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能让人抢得先机去。王洪文站起来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赤卫队这个名字不好，现在都是造反派组织，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工人造反司令部，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要由大家选。我们虽然人不多，但是代表了不少工厂，代表了上海的造反派的要求，我再建议把名称加一个‘总’字，定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大家都表示赞同。
“见过毛主席的人到底不一样！”潘国平开玩笑说。
潘国平还只有二十岁，他长得英气勃勃，一表人材。他虽是个普通工人，但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王洪文虽能说会道，比起他来还有打折。
大家提出怎么选负责人。
王洪文刚才替造反派组织取名上的成功已为自己争得了一分。这时他又站起来说：
“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大家是不是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简单经历和为什么要造反，便于选举。”
王洪文说的“彼此不了解”是说给红卫兵听的。各造反派的头头都是互相知根知底的。他知道，在所有的造反派头头中，真正的党员只有他一名，还有一名是暂缓登记的党员，除了“党员”，他还有两块响当当的牌子：“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王洪文的提议合情合理，包炮说：
“介绍后，大家民主选举召开成立大会的主席团名单和司令部的司令、副司令。选举要采取巴黎公社式的原则民主选举，随时撤换。”
大家都表示同意，开始各作自我介绍。介绍完毕后，大家选举了一个由王洪文、潘国平、蒋周法、徐美英、叶昌明、范佐栋、陈阿大等７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并公推王洪文为司令，潘国平为副司令。
包炮立刻叫一个红卫兵起草宣言，不到半个小时，宣言写好了，包炮念给大家听，大家大声表示同意。
大家到对面饮食店去吃了晚饭。饭后继续开会。
大家定于几天后的十一月九日，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因为这天正好是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可以有更多的人参加。大家决定贴海报，发宣言，并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荻秋到会，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丕显和曹荻秋的大会。
包炮决定让出红三司另外占有的巨鹿路六九一号的洋房，给他们作为司令部办公地。
“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潘国平说。
“对！”王洪文立刻表示支持。
“可是，要那么多红布，到哪里去弄布票、钱？”有人为难地说。
“大家跟我来！”王洪文大手一挥，走出门去。

夜已很深了，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是偶尔有夜班车在开，站点上零星了几个人站着。王洪文等一行十来个人来到西藏南路二十五号的“协大祥绸布商店”前，前店门紧闭，便敲起门来。
“协大祥绸布商店”是上海著名的老字号商店，在各繁华地段都有它的分店。
敲了一会，沉重的黑漆木大门终于拉开一条缝，从里面探出一个光头来，是值班的一个老店员：
“啥事？”
“买布！”
“明天来买吧。”
“我们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要做袖章，革命急需，请你们支持！”王洪文说。
还没等王洪文说完，有人早就一个栗凿敲到了光头上，又有人冲上来，对那光头夹脸就是一掌，冲进店去。
几个人拿起店里仅有的几捆红布就走。
“布票呢？钞票呢？”老店员到门口拦住他们。
“我们暂时借用一下，市委会来给帐的。”王洪文说。
王洪文说着，拿出笔记本，打开，飞快地在上面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把这页纸撕下，给老店员。老店员还要说什么，有人上去，一把把他推开，几个人夺门而出。
这几捆红布恐怕远远不够。于是，王洪文又带领大家到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的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用同样的方法弄到了红布。这次不是几捆，而是一大批，他们在街上等了好一会儿，才截住一辆小货车，叫小货车把堆在门口的一大堆红布远走。

