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德国使馆和首相秘书两个掩护，代号为“拉姆扎”的东京间谍小组，马上开始高速运转。这时中共上海特科早已把重心转到了对日情报上，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很自然地成为拉姆扎小组的助手，源源不断送来大量日军机密情报，这些情报包括：
日军占领武汉后的战略动向、内阁对华战争的分歧、外务省同内阁的争斗、日军分布与改编、关东军兵力组成及调动、日军在中国的特务部门详情、汪精卫密谈进展、德意日三国同盟谈判、东南亚进军准备、华中扫荡计划、关东军关特演具体情况，等等。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拉姆扎送出的，都是含金量极高的战略情报，除了送到莫斯科外，特科的消息也要抄送延安一份。有传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甚至探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考虑到类似的地摊传说满天飞，这种传闻可以放到一旁，但至少有两条重磅消息是佐尔格送出去的：德国进攻苏联和日本的南进战略。前者虽然没能阻止德军的进攻，后者却为远东苏军增援东线战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此时的拉姆扎小组，已经不光是给莫斯科或延安打探日本消息，而是为盟国提供针对法西斯轴心同盟的战略情报。通常间谍搞情报都是为了钱，拉姆扎小组和中国情报网却没能从里面捞到一点好处，中西功等人还要拿自已的薪水倒贴活动经费，很明显，支撑他们的不是金钱美女，而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与忠诚。

好运总是不长久的，尤其是走钢丝这种事情。一九四一年十月，佐尔格小组成员宫城被捕，在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下，宫城招出了尾崎秀实和电报员克劳森；十月十五号，尾崎秀实被捕，接着克劳森和佐尔格也被捕，很快东京的拉姆扎小组几乎全部落网，三十多人都被抓了起来。

通常在历史书里，故事到佐尔格被捕就结束了。但我要说的，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故事，因为所有的斗智斗勇，都在这一刻发生。

佐尔格是情报战公认的天才，意志坚强、信仰坚定，但在被捕后，他却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招供。

按照佐尔格同德国大使的交情，只要死撑着不开口，日本人多半拿他没办法；而且限于外交原因，对他不能象尾崎秀实那样动刑，很可能就是驱逐出境而已。但当佐尔格看到尾崎秀实的供词后，他突然告诉日本人，愿意把自已知道的都说出来。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发生了。佐尔格一没受严刑拷打，二没拿日本人好处，竟然主动承认了自已的间谍身份。他毫不犹豫地违反了苏军的组织纪律，而且向日本人要了一部打字机，黑纸白字地全面回顾了自已的一生，从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到后来参加共产国际、红军总参情报局，一直到派往上海、东京，可以说是写了一部详尽的回忆录。这份积极配合的回忆录很长，历经五个月，从出生一直到被捕，连红军情报部门细节和情报战术都告诉了日本人。

从常人的眼光看，佐尔格的表现，似乎说明他是个经不起考验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能力出众却怕死的胆小鬼，可问题在于，佐尔格做的事情，根本就是把自已往死路上推。

他不可能不清楚，交待了这么多事情和细节，日本人一定不会放过他。如果不开口，德国大使会想办法营救他（事实上德国大使一直不相信他是苏联间谍，甚至找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希望能救他出来），也许苏联会同日本交换间谍换他回去；现在他原原本本地承认了所有罪名，就是把这两条路都堵死了，再也没有人能救他。

没有受刑，却主动招供，没有好处，却把黑锅背得扎扎实实，想不死都不行。一贯精明的佐尔格突然违反常理，绝非是在监狱里吓昏了头，而是有更为复杂的动机，这个动机叫牺牲自我、保全同志。

从后来的资料上可以得知，刚刚被捕的时候，佐尔格并没有跟日本人合作，他是在看到尾崎秀实的供词后，承认自已身份的。尾崎秀实虽然当上了首相秘书，却经不起酷刑拷打，不光供出了拉姆扎小组，还交待了从前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交待了书院里的马列主义小团体，甚至招认当年的书院里，有中共的秘密党支部。如果日本宪兵按线索追查下去，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当年中西功曾经发过反战传单，也可以查到西里龙夫等人，上海中共的情报科将被一网打尽。

