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延安的毛泽东终于安稳下来，也只有他能安稳一点。

华北八路军虽然同国民党翻脸，但是基本上生存是能保障的；华南新四军发展出几个支队，王明走后也都能灵活控制；延安的共产国际派搅不起风波，有康生的监视，王明只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

经过无数见血和不见血的斗争，毛泽东终于走到最后一步，把党内的军权和政权全部牢牢抓到了手中，并且再也没有放下过。

一面要指挥军队行动，一面要应对面和心不和的友军，还要关注欧洲的世界大战，毛泽东和那个春天的杜甫一样忙。在没有电灯的延安城里，他就着油灯和蜡烛苦苦思索，写出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论文详细地介绍了共产党人对未来的设想，要求由政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同时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全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阶级民主共存，直到发展一定程度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根据毛泽东的新纲领，共产党人可以理直气壮地一面宣布信仰共产主义，一面同资本家、地主、富农等人合作赚钱，并骄傲地宣称，自已没有违背马列主义的要求，因为领导安排的路是两步走，大家当前的任务不是搞共产主义，而是所谓新民主主义。

对普通人来说，毛泽东的文章和其他社论一样，充满各种复杂名词和看不懂的计划。但如果你关心政治或国家前途的话，就会发现这篇文章简明有力、符合实际需要，十分打动人心，并且情不自禁地会被它吸引，天真地相信，共产党人不是想消灭他们；相信大家可以坐下来携手合作、成为彼此友好的政党或盟友，一同反抗国民党的特务独裁；相信大家能致力社会公平的实现，只要遥远的共产主义还没来到门口，战斗友谊就能天长地久，激情永存。

而在看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国民党的反应也很耐人寻味。

虽然长期以来毛泽东都是个讨厌的麻烦，但总地来讲，国府高层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体面人，讲究自已的正统身份，一直把毛泽东当成山村里的土包子，纯属农村暴发户一类形象。此时他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水平已经大大提升，早就不限于躲在农村搞暴动，尽管他还没有控制一个大城市，却能摆脱地方军阀的局限、站在全国高度指点江山，策划庞大国家的每一步运作，同委员长的三民主义公开竞争；他的这篇社论也绝非简单的评论，而是一份治国纲领，一份指导共产拉拢大多数人的行动指南，一个在野党公然准备上位的骄傲宣言。

其他理论家写了不喜欢的东西，可以派特务上门骚扰，甚至不声不响地灭口；毛泽东的东西不招人喜欢，蒋介石却拿他无可奈何。因为毛泽东不光懂理论，还有大批枪杆子保护他去实践理论，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普通人很喜欢，蒋介石很讨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是跟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叫板，争夺所谓的话语权。只有极少数人心里有数，这篇文章的真正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蹲在窑洞里的王明。

自从武汉赶回延安之后，可怜的王明被一撸到底，从第二号人物变成了没人认识的人物，工作岗位也由统战大业改为搞妇女工作，先后担任女子大学校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光荣”职务，形象十分猥琐。但是毛泽东始终不满意，认为王明同志的职务虽然撤销了，但是他的理论错误并没有清算，仍然在继续毒害其他同志，因此要采取各种措施拨乱反正，巩固自已和共产党的地位。这篇《新民主主义论》，就是重要武器之一。

斯大林一直主张，底子薄弱的中国不适合直接转成社会主义（当然更到不了共产主义），必须先同资产阶级合作，一步步壮大革命力量；落实到具体政策就是共产党要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共同建设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新中国。

从红军长征算起，苏联对中国革命就失去了信心，认为共产党只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争取一块地盘，不可能推翻国民党自已掌权，甚至到抗战胜利后还要求毛泽东走议会制道路，其模式类似于今天的法国。王明一直以莫斯科的传声筒自居，毛泽东却不愿意听蒋介石的，又不能公开反驳斯大林，所以他抓住时机，写下这篇斟字酌句的《新民主主义论》。

表面上看，毛泽东无非是想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建设新中国，但在字里行间，却有着极大的杀机。因为蒋介石一直被划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之类，同“民族资产阶级”不光不是朋友，还经常处于对立的地位；毛泽东要主动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就等于把蒋介石抛到一边，自已单干闹革命。

普通人看不明白，莫斯科来的王明却不是傻子，立刻发现里面的原则性问题，并同毛泽东产生了严重分歧。结果自然是可以预料的，毛泽东是全党全军的总指挥，王明只是个妇女部长，苏联的娘家又早换了人，王部长（妇女部长）恼火归恼火，对毛泽东的咄咄逼人丝毫没有办法，只能继续蹲在窑洞生闷气。

毛泽东的造反宣言很讨厌，蒋介石却没有工夫多计较，因为打仗的时候，前线才是最操心的地方。毛泽东蹲在窑洞里码字时，日本又在湖北发起了枣宜会战，这次他们的目标，是湖北宜昌。

占领宜昌，是大本营的要求。因为这个地方离重庆不过四百多公里，不光可以西进四川，还能利用那里的机场轰炸重庆，逼降蒋介石；哪怕目前兵力不足，一时无法发起进攻，战略上也能产生巨大的威慑。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从五战区三十多万大军中长驱直入、挖出宜昌来，并实现长久占领。