从第二天开始，包炮组织红卫兵忙着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印传单和出海报，王洪文等弄了十几架缝纫机，叫来了十几个造反派中会缝纫的女人在红三司联络站做袖章，同时忙着成立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总务组、宣传组等，忙着做一面印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大红旗，忙着准备成立大会的召开，特别是忙着和上海市委斗争。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他因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在一线工作的是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荻秋。王洪文先派人到康平路上的市委办公厅，让工作人员给曹荻秋送了张他们在街上到处张贴的《海报》。
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王洪文给曹荻秋《海报》，是先来个敲山震虎。接着，王洪文便带人到市委办公厅要求见曹荻秋。可是他们始终没有见到曹荻秋的影子。
原来，曹荻秋为了怕被造反派炮轰有碍工作，躲到了衡山路上的衡山宾馆办公。工作人员已经把那张《海报》带给了他，但他不予理睬。原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曹荻秋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违反了中央的精神。为此，他还给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明确地回答：
“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适当的。”

王洪文们见不到曹荻秋，见到的是曹荻秋给市委办公厅打来的电话：
“请刘冠同志接待。”
刘冠是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王洪文没有办法，只得让刘冠“转告曹荻秋”：
“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
最后，王洪文说：
“限于今天下午二时前答复！”
王洪文们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他的“三项严正要求”转告给曹荻秋。曹荻秋立刻召开了市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曹荻秋提出的“三不”：“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电话通知了全市工厂，要求不要去参加“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的成立大会。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按时在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召开。
这是上海最大的室内文化广场，会场呈扇形，阶梯式座位，是召开各种全市性会议的地方。各厂的造反派队伍纷纷到来，他们有的跟着自己的队旗排着队雄纠纠、气昂昂地到来，有的乘着公交专车气派非凡地到来，有的乘着大卡车敲锣打鼓地到来。最活跃的是永忠队的队员，他们已经佩上了“工总司”的红袖章。
当各路造反派进入会场后，会场里显得乱哄哄。各路兵马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各为对立面。又有很多造反派组织觉得自己在工总司的权力有限。王洪文叫副司令潘国平做大会的执行主席主持会议，一来他觉得潘国平口才比他还好，二来他觉得面对这三、四万人的大阵势，他有必要冷静地在一旁指挥，从而控制局面。可是当全体“敬祝”和唱《东方红》后潘国平在话筒前一宣布“大会开始”，就有一群造反派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他们大叫道：
“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

潘国平懵了，那三寸不烂之舌竟像冻结了一样。
“揪出政治扒手！”台下很多造反派组织跟着叫。
有些组织其实对潘国平一无所知。会场大乱，各造反派组织都挥舞起了自己的队旗。
王洪文看局面不对，马上叫潘国平回避，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主持会议。张宝林刚要在话筒前说话，王洪文见国棉十七厂的一群工人挤到主席台前。他一看，竟是“捍卫会”的工人。他们举起拳头叫：
“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把王洪文揪出来！”
王洪文一看善者不来，赶紧扯下胸前那写着“主席团”的红纸条，紧脚到了后台
王洪文在幕布后派人把一张大会发言名单送到张宝林手中，让他赶紧宣布大会开始。张宝林马上宣布：
“现在，大会发言开始！”
第一个发言的人“控诉上海市委，控诉工作队和厂党委”，“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把我关押，把我毒打。”他展示了“血衣”。台下立即群情激昂，揪政治扒手的声音没有了，或者被压了下去，压倒一切的是这样的高呼声：
“打倒上海市委！”
“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把曹荻秋揪出来！”
“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为了把群众的斗争方向更加牢固地引到斗争上海市委的方向上，他马上派人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他觉得今天这个场面要是曹荻秋到会，就能被斗垮。可是电话那头得到了回答是“他不参加”。
接着是永忠队的代表发言。他拿着经王洪文授意写的发言稿，说：
“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纠合了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贯彻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反对群众，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压迫革命派，充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卫士，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台下再次高呼：
“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当那些保皇派骚乱时，王洪文就叫人高呼口号，以压倒他们的声音，使会议得以继续。

