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抗战打响以来，不管鬼子有多凶恶，国共两党至少都是全力以赴，经常还搞个联合作战，把后方的日本人搅得不得安宁。很快两党蜜月般的合作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刀光剑影，以及几十年无休无止的指责，一直相互争吵到今天；而冲突的正式开始，就是蒋介石的这句话。

作为打游击的专业人士，共产党已经在敌后活跃了很久，但是除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国军也在敌后派有游击部队的。

按照蒋介石的理论，全中国都是他的治下，沦陷区也属于国土，所以同样要派省主席、行使管辖权。山西自然是阎锡山作主，河北是西北军出身的鹿仲麟负责，山东主席则是东北海军出身的沈鸿烈。

同处一个作战序列，八路军自然不能明确反对委员长派驻主席，可要命的是国军的主席既然来了，就要带来一大班人马、任命自已的县长区长，在自已的地盘上招兵买马，而在他们到来之前，八路军已经通过血战建起了游击区，有一整套齐全的班底在运作。以河北省为例，鹿仲麟主席上任的时候，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全靠八路军接济一块地方落脚，后来鹿主席提出平分整个根据地，八路军经过协商也让出了三个县，作为“国统区”。

尽管八路军同意蒋介石派人来上班，并且提供了办公的场所，但总地来讲，蒋介石是不满意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蒋土，八路军去河北打游击本来是蒋介石的要求，现在有了正式的命令，自然应该全额退出去，把人和枪都交给国军来替代，朱德、彭德怀等人要做的不是让出三个县，而是办好工作交接，把所有地盘（或者大部分）交给所谓“敌后纵队”。

其实从历史来看，鹿仲麟跟共产党不算有仇，新中国成立后，也没人跟他算旧帐，什么立场反动之类罪名更是无从说起。鹿仲麟头痛的是，自已身为省主席，一个县长都派不下去，而大批国军派到敌后，自然会同先到的八路军发生地盘冲突，这种事是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不是坐在一起喝个小酒、谈谈感情可以解决的。所以大家谈了又谈，共同抗战的话讲了又讲，散场后仍是拳打脚踢，枪声依旧。

鹿仲麟在河北能站稳脚跟，因为彭德怀还算厚道人，山东的沈鸿烈就比较惨了。沈主席是接替韩复榘上任的，一直就在打游击，资历比八路军还要深。看到山东的共产党不打招呼就进门开伙，势头越来越旺，曾经找徐向前来谈话，希望能落实一下领导方针。

作为山东八路军的领导，徐向前的形象有点对不住观众。徐司令身体极其不好，经常是躺在担架上跟鬼子钻山沟，好几次差点落到敌人手上，见沈鸿烈的时候虽然不至于抬着进门，但脸色也差得吓人，实在不象一个威震四方的元帅级人物。

在见到徐向前之前，沈鸿烈已经听说过对手的外号叫“徐老虎”，但实际看到徐向前的模样时，实在没法把眼前这个病人同猛将之类名词联系到一起，别说是老虎，连病猫都算不上。沈鸿烈顿时有了底气，于是以省主席的身份告诉他，他是山东省的主席，山东的事由他做主，八路军要尽快把人数限额和防区报上来，以便统一管理。

看到沈鸿烈的样子，徐向前十分有气，于是没好气地反问了一句：“请问你们在山东的部队限额多少，防区在什么地方？！”

沈鸿烈被徐向前问得哑口无言，他没想到眼前这个病夫居然如此有水平。山东的八路军风风火火的时候，国军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点点探索打游击的心得，此时不要说防区，有没有完整的战线都说不定，至于人数更是云里雾里，根本无从说起。

看到沈鸿烈痴呆的样子，徐向前轻蔑地笑了笑，然后告诉他：“抗日需要多少游击队，我们就发展多少，抗日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中国的土地总不能让日本人横行，不让抗日游击队发展吧！”

面对脸色苍白、一阵风都能刮倒的徐向前，山东主席沈鸿烈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怔怔地看着他扬长而去，一句话也答不上来。随后不久，沈鸿烈不管不顾地发出一系列指令，强令八路军把地盘交给属下国军，同时大肆搜捕八路军，终于导致大规模火并事件；几年后他被弄得一无所有，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重庆，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农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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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八路军强悍，因为他们是响当当的中央红军，正牌主力出身。比较惨的是华南新四军，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好。

作为南方游击队编成的军，新四军同国民党的关系如果融洽，那是不正常的，关系紧张，才是正常现象。

早在新四军成立之前，蒋介石就干了一件缺心眼的事情。他为了减少新四军数量和编制，专门大力清剿了几个月，突击杀了一大批游击队和家属，可以说建军的时候，每个战士都有血仇；再加上委员长在南方的苏区也不干好事，对红军家属肆意杀卖抢劫，大家国仇连着家恨，一看到青天白日徽就恨得牙根直痒。

国难当头，必须联手合作，蒋介石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抗日合作之后，有关部门都相当注意统战工作，不让旧帐添新仇。从各方面文件来看，委员长态度还是很端正的，新四军出去打游击，有时干掉几十个鬼子，蒋介石也会亲自回电嘉奖，向共军将士道辛苦；而且为了摆平新四军所在第三战区的关系，军委会专门派了顾祝同出任战区司令官，希望能上下一致，协调行动。

顾祝同，字墨三，保定军校六期毕业，西安事变时曾进军西安，压迫东北军、西北军解体，擅长拉拢人际关系，对属下宽容放纵，还经常关心军属，人情味浓厚，在国军阵营口碑极佳，平生有个著名的外号“军中圣人”。