这是一个比较伤脑筋的问题。因为，李宗仁绝不是吃素的，不仅擅长运动战，而且对鬼子的进攻极有心得，部下张自忠、汤恩伯都是一时名将。仔细研究过计划后，鬼子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制订了一个精确而狠毒的计划。

一年前，五战区已经在随枣会战中跟鬼子交过手，双方可以说互成平局。园部和一郎认为，如果他发动大规模进攻，李宗仁一定会象上次那样，节节抵抗、收缩战线；消耗完进攻能量后，再来个防守反击，恢复失地。

所以，攻克宜昌的关键，是如何在李宗仁准备反击时，骗他调出防守宜昌的江防军出来“扩大战果”，然后趁虚突入，直接攻克宜昌。而想实现这一点，除掉前期戏份做足外，关键是把握好李宗仁的节奏，要吸引他向蒋介石请求调出江防军，同时虚晃一枪，在他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直扑宜昌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园部和一郎除掉大力加强部队外，还集中了大批坦克装甲车，决心用强盛的装甲火力，辗开胜利的道路。

四零年五月，十一军开始了对枣阳的进攻。

从表面上看，这次进攻跟从前没什么不同。鬼子仍然是南北并进，分两个方向突击，企图捕捉李宗仁的主力，然后吃掉一部。只不过进攻的部队里，多了战车第七、十三联队的两百多辆坦克，还有野战重炮第六旅团。

此时的国军，实力已经大不如一年前。经过失败的冬季攻势，蒋介石消耗了大量整训的部队，而且损失了宝贵的装备。苏联援助的一亿五千万美金装备已经用完，英美苏各国都没有新一批援助的打算，国军各部队战斗力都下降得厉害，尤其是身管火炮奇缺，根本无法压制日军。面对新一轮进攻，李宗仁只能下令，部队节节抗击，消耗一部分日军后立刻撤退，不让鬼子抓住。

五月一号到八号，十一军从信阳发起进攻。孙连仲第二集团军节节后退，放弃泌阳、唐河；南路突破张自忠三十三集团军防线，占领新野；中路日军配属一百余辆坦克、装甲车，在重炮支援下平步推进，川军二十九集团军仅一天就溃败，退往大洪山，余下十一集团军继续节节抵抗，占领随阳店。

开局不利，李宗仁并不奇怪，他只下了一个简单的命令：十一集主力火速撤退。

此时的十一集已经快要陷入日军包围圈中，如果要撤退，就必须留一支殿后部队，掩护大军撤离。而谁接了这个任务，都意味着要承受所有的火力，很可能将有去无回。而在收到命令之后，十一集司令黄琪翔把殿后任务交给了一七三师，师长钟毅。

钟毅是李宗仁的嫡系爱将，两个人有多年的交情，打起仗来极为勇猛，一直是桂军的尖刀部队。这一次，为了保证主力安全，他又挑起了大梁。

五月九日，一七三师师长钟毅中将殉国。

虽然一七三师损失很大，还阵亡一个师长，但李宗仁并不十分担心。将近十天的血战里，五战区没有一个师被合围，大军节节抗击，全都跳出了日军包围圈，溃散的部队也在加紧收容。根据日军行动规律，他们的粮弹已经消耗了不少，下一步该是反攻了。

同园部和一郎设想的一样，李宗仁果然发现自己兵力不足，并向蒋介石提出，需要江防军增援。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个两难的决定。

如果不派江防军，李宗仁显然无法击破日军，尤其是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实力薄弱，很难实现有效打击，最终结果，不过是让鬼子大摇大摆地撤回去而已。百般衡量，在得到日军不会进攻宜昌的保证后，蒋介石终于同意，把江防军从工事中调出来，派往枣宜前线。

五月九号，日军开始撤退。第三师团冲得最前，此刻在樊城东北集结；第十三、三十九师团则从枣阳南撤，准备在宜城集结。一切都中规中矩，符合李宗仁的预期。所以他下令，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迅速南下，同第二、十一集联手截击第三师团；三十三集团军东渡汉水，截击第十三、三十九师团；江防军也调出宜昌，深入敌后策应作战。

基本上，李宗仁派出了所有的部队，包括江防军。他和蒋介石的希望，是通过优势兵力合围，把十一军痛打一顿。

反攻看上去很顺利。第三师团突然被合围，二十九旅团反复冲击，无法突出，最后在师团主力回援的情况下，这才脱离险境；四十师团一个联队也损失极大。不知不觉中，五战区大军形成合围，渡过汉水的三十三集团军，切断了襄花公路、京钟公路，直接卡住了日军的交通线，成为战局中最薄弱的一环。

张自忠的反攻，并不是有勇无谋的莽动。如果没有他杀入日军阵内、卡断敌人的退路，反攻也就无从谈起。一年以前，张自忠正是用这种战术渡过汉水，重创了日军，这次也不例外。

从理论上讲，张自忠的突袭，应该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李宗仁已经从蒋介石那里，调出了守备宜昌的两个军，正在赶往汉水途中。只要他全力坚持住汉水阵地，等援军到来，就能实现对鬼子的合围，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但张自忠不知道的是，依靠电码侦破技术，鬼子经常可以探知国军的通讯，三十三集团军也不例外；园部和一郎不光有他的部队调动情报，还发现了他的指挥部位置，决定一举突袭，击破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

