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原因，第14页打不开了，只能从15页起看。前面的重新发一下：

斯大林自然不支持蒋介石的剿共活动，尤其这时苏联还在援助重庆，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蒋介石的举动实在过分了一点。但是不满归不满，斯大林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相信蒋介石不至于投降日本、全面剿共，皖南的事情最多只能算地方冲突而已。虽然苏联很认真地同毛泽东讨论过，内战时如何援助共产党，但此问题只限于讨论，并不支持毛泽东真的打起来。

没有苏联支持和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显得太弱小了，没有全面报复的能力。毛泽东只好忍下这口气，转成从政治方面谴责蒋介石。

在政治宣传和舆论方面，蒋介石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加上这时除了苏联，美国也不站在蒋介石一边，国内的情绪更是反对内战。本着占完便宜赶紧收场的原则，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七号发表讲话，声明皖南事变只是地方军纪问题，不针对任何党派，也没有政治含义。

蒋介石姿态性的讲话并没有打动毛泽东。经过反复研究，毛泽东把要求降到了最低点，只要国民党取消惩戒新四军命令、放回俘虏，两家就可以握手言和。然而委员长根本不鸟他，毛泽东气得无可奈何，下令共产党人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作为报复。

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不开会，只是面子上不好看而已，构不成任何实质威胁，因此他丝毫不在意，硬是用实力压服了毛泽东。一九四一年三月份，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下达书面命令，正式把共产党的名称由“某党”改成“奸党”，等于内部否决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敌后新四军则丧失了合法性，任何人袭击新四军都不犯法，战区司令也不会干涉。

然而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取消新四军番号，对国民党未必有利，反而省去了新四军的束缚。由于军委会不再节制，新四军从此可以干脆地消灭任何一支国民党军，再也不用考虑顾祝同或李品仙的感受。皖南事变以后，共产党人在形式上也不必遵守蒋介石的统一政令了，索性自行发行钞票、自定法规，起冲突时直接用刺刀和拳头商量意见；蒋介石打掉了七千人，却为此失掉了最后一点约束力，而他麾下的那些国军游击队，是万万打不过共军的。

四一年的新年，让日本人很是兴奋。国共反目成仇，几万人打得差点全国内战，实在是热闹到极点；如此劲爆的时候鬼子自然不会闲着，很快开始了新一轮进攻，这次的目标是第五战区的河南。

长期以来，汤恩伯呆在河南，逐渐由野战军变成了地头蛇，实力扩张越来越迅猛，一直是鬼子的眼中钉。为了除掉障碍，鬼子专门从华中调来十一军的部队，加上华北本地部队，集中了三个多师团兵力，打算收拾信阳附近的国军，顺便打通平汉线。

在桂南收拾几十个师国军，鬼子也不过用了三个师团。因此十一军的新任军长园部和一郎很有信心，只要部队三路并进，一定能抓住国军主力，来一个新年开门红。

一月二十五号，三路鬼子同时出击，从南往北进攻。根据设想，李宗仁的主力肯定在其中一路，只要能摸到线索，其他两路将迅速靠拢，来一个迂回包抄。但奇怪的是，这趟进攻异常顺利，两天工夫里他们顺利占领了春水、沙河店、驻马店等地方，一直在大踏步前进，毫无障碍。

皇军所向披靡，前线士兵都是一片欢呼，园部却有点不放心。因为他很清楚，李宗仁不是那么好惹的人，面对空旷的防线，他本能地感觉到有危险，下令部队放慢脚步，警戒前进。

答案果然比预想的要来得早。一月二十九号，汤恩伯手下两个军分别对左右日军发动截击，双方陷入苦战之中；而中路日军虽然还在挺进，却发现五战区的第二集团军也在往后方调动。很明显，李宗仁不想硬碰硬，却想玩短线抄底的把戏，玩一个中央伏击。

面对变化的敌情，园部马上作出反应，下令中央兵团兵分两路，分别接应左右路日军，同时进行包抄。第二天，动作神速的鬼子分别攻下了舞阳、上蔡，在左右形成了两个漂亮的包围圈；可是要开打的时候，他们却震惊地发现，汤恩伯放了皇军的鸽子，两个军连夜撤出阵地，跑得影子都不见一个。

明明是猫捉老鼠，突然成了老鼠耍猫，园部很生气，命令手下务必展开搜索，抓住放鸽子的对手。鬼子正在四处侦查的时候，后方传来消息，正阳被皖西的八十四军攻克，右路军退路出现威胁，很可能要受到包抄。

经过几天工夫，园部已经意识到，李宗仁、汤恩伯一伙人狡猾大大地，待人接物极不真诚，不大可能抓住他们的主力搞决战。部队已经冲得太前，补给也出现困难，万一真的被包抄就不好办了，于是决定大军后撤，不跟李宗仁玩躲猫猫。

园部的动作非常及时。他的右路军很快返回了驻地，而左路军却玩了个花活，兵分两路撤回去，其中第三师团往西南跑到南阳，再转了个大圈子经东南方向撤退。李宗仁没料到鬼子这么喜欢绕远路，机动部队没能抓住他们，只截住了没绕路的十七师团，双方混战一场，然后各自散去。

二月七号，园部正式收回了所有部队。日军以三个师团大军出击，伤亡九千多人（国军的统计数字），没有抓住对手的主力，反而险些被包抄，可以说是险象环生。园部和李宗仁就象两个剑客，彼此在黑暗中不断变换位置，试探对方的招数，最终谁也没能击倒谁，顺利收剑下场。

在河南白辛苦一场的园部并不甘心。一个月后，他又来江西，发起另一场会战，这次他的目标是罗卓英；而打罗卓英的原因却比较搞，竟然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八路军。

由于华北八路军工作努力，鬼子经常吃亏，因此在华派遣军总部决定，从华中抽调三十三师团去支援。

收到消息之后，三十四师团大贺茂马上陷入恐慌之中，因为他和三十三师团共同负责南昌的防御任务，如果友领部队调走，他只能单独面对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可谓凶多吉少。因此大贺茂找到园部，非常坚决地要求，在三十三师团调走之前打一仗，收拾完罗卓英再走。

两个师团要打一个集团军，园部没有太大把握，于是大本营又给他调来了混成二十旅团，这样就有两个半师团兵力。思前想后，园部批准了作战计划，命令大军兵分三路，在四十多辆装甲战车和一百多艘汽艇、炮艇支援下，向十九集团军发起进攻，打完这一仗好去华北剿共。

经过南昌会战，罗卓英已经熟悉了日军的打法，加上他的十九集团军里，有王耀武的七十四军，属于蒋介石重点建设单位，装备训练都是一流水准，对鬼子的进攻并不很担心。早在园部动手之前，他已经有所查觉，在上高附近布下三道防线，并同李宗仁一样，把主力藏在后方。

三月十五号，园部果然发起了进攻。北路的三十三师团没能突破，但中路三十四师团却攻下了高安；而南路的第二十混成旅团比较惨，他们本来兵力就不多，还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在樟树、泉港吃了大亏，另一路则渡过锦江，同中路三十四师团会合。

从四一年起，华北华南的共产党人都陷入了艰难境地。华北汉奸齐燮元是搞了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汪精卫政权成立后又改名“华北政务委员会”，名字改来改去，性质却没有变，总之就是汉奸大集合。配合鬼子的全力扫荡，华北华南开始大规模招降国民党游击部队，而且开出的条件极其优厚，只要肯投奔他们，不仅能升官，齐 和汪 还保证不动你的地盘，换句话说草头王可以继续做，只要在北京或南京挂个名就成；最妙的是，同汪精卫“合作”的话，名义上不算投降日本人，甚至不用公开同重庆决裂，只要不打日本人，想干嘛都行。