虽然局势千钧一发，然而后来的事情却没有那么危急。东京特高课并没有调查中国情报网，因为在破获东京总部的苏联小组后，他们全都围在佐尔格身边，被他兜得团团转。

佐尔格十分清楚，日本人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会详细核实自已说的每一句话，不拿出一点干货来，宪兵们马上就会调转方向，注意到不该注意的地方。所以他表现得合作，向日本人交待了各种细节，又放出一些苏军情报处的秘密，让充满好奇的日本宪兵们如获至宝；而在冗长而详尽的文字中，他故意忽略了中国的情报网，包括中共上海情报科和苏军总参四局的中共党员情报小组，一个字都没有提。

团队已经土崩瓦解，自已行将性命不保，囚室中的佐尔格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艰难战斗的求死之路。在五个月时间里，他极有耐心地打了五万多字，回复审讯官的各种问题和好奇，成功地拖住了日本特高课，吸引了特务们的全部注意力。而在他被捕的时候，从东京已经送出了一条电报给上海的中西功，电文只有三个字：向西去。

很明显，佐尔格是警告中西功情况危险，要他立刻转移。佐尔格相信，中西功一定能看懂自已的预警，五个月的拖延时间足够所有人安全转移；日本人虽然破获了拉姆扎小组，在上海仍然会一无所获，通过自已的牺牲，可以把苏军情报部的损失降到最低。

但一心求死的佐尔格没有想到，他用性命换了整整五个月的撤退时间，可是一个人都没有撤出来。日本人还是抓到了情报小组的成员，只是大家被捕的原因并非反应迟钝，却是刻骨铭心的忠诚。

收到佐尔格电报的时候，上海的中西功在第一时间里明白过来，立刻找上级商量对策。

中西功的上级，是中共党员程和生。程和生没有资格作主，于是他也请示上级，而他的上级正是中共传奇谍王：潘汉年。

这时正是苏联同德国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莫斯科和延安都非常需要日军南进的相关情报。潘汉年猜得出东京发生了大事，但还不知道佐尔格小组已然全军覆灭，最后他把决定权交给了中西功：撤走，或者留下来坚持。

中西功很清楚，东京绝不会无缘无故发来这样的电报，留下来搞情报，就是被捕、酷刑、枪毙，不用指望别的出路。然而为了在四一年的关键时刻，多送一条有用的消息出去，他没有利用佐尔格为他拖的时间撤退，而是同佐尔格一道踏上了死路；同样自愿选择牺牲的，还有西里龙夫等日本籍中共党员。

为了核实情况，中西功安排好后事，去了一趟东京。在东京靠着运气，他查觉到尾崎秀实等人都已经被抓走了，但也打探到日军的一些新动向，最后回了上海。在上海的满铁资料研究室里，他找到了日本对美国开战的情报和陆军调动布署，据一些资料上讲，他通过这些资料，判定战事将在十二月八号展开（美国时间十二月七号）。

佐尔格最后写完证供，是一九四二年三月，而特高课仔细学习完五万多字的记录后，发现没有新鲜货，不得不重新研究尾崎秀实的证词。很快他们就发现，里面有中国情报网的隐藏线索，但此时已经不是四一年，而是四二年的六月。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号，中西功终于没能逃过宪兵队的追踪，在上海被抓走了；同时被捕的有南京的西里龙夫，随后尾崎庄太郎在北平被捕，白井兴幸在山西被捕。他们本来可以及时撤退，却全部自愿留下来，坚持了额外的八个月。在这八个月时间里，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提供了中国战场上日军调动部署、汪精卫与日本合作情况、日军太平洋战场舰船损失详情、日军取消局部进攻苏联决定、日军清乡计划等情报，全都是含金量极高的机密文件。

经过整整八个月，中西功等人终于还是失陷了。上海情报科查觉到情况不对，但却不能确定有多严重，为了保障前线的战事，潘汉年忍痛决定，所有党员必须坚守岗位，不许撤离。

坚守，就意味着死亡，而且是缓慢地等死，从尾崎秀实被捕时算起，每一天都是煎熬，每次门外的脚步声都可能是死神降临。很难想象，特科是靠什么勇气遵守的命令，因为日本宪兵队拷打之残酷举世闻名，但所有中共党员确实忠实地执行了指令。他们十分清楚自已必死的命运，只求在暴露之前，能多送出一份情报。

