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的蒋介石，终于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一心指望的英美盟国全都不堪一击，日本不光抢到了石油和矿产，而且还出兵缅甸，准备割断中国的最后一根动脉。

自从日本驻军印度支那后，从越南开往云南的火车就停摆了，只剩下缅甸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勉强能送来一些物资。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号，六万日军进攻缅甸，准备把这条公路也切断掉。

大英帝国永远是精明的。看到日军来势汹汹，他们立刻提出，由中国组织远征军部队，两家共同防守缅甸。由于那条公路实在太过重要，蒋介石顾不上国内战场情况不好，急切地答应了英国的要求，在最短的时间里组建了远征军。

从上台起，蒋介石就分外推崇英美国家，态度真是比对干爹还亲，然而蒋委员长不坑爹，干爹却要坑委员长。在英国人的计划里，传统殖民地印度是要确保的，缅甸作为中日冲突的焦点，却不一定非要确保，只要象征性抵抗一下，应付好舆论就可以算合格；至于中国士兵的生命，那实在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蒙在鼓里的远征军雄纠纠地出发了。他们的指挥官，是蒋介石能找到的最强阵容，由罗卓英任司令，杜聿明当第一路军副司令，全军选派最好的人手紧急调到云南，等候开赴缅甸。没想到英国人求援很积极，办手续却拖拖拉拉，直到二月中大军还在待命，只有两个师先到当地。好不容易，英国才同意中国军队来打仗，蒋介石赶紧把第五军送进缅甸。

作为昆仑关战役的尖刀部队，第五军是中央嫡系的王牌军，可以说为了保住滇甸公路，委员长真正做到了不惜血本。而为了发挥强强联合的优势（似乎也说不上谁更强些），整支联军由财大气粗的美国负责供应，并派出一位精干的将军协调指挥：约瑟夫*史迪威。

作为美国总统十分熟悉的军事人才，史迪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资历，并且在中国工作多年，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中国国情更是心知肚明。美军下发任命书的时候，宋子文曾经专门给蒋介石拍电报，表示老史属于优秀人才，一定能解决大问题，而蒋介石也是深信不疑，相信自已傍上了一棵无所不能的参天大树。

一九四二年三月，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在一片欢呼声中走马上任，雄心勃勃地制定缅甸的防御和反攻计划；他的身边，是负责配合的英国和中国高级军官。

业务强干、才华横溢的史迪威的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片泥泞战场和猪一般的队友手中。

不管是中国还是老外，都讲究开门红，远征军也不例外，但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他们，开门有时不一定见红，还可能两眼发黑。三月七号，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第二百师赶到同古，十天后被日军包围，后续部队无法接应，二百师坚持了十来天，被迫撤走。

出师不利，被兵力不占优的日军连连击退，实在是件丧气的事情。根据国军自己的说法（注意这一点），仗没打好主要是英国佬工作不积极，逃跑速度飞快，把友军侧翼暴露给了日军，所以不得不跟着撤。但是根据英军的记录，他们一直守在阵地上，直到同古 陷落两天后才撤；而且英军同国军之间，隔着一座大山，日军不可能短时间内翻山过来包抄。换句话说，这一仗打输了，并不是英国人的责任。

在这个说法上，我比较倾向英国人，因为从后来的记录上看，有的国军将领，信用确实比较成问题。

不管怎样，国军同英军还是联手打了一场胜仗。四月十四号，在仁安羌油田，有七千多英国军民被两个联队日军包围，想到鬼子对付战俘的残酷手段，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不得不找远征军求援。

收到亚历山大的消息，罗卓英找到最近的远征军，商量解围的事情，此时最近的中国军队，是由税警总团改编的三十八师。

这个师本来是财政部宋子文的嫡系，抗战刚开始就损失惨重，由负伤的孙立人带着五千伤愈归队的老兵重建。接着差点被戴笠的军统吃掉，象没娘的孩子一样四处受欺负，最后师长孙立人找了何应钦的关系，这才捞到出征缅甸的苦差使。

作为将军，孙立人的官场手段是很差劲的，但作为军人，他的能力却是惊人的。三十八师离仁安羌最近的只有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孙立人没有等待集结，第一时间里果断地把这个团派了出去。全团十六号到达阵地，十七号在附近英军十二辆轻型战车配合下，一路猛攻，硬是打穿了包围圈，不光救出了被围的英军，还顺带接走了日军抓的几百个俘虏。

认真考察这一仗，包围圈里的英军并没有束手待毙，他们也在努力往外冲击；刘放吾的作用，是在圈外进行接应作战，里应外合击破了日军防线。但是一个团敢死磕日军联队，无论如何是从前不敢想的事情，孙立人从此名声大起。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先前十分傲慢，甚至说中国远征军是寄生虫（后勤跟不上，经常要找英国人补充），打完仗后也换了态度，还亲笔给孙立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表扬中国军队的英勇精神。

孙立人和远征军很能打，然而局面仍然是一塌糊涂。英军一路败退，敌情也虚实不定，战线可以说是一团混乱。四月二十四号，日军攻下了雷列姆，二十九号占领了腊戍，形势已经糟到不能再糟，缅甸显然已经守不住，缜缅公路也要被切断。此时的当务之急不再是如何打通公路，而是如何把部队安全撤回中国。

对远征军东面的第六军来说，回国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离国境并不远，也没有鬼子拦截，很快就撤了回去。出麻烦的是中路，也就是杜聿明指挥的那批部队。

不管是中国还是老外，都讲究开门红，远征军也不例外，但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他们，开门有时不一定见红，还可能两眼发黑。三月七号，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第二百师赶到同古，十天后被日军包围，后续部队无法接应，二百师坚持了十来天，被迫撤走。

出师不利，被兵力不占优的日军连连击退，实在是件丧气的事情。根据国军自己的说法（注意这一点），仗没打好主要是英国佬工作不积极，逃跑速度飞快，把友军侧翼暴露给了日军，所以不得不跟着撤。但是根据英军的记录，他们一直守在阵地上，直到同古 陷落两天后才撤；而且英军同国军之间，隔着一座大山，日军不可能短时间内翻山过来包抄。换句话说，这一仗打输了，并不是英国人的责任。

在这个说法上，我比较倾向英国人，因为从后来的记录上看，有的国军将领，信用确实比较成问题。

不管怎样，国军同英军还是联手打了一场胜仗。四月十四号，在仁安羌油田，有七千多英国军民被两个联队日军包围，想到鬼子对付战俘的残酷手段，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不得不找远征军求援。

收到亚历山大的消息，罗卓英找到最近的远征军，商量解围的事情，此时最近的中国军队，是由税警总团改编的三十八师。

这个师本来是财政部宋子文的嫡系，抗战刚开始就损失惨重，由负伤的孙立人带着五千伤愈归队的老兵重建。接着差点被戴笠的军统吃掉，象没娘的孩子一样四处受欺负，最后师长孙立人找了何应钦的关系，这才捞到出征缅甸的苦差使。