此时在河东的部队已然陷入苦战，张自忠手上没有太多人马，手上只有七十四师（注意不是王耀武的七十四军）的两个团。张自忠安排好后事，对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千叮万嘱，万一自己战死，务必接替指挥，保证三十三集团军继续作战。

交待完后事，张自忠带着两个团和自己的特务营，渡过汉水，直奔前线，会合他的老部队三十八师。

由于三十三集团军五个师截断了鬼子的退路，第三师团陷入群殴之中，十分狼狈。但这也就意味着，张自忠要同时承受第十三、三十九师团的联手打击，而增援的江防军部队，还在赶来的路上。

五月十四日，三十三集七十四师遇敌，激战终日。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七十四师没有占据什么要地，又不是重点部队，鬼子突然集中大军进攻，里面肯定有问题；此时又传来消息，同三十八师缠斗的日军也放弃了阵地，全力南下，动机不明！

鬼子到底想干什么？

对三十三集团军来说，敌人主力突然逼近，最安全的对策，自然是把河东部队立刻撤到河西。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给包围圈打开了口子，鬼子可以安然回去；更重要的是，两个主力军的江防军已经离开宜昌，正在往战区赶来，一旦鬼子趁虚西进，宜昌重地肯定不保。考虑到大局，张自忠下令，部队不许撤过河，宁可全军战死，也要保障围歼计划！

五月十五日，日军同七十四师激斗终日，不断有大部队参战。这一天下午，张自忠带着部队辗转来到一个叫南瓜店的地方，从望远镜里，他看到周围都是火光，显然已经被日军占领。

这一天下午，张自忠向各部发出电报，希望他们前来支援。但是各路部队都离得太远，根本无法赶来，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最后位置。日军下令，务必集中重兵突击南瓜店，摧毁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

五月十六日清晨，日军总攻开始。这一天上午，七十四师弹药几乎打光，张自忠没有办法，只能命令部队肉搏。中午时分，守卫汉水渡口的七十四师副师长，派一百多人冲进包围圈，希望接应司令部。张自忠只是让参谋长和苏联顾问等人撤退，自己却同剩余部下一道，坚守在南瓜店。

这一天中午，增援南瓜店的工兵营营长赵德志阵亡，张自忠派出了最后一支部队接敌：特务营。

几小时后，特务营营长杜兰喆阵亡。

鬼子已经打到眼前，张自忠也被炸伤。卫兵架着他走了几百米，张自忠下令，部下全部分散突围，不要管自己的安全。

下午三点，特务营只剩下几十个人，还在死战不退，但是张自忠很清楚，最后时分，终究是要到来了。身负重伤的他平静地告诉卫兵：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没有人愿走。

鬼子杀过来了。二三一联队第四分队一等兵藤冈元冲到前面，张自忠从血泊中突然站起，藤冈元感到一阵威严，竟然不自主地愣在原地。此时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开了枪，打中张自忠的头，藤冈立刻醒悟过来，用刺刀将张自忠捅倒。

张自忠终于殉国了。他的身上有八处伤痕，除掉刺刀伤和头上的枪伤，右肩、右腿都有炮弹伤，左臂、左肋、右胸、右腹各有枪伤。他是真正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

一个多月前，宋哲元刚刚因为肝病辞世，张自忠的牺牲，正式宣告了二十九集团军传说的谢幕。从喜峰口的大刀、南苑的血战，到台儿庄大捷、汉水东渡，他们做过很多事情，有的正确，有的错误，还有的至今无法澄清。曾经在长城关口一战成名，又曾经被全国痛骂点名，张自忠经历过成功，也沦落过地狱；拿完青天白日勋章，又变成举国痛恨的汉奸。眼看着二十九军由抗日功臣沦为豆腐渣，引发全国抗战烽火连天，我知道，他的心情，始终是痛苦煎熬的。

就在逃出北平城的那一天，张自忠对上天做出过一个承诺，愿意用自已的生命，洗清北平古城的千秋耻辱。上苍是仁慈的，他给了张自忠重新做人的机会；上苍也是公平的，他终于还是收下了这位名将的生命，作为承诺的代价。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张自忠将军永垂不朽！


注：张自忠将军遗照

@3315640 2019-01-15 16:57:01
张将军的死到底有没有意义？
他为了蒋介石的政权而死.(往大里说，也可以说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可是中国这个概念是文化概念,只要信儒家文化，咱们就都是中国人,不论你是大和族还是汉族.
那么提到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死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比如说满族人，300年前是异族，但他们占了这块地，又信了中国文化，我们今天就管满族侵略者叫祖宗, 叫康熙爷，乾隆爷，当年那些抗满英雄提也不提，其实满族人就是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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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反抗强权、维护弱者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就象史可法即便失败了，他的精神也依然流传下来。
公理和正义，平等与原则，并不总会在现实中获胜，朝代的更替更是充满血腥与暴力，最终的胜利者，往往是权力最大的一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以弱小之身反抗强权、争取生存与尊严，没有实际意义；相反，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存在，才使得社会不至频繁洗牌，平民得以生存和延续。

攻破三十三集团军，园部和一郎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因为他的部队仍然处在包围中，仅仅是撤退的路被打通了而已。面对咄咄逼人的李宗仁，他下令全军集中兵力，进行一次大反击。