如此优厚的条件，想让人不动心，自然是比较困难的。国民党本来就不重视军纪，跑到敌后更是什么情况都有，看到条件如此艰苦，抗战胜利却遥遥无期，大批游击部队纷纷找伪政府注册新商标，落实一颗黄心（似乎说不上红心）、两手准备的方针。他们既在重庆有番号，又在南京或北京有挂号，属于不折不扣的一国两制；而作为一切的始作俑者，日本人自然是心知肚明，不管那些人叫皇协军（正牌伪军）还是汪伪齐伪（杂牌伪军），只要他们不打自已，就不用和他们翻脸，让他们帮着占地盘，用中国人去打中国人。

苏中的新四军最先感到了危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元气大伤，从韩德勤手上夺来的黄桥也很快被日本人占领，接着又传来更坏的消息：在泰州的李明扬被李长江排挤走了，而新上任的李长江正在接洽日军，准备投降。

李明扬是新四军的重要盟友，一直同新四军保持中立，李长江如果投敌，等于新四军多出一个劲敌。根据内线情报，日本人已经接受了李长江的条件，并准备里应外合，对邻近新四军来一次大扫荡。

在华中，李长江是第一个公开投敌的高级将领，对新四军构成最直接的威胁。刘少奇丝毫不敢迟疑，下令该出手时就出手，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好问题。二月十三号，李长江叛变，十七号他就从中原局发来电报，要求迅速解决李长江。

二月十八号，李长江得意洋洋地宣布了新的委任状，成为汪精卫的第一集团军司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陈毅已经发出作战命令，收拾他的大军正在开进的路上；这一天黄昏时分，粟裕和叶飞有如神兵天降，用最快的速度攻下了姜堰，第二天晚上就来到泰州，把城池重重包围起来。那些刚换旗号的伪军根本无心作战，仅仅一晚上工夫就全面溃散，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狼狈不堪，换了便衣才逃出去。

粟裕的动作又快又狠，直接消灭了近五千伪军，并争取到两个伪军支队战场起义。等日本人听到消息赶来救援的时候，新四军已经安然撤走，鬼子只收容到一小批溃散的伪军。

莫名其妙挨了一记闷棍，鬼子自然是恼火到极点，华南的日本十三军大部队刚刚集结起来，还没开始扫荡就被断了内应。考虑到当地打得一片混乱，情况过于不明朗，最后决定，把集结的部队换个方向，到苏中的东台、如臬一带去扫荡。

对这个结果，顾祝同是很无语的，因为鬼子扫荡的地方没有新四军，而是国民党的地盘。

明明是新四军开打，最后鬼子却找了国军的麻烦，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觉得哭笑不得。

当华南四处出乱子的时候，华北也出了大麻烦，制造麻烦的人，是薛岳的老相识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曾任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华南方面军十一军司令，擅长情报分析和大兵团远程攻击，组织过大规模装甲战（南昌会战），因为主张集中兵力消灭蒋介石的中央系军队、解决中国战事，同大本营意见不一致，在四零年三月被调回东京坐冷板凳。经过一年折腾，他终于又重新获得赏识，在四一年四月升成大将，由天皇任命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下属日军二十四万五千人、军马五万两千匹、汽车八千辆、重炮七百四十门。

冷静加冷血的冈村宁次，即将成为八路军最难缠的对手。但在对付八路军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扫荡山西的中央军根据地：中条山。

从四一年起，华北华南的共产党人都陷入了艰难境地。华北汉奸齐燮元是搞了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汪精卫政权成立后又改名“华北政务委员会”，名字改来改去，性质却没有变，总之就是汉奸大集合。配合鬼子的全力扫荡，华北华南开始大规模招降国民党游击部队，而且开出的条件极其优厚，只要肯投奔他们，不仅能升官，齐 和汪 还保证不动你的地盘，换句话说草头王可以继续做，只要在北京或南京挂个名就成；最妙的是，同汪精卫“合作”的话，名义上不算投降日本人，甚至不用公开同重庆决裂，只要不打日本人，想干嘛都行。

如此优厚的条件，想让人不动心，自然是比较困难的。国民党本来就不重视军纪，跑到敌后更是什么情况都有，看到条件如此艰苦，抗战胜利却遥遥无期，大批游击部队纷纷找伪政府注册新商标，落实一颗黄心（似乎说不上红心）、两手准备的方针。他们既在重庆有番号，又在南京或北京有挂号，属于不折不扣的一国两制；而作为一切的始作俑者，日本人自然是心知肚明，不管那些人叫皇协军（正牌伪军）还是汪伪齐伪（杂牌伪军），只要他们不打自已，就不用和他们翻脸，让他们帮着占地盘，用中国人去打中国人。

苏中的新四军最先感到了危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元气大伤，从韩德勤手上夺来的黄桥也很快被日本人占领，接着又传来更坏的消息：在泰州的李明扬被李长江排挤走了，而新上任的李长江正在接洽日军，准备投降。

李明扬是新四军的重要盟友，一直同新四军保持中立，李长江如果投敌，等于新四军多出一个劲敌。根据内线情报，日本人已经接受了李长江的条件，并准备里应外合，对邻近新四军来一次大扫荡。

在华中，李长江是第一个公开投敌的高级将领，对新四军构成最直接的威胁。刘少奇丝毫不敢迟疑，下令该出手时就出手，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好问题。二月十三号，李长江叛变，十七号他就从中原局发来电报，要求迅速解决李长江。

二月十八号，李长江得意洋洋地宣布了新的委任状，成为汪精卫的第一集团军司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陈毅已经发出作战命令，收拾他的大军正在开进的路上；这一天黄昏时分，粟裕和叶飞有如神兵天降，用最快的速度攻下了姜堰，第二天晚上就来到泰州，把城池重重包围起来。那些刚换旗号的伪军根本无心作战，仅仅一晚上工夫就全面溃散，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狼狈不堪，换了便衣才逃出去。

粟裕的动作又快又狠，直接消灭了近五千伪军，并争取到两个伪军支队战场起义。等日本人听到消息赶来救援的时候，新四军已经安然撤走，鬼子只收容到一小批溃散的伪军。

莫名其妙挨了一记闷棍，鬼子自然是恼火到极点，华南的日本十三军大部队刚刚集结起来，还没开始扫荡就被断了内应。考虑到当地打得一片混乱，情况过于不明朗，最后决定，把集结的部队换个方向，到苏中的东台、如臬一带去扫荡。

对这个结果，顾祝同是很无语的，因为鬼子扫荡的地方没有新四军，而是国民党的地盘。

明明是新四军开打，最后鬼子却找了国军的麻烦，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觉得哭笑不得。

当华南四处出乱子的时候，华北也出了大麻烦，制造麻烦的人，是薛岳的老相识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曾任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华南方面军十一军司令，擅长情报分析和大兵团远程攻击，组织过大规模装甲战（南昌会战），因为主张集中兵力消灭蒋介石的中央系军队、解决中国战事，同大本营意见不一致，在四零年三月被调回东京坐冷板凳。经过一年折腾，他终于又重新获得赏识，在四一年四月升成大将，由天皇任命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下属日军二十四万五千人、军马五万两千匹、汽车八千辆、重炮七百四十门。

冷静加冷血的冈村宁次，即将成为八路军最难缠的对手。但在对付八路军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扫荡山西的中央军根据地：中条山。

山西除了阎锡山和八路军，还有国民党的中央系部队，驻守在山西西面的中条山上。从三八年卫立煌来山西帮忙算起，日本人已经发动了十三次进攻，每次都被打了回去，成为一颗碍眼的钉子。