作为将军，孙立人的官场手段是很差劲的，但作为军人，他的能力却是惊人的。三十八师离仁安羌最近的只有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孙立人没有等待集结，第一时间里果断地把这个团派了出去。全团十六号到达阵地，十七号在附近英军十二辆轻型战车配合下，一路猛攻，硬是打穿了包围圈，不光救出了被围的英军，还顺带接走了日军抓的几百个俘虏。

认真考察这一仗，包围圈里的英军并没有束手待毙，他们也在努力往外冲击；刘放吾的作用，是在圈外进行接应作战，里应外合击破了日军防线。但是一个团敢死磕日军联队，无论如何是从前不敢想的事情，孙立人从此名声大起。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先前十分傲慢，甚至说中国远征军是寄生虫（后勤跟不上，经常要找英国人补充），打完仗后也换了态度，还亲笔给孙立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表扬中国军队的英勇精神。

孙立人和远征军很能打，然而局面仍然是一塌糊涂。英军一路败退，敌情也虚实不定，战线可以说是一团混乱。四月二十四号，日军攻下了雷列姆，二十九号占领了腊戍，形势已经糟到不能再糟，缅甸显然已经守不住，缜缅公路也要被切断。此时的当务之急不再是如何打通公路，而是如何把部队安全撤回中国。

对远征军东面的第六军来说，回国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离国境并不远，也没有鬼子拦截，很快就撤了回去。出麻烦的是中路，也就是杜聿明指挥的那批部队。

当杜聿明接到命令的时候，他手上一共有第五军直属部队和第二百师、九十六师、新二十二师，加上六十六军的新三十八师。鬼子还是一如既往地搞迂回包抄战术，派小股部队切断后路，然后主力跟进攻击；英国人一路夺命狂奔，杜聿明也只能跟着一路后撤，终于在五月一号，撤到了一个叫斯维堡的地方。

按照计划，大军应该由密曼铁路向八莫撤退。但在斯维堡，发生了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就是史迪威坐的火车从站里开出去后，同另一列车发生了碰撞。

兵荒马乱，发生撞车也不算稀奇，又没有人受伤，当天晚上就抢修好了，所以谁也没把它当回事。然而在杜聿明的记录里，这件事实在很大，因为按他的说法，抢修后的火车开到坎巴拉车站后，就再没有其他火车可用了，他指挥的二零零师、三十八师、九十六师失掉交通工具，只能靠两条腿行军，由此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并终于造成了后面的惨败。

根据杜司令后来的回忆，远征军撤退途中失掉交通工具、行动迟缓，所以才陷入日军包抄，最终损失惨重，相关过程纯属技术原因。但是在他当时给蒋介石的报告里，并没有提这个要命的问题，而同史迪威一块碰车的罗卓英，却在给蒋介石的报告里说：当时并不缺火车，而且他还估计到司机可能会逃跑，专门让铁道总司令沈昌带队押车，并且顺利接收了南段的车务。

这是一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问题。杜司令说没有车，罗卓英却说有车，仿佛不值得太过深究。但事实上，这个细节正是后来数万将士阵亡的关键所在：如果有火车，远征军自然可以及时从密支那赶回国；如果没有火车，大军延迟回国遭到包抄，责任就在英国人身上。

这件事责任实在重大，因为后来的杜聿明说没有车，当时的罗卓英却明明白白写了报告说，车辆充足，而且他还带了铁道司令押车。

早在五月一号的时候，蒋介石就发了电报，要求杜聿明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尽快回到国内。蒋介石的电报转到史迪威、罗卓英那里，是五月四号；罗卓英当天就把电报转给了杜聿明，第二天他觉得不妥，同史迪威商量后，让杜聿明改道向西去印度；五月六号，杜聿明回复罗卓英，他要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继续去密支那。五月七号，蒋介石也给杜聿明发了电报，要他按自己的指挥，从密支那回国。

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七号，杜聿明的大军仿佛象乌龟一般，慢吞吞地挤在去密支那的路上，身后是如狼似虎的日军不停追赶。杜司令认为，行军速度太慢是因为没有火车；但是罗卓英却说，他准备好了火车，只是大军总也不到，等后面再要火车的时候，英国人管理的司机都先逃了，想走也走不快了。

杜聿明为什么行动如此迟缓，或许从孙立人的回忆里，可以看出一些原因。

国军是跟在英国人后面撤退的。英国人逃的时候，个个都是保命为先，什么物资也不顾；加上当地老百姓怕受牵连，也都奉行舍财不舍命的原则，丢下财物跟着英军逃命。国军赶到之后，面对满街店铺目眩神迷，纷纷找来十字镐、铁铲等工具，翻箱倒柜找值钱的东西。结果车站明明有火车，公路上还有几百辆汽车，几个师的官兵都红了眼跟疯子一样，在空旷的城市里四处发财，行动自然慢如蜗牛。

负责殿后的孙立人，没有加入这场用生命赌注的游戏里面，因为他很清楚，命比钱重要。在友军纷纷大包小包地捞东西时，他下了一道命令，所有人包括他在内，只许携带粮弹，不许带财物，违者一律枪毙。面对部下质疑的目光，他只说了一句通俗的话：现在贪财，将来说不定连裤子也带不走了！

事实证明，孙立人是很有眼光的。在后来关键的几天时间里，他的部队始终轻装迅捷，而其他友军却是步行如龟；终于在五月八号，日军提前占领了密支那，第二天，杜聿明来到一个叫印道的地方。

印道，还在通往密支那的路上。

正是在五月九号，杜聿明得到情报，前方的密支那已经被鬼子占领。此时的他有三个选择，要么攻下密支那继续前进，要么转向去印度，要么绕道走野人山回国。

如此重大的决择，杜聿明实在不敢自行决定，只好在五月十号召开印道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考虑到日军兵力不详，强攻密支那未必有胜算；转向去印度，又会违反蒋介石的命令；最后得出的意见，是大军转向，走野人山、孟关回国。

这是一个关键的会议，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死亡决定。虽然军队自古就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但远征军没有充足的物资保障，医药准备极度贫乏，更重要的是，国军的后勤机制和能力极为原始，穿过野人山几乎就等于自杀。然而一切也是明摆的，由于前几天的耽搁，他们已经误了大事，如果再把部队带去印度，将来难免受到追究。于是官僚军人们明知危险，还是下了命令，叫几万部下撤进原始森林。

为了推卸责任，杜聿明在后来的记录里，故意把会议日期改成了五月八日。

匆匆看过历史记载，不会明白这里面的奥秘，但是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杜司令打的算盘实在精明。八号大军还没有得到密支那失陷的消息，因此撤回国境属于遵守命令，后来过野人山，无非是根据情况变化临时变动线路，主要责任都是蒋介石瞎指挥造成的。如果承认十号才开会，那么大军强行进入野人山的责任，就要杜司令和他的一帮幕僚背了。