从战术角度上讲，园部的指挥可以说是相当凌厉。日军虽然疲惫，但余威仍然不减，国军并没有跟他们硬拼的能力。面对困兽犹斗的局面，五战区立刻闪开正面，继续执行防守反击策略。

五月二十三号，园部和一郎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下一步该如何走。

一切是显然的。想要击破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形势上已经不可能，但是国军此刻后退，也给了他们撤退或进击宜昌的机会。现在，就看十一军如何打算了。

攻击宜昌并固守，不光要占用大量兵力，后勤也是问题。但是如果就此撤退，等于直接违反军部的命令，对上任不久的园部和一郎来说，担的责任也是相当要命的。

最后，园部和一郎决定，按照军部和事先计划，大军继续进击，占领宜昌。

此时国军和日军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园部也知道情况，专门调来六个汽车中队，紧急运送了一千多吨军需品，加上增援的三个步兵大队、一个山炮大队，很快恢复了战斗力。五月三十一号，三个师团全部放弃随枣一线的阵地，全军西进，三、三十九、十三师团分别在两百多公里战线上，分北、中、南三路强渡汉水！

这是赤祼祼的狂赌。稍微正常点的指挥官，都不会这样打仗，因为三个师团激战将近一个月，才得到一点补充，就不顾后勤线、不巩固沿途要塞，大军直接突进腹地，一旦被敌人堵截，很可能全军覆没。然而园部和一郎相信，国军主力都已调出，从宜城到荆门、当阳、宜昌一线兵力空虚，所以只要长驱直入，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他们。

园部的估计相当正确。从六月一号到八号，他的大军连续推进一百多公里，沿途击破各路阻击；等李宗仁大惊失色反应过来，再把主力回调堵截时，已经来不及了。

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都觉得宜昌不可能是鬼子的目标，偏偏鬼子就要抢宜昌，这也是流年不利。仗打到这个时候，各路国军都拼命向宜昌靠拢，无奈十一军摆出拚命的架势，既不管后卫部队死活，沿途也不留兵看守，只顾全速冲向目标。

六月十一号，十三师团率先从东南方向突入宜昌城。陈诚紧急调来的部队措手不及，同敌军厮杀了一整天，面对三十九师团的夹击，不得不撤出城区，将宜昌城让给园部。

这是一个极其漂亮的战术机动。虽然说，殿后的四十师团损失惨重，损失将近三千人，差点没能冲出包围圈，但是击破江防军、占领宜昌的任务毕竟是完成了。现在，摆在十一军面前的，是个要命的问题：下一步怎么走？

为了攻占宜昌，十一军可以说是顾头不顾腚，连补给线都没有建，部队伤亡加上疲劳，可以说是状态极差，非常不适合固守。同部下研究之后，园部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占领宜昌的能力，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烧毁宜昌城，然后在国军形成包围之前，撤回出发地。

六月十五号，兽性大发的鬼子点燃了宜昌，七千多间民居毁于大火。在雄雄烈火面前，三个师团的鬼子交替掩护，离开了宜昌。而在几百公里远的重庆，蒋介石也在肝火大旺。

明明形势大好，突然被打得一路溃败，收到宜昌失陷的消息时，蒋介石再也忍不住心头的震怒。不管他摔茶杯也好，骂人也好，情况都是一团糟，让他毫无办法。正当他怒火中烧的时候，前线却送来一份莫名其妙的战报，说是国军发起反攻，已经把鬼子赶出了宜昌城。

前线的消息，顿时让委员长坠入云里雾里。手底下那批部队的战斗力如何，别人或许不知道，自已心里还是清楚的，说他们死守宜昌打退鬼子都不可能，指望他们把鬼子赶出去，恐怕要等到美军撤出伊拉克。但战报明明白白地写着，鬼子被赶出了宜昌，他只能相信部下的报告，认为是自己人品爆发，打了一场翻身仗。

委员长莫名其妙的时候，在日军的司令部里面，一场争论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十一军刚刚离开宜昌，大本营就传来了新消息。由于欧洲战场上，德军正在横扫法国，天皇认为，他也应当尽快逼降重庆才对；考虑到宜昌是一个重要据点，应该多派兵力驻守，威胁蒋介石。

这就是命苦不能怨政府了。德国人和法国远在几万公里之外，居然能影响到长江边的宜昌，也真是流年不利。折腾半天的鬼子没想到有这么一出，他们好不容易可以回后方休息，却要重新跑回一线去打仗，个个怨声载道；而且城里的房子刚刚烧毁，粮食之类全都说不上，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找苦头吃。但上司的命令总是要执行的，于是只好调转方向，再次向宜昌城扑去。

十一军的动作确实迅速。国军刚刚占领宜昌，还没站稳脚跟，就碰上三个师团回击，只得赶紧撤出城外。面对一片废墟、连睡觉的房子都找不到的宜昌，鬼子兵忍不住破口大骂，痛斥胡乱指挥的领导。

宜昌的失陷，是一个两头添堵的事情。重庆方面不得不把第五战区分割开来，单划一个第六战区，专门保卫湖北到四川这一片地方，可以说是损失惨重；而十一军也背上了一个大包袱，为了守住这个突进战线一百多公里的孤城，他不得不集结两个师团、一个旅团的兵力，沿途驻守汉宜公路，在国军游击队重重打击下保障后勤，双方都是苦不堪言，却又无法后退，只能一直僵持下去，直到抗战结束。