经常亲自慰问新四军，还把老好人顾祝同派来管事，充分说明蒋委员长在人事工作上的良苦用心。

从三七年起，顾祝同奉命出任第三战区，成为统辖几十万大军的总司令。短短三年时间里，顾祝同毁掉了他的所有好名声，变成一个阴险、狡诈、“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诸多影视题材中都以青面獠牙的形象出现，是广大观众熟知的反派形象。

被人唾骂几十年，顾祝同倒也不算冤枉，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太过骇人听闻；而从战区司令的角度看来，做新四军和国军的共同领导，实在是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无论谁坐到那个位置上去，都只能灰头土脸，背上一身黑锅。

因为大家的利益，从一开始就有根本的冲突，找不到办法调和。

根据军委会的指挥，新四军四大支队都在第三战区，平时服从战区司令调遣，定期接受军饷弹药等各种补给。而新四军也不孚众望，敌后挺进工作十分出色，象在三八年，他们曾经突袭南京城郊，跑到雨花台放枪放炮，把日伪军吓得不浅，满城戒严。

正所谓爱拼才会赢，新四军能搏出自已的地盘和军威，是因为打游击拼命；但新四军开始出问题，也是因为打游击太拼命。

按照军委会的规定，每支部队打仗的人数、地域是要听指挥的，新四军编制有四个旅，那就只能有四个旅的人和地盘，不能擅自扩编，也不得越界打仗。至于其他地方的人是否需要增减、适不适合打游击，或者能否去那里打游击，新四军无权过问也不该过问，总之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按正规军方法指挥游击战，也算是战争史上的奇葩。在军委会安排下，很快出现了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怪事，沦陷区明明报名参军踊跃，却不许招兵扩编，仗打得再好，也不能跑到其他地方，否则就是违抗军令。八路军还可以跑到华北的真空区开根据地，新四军则比较惨，因为成军时间比较晚，当他们开始往敌后挺进的时候，军委会已经划完了势力范围，好点的地方都归了别人名下，没有给他们发展的空间。

明明打仗在行，却偏偏不许出去，新四军很郁闷，只好四处寻找所谓的解决办法。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成立抗日军队是要军委会批准、按编制进行的，但各地还可以搞民团、保安队性质的自卫武装，用于本地维持治安、协助正规军搞地方工作，条件是国家不发工资，一律由地方自筹资金解决。

既然规定里有这一条，新四军立刻行动起来，把部队全部改头换面，甚至连指挥官都换上新名字，假扮成自立山头的土队伍，跑到敌后大打出手。由于敌后部队五花八门，土匪、民团、伪军全都有名号，国民党也不明白突然冒出来的“游击支队”到底是什么成色，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经成功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拥有自已的情报网和村镇系统，再也赶不出去了。

很快，江南战场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景观：能打的不让打，不能打的硬往上派，大大小小的部队都开始无休无止地摩擦，大家到处打仗，相互间又到处拉关系，希望自已的瓶瓶罐罐不要被打破。

于是军委会很生气。在他们看来，各部队应该向总部汇报名号，然后统一分配，该裁撤的裁撤，该缩编的缩编，由长官对着地图安排去留。一再发令却总也谈不拢之后，高层领导终于忍不住了，开始指责对方。

蒋介石：“共产党人不奉军政命令，擅自扩军占地，袭击友军！”
毛泽东：“都是从日本人手上夺回来的国土，你们没守住，凭什么要我们退出？”

这一吵，就吵了半个世纪。

敌后的国共冲突惊心动魄，但在敌前的南岳衡阳，国共两家高层还是相处融洽的，至少在蒋介石看来必须融洽，因为他还有事求毛泽东帮忙。

长期以来，国军一直按正式条例进行操练，打仗布防也都是正规军的架式，除了不得已流落在敌后的少数部队，其他人都在战场上正面厮杀。既然抗战的重点变成游击战，成百万国军自然要任务转型，变成一股又一股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可游击战跟正规战实在不一样，无数人领到任务或冲到敌后，都发现有严重的适应问题，并且很快受到日军的夹击，损失极其惨重。

装备不好的共军能打游击，装备好的国军反而不能打游击，委员长十分恼火。在听到手下的申诉后，蒋介石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在敌后打仗吗，找军统学两手就是了！”

蒋介石的想法，是军统特务经常在敌后搞情报，工作经验应该相当丰富。然而戴笠却跟他手下的大小金刚们也苦着脸来找委员长，告诉领导说，新派的游击培训任务他们也不懂，请委员长另找教员。

办事爽快的戴笠不肯挑担子，绝非简单的推诿，而是因为特务确实不会打游击。军统的工作重点是情报战，讲究在城市里跟踪、爆破、暗杀之类手艺活，而敌后游击主要在村镇一类地方进行，跑到大城市搞活动的情况极少，两边的任务也完全不一样，让他们去教课，等于让鸭子给乌龟上飞行课，全部不对路。

@hemmry 2018-07-11 09:32:02
不错，又找到了，追个贴子真不容易，希望某些人不要再举报了。大家追这个贴子说明关注这段历史，肯定在其它地方已经看过许多这一方面的东西了，或者这里是起步，以后会多看。读的多了，就不会被某一家的说法忽悠了。不管怎样，要先有贴了看，楼主快更啊！！！有不同见解且指出却没讨论出结果的网友不要力辩了，读的人遭罪啊。纷繁复杂、烟笼雾罩的历史哪能一下子说清楚。也不要担心大家被带偏了，现在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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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的人，大概是两种心态。一种是心理有问题，要求别人必须跟自己一致；另一种则是嫉妒发作，写不出来又实在不允许别人写。这种告密的小人自古有之，单纯靠美好愿望是没有用的。