在国民党的军官里，杜聿明大概是属于精明的那一类型，因为随后几十年时间里，他都在史料中若有若无地抹去不同的色彩，把自己修饰成一个严格遵守命令的悲剧军人。但是罗卓英、孙立人等当事人的记录是抹不掉的，大军行动路线和具体日期，也是黑纸白字写在那里，所以看过不同的记录，我隐约明白了真实的远征军。

既然领导出于各种考虑，做出了强穿原始森林的决定，那剩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执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成千上万的远征军士兵只能付诸行动，死在服从命令四个字上。

第一批爬野人山的，是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军直属部队。

没有人烟的雨林里蚊虫肆虐，到处是瘴气毒雾，官兵大片大片地倒下，而且还迷失了方向。幸好最后关头有架美国飞机发现了他们，空投了一批粮食和药品、电台，这才把杜聿明等人救出来；但是鬼子已经封锁了中缅边境，杜司令走投无路，最后还是不得不去了印度。

另一路撤退的是第二百师，从南盘江、梅苗、南坎回国，路上遇到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重伤，五月二十六号逝世，只有不到一半人冲出包围圈；只有九十六师比较顺利，经过孟拱、孟关、高黎贡山回到中国。整个中路部队，有三万多人死在缅甸的原始森林，远远超出同鬼子作战的伤亡，全军女兵只剩下一个幸存者，其他人都倒在了路上，那个幸运的女兵是第五军新编二十二师护士，叫刘桂英。

在杜司令指挥下，中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唯一保全的只有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倒不是孙师长有孙悟空翻筋斗云过山的本事，而是他比杜聿明机灵，看到情况不对，根本不管二百五上司的指示，直接把没有财物拖累的轻装部队拉到了印度，几乎没有任何伤亡。唯一的问题是到了印度之后，英国东方警备军的军团长艾尔文脑子不对路，竟然借口孙立人的“溃兵”可能扰乱地方秩序，想缴孙师长的枪，幸亏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和第一军团长史莱姆将军知道得早，及时劝他打消了这种危险的念头。

艾尔文实在是幸运的。他不知道孙立人天不怕地不怕，连自己的军长都敢顶撞，要是硬凭手上豆腐渣一般的英军跑去火拼，吃亏的真不知道是谁。

有着优势的兵员和物资，却被打得连连败退；明明定了撤退计划，部下却自行其事，最后还跑进了原始森林，史迪威只能哭笑不得。作为官阶最高的负责人，史老头明白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却怎么也不明白，手下那帮英国人和中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硬生生把仗打成了这种烂摊子？！

打败仗的后果是严重的。对史迪威来说，输了无非是名声不好而已，对委员长来说，就完全不是那么简单了。事实上在接回杜聿明之后，不少人的第一个念头，是追究责任。

同样是过野人山，日军准备齐全、伤亡极微，国军却是狼狈至极，连司令都要飞机接应才能跑出来。十万精兵只有四万多人生还，滇缅公路横遭切断，丧师失地，堕军威于异国，怎么看都是该枪毙的罪过。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杜聿明没有多做辩解，只是一再拿出蒋介石的电文，说自己是执行命令。

皮球踢到高层领导身上，蒋介石很头疼。委员长也想毙了这个没用的学生，可是仔细考虑之后，他才发现，事情真不是一粒子弹这么简单。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他把杜聿明军法从事，无非是损失五六万人之后，再少一个领工资的手下而已，可是政治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因为杜聿明反复声明的含义，是既然校长有命令要把部队撤回国，身为黄埔军人当然应该尽力执行，哪怕前面有刀山火海、哪怕把自己和弟兄们都搭进去，也在所不惜。

蒋介石很清楚，虽然他没叫杜聿明走野人山，可是部队撤回国的命令确实发出去过。现在杜聿明口口声声说，自己只忠于领袖命令、完全不保存实力，如果这样“忠心”的手下也要受重罚，以后大家在保存实力相互倾轧时，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征询过几方意见、百般考虑之后，蒋介石只能捏着鼻子承认，政治正确大过天，不光赦免了杜聿明的所有责任，还把他树成了黄埔军人服从命令的模范典型。

在这场无声的博弈里，杜聿明和蒋介石都做出了自己的取舍，也都有自己的收获。但是对中国来说，整场事情完全是一起灾难，不仅是数万精兵埋骨野人山，更重要的是，随着缜缅公路的切断，中国跟外界的联系只剩一条脆弱的航线，就是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这条可怕的航线曲折不定，而且气候恶劣、缺乏导航设施，由于从飞机上看下面的山脉象骆驼，美国人幽默地管它叫驼峰航线。

从四二年四月八号试飞成功时起，驼峰航线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死亡航线。一方面是因为飞行条件恶劣，另一方面也是地面保障艰难，日本还不断派战斗机拦截，每次飞行对机组来讲，都是过一趟鬼门关。在三年半艰难岁月中，这条雪中送炭的航线有超过五百架运输机坠毁，沿途山谷到处是残骸，总共损失四百六十八个美国机组、四十六个中国机组，超过一千五百人因公殉职。

西面国际援助被切断，东南亚又是一片哀鸿遍野，委员长跟他的英美盟国一样焦头烂额。好不容易在四月十八号，报纸上传来一个稍微有点振奋的消息，让所有人都提了一点神：有十六架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

作为一场战术上并不成功的行动，美国出动中型B-25轰炸机，硬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东京等地。轰炸造成的破坏并不大，但代价却很大，十六架飞机里有一架飞到苏联后被扣留，其他十五架全部迷航；原计划飞到中国的株州机场，最后在江苏、浙江一带迫降坠毁，七十五名飞行员里八人被俘、三人死亡，剩下六十四人被中国军民救起，送回后方。

从战术效果上讲，美国人显然是亏本的，但在日本人看来，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开战才几个月，东京就挨了炸弹，英明神武的天皇也要躲防空洞，性质自然严重到极点。有关部门立刻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决杜决类似事件的发生，确保东京绝对安全，具体来讲，是找美国人的航母舰队打决战。

在没有洲际导弹的那个年代，航空母舰是唯一能威胁到东京的武器，所以日本海军需要消灭美军的航母，而陆军则决定摧毁浙江沿海的机场，以免美国再拿它们当成轰炸东京的降落基地。为了狗天皇不再钻防空洞，也为了报复中国军民敢搜救美国飞行员，日军下令进攻浙江和江西，打通浙赣铁路线，摧毁沿线所有机场。

从四二年四月十九号起，日本集中兵力，疯狂轰炸中国机场，象浙江衢州机场一个月竟然被炸了五十九次。伴随着空中轰炸，五月五号，东线的日本第十三军从杭州、宁波中间向西进攻，很快就推进到金华、兰溪一线。

十三军并不是鬼子的主力，平时只负责镇守江浙一带占领区，主要工作是同游击队捉迷藏。为了报东京被炸的仇，畑俊六不惜血本，从各地抽来机动部队狠狠补充，硬是把一支警备部队变成了攻击军；他们的攻击对象是第三战区，领导人叫顾祝同。

