丁原为首并州军事集团就属于后者。在两次不成功的政治投机后，丁原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自主发展势力的机会。尽管之前何进授予他的京城卫戍部队长官职务很可能没有实权，但随着何家兄弟的死去，丁原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帝国中心最有实力的军队首领。袁绍等人虽然也掌握有若干军队，但他们还很年轻，而且并没有真正在战场上锻炼过，所以还不能被证明具有与其对抗的胆量和能力。于是洛阳的政局很快便被简单化为了董卓与丁原两人之间的对抗。
很显然，董卓一开始的处于绝对劣势的，以至于为了虚张声势，他不得不自导自演了一出悬疑剧：他命令自己为数不多的部队白天大张旗鼓地进入洛阳，到晚上又偷偷溜出去，第二天又开进城。原本他只有三千人马，但经过这么几天的表演，董卓的政敌们便都弄不清楚他到底掌握了多少部队。
不过董卓这些表演都只是为了他的另一个时间而拖延时间，当丁原因为不清楚董卓底细而按兵不动之时，他没有发现自己的秘书兼保镖吕布已然被董卓所收买，随后董卓便以一场政治暗杀终结了丁原的生命（当然也包括政治生命）。
吕布的背叛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此人事后被证明是历史上不少见但也仍然很罕见的不讲信用、见利忘义的人物，但另外两点也可以被视作是董卓在与丁原的斗争中胜利的重要因素：因为掌握了皇帝，所以他可以向吕布开出足够诱人的筹码以换取丁原的头颅；因为平时豪爽的性格和在信守诺言方面的良好的信誉，董卓也使吕布相信自己可以做成这笔交易。
吕布很快便取代丁原而成为了并州军事集团的头领，然后成为了董卓的秘书兼保镖——两人甚至还建立了一种养父子的关系。这是凉州军事集团与并州军事集团的政治联合，也是董卓获得中央权力的最后一步，因为至此京城便再也没有人能阻挡他成为帝国的最高独裁者了。不过讽刺的是，他的这个决定最后直接埋葬了自己，但那将是三年以后的事情，而目前，董卓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尽管后人对董卓的痛恨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熟悉历史的人都没有否认董卓政府在前期的新政是科学且有成效的。整个第二汉王朝的中心矛盾在于政府的人事安排，皇帝、外戚、宦官不断根据个人喜好安排各级领导人物是帝国内部长期以来不团结的重要原因，而董卓在执政初期很好地注意了这一点。他提拔了一大批被宦官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并将他们派遣到了帝国的各个部门、各级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这其中就包括有大文学家蔡邕。
蔡邕是第二汉王朝末年著名的独立知识分子，他才华满溢，却又忧国忧民，这样的性格显然不能被宦官所接受。在宦官不断地迫害下（手段包括公开审判、秘密谋杀等），蔡邕也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被迫流亡海外，直到何进执政时才获得赦免。
长时间的亡命转移了蔡邕的注意力，这使他在思想上的境界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人。在他原创的一首名叫《回忆青色爱情》的诗歌（注：即《青衣赋》）中，蔡邕大胆地回忆了自己和一位婀娜多姿、但出身贫寒的女子的一段无奈恋情，颇具自由人文思想。
蔡邕始终是一个诗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人注定不能在政治上如意，而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可笑的是，董卓却一定要请他复出政坛，否则后果自负。更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两人确实十分的配合，董卓很尊敬并喜欢蔡邕，蔡邕也对董卓具有别样的好感。这个奇怪的现象或许证明了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但却似乎是事实的事情：董卓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很天真的人。
还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持我们的观点，比如董卓对一个人的信任几乎是不做任何理性思考的。当时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帝的秘书周毖，一个是洛阳城门的守卫长官伍琼，他们都十分反对董卓的独裁，却莫名其妙地受到了董卓的信任。而当董卓向他们咨询一些人事方面的问题时，两人推荐了一大批同样反对董卓的人物，而这些建议竟然全部都被采纳了。事后历史的发展完全符合了周毖、伍琼的愿望，这些人最终都成为了后来武装反董的重要人物。而在伍琼掌管洛阳城门的日子里恰好有大量与董卓政见不合的人逃出城外而起兵反对他，这其中就有袁绍、袁术、曹操等，董卓却一直没有对他产生怀疑。
除此外董卓更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物，当未来终结三国时代的司马家族成员中的司马朗（著名的司马懿的大哥）被人告发想要逃出董卓控制时，他的表现更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老头子。史书记载他不是恫吓、而是悲伤地说道：“你和我死去的儿子一样大，为什么现在也要离我而去啊！”
这是整个三国历史中最矛盾的一件事（之一）：开启三国时代的董卓是他那个年代最具智慧与手腕的政治家，但却比之后所有的政治家们更有人情味、更接近自然人而不是经济人。相比于之后形形色色的虚伪、背叛与欺骗，董卓的一生充满了真实、忠诚和信任。没有证据表明董卓有过任何经济问题，相反，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将自己的财产与手下将士分享，而除了某次值得怀疑的杀害俘虏事件，董卓不管是在为将在外还是执政入朝都没有做过任何与“背叛”二字相关的事情，却总是不断相信各种明里暗里反对自己的人，然后被一次次地伤透自尊心。此外，董卓十分信任的两个人都对他发起了暗杀，而且第二次还成功了。
所以说董卓其实是一个好人，这点蔡邕也有提到，而鉴于他是在私下与自己弟弟进行交谈时表达的这个观点，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发自内心的、未加修改的想法。但是蔡邕同时也指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董卓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因为“他身边充满了罪恶的人”。
这并不是一个无理由的控诉，因为董卓本集团内部大量能力低下和不受约束的人物确实要为他的政权被颠覆负大部分责任。根据史书记载，董卓执政期间，他手下的军队基本处于不受约束状态，大量无辜平民遭到军方的洗劫与杀害，有些士兵甚至将平民的头颅冒充敌人的首级以炫耀或者讹诈军功，而董卓却不能制止这些行为，甚至他本人也被记载有杀害俘虏并当众肢解他们尸体而吃下，这种汉尼拔的行径无疑让他在温文尔雅的汉族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梦靥。
当然，一千年后的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这些恐怖的记载是否属实，是否是由董卓的敌人所杜撰。但综合而言，放任亲近手下肆意妄为和残忍处置尸体并烹饪吃下似乎并不与董卓的身份相违背，毕竟我们一直有提到董卓十分信任自己团队的成员，同时他早年在边疆的经历也使得某些内地人闻之色变的事情在董卓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尤其是汉族人原本就有将敌人活活煮熟的习惯（两百多年前刘邦的一位重要幕僚就是被这样杀死的）。
不过尽管后来的知识分子们对董卓的残忍进行了长达上千年的口诛笔伐，但我们没有看到当时的政府官僚们有明确反对西凉集团的这些出格行为，这不禁让我们怀疑他们的立场究竟和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否真的一致（这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真正导致董卓与原第二汉王朝上层政治人物决裂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他废黜并杀死了合法继承刘宏皇位的皇子刘辩（以及他的母亲何太后），将九岁的刘协扶上了帝位，二是面对外在的反对者们的军事压力，他摧毁了帝国原有的都城洛阳（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将首都迁移到了长安（第一汉王朝的首都）。
通常认为这两件事情是董卓缺乏政治眼光的重要表现，因为刘辩其实并无废黜的必要，因为他所依仗的何太后家族已经没有了男性成员，所以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傀儡皇帝。但董卓可能认为九岁的孩子要比十四岁的更容易掌握，也可能是真的认为刘协更加聪明而适合做皇帝，或者仅仅是因为将刘协抚养长大的董太后（刘宏的母亲）和自己一个同姓（其实两人毫无关系），所以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强势政治人物（非皇帝本人）废黜改立皇帝的故事，但是除了商朝的奴隶首相伊尹和第一汉王朝的著名外戚霍光外，其余所有进行这项行为的政治家都遭到了当时和后世人们无情地批判与唾弃。引用卢植在中央会议上的观点，要废黜一个君主，首先得他本人昏庸，其次要废立执行者拥有崇高的威望和良好的品德。而当时的皇帝刘辩仅仅是一个十四岁、登基不过数月的孩子，根本来不及犯任何错误，除了因为从小寄养在普通百姓家（这是一种东方贵族们哺育孩子的习惯，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儿童过早去世）而行为举止比较随意外，我们并不能在十常侍政变中看到他有任何过失。
但董卓就是要将刘辩赶下皇位，同时将何太后也一并给废黜了。在这个过程中，董卓再次体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天真——他轻易地相信了袁绍而在召开高级官员大会前向其透露了这个决定，结果袁绍不但不支持他，反而当场与之翻脸并扬长而去。随后卢植也在大会上委婉地反对董卓，结果险些遭到他的杀戮。仅仅是五年前董卓还只是以卢植替补的身份前往河北征讨黄巾军，现在他已经能够决定自己这位前辈的生死了。袁绍、卢植之后再无人敢反对董卓的计划，于是刘辩便就此退位，第二汉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刘协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从此踏上了长达45年的悲催人生之旅。
至于迁都长安则不是本章所要讲述的内容，因为它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要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董卓最后的灭亡，我们就不得不先说一些别的东西。