对国民党的这块游击基地，华北日军没有很重视，因为卫立煌无非是占了块地方，并没有主动进攻或扩展根据地，实在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当冈村宁次跃跃欲试的时候，华北方面军情报课就建议不要打中条山，理由是打掉了也没多少兵守卫，搞不好共产党会趁虚而入，到时反而更加麻烦；但作战课却十分积极，觉得这股重庆军总是个麻烦，不如来个一了百了，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好节约紧张的兵力。最后由冈村宁次拍板，趁着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战斗力恢复不过来的机会，先除掉中条山，再对付八路军。

负责防守国军中条山游击根据地的，是第一战区司令、河南省 卫立煌。

卫立煌当年也算是剿共健将，曾经带兵打进张国焘的根据地核心金家寨，蒋介石大喜过望，硬是把金家寨改名立煌县，作为奖赏，让所有人都眼红得牙齿发痒：自民国起，只有孙中山死后，他的故乡才用他的名字改名，卫立煌只是打下一座小县城，就得到如此显赫的奖赏，显然是委员长的厚爱提拨。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有五个（五虎上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前四个都是委员长的浙江老乡，只有卫立煌是外人，硬是凭军功一点点打成了嫡系。

委员长派卫司令镇守华北中条山，又把河南省 的位置也给了他，军政大权一把抓，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信任了，简直就是三千恩宠在一身。卫立煌自然是感激涕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委员长的由衷拥护和发自脏腑的热爱，并且发誓一定永远忠于领袖，绝不会有丝毫动摇。

卫立煌确实很感激蒋介石的恩宠，但他没想到的是，再热络的感情也有冷淡的时候。卫司令到山西抗战后，好象忘了从前剿共的经历，同八路军的合作一天比一天紧密，不光给八路军供应弹药器材，在划分防区一类敏感事件上也搞无为而治，尽量不竞争；最可疑的是，他不反对共产党搞抗日宣传，还经常找朱德喝茶，表示能跟八路军联手抗战，实在是愉快之至，希望今后继续加深感情，争取做到两军亲如一家云云。

在抗战的头一两年，卫立煌这样做还不算什么。可是直到四零年，大家几乎翻脸的时候，他同八路军不仅井水不犯河水，甚至还经常协同作战，就实在太可疑了。

根据卫立煌的说法，他对共产党并没有好感，之所以找朱德拉关系，完全是不得已的苦衷。前三年能守住中条山，是因为日本人进攻的时候，国军在山头上死顶，八路军跑到日军后方不要命地袭击，两军前后夹击，日本人才会撤军；换句话说，国军同八路军完全是共生关系，要是两家翻脸，中条山马上就要完蛋。

不管卫立煌说得多诚恳，蒋介石总是将信将疑。军统特工不断把第一战区“通共”的情报送上来，每次看到这些情报，最高统帅都会心惊肉跳。卫立煌的防区里面到处都有共产党人搞宣传，而他一再要求卫立煌把主力调到河南剿共，卫立煌居然拒绝了，理由是中条山防务更重要；最后委员长火起，索性直接下了条子，强行调动战区副司令张蔚如和他的第四集团军去河南。

蒋介石要孙蔚如去河南，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此人是西北军出身，杨虎城的老部下，据情报系统反应，他同共产党人联系非常紧密，政治立场十分动摇，因此委员长很是不放心，决定把他一调了之。

上司发了大火，卫立煌自然没什么话说，唯一的问题是，第四集团军是守中条山的主力部队，外号叫“中条山铁柱”，其效果类似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现在委员长把铁柱子抽掉了，又把同共产党人的协作方针换成所谓“防共、限共”，等于斩掉了自已的两条腿，中条山还能站住多久？

面对防共重于防日的所谓严峻形势，蒋介石终于施出了最后一个昏招，趁四一年三月卫立煌述职的时候，把他狠狠批了一顿，又威胁要撤他的河南省 职位。卫立煌知道大事不妙，只好交出兵权，灰溜溜地蹲到峨嵋山看猴子；蒋介石趁机下令，中条山的庞炳勋、高树勋调到河北防范八路军。可怜的庞炳勋和高树勋知道不是好事，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抗命，只好跟委员长拖时间。

少了孙蔚如的主力集团军，卫立煌也被逼着主动生病，整个中条山群龙无首，日本人当然不能放过委员长免费赠送的好机会。虽然冈村宁次还没上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骏仍然兴致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为了拿下中条山，多田骏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准备。这一年三月，正当卫立煌回重庆的时候，日本人开始进攻中条山外围的国民党军，一步步地孤立中央部队，渐渐包围了中条山。

中条山又吃紧了，战区司令还蹲在峨嵋山听候处分。蒋介石没办法，只好把参谋总长何应钦派去“巡视”，应付局面。

@greystone2018 2019-04-24 10:18:57
这些都发过了，发新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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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最后一页，所以发一遍

何应钦对中条山的情形并不了解。来到中条山后，他按照常规要求进行了视察工作，然后在四月份召开军事会议，一面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共防日，一面重新部署守卫部队，防范日本人进攻。

虽然少了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中条山仍然有十八万部队，何应钦心里很是有底气。他不知道的是，中条山的部队经过三年消耗，士气已经相当低落，所有防御工事早就需要重修加固，但一年多时间里，大家却都忙着防共还是联共的扯皮问题，没精力顾及基本业务；更可怕的是，部队后勤早就出现了危机，因为从这一年起，国军采取了新的政策，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给前线供应没有加工的原粮，由部队自行处理，好节省加工费。

在国军的新后勤政策下，卫立煌的部队不得不分成三拨，一拨去后方背粮，一拨磨面舂米，只有少数人能搞正常的军事训练。平时大家都靠挖野菜混日子，前线部队口粮只够吃三天，不要说打仗，随便断几顿就饿垮了。

堂堂何总长当然不会管磨面一类小事。看过部队的花名册，他知道帐上有十八万已经坚持三年的常胜大军，安排好防线配置之类基础工作，其他的只管等卫立煌回来接手。但他不清楚的是，自已巩固工事、先敌进攻之类措施，其实没有效果，因为命令还没来得及实施，鬼子已经亮出了屠刀。

四一年五月七号，日军集中六个师团加三个旅团，大约十万人从中条山的东、西、北三面同时发起了进攻（南面是黄河），并派出空降部队配合。由于事先周密测绘过战区地图，又有汉奸带路，中条山守军东线被日军一路抄底，北路直接突破到黄河，西面同样招架不住；十几万大军全线崩溃，第三军军长唐淮自杀，第三军十二师师长寸性奇重伤自杀。

短短四天时间，“固若金汤”的中条山空门大开，日本人从三个方向上切开了防线，直接冲到山后的黄河，守军的补给和退路都被切断，陷入完全的绝境中。发现大事不妙的蒋介石急得直打转，甚至不顾自已刚刚打完新四军，降下身段去找周恩来，要求附近的八路军帮忙想想办法。

收到蒋介石的要求，毛泽东顿时怒火万丈，因为就在不久前，卫立煌还曾经并肩战斗在抗日岗位上。他不会忘记，是谁要中条山展开反共运动，更不会忘记何应钦的一条条防共部署。他马上做出回应，八路军配合作战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委员长释放新四军战俘、恢复他们的番号，立刻就可以出动。

收到毛泽东的条件，蒋介石也是哭笑不得，因为新四军已经成了原则问题，无论如何不会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重庆还在继续提条件的时候，几十万大军已经崩溃，日军直接冲到了黄河岸边，于是八路军配不配合都不要紧了，国军溃散的速度实在太快，天王老子也救不出来了。