顾司令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属于国军中的老好人，任何杂七杂八的部队都能包容，要不是毛泽东逼着陈毅抢苏北地盘，连新四军都差点搞成友军。但顾长官人缘虽然好，打仗却是外行，而鬼子是不给面子的，气势汹汹地冲进来，非要大闹一场不行。

对鬼子的进攻，大家都习惯了，从李宗仁、薛岳到八路军，全都不约而同地选了同一个战术：先退后进，节节抗击。顾祝同当然也想玩这一手，而且他有玩的资本：委员长知道他的难处，专门给他抽调了大批援兵，准备出其不意，打一个防守反击。

应该说，鬼子对浙江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五月十八号，十三军司令泽田茂亲自离开本部，去迎接东京参谋本部派来视察的高官，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举动在无意中救了他的性命。因为就在这一天，他的司令部坐汽船往前线移动，结果河里碰上水雷，炸死十一人，如果他在艇上，很可能也会成为死鬼之一。

大难不死，泽田茂还没有来得及庆幸，马上就得到消息，在金华、兰溪一带发现国军主力。他立刻调动大军，从三个方向发动围攻，准备打包围战。

作为多年的老军头，顾祝同虽然打仗不行，起码的嗅觉还是有的。发现情况不妙后，立刻下令主力撤往衢州，同委员长的援兵会合打埋伏，只留下八十八军在原地阻击。

五月二十五号，泽田茂指挥四个师团发起了进攻。八十八军明知处境险恶，仍然强硬守卫在金华到兰溪的阵地，并且发扬违章搭建精神，派出小分队四处埋地雷，硬是顶了整整四天四夜，还中了一个大奖：五月二十八号上午，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踩中一颗地雷飞上天空，很快魂归天外，成为八十八军的光荣战果。

酒井完蛋的消息传到东京，顿时炸开了锅。

从日本创建现代陆军以来，现任师团长当场战死在前线的，酒井直次还是第一个，阿部规秀虽然也是中将，但论级别不过是旅团长，所以这件事的影响，可谓十分恶劣。日军对此极为重视，还专门追究了触雷事故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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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认真算起来，酒井属于死得不凑巧的那一类型。二十八号的时候，酒井没事非要到前线玩督战，害得负责接待工作的部门一通忙乎。本来工兵已经扫了半天雷，清出一条通道后走在最前面；接着是尖兵分队趟雷，护送酒井骑着大洋马走在中间，按理说怎么也不可能炸到他。偏偏在一个三叉路口上，前面的工兵和尖兵都走过去了，酒井骑的马却踩到了雷上，当场炸断中将大人左腿；又因为是在路上行军，没有军医跟着，于是红通通的狗血止不住地流，一直流到中将大人两眼一闭，玉碎在土沟里。

酒井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死以前的那天清晨，国军二十一军一四六师独立第八工兵营的副营长黄士伟，正带着一个排在他的后方埋雷。当时他发现通往前线有个三叉路口，路口旁边有高地，机灵的黄士伟立刻猜想，如果有鬼子指挥官经过这一带，多半喜欢登个高，瞭望一下地形，因此他把雷全埋到了岔路口通往高地的路上。

为了炸到高级人物、炸出国际影响，黄士伟埋的雷是讲究级别的，只有压上去的重量超过六十五公斤才会炸（反战车雷），所以前面的步兵走过去一点事没有。酒井要不骑马也就算了，偏偏他骑着那匹倒霉的马，重量远远超标；而黄副营长为了投资见效，竟然在那块地方下了血本，一气埋下六十多颗重型雷，酒井想跟心爱的大洋马安然趟过雷区，实在是比较艰难。

虽然死了一个师团长，鬼子还是在五月二十九号占领了金华和兰溪。这时所有人都只想说两个字：人呢？

不光想象中的第三战区主力部队没找到，连八十八军也无影无踪，很明显，他们被忽悠了。

畑俊六很生气。这时情报部门送来消息，在衢州附近发现大批中国军队主力，绝非事先估计的那些老杂牌，不少中央军嫡系也出现在名单里。很明显，蒋介石给顾祝同派了援军。

畑俊六顿时大喜过望，决心把机场拆迁活动扩大化，变成一场大规模歼灭战。他马上命令，十三军从金华往西进攻，同时调动武汉的十一军，在西线集中二十五个大队往东进攻，计划六月三号合围顾祝同。

畑俊六的计划不算差。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五月底连续几天都在下暴雨，重武器施展不开；而且四处发大水，顾祝同明知皇军重武器带得多运动艰难，还四处炸桥破坏交通。鬼子一面咒骂，一面冒着大雨趟河，终于靠近了衢州，在他们的对面，是紧张到极点的顾祝同。

委员长把大批精锐调给他，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一种鞭策，顾司令人情世故精熟，自然明白该如何处理。但鬼子突然把十一军也派出来大举夹击，显然已经查觉了他的作战计划，再搞衢州保卫战，很可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的反应也很迅速，决定立刻把部队撤走，全速转移到附近的山区。

顾祝同的安排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主力撤走后，谁留在衢州拖一下日本人。要知道鬼子不是傻瓜，发现扑空后肯定会四处寻找，必须安排人手在城里，招待一下他们，最适合担当阻击任务的，应该是八十六军，军长莫与硕。

说八十六军“应该”守衢州，是因为在开战前，这个军已经在城里驻守了半年，所有工事都是他们修的，地形也是他们最熟，要是不委以重任，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但顾祝同也发现，八十六军虽然是中央军，却没有第五军或七十四军那种精气神，工事修得拖泥带水，完全是应付性质，对付几个师团的鬼子兵，那是相当有困难。

中央军几大嫡系带兵各有特点，象陈诚讲究清正严明，王耀武喜欢文武兼抓，而顾祝同的诀窍却是无为而治，只要不反叛，干啥都行。莫军长搞工事不专心，那是小节中的小节，连多说一句话都不用，结果到临打仗的时候，顾司令才后悔没有抓好纪律。

现在，兵临城下，城防竟然是一盘豆腐渣。

已经见到棺材，掉不掉眼泪都晚了，顾祝同也没有办法，只好顺手提拨一位师长为副军长，希望能起点作用，那位“幸运”的副军长叫陈颐鼎，黄埔三期毕业生。在随后鬼子的进攻中，莫军长果然不孚众望地及时逃窜，把衢州扔下不管，而陈颐鼎则挺身而出，带着大伙坚持了好几天，最后趁夜色及时撤走，给日本人留下一座空城。

同样是军级干部，反差却如此之大，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但考察一下人事档案就会明白，顾祝同任命陈颐鼎当副军长，不是没有原因的。莫与硕是陈诚的土木系出身，却不在陈诚的防区，因此吊儿郎当没有人管，出了事陈诚反而会保；而陈颐鼎人脉不旺，又是南京保卫战的败将，当年是扒着一块门板漂过长江才拣的性命，对守城战有切肤之痛。两个人后来的命运也大相径庭，精明的莫军长五年后因为倒卖军火，被委员长抓了典型枪毙；肯吃亏的陈颐鼎却能率部接收台湾，代表民国政府风光一时，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经过几天血战，鬼子终于攻下衢州。但畑俊六一点高兴的意思也没有，因为他仍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人呢？