宪兵队抓到中西功之后，立刻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中西功没有叛变，但却中了计谋，鬼子利用他希望向外界报警的心理，派了一个汉奸关在牢里；中西功想让他带个口信出去，结果特高课马上锁定了间谍小组，顺藤摸瓜抓到了程和生（原名郑文瑾）。自杀未遂的程和生受尽酷刑，终于在医院跳楼身亡，上海情报网的陈一峰、汪敬远等人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中共党员，全都被一网打尽，只有南京站联络员张明达逃走。

佐尔格费尽心思掩护的上海情报科，终于在坚持八个月后覆灭了。但大肆庆功的鬼子不会知道，苏军总参四局在中国北平、上海、天津等地方的情报小组丝毫不受影响，他们继续保持着同莫斯科和延安的通讯，源源不断地送出情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号，正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日本人处死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拉姆扎小组成员无不受尽酷刑，有的死在狱里，有的在北海道做苦工被折磨致死，而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则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被日本法院判处死刑。值得庆幸的是，这份宣判没能执行，因为那天中午传来了另一个消息：日本狗天皇投降了。

他们终于熬到了天亮。

我的信仰是无底的深海
澎湃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谨在此对无名战场上的无畏英雄，致以最高的敬意。

打错了一个字，程和生原名郑文道，不是郑文瑾~

虽然上海的情报特科覆灭了，但非常明显的是，中共上海情报机关并没有覆灭，因为大部分人都成功撤回了华中的根据地。把大伙带回安全区的人，是潘汉年。

自三六年黯然离开保安以来，潘汉年已经在明枪暗箭里工作了很久。

他本来代表红军同国民党谈判，后来去了上海、香港，开辟办事处，干回情报工作的老本行。三八年九月，他返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虽然在这次全会上，王明被一撸到底，但潘汉年仿佛没有受到波及。他作为地区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三九年的时候成立社会部，他同李克农都是副部长，部长则是王明先前的亲信康生。

既然康生和其他人都受到了重用，收拾王明也就是简单的工作问题，不是对共产国际派的宣战。张闻天等人没有警惕，潘汉年同样没有警惕，在他看来，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只要好好工作，党仍然会信任自已，让自己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过了不久，潘汉年在组织委派下，去香港冶疗眼病，顺便成立了华南情报局，统一整合香港的三大情报点：八路军新四军情报点、东北抗联情报点、苏联驻香港情报点。完成这项工作后，他立刻去了上海，在那里他要找一个叫袁殊的人。

袁殊，著名多面间谍。

袁殊的成长经历，就不多介绍了，总之他父亲是同盟会的老干部，他本人则是日本留学生。潘汉年三一年发展他为秘密党员，他随后在三二年加入了中统，又弄到一个记者的位置，经常去南京参加活动，并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著名特务头子岩井英一。

又有人脉、又会来事的袁殊很快受到了岩井的注意。经过中共地下党批准，中统情报员袁殊同意成为岩井的下线，帮忙收集情报。过了不久，袁殊又去找了上海滩的黑帮头子杜月笙。

袁殊去找杜月笙，是因为杜月笙一贯讲究上层关系，有人愿意找上门来认大哥，自然不能不够意思。于是袁殊成功地弄到一笔钱，办起了时事刊行社，从记者变成了新闻批发商；同时又兼职几家大报的记者，还发起组织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中统的招牌果然含金量够重。即使是在“怪西人案”里受牵连被捕，袁殊也只坐了八个月牢就光荣出狱，并在岩井的帮助下留学日本，成为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同时还拿着外务省的津贴。三七年春天，袁殊重新回到上海，正式加入青洪帮，成为“通”字辈的师兄弟，级别直追杜月笙、黄金荣。

袁殊回上海的时候，潘汉年也在上海。很快，两个人就恢复了上下级关系，接着抗战爆发，一个新的神秘人物找了上来。

由于长期从事军阀间的刺探工作，戴笠在抗战爆发时一度相当迷茫，因为他的工作对象突然换了，从军阀、共产党变成了日本鬼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办业务。这时有人推荐说，有个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叫袁殊，同日本副领事岩井关系不错，是个合适的发展对象。

虽然袁殊是中统的人，可抗战要紧，挖一下同僚的墙角也不算什么。戴笠马上亲自登门拜访，希望袁先生能跟着他为国效力。经过仔细考虑，潘汉年最后指示袁殊，同意合作。

经过一番又一番的折腾，中共地下党员袁殊终于兼上了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等多重身份。当然，如此绚目的钢丝不是随便走的，任何地方出现闪失，都意味着酷刑和性命之忧，可是袁殊硬是走了下来，还成为军统的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组长，军衔少将。

