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来说，李仙洲要来山东，是个大大的坏消息。

作为黄埔嫡系，李仙洲搞关系的本事还是不错的，在大别山指挥桂军一直比较得力。但他同共产党的关系极差，早在国共合作蜜月期就动手动脚，最有名的事情是把亲共的女青年扒光衣服游街，作为思想不合拍的惩戒。

虽然国军喜欢讲传统文化，但从中央到地方，不管是李仙洲还是王陵基，都对扒女人裤子情有独钟，也算是党国大员的道德特色。在安徽李仙洲就把反共当成工作重点，一直筹划进军山东扩大地盘，现在真的要过来，很明显，山东的八路军有苦头吃了。

对李司令的到来，罗荣桓一开始还是比较厚道的，命令部队尽量配合友军反扫荡，未经军区许可，严禁发生冲突。李仙洲刚进山东，日本人就来进攻，八路军一面派部队侧翼配合，一面照顾李仙洲掉队的伤员，再用担架送回去，还在报纸上发表慰问文章，希望能和平共处。

八路军很给李仙洲面子，李仙洲却不想要这个脸。他到山东的第一件事，就让所有人跌破了眼镜：他跑去勾结当地的土匪刘桂堂。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这位刘兄先前其实出过场，就是当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里那股投降的土匪伪军头目。刘桂堂在华北当了多年土匪，后来做伪军，投奔抗日同盟军被打散，抗战时继续投靠日军，接着再反水领了重庆的番号，到四三年八月，刘司令最后一次反水，又投了日本人。

作为多年横行华北的老土匪，刘桂堂的名声不是一般坏，几路军阀都曾经对他进行围剿，始终没能抓住他。刘司令在山东干的坏事也不是一星半点，平时欺压老百姓，到处搜捕活埋八路军，声名极差。李仙洲去找刘桂堂挂钩，肚子里打的什么算盘，是个人都能想得到。

考虑到于学忠的部队损失惨重，已经闹不起多少风浪，踌躇满志的李仙洲相信，自己才是山东的新一代主人（因为有委员长给他撑腰）。为了尽快熟悉工作，也为了早点挤走于学忠，李仙洲决定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军政大权，具体做法是抢先一步四处封官，拉拢那些于学忠不亲近的人，同时大量收编地方武装，加紧站稳脚跟。

李仙洲的动机大概是好的，但他的花活无疑玩得比较笨拙，因为他直接拉走了于学忠手下张步云的保安第二师，弄得于学忠跟张步云大打出手。

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李仙洲还没开到地盘上，就急着去咬地头蛇，这已经不是强龙作派，简直是要逆天了。唯一的问题是，李仙洲跟于学忠，还有那么一点距离。

如果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李仙洲同学实在有些过于着急。于学忠的防区本来在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这些从前都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后来国民党占了过来，成为山东省敌后政府的办公区。经过日军反复扫荡，于学忠已经相当艰难，能控制的地方不过百来里地，连西面的山区都放弃了，年初战事紧急的时候，于司令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不顾前嫌，带着战区总部躲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里。

苦逼的于学忠是很需要盟友，却没想到李仙洲一心要抢他的地盘和军队。幸好李仙洲大打出手的时候，大军还只在山东边境，要来支援必须通过沂蒙山，而沂蒙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李司令哪怕稍稍做事漂亮一点，跟八路军和于学忠客气敷衍一下，通过沂蒙山后再和于学忠翻脸都不迟。偏偏他不知道穿错了什么鞋，老想不走寻常路，根本没把杂牌东北军放在眼里，至于共产党，压根就没想过合作两个字。面对山东的大好地盘，他充分信任手头的精兵强将，决定强行碾碎一切挡路的障碍，具体策略是一面向重庆告于学忠的黑状，一面进攻八路军根据地，打算先吃掉沂蒙山的八路军，再强吞于学忠。

从小报告的效果来看，李仙洲还是很有份量的。四三年六月，考虑到地方派系的东北军同嫡系黄埔一期的李仙洲缺少合作精神，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苏鲁战区同苏鲁皖战区合并成第十战区，于学忠撸去官职，带东北军离开山东参加整训，其余部队划给李仙洲指挥。

收到重庆的电报时，于学忠和他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他本来只想求援，却没想到求来了这么大一条白眼狼，还把自己的官折腾没了，所有人顿时哭笑不得。山东形势险恶，又有军令如山，想不走也不行，但要这样白白被李仙洲轰走，又实在不甘心。一不做二不休的于司令索性找到罗荣桓，商量让八路军帮忙搬家。

要说罗荣桓真是个实在人，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于学忠，给他让出一条大路，帮他把部队和省政府班子都转移到安徽。当然于学忠也很够义气，当场表示撤出来的地盘可以交给八路军（李仙洲还隔得很远，不给八路军就得给鬼子），具体做法是在撤退的时候，用比较“委婉”的方法通知八路军接防。

罗荣桓当然不会反对这种条件。于是于学忠满意地笑了：

李仙洲，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开心！

很快，于学忠“奉命”带着东北军离开了山东，一路上都有八路军接济粮草，走得十分顺利。

他的部队是被八路军拉走的，地盘也是八路军挤占的，甚至丢官也是因为八路军。可是他却不得不跟八路军结盟，危急的时候躲进八路军的防区，走的时候还要八路军送行。对这种事情，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很奇妙。