不出毛泽东所料，日军攻到黄河边后立刻往回扫荡，把国军往外围赶，然后再调转方向前后搜索，前后扫荡了一个月才停下来。四万来不及过河的国军都成了俘虏，只有守军武士敏和刘勘机灵，直接带队冲进八路军的太岳军区，才算拣回一条性命，毕竟八路军虽然救不了他们，派人接应一下还是办得到的。

前后不过一个月工夫，十八万大军严防死守三年的中条山土崩瓦解，国军死伤四万人、俘虏四万人，将近十万人溃逃黄河，整个根据地全部沦陷。日军的伤亡数字则要小得多，据国军宣布是“毙敌”九千九百人，日军自已的记录则是伤亡三千（战死六百七十人，负伤两千二百九十二人）。不管从哪边的记录来看，都是败得又突然、又丢脸。

年初好不容易打几个小胜仗，马上就是惊心动魄的大惨败，蒋介石几乎要气得发疯，认为这仗打得太低能，实在是他军事生涯“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

委员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为了挽回政治影响，他想出一个妙招，下令派人去报纸上写文章，指责八路军不肯配合作战，导致国军全盘皆输。

在重庆的周恩来顿时哭笑不得。八路军一直奉命配合卫立煌，卫立煌走后，他们又要面对满口反共的何应钦，至少还掩护了一部分国军的撤退，蒋委员长居然一句感谢的话没有，拿他们当挡箭牌。正面的战事如此不争气，就是把古德里安调来也配合不赢，久经风浪的周恩来当然知道指责是谁提出来的，他不能直接顶撞，只好想办法在重庆的《大公报》上发表回信，委婉解释战役的经过。

正如华北方面军作战课预想的那样，中条山很快就完蛋了；也正如华北方面军情报课担心的那样，八路军迅速反应过来，开始不间断的渗透工作。六月九号，日本人还没打完仗，八路军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就想反攻进去，毛泽东赶紧拍电报去制止，不过不是怕日本人，而是希望蒋介石不要误会，免得他认为八路军趁火打劫；同时又给卫立煌拍电报，问他同不同意八路军去中条山。

卫立煌已经是斗败的公鸡，当然不会反对盟友接手。于是在完成相关手续之后，小股八路军终于分批开进了中条山。华北方面军大获全胜，彻底解决了中条山的中央军，缴获无数物资，腾出三四个师团的兵力集中对付八路军；结果八路军却渗进了刚占的地盘，很快建起了新的根据地。

反共很辛苦，中条山很狼狈，蒋介石正在办公室里生闷气，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顿时全世界又乱成一气，几千万人再度打成一团，委员长并不幸福的生活也被严重影响，变得更加不幸福。

六月二十二号清晨，在希特勒指挥下，德国出动一百九十个师、三千七百辆坦克、四千九百架飞机和近五万门火炮，从三个方向对苏联发起了进攻。

自三九年苏联和德国签过互不侵犯条约后，两家共同划分势力范围，井水不犯河水，而且还经常搞军事合作，表面关系好得蜜里调油。斯大林除了划走半个波兰外，没有找德国要更多的条件，任凭德国横扫整个欧洲，又把英国打得奄奄一息，如果不是隔着一条长长的海峡，差点把纳粹军旗插上了白金汉宫的屋顶。

如此牢固的传统友谊，如此好的蜜月关系，只持续了不到两年，其实并不奇怪。在德国的计划里，苏联从来就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斯大林确实信用不好），反而是一块早晚要划进去的属地，希特勒的理想不是和平共处，而是吞并整个苏联，把它变成自已的农奴场，掠夺丰富的石油、粮食和矿产，从而把德国的版图扩到最大。

一直投机取巧的斯大林，终于碰上了比自已更狡猾的骗子，从此苏联开始了漫长的卫国战争。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苏军几乎被整个歼灭一遍，数百万大军一扫而空，战前积累的底子全部消耗得干干净净，德军将一路打到苏联首都，然后是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以及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直到最终反攻的苏军踏进柏林城。

但对蒋介石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德国，而是眼看要垮台的苏联。一直以来，斯大林都是最大的军火供货商，只要签个借条，就能拿到大批枪炮子弹，而且苏联肯定不甘心坐视中国落入日本手里。现在斯大林一败涂地，自身还要找美国求援，中国方向当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改成精神支持，再也没有帮忙的能力了。

从四一年六月起，蒋介石断掉了最重要的军援，只能靠自已的力量去应付危机，抗战终于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分。

收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日本当然不会错过机会。虽然希特勒不大厚道，打仗不叫自已参加，但是该捞的便宜还是要捞的。陆军一度跃跃欲试，想在远东给苏联背后一刀，顺便分几个桃子，可在看过形势图后，一贯骄横的关东军居然老实了，闷头往边境上修工事，没有越过雷池一步。

日军能表现得循规蹈矩，是因为斯大林的远东集团军依然实力雄厚，在苏军确定要垮台之前，关东军是惹不起的。为了赶上世界大战的班车，日本只能在另一个方向上想办法：东南亚。

倒霉的广州会战之后，中国只剩下新疆和云南两个地方可以进口。德国把斯大林打得晕头转向，新疆这条线自然是没有用了，只剩下缅甸越南这条线。

早在四零年七月的时候，日本已经逼得英国答应关闭云南到缅甸的公路三个月（实际上只关了一个月不到），后来又强行在法国的印度支那驻军（就是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截断中国的进口铁路。由于日本的动作影响到美国利益，美国立刻宣布对日本钢铁禁运。

到了四一年七月份，跃跃欲试的日本再也忍不住，决定直接武力占领整个印度支那，不仅可以截断中国大后方的血管，还要把它当成吞并整个东南亚的前进基地，同希特勒平分秋色。

决定进军印度支那的日子，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号，地点在东京的天皇御前会议。这个举动是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也是日本迈向全面战争的第一步，因为一个月之后，美国宣布对日本禁售石油。

由于日本不产石油，百分之九十的石油都要从美国进口，因此华盛顿认为，向日本禁运石油是非常厉害的做法，可以逼日本回到正常国家的轨道上来。当然，如果日本不肯回去，也可以选择战争，以美国海军的实力，是完全挡得住日本的。

美国的预料没有错，向日本禁运石油确实是厉害的做法，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偏差。日本并没有回到正常国家的轨道，相反，日本海军开始了积极的备战工作，准备同美国全面开战，并且先发制人搞奇袭，相关准备工作的负责人，叫山本五十六。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上午，东京皇宫千种厅，御前会议。

帝国的最高层正在激烈讨论目前局势。首相近卫文麿、外相丰田和参谋总长杉山、军令部总长永野都先后发言，表示对战争与和平的前景预测，谁也不肯说破即将开战的事实（要担责任的），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则忧心冲冲，认为应该靠外交手段打破僵局。就在所有人相持不下的时候，裕仁突然从宝座上直起身来，掏出一张纸片，大声念了两句诗：“四海之内皆兄弟，缘何无故起纷争！”

天皇陛下的举动，顿时弄得所有人大吃一惊。在含混表达了自已对“和平”的祈愿后，裕仁离开了会场，于是大家立刻回到各自的办公室，全力备战。

这是一次令人费解的会议，因为从字面上看，裕仁的想法应该是要和平不要战争。但熟悉皇室典故的人并不傻，他们全都清楚天皇陛下是想打仗，这位杀气腾腾的天皇念的两句诗，他爷爷明治天皇也念过，那时是对俄国开战之前。