此时已经是一九三九年。戴笠在香港召开工作会议时，袁殊和潘汉年都在香港，两个人相约在上海碰头；谁也想不到，潘汉年很快到了上海，情报员袁殊却进了监狱，问题就出在他的那几重身份上。

由于汪精卫的上海特工总部“霞飞路七十六号”危害太大，因此戴笠专门要求，上海情报站必须摧毁这个地方。袁殊回上海后，把行动计划的副本交给了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可是王区长也是双重间谍，早就投靠了汪 。

于是一直玩无间道的袁殊被反无间了，关在汪精卫的监狱里。案卷送到周佛海的办公桌，周佛海考虑半天，最后指示说，可杀可不杀的人，就不要杀了。

既然领导有指示，手下当然照办。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把袁殊请进了家里，希望大家合作一点。

都是混上海的老朋友，彼此也不用客气。谁也想不到李士群刚刚开出条件，袁殊就顶了回去，而且口气比他还狂：不要以为日本人是你的后台，我也有日本人做后台！

李士群当时就惊呆了。命悬一线的袁殊毫不谦虚，当场给老朋友岩井打了电话，两天后，岩井带着随从，亲自来到七十六号把老朋友接了回去，只留下目瞪口呆的特务们。

岩井不是慈善家，事实上，他是日本的老牌特务专家，手上掌握有著名的“岩井机关”。他愿意救袁殊，是因为袁殊的活动能量很大，他希望能通过这个人越过汪精卫，直接弄到重庆方面的战略情报。

岩井找袁殊，袁殊只好请示潘汉年；很快，潘汉年批准了他的请示。

潘汉年能够批准袁殊的请示，因为延安对情报的需要，早就到了极度饥渴的地步。

抗战打到三九年的时候，几方都在关心日本大本营、德国及苏联动向等战略问题，延安还额外需要东京同重庆、南京间谈判联络的特别情报，也就特别需要往情报中心上海安插眼线。对潘汉年来说，袁殊的际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于是很快地，袁殊成了一名日本情报员；而在此以前，潘汉年则派著名女作家关露打进了汪伪的七十六号，两条线同时吸纳情报反馈延安。但是由于敌后情况太过复杂，这两个人都不能满足战略分析的需要，最后潘汉年决定，自己亲自出马，去日本窝里掏情报！

过了不久，袁殊就把一个叫胡越明的人引见给岩井。根据袁殊的说法，这位胡先生在香港人脉很广，消息十分灵通，可以给皇军提供很多消息。经过一番交道，岩井同意每个月提供两千元经费，让“胡越明”在香港开一家《二十世纪》杂志社，为他提供情报。

这是一场耐人寻味的交易，交易的重点不是两千块钱，而是情报的内容。

作为一个中国通，岩井在普通文学作品里的形象是比较呆萌的。他花了很多钱，却招进来几个共产党，还泄露了大量的情报，实在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潘汉年付出的代价，据说只是一些不重要的消息。

岸井机关的核心领导、著名的特务头子，竟然被地下党略施小计耍得团团转，这种东西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的思维，快要变成神话一般的传说。而在现实生活里，神话是不存在的，传说也是有水份的。

袁殊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岩井其实早就心里有数，而胡越明是何许人也，只要在情报界涉足稍深，就不难猜出来。之所以花钱费力让潘汉年办报，是因为岩井也需要重庆方面的情报，尤其是国共合作及美英苏的动向，这些消息通过一个共产党的视角传递过来，有格外的作用和价值。所以他收下了潘汉年的情报，并纵容他打着自己的旗号，给延安办事。

潘汉年向岩井送出了什么情报，已经找不到原始资料，但是从岩井机关那里弄回的消息却可以考证。比较有名的包括：三九年英法企图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四一年六月十三号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南方局早几天也有类似报告），苏共中央曾经为此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此外还有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战略动向是南进而非北上、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由于工作出色，四五年召开七大时，毛泽东专门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潘汉年等人。

光是从日本人那里套情报是不够的。很快潘汉年又找上了汪伪的情报系统，具体来说，是拉上了七十六号的负责人李士群。

曾经当过共产党、国民党的李士群，此刻已经是汪精卫手下的第一号打手，同戴笠杀得热血朝天。由于跟重庆方面结怨太多，李士群深知自己将来有没有好下场，迫切需要多安排一条出路。于是很快地，他手下的中统叛将胡均鹤积极活动，同潘汉年搭上了线。