于学忠很奇妙，李仙洲很奇葩。

这时的李司令还蒙在鼓里，按照想象中的计划向山东进军。八月，在山东南部先同八路军接上了火，部队被拦在外线；到了九月份，西南的部队硬攻八路军，被打死打伤两千多人，俘虏六千多人，大败。

碰得头破血流的李仙洲才发现，事情可能不象他想的那么简单，没有于学忠的接应，人生地不熟的桂军根本进不了山东。经过几个月折腾，鬼子又有扫荡，八路军也不让过路，部队弹药急缺，而且逃亡严重，一开始准备的两万大军，此时只剩下不到八千人。

区区八千人不过一个师兵力，别说在山东称王称霸，收个保护费也不够。正当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从山东跌跌撞撞撤出来的于学忠经过微山湖，同他碰了头。

自从李司令要进山东来，两个人在电报里已经神交了很久，这时才真正见上一面。于学忠自然不提自己跟八路军换防的事情，而是满脸凄惶地对李仙洲说：“老弟你怎么还没过去，兄弟我已经撑不住了啊！”

看到于学忠和东北军的狼狈样，李仙洲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指指手边的地图，“我也想来，可是八路不让我过去！”

于学忠于是长叹了一口气。“山东实在凶险，兄弟我是不行了，你多保重吧。”

竞争对手主动认输，李仙洲本来应该高兴才对，但他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因为于学忠给他看了一份表单，上面是东北军在山东的军官伤亡表。根据这张表，东北军战死的将校已经超过了几倍编制；而且于学忠还满脸沉痛地告诉他，山东局势极其凶险，不光手下军官换了好几遭，连自己都多次遇险，差点被打死，现在去整训，总算是找到了活路，实在是阿弥陀佛加上帝保佑。临末了，于司令十分“贴心”地告诉李仙洲，如果老弟要继续进军，千万务必多加小心，别说老哥没提醒你！

本来以为是摘桃子，结果发现是碰钉子，李仙洲和手下军官都是面面相觑，一声不吭。眼看快到九月份，庄稼一收完地里就会光秃一片，行军打仗都缺少掩护（学名：青纱帐），李司令只好给委员长打报告，带着垂头丧气的残兵撤回皖北，再也不想山东的地盘了。

其实于学忠并没有完全撤走，他还留了一小批地方部队，但这些部队实力极差，基本上属于打酱油的级别。于学忠和李仙洲较完劲后，山东彻底成了八路军和日本人较量的战场，对这个结果，罗荣桓是相当满意的。

山东的国军灰溜溜地走了，河北形势也是一溃千里。这一年五月份，正当李仙洲还在纠结的时候，传来一个晴天霹雳：国民政府冀察战区副司令、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 庞炳勋被汉奸手下、原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就是一九二八年抢盗东陵墓文物的那位）诱捕后投降，整个河北的国军敌后部队土崩瓦解，省政府不得不跑到河南找地方办公。

作为西北军老将，庞炳勋曾经是很多人心中的英雄。台儿庄大捷才过去五年，张自忠战死，庞炳勋投敌，昔日的西北军三大虎将只剩下孙连仲，廉颇老矣，不大能饭，只好苦苦支撑。

对游击战的狼狈结果，蒋介石其实是有预感的。

由于国军的游击战本来就是仓促上阵，敌后军纪、政纪都抓不严，所谓根据地建设更是无从谈起，派去的部队先是变成大大小小的军阀，然后在日本人的分化打击下解体。能打的往往越打越弱，不能打的就向鬼子领一张委任状，不少人还身兼数职，一面是国军游击纵队某司令，一面是皇协军某集团先锋官，甚至连工资都能拿两份，可谓左右逢源。

花大价钱装备一两百万部队，配齐枪弹军饷派到敌后，然后成片成片地送给鬼子当助手，委员长实在吃不起这个亏。早在四二年的时候，军委会综合评估了游击队的性价比，就做出过决定，要求今后不再发展游击队，已经有的游击队也要着手裁撤，尽量赶在他们变成伪军之前自我消化。但一两百万人的战略部署显然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军委会说要裁员，落实到下面总有各种阻力，加上谁也不敢明确宣布放弃占领区，只能一拖再拖，终于拖成了河北、山东的大溃败。

随着曾经大肆宣传的国军游击纵队被淘汰出局，越来越多的人也对战事失去信心，一头扑向了鬼子的怀抱。截止到四三年八月，国民党投敌叛国的文武官员中，有中央执监委员十一人、原任执监委员三人，旅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五十八人，投敌部队已经高达五十万。

一直比较菜的国军终于大规模歇菜了。对共军来说，这未必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那些竞争对手并没有离开战场，而是换了件伪军服继续作对，各种压力并没减轻；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延安又面对着一场空前的危机。

很长时间里，胡宗南就不停地挤毛泽东的地盘。共产党在陕北的根据地本来有十八个县，后来变成二十三个县，都是经过蒋介石同意的合法自留地；国共关系不错的时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大家关系不好了，突然就成了大问题。

武汉会战之后，调回陕西的胡宗南手握重兵，一共有十九个步兵军、两个骑兵军、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总计四十万大军坐镇西北，一面对抗鬼子，一面包围边区，是不折不扣的西北王。

俗话说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这些年来毛泽东的卧榻上，不光有四十万大军酣睡，还天天擦枪打炮磨刺刀。三九年年底，胡宗南直接抢占了五个县；而到四三年，边区一共少了六个县、几千个村镇，延安根据地也从十三万平方公里降到不到十万，管辖人口则少了五十万。

