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苏最大的军阀，韩德勤有着十分明显的土豪特征，就是钱多人傻，十分招人。本来就要杀猪过年，他还大力撺掇李长江欺负叶飞，实在是给自已找不自在，而陈毅选的第一个目标，叫何克谦。

何克谦，著名恶霸流氓，江苏保安第四旅旅长。陈毅看上他的时候，他的驻地是一个叫黄桥的地方。

从某种角度来讲，陈毅看上的是黄桥，不是何克谦，但何旅长的所作所为，却也是招祸的重要因素之一。何克谦作风比较恶劣，能拿到黄桥的地盘，是因为他强行吞并了其他抗日武装；而他最出名的事迹不是抗日，而是手下跑别人家里作客，主人在前院搞招待，马弁毫不见外地跑到后屋强暴女人，比鬼子还鬼子。

本来就惹人眼红，名声还偏偏极差，更要命的是何克谦比较积极，居然主动派兵打了新四军，几方面帐凑到一起算，何旅长就真是吃不了打包也带不走了。陈毅很快向黄桥集结，准备“为民除害”，给何克谦腾腾地方。

陈毅的大动作，当然瞒不过韩德勤，他立刻调动何克谦同陈泰运的税警总团，准备夹击新四军。打惯了游击的陈毅于是玩了个小花样，他把大军突然调头，狠狠咬了陈泰运一口，然后象郭村之战一样，把俘虏送还给对方，希望两家和好，不要上韩德勤的当。

作为江苏的杂牌国军，陈泰运长期生活在被韩德勤吞并的阴影中，先前还被韩 关过大牢，刚刚才放出来。收到消息后，陈泰运十分爽快地答应了陈毅，同意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和平共处。

没有陈泰运支持，何克谦自然守不住，七月二十九号，新四军顺利攻克黄桥。

得到黄桥的陈毅一刻也没闲着。除了一贯的减租减息，他把周围几个日军据点全部打掉，又应付了日军两次报复性扫荡，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迅速把它建成了苏北的核心。在建设根据地的同时，他也没忘记搞统战政策，跟韩德勤进行了耐心而细致的谈判。

对新四军的小动作，韩德勤是相当恼火的，他于是提了一个要求，讲和可以，必须退出姜堰。

这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要求，因为姜堰不仅能收税，地理位置也很重要。陈毅如果不答应，韩德勤就有理由打他；可如果同意了要求，韩德勤万一借着姜堰出发进攻，可以更顺利地打他。

韩德勤实在是把陈毅想得太简单了。经过红军时期的内斗和三年游击战，陈毅已经从刀山血海中走过无数次，不管是军事斗争还是政治风波，都玩得精熟，小小的姜堰连前菜都数不上，只能算一道甜点。收到韩 的命令后，陈毅十分大方地让出了姜堰，可是却没有交给韩德勤，而是放任李明扬的部队接管。

李明扬也是国军，也归韩德勤管辖，所以陈毅当然是“让”出了姜堰。但地球人都知道，李明扬跟韩 不是一伙的，有好处也不会分给他，等于是白辛苦一场。气得半死的韩德勤实在火大，于是干脆宣布，虽然陈毅退出了姜堰，但仍然要打他。

九月二十五号，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司令李明扬秘密会见了一个客人，来人叫管文蔚，身份是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两个人的会面没有联欢，也没有聚餐拚酒，在悄无声息的交谈里，李明扬告诉管司令，韩德勤已经给江苏国民党部队下了消灭新四军的命令，要他回去多加提防。

作为正牌国军，李明扬主动向打过自已的新四军泄漏消息，绝非他心向延安追求进步，实在是这些年来日子过得太苦。韩 打仗不行，人品又有点狭隘，常年惦记着李司令那点地盘。现在李司令拿了姜堰，吐出来显然舍不得，吞下去又会得罪韩德勤，只好一不做二不休，背地里挺新四军，反对韩 。

九月三十号，韩德勤放心地指挥三路大军出发了。陈毅手上有七千大军，他却有三万多人，兵力对比一比五，即使李明扬和陈泰运不肯出力，黄桥之战也有绝对优势，不用操心就能胜劵在握。

十月三号，志德意满的韩德勤正式进攻黄桥。第二天，他的王牌独立旅钻进了包围圈，不等后续部队赶到，全旅就在短短三小时内迅速崩溃，旅长翁达自杀。

本来想露脸的，结果露了屁股，韩德勤恼火到极点，下令主力八十九军全力进攻。结果八十九军一个师进攻被顶住，另一个师带着军长李守维，居然挖起了工事，开始强力观望。

看到韩德勤部下的奇怪举动，陈毅被弄得哭笑不得，他马上命令七千大军包围一万人马（注意兵力对比），利用迫进作业接近敌军，然后在手榴弹距离内发动总攻。韩德勤的两个师明明兵力火力都占优势，却很快先后溃散，军长李守维也被挤到河里淹死，三十三师的师长孙启人更加出格，居然在逃跑途中，被一群卫生队的女兵俘虏，可谓颜面扫地。

三万人打不过七千，还赔进一万多人老本，韩德勤欲哭无泪，只好退回兴化，再也不提剿灭新四军一类口号了。而在江苏游击队排行榜上，陈毅顺利把自已的名次由第四名（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陈毅）提到了第二，成为仅次于韩 的新兴势力。

虽然打仗占了便宜，陈毅却明白，自已的地位是不巩固的，尤其是李明扬等人随时可能翻脸。为了最大程度地团结盟友、孤立敌人，他施出了漂亮的一招，提出由李明扬、陈泰运、新四军各出一个连（注意没有韩德勤），组建一支联合部队，负责防守三大派系的交界地带，防止任何一方侵占其他人的领地。

陈毅的这一手用今天的话讲，相当于联合国维和部队；而他的主张也马上得到赞同，李明扬和陈泰运都消除了戒心，安心守在自已地界里巡逻，不和新四军发生冲突。在胜利的十月里，开国大将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纵队，同新四军在盐城举行大会师，安徽的刘少奇也带着中原局赶来搭灶开饭，从此新四军将核心转移到苏北，韩德勤再也没能缓过劲来。