除此外董卓更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物，当未来终结三国时代的司马家族成员中的司马朗（著名的司马懿的大哥）被人告发想要逃出董卓控制时，他的表现更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老头子。史书记载他不是恫吓、而是悲伤地说道：“你和我死去的儿子一样大，为什么现在也要离我而去啊！”
这是整个三国历史中最矛盾的一件事（之一）：开启三国时代的董卓是他那个年代最具智慧与手腕的政治家，但却比之后所有的政治家们更有人情味、更接近自然人而不是经济人。相比于之后形形色色的虚伪、背叛与欺骗，董卓的一生充满了真实、忠诚和信任。没有证据表明董卓有过任何经济问题，相反，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将自己的财产与手下将士分享，而除了某次值得怀疑的杀害俘虏事件，董卓不管是在为将在外还是执政入朝都没有做过任何与“背叛”二字相关的事情，却总是不断相信各种明里暗里反对自己的人，然后被一次次地伤透自尊心。此外，董卓十分信任的两个人都对他发起了暗杀，而且第二次还成功了。
所以说董卓其实是一个好人，这点蔡邕也有提到，而鉴于他是在私下与自己弟弟进行交谈时表达的这个观点，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发自内心的、未加修改的想法。但是蔡邕同时也指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董卓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因为“他身边充满了罪恶的人”。
这并不是一个无理由的控诉，因为董卓本集团内部大量能力低下和不受约束的人物确实要为他的政权被颠覆负大部分责任。根据史书记载，董卓执政期间，他手下的军队基本处于不受约束状态，大量无辜平民遭到军方的洗劫与杀害，有些士兵甚至将平民的头颅冒充敌人的首级以炫耀或者讹诈军功，而董卓却不能制止这些行为，甚至他本人也被记载有杀害俘虏并当众肢解他们尸体而吃下，这种汉尼拔的行径无疑让他在温文尔雅的汉族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梦靥。
当然，一千年后的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这些恐怖的记载是否属实，是否是由董卓的敌人所杜撰。但综合而言，放任亲近手下肆意妄为和残忍处置尸体并烹饪吃下似乎并不与董卓的身份相违背，毕竟我们一直有提到董卓十分信任自己团队的成员，同时他早年在边疆的经历也使得某些内地人闻之色变的事情在董卓看来并不算什么大事，尤其是汉族人原本就有将敌人活活煮熟的习惯（两百多年前刘邦的一位重要幕僚就是被这样杀死的）。
不过尽管后来的知识分子们对董卓的残忍进行了长达上千年的口诛笔伐，但我们没有看到当时的政府官僚们有明确反对西凉集团的这些出格行为，这不禁让我们怀疑他们的立场究竟和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否真的一致（这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真正导致董卓与原第二汉王朝上层政治人物决裂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他废黜并杀死了合法继承刘宏皇位的皇子刘辩（以及他的母亲何太后），将九岁的刘协扶上了帝位，二是面对外在的反对者们的军事压力，他摧毁了帝国原有的都城洛阳（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将首都迁移到了长安（第一汉王朝的首都）。
通常认为这两件事情是董卓缺乏政治眼光的重要表现，因为刘辩其实并无废黜的必要，因为他所依仗的何太后家族已经没有了男性成员，所以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傀儡皇帝。但董卓可能认为九岁的孩子要比十四岁的更容易掌握，也可能是真的认为刘协更加聪明而适合做皇帝，或者仅仅是因为将刘协抚养长大的董太后（刘宏的母亲）和自己一个同姓（其实两人毫无关系），所以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强势政治人物（非皇帝本人）废黜改立皇帝的故事，但是除了商朝的奴隶首相伊尹和第一汉王朝的著名外戚霍光外，其余所有进行这项行为的政治家都遭到了当时和后世人们无情地批判与唾弃。引用卢植在中央会议上的观点，要废黜一个君主，首先得他本人昏庸，其次要废立执行者拥有崇高的威望和良好的品德。而当时的皇帝刘辩仅仅是一个十四岁、登基不过数月的孩子，根本来不及犯任何错误，除了因为从小寄养在普通百姓家（这是一种东方贵族们哺育孩子的习惯，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儿童过早去世）而行为举止比较随意外，我们并不能在十常侍政变中看到他有任何过失。
但董卓就是要将刘辩赶下皇位，同时将何太后也一并给废黜了。在这个过程中，董卓再次体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天真——他轻易地相信了袁绍而在召开高级官员大会前向其透露了这个决定，结果袁绍不但不支持他，反而当场与之翻脸并扬长而去。随后卢植也在大会上委婉地反对董卓，结果险些遭到他的杀戮。仅仅是五年前董卓还只是以卢植替补的身份前往河北征讨黄巾军，现在他已经能够决定自己这位前辈的生死了。袁绍、卢植之后再无人敢反对董卓的计划，于是刘辩便就此退位，第二汉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刘协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从此踏上了长达45年的悲催人生之旅。
至于迁都长安则不是本章所要讲述的内容，因为它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要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董卓最后的灭亡，我们就不得不先说一些别的东西。
第七讲 帝国东部的集体叛乱
罗马不是一天灭亡的，罗马也不是灭亡于一个方面。集团内部的混乱当然是董卓灭亡的主要原因，但无法统一全国高层政治势力以至于帝国出现公开的大叛乱更是给他以继续犯错的机会。尽管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了公元190年后的反董武装起义并没有小说家描述的那样意义重大，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件事情的爆发奠定了三国时代早期的分裂格局，所以我们不得不认真考察一下它的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要成功反对一个独裁者是并不容易的，所以尽管上一讲所提到的周毖、伍琼在不断为董卓的异见分子创造机会，但这些人在掌握大量地方权力后却并没有起兵，而是继续维持对董卓政权的效忠关系。
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他们的冷漠态度，虽然中国著名的作家周树人先生对此会有一些意见，但政治人物毕竟不可能和文学家或思想家想法一样。无论是周毖、伍琼还是他们推荐的那些人，这些人身上有着两个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上有良好的信誉却没有从政或从军的经验，同时家族势力并不强大。这两点集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他们缺乏反对董卓的胆量和实力。
众望所归的反对派领袖人物是袁绍，因为他不但公开地发表了拒绝与董卓合作的言辞并拥有一个四代都有成为政府领导人物的家族。此时的袁绍已经辞职逃出了洛阳，董卓原本想通缉他，但对方家族的强大使他不但放弃了这个想法而且还授予了他北方一个郡的郡长职务，而这并不能改变袁绍的想法。不过令人沮丧的是，袁绍似乎也缺乏做重大决定的胆量（历史将证明这不是他的最后一次），所以他也只是逃窜到北方而没有采取任何过激举动。
就在大家似乎都要默认对董卓的服从时，两个人的行动了起来，他们就是著名的曹操和孙坚。
曹操拥有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虽然未可细致考证，但他的父亲曹嵩原本应该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却因为各种原有而成为了同乡一个曹姓宦官的养子——这是失去生育器官的宦官延续自己家族的方式之一。借着这层关系，曹嵩很快成为了阉党中的一员并跻身帝国上层，其后又通过行贿的方式让自己担任了军方的最高领导职务。因为父亲的关系，曹操在二十岁的时候便成为首都的公务人员，二十三岁便主持领导了一个县的日常工作，而当刘宏试图建立一支由宦官领导的新式武装以对抗何进时（详情见第三讲），曹操也凭借父亲和祖父的关系而成为了其中的八个指挥官之一，当时的他年仅三十三岁而已。
但曹操本人的政治立场却与祖辈、父辈十分不同。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他痛恨宦官执政，主张开明君主专制，尤其反对宦官对普通官僚和地方势力的打击。正因为如此，在他还只是县长的时候便开始与宦官作对，他曾逮捕并严刑拷打死了日后领导新军工作的蹇硕（也是他以后的直系领导）的叔叔，若不是祖父和父亲的缘故，曹操在犯下这桩血案后恐怕不免也要和王允一样亡命天涯。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宦官势力内部之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团结，相反更充满了斗争。何进等外戚都在皇宫中有效忠自己的宦官，而这些人显然与操控皇帝的那群宦官不是一个派系。而即便是权力最大的宦官之间其实也是矛盾重重，而曹操的家族就不幸牵扯到了其中。在何皇后之前刘宏还有一位皇后，但这个女人妹妹的丈夫，一位诸侯王，因为得罪了宦官而被打倒，于是皇后家族也受到牵连，而曹操的堂妹又恰好是皇后弟弟的妻子，于是曹操也因此而被革职回家。