爷爷打俄国，孙子自然要打美国，直到打无可打才肯罢休，这就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也是天皇不肯明说的真实含意。果然，军部和政府的备战工作一帆风顺，还发布了所谓国策要点，正式决定对美国、英国大打出手；倒霉的近卫文麿跟不上形势，被迫宣布内阁总辞职，而天皇大人换上来的新首相，是位军人，叫东条英机。

从毕业后参加日俄战争算起，东条英机历经三十六年风雨，终于成为日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身兼陆相、内相等要职，同天皇协手并进。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将负责把日本引向战争的深渊，直到彻底灭亡。

而对九月份那场含混不清的御前会议，不少日本人也有不同解读。通常来讲，他们都会痛心疾首，认为不该通过南进打美国的决议，至少可以去打苏联，或者什么都不打，安心守着中国的大蛋糕慢慢瓜分。个别缺心眼的所谓历史学家还提出，如果不是开会的人头脑发热，太平洋战争就不会爆发，日本不会战败，朝鲜和东北、台湾现在仍然是日本领土，美国也不可能占领东京；总之一切都是美丽的误会，而日本只是头脑发热，抓错了机会而已。

以上言论出自街头老大妈之口，是可以理解的，出自历史学家之口，是该痛打屁股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或错误。所有一切偶然的背后，都是一系列的必然。

从开会前的很长时间起，已经注定了日本要进攻美国的命运，开会的每一个人也都心知肚明。所谓御前会议，不过是走个形式、确定责任人而已。

想知道日本为什么要对美国开战，必须从一组数字说起。

从三七年到四一年，为了应付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已经开销了两百六十八亿日元特别军费，其中弹药费占了军械费的七成六。这些钱自然蒋介石是不会报销的，裕仁只能在国内拚命加税，包括“华北事变特别税”和“中国事变特别税”等项目。撑到四一年，加税也加不下去了，只好额外发行八十七亿日元公债，而全国物价则上涨了一倍。

按现在的物价，几十亿日元根本就不算事，随便哪个市政府也能拿出来，可当年的日元却是真金白银，一毛一分都能当钱使。裕仁时代在东京吃一份面条只要日元一毛五分，牛肉八毛钱一公斤，一吨煤不过三百四十六日元，即使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建造费不过一亿三千多万日元（不算附属码头设施）。

一面是疯狂扩军，一面不停地打仗，大把银子扔进无底洞里，变成一堆堆废墟。偏偏日本是个缺资源的国家，铁矿、橡胶、石油都是百分之百靠进口，而且要用宝贵的外汇和黄金去换，随着对中国的战事规模越来越大，烧钱的速度也越来越可怕，远远超出了日本的承受能力。

和中国死耗到三九年的时候，日本粮食供应已经出现空缺，不得不四处进口大米；接着煤的用量也超出供应，全国发电立刻出现问题；由于棉花不够，全日本不得不实行棉纱管制，最后是资源短缺，裕仁终于没辙了，只能动用美金、黄金向外国进口。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一年，日本进口比出口超出五十亿日元，黄金和外汇储备基本上用得精光。虽然皇军拚命在中国抢资源，但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大部分资源还没勘探出来，全面开发要等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鬼子除了能抢到部分铁矿和粮食，只能自已想办法。

打仗是要花钱的。上百万军队调动驻扎要用钱，子弹炮弹要用钱，石油钢铁也要用钱，偏偏天皇和东条英机什么雄心壮志都有，就是没有钱。而蒋介石打仗虽然无能，却死活不肯投降，非要讨个说法不可，也弄得裕仁头痛无比。

只要日本不把侵占的地盘吐出来，中国就不屈服。蒋介石不屈服，毛泽东不屈服，李宗仁不屈服…所有的这些不屈服汇到一起，以几百万人伤亡为代价，终于逼到了日本濒临破产的那一天。

裕仁很清楚，无论他占不占印度支那，也不管英美荷兰搞不搞物资禁运，他都是要开战的。因为日本需要资源，要资源就要用钱买，而他没有钱，只能抢。所谓南进或北进，归根结底是抢哪边的问题，由于苏联在远东没有石油基地和矿产大米，抢赢了不解决问题，他只能去抢东南亚。

当然，日本陆军也有过不同的想法，例如派关东军打苏联。但在仔细看过地图后，他们放弃这个想法，绝非这帮孙子爱好和平，而是他们没有胆子。

一九四一年的苏联远东部队，包括二十四个步兵师、四个坦克师、两个骑兵师、十五个筑垒地域（工事守备部队）、九个步兵旅、六个坦克旅、两个摩托化旅、一个伞兵旅。所有要塞都备有坚固工事，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加强，远远超出日本的攻坚能力；即使是德国打到莫斯科的最危急关头，远东和中亚仍然有坦克五百八十七辆、飞机七百一十六架的雄厚兵力。如果日本派关东军北进，这些部队并不需要跟鬼子野战，只要依靠工事拖上几个月，立刻就能获胜：远东的冬天极度严寒，无法开展畜力运输，后勤依靠骡马的鬼子不可能支撑得住，几十万大军在冰天雪地里断绝了粮弹，会成为绝好的冰雕。

即便鬼子人品大爆发，他们的进攻也不会有多少结果。苏军早就有准备，万一战事不顺，大军顺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节节抗击，到最后把人撤回去，铁路线一炸，鬼子根本无法穿过远东的无人区。关东军消耗完帝国最后一滴资源，得到的战果无非是若干冻土，而全国经济崩溃，只在眼前。

所以关东军也很明白，他们打蒋介石固然顺手，对付斯大林这样的目标，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日本开始了参加世界大战的最后准备。为了打好这场大战，裕仁决定尽快解决中国战事，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占领区，腾出人手去东南亚抢油抢矿。正是在这种考虑下，他派出冈村宁次当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希望能剿灭八路军，实现收支平衡。

在对付八路军方面，冈村宁次确实没有让天皇失望。

冈村老狼来之前，华北的鬼子已经跟八路军缠斗了很久时间。

通常而言，鬼子扫荡都是在白天进行，队伍集结准备后出发，到村外就会开枪，最后冲进村里烧杀；八路军往往能利用这段时间内迅速转移，让鬼子扑空。而冈村宁次到后，鬼子迅速改变了战法，一律夜间集合、凌晨进攻，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不光进攻节奏出现变化，鬼子扫荡的方式也不断改进。从前是在几个根据地里挑一块，突击打一场就走，在冈村宁次策划下，日军每次扫荡都要用几个月甚至半年时间准备，出动大批汽车运兵，然后来回从河北一直扫到山西，三个月时间一刻不停；即使是炮楼里的鬼子，也不呆在工事里，每天必定出来跑一趟，弄得八路军摸不清敌情，不得不经常性转移驻地，处境十分艰苦。

而在巩固占领区方面，冈村宁次的手段就更加恶毒了。

早在武汉会战的时候，他就发现中国军民之所以拚死抵抗，是因为鬼子实在太过残暴，于是专门采取了相关措施。一方面，他派出大批特务和汉奸，夜里四处袭击骚扰，或者到村里偷听记录，不让八路军恢复地方组织，对八路军的根据地烧光、杀光、抢光；另一方面，又把抵抗比较少的占领区划成治安区和半治安区，宣布要整肃军纪，尽量不允许出现太多暴行（当然，日军文明的标准比较低，拿人的标准要求他们是相当难的），采用连打带拉的方式，把华北的一亿老百姓都逼到自已一边。

冈村宁次很快开始了上任后的一轮又一轮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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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发送被删。难道 刘少奇三个字是新的敏感词？