简单看陈毅的黄桥之战，实在是太神奇了。因为，他手上只有七千人马，韩德勤却派出了数万大军，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七千大破几万，韩司令的八十九军嫡系溃不成军，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死于非命，独六旅旅长翁达自杀。面对如此战绩，围观群众都是惊得合不拢嘴。韩德勤是进攻的一方，在本地长期经营，又拥有装备和兵力优势，按理说是占了天时地利，结果却被打得象几万只兔子一样，陈毅的武功，也未免太高强了。

对比在山沟啃小米的杨成武，难免让人觉得奇怪。同样是开创根据地，韩德勤有国民政府的金字委任状，有富饶的根据地，还有雄厚的起家资本和兵力，为什么会败得如此狼狈呢？

如果仔细看一下战斗的过程，我们会发现，除掉新四军作战勇猛外，韩德勤的几路大军里面，成分是相当复杂。陈泰运肯定出工不出力，李明扬好象也不是善茬，因为，早在开战之前，他就把作战计划都交给了对手。尽管韩德勤给他们发了十万块钱的军费，两家却都不约而同地相信，韩 灭完新四军，回头就会对付自己，与其为他人作嫁衣，不如引入竞争机制，让新四军去对付他。这种情况下，韩德勤等于在跟三四个对手同时交锋，而且一直处于透明状态，有什么动向都清清楚楚，想打胜仗，当然就比较难了。

韩德勤的嫡系是八十九军，最器重的则是第六独立旅，旅长翁达。这个旅是韩德勤的种子部队，号称“梅兰芳部队”（名字取得这么娘气…），被用在最重要的进攻方向。问题是，韩 拥有富饶的江苏，理论上拥兵十万，重点培养的这个亲兵旅编制七千，实际上却只有三千多人。只要不是傻子都会明白，韩 直接控制的兵力和装备，跟宣传上的理论值，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由于知道对手的动向，新四军干净利落地吃掉了独六旅（按兵力算，只相当一个加强团），随后同八十九军展开激战。在这场“以多打少”的战斗中，一万多人的八十九军被七千新四军包围分割，然后在短短三天时间里溃败，军长李守维撤退时，竟然在桥上被人拉住马，结果连人带马一齐掉到水里淹死，全军师、旅、团军官里，有三十多名做了俘虏，战斗力之差，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看一下黄桥战役的过程，就能明白拥兵十万的韩德勤，手上其实是一盘散沙，碰到强敌进攻的时候，立刻会散成几块。应该说，这种情况同他的性格也有关系，韩德勤跟顾祝同做事都是优柔寡断类型，缺少铁腕整治、政治统御的魄力，连王牌部队选名字，都喜欢选个毫无阳刚之气的梅兰芳，美则美矣，上阵似乎不是强项。当然了，顾祝同的军功固然寥寥，人缘却是极佳，晚年甚至得到了“军中圣人”的美号；韩德勤的作风也差不多。虽然他号称副总司令，但是重庆的命令到了敌后，那是鞭长莫及，韩司令平时治军不严，不能用铁腕手段整合出自己的亲军，各级指挥能力又低，民众基础更是薄弱，碰到对方为生存跑来拚命，立刻就现出原形了。

同韩德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拥兵不到两千的杨成武。虽然杨司令基础极差，但他在扩军的时候，向来遵循一条原则，那就是努力要把部队的人事和后勤资源抓在手里，宁可出现反水，也在所不惜。杨成武兼并王天存、孟阁臣、赵玉昆等部队，原则问题都是寸步不让，总之地盘要是我的，人也得是我的，既然归我指挥，就得承认自己的打工地位。

当然了，杨成武能够推行强硬政策，绝非单纯是性格原因。除掉细致的政治工作、困难面前以身作则外，杨成武同韩德勤最大的不同，是他军事能力极强，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斗志，无论处在攻势还是守势，他都毫不屈服，一次又一次地树立自己的大旗。在极度复杂的敌后，这种霸气冲天不怕牺牲的作派，以及强悍有力的管理，是生存不可缺少的要素。韩德勤在敌后三年，不能整合国民党内部的军队，也不能整合地方实力派，部下离心离德，令不出指挥所，这是他在苏北失败的根本原因。

对国民党来说，韩德勤吃亏，最恼火的人应该是顾祝同。

作为几十年一贯的老好人，顾祝同向来睁只眼闭只眼，对下属宽厚有加，不求政绩、不求业绩，只要没事就算好事。蒋介石曾经在三九年痛骂第三战区，说他们战果最差、纪律最差，顾祝同低着头挨完骂，默不做声回家喝茶，不肯处分任何人，实在是心胸宽广得紧。新四军先前有些出格的动作（从国民党角度看），他总是承上启下，本着难得糊涂的原则息事宁人，不想弄出什么风波来。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已如此宽厚，新四军居然还要打韩德勤，而韩德勤是万万打不得的。

身为堂堂嫡系，顾祝同一直没能培养出自已的班底，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韩德勤固然打仗不在行，却是他的同学兼同乡，是作为亲信兼死党来培养的。新四军偶尔有点小违章，他可以装作看不见，但明目张胆地去吞并韩德勤的地盘，等于是打狗不看主人脸，属于大忌中的大忌。

掰着指头数一数，在安徽的新四军有桂军打理，苏南苏北都是敌后，能出气的只有皖南的新四军总部。于是项英的周围天天拉警报，不断有麻烦事发生。

对夹在延安和重庆间的项英来说，皖南的日子是十分压抑的。新四军的地盘本来只有一小块，他说尽好话终于往安徽大别山派去一个支队，可是桂系警觉性实在很高，只准他们沿津浦路三十公里的地方活动，而且不许搞地方政权，不许自行发展队伍。

新四军咬牙接受了苛刻的条条框框，同桂系的廖磊和平相处。没想到廖磊很快病逝，继任的李品仙十分缺德，仍然想着法子要赶人，除了把接近共产党的年轻人全抓起来外，还把亲共的女孩子剥光衣服游街，作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业绩之一。

特务抓人也是常事，但剥女人衣服游街就有点过分了，毕竟中国还是传统国家，国军可以不讲礼义廉耻，普通人还是要讲的。新四军很快就同李品仙反目成仇，两边关系也紧张得一塌糊涂。