这件事情对曹家的打击似乎比较大，因为史书有记载曹操在这段时间内几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同时卷入了一次司法纠纷，几乎要被判处死刑，幸亏同乡的好友夏侯渊为他顶罪才得以脱身。若不是几年后陷害皇后的宦官又被其他宦官所打倒，则曹操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而结束了。不过意外的收获则是，在隐退期间，曹操有认真学习了一系列的文化知识，其中不乏各种文学著作，但更有东方最伟大的军事教材《孙先生的十三篇军事论文集》，这些都为他成为同时代最著名的诗人和军事家奠定了基础。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曹操身上的政治天赋，这在两起重大事件中有显现。第一件是黄巾之乱后的冀州州长王芬有试图劫持当时的皇帝刘宏并废掉他，曹操迅速判断出了这个计划的不切实际并对此表示明确反对，后来王芬果然失败。第二件则是当何进决定召集地方军队进京威胁妹妹时，曹操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因为要对付宦官只需要和王允一样动用司法力量即可，完全不必要征调军队——假如何进当时听从了曹操的建议，至少董卓是没有机会获得最高权力的。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曹操人生前期最重要的履历莫过于参加了对张角叛乱的平定——当时他依靠自己在家乡的地位而组建了一支民兵并协助了皇甫嵩、朱儁在河南的行动。尽管战绩一般，但是这次经历让曹操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检验，同样也使他比同时代同一年龄段的贵族子弟都要率先参与军事实践，这也为他后来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董卓执政后，曹操也和袁绍一样溜出了洛阳，据说他是乔装打扮后进行的，有没有和梅特涅一样就不得而知了。相比于袁绍，曹操确实有意向与董卓进行彻底对抗，但走进现实他才发现自己甚至不能像之前镇压黄巾起义一样凑出一支雇佣军出来。根据史书记载，当时曹操家族的人大多为了躲避董卓的统治而四散逃开，他的父亲曹嵩逃到了今天的山东、江苏一带，他另外两个有地位的、富庶的亲戚曹仁和曹休则一个身处淮河流域，一个人在长江流域。
失去家族帮助的曹操投靠了陈留郡的郡长、同时也是他的好友张邈，这个人和另外七个人在当时以豪爽而闻名全中国，据说任何人投靠他他都会照顾来者的饮食起居，所以他们被称作“八个愿意为人下厨做饭的绅士”。张邈后来被证明也具有反对董卓的政治立场，但却和袁绍一样缺乏相关的勇气，所以曹操一开始同样没有得到张邈的帮助。
但是命运女神很快垂青了他，一个叫卫兹的小领主来到了曹操身边，然后组建了一支数千人的部队交给了他，这成为了曹操起兵的原始资本。同时在他部队中担任幕僚兼部将的还有他的堂兄弟曹洪和那位代替他坐牢的夏侯渊，以及夏侯渊的哥哥夏侯惇，这些人成为了后来魏帝国最早的领导班子。
曹操很快打出了反对董卓的呼声，张邈随即附和，接着所有不受董卓控制的黄河流域地方长官们也纷纷响应，其中就包括大部分周毖、伍琼推荐的官吏，身在河北的袁绍，以及刚逃到南阳地区的袁术。
罗马不是一天灭亡的，罗马也不是灭亡于一个方面。集团内部的混乱当然是董卓灭亡的主要原因，但无法统一全国高层政治势力以至于帝国出现公开的大叛乱更是给他以继续犯错的机会。尽管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了公元190年后的反董武装起义并没有小说家描述的那样意义重大，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件事情的爆发奠定了三国时代早期的分裂格局，所以我们不得不认真考察一下它的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要成功反对一个独裁者是并不容易的，所以尽管上一讲所提到的周毖、伍琼在不断为董卓的异见分子创造机会，但这些人在掌握大量地方权力后却并没有起兵，而是继续维持对董卓政权的效忠关系。
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他们的冷漠态度，虽然中国著名的作家周树人先生对此会有一些意见，但政治人物毕竟不可能和文学家或思想家想法一样。无论是周毖、伍琼还是他们推荐的那些人，这些人身上有着两个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上有良好的信誉却没有从政或从军的经验，同时家族势力并不强大。这两点集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他们缺乏反对董卓的胆量和实力。
众望所归的反对派领袖人物是袁绍，因为他不但公开地发表了拒绝与董卓合作的言辞并拥有一个四代都有成为政府领导人物的家族。此时的袁绍已经辞职逃出了洛阳，董卓原本想通缉他，但对方家族的强大使他不但放弃了这个想法而且还授予了他北方一个郡的郡长职务，而这并不能改变袁绍的想法。不过令人沮丧的是，袁绍似乎也缺乏做重大决定的胆量（历史将证明这不是他的最后一次），所以他也只是逃窜到北方而没有采取任何过激举动。
就在大家似乎都要默认对董卓的服从时，两个人的行动了起来，他们就是著名的曹操和孙坚。
曹操拥有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虽然未可细致考证，但他的父亲曹嵩原本应该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却因为各种原有而成为了同乡一个曹姓宦官的养子——这是失去生育器官的宦官延续自己家族的方式之一。借着这层关系，曹嵩很快成为了阉党中的一员并跻身帝国上层，其后又通过行贿的方式让自己担任了军方的最高领导职务。因为父亲的关系，曹操在二十岁的时候便成为首都的公务人员，二十三岁便主持领导了一个县的日常工作，而当刘宏试图建立一支由宦官领导的新式武装以对抗何进时（详情见第三讲），曹操也凭借父亲和祖父的关系而成为了其中的八个指挥官之一，当时的他年仅三十三岁而已。
但曹操本人的政治立场却与祖辈、父辈十分不同。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他痛恨宦官执政，主张开明君主专制，尤其反对宦官对普通官僚和地方势力的打击。正因为如此，在他还只是县长的时候便开始与宦官作对，他曾逮捕并严刑拷打死了日后领导新军工作的蹇硕（也是他以后的直系领导）的叔叔，若不是祖父和父亲的缘故，曹操在犯下这桩血案后恐怕不免也要和王允一样亡命天涯。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宦官势力内部之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团结，相反更充满了斗争。何进等外戚都在皇宫中有效忠自己的宦官，而这些人显然与操控皇帝的那群宦官不是一个派系。而即便是权力最大的宦官之间其实也是矛盾重重，而曹操的家族就不幸牵扯到了其中。在何皇后之前刘宏还有一位皇后，但这个女人妹妹的丈夫，一位诸侯王，因为得罪了宦官而被打倒，于是皇后家族也受到牵连，而曹操的堂妹又恰好是皇后弟弟的妻子，于是曹操也因此而被革职回家。
这件事情对曹家的打击似乎比较大，因为史书有记载曹操在这段时间内几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同时卷入了一次司法纠纷，几乎要被判处死刑，幸亏同乡的好友夏侯渊为他顶罪才得以脱身。若不是几年后陷害皇后的宦官又被其他宦官所打倒，则曹操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而结束了。不过意外的收获则是，在隐退期间，曹操有认真学习了一系列的文化知识，其中不乏各种文学著作，但更有东方最伟大的军事教材《孙先生的十三篇军事论文集》，这些都为他成为同时代最著名的诗人和军事家奠定了基础。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曹操身上的政治天赋，这在两起重大事件中有显现。第一件是黄巾之乱后的冀州州长王芬有试图劫持当时的皇帝刘宏并废掉他，曹操迅速判断出了这个计划的不切实际并对此表示明确反对，后来王芬果然失败。第二件则是当何进决定召集地方军队进京威胁妹妹时，曹操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因为要对付宦官只需要和王允一样动用司法力量即可，完全不必要征调军队——假如何进当时听从了曹操的建议，至少董卓是没有机会获得最高权力的。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曹操人生前期最重要的履历莫过于参加了对张角叛乱的平定——当时他依靠自己在家乡的地位而组建了一支民兵并协助了皇甫嵩、朱儁在河南的行动。尽管战绩一般，但是这次经历让曹操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检验，同样也使他比同时代同一年龄段的贵族子弟都要率先参与军事实践，这也为他后来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董卓执政后，曹操也和袁绍一样溜出了洛阳，据说他是乔装打扮后进行的，有没有和梅特涅一样就不得而知了。相比于袁绍，曹操确实有意向与董卓进行彻底对抗，但走进现实他才发现自己甚至不能像之前镇压黄巾起义一样凑出一支雇佣军出来。根据史书记载，当时曹操家族的人大多为了躲避董卓的统治而四散逃开，他的父亲曹嵩逃到了今天的山东、江苏一带，他另外两个有地位的、富庶的亲戚曹仁和曹休则一个身处淮河流域，一个人在长江流域。
失去家族帮助的曹操投靠了陈留郡的郡长、同时也是他的好友张邈，这个人和另外七个人在当时以豪爽而闻名全中国，据说任何人投靠他他都会照顾来者的饮食起居，所以他们被称作“八个愿意为人下厨做饭的绅士”。张邈后来被证明也具有反对董卓的政治立场，但却和袁绍一样缺乏相关的勇气，所以曹操一开始同样没有得到张邈的帮助。
但是命运女神很快垂青了他，一个叫卫兹的小领主来到了曹操身边，然后组建了一支数千人的部队交给了他，这成为了曹操起兵的原始资本。同时在他部队中担任幕僚兼部将的还有他的堂兄弟曹洪和那位代替他坐牢的夏侯渊，以及夏侯渊的哥哥夏侯惇，这些人成为了后来魏帝国最早的领导班子。
曹操很快打出了反对董卓的呼声，张邈随即附和，接着所有不受董卓控制的黄河流域地方长官们也纷纷响应，其中就包括大部分周毖、伍琼推荐的官吏，身在河北的袁绍，以及刚逃到南阳地区的袁术。
袁术与袁绍原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袁绍尽管是兄长，但却是父亲的侧室所生，所以地位要低于袁术。然而成年后袁绍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英俊的长相和潇洒的气质，这让他们父亲逐渐将更多的爱转移到了哥哥身上。恰好袁绍的伯父去世得早，于是父亲将他过继给了哥哥，这样一来袁绍反而成为了家族同辈人中的族长性质人物，当然地位就在袁术之上了。
可以肯定的是袁术有在这件事情中受到重大打击，以至于这个一直以花花公子著称的男人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突然十分老实了起来，一言一行都符合家里对他的规划，从此再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叛逆的行为。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然告诉了我们袁术并不是真心收敛了自己的个性，相反，这种压抑的生活为他后来大量的疯狂行动以及与哥哥袁绍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从袁术逃跑的路线我们便可以看出他与袁绍的隔阂，他们一个往北一个向南，完全不在一个方向上。然而一向以血统高贵而骄傲的袁术很快便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政治号召力远不如哥哥，以至于当时反对董卓的人都公推袁绍为反对党党魁，而这也是袁术所希望获得的位置。不过很快，另一个人的到来平衡了袁家两兄弟力量的对比，他就是孙坚。