毛泽东已经很穷，按说挤了这么多地盘，应该可以满意了。但委员长显然意犹未尽，又把眼光盯上了关中分区五个条件比较好的县，打算把这块地方也拿下来。

四三年五月，正是庞炳勋投降鬼子的时候，蒋介石没有能力报仇雪恨、收得失地，却能叫胡宗南打毛泽东出气。为了保证来而能战、战而能胜，胡宗南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来个出其不意；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把守卫黄河对抗日军的部队偷偷撤出来，调到关中分区附近，计划在七月二十八号这一天，搞个突然袭击。

正当胡宗南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从莫斯科又传来一个消息：五月十五号，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了。

作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一直在各国煽风点火，四处发展间谍网闹暴动搞情报，而且做事不讲规矩，什么外交法规一律无视，是苏联以外所有国家头痛不已的噩梦。由于世界大战打成一片，苏联也被烧得外焦里嫩，不得不向英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要援助，此时再去闹革命显然不大合适；因此莫斯科决定，解散这个已经吃闲饭的机构，由斯大林以国家元首的名义统一指挥。

收到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毛泽东心里实在是五味杂陈。为了对付这个要命的组织，他处心积虑搞了很多手段，好不容易才借着整风运动上庄，还没等发牌对手就自行解散了，要命的不是他失掉了目标，而是少了一把大大的庇护伞。

共产国际解散的恶果，很快在重庆体现出来。蒋介石对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到极点，因为这个机构名义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现在它解散了，对付共产党就不用顾及莫斯科的面子，本来计划里是让胡宗南进攻关中分区五个县，现在改成直接进攻延安，把毛泽东抓起来。

六月一号，蒋介石召开官邸会议，限胡宗南六月内完成进攻延安的准备，务必一举吃掉陕北边区。这个月十八号，胡宗南悄悄地来到洛川，开始布置进攻。

根据情报，延安边区除了一个种菜开荒的三五九旅算正规部队外，其他的都是保安兵，这种仗应该是比较好打的。唯一的麻烦是，手下第三十八集团军还在甘肃打仗，调不过来。

三十八集团军很忙，因为地方政府很操蛋。

甘肃本来没有事。但四二年大旱，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救灾，反而横抢硬夺民间粮食，加上各级官吏贪污压榨，最后引发了大规模暴动。

这次暴动领导人是藏族农民肋巴佛、汉族农民王仲甲、回族农民马福善、马继祖，正是三结合的典型，也是民族团结的典范。从几个头领的出身可以看出来，国民党的民族政策还是很平等的，对各族农民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压榨，谁也活不过谁；由于政府对农民实在太过黑暗，连国民政府自己也知道亏心，不敢说是闹匪情（以往的宣传口径），只敢换一个词称呼，叫民变，也就是传说中的官逼民反。

要说甘肃农民的战斗力，真不是一般强。在揭竿而起之后，他们同政府军很快杀成一团，从春天一直杀到四月，又从四月杀到六月，把西兰公路也封闭了，连兰州都差点不保，不得不动用胡宗南的三十八集团军去镇压。一直打到七月十五号，才把这起“民变”压下去，但肋巴佛还是没有抓到。

几个民变匪徒都这么彪悍，胡宗南一下对自己的战斗力没了信心。两年前，七万国军曾经围攻九千新四军，结果还被对方跑掉两千多人，现在自己面对的，是最狡猾的共军中央机关，身为天子门生、嫡系主力，自然要把兵力准备充足，打得好看一点。三十八集团军调不过来，胡宗南只好把守黄河对抗日军的三十四集团军主力调出来，并在七月二号正式下达命令：七月九日，进攻延安！

在胡宗南的对面，毛泽东还蒙在鼓里。

收到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毛泽东也察觉到延安可能危险，但他没想到，蒋介石的胃口竟然有这么大。五月十八号他给彭德怀发电报，还只是说这段时间形势不好，严禁同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凡事要小心处理；六月十九号，他再次给刘伯承、邓小平打电报，也不过是防止同国军冲突，丝毫不知道，民族英雄蒋介石已经把兵力撤出抗日前线，盯上了延安总部。

日军天天扫荡进攻，八路军都在外面打仗，毛泽东感觉到边防局势不好，但手头实在没有兵。他想尽办法，最后只能在六月三十号，从一二零师三五八旅再调两个团回来。

一个旅、两个团再加保安队，要对抗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是毫无胜算。而更大的危险之处在于，胡宗南知道自己要进攻，毛泽东却不知道自己要被进攻，每一天都蒙在鼓里，直到七月三号才收到一封急电，发报的人叫熊向晖。

俗话说，百年大计人才为本，胡宗南也不例外。平时除了练兵打仗外，胡长官还十分注意提拨青年才俊，培养各种优秀干部，其中最突出的是三个年轻人，叫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申健、陈忠经都是陕西三青团负责人，身兼军统、中统等多重职务，熊向晖则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而在一九四三年，他们还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叫中共秘密党员。

闪击延安事关重大，胡宗南做得极其机密，可以说是密不透风。但再不透风的衣服穿到国军身上，也是会漏点的，作战计划到了熊秘书手上，立刻就被抄录一份，然后用电台加密，紧急发往延安。