随着华北华南的共军同当地国军发生摩擦，国民党扣发了共军的军饷，弄得毛泽东都领不到工资，过了半年工夫才补发。而到四零年十月份，蒋介石又停了军饷，逼着延安饿肚子，于是叶挺只好一趟一趟地跑重庆，跟周恩来一块，学农民工讨薪。

没有工资还是小事，毕竟共产党这么多年都穷过来了，挺一挺也能熬下去。要命的是，七月份的时候，国民党提出了一个所谓解决方案，命令所有新四军归到八路军里，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并且必须压缩编制，多余人员就地解散，裁撤所有留守机关。

蒋介石的所谓解决方案，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要毛泽东撤出大部分根据地、放弃扩编的抗战军队，然后老老实实地呆在华北山沟里啃土。委员长的态度非常明确，想要工资就得裁军，不裁军不仅没有工资，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能打的不让上，不能打的非要重用，自已一败涂地，还要眼红别人太能打，委员长的英明指挥让毛泽东很是恼火。重庆提出所谓解决方案后不久，苏北就爆发了黄桥战役，干脆利落地给出了答复。

于是从九月份起，在新四军军部附近，越来越多地驻扎了各路国军。这些部队一面挤占地盘，一面不停地在周边搞所谓军事演习，而且绝不事先通报，摆出一付找茬的架势。到了十月十九号，两边怎么也谈不拢，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索性撕破脸皮，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彻底撕破了脸皮。

在这份怨气冲天的电报里，何应钦避开了自已活埋暗杀到武装进攻的事实，也不提指挥无能的责任，只是历数各个时期以来的国共冲突，给共产党人扣上不守战区调度、违规扩编军队、不服从中央、不打敌人、吞并友军等各项罪名，语调强硬地命令：限期一个月工夫，所有共产党军队必须按要求开到黄河以北，否则绝无商量。

按照发电报的习惯，每天都有一个字作为代号，发电报的时间是“皓”日，这份电报也就叫“皓电”。在抗战史上，皓电同汪精卫的艳电一样，都是里程碑性质的东西，艳电代表国民党蒋汪合作正式分裂，而皓电，则代表国共合作的非正式分裂。

单从表面上看，何应钦的抱怨是有道理的，毕竟共军领着国军的工资，又在国军作战序列内行动，很容易得出共军挤占地盘不够厚道的结论。但作为战略高手，毛泽东显然明白国共合作的重要性，没有重要的理由，他不可能在几块根据地的问题上跟国民党翻脸；之所以敌后的国共冲突很快进入白热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日间的秘密谈判。

天天在重庆躲空袭的蒋介石，大概作梦也想不到，他考虑的是如何防范毛泽东抢地盘，而毛泽东则找斯大林，防范他向日本人反水。为了不让蒋委员长谈判成功后再次剿共，毛泽东不仅要求各省都建立基干地域、防范国军反叛，还不顾一切地命令新四军，务必尽早占领苏北地区，好同八路军连成一片，建立防范蒋介石投降日本的大型防波堤。

此时的国共两军，实力不是一个级别上的，所以收到皓电的时候，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对待了里面的条件。由于新四军主力已经转向苏北，同八路军联成一气，应该顾一点面子，让委员长下得来台。于是延安决定部分妥协，同意把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和九千部队调过长江。

对何应钦来说，所有共军全部过黄河显然不可能，皓电不过是漫天要价，现在毛泽东肯坐地还钱调走新四军总部，也算是阶段性胜利。于是他派顾祝同联系新四军军部，研究具体的调动方案。

事情最终就坏在新四军的军部上。

从国军的角度，联络新四军自然是找军长办事，也就是找叶挺。但如果仔细探查其中的过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叶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办不了事的。

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大小事务必须由党批准，军长的命令要政委点头才能执行，而在新四军，这一原则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把所有权力都抓在手里，连延安的指令也不给叶军长看，只能由项英选择性传达。

身为堂堂军长，却什么都不能做主，叶挺一直就觉得无比压抑，甚至找延安闹过辞职。毛泽东当然不能让叶挺走人，于是提出一个调解方案，让他们成立一个委员会，由项英当主任，叶挺和几大要员一齐参加，共同协调内部事务。但到最后却不了了之，叶挺还是一样憋屈。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叶挺不在党内，实际上却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叶挺当年是自行离开组织的，用时髦的话讲，属于背叛革命的类型。按照叛徒一定会再次叛变的原则，叶军长保不齐关键时刻又会溜号，因此只能供在台面上，不能把军权真的交给他。

既没有权力，又要顶在第一线，叶挺可谓是苦不堪言；而在另一面，项英的日子也不好过。作为共产国际派的老资格人物，项英同王明显然被划进同一拨，王明倒霉，项英也要倒霉。根据新的人事安排，军部搬到新地方后，叶挺还是军长，陈毅升职副军长，政委由刘少奇当，项英则什么也落不下来，只能回延安去开会学习。

对毛泽东的安排，项英心里是有数的。从富田事变开始，他就得罪过毛泽东，肃反的时候又拖过后腿，长征时要求把毛泽东留在凶多吉少的南方有他，毛 结婚时打电报来反对好事的还有他。一路反对到现在，穿小鞋并不稀奇，没有小鞋穿才稀奇。

毛泽东高估了国民党的忍耐力，却低估了项英的情绪，在夺去兵权的威胁面前，项英无论如何也不愿就范。四零年六月，就有人劝他把军部拉到苏南同陈毅会合，他却没有立即行动；一直希望日军来一次进攻，好顺势进入南方山区打游击，可等了这么长时间，鬼子偏偏毫无动静。

皖南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出事只是时间问题，终于到了必须过长江的时候。十一月份，叶挺赶到上饶，同顾祝同谈新四军北调问题，却是毫无结果，因为新四军北上有两条路，直接渡长江到皖北，桂系李品仙不肯同意；转道绕去苏南，又等于抢韩德勤的地盘。

顾祝同不想新四军去苏南，李品仙不肯新四军到皖北，叶挺夹在中间哭笑不得。等他提出调动经费之类话题时，顾祝同又打起了哈哈，说这些事情要上报，他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在和顾祝同拖，延安在和重庆拖，最要命的是，项英和毛泽东也在拖。