孙坚和朱儁一样都出生在钱塘江湾附近，两人之间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孙坚的先祖据说是东方最伟大的军事家孙武（也就是曹操阅读的军事教科书的原作者），不过这是几百年前的故事，而目前他的家族仅能够在家乡一带的基层政府做一些低级工作，这样的人没有军功之类的话几乎是永远无法跻身上流社会的。
值得高兴的是，孙坚和他的儿子孙策似乎都继承有孙武的优秀基因，具备极高的军事天赋，所以在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情况下两人都很成功地成为了当时战场上的知名人物。黄巾起义前孙坚也有参与过对地方小股反叛势力的清剿，此时投靠他的人不多，可以肯定的一个就只有后来孙吴集团辈分最高的人物程普。张角发动叛乱时孙坚得到了朱儁的提拔并和曹操一样在家乡组织了一支军队开赴战场，尽管首战的表现不太尽如人意——他当时与部队走失并身负重伤，险些就地阵亡了，但随后他又在一次攻城战中表现优异，因此被长期留在了政府和军队中供职。
孙坚政治生命的飞跃很有趣地与董卓挂上了关系。当时两人都参与了针对西北叛军的战争，董卓是一方面的指挥官，但却对上司十分不礼貌。虽然熟悉董卓的人都了解并容忍了他的这种性格，但是孙坚同样是一个性格十分暴躁的人，结果他当场要求长官斩杀董卓，但却没有得到允许，相反还被调回了中央。
此事的后续却很让人矛盾，因为政府军基本被全歼，唯有董卓带着自己的部队返回了大本营，所以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孙坚之前所提出的是一个错误的意见。不过孙坚却没时间思考太多，因为他很快被调到了位于今天湖南的长沙郡担任郡长并指挥平定当地的叛乱。在这里孙坚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甚至因此被授予了县级侯爵的爵位：这是那个时代平常人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事实上刘宏在当皇帝以前也不过是一个县级侯爵而已。
尽管取得了事业的辉煌，但孙坚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定位仍然十分悲观。据说有一次长沙的叛贼逃到了临近郡内，孙坚仍然准备跨境追捕，他的秘书认为这并不必要，而他却表示只有军事行动才能够让自己这种身份的人获得升迁。这种政治自卑感一直伴随着孙坚，进而使他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分裂人格：一方面，他蔑视甚至是仇视权威人物；另一方面，他又不敢真正反对权威。这个问题最终也导致了他本人的灭亡，并几乎埋葬了刚刚成型的自己家族的集团。
孙坚在董卓执政后的行为十分令人困惑，他似乎和曹操同时起的兵，然后却开始不断杀害长沙与洛阳之间的地方行政长官，这其中就包括荆州州长王睿和南阳郡长张咨——后者是周毖、伍琼向董卓推荐的官员，但他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袁绍集合的反董起兵首领名单中，大概此时已经遇害了。至于他为何要这么做，我们无法了解，可能是个人恩怨，也可能是别的。我个人认为这是孙坚长期遭到权威人士排斥而产生的反社会行为，他希望借此而获得民众的目光，于是便趁机清除掉了二人。
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因为当袁绍等人仍然在犹豫不决之际，孙坚能和曹操一样举起了反对董卓的大旗，这种政治影响已经非同小可，杀掉两个同僚只会减损而不是增加他在民众中的评价，所以我们以此也可以得出孙坚缺乏理性政治头脑的结论，而这个问题还表现在他的另一个决策上，那就是如何处理同袁术的关系问题。
与曹操不同的是，孙坚一开始就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和部下，而且还是一郡之长、高级勋爵，所以他完全可以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到对董卓的战争中，但这时，他遇到了袁术。袁术几乎是两手空空来到的南阳，而此时的孙坚已经拥有了上万的军队和对当地的实际控制权。但情况在两人的一番会晤后发生了逆转，孙坚不但在口头而且在行动上都表示了对袁术的绝对效忠，从此而成为了袁术的附庸。
这便是强大家族在政坛上的影响，尽管袁术几乎是完全凭借孙坚的力量而崛起，但孙坚却只能对袁术表示臣服。因为他眼前的这个人不是王睿、张咨，而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人物，这种贵族的光环是袁术父辈、祖辈等好几代人积累的宝贵政治财富，它让孙坚根本来不及睁开自己的双眼，所以只能选择低头。大概和很多人一样，孙坚认为袁术、袁绍等人才是历史的主角，而自己的角色就是帮助这些人成就事业，然后从中分得一些奖励，仅此而已。
至于三国三巨头中的另一位，人称“像猛禽一样的英雄”的刘备，此时却并没有任何表出彩表现。虽然在镇压张角的队伍中崭露了头角，但年轻的刘备很快便为自己狂妄的性格而付出了代价。在退伍并被安排再就业为一个县的司法负责人后，刘备对前来考察工作的郡长秘书进行了捆绑和鞭打，理由是对方对自己不够尊重。因为这一恶性事件，他被迫逃亡了近五年时间，错失了一段发展的好时机，所以当大家都忙这忙那时刘备只能前往投靠自己的老同学公孙瓒，而不是像小说家所说的那样在对董卓的战争中有光彩表现——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任何表现。
不过刘备并不是毫无收获的，因为时间检验了他身边两个最受信赖的人的忠诚，他们分别是来自今山西地区的杀人逃犯关羽和刘备的同乡张飞。民间故事流传说三人曾结拜为兄弟，这点虽然无法被考证，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刘备对二人的信任和二人对刘备的忠诚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也成为了后来第三汉王朝的创始级别人物。
这便是公元189、190年之交的中国政局情况。
可以肯定的是袁术有在这件事情中受到重大打击，以至于这个一直以花花公子著称的男人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突然十分老实了起来，一言一行都符合家里对他的规划，从此再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叛逆的行为。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然告诉了我们袁术并不是真心收敛了自己的个性，相反，这种压抑的生活为他后来大量的疯狂行动以及与哥哥袁绍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从袁术逃跑的路线我们便可以看出他与袁绍的隔阂，他们一个往北一个向南，完全不在一个方向上。然而一向以血统高贵而骄傲的袁术很快便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政治号召力远不如哥哥，以至于当时反对董卓的人都公推袁绍为反对党党魁，而这也是袁术所希望获得的位置。不过很快，另一个人的到来平衡了袁家两兄弟力量的对比，他就是孙坚。
孙坚和朱儁一样都出生在钱塘江湾附近，两人之间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孙坚的先祖据说是东方最伟大的军事家孙武（也就是曹操阅读的军事教科书的原作者），不过这是几百年前的故事，而目前他的家族仅能够在家乡一带的基层政府做一些低级工作，这样的人没有军功之类的话几乎是永远无法跻身上流社会的。
值得高兴的是，孙坚和他的儿子孙策似乎都继承有孙武的优秀基因，具备极高的军事天赋，所以在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情况下两人都很成功地成为了当时战场上的知名人物。黄巾起义前孙坚也有参与过对地方小股反叛势力的清剿，此时投靠他的人不多，可以肯定的一个就只有后来孙吴集团辈分最高的人物程普。张角发动叛乱时孙坚得到了朱儁的提拔并和曹操一样在家乡组织了一支军队开赴战场，尽管首战的表现不太尽如人意——他当时与部队走失并身负重伤，险些就地阵亡了，但随后他又在一次攻城战中表现优异，因此被长期留在了政府和军队中供职。
孙坚政治生命的飞跃很有趣地与董卓挂上了关系。当时两人都参与了针对西北叛军的战争，董卓是一方面的指挥官，但却对上司十分不礼貌。虽然熟悉董卓的人都了解并容忍了他的这种性格，但是孙坚同样是一个性格十分暴躁的人，结果他当场要求长官斩杀董卓，但却没有得到允许，相反还被调回了中央。
此事的后续却很让人矛盾，因为政府军基本被全歼，唯有董卓带着自己的部队返回了大本营，所以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孙坚之前所提出的是一个错误的意见。不过孙坚却没时间思考太多，因为他很快被调到了位于今天湖南的长沙郡担任郡长并指挥平定当地的叛乱。在这里孙坚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甚至因此被授予了县级侯爵的爵位：这是那个时代平常人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事实上刘宏在当皇帝以前也不过是一个县级侯爵而已。
尽管取得了事业的辉煌，但孙坚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定位仍然十分悲观。据说有一次长沙的叛贼逃到了临近郡内，孙坚仍然准备跨境追捕，他的秘书认为这并不必要，而他却表示只有军事行动才能够让自己这种身份的人获得升迁。这种政治自卑感一直伴随着孙坚，进而使他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分裂人格：一方面，他蔑视甚至是仇视权威人物；另一方面，他又不敢真正反对权威。这个问题最终也导致了他本人的灭亡，并几乎埋葬了刚刚成型的自己家族的集团。
孙坚在董卓执政后的行为十分令人困惑，他似乎和曹操同时起的兵，然后却开始不断杀害长沙与洛阳之间的地方行政长官，这其中就包括荆州州长王睿和南阳郡长张咨——后者是周毖、伍琼向董卓推荐的官员，但他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袁绍集合的反董起兵首领名单中，大概此时已经遇害了。至于他为何要这么做，我们无法了解，可能是个人恩怨，也可能是别的。我个人认为这是孙坚长期遭到权威人士排斥而产生的反社会行为，他希望借此而获得民众的目光，于是便趁机清除掉了二人。
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因为当袁绍等人仍然在犹豫不决之际，孙坚能和曹操一样举起了反对董卓的大旗，这种政治影响已经非同小可，杀掉两个同僚只会减损而不是增加他在民众中的评价，所以我们以此也可以得出孙坚缺乏理性政治头脑的结论，而这个问题还表现在他的另一个决策上，那就是如何处理同袁术的关系问题。
与曹操不同的是，孙坚一开始就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和部下，而且还是一郡之长、高级勋爵，所以他完全可以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到对董卓的战争中，但这时，他遇到了袁术。袁术几乎是两手空空来到的南阳，而此时的孙坚已经拥有了上万的军队和对当地的实际控制权。但情况在两人的一番会晤后发生了逆转，孙坚不但在口头而且在行动上都表示了对袁术的绝对效忠，从此而成为了袁术的附庸。