当夜幕降临，大会开始宣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宣言读完后，主席团就把工总司的袖章发到各造反派组织中，各造反派组织再发到每个人中。最后会场里全体唱《国际歌》歌声。唱完了《国际歌》大家准备走时，王洪文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大声说：
“革命同志们，无产阶级战友们，请不要走。工总司成立了，但是市委还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要他们答应我们的要求，承认工总司！曹荻秋本来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到现在还没有来。我们要坐在这里等他，他不来就要去请他来！”
王洪文现在毕竟当了官，用了个“请”字。说曹荻秋答应过来，是他讲话时的现场发挥。
王洪文知道被市委承认的重要性。要是不被承认，他们就是不合法的，甚至有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危险，另外，他们不被承认，就得不到政府的物力上的帮助，很难开展工作。
会场里留下了一半多人。那些保皇派组织和有保皇倾向的人以及本来来看热闹的工人都走了，这也使造反派队伍变得纯了。
一会儿，派去“请”曹荻秋的人回来了，他们没有“请”到曹荻秋，而是揪来了一个叫张文豹的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洪文逼张文豹承认“工总司”，张文豹说“我不代表市委”。王洪文于是派去了更多的人，可是派去的人总是陆陆续续地回来，说是找不到曹荻秋。
到了晚上九点多，王洪文和列席会议在主席台就坐的包炮商量后，决定带领大家到市委去，逼迫曹荻秋接见！同时，包炮决定招来在上海串连的一些北京红卫兵以及“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一些红卫兵前来声援。
当红卫兵队伍到时，王洪文便带领大家，向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进发。那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崭新的大旗在队伍前面猎猎飞舞着，大家呼着口号，唱着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语录歌以及《工人阶级硬骨头》等歌曲，引得路人和居民夹道观看。
队伍聚集到市委机关大楼前。他们始终见不到曹荻秋。一个多小时后，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又有很多人走掉了。忽然传来消息：“曹荻秋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队伍于是奔向友谊电影院。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拥进了近一万人。
可是他们等到凌晨二时，还是不见曹荻秋出现。很多人见没有见曹荻秋的希望又回家了。原来说曹荻秋要来接见不过是空穴来风。
这个时候，王洪文上次上北京去上访的经验起了作用，他对工总司的几个头头说：
“我们上北京去告！”
他的提议得到了一致响应。当头头们告诉工总司的队员们时，群情振奋。
于是，工总司造反派向上海火车北站进发。红卫兵们为他们送行，包炮等几个“红三司”联络站的头头为了支持工总司，和他们一起北上。
潘国平走在队伍前面，当他和前面的队员冲进车站检票处时，见一趟列车靠在月台，里面尽是赴京的红卫兵。车子发出一声吼叫，就要起动了。潘国平一声令下：
“上！”

工总司队员冲向列车，从窗口爬进去，因为里面人多从车门根本无法进去。这趟红卫兵专车爬进去了工总司队员一千多人。
王洪文、和包炮走在队伍的中间，他俩和队员们进站时，那趟红卫兵列车窗口也叠满了人，从窗口也没法进去了，而且车子已经徐徐起动。正在这时，王洪文发现有一趟开往郑州的空车正停着，心想到了郑州再作打算，就把手一挥：
“上！”
队员们呼啦一下冲了过去。
二千多队员占领了这趟准备送旅客到郑州的空车。车子已经满了，王洪文叫后面进站的工总司队员，等其他空车的到来。
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第二天晚二十三点发车。王洪文等几个头头和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经过一番软硬兼施，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同意于当天上午七时开车！
列车按时出发。王洪文吃了一颗定心丸，可是，列车开了约十分，还在上海郊区行驶，忽然放慢了速度。王洪文有种不祥的预兆，一问列车长，说是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王洪文觉得有人在捣鬼。他想到的当然是上海市委。
列车慢慢地开进上海郊区嘉定县安亭镇境内。一会儿，它停下，又慢慢倒进一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了。
列车停在几堆木材和煤炭中间，四周是田野。王洪文等几个头头急忙冲到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有关方面挂电话询问。可是他得到的回答都是：
“不知道。”