由于皖南太过危险，毛泽东一直希望这支部队北调，却偏偏不给项英一个合适的前程，弄得项英进退两难，只好在电报里扯皮。从十月拖到年底，顾祝同已经调来将近九万大军，随时准备武力解决皖南，为韩德勤报一箭之仇；偏偏这个时候，还有人不识相地跑过来，往火药桶上扔了一大把爆竹。

往火药桶上扔爆竹的人，是刘少奇。

在有意无意的操纵下，新四军已经分成几大部分，除了项英能控制的军部，其他部门都被毛泽东划了出去，而最大的一块，则是刘少奇控制的中原局。新官上任通常要烧三把火，刘少奇也不例外，本来韩德勤已经退到了兴化、曹甸一线，不敢招惹新四军，可是刘少奇一心想全面控制华中地区，竟然以重庆给韩德勤派了援军为由，要求主动解决韩德勤。

国共关系一触即发，韩德勤又有顾祝同撑腰，刘少奇的做法等于是陷项英于不义，毛泽东和苏北五纵司令黄克诚都不赞成。无奈刘少奇十分积极，最终毛泽东让了一步，批准苏北新四军打掉曹甸，只给韩德勤留下兴化当落脚点。

轻敌的刘少奇很快在十一月二十九号发起了进攻。这回韩德勤终于没做豆腐渣，靠着水网地形和拚命构筑工事，他顶住了刘少奇的进攻。僵持了将近一个月，刘少奇损失几千人，最终还是没能攻下曹甸，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了回去。恼羞成怒的刘少奇十分不厚道，不肯好好检讨自已轻敌冒进，反而倒打一靶，诬赖黄克诚打仗不出力，硬是撤掉了他的纵队司令职务。

领导蛮不讲理找替罪羊，黄克诚被弄得哭笑不得，只好顶着大帽子接受处分，戴罪立功。但刘少奇可以欺负黄克诚，却不能糊弄顾祝同，看到新四军得寸进尺地打韩德勤，第三战区终于怒火爆发，追着蒋介石要给个说法，否则大家都干不下去了！

形势终于到图穷匕见的地步。十二月二十六号，毛泽东给项英发了一封电报，措词严厉地骂了他一顿，要他尽快定好撤退路线，不许再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也找到周恩来，十分恳切地谈了最后一次心。

时局不利，蒋介石的心情其实很沉重，但对周恩来还是特别客气。他明确告诉周恩来，苏北的事情性质实在太过严重，如果不及时撤走皖南新四军，项英等人必定要面临失败，而他并不想发生内战，请新四军务必说出一条北上的路，他以领袖的身份保证，绝不阻拦。

看着蒋介石的眼神，周恩来读懂了他的潜台词：大家都是混江湖的，给点面子成不成！

十二月三十号，项英给中央发了电报，表示愿意撤往苏南根据地。于是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除了顾祝同。

苏南是韩德勤的传统领地，顾祝同很不情愿新四军主力调到那里，于是提出只能去一个团，其他部队还是要到皖北，那里是第五战区管辖范围，有什么麻烦可以让桂系承担。而蒋介石也琢磨出味道不对，又找到周恩来反复说明，项英必须去皖北，不能留在江苏，同韩德勤打架。

为了请新四军走人，三战区可谓是礼遇有加。在国共冲突激烈的十一月，新四军曾经派出渡江小组到对岸搞船，还设立了交通站，准备安排大部队去皖北，顾祝同丝毫没有刁难，甚至还提供了不少便利。当然五战区的李品仙并不情愿，但如果新四军主力一齐开到，他并没有拦阻的实力。

真正的问题，出在项英身上。

从皖南到皖北有三条路，一条是直接渡过长江，这条路已经跟蒋介石商量好，并且准备了两个月，然而项英不愿意走，理由是他要去苏南；另一条路是往东渡过长江，然后转北到苏南，虽然顾祝同会不高兴，但有叶挺安排也能走得通，项英却同样不肯走，理由是怕国民党突击；最后就剩下第三条路，一条费解而十分周折的路：新四军先反方向南下天目山，然后顺着山区到溧阳，最后北渡长江。

明眼人都能看出，第三条路最远、也最脆弱，而且事先没有跟国民党通报，可谓危机四仗。但项英偏偏以党代表的身份选了这条路，理由是路上只有一个国民党的四十师，可以出其不意，甚至把已经北渡到安徽的部队也急急忙忙地召了回来，让他们一道南下。

在决定行军路线的时候，项英没有跟叶挺商量，叶挻也不知道项英没有毛泽东的批准，九千新四军就在一种急燥的气氛中，莫名其妙地上了路。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正式离开云岭，准备北渡长江。九千人马分成三个大纵队，慢吞吞地向南开进；第一天因为渡河不顺利，只走了四十里路，然后又休息一天，直到六号晚上才继续行动，向星潭和榔桥开进。

星潭是国民党四十师的防地。事前没有接到新四军通过防区的通报，突然间出现大批部队，又没有战区司令的通行许可，两边很自然地交上了火。

此时守星潭的国民党只有两个营，新四军随便进攻一下就可以突破，只要过了星潭，后面都属于外线作战，国民党的九万人想追也追不上，正是转移的大好时机。但就在叶挺急得冒火的时候，项英却犹豫了，说部队的任务是行军，没有安排打硬仗，万一打不下来就麻烦了，最好开会先研究一下。

作为党代表，项副军长的话就是党的命令。于是各大头脑们赶紧来开会，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十点，还是拿不出什么办法，最后犹豫不决的项英宣布，不能打星潭，大军回里潭仓，绕过高岭继续赶路。

本来可以直达的路，经过一番绕圈子，又在高岭被拦住了。于是项英再次下令，部队重新回到里潭仓。

项英在山沟里团团转的时候，第三战区也乱成一团。

明明接到新四军北上的消息，突然四十师通报对方在武装南下，而且直扑第三战区的核心后方，甚至可能回到从前的南方游击区。考虑到新四军同第三战区的冲突早就上升到几万人马真刀真枪地厮杀，这时又跟守军交上了火，顾祝同立刻作出了反应：项英在骗他。

无论怎样厚道，不管有多中庸，一再受气的顾祝同终于忍不住了。他满腔怒火地下了命令：所有部队迅速接近新四军，准备合围歼灭！

如果新四军走得够快，顾祝同根本没有机会抓住他们，但项英打仗没有胆量，走路也没有魄力。一月八号，项英没能冲破防线，于是又作了一个哭笑不得的新决定，大军不再南下了，改道重新北上，按预定路线去皖北。