而经历过桂南、枣宜两场会战，蒋介石也终于明白，国军已经失血过度，除非有新的奇迹，否则再也不能恢复战力了。从此他改变战略，不管部下递的报告如何天花乱坠，他始终坚守立场，不提进攻之类的话题，只命令战区以后务必好好防守，不让鬼子占新的便宜。

当各大战区一片哀鸿遍野的时候，华北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同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硬拼。

经过两年多发展，八路军已经成为一支四十万人的大集团，拥有横跨数省的游击区，但这支人数众多的部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装备。由于委员长坚决不给补充，宁可在正面战场把装备成千吨地损失掉，也不能拨给共产党，此刻的八路军总共只有九万支步枪、五千支手枪、八百挺机枪、一百五十门迫击炮、四十七门平射炮，弹药不够半个基数，火力贫弱，多数情况下还要动用大刀解决战斗。

而鬼子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从三九年冬天开始，鬼子不断地沿铁路和公路扫荡，每到一个地方就耐心地修碉堡（欺负八路军没有重武器），向根据地稳步推进，压缩游击队的活动空间。到四零年夏天的时候，敌情已经相当严重，华北大批根据地重新沦陷，八路军赖以生存的军工基地和产粮区危在旦夕，而全国战局也是一塌糊涂，士气一片低落，逐渐走到抗战的困难边缘。

华北地区的日军有三个师团、五个混成旅团，加上辅助部队一共二十万日军，还有十五万伪军、一百五十架飞机，以八路军的实力，是没有能力硬碰硬的。但不及时打破日军的碉堡战术，根据地就要被蚕食分割，直到最后萎缩死亡，如果不在危机到来之前采取行动，等秋天粮食收割完后庄稼地一片光秃秃，游击队连活动的掩护都找不到，形势只会更加危急。

稳妥应对是死，全力突击也是死，彭德怀陷入两难之中。鬼子确实是明摆着欺负他火力不够，中央政府（蒋介石）也确实不会给他支援，现在是不在夹缝中抗争，就要在夹缝中灭亡。最后彭德怀一咬牙，下令八路军一反常态，集中兵力打击鬼子的交通线，一定要恢复根据地，打破鬼子的囚笼战术。

四零年七月底，八路军集中了至少二十二个团的兵力，对正太铁路进行大破坏，同时对其他铁路、公路交通线发动进攻。工作重点是武力拆迁，强行摧毁所有碉堡，逼迫鬼子把势力撤出根据地。

开打的时候，彭德怀对战事也没有底，毕竟八路军的攻坚能力不行，要不然鬼子也不会欺负上门来。没想到各军区早就受够了碉堡的气，听说主力部队发动进攻，纷纷投入能纠集的兵力发动破袭战，很快河南、山西掀起了拆迁大潮；各军区先后出动几十个团兵力，挖公路、拆碉堡，民兵游击队一齐出动，不仅把华北的交通线挖得乱七八糟，连鬼子的井陉煤矿也受到严重破坏，出煤量大减。根据统计，彭德怀一共挖掉了两百多座桥、十一个隧道、四百多公里铁路，日伪军伤亡两万多人，甚至还有四十七名日本兵主动投降八路军，加入所谓的反战同盟。

正面战场打得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在后方被人敲了一棒子，而且伤亡数字还不小，鬼子自然是又惊又怒。在最初的打击之后，华北方面军立刻集中主力报复，两边从十月份开始，不断大仗小仗反复交火。八路军一面节节抗击，一面向军委会通报作战况；而阎锡山和卫立煌也派出了部队增援配合，一直打到来年一月份才算罢休。

从战术角度上讲，彭德怀的百团大战并不能算很成功，或者说很不成功，因为它的本质仍然是各个方向打游击；而日军从最初的震惊反应过来之后，立刻加强了工事守备，对八路军造成重大的杀伤。由于没有重武器，碉堡工事拆得十分艰难，不少主力部队在中后期都伤亡惨重，实际收获却很小，例如大名鼎鼎的杨成武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先前横行北岳山地，此时技术装备损失严重，整整几年都没能恢复过来，其他部队情况就更不用提了。基本上，是头一个月占到小便宜，后面的时间里都在不停地损失，直到大伤元气，不得不停止作战。

从战略角度上看，百团大战也很难算是成功之作。日军这一仗之后并没有撤离工事，反而集中更多兵力，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才扩充的根据地还没来得及缓过气来，立即再次缩水；加上枪支弹药无力补充，八路军的处境反而比从前更加艰难。不少人都认为，彭德怀这一仗打到后来纯属头脑发热，没有家当乱做赔本买卖。

然而彭德怀却认为，在被囚笼困死和奋起一击再被困死之间，他的部队必须选择后者。这一仗不仅是为了拆几个碉堡，更重要的是，在重压下打出军威，从一片败绩中振奋抗战的士气，好让全国百姓都明白，只要还剩一口气，八路军就能在随后的岁月里顽强存活下去。