听到心腹干将戴笠都摇头，蒋介石才意识到，敌后作战可能真的不那么简单，没有认真的准备和训练，一般部队是不能派去打游击的。



敢同甲种师团对抗、装备超出八路军一个档次的堂堂国军，为什么打不了游击呢？这要从游击战的性质和战法说起。

--游击队是怎么炼成的

在普通人的脑海里，游击队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山沟里开来大队鬼子或敌人，此时山头隐蔽埋伏着一群游击队，打头的是粗眉大眼、神情坚决（中外形象基本一致）的队长指挥官。只见他抬手一枪，接着手下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魂飞魄散，四散逃命，最后大伙在队长带领下扛着战利品胜利离开，夕阳照耀着他们的影子越来越长，直到无比光辉的远方。

以上情形，大多出现在影视剧中（国产电影占多数）。必须说导演们这样拍并没有错，因为电影必须把最吸引人的地方拍出来，不然没有收视率，他们就要下岗待业，去大街上摆摊跟城管打游击。但一支游击队如果整天只忙着打埋伏，最后的结局肯定是被埋伏，他们必须使用同正规军完全不一样的战略战术，学会一套游击队特有的规则和原则，而这些学问是国军所不明白的。

关于游击战，已经有无数军事论著进行研究和探讨，那些书大都充满各种条例和规范，时不时还夹杂着政治口号，相信普通人是不愿意花业余时间去看的。但我相信，讲清楚一件事情，有时并不用写得多麻烦，只要采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身临其境地解释一下，就能对游击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现在请读者假设一下，你是新成立的游击队长张三，正奉命带着一个连去敌后开辟根据地。为了简便，我们省略了一般游击队的原始积累过程，直接让张三从正规军分离出来，因此他们已经受过基础的军事训练，个个背着顺手的枪械，随身带有五六天的干粮（再多背不动），还有能支撑一段时间的子弹，来到计划中的游击根据地，开始创业。

既然是游击队，自然必须学会游和击。普通人最先想到的是找个地方打埋伏，但是新环境里人生地不熟，附近的鬼子或伪军也不是傻子，对经常路过的地方都搞过军事测绘（日本人办事认真是不用怀疑的），而且还会安插一些眼线做内奸，负责监视当地的治安情况。冒冒失失地冲进去打埋伏，搞不好自已就成了包袱，被人打包消灭在山沟里。

很明显，想要在四面临敌的环境中生存壮大，必须先找个落脚的地方，消灭敌人的眼线，然后才能准备计划中的战斗；而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张三队长还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叫做后勤。

游击队员不是神仙，他们也要吃饭，而且因为经常跑路的关系，不少人饭量还特别大。考虑到随身背的那点干粮吃不了几天，张三队长自然应该抓紧时间，开辟新的粮食来源。

如果张三是国军游击队长，那么要恭喜他，短时间里还不会缺粮。凭着国军的雄厚实力（相对而言），战区会从前线派出渗透部队，在某些地方大量埋藏粮食和弹药（学名：兵站），集中供销，解决游击部队的吃用问题。但张队长最好心里要有数，鬼子不是傻子，很快就会发现里面的奥秘，并迅速采取反制措施，把物资埋藏点一个个挖出来，断掉前线送来的补给，张大队长仍然需要自己想办法。

所以很自然地，张队长的第一件事，是找粮食喂饱手下的弟兄，同时安排房子让大家休息，要知道行军是件很耗体力的差事，如果睡不好觉，打仗就会缺少体力，直接影响到下一步工作的进展。张三自然会找到当地的村长或乡长，先给他们讲一通抗日大道理，然后告诉他们说，给我筹粮某某斤、限某某天办到，否则我手下不是吃素的！

粮食送来了，觉也睡好了，张三顺利地在村子里呆了下来。很快他就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村子养不活太多闲汉；二、游击队的消息渐渐传出去了，有人说鬼子正在集合伪军，随时可能来扫荡一把。

一个连作为游击队规模是够大了，但同鬼子硬拼还是不行的，所以张三必然要带着队伍转移，于是第三个问题摆到了他的面前：他该如何离开这个村子？

好不容易占领一个村子，要放弃固然有点可惜，不过更重要的是张三走后，鬼子肯定会在村子里大肆烧杀，抓出跟游击队打过交道的人处死；同时汉奸们会非常积极地在周边村镇发展一批二汉奸，鼓励他们在下次游击队来的时候抢先报信，并开出打动人心的价码，吸引村民成为汉奸队伍的一员。

很明显，如果放任这种情况发生下去，张三的队伍将变得十分艰难。他们到哪里都筹不到粮，随时可能被鬼子包围，没有乡亲敢跟他们接触。张三会发现当初热情迎接的老大娘变了脸，装作看不见他们，即使打了胜仗也找不到地方休息，甚至伤员没有地方安置，只能在不断的行军中染病死亡。这种情况并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无数国军游击队就是这样被剿灭的，他们踏入战场的时候，未尝不是满腔激烈、充满还我河山的壮志豪情，但在严酷的战争中很快消磨得一干二净，最终沦为聚啸山林的土匪，甚至不得不接受鬼子的收编，改行去当伪军。

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游击战不是问题，队伍规模也不是问题，关键是张三队长不打仗的时候什么也没干，才会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确切地讲，是他没有及时发掘村里的人力资源。