两军已经激烈交火，所有情面全部撕得干干净净，几万国军部队正在背后追过来，转眼就要发生大战，项英却要调头向包围圈大踏步前进，实在是自杀的不二选择。事实上，直到这一天，顾祝同来才来得及用电话向蒋介石告状，说新四军没按指定的路线北渡，不管是到天目山再过长江，还是不过江直接到三战区后方，都会出大乱子。

在一月八号之前，皖南的事情是新四军军部同第三战区间的冲突，属于地方矛盾，顾祝同再有不满，也没有动武解决的权利。而在蒋介石批准顾祝同之后，事情性质将发生根本变化，成为中央惩办不遵军令的地方部队，如果项英不能及时脱出包围圈，九千新四军将死无葬身之地。

毫无悬念，蒋介石批准了顾祝同的请求，同意他肃清新四军。而此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国民党眼看要大打出手，项英顿时慌了神。这天晚上，他带着几个人离开了大部队，想自已溜出去。

突然间失掉指挥，新四军顿时乱成一团，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赶紧出面收拾部队。一月九号，新四军再次转向东北，来到一个叫石井坑的方，此时全军已经是士气低落，散成一片，叶挺不得不带着司令部到处组织人马。十号的时候，没走出去的项英又回到了石井坑。

叶挺终于忍不住了。

从头到尾，项英就处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里，要走不走，要打不打，从四号拖到现在整整六天，擅长机动的新四军硬是被陷进包围里，他居然还有脸回来见大家。项英也知道自已玩笑开得有点大，十分干脆地交出了指挥权，同意让叶挺指挥。

一切都太晚了。顾祝同和上官云相虽然无能，但项英的犹豫仍然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可以调集兵马，把所有新四军重重围住。一月十三号，国军发起了总攻，此时新四军已经疲惫到极点，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十三号的晚上，无可奈何的叶挺下令，部队分散突围。眼看全军将被歼灭，饶漱石提出了最后一个建议：“叶军长能不能去同国民党谈判？”

饶漱石的意思很清楚。作为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说不定顾祝同和上官云相能卖一点面子，这是最后一点希望，也是最后一个机会。

叶挺叹了一口气，同意了这个要求。

一月十四号，叶挺来到国民党部队，要求谈判。上官云相和顾祝同都很客气，却根本没有同他谈判，直接把他软禁起来。顾祝同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新四军已经被宣布为“叛军”，战斗的输赢又非常清楚，自然没有必要谈判。

叶挺从此蹲进了国民党的大牢。从上官云相到蒋介石都来劝过他，只要自首，可以给战区副司令的官位，重新出来效力。叶挺无一例外地拒绝了要求，在牢里呆到抗战胜利。

而在叶挺走后，新四军终于迎来了全面溃败的局面。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好不容易逃出去，在外面躲到三月十三日，终于被叛徒刘厚总暗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战死；只有饶漱石侥幸逃出生天。他和五个人都换上便衣，也遇到国民党兵搜查，饶漱石赶紧把所有钱和怀表都塞给打头的连长，对方猜到他的身份，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于是给他写了张路条，还说了一句有人情味的话：“没有路条，你们就这样还是走不了，我只能帮到这里，以后的路就看你们自己怎么走了。”

靠着这张救命的路条，饶漱石带着五个人冲出了包围圈，新四军五大首脑死的死、俘的俘，活着出来的只有他一个。整个新四军战死两千多人，被俘四千三百多人，只有两千多散兵冲出包围圈，俘虏被国民党关在集中营，一部分强行编进各级部队，一部分关押后枪毙，最惨的是女兵，有的被枪毙，有的被轮奸、关押后活埋。顾长官虽然做人厚道，但在军纪问题上，却是极不厚道的。

对皖南发生的事情，延安一直很糊涂。

新四军开拨之后，电台同中原局的联系就不通畅，直到一月十一号毛泽东才搞清楚，原来新四军碰到大麻烦。毛泽东马上拍电报，让周恩来找国民党交涉解围，刘少奇甚至建议，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敌后国民党部队发动大反攻，逼国民党停火；但皖南情况具体有多严重，谁也说不清楚。大家乱到十三号，上官云相都要发动总攻了，周恩来还在重庆，找国民党军政部次长刘斐交涉，并由刘斐向周恩来和叶剑英正式转达国民党的意见：蒋介石认为，只要新四军确实是往北渡江，当然不会为难，如果想去苏南，那部队过了苏南得一路往北去河北，不能留在江苏打韩德勤。

刘斐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不会忽悠周恩来。到了一月十四号，张冲又告诉周恩来，蒋介石表示，希望新四军继续往北走，走皖北或者苏南都成，而且新四军过江后，会发十万发子弹和军饷。

委员长既然还在操心新四军的军饷，就说明情况不算很严重，周恩来心里稍微缓了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前线已经传来噩耗：新四军被歼七千多人，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措手不及的周恩来顿时被惊呆了。很快延安也发来急电，要他不用跟蒋介石谈什么北上路线，赶紧让国民党停火，现在救兵如救火，务必挽救新四军！

到了一月十五号，叶挺已经被俘，新四军军部即将成为历史名词，周恩来却见不到蒋介石，只能跟张冲交涉。张冲的态度仍然非常和蔼，向周先生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委员长前两天已经下了停战命令，新四军可以放心从东去苏南，如果有问题，委员长可以再发一个停战命令。

通过情报系统的努力，周恩来已经知道了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消灭新四军的电报。此刻再听到蒋委员长的答复，他很明白，蒋介石在忽悠他。

堂堂一国元首，玩这种把戏就没意思了。同一天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也得到消息，叶挺已经被俘，国民党仍然在围剿新四军。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显然蒋介石一面在骗他和周恩来，一面指挥顾祝同去攻击新四军。他顿时愤怒到失掉理智的地步，立刻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准备全面大反攻，同国民党彻底翻脸；同时给共产国际发出紧急电报，控诉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剿共作战，共产党人不得不反击，请苏联务必支援！

毛泽东向斯大林救援的时候，蒋介石也没闲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号，经过同部下反复商量，蒋介石终于决定跟共产党翻脸，宣布新四军是袭击友军的叛军，取消军队番号，军长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从此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今后再有称新四军者，一律以叛徒论处。