胡均鹤这个人在先前出现过，他是李立三的连襟，革命时期就经常搞些强暴女团员之类的重口味。但是他不光跟李立三有亲，还是著名抗日将领赵尚志的妹夫，也可以算一号国共通吃的人物。

都跟国民党结过仇，又都当过共产党，大家还在上海就是老相识。于是不用多说什么，潘汉年就成了七十六号的常客，相互间明里暗里地相互打探消息。对李士群、周佛海来说，日本人还是蒋委员长、毛泽东打赢，其实并不是很原则性的问题，关键是在战火熄灭的那一天，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而对这个问题，国共两党都有统一的答案：

跟我合作，将功赎罪。

潘汉年和他的小组，一直工作到四二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刺探了大量的情报，也酌情往日本人和汪精卫那边送了大量情报，充分显示了一个多面间谍的机智与才华。随着情报小组的覆灭，他在胡均鹤的帮助下，带着大家撤到了华中根据地，自己出入根据地和上海之间，并把内线派到了周佛海那里；袁殊则留在上海，成为中统、军统、日本人通吃的多面手，并在抗战结束时，混到一个军统中将的高级位置。

虽然袁殊和潘汉年等人的工作比较顺利，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九四二年无疑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共产党人在东北损失了抗联，在上海特科被挖掉，而损失最惨重的，无疑还是华北的八路军。

经过全方面剿杀和进攻，冈村宁次成功地招降了大批国军游击队，把他们成编制地编入伪军，协助占领华北的地盘。有了伪军的帮助，冈村宁次不停地四处建碉堡，八路军的抵抗一次比一次吃力，加上阎锡山有时还会趁火打劫，三月份顶不住的时候，一二九师不得不把刘伯承留在师部，派政委邓小平去太岳和晋豫（中条山）根据地解决问题。

高级领导视察工作，通常都是件美差，但邓小平的视察，却绝对跟轻松沾不上边。没有秘书前呼后拥开路，也没有香车美女豪宴招待，邓小平四月份先是在北岳同阎锡山打了一仗，逼阎锡山签下互不侵犯协议，然后解决了根据地的红枪会问题（封建黑帮组织）；好不容易搞完工作，却在中条山遭到日军追击包围，几个人流落在深山里，象野人一样躲了一星期，差点没能转出来。

从前八路军建根据地，通常是大仗不多、小仗不断。然而到了四二年，鬼子有大批伪军协助之后，冈村老狼的进攻强度和速度都大大增加，对八路军的威胁也很快达到顶点。下面是华北八路军的一些不完全作战记录，可以想象当年战况有多惨烈：

二月二号，日军三十六师团一部加伪军计一万二千人，奔袭辽县和武乡的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二月九号，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郭国言战死在武乡，十二号新编第十旅旅长兼太行军区六分区司令范子侠战死；
二月二号，四十一师团一部加伪军七千人扫荡太岳军区；
二月三号，日军混成第三、十六旅团加伪军一万多人扫荡晋西北根据地；
二月十七号，晋察冀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刘德明战死，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冀东名将包森（平原游击队的李向阳原型）战死；
三月二十五号，日伪军七千余人扫荡山东胶东根据地；
四月三号，晋察冀军区十三军分区直属队和四连遭到日伪军包围，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战死；
四月十一号，一二九师新编第七旅政治部主任刘诗松战死；
四月二十九号，日伪军一万二千余人扫荡冀南根据地，冈村宁次第一次进行新式战法“铁壁合围”。冀南军区四军分区司令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编第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云龙等人先后战死，八路军骑兵团几乎全部损失才冲出包围（有名的“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就是这一仗），冀南根据地基本沦陷；
…
随着扫荡越来越频繁，大批国军“敌后部队”纷纷投降或投敌，给日军送去大量成编制的“皇协军”，象四月二十三号，国军三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孙良诚就带着两万五千多人向日军投降，换到伪军第二方面军司令的头衔。这些伪军拥有良好的武装，又受过军事训练，冈村宁次自然是喜笑颜开，因为长期以来兵力不足的问题，终于有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底，华北形势已经相当不妙。如果说从前是日军占领交通线和城市、国共游击队占领山区和农村，此时根据地已经被分得支离破碎，到处都是敌占区和沦陷区。在平原游击战最流行的冀中地区，大的根据地只剩下五六块，最大的一块在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长宽不到一百里，其他都是小碎片；而挡在前面起掩护作用的第十军分区，早在去年年底就沦陷了。只要在军用地图上看一眼，就能得出一个要命的结论：根据地正被日军不停地肢解、分割，很快就要面对残酷的最后一刀。