来到新根据地的时候，张三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弄清村里的人员组成、社会背景及思想觉悟，惩处投靠鬼子的汉奸，把民众组织起来成立救国会、儿童团等组织，吸引新兵入伍，举行广泛的抗日宣传，安排自已的村长负责征粮征税，并秘密发展内线情报员，定期接头汇报动向。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他要想办法到下一个村庄去做同样的工作，保证在短时间内有一大片活动区域可以游击，不让鬼子找到固定的目标。

张三和他的游击队如果能领悟这一点，那么恭喜他们，他们找到了游击战的真谛。在作战地图上所谓游击区的地方，并不是简单地放一群游击队，而是必须要有自已的基层政权，能够保障游击队活动。

最起码的游击区只有几个秘密内线，他们或许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平时注意观察情报，在游击队来到的时候能及时接应，告诉他们哪些人家可以住宿、哪个坏蛋投靠鬼子欺压村民，配合游击队把败类干掉，使游击队能顺利休息和补给；条件好一些的游击区里，村子有自已的抗日村长，能代收抗日捐税和军粮，为游击队提供军需花费；再好一点的地方，民众会组织起来成立民兵，拥有少量自卫武器，一边种地一边训练，平时可以防止汉奸骚扰，鬼子来了还能临时抵挡一阵，掩护村民迅速撤退。如果游击区越建越强，鬼子和汉奸的势力都被排挤出去，连交通都不能保证，那这块地方就会有另一个光荣的新名称，叫根据地。

从张三队长的工作日志里可以看出来，从一无所有的陌生村落到根据地，光靠队里的一百来号人根本不够，必须广泛利用当地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八路军、新四军是很在行的，他们在根据地里普遍实行减租减息，降低农民的负担（这样才有钱交多出来的捐税），农忙时帮助农民种地，然后按比例收抗日捐税，平均分配给每个战士；同时严惩汉奸、孤立伪军，不许他们染指自已的村落。日军大部队来进攻的时候，游击队能迅速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随时无声无息地集结在另一个地方，对鬼子的后方狠狠捅上一刀。

解释到这里，游击战怎么打算是有了答案，但是张三和他的手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俺们又没有犯错误，为啥不让俺们当正规军，非要去农村里窜来窜去呢？

张三问得很有道理，如果不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和手下是不会安心去敌后的；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战略角度上做一个课题研究。

自打人类有战争以来，攻城略地都是有目标的，打仗不仅费钱，还要耗费宝贵的人命，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原因，首领们绝不会热衷于这种劳民伤财的活动。通常来说，出兵占领一个地方，要么是因为那里有值钱的矿产和粮食，要么是因为那里是交通要道或防御节点，有助于扩大自已的统治实力，光赔钱没有收益的事，只有缺心眼的人才干得出来。

鬼子们积极地搞九一八，是因为东北有大批粮食和矿藏，进攻热河是为了扩大殖民地，说到底还是抢劫的收益大大超出成本，所以天皇才会兴高采烈地给老一代强盗们升官发财。而新一代强盗们自然不能坐视，他们攻占平津、血洗南京，就是想规模复制老强盗们的成功模式，来一个集体大发财。

对日本来说，形势从来没有如此有利过。他们在一年多时间里占领了大片的土地，把成千万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几乎占领了所有有价值的地方。从城市里得到税收，从矿山挖来矿产，即使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每年也得交几百斤粮，顺便还能逼他给皇军干活，榨取剩余劳力。

刚开始抗战的时候，蒋介石的假想敌是十七个日本师团，事实证明全体日本人都是出色的抢劫犯，只要天皇供得起钱和枪，他们就能红着眼睛去任何一个角落烧杀抢掠；而日本能扩到多大规模，不取决于他们有多少预备役，而取决于在中国的抢劫效率。

所以仗打到这个时候，抗战已经不再是一场会战或几个集团军的胜负，变成了一场全方位的资源消耗战，游击队的作用也不仅仅是消灭多少鬼子兵，更重要的在于能否阻止鬼子对后方的经营。一个农民做了亡国奴，鬼子就能多收几百斤粮；如果他参加了张三的游击队，那鬼子不仅收不到他的粮，还要花钱派人去剿灭他，并在张三出没的大小地方设据点、派驻军，大量牵制野战兵力。事实上武汉会战前，好几个日军师团没能参战，就同华北的八路军日益壮大，有着直接的关系。

讲透这一点，张三应该明白过来，真正战略意义上的游击战，工作重点不光是怎样钻山沟打埋伏，而是建立自已的基层组织、扼杀敌人的活动空间，一步步消灭敌人。当然里面的具体步骤并不简单，光一个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就有几百万字专著研究，从经济管理到公安肃奸、粮食增产、人事选拨全都是学问（千真万确，本人看过一整套论著，整整几个月的催眠经历）；但千变万化不离根本，归根结底，游击战是如何在乡村基层扎下根的问题。而我们也知道，自一九二七年之后，蒋委员长已经英明神武地杀光了国民党所有乡村基层组织，再也没有恢复的能力。

十几年欠的功课，突然要补回来，还是让一帮大兵（新兵又占大多数）去敌后补课，效果可想而知。对庞大的国军“敌后游击纵队”来说，昨天还有军需处定期发粮发饷保障生活，今天突然就要自已到敌后，培养新的村长县长，操心吃饭除奸情报网之类琐碎杂务，实在是水土不服的工作。

游击战的推广是必要的，困难也是切实存在的，一层层报告递到委员长办公桌，蒋介石很发愁。如果军统、党部、中央军三大部门都没有办法，他自然要变成指路的那盏明灯，给手下照亮前行的道路。