蒋介石认为是新四军耍了他，毛泽东却认为是蒋介石在骗人。三天后，中共中央军委满腔悲愤地下令，重建不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的新四军，由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张云逸当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参谋长赖传珠。新四军原本有七万人，总部兵力被消灭九千后，仍然有六万多主力部队，毛泽东把一部分八路军也编了进去，军力重新扩到九万，编制为七个师加一个旅；同时准备撤离国统区的工作人员，应付国民党马上要打的内战。

九千兵马被消灭，国共两党一触即发，但真正决定局势的，却是几千公里外的斯大林。

斯大林自然不支持蒋介石的剿共活动，尤其这时苏联还在援助重庆，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蒋介石的举动实在过分了一点。但是不满归不满，斯大林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相信蒋介石不至于投降日本、全面剿共，皖南的事情最多只能算地方冲突而已。虽然苏联很认真地同毛泽东讨论过，内战时如何援助共产党，但此问题只限于讨论，并不支持毛泽东真的打起来。

没有苏联支持和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显得太弱小了，没有全面报复的能力。毛泽东只好忍下这口气，转成从政治方面谴责蒋介石。

在政治宣传和舆论方面，蒋介石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加上这时除了苏联，美国也不站在蒋介石一边，国内的情绪更是反对内战。本着占完便宜赶紧收场的原则，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七号发表讲话，声明皖南事变只是地方军纪问题，不针对任何党派，也没有政治含义。

蒋介石姿态性的讲话并没有打动毛泽东。经过反复研究，毛泽东把要求降到了最低点，只要国民党取消惩戒新四军命令、放回俘虏，两家就可以握手言和。然而委员长根本不鸟他，毛泽东气得无可奈何，下令共产党人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作为报复。

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不开会，只是面子上不好看而已，构不成任何实质威胁，因此他丝毫不在意，硬是用实力压服了毛泽东。一九四一年三月份，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下达书面命令，正式把共产党的名称由“某党”改成“奸党”，等于内部否决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敌后新四军则丧失了合法性，任何人袭击新四军都不犯法，战区司令也不会干涉。

然而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取消新四军番号，对国民党未必有利，反而省去了新四军的束缚。由于军委会不再节制，新四军从此可以干脆地消灭任何一支国民党军，再也不用考虑顾祝同或李品仙的感受。皖南事变以后，共产党人在形式上也不必遵守蒋介石的统一政令了，索性自行发行钞票、自定法规，起冲突时直接用刺刀和拳头商量意见；蒋介石打掉了七千人，却为此失掉了最后一点约束力，而他麾下的那些国军游击队，是万万打不过共军的。

四一年的新年，让日本人很是兴奋。国共反目成仇，几万人打得差点全国内战，实在是热闹到极点；如此劲爆的时候鬼子自然不会闲着，很快开始了新一轮进攻，这次的目标是第五战区的河南。

长期以来，汤恩伯呆在河南，逐渐由野战军变成了地头蛇，实力扩张越来越迅猛，一直是鬼子的眼中钉。为了除掉障碍，鬼子专门从华中调来十一军的部队，加上华北本地部队，集中了三个多师团兵力，打算收拾信阳附近的国军，顺便打通平汉线。

在桂南收拾几十个师国军，鬼子也不过用了三个师团。因此十一军的新任军长园部和一郎很有信心，只要部队三路并进，一定能抓住国军主力，来一个新年开门红。

一月二十五号，三路鬼子同时出击，从南往北进攻。根据设想，李宗仁的主力肯定在其中一路，只要能摸到线索，其他两路将迅速靠拢，来一个迂回包抄。但奇怪的是，这趟进攻异常顺利，两天工夫里他们顺利占领了春水、沙河店、驻马店等地方，一直在大踏步前进，毫无障碍。

皇军所向披靡，前线士兵都是一片欢呼，园部却有点不放心。因为他很清楚，李宗仁不是那么好惹的人，面对空旷的防线，他本能地感觉到有危险，下令部队放慢脚步，警戒前进。

答案果然比预想的要来得早。一月二十九号，汤恩伯手下两个军分别对左右日军发动截击，双方陷入苦战之中；而中路日军虽然还在挺进，却发现五战区的第二集团军也在往后方调动。很明显，李宗仁不想硬碰硬，却想玩短线抄底的把戏，玩一个中央伏击。

面对变化的敌情，园部马上作出反应，下令中央兵团兵分两路，分别接应左右路日军，同时进行包抄。第二天，动作神速的鬼子分别攻下了舞阳、上蔡，在左右形成了两个漂亮的包围圈；可是要开打的时候，他们却震惊地发现，汤恩伯放了皇军的鸽子，两个军连夜撤出阵地，跑得影子都不见一个。

明明是猫捉老鼠，突然成了老鼠耍猫，园部很生气，命令手下务必展开搜索，抓住放鸽子的对手。鬼子正在四处侦查的时候，后方传来消息，正阳被皖西的八十四军攻克，右路军退路出现威胁，很可能要受到包抄。

经过几天工夫，园部已经意识到，李宗仁、汤恩伯一伙人狡猾大大地，待人接物极不真诚，不大可能抓住他们的主力搞决战。部队已经冲得太前，补给也出现困难，万一真的被包抄就不好办了，于是决定大军后撤，不跟李宗仁玩躲猫猫。

园部的动作非常及时。他的右路军很快返回了驻地，而左路军却玩了个花活，兵分两路撤回去，其中第三师团往西南跑到南阳，再转了个大圈子经东南方向撤退。李宗仁没料到鬼子这么喜欢绕远路，机动部队没能抓住他们，只截住了没绕路的十七师团，双方混战一场，然后各自散去。

二月七号，园部正式收回了所有部队。日军以三个师团大军出击，伤亡九千多人（国军的统计数字），没有抓住对手的主力，反而险些被包抄，可以说是险象环生。园部和李宗仁就象两个剑客，彼此在黑暗中不断变换位置，试探对方的招数，最终谁也没能击倒谁，顺利收剑下场。

在河南白辛苦一场的园部并不甘心。一个月后，他又来江西，发起另一场会战，这次他的目标是罗卓英；而打罗卓英的原因却比较搞，竟然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八路军。