从规模上看，整个华北没有大的战役，但小股部队却打得异常激烈。有的八路军部队隔几天就要打一场遭遇战，子弹不够只好拚刺刀，既不能休息，也没有停顿时间，实在是苦不堪言。但冈村老狼没想到的是，他的攻势如此凶狠，八路军居然还不示弱，在八月份，冀东派出三千多人越过长城，远征热河开辟根据地，两个月工夫就建起了一大片游击区。

面对如此剽悍的对手，冈村宁次也忍不住挠起了光头。

八路军很艰苦，新四军处境更是险恶。陈毅刚刚在盐城建起军部，就碰上了日本人的大扫荡，这次是由十三军司令泽田茂亲自带队，还有两百架飞机和大批装甲汽艇配合。

陈毅和刘少奇很恼火。他们才搭好台，日本人就要武力拆迁，实在是太不给面子；加上盐城的位置比较重要，头脑发热的刘少奇于是决定，和日本人干一仗，无论如何要保住盐城军部。

刘少奇一声令下，新四军马上全军备战。没想到有人偏偏不识相，站出来跟领导唱反调，认为不能死守盐城。

唱反调的人，是先前反对曹甸战役的黄克诚。

黄克诚属于红军里的异数，异就异在老提不同意见，招领导的不喜欢，虽然他同别人一样打胜仗，但往往别人打完仗能升职，他打完仗却要撤职处分。去年曹甸战役因为提意见，他被刘少奇撤了三师师长的职，现在刚刚恢复职务，又跑过来顶牛了。

从八路军转来的黄克诚虽然不懂做官，打仗还是有经验的。面对鬼子的疯狂进攻，他认为不能同日本人硬顶，只能把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

老是唱反调的人，是不招待见的。刘少奇毫不犹豫地否决了黄克诚的意见，下令新四军死守盐城，同鬼子主力决战。

这次扫荡的规模远远超过从前，新四军的处境很快陷入危急之中。日军从三路开进，东路攻破李明扬的残部，国军鲁苏皖边区游击四纵队司令陈中柱战死，头被割走示众；中路扫荡了兴化，把韩德勤赶得满山跑；第三路则直逼盐城，准备把新四军连锅端掉。

黄克诚硬着头皮同日军打起了消耗战。枪劣弹缺的新四军当然不是对手，一天工夫就伤亡好几百人；而鬼子发现新四军主力位置后，也是异常兴奋，加速调来援军，争取一举消灭对手。

大军覆灭在际，刘少奇和陈毅还是糊里糊涂，黄克诚终于忍不住情绪，做了一件非常犯忌的事情：他直接拍电报给延安，要求重新考虑作战计划！

所谓旁观者清，延安的毛泽东头脑还是清醒的，马上命令中原局汇报情况。刘少奇和陈毅眼看支吾不过去，只好修改计划，让军部撤出盐城，机动作战。七月十号，新四军撤出了盐城。

黄克诚很侥幸，因为毛泽东的介入，刘少奇和陈毅没记他越级报告的仇；但在十八年后的庐山，他终于为自已的耿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撤出盐城的新四军，处境并没有好转。日军自然是长驱直入，韩德勤也不厚道，从背后进攻新四军的益林；眼看陈毅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远在三分区的叶飞终于兵行险着，率领两个团攻下一千多伪军驻守的古溪据点，然后集结主力包围泰州，准备攻城。

泰州是日军十二混成旅团的基地，以两个小团的实力，是没有能力攻克这类大城的。叶飞费了很大劲，才骗得日本人相信他要强攻泰州，十二旅团长南部襄吉反应迅速，立刻把部队撤回支援。陈毅这才缓过一口气，用最快的速度把部队调到外线，一个个重新收拾日军据点。

新四军的反扫荡，一直持续到九月才结束。陈毅先后作战一百三十五次，损失了盐城等一大片地方，日伪军伤亡三千八百多人，被击沉汽艇三十多艘，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幸亏黄克诚关键时刻越级打报告，让新四军及时脱离战线，否则盐城军部的主力将损失殆尽。

日军在华北和华南大打出手，是因为马上要对英美开战，需要突击解决占领区。很明显，鬼子在正面战场上也没有心思休息，他们同样需要打几场胜仗，最大程度地空出兵力。

自从打完上高战役后，园部的名声是一落千丈，跟冈村宁次等人的同学关系也不管用，很快被撸掉官职，由阿南惟畿接任。

由于四处开打，鬼子的兵力相当吃紧，整个华中方面军只有十一军能抽出来进攻。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把希望都放到了阿南身上，希望他拿下薛岳镇守的长沙，振作一下士气。考虑到南洋马上要开打，他规定此次进攻限于骚扰性质，拿下长沙报捷后马上撤走，不得消耗宝贵的兵力。

领到任务的时候，阿南的对面有十一个军、共三十个师的国军，九战区随时还会有援军，实在不是轻松的事情。为了把新官上任的火烧好，阿南小心翼翼地从各地抽调兵力，集结在长沙前线，做好进攻准备。

经过一个多月时间，阿南集中了四十五个步兵大队、二十六个炮兵大队。这些兵力的集结，要经过第三、五、六、九战区，国军却毫无查觉，糊里糊涂地在工事里睡大觉。很快到九月份，第六师团发动了进攻，但目标不是长沙，而是长沙侧面的大云山。

作为第九战区的重要前进基地，大云山对日军十分有威胁。第六师团派出几个联队进行扫荡的时候，国军还蒙在鼓里，以为鬼子不过是换防时搞点小动作，很快双方就打成了胶着战。

通常来讲，鬼子占不到便宜的时候都会立即撤退，可是薛岳很快发现，这次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大云山的国军一再告急，说鬼子在那边没完没了。薛岳大概是湖南辣椒吃得太多，火气有点旺，收到报告后大手一挥，把长沙正面守新墙河的四个师全都派到大云山，坚决不能吃亏。

在大云山的对面阵地，第六师团也很奇怪，因为大云山不算什么战略要地，可国军却越打越多。两边打了一个星期，薛岳才弄明白，在他的新墙河正面，原来聚集了四个师团的番号，随时可能发起突击！

大云山显然不值得四个师团攻打，薛岳终于醒悟过来，日本人是要他的长沙。他立刻决定，把增援大云山的四个师火速调回新墙河。

九月十八号，四十多个日军大队在三百多门炮掩护下强攻新墙河，同时另一股鬼子从侧翼坐船渡过湘江，两面夹击长沙。新墙河的守军从大云山紧急行军，十八号凌晨刚刚赶到阵地，顿时被冲得一团糟，阿南的大军长驱直入，一路打到薛岳的第二道防线，汩罗江。

首战失利，薛岳反应还算灵敏，立刻改变战术，只派少量兵力守在汩罗江南岸，主力从侧面进攻，包抄日军；同时重庆军委会也做出反应，除了派援兵外，又下令第三、第五战区发动牵制性进攻，第六战区乘虚进攻宜昌，远程配合第九战区。

军委会措施及时，九战区反应得体，但薛岳倒霉的地方偏偏在于，他的电台密码被破译了。阿南清楚地掌握了他的每一步动向，发现薛岳想搞包抄后，立刻从东面迂回，同薛岳的三个军打了起来。

仗打到九月二十一号，阿南已经突破了汩罗江，往南直扑长沙。措手不及的薛岳被连续突破，一贯灵验的侧后方进攻也收不到效果，很快日军打到捞刀河，九月二十五号，狼狈不堪的薛岳带着司令部撤到了湘潭。惊魂未定的薛岳还来不及进一步反应，阿南又根据破译的电报开始新一轮进攻，目标是王耀武的七十四军。