抗战以来，毛泽东几次严重误判过形势，象先前认为蒋介石要降日，不顾一切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抢占有利地形，结果搞得国共翻脸，斯大林也是哭笑不得；后来又认为委员长不过是想争几个县，直到黑纸白字的情报递到手上，才知道蒋介石不光要地盘，还想要自己的命！

看着手里的电报，毛泽东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从这一天算起，大家还有五天时间，五天后胡宗南的大军就要打进来，到时一切都将化为浮云；而他还在警告彭德怀等手下，不要招惹国民党，希望息事宁人，可谓麻痹之至。

面对迫在眉睫的进攻，延安大概就是一座空城，什么凭障都没有。

很快，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同军委一局伍修权等人开了很久的会，找不出妥当的应对办法，最后只好同情报部的戴镜元商量出一个结果。由于打肯定是打不过的，大家决定，学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唱空城计的方法，公开揭露胡宗南的计划，故意显出一付早有准备的样子，利用政治压力逼蒋介石收手。

这是最行险的办法。熊向晖送出来的是绝密情报，如果公开出来，情报小组将面临暴露的危险，而且会使胡宗南加倍防范。如果不是图穷匕见的最后关头，绝对不能用这种招数。

此时此刻，就是最后关头。

毛泽东和叶剑英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事到如今，他们只能相信熊向晖的应变能力，毕竟每个人加入党的时候，都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和代价，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体现自身价值的时候到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中央军委一局向八路军、新四军通报了国军进攻延安的情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时给蒋介石、胡宗南发出抗议电报；新华社则发表广播，向全国通报胡宗南的作战计划，并痛加抨击。

正在调兵遣将的胡宗南果然大为震惊。大军还没出动，具体动向先被对方广播出来，连绝密的番号都讲得清清楚楚，可以说已经输了一半；更重要的是，对方似乎已有准备，陕北万一战事胶着，日军趁机渡过黄河直扑西安，立刻就是两面夹攻的局势，到时民族罪人的黑锅自己就是不背，大家也会帮忙扣上去的。

七月四号晚上，胡宗南的态度开始软化下来。有鉴于国军长期不打胜仗，广大盟邦对身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委座”期望又高，他表示内战对赞助商美国不好交待，建议委员长先停止行动。

胡宗南有退缩的想法，毛泽东却一点也不敢放松，从朱德拍出电报的那一刻起，箭就已经射出弓弦，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朱德继续他的舆论攻势，又向蒋介石、何应钦发电报，警告打内战的严重后果。面对舆论攻势，蒋介石干脆在七月六号，派兵包围了《新华日报》的报馆，不让发新闻。

从宣传工作角度来看，委员长的这一手无疑是比较拙劣的，因为他能抄一家报馆，却不能拦住别人拍电报。七月六号的时候，中共代表董必武已经把朱德的电报送到美国、英国、苏联大使馆，同时还分发给各路新闻记者，作为国民党阴谋内战的指控；而在同一天公布的还有一条对比消息：从最困难的四二年七月到四三年七月，八路军作战两万两千七百三十五次，新四军作战四千八百二十二次，共计打死打伤日伪军十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一人，缴枪六万三千二百八十支。

凡是看过两则新闻的人，都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当共军在敌后努力支持的时候，委员长却无心抗日，只想着内战，甚至连黄河河防都弃之不顾；而鬼子居然也配合到底，没有对空虚的阵地发动进攻，实在是耐人寻味。

闪击延安，本来是想露脸的杰作，结果却露出了屁股，蒋介石自然是恼火到极点。舆论压力可以不用去管，胡宗南的大军还在往边区调动，但同毛泽东预想的一样，英国、美国都反对蒋介石的内战计划。原因倒不是他们同情共产党，而是中国如果陷入内战，从中得利的肯定是日军，而鬼子每抽出一个师团去东南亚，英美联军就要多死伤几千人。

普通人反对内战，委员长可以不管不顾，甚至抓进监狱都没关系；但美国人表示反对，蒋介石就得罪不起了。从四二年起，美国不仅大力扶持中国重建空军，每月还用飞机运来几千吨援助物资，是世界上的头号赞助商，利害关系远非边区十几个县城能相比。在强大的外交压力面前，蒋介石只好在四三年的七月七号，也就是七七事变六周年的纪念日里，同意胡宗南的建议，暂时收兵，不打延安。

在后来蜗居台湾的几十年里，蒋介石曾经不止一次回顾几十年大陆生涯，并无数次象祥林嫂一样叨念，在某几个关键时刻里，如果不是有人插上一手，自己就一定能灭绝共产党，也就不用被打得东躲西藏，缩到小岛上当总统了。他认为自己克服了一切困难，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却总是功亏一篑，实在是造化弄人，用一句古话来讲，叫天意如此。

西安事变是这样，闪击延安是这样，后来的东北内战也是这样。总之，都是别人的错，而他不过是无辜的受害者。

很明显，委员长找理由的能力是一流的，但要说他一定能吃掉毛泽东，恐怕却未必有这么顺利。胡宗南的无能，已经有各种案例验证，延安的保安兵加起来有上万人，不管怎样挡个十天半月还是可以的。即使委员长不顾各种压力攻下了延安，毛泽东和大伙无非是提前五年钻山沟，而且他们北面就是态度友好的邓宝珊，随时可以从他的防区撤出去。进攻延安，或许可以扩充十几个县的地盘，却多半抓不到毛泽东等人，反而要招来严厉的国际制裁；万一日本人想渔翁得利，来个兵进潼关、西安，沿秦岭一路南下重庆，胡宗南就要提前准备切腹的短刀了。