很明显，顾祝同的主力又跑了，他打的还是小股阻击部队。

畑俊六只能继续按原计划进攻。七月一号，十一军和一十三军终于在横峰会师，顺利打通浙江到江西的道路，但想象中的国军主力依然没有找到。愤怒的畑俊六抓不到国军主力，于是恼羞成怒，决定做几件事情挽回面子，具体来说，是用野蛮弥补愚蠢。

日本兽军开始在占领区大肆屠杀。衢州城里被杀两万多人，还有五万多人失踪，玉山机场周围九个村的百姓全部被杀绝；鬼子疯狂地破坏了所有的机场，把跑道全部挖成大坑，把近千中国人埋在里面，周围民房也全部炸毁，再引水淹没。为了防止有人放水，日军专门在水闸、河堤等地方埋了地雷，最后又撬走两百多公里铁路，运到沈阳兵工厂当原材料，一直杀到八月中，为了收缩防线，这才开始往回撤。

从表面上看，顾祝同的表现还算合格，他的大军动作迅速，避过了鬼子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但必须要说明的是，顾司令的指挥只能算勉强凑数，合格与否其实不大好说。因为在整场战役里，顾司令的第三战区都在躲避锋芒，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交战；日军撤退时，也没能组织任何反击。鬼子从容地占领了所有目标，然后毁掉机场及一切设备，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而他却毫无反应，只在鬼子撤走后跟进“收复失地”，实在有愧委员长调去的兵力和装备。

鬼子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江西一线的日军终于分批撤回，东线浙江的日军则撤到金华、兰溪一线。在这场大规模进攻里，有二十多万中国平民遇害，浙江和江西的机场被全部破坏，最恶毒的是鬼子撤走时，处心积虑地大面积散布了鼠疫细菌等生物武器，企图制造大规模传染疫病，彻底破坏中国的战争潜力。

从一九三二年起，关东军石井四郎就在东北，开始研制细菌武器。经过十年灭绝人性的所谓研究（用人当试验品），此时的日本细菌弹已经实现了标准化量产，而且有多支部队从事这一见不得人的工作。在东北有关东军六五九部队，南京规模最大，叫荣字一六四四部队，长春是关东军一零零部队，北京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广州波字八六零四部队，还有后来在新加坡搞的冈字九四二零部队，加上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一共七支部队，规模极其庞大。如果仔细探究的话，后来宣传得沸沸扬扬的“恐怖魔鬼”七三一部队，不过是哈尔滨的研究中心而已。

整个抗战，日本不断地在中国播撒鼠疫、炭疽病菌，企图把中国人成片杀光，毁掉中国的抵抗能力。浙江的事情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畑俊六只能继续按原计划进攻。七月一号，十一军和一十三军终于在横峰会师，顺利打通浙江到江西的道路，但想象中的国军主力依然没有找到。愤怒的畑俊六抓不到国军主力，于是恼羞成怒，决定做几件事情挽回面子，具体来说，是用野蛮弥补愚蠢。

日本兽军开始在占领区大肆屠杀。衢州城里被杀两万多人，还有五万多人失踪，玉山机场周围九个村的百姓全部被杀绝；鬼子疯狂地破坏了所有的机场，把跑道全部挖成大坑，把近千中国人埋在里面，周围民房也全部炸毁，再引水淹没。为了防止有人放水，日军专门在水闸、河堤等地方埋了地雷，最后又撬走两百多公里铁路，运到沈阳兵工厂当原材料，一直杀到八月中，为了收缩防线，这才开始往回撤。

从表面上看，顾祝同的表现还算合格，他的大军动作迅速，避过了鬼子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但必须要说明的是，顾司令的指挥只能算勉强凑数，合格与否其实不大好说。因为在整场战役里，顾司令的第三战区都在躲避锋芒，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交战；日军撤退时，也没能组织任何反击。鬼子从容地占领了所有目标，然后毁掉机场及一切设备，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而他却毫无反应，只在鬼子撤走后跟进“收复失地”，实在有愧委员长调去的兵力和装备。

鬼子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江西一线的日军终于分批撤回，东线浙江的日军则撤到金华、兰溪一线。在这场大规模进攻里，有二十多万中国平民遇害，浙江和江西的机场被全部破坏，最恶毒的是鬼子撤走时，处心积虑地大面积散布了鼠疫细菌等生物武器，企图制造大规模传染疫病，彻底破坏中国的战争潜力。

从一九三二年起，关东军石井四郎就在东北，开始研制细菌武器。经过十年灭绝人性的所谓研究（用人当试验品），此时的日本细菌弹已经实现了标准化量产，而且有多支部队从事这一见不得人的工作。在东北有关东军六五九部队，南京规模最大，叫荣字一六四四部队，长春是关东军一零零部队，北京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广州波字八六零四部队，还有后来在新加坡搞的冈字九四二零部队，加上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一共七支部队，规模极其庞大。如果仔细探究的话，后来宣传得沸沸扬扬的“恐怖魔鬼”七三一部队，不过是哈尔滨的研究中心而已。

整个抗战，日本不断地在中国播撒鼠疫、炭疽病菌，企图把中国人成片杀光，毁掉中国的抵抗能力。浙江的事情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从浙江到缅甸、东南亚，全世界都在法西斯轴心国面前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自然也不能幸免。事实上，他们的处境比国军还要糟。

一九四二年的第一个坏消息，比往常要早一点：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在二月十二日被日本关东军包围，力战身死。

由于篇幅缘故，长期以来讲内战、讲抗战，没有时间研究东北的抗联，对那些白山黑水坚持抗日的英雄们来说，其实是不大公平的。抗战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但在东北，抵抗日军的战斗从三一年起就没有停过，并在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东北抗联，是一把插在东北大后方的尖刀。

因为基础比较薄弱，东北的共产党一直发展缓慢，三一年九一八的时候，全东北只有两千名共产党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年十一月份，关东军破获了中共满州省委机关，整个领导层几乎一网打尽，本来就脆弱的党组织遭此打击，干脆变成了瘫痪，可谓出师不利。

关内跟关外，很快成了两个世界。日本人树起界碑，把东北划为所谓满洲国，远在南方山沟的中共派不出军队远征，只能命令共产党员分批潜入，到东北搞抗日斗争，不管是上海中央还是瑞金中央，跟他们联系都十分困难。到后来通讯断绝，不得不全部按苏军进行编制，靠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指令，遥控他们的抗日行动，具体来讲，是王明、康生一伙人在指挥。

以王明的军事水平和政治水准，在关东军面前只能用三个字形容，就是不入流，而他们的对手关东军却是一流。但不入流的领导好歹也是领导，共产党人只能在乱七八糟的命令下，一点点拉拢队伍，组织抗日军队。