作为国军王牌，七十四军一直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当成尖刀部队使用，阿南决心把这个军吃掉，一雪上高会战时的耻辱。在两天血战之后，薛岳不得不把伤亡惨重的七十四军撤出来，长沙顿时门户大开，成为一座空城。

九月二十八号，几路日军神气活现地冲进了长沙。由于两年前的大火，长沙城仍然满目疮荑，到处是棚户；鬼子在里面连烧带杀地转了一通后，没有停留，而是继续气势汹汹地进攻，两天后他们又攻进了株州。

进攻如此顺利，阿南顿时满心欢喜。由于兵力不够驻守，他在十月一号下了撤退令，四个师团十分悠然地交替撤回。十月九号，日军重新回到新墙河。

第二次长沙会战来得快、去得也快。日本人自然是大肆宣传胜利，他们击溃了九战区的重兵集团，顺利占领长沙后撤回，就跟出门旅游一样顺畅无阻；但没想到的是，损失惨重的薛岳也在宣传所谓大捷。根据他的说法，新墙河的失败以及逃出长沙，都是所谓战略撤退，正是由于他用兵精妙、把部队派到侧后方，鬼子才会支撑不住，一路败出长沙城。虽然从伤亡数字上看，他的“胜利”实在太过凄惨，但并不妨碍薛岳回到长沙的办公室，重新督促新墙河的部队挖战壕。

一九四一年悄悄走到了年末。前两年的年末都不太平，这一年也不例外，而且闹的动静还要更大。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号，在美国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突然遭到袭击。日本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出动大批飞机轰炸，美国海军损失惨重，有五条战列舰、三条巡洋舰、三艘驱逐舰被击沉，三条战列舰被击伤，一百八十八架飞机被击毁，一百五十五架飞机受伤，死亡两千多人，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丧失了大量的作战力量。

为了东南亚的石油和矿，经济面临崩溃的日本终于同英国、美国开战了。十二月八号，广东日军对香港也发起了进攻，经过十八天战斗，香港成为日本的战利品。

虽然日军所向披靡，但重庆的蒋介石还是小小松了一口气：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孤军作战了，中华民国多了两个送上门的盟友：美国和英国。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号，在英国和美国都对日本宣战后，中国政府终于跟风发表了两份公告，一份对日本宣战，另一份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号算起，已经过了四年七个月零两天；从三一年九月十八号算起，则是过了十年两个月二十一天。宣战的内容也是十分委婉，并不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是因为日本袭击“友邦”，中国看不下去感到“忍无可忍”，所以才仗义宣战，替人打抱不平。

日本强占东北中国可以忍，屠杀南京可以忍，一直要等英美宣战后，才能不可忍，如果不是日本进攻东南亚，中国还要忍许多年，或者根本不敢宣战。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谴责可怜的民国政府，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这种荒唐事，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随着日本跟英国、美国大打出手，蒋介石自然不能闲着，他命令中国军队向南调动，打算在广东和云南两个方向，支援一下英国友邦。而日本也想在中国搞场大点的动作，配合香港的攻势，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又落到了阿南的第十一军身上。

在阿南看来，打击中国军队，最适合的地方还是长沙。

上次长沙会战，他占到不少便宜，但中国事后居然大肆宣传，说日军是被击溃逃回去的，让人心里多少有点不爽。对面的第九战区有三十多万人，甚至有传说高达五十万，十分适合作为牵制打击的对象。

十二月十三号，日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提出，对长沙附近的汩罗江进攻，牵制薛岳的主力部队，防止中国军队南调广东策应香港。阿南对这个建议大为欣赏，一小时内就批准了计划，决定出战。

但凡打大仗，都需要一段时间准备弹药粮食，还得花时间来编组部队，有时还要搞动员。可是阿南却充分贯彻了兵贵神速的原则，由于香港战事紧急，他不象上次那样花了一个月时间调兵，而是直接点了点手上的人马，然后集中出发。

由于时间不够，阿南的动作规模明显小过上次会战，只有二十五个步兵大队和一些骑兵、炮兵、工兵部队参加，总共不过七万人左右。紧赶慢赶，他用了七天时间储备物资，打算用短平快的方式收拾薛岳。

十二月二十号，第六师团完成了集结；二十一号，第四十师团也开始进入攻击阵地，只有第三师团要到二十五号才能集结完，所以稍晚一步。正当司令部扳着指头数着日历时，一个消息传了过来：香港方面战事顺利，无能的英军战败在际，中国战场不用策应了。

收到这种利好新闻，阿南有点哭笑不得。他的大部队已经摆开队形，收回来也来不及了，索性决定不管香港输赢如何，大军照常进攻，打薛岳个措手不及。

十二月二十四号，第六师团发起了进攻。同上次一样，鬼子先强渡新墙河，再突破汩罗江。

阿南的进攻还是十分顺利，薛岳没能挡住正面的日军，短短两天工夫，日军三个师团冲到了汩罗江北岸。阿南不给对手太多反应时间，二十七号全军强渡汩罗江，三个师团齐头并进，直扑长沙；十二月三十号，第三、六、四十师团又一次冲到了长沙城下。

阿南的动作可谓稳准狠，大军齐头并进，干脆利落地击破守军防线，一路横扫到长沙城下。不过他很快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吃过亏的薛岳仿佛变精明了一点，他的部队没有出现上次的大规模溃败，大批主力反而集结在阿南的后方，三十号甚至吃掉日本一个辎重兵联队，打死了联队长森川启宇。

薛岳挡不住阿南的正面，阿南扫不清薛岳的侧翼，仗打到这个地步，可以说两家都不好过。十一军参谋部于是提出，大军已经突破汩罗江，中国军队也消灭了不少，而且香港的英国佬五天前已经宣布投降，所谓策应性进攻早就失掉了意义，不如见好就收，占了便宜赶紧回家。

骄狂的阿南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风风光光地把部队撤回去，薛岳肯定拿他无可奈何；也可以一鼓作气进攻长沙，但风险会相当大，正面和侧后方肯定都会受到全力攻击。

十一军的参谋们希望走前一条路，毕竟能占的便宜已经占得差不多了，长沙城打下来也守不住，而弹药和粮食却消耗得很厉害。更重要的是，本来这次进攻就是短平快风格，兵力物资都不够，可恶的薛岳又不厚道，撤退时把公路全部彻底破坏，并且大搞坚壁清野那一套，后方的补给运不上来。

听过参谋们的意见，阿南骄傲地昂起了头，他冲着部下大声吼道：“我军所向无敌，长沙就在眼前，难道能灰溜溜地撤退吗！”

领导既然是这种态度，那就没什么话说了，鬼子们重新擦亮刺刀，全军突击长沙。

作为一名军长，阿南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中国派瀢军司令部节制，而陆军部并没有给他打长沙的批准，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越权行为。但日军向来就有下克上、开罪领导的光荣传统，阿南又是有名的二百五，普通军令当然拦不住他，十一军马上发扬自已动手的精神，全力开展进攻准备。没有公路，工兵部队们就疯狂地从东面的丘陵地带砍树，再把树一点点剁成柴，最后把柴一捆捆铺在地上充当路面（当然质量很差），整整干了五天五夜的苦力，终于勉强修好一条简易公路，保证前线在三十号能发起进攻。

阿南磨刀霍霍的时候，蒋介石也十分担心。为了防止薛岳蛮干，他拍电报告诉第九战区，不用把所有兵力都放在长沙，最好是打运动战，手上要有二线部队当预备队。

收到委员长的战术指导，薛岳很是无奈。

基本的打仗规则谁都清楚，关键是看到时怎样执行。日本人的进攻如狼似虎，守长沙的部队少了保不住底，多了又没有预备队，实在让人左右为难。被人逼到这种地步，还不能灰溜溜地跑路，他只好尽力安排好手上的兵力，走一步看一步，见招拆招。