这两种意见，很难说哪种绝对正确。但对彭德怀蛮干硬攻的做法，刘伯承等一线指挥官是很有意见的，而毛泽东暂时是没有意见的，直到几年后的整风运动。

听到百团大战的消息，全国很欣慰，蒋介石很窝火。

长期以来，八路军一直未经军委会批准（因为不会批准），擅自在敌后发展游击队，他所能做的唯一事情，是只发十二个团的军饷，不管他们的后勤供应。现在八路军轰轰烈烈地搞抗日活动，他显然要表态嘉奖；但嘉奖就等于默认八路军已经有一百个团的事实，政治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面对报上来的战果和俘虏清单，委员长不得不捏着鼻子吃苍蝇，承认八路军收复失地、杀敌有功。

华北的八路军打大仗，湖北在同日本人死磕，委员长实在没有好心情。偏偏江南的新四军又出问题了，而且是大问题。

自三九年起，新四军同国军的矛盾就没停过，谁都想不到的是，本来不怎么复杂的事情会变得异常复杂，最终成为国共冲突的最大焦点。从理论上讲，这支军队归国民党第三战区管辖，区域覆盖浙江和江苏，前一任司令是冯玉祥，后来由蒋介石兼差，三九年起，换成顾祝同挑担子。

一直到三九年的时候，蒋介石对新四军还是比较放心的，主要是因为高敬亭事件。

高敬亭，红四方面军出身，红二十八军创始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

在红军主力纷纷长征之后，高敬亭带着一千来游击队组成了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整整三年时间里，他在山沟里同十万围剿大军打转，屡战屡胜，甚至连卫立煌也拿他们没办法。抗战爆发之后，红二十八军和其它部队合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也就走上抗日前线，从军长变成了旅长级别的支队长。

就打仗来讲，高旅长是相当生猛的。打国民党时以一对百，还能经常占便宜；打鬼子也捷报连连，队伍很快扩充到五千人马，成为四大支队里最强的一支。高敬亭的问题是，他当司令当惯了，不愿意听从军部的调遣，具体来说，是不肯离开大别山。

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大别山很快成为桂系的根据地，由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廖磊管理。廖磊的人品还算不错，对新四军也是客气之至，在三八年十一月底，他给四支队划出了皖东的地盘，还把无为县交给新四军，作为联络通道。

桂系肯出钱出地盘，碰到这种好事，叶挺和项英都是相当高兴，高敬亭却很不高兴。因为他一直在皖中地区活动，不想去东面受人节制。

党是指挥枪的，事情到了高旅长那里却成了枪指挥党。命令下达之后，军参谋长张云逸去做思想工作没有用，军长叶挺只好亲自去做工作，项英还以毛泽东的名义发了电报（当然事先经过批准），结果都没有用。高旅长当面说得很好，背后死活不肯挪窝，搞得两家面子十分难堪。

于是过了不久，蒋介石就收到一份电报，请示撤职查办高敬亭以正军纪，发报人叶挺、项英。

曾经出十万大洋都买不到人头的少将支队长，新四军竟然为了维护两军关系，要主动查办他，蒋介石自然是大为感动，立刻加以批准。三九年六月二十四号，高敬亭被枪毙在青龙场。

对高敬亭的死，不少资料是比较糊涂的。大部分人都把帐算到了叶挺头上，认为是叶军长擅自主张干掉了高旅长，埋下了他同项英和延安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当然什么都不知道，只以为新四军工作态度端正，对军委会和桂系友军认真负责，连高敬亭这样的大人物都舍得枪毙。总之，这是统战工作中糊里糊涂的罗生门故事。

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而且我认为，这个版本跟现实，更加相符一些。

高敬亭之所以倒霉，同统战政策没有关系，同叶挺和蒋介石也没有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张国焘。

因为饱受排挤侮辱，陕甘宁边区政府张国焘早在三八年四月，就跑去了国民党一边，并四处拉拢四方面军的弟兄们反水。由于高敬亭是张 大力提拨的干部，毛泽东不得不派董必武去皖中做思想工作，保证他不出问题。没想到董必武做完工作不久，高旅长就放出口风来，说要在四支队里搞肃反，吓得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等人连夜出逃，影响极其恶劣。

戴季英等人逃跑，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逃，四方面军肃反时的“光荣”传统，大家心里都有数。

张国焘才跑去国民党那边，高敬亭这厮就不老实，毛泽东和项英都是气得七窍生烟。联想到陈昌浩从西路军失败后，三七年八月还给高敬亭写了信，高司令显然是四方面军山头里，最有可能跟中央分裂的那一支。

不肯调动根据地，不要紧；不肯跟政委搞好关系，也不要紧；跟四方面军的元老们关系不清，关键时刻要犯分裂党的错误，这就要了亲命了。三九年四月，叶挺亲自去皖中见高敬亭，当面劝他服从命令调动皖东，高敬亭满口答应，事后仍然是有表态没行动，钉在皖中不肯挪窝。

于是毛泽东的耐性终于到了极点。

不久后的一天，叶挺、张云逸再次离开军部，到四支队谈事情。这次没什么客气的，把高敬亭直接抓了起来，经过整整三天斗争大会，开除他的党籍、军籍和军职，所有岗位一撸到底，然后直接枪毙，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完成得干净利落。而项英也极为满意，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里，大力夸奖叶挺的功劳。