彭德怀没有想到的是，最后的残酷时分，来得一点都不晚。

四二年春天的时候，北岳山沟里的杨成武，又在夏装问题发愁。由于山沟里的土布产量太少，杨司令跟侦察连长商量，叫他去保定火车站的仓库里转转，看能不能“弄”点布匹回来。

随着八路军的生活日益艰难，官兵们开小差逃亡的情况相当普遍。根据杨成武的调查，地方部队逃亡率有五分之一那么高，主力部队好一点，也有六分之一（这个数据同日本特务部门的调查结果差不多）。如果不在弹药、军装等问题上多加努力，军心士气都会严重受挫，甚至失败也是早晚的事情。

侦察连长很快去了，然后回来报告说，鬼子的仓库里囤了不少弹药、粮食、帐篷之类物资，而且岗哨森严，很可能要对一分区发动扫荡。

所谓一分区，是指易县、满城、狼牙山一带。杨成武听了汇报，却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临近的炮楼和特务们都没有动作，不太象是进攻他的样子。

四月底，大批从山西、河南调来的日军在保定、石家庄、邯郸下了火车，然后呈一线排列，向西边虚晃一枪发起了进攻，三年前送出过阿部规秀扫荡情报的崔喜峰，就是这时被捕的。杨成武十分紧张，因为鬼子的方向直指他的一分区，难道是自己敌情判断有失误？

事实证明，杨成武的判断没有失误。只是他和聂荣臻都没料到，冈村宁次的目标竟然是东面的冀中。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号晚上，冀中根据地召开了五一劳动节庆祝会。虽然生活已经相当艰难，但大家还是努力地鼓舞士气，尽量做出一付胜利即将来临的样子，领导们豪华地拨出一百多匹布搭舞台，演了足足三小时的话剧《日出》，军民一片和谐，仿佛生活依然美好动人。

冀中的领导们，实在该好好检讨一下敌情观念，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场戏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娱乐活动。就在这一天，冈村宁次突然出动五万多日伪军，开始进行从未有过的大进攻，在历史书上，这场进攻有个专门的名字，叫五一大扫荡。

从五月一号起，鬼子不断集中上万人的兵力，一个村一个村地布下散兵线，象拉网一样搜过整个根据地；而在各条大路和交通节点，都布有汽车和坦克组成的机动部队，不给游击队任何转移的机会。按照事前计划，大扫荡从周边地区开始，一点点逼向中心地带，最后将把八路军全部压缩到腹地，然后全部歼灭。

在冈村宁次对面应对大扫荡的，是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

早在四月份，七分区驻石家庄情报站已经送出日军换防的情报，甚至明确指出鬼子的计划是声西击东，以扫荡冀西为名进攻冀中；冀中区公安部长也两次报告，鬼子有大扫荡的迹象。晋察冀军区也发来过指示，要他们不能硬拼，不行就先撤到冀西山区。

虽然没有想到鬼子的规模这么大，但是前兆如此明显，不重视也说不过去。冀中军区事前召开过党委会，大家都认为呆不住应该转移，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待一段时间再说。

所有活下来的人都认为，这个结果非常鬼扯，而在事实上，它就是个鬼扯的决定。但大家没有办法，因为吕正操不想撤，他觉得还可以坚持下去，没必要轻易放弃如此重要的根据地。

现在，他终于知道了后果。

以往面对鬼子扫荡，八路军总能找到空间闪避，采取措施防守反击；然而经过长期蚕食，根据地已经失掉了关键的战略空间，再也无路可退。从五月二号起，吕正操被鬼子紧紧地追打，不得不带着军区司令部不停地转移，整整打了一个月、经过无数艰苦行军，才在六月一号穿过石德路，跳出了冀中包围圈，但其他军分区部队却失陷在包围圈里，大部分人再也没能走出来。

如果翻一下八路军的作战记录，会发现四二年的六月，真是八路军的灾难之月。六月八号，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战死，九号冀中警备旅受到两千多日伪军夹击；同一天第八军分区司令常德善、政治委员王远音全部战死；六月十二号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再次被围，损失惨重。