过了不久，延安就收到一份电报，大意是国军要搞一个游击干部培训班，请友军派一些教员，协助教学。

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毛泽东笑了，蒋委员长肯转换观念、与时俱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着抗日不分彼此的精神，他派出了一批重量级教员，为国民党讲解游击战，领头的是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

听说叶剑英要亲自来为国军讲课，军委会自然十分重视，参加人选、培训班安排就成了敏感问题。大家心里很清楚，由于游击战已经被委员长上升到战略程度，谁参加叶剑英的课程，谁就能在部队编制、物资分配上优先考虑，进而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对派系林立、人事关系复杂的国军来说，当然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情。

经过一番斟酌，由领袖拍板，最后裁定的南岳游击训练班安排如下：

班主任蒋介石（这个必须有），教育长（学习委员）汤恩伯，副班主任陈诚、白崇禧，实际负责教学的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再往下是各级教员学员。

仔细看一下这份人事安排，我们可以体会到委员长在人事工作上的良苦用心。汤恩伯在华北前线，自然需要优先培训，但汤司令气量狭窄小，因此派陈诚、白崇禧当班副，这两个人跟汤恩伯关系都不好，可以起到牵制作用，防止他借机扩充自已的势力；至于叶剑英属于异党势力，当然要限制使用，具体来说就是只能干活、不给实权，大小事的拍板权都必须掌握在自已人手里。

叶剑英对培训班倒没有什么意见，反正自已是奉命讲课，按时上班到点下班、定期领课时费就是了。大家对他也不见外，一来中国人讲究师生关系，二来叶教员是跟孙中山闹过革命的，资历直追蒋介石，他虽然不摆架子，气场却自然摆在那里，足以让每个学生都矮上一头。

但生活总是丰富多彩的，一不留神就会出现波澜。叶剑英小心翼翼地教书育人，没想到还是有人盯上了他，而且找麻烦的人还是军统。

按照课程安排，叶剑英应该是给正规军讲课，但戴笠却非要插一脚，硬是把亲信王百钢弄进去学习，理由是军统也在敌后组织“忠义救国军”搞抗日，当然有必要一块受训。按理说受训就受训吧，叶剑英也没有理由拒绝特务听课，可王百钢却是个喜欢搞事的人，不知道他是好奇还是手头紧，居然跑去偷叶剑英的特训班经费，结果手脚不够利落，被当场抓住，人赃俱获。

这真是太没天理了！叶剑英一个月才几块钱工资，所有用度都要实报实销，好不容易出趟公差搞培训班，学生居然还偷他的活动费，实在是说不过去。叶老师面对这号流氓也是哭笑不得，只好报给班领导，让他们处置。

听说王学员偷叶剑英老师的钱，所有人都是一齐摇头。本来打狗应该看主人面，偷点钱之类的小事，交给戴笠骂一顿也就算了，但军统平时实在太嚣张，大家心里都有气，于是陈诚和汤恩伯决定公事公办，把事情经过详细写成报告，然后交给班主任蒋介石，让蒋委员长公平处置。

对于军统的小偷小摸，蒋介石向来是网开一面，因为它不光负责对外情报，也负责军队内部监控，哪个将领是否可靠，全看军统背后打的小报告。但听到王同学偷钱被抓的“光荣”事迹时，委员长还是忍不住发了火，找来戴笠狠狠地骂了一顿。而戴笠挨骂后的心情显然不好，因为根据记载，他过不久就把王百钢枪毙了，作为学艺不精的惩罚。

一九三七年结束的时候，蒋介石觉得他很惨，他被日军南北两路夹攻，打得焦头烂额。一九三八年结束的时候，蒋介石才知道事情还能更惨，因为他接连丢失了武汉、广州，一百多万大军被打得失魂落魄，明知道国共已经开始起冲突，还不得不找共产党要教官，培训手下打游击战。

从公开记录上看，蒋委员长在口头仍然很硬气，经常表示局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国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打败日寇是早晚的事云云。不过听的人虽然还是热烈鼓掌，心里大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情就不好拆穿（学名：人艰不拆）。但谁也没想到，内忧外患到这种地步，居然还有人跑过来，在委员长沉重的脊梁骨上，又扔了一大堆稻草。

百忙之中还出现的麻烦，是有人离家出走了。

按说兵荒马乱的年头，连蒋介石都要从南京搬家，普通人离家出走更不算事。但这次的麻烦实在有点大，因为走的人身份有点特殊，是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国防最高会议副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自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已经过了很多年沉浮不定的日子。

他一度是国民政府的老大、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共同领导，可是在军阀混战的年头，精于政务的汪老大因为没有枪杆子，屡屡被人排挤，最后不得不在蒋介石手下当小弟，成为民国政府的千年老二。

身为政治家，做老二不一定丢人，先当老大再给小弟当老二却肯定丢人。从顶峰退下的那一刻起，汪精卫的老婆就不断给他灌输一个信念：做官就要做最大的官，掌权就该掌最大的权，除此以外，一切都是浮云。

汪夫人望夫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汪精卫也一直非常努力上进，无奈他的运气不佳，始终没能象蒋介石那样手握兵权，只能跟在后面跑腿。作为民国政府的顶级公务员，所有人都知道他心怀不轨，一有机会就变成反贼，却偏偏要顶着大大的“忠臣”两个字上班，内奸做到这个地步，可谓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军人掌权的年代里，蒋介石丝毫不担心汪精卫搅得出什么风浪，他只要小心留意同汪小弟打交道的军阀，就能把活动空间封死。但重重堵截到最后，终于还是在外交部门出现了一道缺口，让汪精卫找到大展鸿图的异次元空间。