作为多年政治老手，蒋介石当然知道见好就收这句话，所以他没有进攻延安。但他显然是心有不甘的，因为在收兵的同时，他附加了一个条件：胡司令必须深刻反省情报工作的疏漏，查清是谁泄的密。

不需要委员长督促，胡宗南也在琢磨，谁给共产党透的消息。

由于胡司令同戴笠关系特别铁，他的地盘军统很少插手，相关情报工作都是手下刘大军和刘庆曾负责。这时就根据熊向晖（！）的建议，让熊秘书同刘大军一块，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有熊向晖在一旁“帮忙”，刘大军自然搞不到有价值的线索。为了向上司交差，他们研究了很久，最后找出两只替罪羊，一是六月十二号，西安劳动营的训导处长张涤非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二是七月六号，中央社要中共趁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

很明显，是这些基层办事员胡乱讲话，才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所以泄密的责任也要由他们来负。

从常理上讲，刘大军找的“线索”同情报泄密似乎扯不上边，但胡宗南却是一片欣慰。因为只要有替罪羊，他就可以向蒋介石交差，至于真相到底如何，他弄不清楚，也没有办法弄清楚。

几只靠拢党国的替罪羊很快倒了大霉，被抓起来强力审讯，然后关进劳动营里严加看管。七月十一号，胡宗南正式给朱德拍出回电，表示自己没有进攻边区的意思，希望友军不要误会；第二天他的大军开始撤出阵地，返回黄河防线。而在同一天，延安《解放日报》仍然不依不饶，发出一篇叫《质问国民党》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国民党的军事调动计划和进攻延安的编成部署，并对胡宗南不打鬼子、专打友军的做法痛加鞭挞。

普通文章胡宗南是不会在意的，但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笔锋犀利、一针见血，嘻笑怒骂收放自如，让他看后大吃一惊，并立刻说出了一句评价：“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不是普通人！”

在胡宗南的几十年军政生涯里，他曾经无数次判断错误，辜负委员长的信任和栽培，但这一次还是说对了。这篇锋芒毕露的文章即使现在读一遍，也仍然能感受到那种潇洒自如的豪放自信，因为它是毛泽东的原创，至今仍收录在毛选第三卷中。

边区的危机暂时化解了。周恩来也接到新的通知，决定把他从重庆调回延安；中间要经过西安，按照外交礼仪的规矩，周恩来应该会一会胡宗南。

刚刚吃过大亏，被委员长骂得狗血喷头，胡宗南心情很是不好，现在共产党大员要经过他的地盘，当然应该搞点小动作才解气。经过苦思冥想，胡司令居然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打算报复周恩来。

胡宗南的计划很简单，他决定办一个酒会，找人把周恩来灌醉，好好出一口心中的恶气。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里面的糟粕自然也不少，强行灌酒就是一例。不管看你顺眼不顺眼，拿着酒甁就往你杯里倒，倒多少就得喝多少，还美其名曰加深感情。总之不喝是不行的，喝不倒也是不行的，当然喝倒了有时还是不行的，因为永远有人在后面等着灌你喝。

用喝酒来整人，如此天才的创意，也亏胡长官能想得出来，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除了灌对方一顿酒，胡宗南还真不能把周恩来怎么样。本着胡司令的性子，自然想把对方抓起来严刑套供，逼问是谁泄露的消息，但人家现在还是共党的堂堂代表，又是当年黄埔军校的老师，委员长不发话，他不仅不能动粗，还得客客气气地以礼相待，逼酒就成了唯一可行的报复手段。

为了保证灌醉周恩来，胡宗南组织了几十号人，有军官有太太，让他们以各种名义向周恩来敬酒，务必把他喝倒，最好是喝到酒精中毒，胡言乱语一些平时听不到的机密。总之酒品显人品，酒风定作风，大家对党国是否忠诚、对工作是否负责、对胡长官是否忠心，全看晚上的酒场发挥如何，他们务必领会意图，发扬喝死人不赔命的精神，放倒周恩来。

经过精心策划，胡宗南的大型酒局很快安排妥当，并且顺利迎来了目标。在一番热烈欢迎的仪式后，两拨人一同走进饭厅，由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主持饭局；王主任十分热情地发表了祝酒辞，请黄埔同志们敬周先生三杯酒，大家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

收到信号，所有人一齐举起酒杯，准备开战。这时只见周恩来不慌不忙地说：“为了表示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本人非常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也希望大家为毛泽东 的健康干杯。”

听到周恩来的祝酒辞，全场顿时呆住了。身为党国要员，随便为共党头子的健康干杯，那是极其犯忌的事情，即使不会杀头，至少传到委员长耳朵里，老头子会大大地不愉快。看到饭局出现冷场，周恩来笑嘻嘻地补充了一句：“既然大家有为难的地方，我也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免了吧！”

第一波攻击没有成功，胡宗南很是窝火。很快，一群花枝招展的将军夫人们走了过来，茑声燕语地表示，她们十分景仰周先生，因为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过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每个人敬周先生一杯，请务必赏光。

面对酒局上的组团攻击，周恩来毫不失礼，满面都是迷人的微笑：“各位夫人都很漂亮，讲的话尤其漂亮，你们谁能答对什么叫黄埔精神，我就跟谁干杯。”