这便是强大家族在政坛上的影响，尽管袁术几乎是完全凭借孙坚的力量而崛起，但孙坚却只能对袁术表示臣服。因为他眼前的这个人不是王睿、张咨，而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人物，这种贵族的光环是袁术父辈、祖辈等好几代人积累的宝贵政治财富，它让孙坚根本来不及睁开自己的双眼，所以只能选择低头。大概和很多人一样，孙坚认为袁术、袁绍等人才是历史的主角，而自己的角色就是帮助这些人成就事业，然后从中分得一些奖励，仅此而已。
至于三国三巨头中的另一位，人称“像猛禽一样的英雄”的刘备，此时却并没有任何表出彩表现。虽然在镇压张角的队伍中崭露了头角，但年轻的刘备很快便为自己狂妄的性格而付出了代价。在退伍并被安排再就业为一个县的司法负责人后，刘备对前来考察工作的郡长秘书进行了捆绑和鞭打，理由是对方对自己不够尊重。因为这一恶性事件，他被迫逃亡了近五年时间，错失了一段发展的好时机，所以当大家都忙这忙那时刘备只能前往投靠自己的老同学公孙瓒，而不是像小说家所说的那样在对董卓的战争中有光彩表现——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任何表现。
不过刘备并不是毫无收获的，因为时间检验了他身边两个最受信赖的人的忠诚，他们分别是来自今山西地区的杀人逃犯关羽和刘备的同乡张飞。民间故事流传说三人曾结拜为兄弟，这点虽然无法被考证，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刘备对二人的信任和二人对刘备的忠诚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也成为了后来第三汉王朝的创始级别人物。
这便是公元189、190年之交的中国政局情况。
第八讲 从对弈走向牌局（上）
针对董卓的战争于公元190年开始打响，虽然被卷入的政治人物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帝国中的很大一部分掌权人物仍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甚至更多地是对董卓掌握的皇帝表明效忠，而这种情况明显是对袁绍等人非常不利的。
尽管袁绍袁术都成为了反对董卓的核心人物，但他们在洛阳的叔父、当时帝国的首相袁隗却没有对董卓发表任何反对意见，同样持这一态度的还有与他一起共事的很多官僚，以及拥兵在外的皇甫嵩与朱儁。皇甫嵩原本是唯一可以正面对抗董卓的人物，因为袁绍等人虽然纠集了十余万军队，但大多是一群民兵部队，根本没有与董卓的正规军进行交锋的能力，这点参考反董联盟中的王匡（河内郡郡长）、曹操和孙坚的经历便可以看出——三人都曾单独发起对董卓的挑战，但都被轻易打败。三场败仗让原本就畏惧董卓的袁绍等人更没有勇气对洛阳发起进攻，所以决战的时间被无限期延迟了。
当时皇甫嵩在长安地区掌握了数万精兵，而且他又是大家所公认且名副其实的军事天才，所以假如他现在出兵进攻董卓的话，时局将如何走向确实为犹未可知。与此同时，史书有提到朱儁在当时的军队中有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这群人随时可以转化为一支强大雇佣军的骨干力量，再加上已积累的社会威望，朱儁完全可以及时与袁绍等人联合以对董卓造成构成巨大威胁。
遗憾的是，这两个人最终都选择了臣服董卓，随后他们都遭到了董卓非常傲慢的羞辱——董卓甚至意图奸污皇甫嵩叔父（也就是那个凉州三大名将之一）的妻子，结果直接导致了该名女子的死亡（因为反抗而被杀害）。但即便如此，皇甫嵩仍然对董卓表示服从，因为这大概就是他的性格。而朱儁在之后选择了反叛，但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他很快便被董卓所击溃。
显然董卓是强大的，他的这系列胜利威慑住了许多仍然在观望的地方实权人物，这其中就包括公孙瓒的直接上级、具有崇高威望的皇族成员刘虞。刘虞的先祖是第二汉王朝的创始人刘秀的长子，但此人因为政治问题而被迫让出了皇位继承权，所以刘虞在两百年后也只能和刘备一样以平民皇族的身份在社会上生存（当然，他的生活条件还是比刘备好很多的），但这也给了他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
刘虞有着丰富的从政经历并在平定北方张纯的叛乱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当时刘备的同学、战争狂人公孙瓒已经在战场上被张纯等所击败，而刘虞却直接用说服的办法瓦解了协助张纯的蛮族，然后他便收到了对方赠与自己的礼物——张纯的脑袋。这看似神话般的平叛经历全都应归功于他之前担任幽州州长期间对蛮族的宽容政策，刘虞因此而声名大振，从而成为了当时最有威望的政治人物。高贵的出身、高尚的个人品德和出色的政治手腕，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对完美政治家的解释，刘虞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大家都在等待刘虞对董卓政府的表态，但他却迟迟不发表意见，反而玩起了两面派作风：他一边与袁绍等人保持着良好往来，一边仍然向董卓控制的中央表示效忠。而当袁绍想废弃董卓手上的皇帝而拥护刘虞为帝时，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发怒地说道：“假如你们真要这么做，我宁愿跑到蛮族的部落去也不愿与你们为伍！”
刘虞的选择其实等于是对董卓政权的默认与支持，而他的行为也深深影响了另一位地方大员、同时也是皇族出身的三国重要人物，那就是刘表。刘表是一个资历非常深的知识分子，他在168年前便已经是闻名全国的三十四个政坛重要人物之一（张邈也是其中的一个，但和刘表还有一定差距），那时候曹操等人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而已。
因为宦官的迫害，刘表在外流亡了很多年，后来加入了何进的政治俱乐部，再后来便留在了中央，担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董卓掌权后因为荆州州长被孙坚斩杀，刘表随即被任命为新一届州长并立刻前往赴任——这并不是一件好差事，因为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进入一个充满危险的地区，既要防止自己被不断反叛的盗贼干掉，又要避免和王睿一样被孙坚给杀死。
事实证明刘表已经算是自己那一辈人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之一，因为他很快便清除掉了荆州的反对人士，而他成功的秘诀在于团结那些支持自己的荆州大领主们。随后刘表选择了臣服而不是对抗董卓，然后尽量不干涉北方的战争，正是这种政策保证了荆州地区获得了近20年的和平并成为了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一个难民营，而这些情况都在客观上对当时长江中游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和刘表一样手握重权但不肯轻易表态的重要人物还有位于今天四川境内的益州州长刘焉和江苏、山东一带的徐州州长陶谦，他们的情况与刘表以及刘虞都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于刘表，刘焉和陶谦都在自己的底盘上掌权了很多年，类似刘表联合地方服从派而打压反对派的事件早已在益州和徐州上演过；而相比于刘虞，他们对自己辖区的控制也明显要强势得多，因为刘虞公孙瓒始终与刘虞有分歧，而益州和徐州类似这样的人早已被刘焉和陶谦给清洗掉了。
刘焉和陶谦同样也拒绝对董卓的行为发表公开申明并选择相关的阵营站队，不过他们的出发点却是不相同的。刘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渴望皇冠的人物，所以他是早有预谋地来到益州担任的州长，因为这个地方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很适合割据而存在，同时当时还流传着一个有关益州地区会诞生帝王的传说，于是刘焉便信以为真了。之后尽管董卓有发起对益州的攻势，但刘焉除了象征性防守外仍然拒绝与袁绍等人一起公开倒董，因为他只想扩充自己实力，所以并不在乎支持或者反对董卓。
而陶谦的思想却更类似近代的地方自治主义者，他没有太多政治野心，只想在徐州境内维持一方和平。不过这并不代表陶谦就是一个支持董卓的人，事实上当朱儁公开反对董卓的时候他便公开资助了对方三千军队和一部分军饷，即便朱儁后来被击溃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立场。
朱儁事情很清晰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正是因为中央那些有威望的政客屈服于董卓，所以地方才没能完全集合起来反对他，而只要有一个类似朱儁的人站出来情况便大不一样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公开反对董卓的人，其年龄段都在30~40岁上下，而选择中立的那些人则年纪明显偏大，并且都是已经在社会上确定了自己地位的人，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年龄影响政见的案例。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人的思想激进度是与年纪的大小成负相关的。
通过对局势的分析来看袁绍等人似乎是无法打败董卓的，所以这场内战没多久便成为了静坐战。当曹操在汴河被董卓手下打得丢盔弃甲而逃回袁绍等人的大本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同事们竟然只是在举行各种娱乐性质的集会，完全没有与敌人进行战斗的觉悟。他愤怒地向众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提出了一个由各路将领分工合作，然后从东、南两面、自黄河中游到汉江上游包抄并消灭董卓的计划，但是却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最后，曹操离开了他们，独自前往南方寻求新的帮助。
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曹操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因为现在看来他的那个所谓的包抄计划其实只能算是纸上谈兵。一方面，信息的不畅通根本无法让原本就没有实际统一领导的袁绍等人完成这么一个大纵深的计划，另一方面，曹操其实已经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一个事实：面对董卓手下的正规军，即便是有战争经历的曹操指挥作战尚且要失败，更何况是那些从没有参加过战争的袁绍等人？何况曹操还没遇见董卓的主力，甚至是他的嫡系都没碰到呢（事实上董卓的嫡系部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倒是这位战胜了曹操的军官竟然和打败了孙坚的那位是同一人，有时候真正有能力的人往往没有在更合适的位置上，这是历史和现实多次证明了的）！