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天，第三师团经过一路狂攻，终于打到长沙城下，侧翼是阿南的第四十师团，紧紧护卫在主力身边。倒霉的第四十师团已经吃光了所有粮食，只能四处抢粮，整整一个早上全师团没有打仗，都变成了饿急的疯子，大军拚命搜罗的全部粮食加起来，只有两个白薯。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元旦。

日军就在长沙外围，薛岳在长沙城里，守军主力全被甩到了侧翼和背后，城里一片紧张。为薛岳守城的是第十军，中央军嫡系。

第十军是国军历史上比较囧的一支部队。这个军猛将如云，搞出过不少动静，但运气起伏不定，经常弄得一败涂地的也是它。由于上次长沙会战表现不好，第十军军长李玉堂被撸掉了职务，正在家里待岗，接到守城的命令后，迟迟不肯去上班，工作态度极其成问题。

手下闹情绪，薛岳也没有办法，实在是好点的部队都调到南方，策应“友邦”去了，拿不出象样的人马，才让老李同志顶一下大梁。没想到自已有心同长沙城共存亡，李军长却对处分命令耿耿于怀，硬是不肯合作，最后薛司令没办法，只好找蒋介石，请领导出面摆平。

要说还是委员长的脸大。收到薛岳的诉苦后，他二话不说，直接给李玉堂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简短地吩咐了一句话：“长沙城交给你了！”

接完蒋介石的电话，李玉全身一振，立刻走马上任，安排长沙城的防务。

李玉堂守长沙的只有一个军，阿南派来进攻的却有两个多师团，薛岳很希望日军快点撤走，鬼子却非要捞最后一把。于是在元旦节那一天，两边都不想打的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终于打响了。

首当其冲的是日军第三师团。他们向长沙东南郊区凶猛进攻，连续突破守军两道防线后停了下来，这时鬼子情报部门送来一条至关重要的情报：经密码破译，发现薛岳主力正向长沙附近集结，准备包抄打歼灭战。

阿南马上明白了自已的处境，但在骄狂的本能驱使下，他还是不肯撤退，坚持要攻下长沙城后再走。无奈的第三师团只好不顾一切地拚命进攻，连师团直属部队都派上了前线，结果元旦节晚上，突破到白沙岭的第二大队遭到中国军队反包围，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战死。

从级别上讲，加藤大队长不过是个少佐，跟条狗的区别不大，死了也就死了，连开追悼会的资格都不够。但他身上却带着机密的作战计划和文件，全部落到国军手上，不光泄露了部队编成和位置，还通报了另一条重要信息：鬼子快没弹药了！

一月二号，第三师团还在疯狂地进攻。为了拿下长沙，阿南把侧翼的第六师团也派了出去，薛岳也明白这是最后一击，把所有人马全都顶在一线。长沙外围打得热火朝天，阵地反复争抢，刺刀和手榴弹四处横飞。

在长沙城身后，从广东赶回的援军已经到达株州，其他方向部队也在火速靠拢，薛岳同样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胜负都取决于一件事：能不能守住长沙？

一月三号，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六师团联手发起进攻，薛岳咬着牙派出了最后一批援军，加强守卫阵地。两军发疯一样打了一整天，薛岳伤亡十分惨重，然而鬼子终于在长沙城下停住了脚步，没能前进一步。

阿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的部队已经弹尽粮绝，中国军队却在四周不怀好意地集结，打算把自已包围吃掉。一月三号夜里，阿南下令所有部队放弃阵地，全力撤退。

先前进攻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是第三师团，现在自然活该他们退得最艰难，遭到层层堵截，费了很大工夫才和第六师团会合。经过四天跋涉，两个师团退到了捞刀河北岸，好不容易才松一口气；比较惨的是第四十师团，在东面先是被三十七军反复攻击，狼狈撤到春华山后，又碰上薛岳的七十八军。

一月八号，十一军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其中西面的第三师团和第六师团被七个军的中国军队包围，阿南急得派第九混成旅团解围，结果这个旅团反而被击溃，两边一直僵持到十一号，第三师团和第六师团才从拦截线里冲出来；第四十师团动作倒是麻利，很快逃出了春华山。两股部队在追击下一路北窜，一直打到十五号，日军重新渡回新墙河，退到最初的出发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终于结束。

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到此时，总算为薛岳挽回了面子。刚刚开打的时候，鬼子两天就突破了他的防线，一气推进二十五公里，成功阻止了九战区南下增援广东，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好在阿南头脑发热，硬派兵力后勤都不充足的日军强攻长沙，给了薛岳翻盘的机会。扬眉吐气的薛岳再次擦亮自已的招牌，在报纸和电台上恢复了“战神”的地位，得意扬扬地在长沙城内来回巡视；他的口袋里，是一份最高统帅部的电令，要求保留长沙会战的战场，等候贵宾观摩学习。

能让蒋介石执行的贵宾，绝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来自英美各国的军事顾问。此时他们的同事，正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不得不放下身段，重新认识日军的战斗力和战术技巧。当香港的英军垂头丧气走进战俘营的时候，薛岳的长沙会战是整个对日战场上唯一的胜利，也是唯一的亮点。


从长城抗战时起，蒋介石一直就头痛所谓战斗力的问题。

按照战例，日军一个大队往往能击破国军一个师，而日军一个师团进攻的话，有时连几个集团军都应付不过来，例如平型关大战的时候，板垣师团只有七个大队，竟然能对阎锡山的几万主力大打出手。在四年多的战争里，委员长可以说是信心扫地，英美盟邦更是鄙视有加，认为中国军队不顶用。

到了一九四二年，英国和美国终于发现，他们一直看不起的日本，是怎样的对手。装备低下的中国军队挡不住日本人，而号称现代化的英国和美国军队的表现，更加只能用惨烈来形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随着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十二月八号，日军同时进攻香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泰国基本上没什么武装，当天就同意跟日本合作；面对日本的进攻，香港坚持了十八天后投降，连阿南的策应进攻都不需要；马来西亚的英军一路溃败，接连败退一个多月后，终于在一月三十一号全部逃到新加坡；日军接着在二月八号进攻新加坡，十五号守军投降；
十二月八号，日军进攻菲律宾，四二年一月六号美军全部撤到巴丹半岛，岛上坚韧的美军海军陆战队总算没有服软，坚持到四月十号才投降。日本人很快发扬一视同仁的风格，对英美战俘大加虐待，七万八千名美国战俘被强押到一百公里外的战俘营，路上死亡一万五千人，到战俘营后两个月，又死了两万六千人；
十二月十号，号称英国最先进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同反击号战列舰被日本飞机炸沉，同一天美国放弃关岛；
十二月十一号，日军进攻美国威克岛，岛上部队坚守并击沉了两艘驱逐舰（只有这个比较解气），随后在二十三号投降；
一月十一号，日军进攻荷兰殖民地爪哇，三月九号守军投降；
一月二十三号，日军进攻澳大利亚的拉包尔，二月六号守军投降；
…

短短四个月工夫，整个东南亚落入日本手里，成为天皇的超级大钱袋，中国守军挡不住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没能挡住。一度即将破产的日本，重新获得大量石油、矿产、粮食，成功地扭转了财政赤字，把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随着一系列想都不敢想的超级胜利，日本面对的已经不是中日战争，而是对中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超级大战，而作为宣战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几年后苏联也凑了一把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