举着酒杯的夫人团顿时傻了。所谓黄埔精神，其实各有各的说法，压根就没个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上流人，谁也不会闲得没事，研究这种蛋疼的名词。胡宗南看到情况不妙，只好过来打圆场，表示饭桌上只谈友谊，不讲政治。

胡长官是请客的主人，主人意见当然是要尊重的，于是周帅哥展开如沐春风的微笑，同十几位女士亲切交谈，然后把她们送走。周恩来号称民国四大帅哥，能跟他近距离聊天，官太太们都是十分兴奋，丝毫不因为没敬到酒而难过。

连续两波攻击，都没刷到经验值，胡宗南才发现对手不简单，很快第三批人又走了过来。这次是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以黄埔学生的身份热烈欢迎昔日的周副主任，请老师跟弟子各干一杯。

面对十几个不怀好意的学生，周恩来还是毫不生气，笑嘻嘻地问了胡宗南一个问题，“胡宗南你刚才说不谈政治，他却说我是政治部主任，这不是讲政治了嘛，你说这酒该不该喝？”

胡宗南又被僵住了。按照酒局的规矩，他只好宣布将军们没有政治头脑，各罚一杯。

时间已经过去不少，菜也上齐了。看到周恩来滴酒不沾，夫人团们再次出马，这一次的理由是周夫人（就是邓颖超）身体不好没来吃饭，大伙隔空敬她一杯，祝她顺利回到延安，请周恩来尊重妇女，代夫人干杯。

尊重妇女实在是大过天的正确口号，胡宗南满怀希望，认为周恩来总要上一回当。没想到周恩来听过祝酒辞之后，立刻收起了笑容，沉痛地说道：“延安的生活很艰难，前几年连小米都吃不上，如果让邓颖超喝这么好的酒，她肯定于心不安啊！为了尊重她的心情，请你们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彼此都尊重吧！”

周恩来的话不光让夫人团无言以对，胡宗南也有些脑门出汗，因为延安生活艰难，一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不发军饷，一部分却也是因为他对老师大力围堵、执行禁运政策的“功劳”。眼看饭局吃到最后，不少人都开始整理腰带的时候，周恩来不失时机地举起了酒杯，祝大家团结抗战，早日实现三民主义。

如此美好的祝酒当然不能不喝。于是所有人都跟着干了一杯，顺利结束了这场辛苦的饭局。

做了这么多年司令，胡宗南一向是校长（蒋介石）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二，所以亲眼看到周恩来反客为主、轻松控制全场的风范后，他又是惊讶、又是佩服。为了把地主之谊进行到底，胡长官派秘书送周恩来回住处，以示自己对老师的尊敬之情。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自然的决定，因为开始的时候，迎接周恩来的也是那位秘书，而他正好是胡长官身边的红人熊向晖。胡宗南要设酒局的时候，就是他提前通报了周恩来，这次派他送客，又正好给了他直接汇报工作的宝贵机会。

于是在胡长官眼皮底下，周恩来成功地蹭了一顿好酒好饭，又成功地会晤了自己的下属。同熊向晖当面确认胡宗南取消进攻的情报后，周恩来拿着胡司令友情赠送的纪念品，春风满面地踏上了回延安的路。

从一九二四年莫斯科回国时起，周恩来就在共产国际支持下身居要职，无论是军事、外交还是情报战线，都是数一数二的负责人、中央机关常青树。陈独秀也好，李立三也好，王明也好，不管谁在台上，他永远是高级领导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从三九年底胡宗南进攻边区、双十二月事变到四一年底皖南事变，再到四三年闪击延安，先后三次摩擦高潮，无数人尸骨无存，他却在国民党的心脏里搞外交，泰然自若，安然无恙。

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结束了，西安那天晚上的饭局，是他最后一次潇洒自如地发挥表演。

注：此处删去延安整风部分所有文字。。。

从战略高度上看，一九四三年还是比较有利的。美国和日本在大大小小的海岛上拚死争夺，鬼子不得不抽调人手去太平洋，随着海空优势的逐步丧失，越来越多的飞机和飞行员损失在海里，同时中美合作空军（主要是美国加大了投资）实力越来越强，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了国军拥有制空权的奇迹。

但是天上飞的飞机毕竟不是步兵，那个年代主要还得靠人；而说到中国的陆军，限于各种条件限制，国军和共军仍然只能是一声叹息。

经过四二年的大扫荡，共军损失了大批训练有素的老部队，被逼退出了根据地，仅有的一点军工生产也大受打击。同样，国军的敌后部队大批逃亡或投降，即使有个把坚持的部队，同共军也很难合作，直接后果就是两家的日子都难过到极点。四三年十月一号，八路军一二九师穷得没办法，甚至发了一个通知，停发所有办公经费、菜金，所有开销只能靠大家自己种地解决；而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胡宗南还不停地在边界上搞小动作，毛泽东被迫下令，调八路军三个满员团（每团两千五百人）和七千左右新兵（没有武器）到陕北，加强兵力保卫总部安全。

四三年十月，太岳军分区的三八六旅接到了调令。他们要离开抗日前线，火速赶回延安公干，为了顺利赶路，除非紧急情况，尽量不要在途中打仗。

上级想的，自然是尽快完成总部的命令，但带队领导显然不是这样想。从前线调到延安固然是革命需要，但仗自然也没得打了，只能天天种小米，这位领导决定在路上最后过把瘾，找个机会打一场再走。