由于华北八路军工作努力，鬼子经常吃亏，因此在华派遣军总部决定，从华中抽调三十三师团去支援。

收到消息之后，三十四师团大贺茂马上陷入恐慌之中，因为他和三十三师团共同负责南昌的防御任务，如果友领部队调走，他只能单独面对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可谓凶多吉少。因此大贺茂找到园部，非常坚决地要求，在三十三师团调走之前打一仗，收拾完罗卓英再走。

两个师团要打一个集团军，园部没有太大把握，于是大本营又给他调来了混成二十旅团，这样就有两个半师团兵力。思前想后，园部批准了作战计划，命令大军兵分三路，在四十多辆装甲战车和一百多艘汽艇、炮艇支援下，向十九集团军发起进攻，打完这一仗好去华北剿共。

经过南昌会战，罗卓英已经熟悉了日军的打法，加上他的十九集团军里，有王耀武的七十四军，属于蒋介石重点建设单位，装备训练都是一流水准，对鬼子的进攻并不很担心。早在园部动手之前，他已经有所查觉，在上高附近布下三道防线，并同李宗仁一样，把主力藏在后方。

三月十五号，园部果然发起了进攻。北路的三十三师团没能突破，但中路三十四师团却攻下了高安；而南路的第二十混成旅团比较惨，他们本来兵力就不多，还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在樟树、泉港吃了大亏，另一路则渡过锦江，同中路三十四师团会合。

从三路突击变成一路独击，园部的反应十分迟钝，没有想到里面有什么问题。中路突进的三十四师团急于收拾罗卓英，不顾一切地孤军深入，冲破第二道防线后，开始进攻上高城。趁着大贺茂突击的时候，罗卓英把北路部队调到了他的身后，然后几支部队同时开打，对大贺茂展开了大规模群殴。

冲进包围圈的大贺茂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赶紧向园部求援，于是三十三师团打起背包，赶去接应友军。好不容易接到大贺茂，两路鬼子在一路喊打中仓惶逃遁，丢下刚刚到手的高安、奉新夺路狂奔，终于在包围圈合拢之前逃出生天。

上高会战是罗卓英的翻身大仗，也是园部和一郎的伤心仗。由于损失实在太大（一万五千人），他不得不交出兵权，并在不久后转成预备役，由阿南惟畿接替十一军司令位置。而王耀武的七十四军作战勇猛，蒋介石十分满意，专门给他送去一面飞虎旗作为奖励，从此七十四军成为国军中响当当的铁杆王牌，直到孟良崮的覆灭。

一九四一年的开局，对蒋介石是个好兆头。他干掉了项英，关押了叶挺，又斗败了日本人，南北两路都大获全胜，实在是心情愉快。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是祸不单行，因为新四军在军部被歼之后，豫皖苏根据地又弄丢了。

本来在李先念的率领下，八路军在河南和安徽、江苏交界的地方建了一块根据地，就是豫皖苏边区。这块地方经济发达，油水丰厚，象萧县一个县的盐税就有八万元，抵得上新四军全军军饷。

李先念创建根据地后，国共双方都开始不满意起来。国民党不满意是因为，李先念搞的是违章建筑，军委会压根没划过这块地方，在蒋介石眼里，属于毛泽东利用国军败退的工夫抢占地盘；而共产党也不满意，因为这块根据地交通实在太便利，地形非常平坦，如果鬼子打进来，找不到一块能守的地方。

两边都不满意，自然都会想解决的办法。边区本来是彭雪枫、黄克诚当家，黄克诚南下江苏找陈毅搞会师，只剩下彭雪枫独立支持，他的西面有中央军汤恩伯，南面是李品仙的桂系，全都不是好惹的主。由于关系过于敏感，彭雪枫几次想往西或往南扩展一点地方作为战略纵深，刘少奇都不敢批，生怕引发大规模械斗。

领导不发话，彭雪枫自然不能随便搞活动，脆弱的平衡一直维持到四零年十二月，终于维持不下去了。在长期拉拢下，八路军四纵六旅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十八团团长吴信荣、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联手造反，在萧县、宿县、永县扣押了党政干部八十多人，拉着两千多部队投奔汤恩伯；再过一个月，皖南事变发生，彭雪枫的部队由八路军改编为新四军，成了新四军第四师。

先是两个团被拉走、地盘被侵占，接着新四军军部被歼灭，八路军上上下下都是一片悲戚之声。彭雪枫相信，国民党已经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汤恩伯迟早会消灭他，偏偏在这个时候，豫南会战开始了。

就象先前所说的那样，园部气势汹汹地进攻，李宗仁和汤恩伯稳步后退，然后打防守反击，双方都是险象环生，最后双方谁也没占到便宜，各自退回驻地。本来没新四军什么事情，可是看到汤恩伯不断后撤，彭雪枫以为中央军是真的败退，于是向延安发去紧急电报：国民党已经弃守豫南，请求向西发展！

汤恩伯在的时候，不好啃硬骨头，既然人都走了，无主地占一下自然没有关系。毛泽东很快回复，可以带部队去建根据地。

大喜过望的彭雪枫带着主力部队出发了。他的目标是占领一些要地进行巩固，应付将来的进攻，而所有地盘，都在汤恩伯先前的防区。

正当彭雪枫开张新铺面的时候，汤恩伯已经打退园部，喜气扬扬地回来了。碰到忙着分田划地的彭雪枫，汤司令顿时火冒三丈：鬼子进攻的时候你们不帮忙，反而忙着抢地盘，安的是干什么心？！

不需要太多解释，汤恩伯立刻发起大规模进攻。措手不及的彭雪枫被打得十分凄惨，一下损失四千多人，多个团营级单位全军覆没，刚改建的新四军在骑兵面前，几乎没有招架能力，不仅没占到一寸地盘，反而不得不灰头土脸地退出豫皖苏根据地，中原局的报告上甚至有这样一句话：此次损失仅次于皖南事变！