自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派代表跟日本接触，谈判停战条件，日本政府也饶有兴致地跟他接触，相互试探彼此的底线。很明显，两边的要求相差比较远，一时半会达不成共识，所以战场上打得热火朝天，私底下却在不停地彼此试探。在一轮又一轮谈判中，有一只伸出去的触角，叫高宗武。

高宗武，浙江乐清人，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生。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军阀年代，去日本都是学军事，搞政治外交欧美才是主流，高宗武却是非主流的典型，偏要跑到日本去学政治，毕业后自然不受待见。但时局实在是说不准的东西，一不留神国联成了摆设，对日关系成了重点，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日本通，高宗武顿时变成了抢手货，短短几年工夫，就从教授记者变成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外交部亚州司司长。

当上司长的一九三五年，外交部高级官员高宗武刚刚二十九岁。

青年得意的高司长踌躇满志。他曾经夸下过海口，认为自已法力无边，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可以让中日关系来个大转弯，实现东亚关系的历史性变革。然而他没有想到，蒋介石不仅没有给他实现抱负的机会，反而把他晾到了一边。

既然提拨我，为什么又不用我？高宗武不明白。

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很快七七事变爆发，两国枪来炮往，全都是刺刀见红的勾当。高宗武找到蒋委员长，说自己可以大显身手，凭口舌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让鬼子撤出华北；蒋介石听完高司长的宏论，却神情冷漠地让人把他请出了办公室，再也没敢叫他进门。

打仗是怎么回事，年轻的高宗武不明白，蒋委员长还是心里有数的。

明明有经天纬地之才，明明能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变革”，蒋介石却不用他，只管天天跟一帮粗人在作战地图前瞎比划。高宗武非常失望。他虽然不甘寂寞，却也知道蒋介石不好侍候，想到委员长冷峻如冰的眼神，高司长只能打消念头，默默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终于另一个人站出来，向蒋介石建议说高宗武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派他去跟日本人谈判，搞点情报回来用。

给蒋介石出馊主意的，是他的侍从室副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

能跟蒋介石说上话的，大都不是一般人，周佛海更是不一般。周副主任当年做过中共一大代表，同毛泽东一道开过会，脱党后平步青云，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小秘，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复兴社”里他都是高级负责人。而在三九年之后，他同汪精卫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叫大汉奸。

平心而论，汪精卫和周佛海都不向往汉奸的称号，投奔日本之前，他们所主张的，也无非是抗战打不赢、不如尽早求和之类主张。但仗打到现在，单纯求和是没有用的，日本的休战条件同蒋介石实在相差太远，想在委员长领导下过安生日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汪精卫等人终于萌生了额外的想法，而高宗武，则是他们布出去的第一颗棋子。

兴高采烈的高宗武并不明白汪精卫的打算。在他看来，不近人情的蒋介石不是一个好领导，只有和蔼可亲的汪精卫能理解他、支持他，帮他重新穿上笔挺的西服，平头正脸地跟日本人坐在一起讲条件，背后则是整个中华民国，那种感觉实在太过美好。但在经历几次不怎么成功的谈判之后，高司长发现派来的日本人级别比较低，工作起不到什么效果，别说扭转东亚政治局势，连象样的情报都送不来一张。

天天想着出奇致胜，结果连本职工作都干不好，高宗武十分有压力。本着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高代表决定不拘常理地采取发散性思维，用特别手段完成特殊任务。

周恩来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外事无小事”，意思是说外交场合没有任何事可以轻率处理。资深一点的外交官明白，大到哪国元首来访由谁接待，小到一张椅子的摆放，都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取舍，必须综合衡量利弊得失。然而年轻气盛高宗武显然没有这种意识，他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突破蒋介石的限制，就可以直接从日本那里取得相关条件，促成外交停战。

三八年六月，高宗武第三次奔赴香港谈判。蒋委员长想借他的口告诉咄咄逼人的日本人，中央军还有大批军火，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打两年，武汉失陷对他没有丝毫影响，中国一定会抗战到底。

蒋介石想以强硬争取停战，可高宗武却干了另一件事情：同日本谈和。

在风和日丽的香港，他同日本代表排排坐在一起，提出了自已的看法：中日冲突的关键不是蒋介石，既然蒋介石不可能让步，不妨日本宣布撤兵，然后汪精卫发出和平通电，各地杂牌军肯定会纷纷响应，共同逼蒋介石下台，最后由汪精卫率领一个亲日的中国，共建和谐社会。

这是一场亮点自寻的谈话。高宗武的重点是日本撤兵，日本代表关心的却是蒋介石下台。听完高宗武的远大抱负，几个日本人十分高兴，立刻表示如此美好的计划应该去总部交流，建议他马上前往东京。

日本人义务安排吃住，还能当一回外交大员，左右国家元首的人选，这样的好事自然是可遇不可求。一心想做大事的高宗武没有犹豫，跟着日本人转道上海去了东京。

一直坐冷板凳的高宗武终于露脸了。他在东京获得了贵宾般的礼遇，并同各方军阀进行了亲密交谈。然而在兴奋之后，高代表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原来不打算撤军，换句话来说，一切都搞错了位。

已经上错船的高宗武没有退路，只好提出另一个条件：日本可以不急于撤军，但要全力支持汪精卫取代蒋介石，进行所谓“和平运动”。

对日本来说，如此条件简直就是没有条件，于是高宗武带着毫不值钱的承诺，从东京转上海回到香港，准备向上级汇报。他虽然升官心切，智商却还不低，知道逼宫这种事的敏感性，没有把结果直接上报蒋介石，而是转给周佛海，让周副主任处理。