而且他从上海那边得到消息，潘国平率领工总司队员乘的那趟红卫兵列车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不开了。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队员，本来已经抢占一趟北上列车，按原定时间早开了，现在接到调度室通知，也不开了。
和王洪文所想的一样，这果然是上海市委的“阴谋”。
从工总司召开大会开始，曹荻秋在淮海宾馆里就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听着下级的报告，密切注视着工总司的一举一动。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又不时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特别是向在北京的张春桥联系。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时他还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曹荻秋觉得张春桥这种双重的身份能成为上海市委和中央、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桥梁。得到了中央和中央文革表示对大批工人上京告状不予支持的答复后，曹荻秋便作出了火车停开的决定。
曹荻秋马上叫上海市委有关负责人以上海市委名义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说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
王洪文经和包炮商量后，决定拦车北上！
一辆从上海开出的客车正隆隆驶来。王洪文等几个人脱下帽子或上衣挥舞着，可是客车根本不理，管自开了过去。
第二辆客车驶来时，王洪文叫大家都脱了帽子或上衣挥舞，司机从窗口探出上身来，笑着向大家招手。列车呼啸而过。原来这车上装的是上京串连并去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司机以为这批行军串连的人是在向红卫兵们致敬。车窗口的红卫兵在列车通过他们时，也和司机的想法一样，向他们挥手致敬。

看来只有卧轨拦车了。王洪文要身先士卒，亲自卧轨，他手下的一员猛将，上海红革齿轮厂革命造反兵团团长李阿三站了出来。李阿三二十四岁，农民出身，参过军，天生不怕死。他说：
“王司令，我们这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还要靠你带领和反动的上海市委斗，还要靠你带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当时王洪文和包炮等站在一堆木料上，李阿三站在下面请缨。二千多人看到了这一幕，显得何其壮烈！大家只在电影里、戏文里、书中看到过英雄人物，哪见过真人中的壮士，不禁为之感动！
但王洪文觉得这个时候正是他建功立业信服于人的好时机，而且他看到，由于工人们原来没有打算到北京，没有一点准备，很多人衣衫单薄在寒风发抖，饿、冻使许多工人发烧生病了，作为工人领袖，他冲到前面就能振作士气。他便坚持要自己上。火车还没有来，他就卧到铁轨上。李阿三等几员猛将也跟着他卧了下去。
有人找来了一根麻绳，说是要绑到卧轨者的身上，说万一司机不停车，或停了车车子还向卧轨者驶去时卧轨者来不及逃命，就把卧轨者拉出。可是只有一根绳子，大家都说套在司令身上，王洪文躺着拍了拍胸脯说：
“把安全让给其他同志！”
其他卧轨的人都说：
“司令不绑，我们也不绑！”
结果谁也没有绑。
第一辆驶来的是货车，大家远远地看到了它在田野尽头冒着浓烟奔来，便赶紧叫王洪文等人起来。

王洪文等人再次卧上铁轨时，一会儿来一辆客车。大家早早地向列车挥舞帽子和上衣。列车驶近时一个紧刹车，车子因为惯性，又滑行了二十来米，在离王洪文等还有三十来米的地方停住了。
这是一辆648次客车。一位方盘脸的中年男子下来了，看衣袖上的标识，他是列车长。他听说这三千多人要挤上车，就说：
“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打电话同上海铁路局谈。我不能作主。”
王洪文和包炮上车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始终不同意，还向他们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几辆小轿车从田野那头的机耕路上急急驶来。它们在煤堆旁停下。从车上出来的是上海市轻工业局局长，机电局局长，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领导。他们是上海市委派来做工作的。
在他们的劝说下，一些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将近三十小时饥渴没睡让他们的意志垮了。
王洪文心里着急，这次行动要是失败，对工总司将是个沉重的打击，大大不利于工总司的发展壮大，反之，这仗如果打胜了，工总司将在上海立住脚，将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支伟大的生力军。王洪文决定铤而走险，看了下手表，和包炮及工总司的几个头头说：
“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就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
于是，他们放走了648次列车。