刚开始的时候，鬼子还没站稳脚跟，东北民间有抗日义勇军近三十万，正是拉队伍的好时机，但党组织偏偏被破坏，都在忙着重新找铺面开张。好不容易把组织机构重建起来，上海的党中央又发来脑残指令，要求排斥其他非共产党武装，成立“纯正”的红军，于是继续一塌糊涂。等到三三年中期，上面看清形势，决定跟其他义勇军合作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站稳了脚跟，加上不懂如何建设根据地（搞农村工作，当时只有毛泽东在行），整个抗联虽然拉起了几万人，根基却是神散而形也散，永远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虽然一再错过时机，抗联的官兵并没有自怨自艾，他们知难而上，挑起了抗日的大梁。在其他义勇军纷纷失败的时候，抗联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奋起进攻，在重重围剿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而日本人发现义勇军成片改编为抗日民主联军后，也马上出台相关对策，其中最毒辣的有两条，一是把老百姓强行归并成大村集中监管，切断游击队的联系；二是高价收买抗联的叛徒。

刚刚发展起来的抗联，很快就走到了绝境。东北的冬天极度寒冷，抗联战士却无法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零下几十度的晚上为了隐蔽，连火都不能生，大批人马冻死、饿死在冰天雪地里。面对日本日益精锐的关东军集团，抗联几乎是全凭一股精神支撑，在毫无希望的战场上做最后的抗争。

从三三年打到一九三六年，抗联一度获得不小的发展，先后成立了几支部队，其中第一军由抗联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兼任军长，第二军由政委魏拯民代理军长。特别要提出的是第二军六师的师长，这位师长当时名声不大，后来却是风头出尽，一度压倒过蒋介石。

六师师长本来是朝鲜人，在抗联打仗还算英勇，而且政治素质良好，后来被苏联人看中，成为中共东北特别支部副书记、北朝鲜共产党领袖，最后竟然引发了朝鲜战争，把中苏两国都拖进浑水里，并统治了北韩数十年。

这位抗联的小师长，就是后来的北棒共产党领袖， 。

当抗战还没爆发、宋哲元仍然在北平城里纠结的时候，东北抗联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几路部队都不得不作了一个决定：向西突围，撤回关内。

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放弃根据地跑回关内。然而抗联没有想到，他们精心计划的撤退行动，竟然全部失败。第一军的杨靖宇派出了最强的主力部队，又把第一路军所有战马都拨给了西征军，部队长驱到辽河，却发现十一月份的辽河没有封冻，部队只能堵在河岸上。

以东北的严寒条件，十一月不冻河可以说是百年不遇，但百年不遇也会遇上，而且偏偏发生在最要命的时候，走投无路的西征军很快被鬼子兵追上，全军损失惨重。继杨靖宇之后，另外几支部队也被迫西征，除了第三路军走小兴安岭没有遇到日军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都没有成功；最惨的是三八年十二月，二路军的第四军西征不利，全军覆没。

刚开始的时候，鬼子还没站稳脚跟，东北民间有抗日义勇军近三十万，正是拉队伍的好时机，但党组织偏偏被破坏，都在忙着重新找铺面开张。好不容易把组织机构重建起来，上海的党中央又发来脑残指令，要求排斥其他非共产党武装，成立“纯正”的红军，于是继续一塌糊涂。等到三三年中期，上面看清形势，决定跟其他义勇军合作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站稳了脚跟，加上不懂如何建设根据地（搞农村工作，当时只有毛泽东在行），整个抗联虽然拉起了几万人，根基却是神散而形也散，永远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虽然一再错过时机，抗联的官兵并没有自怨自艾，他们知难而上，挑起了抗日的大梁。在其他义勇军纷纷失败的时候，抗联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奋起进攻，在重重围剿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而日本人发现义勇军成片改编为抗日民主联军后，也马上出台相关对策，其中最毒辣的有两条，一是把老百姓强行归并成大村集中监管，切断游击队的联系；二是高价收买抗联的叛徒。

刚刚发展起来的抗联，很快就走到了绝境。东北的冬天极度寒冷，抗联战士却无法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零下几十度的晚上为了隐蔽，连火都不能生，大批人马冻死、饿死在冰天雪地里。面对日本日益精锐的关东军集团，抗联几乎是全凭一股精神支撑，在毫无希望的战场上做最后的抗争。

从三三年打到一九三六年，抗联一度获得不小的发展，先后成立了几支部队，其中第一军由抗联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兼任军长，第二军由政委魏拯民代理军长。特别要提出的是第二军六师的师长，这位师长当时名声不大，后来却是风头出尽，一度压倒过蒋介石。

六师师长本来是朝鲜人，在抗联打仗还算英勇，而且政治素质良好，后来被苏联人看中，成为中共东北特别支部副书记、北朝鲜共产党领袖，最后竟然引发了朝鲜战争，把中苏两国都拖进浑水里，并统治了北韩数十年。

这位抗联的小师长，就是后来的北棒共产党领袖， 。

当抗战还没爆发、宋哲元仍然在北平城里纠结的时候，东北抗联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几路部队都不得不作了一个决定：向西突围，撤回关内。

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放弃根据地跑回关内。然而抗联没有想到，他们精心计划的撤退行动，竟然全部失败。第一军的杨靖宇派出了最强的主力部队，又把第一路军所有战马都拨给了西征军，部队长驱到辽河，却发现十一月份的辽河没有封冻，部队只能堵在河岸上。

以东北的严寒条件，十一月不冻河可以说是百年不遇，但百年不遇也会遇上，而且偏偏发生在最要命的时候，走投无路的西征军很快被鬼子兵追上，全军损失惨重。继杨靖宇之后，另外几支部队也被迫西征，除了第三路军走小兴安岭没有遇到日军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都没有成功；最惨的是三八年十二月，二路军的第四军西征不利，全军覆没。

刚开始的时候，鬼子还没站稳脚跟，东北民间有抗日义勇军近三十万，正是拉队伍的好时机，但党组织偏偏被破坏，都在忙着重新找铺面开张。好不容易把组织机构重建起来，上海的党中央又发来脑残指令，要求排斥其他非共产党武装，成立“纯正”的红军，于是继续一塌糊涂。等到三三年中期，上面看清形势，决定跟其他义勇军合作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站稳了脚跟，加上不懂如何建设根据地（搞农村工作，当时只有毛泽东在行），整个抗联虽然拉起了几万人，根基却是神散而形也散，永远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虽然一再错过时机，抗联的官兵并没有自怨自艾，他们知难而上，挑起了抗日的大梁。在其他义勇军纷纷失败的时候，抗联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奋起进攻，在重重围剿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而日本人发现义勇军成片改编为抗日民主联军后，也马上出台相关对策，其中最毒辣的有两条，一是把老百姓强行归并成大村集中监管，切断游击队的联系；二是高价收买抗联的叛徒。