假如董卓能明白自己现在的优势而趁胜追击，那袁绍等人就不免要流亡或者投降了，而历史上估计就不会存在“三国”这个名词了。然而，孙坚却在无意中打破了历史的格局，进而将所有人都拖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孙坚出人意料地在被董卓打败后打了一个大胜仗，而且还击毙了董卓手下的一个名叫华雄的重要军事长官——此人在民间被长期宣传为是被关羽所杀，而实际上关羽本人现在正和刘备、张飞一起前往公孙瓒处寻求庇护。孙坚的胜利给了曹操等人以希望，同时也给了董卓以压力，因为他打破了董卓不可战胜的神话，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于是时局的走向越发让人不可琢磨了起来。
针对董卓的战争于公元190年开始打响，虽然被卷入的政治人物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帝国中的很大一部分掌权人物仍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甚至更多地是对董卓掌握的皇帝表明效忠，而这种情况明显是对袁绍等人非常不利的。
尽管袁绍袁术都成为了反对董卓的核心人物，但他们在洛阳的叔父、当时帝国的首相袁隗却没有对董卓发表任何反对意见，同样持这一态度的还有与他一起共事的很多官僚，以及拥兵在外的皇甫嵩与朱儁。皇甫嵩原本是唯一可以正面对抗董卓的人物，因为袁绍等人虽然纠集了十余万军队，但大多是一群民兵部队，根本没有与董卓的正规军进行交锋的能力，这点参考反董联盟中的王匡（河内郡郡长）、曹操和孙坚的经历便可以看出——三人都曾单独发起对董卓的挑战，但都被轻易打败。三场败仗让原本就畏惧董卓的袁绍等人更没有勇气对洛阳发起进攻，所以决战的时间被无限期延迟了。
当时皇甫嵩在长安地区掌握了数万精兵，而且他又是大家所公认且名副其实的军事天才，所以假如他现在出兵进攻董卓的话，时局将如何走向确实为犹未可知。与此同时，史书有提到朱儁在当时的军队中有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这群人随时可以转化为一支强大雇佣军的骨干力量，再加上已积累的社会威望，朱儁完全可以及时与袁绍等人联合以对董卓造成构成巨大威胁。
遗憾的是，这两个人最终都选择了臣服董卓，随后他们都遭到了董卓非常傲慢的羞辱——董卓甚至意图奸污皇甫嵩叔父（也就是那个凉州三大名将之一）的妻子，结果直接导致了该名女子的死亡（因为反抗而被杀害）。但即便如此，皇甫嵩仍然对董卓表示服从，因为这大概就是他的性格。而朱儁在之后选择了反叛，但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他很快便被董卓所击溃。
显然董卓是强大的，他的这系列胜利威慑住了许多仍然在观望的地方实权人物，这其中就包括公孙瓒的直接上级、具有崇高威望的皇族成员刘虞。刘虞的先祖是第二汉王朝的创始人刘秀的长子，但此人因为政治问题而被迫让出了皇位继承权，所以刘虞在两百年后也只能和刘备一样以平民皇族的身份在社会上生存（当然，他的生活条件还是比刘备好很多的），但这也给了他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
刘虞有着丰富的从政经历并在平定北方张纯的叛乱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当时刘备的同学、战争狂人公孙瓒已经在战场上被张纯等所击败，而刘虞却直接用说服的办法瓦解了协助张纯的蛮族，然后他便收到了对方赠与自己的礼物——张纯的脑袋。这看似神话般的平叛经历全都应归功于他之前担任幽州州长期间对蛮族的宽容政策，刘虞因此而声名大振，从而成为了当时最有威望的政治人物。高贵的出身、高尚的个人品德和出色的政治手腕，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对完美政治家的解释，刘虞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大家都在等待刘虞对董卓政府的表态，但他却迟迟不发表意见，反而玩起了两面派作风：他一边与袁绍等人保持着良好往来，一边仍然向董卓控制的中央表示效忠。而当袁绍想废弃董卓手上的皇帝而拥护刘虞为帝时，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发怒地说道：“假如你们真要这么做，我宁愿跑到蛮族的部落去也不愿与你们为伍！”
刘虞的选择其实等于是对董卓政权的默认与支持，而他的行为也深深影响了另一位地方大员、同时也是皇族出身的三国重要人物，那就是刘表。刘表是一个资历非常深的知识分子，他在168年前便已经是闻名全国的三十四个政坛重要人物之一（张邈也是其中的一个，但和刘表还有一定差距），那时候曹操等人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而已。
因为宦官的迫害，刘表在外流亡了很多年，后来加入了何进的政治俱乐部，再后来便留在了中央，担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董卓掌权后因为荆州州长被孙坚斩杀，刘表随即被任命为新一届州长并立刻前往赴任——这并不是一件好差事，因为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进入一个充满危险的地区，既要防止自己被不断反叛的盗贼干掉，又要避免和王睿一样被孙坚给杀死。
事实证明刘表已经算是自己那一辈人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之一，因为他很快便清除掉了荆州的反对人士，而他成功的秘诀在于团结那些支持自己的荆州大领主们。随后刘表选择了臣服而不是对抗董卓，然后尽量不干涉北方的战争，正是这种政策保证了荆州地区获得了近20年的和平并成为了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一个难民营，而这些情况都在客观上对当时长江中游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和刘表一样手握重权但不肯轻易表态的重要人物还有位于今天四川境内的益州州长刘焉和江苏、山东一带的徐州州长陶谦，他们的情况与刘表以及刘虞都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于刘表，刘焉和陶谦都在自己的底盘上掌权了很多年，类似刘表联合地方服从派而打压反对派的事件早已在益州和徐州上演过；而相比于刘虞，他们对自己辖区的控制也明显要强势得多，因为刘虞公孙瓒始终与刘虞有分歧，而益州和徐州类似这样的人早已被刘焉和陶谦给清洗掉了。
刘焉和陶谦同样也拒绝对董卓的行为发表公开申明并选择相关的阵营站队，不过他们的出发点却是不相同的。刘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渴望皇冠的人物，所以他是早有预谋地来到益州担任的州长，因为这个地方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很适合割据而存在，同时当时还流传着一个有关益州地区会诞生帝王的传说，于是刘焉便信以为真了。之后尽管董卓有发起对益州的攻势，但刘焉除了象征性防守外仍然拒绝与袁绍等人一起公开倒董，因为他只想扩充自己实力，所以并不在乎支持或者反对董卓。
而陶谦的思想却更类似近代的地方自治主义者，他没有太多政治野心，只想在徐州境内维持一方和平。不过这并不代表陶谦就是一个支持董卓的人，事实上当朱儁公开反对董卓的时候他便公开资助了对方三千军队和一部分军饷，即便朱儁后来被击溃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立场。
朱儁事情很清晰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正是因为中央那些有威望的政客屈服于董卓，所以地方才没能完全集合起来反对他，而只要有一个类似朱儁的人站出来情况便大不一样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公开反对董卓的人，其年龄段都在30~40岁上下，而选择中立的那些人则年纪明显偏大，并且都是已经在社会上确定了自己地位的人，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年龄影响政见的案例。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人的思想激进度是与年纪的大小成负相关的。
通过对局势的分析来看袁绍等人似乎是无法打败董卓的，所以这场内战没多久便成为了静坐战。当曹操在汴河被董卓手下打得丢盔弃甲而逃回袁绍等人的大本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同事们竟然只是在举行各种娱乐性质的集会，完全没有与敌人进行战斗的觉悟。他愤怒地向众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提出了一个由各路将领分工合作，然后从东、南两面、自黄河中游到汉江上游包抄并消灭董卓的计划，但是却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最后，曹操离开了他们，独自前往南方寻求新的帮助。
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曹操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因为现在看来他的那个所谓的包抄计划其实只能算是纸上谈兵。一方面，信息的不畅通根本无法让原本就没有实际统一领导的袁绍等人完成这么一个大纵深的计划，另一方面，曹操其实已经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一个事实：面对董卓手下的正规军，即便是有战争经历的曹操指挥作战尚且要失败，更何况是那些从没有参加过战争的袁绍等人？何况曹操还没遇见董卓的主力，甚至是他的嫡系都没碰到呢（事实上董卓的嫡系部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倒是这位战胜了曹操的军官竟然和打败了孙坚的那位是同一人，有时候真正有能力的人往往没有在更合适的位置上，这是历史和现实多次证明了的）！
假如董卓能明白自己现在的优势而趁胜追击，那袁绍等人就不免要流亡或者投降了，而历史上估计就不会存在“三国”这个名词了。然而，孙坚却在无意中打破了历史的格局，进而将所有人都拖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孙坚出人意料地在被董卓打败后打了一个大胜仗，而且还击毙了董卓手下的一个名叫华雄的重要军事长官——此人在民间被长期宣传为是被关羽所杀，而实际上关羽本人现在正和刘备、张飞一起前往公孙瓒处寻求庇护。孙坚的胜利给了曹操等人以希望，同时也给了董卓以压力，因为他打破了董卓不可战胜的神话，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于是时局的走向越发让人不可琢磨了起来。
第九讲 从对弈走向牌局（下）