要说周佛海也是个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他也不敢擅自决定，又把东西交给汪精卫，拿到文件的汪精卫考虑了一下，然后直接去找蒋介石。

其实汪精卫倒不想存心坑高宗武，他只是希望蒋介石能看清形势主动下台，无奈蒋介石根本不打算领这份人情。本来听说高宗武瞒着自己去日本，委员长就火冒三丈，现在又看到他借日本人的手来逼宫，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汪精卫毕竟是老资格，不好直接打板子，他只能把火发到高宗武身上，立刻撤掉了高司长的所有职务，停发一切活动经费，所有工作改由前二十九军元老萧振瀛接手。

从专业角度上讲，萧振瀛不懂日语，工作能力显然差一截。但蒋介石心里有数，这个人在立场和气节上站得稳，比那些日语流利却灰心丧气的砖家要强许多。

可惜，被下岗分流的高宗武想不通这一点。

从外交明星变成下岗职工后，高宗武没有向组织坦白思想，反而跟汪精卫越走越近；而汪老二的老婆陈璧君也是蠢蠢欲动，听说日本人愿意扶持他老公，马上撺掇汪精卫搞点小名堂。汪精卫本人倒不是糊涂蛋，知道日本人不靠谱，他没有拿着几张废纸做白日梦，而是努力拉拢地方系军阀，希望能把边缘势力团结到一起，一方面推翻蒋介石，另一方面同日本人做交易。

日子还在不紧不慢地过去。武汉会战打得热火朝天，薛岳、孙连仲、胡宗南等名将先后出马；等到年底的时候，蒋介石丢了广州，又撤出武汉，忙着安排手下打游击；汪精卫则四处联络，除了拉到陈公博等一批铁杆汉奸外，他还得到一个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云南王龙云。

作为云南本土军阀，龙云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只想安安稳稳守在山沟里做老大。抗战越打越深入，云南和四川都不得不出钱出人上前线，去的时候云南子弟兵齐装满员，回来的只是一份份阵亡名单，有的连死在哪里都不知道。眼看蒋介石要把云南、四川从后方打成前线，龙云终于开始捉急了。

两个人都有想法，产生行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很快，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去了昆明，当着汪夫人的面，龙云豪爽地拍了胸脯：嫂子放心，一切包在小弟身上！

陈璧君放心地走了，汪精卫也放心地派出了代表，同日本秘谈所谓和平条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日本人最后同意，如果蒋介石下台让汪精卫执政，可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从中国撤军。

必须要说明的是，日本人的承诺是很动听的，不过信用不好也是真的。有关和平保证，先前在北平就有过多次，而汪帅哥在三八年已经五十五岁，早就过了浪漫的年纪。所以能做出的合理结论，是汪精卫明知日本人在忽悠，还是想借鬼子的力量上台。

汪精卫四处找人的时候，蒋介石正在一片忙碌之中。从香港萧振瀛的谈判中，他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一方面是萧代表比高代表高明，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日本人派了一个老相识来谈判，这位仁兄叫和知鹰二。

用今天的话来讲，和知应该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此人虽然也算军国主义分子，立场反动得没边，但却任用了一位叫夏文运的好翻译，而且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好象在纵容他向重庆提供情报。不知道是跟夏翻译的交情太铁，还是因为和知同学在日军内部被排挤引发了反叛情绪，总之通过和知鹰二这条线，源源不断送来了大量有用的消息。

由于武汉会战后鬼子自信太满，不少地方都放松了保密制度，和知又重新获得了阅读部分军事情报的权力，因此萧振瀛的香港之行也就加倍重要。而除了香港的谈判，蒋介石还要操心苏援军火的订购和分配、军队训练和整备、战线稳固和情报、以及找毛泽东要培训教员，准备让国军改行做游击队，深入敌后抢地盘等工作。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比那年春天的杜甫还要忙。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重庆。

虽然有种种不愉快的经历，事情还是要办的，蒋介石跟汪精卫见了面，一块谈党政建设问题。蒋介石和平常一样见客、办公，然后送走汪精卫，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普通的会面，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

当蒋介石会客的时候，汪精卫也在紧张地观察着他，确定委员长没有任何疑心之后，汪精卫暗地舒了一口气。离开的那一刻，汪精卫看了蒋介石一眼，努力把画面定格在脑海里，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这位斗了十几年的对手，此后两个人将反目成仇，除非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俯首称臣，否则将永远不相见。

跟日本人议和，是千秋万代唾骂的事，老牌革命家、孙中山生前的亲信汪精卫心里很清楚。无标陈璧君态度极其坚决，一定要他跟蒋介石决裂，自立门户做中国的新领袖，汪精卫贵为国民党副总裁，也顶不住她的压力，只能点头从命。

对汪精卫的怕老婆，我从前是有一点奇怪的，好歹是枪林弹雨走出来的革命家，为什么会给老婆逼着当汉奸，直到我翻阅了陈璧君的相关资料，才知道这个女人着实剽悍得紧。陈碧君清朝时就是同盟会“暗杀团”的杀手，不光学过枪术、柔术、炸药等暴力课程，还逼死过情敌；汪精卫号称民国美男子，却一辈子守着一个不好看的老婆，实在不是他道德完美，而是陈璧君太过生猛，敢靠近她老公的女人非死即残，完全没有传说中“第二夫人”（第一夫人是宋美龄）的母仪风范。汪精卫抛弃立场、放弃民族大义，固然有他自私的想法，但如此剽悍的老婆在身边严厉督促，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十二月十八号，蒋介石到西安开会，同一天汪副总裁也出差，说是去昆明搞抗战演讲。