王洪文为什么要拦14次列车？因为它是上海与北京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中央和地方的要人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他觉得要是拦下这趟车，就能将事情闹大，以惊动中央高层，那时就不怕不答应他们的要求。
王洪文等再次扮演了卧轨英雄。因为见卧轨并没多少风险，这次在场的人纷纷卧到了铁轨上。
原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队员，步行出发到了安亭，和这里的队伍会师，他们也纷纷卧倒在铁轨上。三千多人像枕木一样横卧着，场面蔚为壮观。
一会儿，14次特快果然来了。它在王洪文等面前停了下来。车上的外宾纷纷拉开车窗探出头来，不解地望着这群扛着旗帜，戴着袖章，大多穿着工人制服的拦车者。
列车长是个中年妇女，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紧张得苹果一样圆的脸变得绯红。她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说：
“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大家听了她说最后那句话，反而高兴，一下子围住了列车。
列车像一条僵死的蜈蚣，不能动弹。这一段铁路是单轨。14次特快僵死不动，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和京沪大动脉。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货车全部停发，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货车都堵塞到了安亭镇附近。

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着急。工人起来造反，联合起来进京告状，在他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管怎么说，铁路不能乱，工人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工业生产是国家的基石之一。周恩来找到陈伯达，叫他拟了一份致安亭工总司赴京人员的电报，要他在电报中强调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要闹事者“坚守生产岗位，完成国家计划”，“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就是大道理”。
周恩来叫陈伯达以陈伯达自己的名义发出去。周恩来之所以找到陈伯达，因为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现在是中央文革的天下，下面的人，特别是造反的人最相信的是“中央文革”。
随后，周恩来把除“靠边站”的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人外的陶铸、陈伯达等几个政治局常委召到中南海怀仁堂，讨论解决方案。因为张春桥是上海市委书记，虽然他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但因为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并不比“常委”份量轻，周恩来特别叫来了张春桥参加会议。
会议上，周恩来叫陈伯达读了他给工总司的电报，大家一致同意坚持过去中央文件强调的两条：一不能停产闹革命；二工厂不搞跨行业的组织。所以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承认王洪文等人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会议决定派张春桥到上海去处理安亭事件，劝说工人回厂。张春桥表示同意会议的决定，愿意尽力解决问题。
开完会，大家从怀仁堂出来。张春桥走在最后一个，等大家走散了，他才左右顾盼着上了他的专用轿车。他叫司机开往钓鱼台。
轿车在江青住的乳白色的十一号楼前停下。可是张春桥扑了个空。他到自己的住处打电话到菊香书屋江青的住处。江青在。
“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说，电话里不便说。”张春桥说。
尽管江青和他一样是文革小组副组长，但在他的眼里而且事实上江青是他的上司，他有今天，能和姚文元进入赫赫炎炎的文革小组，就是江青力荐的结果。
江青迅速从菊香书屋来到她的钓鱼台十一号楼。一会儿，张春桥也到了。

张春桥向江青汇报了刚才周恩来叫他开会和大家叫他去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
“主席已经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大，”江青说，“决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运动扩及的深度和广度要更彻底。红卫兵是起来了，革命的战火应当引向工矿，这是主席的意思。当然，我们不能让祖国的交通大动脉瘫痪，工人要‘抓革命，促生产’，但是，我们也要掌握分寸，不能打击工人同志的革命积极性。”
张春桥从十一号楼出来，便像吃了颗定心丸。有江青作后台，他就能乘风扶摇上九霄，不但是因为江青能帮他，更重要的，他能通过江青触摸到毛主席的心脏。这不，他现在得到了毛主席要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工矿的“内幕”消息。这太重要了，也太好了！
张春桥回到住处，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披上一件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匆匆赶到北京西郊机场。这时，夜幕已经降下，张春桥乘坐一架军用专机，直飞上海。他孑然一身，当周恩来问他要不要助手时，他回绝了。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最主要的，一个人灵活。
飞机穿过黑茫茫的夜空，在上海北郊的大军用机场降落。张春桥走下飞机，先找电话同“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作了联系。因为包炮和工总司造反派在一起，接电话的是联络站里包炮的副手。副手连忙乘车去安亭，去告诉包炮张春桥到来的消息。
此时，包炮、王洪文和造反队员正在吃面包，都穿棉大衣。周恩来叫人打电话给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委，“要关心工人同志，不让他们受冻挨饿”，上海市委就组织了几家工厂，用几辆大卡车送来了一万五千只面包和棉大衣、棉被。
包炮和王洪文等几个头头站在用碎木料燃起的篝火旁，边吃面包边还在讨论着昨天陈伯达的电报。