毋庸置疑的是，孙坚曾经给董卓留下过深刻印象，毕竟当年在西北战场时他便建议长官要处决董卓，而现在他又给了董卓以巨大的压力。因为战争失败而导致政府倒台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董卓向孙坚摇出了橄榄枝，但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此时孙坚的军队已经非常庞大了，假如他奋力与董卓进行决战，则董卓是否会提前灭亡将是个不确定的问题。
但他却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原因则是来自两方面的。
首先是袁术因为孙坚发展太快而对他表示了怀疑，于是减少了对其军队的粮食补给，这让一路凯旋的孙坚被迫停止前进，而他本人也不得不从前线赶到后方再次对袁术表示忠心。其次董卓认为孙坚的势头实在太猛而洛阳地理位置太突出，容易遭受攻击，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无比正确但又非常失败的决定——将第二汉王朝的国都迁往长安。
之所以说这个决定正确，那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讲的。长安即今天陕西的西安，此地位于地势较高的黄土高原上，易守难攻，具有很强的军事防御价值；另外此地紧挨董卓的家乡巢凉州，可以算是他固有的势力范围，当地人的支持可以帮助其站稳自己的脚跟。
但如果就政治上来讲的话迁都长安又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因为董卓的支持度已经因为不能约束部下而大幅度下降了，现在仓促迁都并驱使数十万洛阳居民前往长安，其对洛阳、长安两地造成的社会动荡都是难以估量的。历史的记载表明这次迁都行动更像是一场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董卓以他的军队劫持了洛阳附近的居民一路向西迁往长安，沿途毫不顾忌人质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大量平民死于仓促的迁徙和无纪律的军队之手，两个首都之间的道路上充满了被抛弃不管的尸体。
毫无疑问，这次迁都让董卓的社会威望又跌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董卓的离开实际上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地向世人宣布这么一个讯息：我害怕我的敌人们；或者说是，我正在逃跑——民众一般很难分清所谓的“逃跑”和“战略转移”之间的区别，此时的董卓已经处在了一个十分不利的舆论位置上。
更糟糕的事情在于，迁都一事遭到了上层官僚的集体抵制，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高官对董卓的这一决定表示了强烈反对，而对比他们对于刘辩被废黜时的冷漠，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是利益而不是道德才让这群人团结在皇帝的身边，因为皇帝的废立不会太多影响他们的利益，而迁都必将导致他们与自己故乡的私人财产相分离，这也是大家拒绝前往长安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此时反对董卓已经意义不大，因为他们都无力改变这个人的决定。无奈之下，许多人选择了逃亡，比如后来曹操手下的重要参谋华歆、荀彧，都是在此时离开的中央政府，而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得罪权贵的卢植先生也请了个病假然后逃回了故乡，而等董卓后悔而想要追杀他时为时已晚。
此时正是袁绍等人进攻董卓的好机会，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在相互间开始了无休止的内讧。一起恶性事件标志着反董联盟的解体：东郡郡长乔瑁因为无法考证的原因，被盟友、同时也是自己上级的兖州州长刘岱杀害。从此以后，除了口头上的呼喊，我们再未看到袁绍等人有对董卓采取任何军事打击措施——事实上他们似乎从来也没有过。
从此以后，中国政治的格局就由两个阵营的对抗变成了一群人的牌局，不受约束的军阀混战历史也从此而开始了。而当董卓退守长安并表现出彻底放弃帝国东部领土的控制权后，隐藏于反董联盟中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一场以袁绍和袁术之间斗争为核心的大对决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袁绍与袁术的矛盾我们已在第七讲中有所叙述，不过尽管两人心理上的隔阂一直存在，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公开撕破脸。此时东方各军阀之间的斗争仍然是局部的、无组织的行动，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当属袁绍，他凭借家族崇高的威望和手下出色谋划而和平夺取了自己盟友、冀州州长韩馥的地盘。身为联盟领袖而做出这样的事情，袁绍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但是他本人却并不在乎，因为毕竟冀州是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一块土地。
其他地方之所以没有快速进入混战阶段，这大概是受到农民暴动影响的缘故。比如当时的陶谦就被黄巾军的余党伤透了脑筋，以至于他不得不请孙坚帮忙派出一位名叫朱治的将领前往徐州协助他平叛。而陶谦的地方自治主义又不可避免地将徐州的黄巾军赶到了青州和幽州，结果公孙瓒被迫在两州交界地带与数十万叛军进行了一场大决战，结果取得了辉煌胜利。这场战争让公孙瓒获得了与刘虞并驾齐驱的声望，但却更加加大了两人在有关幽州地区最高统治权上的分歧。
当农民起义军被暂时打压下去的时候，军阀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寻找可以结交的盟友。一番外交攻势之后，袁绍和刘表、曹操结成了同盟而袁术与陶谦、公孙瓒站到了一起，一时间双方燃起的战火从长城一带烧到了长江流域，按照曹操后来的回忆，白骨化的尸体充满了荒野，行走上千里的路途都不能听到平民养的家禽的叫声（因为人都死光了）。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绝不次于黄巾之乱，或者更为甚之。
曹操原本是没有资格参与这场大博弈的，因为自从前线战败后他就过了一段十分糟糕的日子。父亲拒绝资助他继续作战，而南方有权势的朋友帮他招募的士兵走一半便哗变、逃亡得所剩无几，狼狈的他只能再次逃到河南并极有可能接受了袁绍的庇护——作为高级官僚的孩子，两人很早便相识并保持了不错的友谊，这也是曹操最后仍然选择投奔袁绍而对方也愿意接纳他的原因。
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曹操有再对袁绍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而且当袁绍重新回到河北时曹操选择了继续呆在河南。这时他的机遇也随之而来，首先是因为郡长被害而陷入混乱局面的东郡请曹操过来成为了新一任郡长，接着杀死曹操前任的那位兖州州长也在与黄巾的战斗中殉了职，他的下级在找不到合适继承人选的时候将曹操推上了州长的位置。
当然，曹操也是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若不是靠成功打退了这些农民叛军，他也不可能稳定占据这两个重要职务。而除了职务上的变动，曹操还收编了三十万来自青州黄巾军（应该是被陶谦和公孙瓒驱赶来的）为己所用，这也让他一跃而成为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
孙坚的遭遇则颇为让人同情。原本他应该与董卓一较高下的，但袁术并不支持这种损耗实力的行为，所以他压制了孙坚的意图并充分将其当做扩充自己实力的工具。这时刘表已经确立了自己在荆州的地位，而这是袁术与孙坚都比较反感的，于是他们决定南下与正在襄阳工作的刘表进行决战，要么驱逐他，要么杀死他。战争结果出人意料，孙坚遭遇了刘表部将黄祖的伏击，当场阵亡。
孙坚的死去稳定了刘表在荆州的权力，同时给与了袁术和孙坚的家人以重大打击。几乎同时，袁术在北方的盟友公孙瓒也在与袁绍的对抗中落了下风。在一场发生在一座小桥附近的会战中，袁绍以弱势兵力挡住了孙坚的步骑兵大军，同时通过合理的弓箭兵组合狙击了公孙瓒的起兵精锐。袁绍本人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锻炼：当时他被小股敌军包围在了一个角落，他的亲信劝他躲到一处小建筑物下，但被拒绝。袁绍很勇敢地表示要么战死，要么战胜。
结果，他取得了胜利。
随后爆发的对抗来自曹操和陶谦，两人因为各自支持袁绍和公孙瓒的立场而大打出手，结果曹操占据了很大优势。之后曹操的父亲曹嵩又突然被陶谦的部下抢劫、杀害，这对曹操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于是他宣布要与陶谦一直战斗下去。
几乎遭到灭亡的陶谦很意外地在刘备的帮助下守住了徐州，后者是公孙瓒派来援助盟友的人物。刘备随后留在了陶谦身边并极力挽留自己在公孙瓒处认识的河北壮士、号称三国时期最勇敢的武将赵云，但被对方拒绝。当时正遇上赵云的哥哥去世，于是他便向公孙瓒请假以回家参加葬礼。但刘备不知为何却知道赵云这一去是不会再回来了，于是便向对方提出了挽留，但赵云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终究还是做不到背叛道德啊！”
至今我们并不能清楚赵云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但我认为他是想表达两个含义。一方面，哥哥去世弟弟理应回去参加葬礼，这是道德的要求；另一方面，赵云原本认为公孙瓒是一个正义的将军，结果却发现他最大爱好只是杀戮，所以便失望地要求离开。
赵云不久后便会发现刘备其实也已经在思想上开始与公孙瓒产生了分歧，而他这次前往徐州也是准备彻底离开的对方。老同学在幽州的表现明显与刘备的政治理想不相符合，若不是因为有旧的交情，刘备可能更愿意与曹操等人靠拢而不是继续为嗜血的公孙瓒服务。再加上陶谦在徐州的政绩似乎也得到了刘备的尊重，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这里而不是幽州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
徐州攻防的另一个历史意义在于它开启了曹操与刘备这两个同时代最杰出政治人物之间长达近三十年的恩怨情仇，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两人从中年鏖战到老年（虽然也有过合作），可以说他们两人确实要为三国后长时间的战乱和分裂负主要责任。不过这两个当事人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事业的成败，套用曹操本人对刘备亲口说的话：“这世界上唯一的两个英雄，就是你和我啊！”
现在我们要暂时放下东方的历史，因为就在同时，帝国的西部出现了一件影响更大的事件——董卓死了。而这，也是我们下一讲要叙述的内容。