毕竟高宗武跑日本已经快半年工夫，抗战演讲也是鼓舞士气的经常性手段，加上周佛海自已就是特务头子，反侦察手段十分熟练，因此委员长对汪精卫的活动一点没有查觉。在这趟飞机上，有五个人跟汪精卫一道出差，他们是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璧君，这五个人大都也成了汉奸。

之所以说“大都”成了汉奸，是因为飞机上的陶希圣没有投日。在跟着汪精卫转了一年多后，他同高宗武终于醒悟过来，自已干的事不叫热爱和平，而叫出卖祖宗，于是最后想办法又溜回了重庆。对这两个头脑发热却还没有烧烂的人，是不该称为汉奸的。

无论如何，汪精卫带着一群心怀鬼胎的人到了昆明，他将在昆明实现那个复杂的计划，先掌握龙云的部队，然后响应日本的“和平”协议，最后逼蒋介石下台，成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核心。然而正如俗话所说，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汪精卫刚刚下飞机，就发现出了新情况：龙云没有按事先的约定保密，竟然大张旗鼓地接机。

要在平时，接机繁简无非是礼仪问题，不算什么大事。但久经考验的汪精卫很清楚隐含的意义，此行出走越南，最需要封锁消息，龙云竟然连保密都不肯，汪副总裁马上感觉到了危险：龙云的态度表明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很可能会在自己和蒋介石中间玩无间道，谋取最大的利益！

没有龙云的滇军全力支持，对日本人也就没有了筹码，汪精卫实在很担心。十几年来他靠斯大林、靠粤军、靠滇军同蒋介石争斗，始终落在下风，到了这时仍然不肯放弃。从各种现象来看，他应该很信奉一条现今流行的原则：自已选择的路，跪着也要把它走完。

事实证明，汪同学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二零零四年，绍兴还发现过一个跪着的塑像，上面刻着汪精卫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讲，从离开重庆的那一天起，汪精卫确实是跪着走完剩下那些路的。

十二月十八日晚，汪精卫找到龙云，密谈了一晚上。他们谈的什么内容，外人无从得知，但结果应该不错。因为周佛海在外面等了半天，汪精卫也没找他商量，说明一切都很正常，尽在掌握之中。

这一天晚上十点，周佛海放心上床睡觉了，因为形势好象真的非常顺利。据汪精卫的内侄、著名汉奸陈春圃回忆，汪精卫向龙云透露了对日本媾和的全部底细，而龙云则表示没有问题，只希望日本把撤军时间缩短一点，从两年改成一年。

虽然龙云有点不可靠，但是能保证到这个份上，也是难能可贵了。按照事先商量的计划，汪精卫坐上了龙云为他准备的飞机，前往越南河内，准备玩一场中日超级无间道。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打算在蒋介石跟日本人之间走无间道，见风使舵的龙云却摆了他一道。

当时的越南还是法国殖民地，蒋介石自然管不到那里，汪精卫等几个人象难民一样，凄惶呆在旅馆，等待着另一头的消息。几天后，日本的近卫内阁果然发表了声明，表明东京的“和平”态度。

按照计划，汪精卫应当拉起一支队伍，通电响应逼蒋介石下台。可是汪精卫缩在破旅馆里，拉队伍根本谈不上，在看过近卫发表的声明后，几个人连最后吐槽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日本人先前答应得很好，声明里要有两年内从中国关内撤军的内容；可是等汪老二跳槽的时候，近卫却狡猾地漏掉了这一段，只表示要彻底“击灭”抗日政府，扶持“新生之政权”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即使可信度不高，日本人答应撤军后，汪副总裁跟他们合作，也还能说得过去；现在鬼子明明白白地赖帐，再要跑去拉手，就是赤祼祼地当汉奸了。此时蒋介石已经反应过来，一面稳住龙云、对外宣称汪精卫是去河内“养病”，一面派人调停，愿意出一笔钱让汪精卫到欧洲疗养，不要搞得大家都难看。然而汪精卫接到两边的消息后，却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他发表了一份声明（即历史书上说的艳电），表示同意日本的主张，劝蒋介石停止抗战，接受近卫文麿的条件，早日投降。

汪精卫发表艳电的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九号。三天后，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的元旦，蒋介石召开临时中央常会，决议开除他的党籍，解除一切职务。

从这一天起，国民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孙中山的忠实跟随正式被踢出国民党，并且越走越远，从越南跑到上海、南京，终于成为南京伪政权的新主人、卖国求荣的头号大汉奸。

汪精卫的突然反水，让蒋介石很是内伤，他刚刚决定要打游击战、跟鬼子争夺后方资源，副手就跑到敌人一边，实在是大大的打脸。汪副手虽然没什么军事才能（不然也不会混成千年老二），但处理政务却是一把好手，很多地方比蒋介石还要擅长，虽然蒋介石不清楚鬼子的内幕，却可以肯定一点，汪精卫肯定会制造不少麻烦。

果然，在随后的岁月里，汪老二为日本人经营华南的沦陷区，还打着“总理信徒”的旗号招降纳叛。大批国军游击队都在南京报了名，有的拥有国伪双重身份，有的干脆跳槽当了正式伪军，而日本人借着汪精卫的能量，极大地巩固了自已的后方，以极小的成本赚到大笔资金，倒霉的蒋介石赔了老二又折兵，可谓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