刚刚发展起来的抗联，很快就走到了绝境。东北的冬天极度寒冷，抗联战士却无法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零下几十度的晚上为了隐蔽，连火都不能生，大批人马冻死、饿死在冰天雪地里。面对日本日益精锐的关东军集团，抗联几乎是全凭一股精神支撑，在毫无希望的战场上做最后的抗争。

从三三年打到一九三六年，抗联一度获得不小的发展，先后成立了几支部队，其中第一军由抗联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兼任军长，第二军由政委魏拯民代理军长。特别要提出的是第二军六师的师长，这位师长当时名声不大，后来却是风头出尽，一度压倒过蒋介石。

六师师长本来是朝鲜人，在抗联打仗还算英勇，而且政治素质良好，后来被苏联人看中，成为中共东北特别支部副书记、北朝鲜共产党领袖，最后竟然引发了朝鲜战争，把中苏两国都拖进浑水里，并统治了北韩数十年。

这位抗联的小师长，就是后来的北棒共产党领袖， 。

当抗战还没爆发、宋哲元仍然在北平城里纠结的时候，东北抗联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几路部队都不得不作了一个决定：向西突围，撤回关内。

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放弃根据地跑回关内。然而抗联没有想到，他们精心计划的撤退行动，竟然全部失败。第一军的杨靖宇派出了最强的主力部队，又把第一路军所有战马都拨给了西征军，部队长驱到辽河，却发现十一月份的辽河没有封冻，部队只能堵在河岸上。

以东北的严寒条件，十一月不冻河可以说是百年不遇，但百年不遇也会遇上，而且偏偏发生在最要命的时候，走投无路的西征军很快被鬼子兵追上，全军损失惨重。继杨靖宇之后，另外几支部队也被迫西征，除了第三路军走小兴安岭没有遇到日军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都没有成功；最惨的是三八年十二月，二路军的第四军西征不利，全军覆没。

东北环境同华北完全不一样。关东军兵力密集，自然环境又恶劣，抗联不管如何倾尽全力，战事都一步步恶化到毫无指望的地步。在艰苦的战争中，抗联先后损失了三位优秀的人才，这三个人不是抗联的全部，但他们的经历却可以体现出，抗联是怎样悲壮失败的。

最先殉国的，是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赵一曼。

赵一曼，女，原名李坤泰，一九零五年生，四川人。一九二六年，年轻的赵一曼考入武汉黄埔军校，二七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一年前往东北抗日；三五年，她任抗联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这一年冬天，她在作战时腿负伤，被日本人俘虏。

日本人本能地感觉到赵一曼不是普通人，立刻对她进行严刑拷打，残忍的刑讯持续到十二月，由于刑伤太重，不得不把她送回医院抢救，希望能逼她投降。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赵一曼竟然在医院里，说服了护士韩勇义和看守警察董宪勋，在三六年六月份带着她逃了出去。恼羞成怒的日本人重新把她抓回来，再度反复拷打，然而赵一曼依然坚强无比，宁死不肯低头。残忍的鬼子在三六年八月二号把她游街示众后枪毙，并禁止收尸。

殉国的那一年，赵一曼只有三十一岁。

赵一曼在抗联的职务不是最高的，但她的精神和骨气，却是最强悍的。她的死是东北抗联的重大损失。帮她逃走的董宪勋也被日本人拷打至死，只有护士韩勇义刑讯后侥幸释放，然而肺部已经积伤转成慢性病，终于在四九年病发逝世。

把赵一曼排在第一位，有两个原因。一是她牺牲最早，二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杜撰她受刑的变态色情网文，而且被中国青年们广为转载。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无可救药的。

抗联第二个损失的人才，叫杨靖宇。

杨靖宇，一九零五年生，与赵一曼同龄。

通常来讲，英雄人物出身都比较清贫，从小缺吃少穿，还经常受恶霸地主欺负，象小人书上就宣传过，贫农子弟杨靖宇勇斗地主老财的故事。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杨靖宇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够不上革命出身的标准，跟后来的宣传完全扯不上关系。

因为家里有钱，杨靖宇才能上学读书。事实证明，血统出身之类理论完全是鬼话，杨靖宇读过书之后，立刻跑去投身革命事业，并在最险恶的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九年的时候，身份暴露的杨靖宇生活困难，于是找亲戚国仲颖（当时是冯玉祥手下的河南政府官员）借了一些钱，去东北开展工作。三一年日本人攻进东北，他立刻组军抗日，三三年拉起了第一支队伍：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到三六年的时候，这个师已经发展成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

杨靖宇很顽强，但却斗不过形势。随着日本人分批把东北老百姓强制隔离，补给逐渐变得异常困难，抗联不得不四处建立秘密基地，在深山老林里修造“密营”，支持游击队行动。随着日本人的步步进逼，第一路军处境终于出现极度危机，一直追随杨靖宇的第一师师长程斌突然叛变，并主动承担追剿任务，摧毁了抗联赖以生存的七十多个密营，穷凶极恶地攻打杨靖宇。

朋友变成叛徒，往往比敌人还危险。程斌叛变后，杨靖宇的兵力和范围迅速被压缩到极限，一九三八年在日军反复围剿下，杨靖宇不得不分散行动，率领一路军的一部分进入长白山树林打游击；到了一九三九年，曾经威名远扬的一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装备兵力都下降到最低点。

在程斌的反复追剿下，游击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分兵，每次杨靖宇都选择了危险最大的方向，把安全留给其他战友。三九年冬天，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杨靖宇再度分兵命令主力北上，他带着一支小部队往东走，结果在四零年二月一号，终于迎来了最大的危机：警卫排长张秀峰突然叛变，并带着日本人包围了他。

顽强的杨靖宇没有投降。在一番苦战后，他冲出了重围，身边只剩下七个战士，其中四个还是伤员。转移完伤员后，杨靖宇身边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去村子里找食物，被鬼子发现打死了。

戎马征战十年，杨靖宇终于走到了绝境，只剩下孤身一人。鬼子早就开出了大价钱，只要他肯投降，立刻就有高官厚禄，保证后半辈子都过上舒服的生活。然而他却用手中的枪，做出了自已的回答。

一九四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杨靖宇在雪地的一间小破房里，渡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夜。

这时正是东北的严冬。破屋里不能生火，也没有食物，杨靖宇的棉鞋湿透了，全身冻得瑟瑟发抖。他已经断粮很久，却始终吃不到东西，只能靠最后一点信念坚持，同追击的程斌赛跑。在雪地里的那个破屋里，杨靖宇默默地忍耐所有的痛苦与绝望，迎来了凶险的白天。

二月二十三号，杨靖宇继续前进，意外地遇到了四个中国人，他们的名字是：赵廷喜，孙长春，辛顺礼，迟德顺。赵廷喜是个小小的村官，饥饿难忍的杨靖宇给了他一些钱，希望能帮忙买些食物和棉鞋。

看到威震一时的杨司令如此落魄，赵廷喜很难过，他虽然胆小怕事，却也不是纯粹的坏人。他于是劝杨靖宇：“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