从四一年起，华北华南的共产党人都陷入了艰难境地。华北汉奸齐燮元是搞了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汪精卫政权成立后又改名“华北政务委员会”，名字改来改去，性质却没有变，总之就是汉奸大集合。配合鬼子的全力扫荡，华北华南开始大规模招降国民党游击部队，而且开出的条件极其优厚，只要肯投奔他们，不仅能升官，齐 和汪 还保证不动你的地盘，换句话说草头王可以继续做，只要在北京或南京挂个名就成；最妙的是，同汪精卫“合作”的话，名义上不算投降日本人，甚至不用公开同重庆决裂，只要不打日本人，想干嘛都行。

如此优厚的条件，想让人不动心，自然是比较困难的。国民党本来就不重视军纪，跑到敌后更是什么情况都有，看到条件如此艰苦，抗战胜利却遥遥无期，大批游击部队纷纷找伪政府注册新商标，落实一颗黄心（似乎说不上红心）、两手准备的方针。他们既在重庆有番号，又在南京或北京有挂号，属于不折不扣的一国两制；而作为一切的始作俑者，日本人自然是心知肚明，不管那些人叫皇协军（正牌伪军）还是汪伪齐伪（杂牌伪军），只要他们不打自已，就不用和他们翻脸，让他们帮着占地盘，用中国人去打中国人。

@洛月泽 2019-04-14 07:28:08
日军大部队来进攻的时候，，游击队能迅速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随时无声无息地集结在另一个地方，，===================================，那么群众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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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组织地方区队和民兵，及时转移撤退群众，游击队打击敌人的后方和侧翼，将敌人逼退。

苏中的新四军最先感到了危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元气大伤，从韩德勤手上夺来的黄桥也很快被日本人占领，接着又传来更坏的消息：在泰州的李明扬被李长江排挤走了，而新上任的李长江正在接洽日军，准备投降。

李明扬是新四军的重要盟友，一直同新四军保持中立，李长江如果投敌，等于新四军多出一个劲敌。根据内线情报，日本人已经接受了李长江的条件，并准备里应外合，对邻近新四军来一次大扫荡。

在华中，李长江是第一个公开投敌的高级将领，对新四军构成最直接的威胁。刘少奇丝毫不敢迟疑，下令该出手时就出手，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好问题。二月十三号，李长江叛变，十七号他就从中原局发来电报，要求迅速解决李长江。

二月十八号，李长江得意洋洋地宣布了新的委任状，成为汪精卫的第一集团军司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陈毅已经发出作战命令，收拾他的大军正在开进的路上；这一天黄昏时分，粟裕和叶飞有如神兵天降，用最快的速度攻下了姜堰，第二天晚上就来到泰州，把城池重重包围起来。那些刚换旗号的伪军根本无心作战，仅仅一晚上工夫就全面溃散，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狼狈不堪，换了便衣才逃出去。

粟裕的动作又快又狠，直接消灭了近五千伪军，并争取到两个伪军支队战场起义。等日本人听到消息赶来救援的时候，新四军已经安然撤走，鬼子只收容到一小批溃散的伪军。

莫名其妙挨了一记闷棍，鬼子自然是恼火到极点，华南的日本十三军大部队刚刚集结起来，还没开始扫荡就被断了内应。考虑到当地打得一片混乱，情况过于不明朗，最后决定，把集结的部队换个方向，到苏中的东台、如臬一带去扫荡。

对这个结果，顾祝同是很无语的，因为鬼子扫荡的地方没有新四军，而是国民党的地盘。

明明是新四军开打，最后鬼子却找了国军的麻烦，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觉得哭笑不得。

当华南四处出乱子的时候，华北也出了大麻烦，制造麻烦的人，是薛岳的老相识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曾任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华南方面军十一军司令，擅长情报分析和大兵团远程攻击，组织过大规模装甲战（南昌会战），因为主张集中兵力消灭蒋介石的中央系军队、解决中国战事，同大本营意见不一致，在四零年三月被调回东京坐冷板凳。经过一年折腾，他终于又重新获得赏识，在四一年四月升成大将，由天皇任命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下属日军二十四万五千人、军马五万两千匹、汽车八千辆、重炮七百四十门。

冷静加冷血的冈村宁次，即将成为八路军最难缠的对手。但在对付八路军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扫荡山西的中央军根据地：中条山。

斯大林自然不支持蒋介石的剿共活动，尤其这时苏联还在援助重庆，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蒋介石的举动实在过分了一点。但是不满归不满，斯大林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相信蒋介石不至于投降日本、全面剿共，皖南的事情最多只能算地方冲突而已。虽然苏联很认真地同毛泽东讨论过，内战时如何援助共产党，但此问题只限于讨论，并不支持毛泽东真的打起来。

没有苏联支持和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显得太弱小了，没有全面报复的能力。毛泽东只好忍下这口气，转成从政治方面谴责蒋介石。

在政治宣传和舆论方面，蒋介石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加上这时除了苏联，美国也不站在蒋介石一边，国内的情绪更是反对内战。本着占完便宜赶紧收场的原则，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七号发表讲话，声明皖南事变只是地方军纪问题，不针对任何党派，也没有政治含义。

蒋介石姿态性的讲话并没有打动毛泽东。经过反复研究，毛泽东把要求降到了最低点，只要国民党取消惩戒新四军命令、放回俘虏，两家就可以握手言和。然而委员长根本不鸟他，毛泽东气得无可奈何，下令共产党人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作为报复。

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不开会，只是面子上不好看而已，构不成任何实质威胁，因此他丝毫不在意，硬是用实力压服了毛泽东。一九四一年三月份，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下达书面命令，正式把共产党的名称由“某党”改成“奸党”，等于内部否决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敌后新四军则丧失了合法性，任何人袭击新四军都不犯法，战区司令也不会干涉。

然而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取消新四军番号，对国民党未必有利，反而省去了新四军的束缚。由于军委会不再节制，新四军从此可以干脆地消灭任何一支国民党军，再也不用考虑顾祝同或李品仙的感受。皖南事变以后，共产党人在形式上也不必遵守蒋介石的统一政令了，索性自行发行钞票、自定法规，起冲突时直接用刺刀和拳头商量意见；蒋介石打掉了七千人，却为此失掉了最后一点约束力，而他麾下的那些国军游击队，是万万打不过共军的。

四一年的新年，让日本人很是兴奋。国共反目成仇，几万人打得差点全国内战，实在是热闹到极点；如此劲爆的时候鬼子自然不会闲着，很快开始了新一轮进攻，这次的目标是第五战区的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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