毋庸置疑的是，孙坚曾经给董卓留下过深刻印象，毕竟当年在西北战场时他便建议长官要处决董卓，而现在他又给了董卓以巨大的压力。因为战争失败而导致政府倒台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董卓向孙坚摇出了橄榄枝，但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此时孙坚的军队已经非常庞大了，假如他奋力与董卓进行决战，则董卓是否会提前灭亡将是个不确定的问题。
但他却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原因则是来自两方面的。
首先是袁术因为孙坚发展太快而对他表示了怀疑，于是减少了对其军队的粮食补给，这让一路凯旋的孙坚被迫停止前进，而他本人也不得不从前线赶到后方再次对袁术表示忠心。其次董卓认为孙坚的势头实在太猛而洛阳地理位置太突出，容易遭受攻击，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无比正确但又非常失败的决定——将第二汉王朝的国都迁往长安。
之所以说这个决定正确，那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讲的。长安即今天陕西的西安，此地位于地势较高的黄土高原上，易守难攻，具有很强的军事防御价值；另外此地紧挨董卓的家乡巢凉州，可以算是他固有的势力范围，当地人的支持可以帮助其站稳自己的脚跟。
但如果就政治上来讲的话迁都长安又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因为董卓的支持度已经因为不能约束部下而大幅度下降了，现在仓促迁都并驱使数十万洛阳居民前往长安，其对洛阳、长安两地造成的社会动荡都是难以估量的。历史的记载表明这次迁都行动更像是一场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董卓以他的军队劫持了洛阳附近的居民一路向西迁往长安，沿途毫不顾忌人质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大量平民死于仓促的迁徙和无纪律的军队之手，两个首都之间的道路上充满了被抛弃不管的尸体。
毫无疑问，这次迁都让董卓的社会威望又跌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董卓的离开实际上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地向世人宣布这么一个讯息：我害怕我的敌人们；或者说是，我正在逃跑——民众一般很难分清所谓的“逃跑”和“战略转移”之间的区别，此时的董卓已经处在了一个十分不利的舆论位置上。
更糟糕的事情在于，迁都一事遭到了上层官僚的集体抵制，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高官对董卓的这一决定表示了强烈反对，而对比他们对于刘辩被废黜时的冷漠，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是利益而不是道德才让这群人团结在皇帝的身边，因为皇帝的废立不会太多影响他们的利益，而迁都必将导致他们与自己故乡的私人财产相分离，这也是大家拒绝前往长安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此时反对董卓已经意义不大，因为他们都无力改变这个人的决定。无奈之下，许多人选择了逃亡，比如后来曹操手下的重要参谋华歆、荀彧，都是在此时离开的中央政府，而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得罪权贵的卢植先生也请了个病假然后逃回了故乡，而等董卓后悔而想要追杀他时为时已晚。
此时正是袁绍等人进攻董卓的好机会，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在相互间开始了无休止的内讧。一起恶性事件标志着反董联盟的解体：东郡郡长乔瑁因为无法考证的原因，被盟友、同时也是自己上级的兖州州长刘岱杀害。从此以后，除了口头上的呼喊，我们再未看到袁绍等人有对董卓采取任何军事打击措施——事实上他们似乎从来也没有过。
从此以后，中国政治的格局就由两个阵营的对抗变成了一群人的牌局，不受约束的军阀混战历史也从此而开始了。而当董卓退守长安并表现出彻底放弃帝国东部领土的控制权后，隐藏于反董联盟中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一场以袁绍和袁术之间斗争为核心的大对决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袁绍与袁术的矛盾我们已在第七讲中有所叙述，不过尽管两人心理上的隔阂一直存在，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公开撕破脸。此时东方各军阀之间的斗争仍然是局部的、无组织的行动，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当属袁绍，他凭借家族崇高的威望和手下出色谋划而和平夺取了自己盟友、冀州州长韩馥的地盘。身为联盟领袖而做出这样的事情，袁绍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但是他本人却并不在乎，因为毕竟冀州是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一块土地。
其他地方之所以没有快速进入混战阶段，这大概是受到农民暴动影响的缘故。比如当时的陶谦就被黄巾军的余党伤透了脑筋，以至于他不得不请孙坚帮忙派出一位名叫朱治的将领前往徐州协助他平叛。而陶谦的地方自治主义又不可避免地将徐州的黄巾军赶到了青州和幽州，结果公孙瓒被迫在两州交界地带与数十万叛军进行了一场大决战，结果取得了辉煌胜利。这场战争让公孙瓒获得了与刘虞并驾齐驱的声望，但却更加加大了两人在有关幽州地区最高统治权上的分歧。
当农民起义军被暂时打压下去的时候，军阀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寻找可以结交的盟友。一番外交攻势之后，袁绍和刘表、曹操结成了同盟而袁术与陶谦、公孙瓒站到了一起，一时间双方燃起的战火从长城一带烧到了长江流域，按照曹操后来的回忆，白骨化的尸体充满了荒野，行走上千里的路途都不能听到平民养的家禽的叫声（因为人都死光了）。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绝不次于黄巾之乱，或者更为甚之。
曹操原本是没有资格参与这场大博弈的，因为自从前线战败后他就过了一段十分糟糕的日子。父亲拒绝资助他继续作战，而南方有权势的朋友帮他招募的士兵走一半便哗变、逃亡得所剩无几，狼狈的他只能再次逃到河南并极有可能接受了袁绍的庇护——作为高级官僚的孩子，两人很早便相识并保持了不错的友谊，这也是曹操最后仍然选择投奔袁绍而对方也愿意接纳他的原因。
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曹操有再对袁绍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而且当袁绍重新回到河北时曹操选择了继续呆在河南。这时他的机遇也随之而来，首先是因为郡长被害而陷入混乱局面的东郡请曹操过来成为了新一任郡长，接着杀死曹操前任的那位兖州州长也在与黄巾的战斗中殉了职，他的下级在找不到合适继承人选的时候将曹操推上了州长的位置。
当然，曹操也是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若不是靠成功打退了这些农民叛军，他也不可能稳定占据这两个重要职务。而除了职务上的变动，曹操还收编了三十万来自青州黄巾军（应该是被陶谦和公孙瓒驱赶来的）为己所用，这也让他一跃而成为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
孙坚的遭遇则颇为让人同情。原本他应该与董卓一较高下的，但袁术并不支持这种损耗实力的行为，所以他压制了孙坚的意图并充分将其当做扩充自己实力的工具。这时刘表已经确立了自己在荆州的地位，而这是袁术与孙坚都比较反感的，于是他们决定南下与正在襄阳工作的刘表进行决战，要么驱逐他，要么杀死他。战争结果出人意料，孙坚遭遇了刘表部将黄祖的伏击，当场阵亡。
孙坚的死去稳定了刘表在荆州的权力，同时给与了袁术和孙坚的家人以重大打击。几乎同时，袁术在北方的盟友公孙瓒也在与袁绍的对抗中落了下风。在一场发生在一座小桥附近的会战中，袁绍以弱势兵力挡住了孙坚的步骑兵大军，同时通过合理的弓箭兵组合狙击了公孙瓒的起兵精锐。袁绍本人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锻炼：当时他被小股敌军包围在了一个角落，他的亲信劝他躲到一处小建筑物下，但被拒绝。袁绍很勇敢地表示要么战死，要么战胜。
结果，他取得了胜利。
随后爆发的对抗来自曹操和陶谦，两人因为各自支持袁绍和公孙瓒的立场而大打出手，结果曹操占据了很大优势。之后曹操的父亲曹嵩又突然被陶谦的部下抢劫、杀害，这对曹操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于是他宣布要与陶谦一直战斗下去。
几乎遭到灭亡的陶谦很意外地在刘备的帮助下守住了徐州，后者是公孙瓒派来援助盟友的人物。刘备随后留在了陶谦身边并极力挽留自己在公孙瓒处认识的河北壮士、号称三国时期最勇敢的武将赵云，但被对方拒绝。当时正遇上赵云的哥哥去世，于是他便向公孙瓒请假以回家参加葬礼。但刘备不知为何却知道赵云这一去是不会再回来了，于是便向对方提出了挽留，但赵云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终究还是做不到背叛道德啊！”
至今我们并不能清楚赵云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但我认为他是想表达两个含义。一方面，哥哥去世弟弟理应回去参加葬礼，这是道德的要求；另一方面，赵云原本认为公孙瓒是一个正义的将军，结果却发现他最大爱好只是杀戮，所以便失望地要求离开。
赵云不久后便会发现刘备其实也已经在思想上开始与公孙瓒产生了分歧，而他这次前往徐州也是准备彻底离开的对方。老同学在幽州的表现明显与刘备的政治理想不相符合，若不是因为有旧的交情，刘备可能更愿意与曹操等人靠拢而不是继续为嗜血的公孙瓒服务。再加上陶谦在徐州的政绩似乎也得到了刘备的尊重，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这里而不是幽州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
徐州攻防的另一个历史意义在于它开启了曹操与刘备这两个同时代最杰出政治人物之间长达近三十年的恩怨情仇，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两人从中年鏖战到老年（虽然也有过合作），可以说他们两人确实要为三国后长时间的战乱和分裂负主要责任。不过这两个当事人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事业的成败，套用曹操本人对刘备亲口说的话：“这世界上唯一的两个英雄，就是你和我啊！”
现在我们要暂时放下东方的历史，因为就在同时，帝国的西部出现了一件影响更大的事件——董卓死了。而这，也是我们下一讲要叙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