这位不放过一切机会过瘾的带队领导，叫王近山。

作为电视剧《亮剑》里那位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当年很是红过一段时间，外号叫“王疯子”；当然，由于这位仁兄经常犯混，闹出过很大的事情，后面还会慢慢讲。四三年十月份的时候，他正带着十六团往延安赶路，经过了一个地方，叫韩略村。

尽管鬼子不停地扫荡，根据地的基层组织却仍然顽强存在，地方干部一面招待王司令的人马，一面告诉他最新敌情。按照村里人的说法，最近这一带都有十几辆车经过，早上是送枪炮弹药，下午是运回抢的东西和尸体，炮楼的敌人还在无意中说过一个新情况，后天会有大太君坐车经过，他们正在准备迎接。

鬼子的车活动频繁可以理解，因为日军正在太岳根据地大扫荡，但大太君的说法却让王近山眼前一亮。虽然不知道那帮“大太君”是什么人，王近山还是认为，应该抓紧时间捞一仗再走。

对王近山来说，打仗的决定是比较冒险的。韩略村基本止是鬼子的地盘，附近没有友邻部队支援，可以说是纯粹的孤军，他又没有请示上级，一旦打输后果不堪设想。但王疯子的外号岂是白叫的，碰到“大太君”而不收买路钱，实在太不符合他的性格了。

十月二十四号黎明，王近山的部队悄悄进了埋伏阵地，这里离鬼子炮楼只有几百米，直接处在对方机枪射程以内。考虑到手头兵力实在太少，火力更是拚不过，王疯子对手上的人马做了精心调配：两个营和团直属部队都派到北面守好退路，一个排带民兵封锁鬼子的碉堡，自己亲自带四个连打埋伏，务必速战速决。

四个连的兵力实在不多，但要看是谁带队，在王疯子手下，就打出名堂来了。这一天早晨八点，沿公路上开来十三辆汽车和三辆小车，王近山极有耐心地等他们开进包围圈，然后先打头车、再打尾车，趁着停下来的工夫发动突击，收拾堵在中间的敌人。短短三个小时工夫，除了几个躲在土窑的鬼子，其他人都被干掉；等到日军救援部队赶来的时候，十六团早就跑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地尸首，还有烧得不成样子的汽车残骸。

连王近山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一不小心捞到了一票大鱼，因为他伏击的是冈村宁次的华北军官“战地观战团”，车队里有一百二十多个军官，其中六个联队长、十个少佐，最小的也是中队长，平时打游击根本见不着这么高级别的领导，突然间全部捞齐全了。这个观战团本来是打算培养成对付游击战典型的，结果却当了游击战的典型，实在是死得其所。当然，说到底这一仗也不过消灭十几辆汽车，太高官衔的大头目是没有的，象后来传说什么打死服部直臣少将之类纯属胡扯，绝对不能当真。

明明是巩固了的占领区，情报还显示附近没有八路，偏偏在眼皮底下丢了一批军官，冈村宁次气得要发疯。而王近山也不含糊，打完仗立马走人，一路小跑去延安，招呼都不多打一个。

在冈村老狼的重重围剿下，国军成建制地撤退或者投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坚持了下来，一点点地渗回根据地。其中不是靠什么精神力量（虽然精神的作用很大），也不是神秘外援（外援委员长都自己用了），而是共产党人的基层政权。

共产党人的基层政权，是一个很少被宣传的话题。原因也好懂，影视作家的兴趣必须集中在吸引观众的战争场面上，对那些村长、乡长、县长、地区专员之类小人物，一般都抱着忽略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游击战的内涵，就必须要理解这些村长、乡长、县长、专员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更是抗战的伟大游击战士。

八路军和新四军之所以没有沦落成流寇，是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地方政权，在游击区或根据地，每个县、乡、村都有自己的干部，同老百姓在一起。游击队在的时候，他们组织村里供粮、养伤员；游击队走了，他们一面种地，一面组织民兵放哨、训练，秘密地藏起粮食（学名：抗日公粮）、搜集情报；敌人来扫荡的时候，他们还要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组织老百姓和物资转移（坚壁清野），或者在村里建两面政权，一面策应游击队，一面应付鬼子。不少地方干部虽然不算正规军，但也要配枪，也要带警卫员，在鬼子眼皮底下机动，而最艰巨的地方在于，鬼子大部队来了，游击队可以撤走，他们却不能撤！

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基层政权，就算是彻底沦陷。为了保住根据地、策应大部队回归，根据地的地方干部们必须留下来坚持。日伪军进犯逞凶的时候，他们四处躲藏，有的甚至住在附近野地或地洞里，死活不离开防区。日本人给他们准备了高官厚禄，甚至抓走他们的家属当人质，但他们却象幽灵一样游荡在周围，一有机会就组织村里的百姓，并且告诉他们：鬼子的日子长不了，我们的队伍一定会回来！

随着日军的凶猛进攻，八路军先后失掉了冀中、冀南等地，江南的新四军也困难得一塌糊涂。但靠着少数地方干部在沦陷区的坚持，无论打回来的部队是否面生，也无论那些部队是否本地人，只要联系上地方干部，就等于回到了家，可以迅速得到粮食和情报、清除汉奸，重新组织起民兵支援，对据点实施新一轮打击，象鱼回到水里一样，一点点地恢复根据地。