杨靖宇摇了摇头。他对赵廷喜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收下杨靖宇的钱，赵廷喜答应给他弄点粮食，然后下了山，此时他碰到了另一个叫李正新的汉奸。因为碰到杨靖宇的时候，有另外三个人，一旦被鬼子查出来就要全家被杀，赵廷喜主动向李正新坦白了杨靖宇的事情，李正新马上向鬼子报告了这个大消息。

由于鬼子主力还在山里，没有现成的兵力，日军只能把伤兵集合起来，派到现场去抓人。在山上精疲力尽的杨靖宇看到敌人，很快就明白了一切，当日本人喊话要他投降的时候，他用枪声做出了回答，于是程斌手下的机枪手张奚若开了枪，把他打死在雪地里。

曾经凶恶一时的讨伐队开始有六百人，一路围剿抗联后，经过冻伤、战斗、掉队，只剩下五十人。但此时的杨靖宇，只有一个人。

恼怒的日本人剖开了杨靖宇的肚子，想知道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杨靖宇是吃什么甩开追兵的。他们发现的答案是棉絮、树皮和草根。

宁可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投降，共产党人杨靖宇无愧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日本人割下了他的头示众，然后泡在药水里，藏在关东军司令部的医疗室，很多年后，终于有人把它取出来，同身体合葬。

抗联损失的最后一个人才，是赵尚志。

（因反复发帖不成功，此处略去赵尚志传略，想要全版电子书的请短信本人）

东北抗联最后一颗明亮的将星殒落了。为了纪念他的贡献，他最开始建立游击队的珠河县被改名为尚志县，但他的历史档案里，除了对敌人的勇猛攻击，也充满对同志的明枪暗箭，以及内部斗争的血腥残酷。一直到一九八二年，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终于撤消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这时离他的牺牲已经过了四十年；但为什么他要几次去苏联开“会”、到底内部谁在整他、他又整过谁，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本糊涂帐。

他不是高大全形象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好市民，对人毫不友善，以至于连党籍都被取消两次。但这无损他的成就与功勋，作为名将，赵尚志从义勇军起家，一路上同土匪、散兵办交道，整合队伍打日本，百折不挠，至死不屈。

他保家卫国是最坚决的，每次作战都顽强无畏、冲锋在前，令敌人闻风丧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也只想着抗日，没有丝毫屈服。

每当我看到屏幕上那个团结友爱、豪爽正义的赵尚志时，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在我看来，刻意歪曲、修饰历史其实是徒劳的，真实的赵尚志在短暂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打击了敌人，捍卫我们的神圣国家，这就是真正的英雄，至于其他细节，真的不是很重要。

赵尚志死后，东北抗联终于难以支撑下去，只能分批撤到苏联，等候时机东山再起。一度好几万人的抗联大军，在反复讨伐、征战、内耗之后，只剩下一千六百人，不够一个正规团的编制。苏联把他们编成了抗联教导旅，一直到一九四五年随同苏军对日开战，才重新回到东北。

东北的共产党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吸纳义勇军部队改编抗日正规军，内有共产国际脑残指挥、外有日本精锐关东军进剿，从一九三二年坚持到一九四五年，十余载纵横白山黑水，力抗数十万日伪进剿，冒零下数十度低温，饥寒交迫、弹尽粮绝，受常人不能受之刑讯，承军旅不能承之征伐，百折不挠，矢志不改，前仆后继，虽败犹荣。

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一九四二年的东北抗联损失惨重，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共产党人也碰到了重大的挫折，确切地说，应该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严重挫折。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要从三十年代说起。

三十年代初期，为了更好地在中国搞情报，日本在中国上海开了一家“东亚同文书院”，打算培养些中国的日本通和日本的中国通，为侵略中国服务。这家书院一开张，马上就有一个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应聘当了教授，这个人叫王学文。

王学文，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一零年赴日本留学，一九二一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二五年考研，二七年回中国，二八年在上海当政治经济学教授。

经过“严密”的审查，王教授通过了日本特务们的审核，并认为这种哈日海归到同文书院去讲课，实在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事情。特务们没有想到的是，王学文当年在日本的老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而回中国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同文书院的时候，王老师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负责发展情报内线，抗战时他去了延安，那时候的工作是教育改造日本战俘。

王学文在同文书院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一个间谍来说，重要的不是时间，而是机会。利用这个瞬间即逝的机会，他成功招募了几个日本年轻学生，这几个学生又组织了一个兴趣小组，小组里比较有名的有：
中西功：满铁调查部（日本战略情报机构）上海站调查员，日本支那派遣军总顾问；
西里龙夫：南京日军华中派遣军首席记者/顾问；
尾崎庄太郎、白井兴幸：华北派遣军情报课人员。
…

鬼子搞同文书院，是为了弄中国的情报，但有了王学文的兴趣小组，中国就可以了解日本的动向。而要让这个小组发挥功用，光靠中国共产党是不够的，还需要更高层面上的配合，这就要说到一代红色谍王佐尔格，以及他的助手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本来不算大人物，只是《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员，一方面当记者，一方面也写些文章。不过尾崎记者思想比较激进，在上海打工的时候顺便加入了中国左联，同鲁迅、夏衍、田汉等人交情都很深，那时他已经有一个关系非同寻常的好朋友，叫中西功。可以肯定地说，尾崎秀实那时已经同中西功和他的小组搭上了线。

尾崎回日本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高级间谍佐尔格，也以德国记者身份到了日本。

佐尔格曾经在中国呆过三年，为中国红军提供过不少情报，还采访过三二年的淞沪抗战。他同尾崎在东京接上了头，并且成了尾崎的上级，直接向莫斯科汇报日本和德国的战略情报。

从职务上讲，佐尔格和尾崎秀实都不算大人物，只是普通的记者，但靠着一身扎实的社交功底，他们很快就把普通的工作搞得相当不普通。身为王牌间谍，佐尔格有一个著名的信条：不撬保险柜，要让文件自动送上门来；不拿枪闯密室，要让门自动打开！

敢奉这种信条的间谍，显然不是普通人，一定要会来事才行，而佐尔格正是来事的高手。他到东京之后，立刻大交朋友，把人脉扩得相当广，甚至三六年东京发生兵变这种外国搞不清楚的事，他也能给出详细的分析报告，很快就成了德国大使馆的重要渠道，跟他搞好关系的德国人源源不断得到上级嘉奖。就这样，德国人借佐尔格搞日本情报，佐尔格又借日本人套德国情报，最后再把日本和德国情报汇总送到莫斯科，如鱼得水，三面玲珑。

当佐尔格神通广大地搞情报时，他的助手尾崎秀实也没闲着，成功实现了职场上的另一次腾飞。靠着自已“中国通”的身份和对时局的把握，他在三七年转行跳槽，跑去给人当顾问兼秘书，雇佣他的新任老板叫近卫文麿，是日本第三十四任首相（三七年至三九年）和三十八、三十九任首相（四零年至四一年）。顺带说一下，这位近卫文麿有个外孙叫细川护熙，是日本第七十九任首相（一九九三年至九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