昨天上海市委送来电报时，王洪文看罢，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开始觉得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不相信真的是陈伯达打来的。包炮说：
“看这封信的口气，是陈伯达写的，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包炮去了一会，回来说：
“是陈伯达的。”
王洪文的脸色更白了。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电报意味着工总司即便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上京向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显得忧心忡仲说。
这句话从昨天到现在他不知说了多少遍。要是文革小组不支持他们，哪将意味着什么？那他们便是反革命行为了！
而且，王洪文得到上海市委中内线的消息，在得到陈伯达的电报后，市委和市公安局对 “安亭事件”为首者十多人已预定了从死刑到有期徒刑不等的严厉处置预案。“死刑”者中，有王洪文和另一个发起人潘国平。除死刑外判刑者分送安徽等地劳改农场。

王洪文把吃了一半的面包丢进了篝火里，因为他觉得连肚里吃下的半个面包都要呕出来。
现场很乱，就像王洪文的心一样。周围是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来的一大批空的大卡车，说是来接工总司队员的。卡车中有一辆宣传车，念着陈伯达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
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有问题就地解决……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一会儿，宣传车叫道：
“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市委已经专门发了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的造反队员‘做好团结工作，’‘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决不秋后算帐。’”
事实上，市委的文件早已送到每个工总司队员手中，但都被工总司队员丢到了地上。他们不相信，他们怕的正是“秋后算帐”。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个单位，除最多的国棉十七厂的三百多人，其他单位都是零星的来一些人，他们担心回去后被围攻，挨整。谁都知道，从中央到地方当局，“秋后算账”是一贯做法，历次政治运动中尤盛。文革早期及文革中许多群众无端挨整受迫害，多数来自“秋后算账”。所以队员们觉得自己是更加没有回头路了。

也有绝少数队员开始犹豫。这时更多的人叫起来：
“不做逃兵！”
“做叛徒可耻！”
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长长的声音此起彼伏，发出着被堵的抗议。14次列车上的旅客，对着窗外骂一阵，休息一阵。市委派人不断地把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抗议电报，送到工总司队员手中：
“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
王洪文不断地把送上来的电报撕碎，但是，他看到了各地向他怒吼的抗议队伍。他觉得他现在也是没有了退路，如果就此偃旗息鼓，他就将束手就擒，后果不堪设想。到现在这步田地，要让他罢休，他觉得，不但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而且还得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被迫的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责任应由上海市委来负，曹荻秋就此作公开检讨，这样他的安全和前途才能得以保障。但是，王洪文觉得，不管怎么说，中央文革已经对卧轨拦车表示不予支持，还是先放了14次列车，再作理论，不然给他带来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他和包炮商量后，就叫队员们放行14次列车。