叶挺是军长，项英只是政委，之所以要他夸奖叶挺，是因为叶军长一直不是党员，没有资格参与党内事务，所以大事都是项英拍板，叶挺执行。

枪毙高敬亭，是新四军震动最大的一次整肃。为了防止其他人闻风造反，四支队被拆成几支小部队分到各处，先后两千多人脱队逃亡，相当于损失两个团的兵力。根据诛连亲属的原则，高敬亭的老婆史玉清也没能幸免，被开除党籍关进监狱，可怜的史夫人已经怀孕，在黑牢里生了小女儿，才十个月就被送给附近的农民，最后小娃娃饿死了，自己则遭了几十年的罪，直到七七年才平反。

高敬亭的死，是比较莫名其妙的，平反过程也比较莫名其妙。因为一直以来，毛泽东都说他不知道，叶挺和项英则死无对证，其他人都是各说各话，甚至平反文件也是机密，谁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在我看来，不明白是假的，不敢明白才是真的。

@寒冲2017 2019-01-31 15:53:51
楼主新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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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也祝您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四方面军那批人，后来出了不少元帅大将上将，徐向前、徐海东、许世友等人先后成为高级领导，这些人偏偏都跟高敬亭有交情。为了保证四方面军不造反，毛泽东杀掉了高敬亭，但为了保证不伤害四方面军其他人的感情，他最好的选择，是把事情模糊过去。所以笼罩在高敬亭身上的迷雾，才会一重又一重，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叶挺军长一个不高兴，竟然把高旅长给干掉了。

当着所有人的面，毛泽东都是连声说可惜，相关报告递上去，一律杳无音信。一直拖到七五年，毛泽东都快不行了，还把责任推到项英身上，始终扣着不给平反。

因为这件事，真是不能说太细。

但在三九年的蒋介石看来，事情还是比较“明白”的。叶挺很实在，项英很听话，高敬亭很倒霉，新四军很服从，一切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蒋介石认为，少将级的旅长说杀就杀掉了，有这么强大的团队觉悟，按理说不应该有什么矛盾才对。但偏偏新四军还是出了问题，而且问题一直不断。

新四军老出问题，是因为他们同时有重庆军委会、延军中央军委两个领导，想安生也难。

根据国军条例，新四军应该保持四个旅（支队）左右兵力，在规定地域内作战，既不能越界，也不许扩编，大小事务上报战区司令部后执行。

对正规军来说，军委会的指挥是十分自然的；对游击队来说，这种指挥则是非常笨拙的。新四军在重重限制下，好不容易才争取了几个外派指标，分出几支部队向敌后发展，总部则按要求留在皖南一块狭长的地方，左右都是虎视耽耽的“友军”。

从三七年到四零年，八路军由三万人发展到四十万，扩充了几乎十倍，而新四军帐面上虽然也有几万人，地盘和装备却都少得可怜；更重要的是顾祝同的限制十分死板，根本没有发展空间，几块根据地也是稀稀拉拉，同毛泽东的期望值有严重的价位差。

叶挺和项英不想跟顾祝同发生冲突，但却不得不发生冲突。浙江、江苏都是富裕省份，各种税收和出产都比其他地方高出几倍，只有得到这些地盘，才有机会扩充军力，把新四军建成真正的铁军。

本来这种事也就是个战略设想，还不到落实纸面的时候。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必须防范蒋介石同日本谈和成功、调过头来剿共，十分需要八路军同新四军联成一片，随时应付可能的反扑；新四军也就不得不抓紧时间扩军，占领江浙一带的要地。

国民党给新四军安排的所谓皖南总部，是一块长不到一百公里、宽不到五十公里的小地方，对面有日军，周围有国军，随时会被一口吃掉。华北的八路军可以无法无天，新四军却要靠总部发工资，因此经常出现戏剧化的一幕：华北的国军摩擦占不到便宜，华南就把新四军的人抓去活埋，或者屠杀医院伤员，作为在八路军那里吃亏的报复。

国民党让新四军把总部设在皖南，是有用意的；而毛泽东等人当初同意去皖南，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日军会南下进攻，皖南等地将成为沦陷区，有利于日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没想到鬼子没有进攻，国军却布得严严实实，别说游击战，放个兔子都跑不开，反而成了别人关在笼子里的人质。

新四军对自已的处境，自然是心知肚明。在重重限制下，叶挺和项英费了几年工夫，只搞出一些小动作，例如他们把新成立的五支队送到安徽大别山，同桂系部队一道打游击；同时冒充地方部队的名义前往江东、苏南、苏北等地，想办法建起了小片根据地，并同八路军南下部队相互靠拢，准备把大江南北连成一片。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新四军绝不能只满足于搞小动作，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到江苏，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苏南的陈毅也应该及时前往苏北，同八路军南下纵队会合，控制沿海的富庶区，建成共产党人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很明显，叶挺等人的动作，不能让领导满意。

毛泽东战略规划是一绝，区区项英却拿着他的指示不当回事，倒也不是天高皇帝远，实在是毛泽东在地图上划线的时候，情况已经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完全不允许项英实现延安的指示。江苏虽然是敌占区，但并不是沦陷区，国民党早就派出游击纵队，在敌后建起大片所谓国统区，由江苏省 统一军政指挥。而事情的焦点，也就集中在这位 身上，他的名字叫韩德勤。