对委员长来说，装备和人数都不是问题，但强大的基层组织能力和干部素养，却是他万万达不到的，也是国军游击队坚持不下来的重要原因。在这里专门举一个例子，说明地方干部的情况，这个例子是河北钜鹿地区的九县专员，名叫晋梦奇。

必须要特别说明的是，晋梦奇的故事是我从萨苏的博客里看来的。作为他的长期粉丝，写的文章用点他的材料或许他不介意，但要赤祼祼地拿来用却不说明出处，那是相当不道德；再说萨大家里有两个神通广大的魔女，万一生起气来，施魔法把我变成石头或青蛙一类小东西，那就真是哭都来不及了。

晋梦奇，本名王光初，纺织大学毕业生。作为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理工人才，王光初本来应该去纺织公司应聘，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或者来个实业报国，自己开工厂卖纺织品。可是造化弄人，随着抗战的爆发，王光初只能放弃安稳生活的梦想，化名晋梦奇投入战场，走上一条光荣而惨烈的不归路。

由于旧中国的教育不发达，有点文化的人实在太少，晋梦奇的特长虽然不是行政管理，却还是当上了平乡县的县长。当然他当的县长和现在不一样，既不能欺男霸女，也不能强拆抢地皮，更没有存款放到外国银行；晋梦奇的职责，是保证根据地的建设和老百姓的安全，重点应对鬼子的扫荡。

纺织大学出身的县长晋梦奇丝毫没有不适应，战争很快教会了他另一种本领，就是如何应对鬼子的进攻。在面临扫荡的时候，不论情况有多紧急，他都能冷静地指挥乡亲转移到安全地点，不急，不燥，不喜，不怒。

这是一件看上去不起眼的工作，但事实上，这个工作比带着部队向鬼子冲锋还难一千倍，因为他必须在武装到牙齿的鬼子追击下，保障手无寸铁、行动不便的老百姓行动安全。经过多次有惊无险的成功后，晋县长树立了自己崇高的威信，乡亲们一看到他在场主持局面，立刻就能放下心来，沉着地跟随指令行动。

虽然没有带着游击队打仗，晋梦奇却得到了一个公认的称号：晋司令。

晋梦奇的冷静和高效率工作，为八路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根据地骑兵团有一多半战马是他想办法弄来的。在四二年四月二十九号的冀南大扫荡里，如果不是这支骑兵团冒死冲锋，冀南军区总部机关就要全军覆没。

冀中根据地失陷后，八路军一时半会回不来，只剩下少数地方干部在敌后坚持，晋梦奇就是其中的一员。有他和本土特种部队--武工队共同努力，游击队在沦陷区依然能展开活动，压制日伪军和汉奸。熬过最艰难的一九四二年，坚持过大半个一九四三年，大家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冀中根据地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晋梦奇和往常一样，带着一个警卫员，两个人在半夜里骑自行车，去一个地方开会。

晋梦奇的运气不好。他的车总出故障，一路走走停停，一耽搁就到了天亮，只好停在路边修车，这时路边走过来一个捡粪的老头。

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而且从来没有做过汉奸。但这个老头认出了他，因为晋梦奇太有名了，有名到连脸上的麻子大家都知道，而且老头还知道一件事：日本人在悬赏捉拿晋梦奇。

为了确认，打着念头的老头故意走近他们，然后极其随意地说了一句话：“晋司令，车坏啦？”

只是一个捡粪的普通老头，晋梦奇没有任何怀疑，打完招呼后，还问他会不会修车。老头看了一眼，摇摇头说不会，就继续捡粪去了。

因为这一刻大意，冀中传奇般的晋司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老头若无其事地走开后，拐弯就跑进了鬼子的炮楼告密。

听说晋梦奇在附近，几十个日军马上追了出来。晋梦奇的警卫员发现不对，让晋梦奇骑车先走，他留在原地抵抗。

一比几十，手枪对步机枪，结果是很明显的。警卫员只坚持了几分钟就被打死，晋梦奇逃进了一个叫刘家窑的小村子。正要穿过村庄时，另一个方向的日军也追了过来，他只好退回村里。

冀中的村庄大都挖有秘密的地道或夹墙，供人应急躲藏用，身为地方干部的晋梦奇对这些地方很熟悉，马上躲了起来。但问题是，他的自行车没法藏进去，鬼子发现了自行车，于是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抓了起来，要他们交人。

按照冈村宁次在华北的规矩，任何村庄有人窝藏抗日分子不交，处罚都是全村杀光，绝不例外。这种事情在残酷的华北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对鬼子来说，多屠一个村子还是少屠一个村子，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华北老百姓对掩护八路军和伤兵也很坚决，往往全村杀光都不肯交人，原因更简单：谁为我而战，我为谁而死！

于是鬼子把人都聚在空地上，架起机枪开始威吓，却没有一个人低头。眼看屠村惨剧又要上演，晋梦奇烧掉了随身的文件，平静地提着手枪走出了地洞。

日本人开始吓了一跳，随后按自己的想象进行了理解：自己有几十个人，他只有一个，如此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显然是投降的。

晋梦奇没有理这些畜生，在黑洞洞的枪口面前，他抬头看了最后一眼。

华北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下的河山也依旧壮丽威严，不容任何人进犯侵略。晋梦奇从容地把手枪放进嘴里，扣动了板机，在日军的一片愕然中吞枪自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巨鹿地区九县专员晋梦奇因汉奸出卖，于刘家窑村被日军包围，为免累及村民，自戕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