14列车在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终于缓缓启动。乘客们向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造反队员们吐口水。
“我要写一份《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包炮说，“告诉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
包炮说着,拿出笔记本，在上面刷刷写起来。写好后，他给王洪文看。王洪文看了后，说：
“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你们驻沪联络站，叫那里的红卫兵赶紧印发！”
同时，王洪文又心生灵感，决定动员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从这里派人到大会上介绍了安亭事件真实情况，愤怒控诉上海旧市委走资派残酷迫害工总司工人造反队的罪行，以此声援在安亭和南京要求北上请愿的工总司队伍。
他和包炮于是飞速到安亭火车站打电话，向他们的下属布置任务。打完了电话回来时，他们碰到了包炮的副手。副手告诉他们张春桥就要到来的消息。
虽然不知道张春桥的到来是福还是祸，王洪文还是急忙回到队伍中，站到木料堆上向大家说：
“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同志来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最关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王洪文的话振奋了全体北上工人的心。大家一齐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这时，天下起了细雨。大家还在高呼时，张春桥的轿车到了。
按正常的程序，张春桥应该先到上海市委去了解情况，商量对策，不管是他作为中央特派员也好，中央文革的成员也好，还是他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也好，可是他匆匆来到了安亭。
张春桥刚开门走出车子，王洪文和包炮就赶上前去。包炮忙叫“张叔叔”，王洪文用自己撑着的黑布伞给张春桥挡雨。
“张叔叔，他就是王洪文同志。”
张春桥向王洪文伸出手去。王洪文连忙用双手握住。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见到王洪文。对这个穿着军官服的年青人，一见面他就有一个好印象。王洪文温文尔雅的长相，总能给第一眼见到的人留下好印象。
张春桥要爬上一辆满是泥巴的大卡车，王洪文和包炮把他托上去。随后王洪文和包炮也爬了上去。
王洪文知道张春桥要讲话，叫人把宣传车上的扩音话筒拿过来，但是他没有马上递给张春桥，而是自己先拿着话筒对大家说：
“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派来了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了！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要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了！听到中央文革的声音了！”
王洪文毕竟是聪明人，他先给张春桥戴高帽子。
“现在，我们请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张春桥同志讲话！”
王洪文说着，把话筒递给张春桥。

张春桥轻咳了一声，咽了一下口水润了润嗓子，对着话筒说：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也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队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我代表中央文革，坚决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
下面是一片掌声。接着是一片高呼声：
“向中央文革学习！”
“向中央文革致敬！”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张春桥接着说：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么搞？‘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解放军，工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两大支柱。毛主席知道了大家的情况……”
张春桥的话又被“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高呼声打断。说“毛主席知道了大家的情况”是张春桥杜撰的，为的是接下来做通工人的思想，让他们回厂，完成他作为中央大员的使命。不过，在他的思想上，这话也没有错，江青知道了，毛主席肯定也知道了。
“革命的工人群众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永远听毛主席的话的。”张春桥接着说。
这时雨下得大了，张春桥看到造反队员们大都没有伞，也没有雨衣，在雨中淋着，就推开了王洪文给他撑着的伞。王洪文知道了张春桥的意思，也就立即收下手中的伞。张春桥接着说：
“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上海有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一向热爱毛主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一定能走在全国的前头，成为全国的模范，如同工业上一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相信中央文革，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一定能把上海的问题处理好，把同志的问题处理好。相信张春桥同志能把上海的问题处理好，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希望你们马上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

张春桥放下话筒。王洪文对张春桥说“张书记，我和大家说几句话”，就拿过话筒。
王洪文现在对张春桥的水有多深还不是怎么清楚，也就是对他还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信任。他也是初识张春桥。在没有为自己和工总司后面的道路铺平之前，他决不会也不能就此罢休，而且，他觉得接下来他和张春桥谈判，将决定他和工总司的生死存亡，在谈判前，他要利用工人的力量，给张春桥以压力——王洪文能有后来的“成功”，也不是平白无故的。
他大声地对大家说：
“大家在原地待命。我相信，在我们工总司和张春桥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要求一定会得满足。我们强烈要求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强烈要求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去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强烈要求这次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强烈要求曹荻秋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强烈要求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工总司的另几个头目带着大家高呼口号：
“打倒上海市委！”
“打倒走资派曹荻秋、陈丕显！”
……
有人跳上汽车，“控诉”上海市委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