韩德勤先前曾经有过出场，台儿庄战役时他主动请战，结果李宗仁吓得宁可让川军当炮灰也不敢用他，可见其水平之低。但俗话说做事靠做人，韩司令水平虽然可虑，关系却非同小可，同顾祝同是铁杆的兄弟。顾祝同当上了第三战区的司令，韩司令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妥妥地捞了一个主政江苏的位置，控制着最大也最富的地盘。

当叶挺和项英天天数工资过日子的时候，韩德勤靠着人事关系，已经利用江苏省财税，扩出五万多人马，辖区内还有地方系的李明扬、李长江两万多人，加上陈泰运的税警总团四千多人和地方保安部队，一共十万大军，可谓是兵强马壮。可笑的是江苏的日军不过五六千，韩司令十万大军却奈何不了他们，成天只是抽税喝酒打麻将，变着法子找乐，还经常被鬼子追打。

这种事情本来也不稀奇。但随着抗战局势的恶化，国民党同日本的秘密谈判也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开出的条件一退再退，只要日军肯撤军，不光沦陷区可以保留所谓“特殊经济利益”，相关地带国民政府还可以不驻军，只派驻警察等单位，两国重归友好，同建东亚反共防苏基地。

对日本人来说，这种条件固然优厚，可要他们撤军，却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蒋介石不肯承认汪精卫政权。而情报送到延安，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由于国共冲突激烈，正面战场又过于疲软，毛泽东对蒋介石，早就丧失了信心。委员长想拉日本一道，搞东亚反共防苏基地，苏联肯定是不敢打的，但是打共产党却是肯定的，二七年的惨痛教训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毛泽东向斯大林频繁发电，要他注意中国战场的局势，最好能给八路军直接武装支援，防范蒋介石突然叛变抗战、同日本人联手剿共。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斯大林很淡定。他相信，蒋介石不过是说说而已，日本人肯定不会接受条件撤军的。问题是，毛泽东不敢赌这一把。

斯大林估计错了，对苏联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他在延安如果估计错误，那就是在有预警的情况下，眼睁睁地把几十万八路军、新四军都送进了绝路。这个赌注实在太大，没有人敢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的仁慈身上。

一九四零年五月，再也按捺不住的毛泽东正式下令，新四军不用理会什么军委会，直接向华中全线开进，由黄克诚率八路军南下支援。一个月后，陈毅、粟裕带着七千主力从狭小的苏南渡过长江，准备硬挤韩德勤，强占苏北的地盘，同黄克诚连成一片，随时应对蒋介石的叛变。

当陈毅北渡长江的时候，苏北已经有一支小部队先行进驻，领头人是个菲律宾华侨，叫叶启亨。由于革命需要，这位洋海归很快改了名字，成为后来大名鼎鼎的开国上将叶飞，而在陈毅跑来找他碰头的时候，叶海龟正陷在一个大麻烦里，别说会师，连逛个街都不行。

作为后来威震华东的名将，叶飞绝不是安分守已的主，早在三九年七月他就奇袭过上海，炸掉虹桥机场四架飞机，硬是把日本人吓得屁滚尿流。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一年之后的叶飞手上只有一个半团，而他却惹上了拥兵两万的李明扬。

叶飞惹上李明扬，是因为鬼子突然出动大部队扫荡，挺进纵队无路可走，只好临时撤到李明扬的地盘郭村。虽然叶飞拚命跟李明扬解释，又保证形势缓和立刻撤走，但李明扬就是不答应；加上韩德勤在背后煽风点火，李明扬手下的李长江不仅不给面子，反而扣了叶飞的谈判代表，限叶飞三天内退出郭村，否则管杀不管埋。

李长江的嚣张是有本钱的，因为叶飞有一个半团，而他手上却有十三个团，兵力对比大约是一比十。消息传到陈毅那里的时候，陈毅也觉得不好办，派人劝阻叶飞不要蛮干。

收到陈毅的消息，叶飞只是苦笑。他固然胆子大，却也不是傻子，知道自已干不过李长江，无奈外面都是鬼子，跑出去就要完蛋，而且谈判代表被扣，如果灰溜溜地离开郭村，今后在苏北将声名大跌，再也没有讲话的资格。几经考虑，叶飞终于下定决心，在郭村跟李长江干一架。

当陈毅大惊失色、继续向叶飞发消息的时候，前线已经传来最新战报，叶飞果然同李长江在郭村兵戎相见。只不过结果有点出人意料，李长江的十三个团被叶飞打得全线崩溃，三个团全部损失，俘虏七百多人，另有一个半团战场起义（本来就是地下党），投奔新四军。

十三个团打不赢一个半团，李长江终于没话说了，老老实实蹲在办公室生闷气。这时陈毅终于赶到，一面把俘虏和枪都还给李明扬，一面亲自去泰州讲和，表示新四军绝不会找他的麻烦，希望大家能和平相处，共建和谐社会。

一千来人就能打垮自已，现在对方七千大军云集家门口，陈毅又亲自跑来讲和，可以说面子里子都是十足。李明扬心里虽然不痛快，表面上却十分爽快，当场表示李长江小弟不懂规矩，冒犯了新四军的朋友，今后一定注意工作作风，不让类似事件发生。

处理完泰州的二李，陈毅和叶飞都把眼光盯上了真正的目标：韩德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