五一大扫荡一直持续到六月下旬，鬼子几乎席卷了整个冀中根据地，八路军损失一万六千多人，平民死伤、被抓五万多人。最可恨的是，冈村宁次来了就不走，极有耐心地摧毁根据地所有基层政权，把村长、救国会等组织屠杀一尽，并在新占领的地方修起各种碉堡和工事，派驻大批伪军，卡死游击队的活动空间。

冈村宁次的这次扫荡，对聂荣臻的打击，几乎是灾难性的。冀中有五个军分区、六万军队，由于平原物产丰富，不仅自己吃得饱、穿得暖，还能拿出几百万斤粮供应山区，双方相互支援、相互依赖。冀中一丢，河北的八路军顿时断了粮食供应，只能勉强靠陈年黑豆、树叶加磨碎的玉米核度日。

当冈村老狼在冀中大打出手的时候，其他地方也有激烈的战斗。五月十九号，两万多日伪军对太行山区根据地发起了扫荡，同时伴随无线电测向和特种部队突击，目标直指彭德怀本人。二十五号在辽县麻田镇的十字岭，日军成功包抄到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

左权，一九零五年生，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正规毕业生。由于他过于刚直得罪过王明，硬被扣上“托派”帽子，长期受到打击报复，在档案里留下了无法翻身的一笔。

很有才干的左权很不懂官场规矩，因此他永远只能当副职，背着处分做人；而王明失势后他还没等到平反结论，却先迎来了鬼子的大扫荡。五月份日军对太岳军区发动突袭的时候，三八六旅主力及时跳到了外线，总部却落入日军的合围；更可怕的是，日本派出了几批号称“挺进杀人队”的特种部队，化妆成老百姓或八路军，正在无线电指引下隐蔽向他们靠近。

最先被无线电锁定的，是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师部。

鬼子立刻派出挺进队截击，然而刘伯承实在不愧是多年的名将，感觉到战场形势有变，马上提前转移，让鬼子的斩首行动扑了个空。几乎就在同时，八路军总部也被日军益子重雄中尉率领的另一支“挺身队”发现动向，并迅速通知了司令部。这次彭德怀的运气没有那么好，直接掉进了鬼子的包围圈，彭德怀不得不同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分散突围，其中左权掩护断后。在送走彭德怀的总部后，左权没能冲出封锁线，被日军炮弹炸死在十字岭上。

八路军指挥系统里，朱德回延安，参谋长叶剑英一直在延安，前线最大的是彭德怀，其次就是左权。而得知自己围住八路军总部、打死副参谋长后，冈村宁次精神大振，在华北发起一波又一波进攻，打算同八路军进行最后决战。五月二十七号，一千多日军攻击定县北疃村，鬼子疯狂地向村里地道放毒气，八百多人惨死；三十一号，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反攻日军长治飞机场，炸毁飞机三架、汽车十四辆、油库两座；六月一号，一万多日伪军又开始了对河北、山东交界的冀鲁边根据地扫荡。

经过两个月扫荡，曾经被誉为“模范根据地”的冀中、冀南基本上全部沦陷，八路军损失惨重，被迫从平原撤到山区。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结果。因为自抗战以来，晋察冀就是模范根据地，聂荣臻手下猛将如云，经常打出些经典战例，虽然百团大战损失比较大，但底子还硬在那里，不至于说倒就倒。可是冈村宁次搞一次大扫荡，竟然席卷了整个冀中，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周边根据地全部束手无策，直接断了聂司令的根本，实在是出人意料。

大获全胜的冈村宁次穷追不舍，开始同八路军进行第二场较量：拉锯战。

七月一号，河北、山东、河南交界的冀鲁豫军区奋起反攻，拨掉七十多个据点，打掉一千多日伪军；七月九号，一万多日伪军又开始了对晋察冀十二军分区的扫荡，十二军分区一气发动七千多群众 ，四处破坏公路桥梁，拦截敌人。

八月二号，冀南军区也开始了反攻。三个月时间里，他们打掉五十九个碉堡，消灭四千多日伪军，重新小恢复自已的根据地，其中最惨烈的一战，是扫除南李庄据点。

作为鬼子安插的钉子，南李庄据点分割了整个冀南根据地，属于必须消灭的那种类型。为了除掉南李庄，三八六旅副旅长、开国上将陈再道本着知已知彼的原则，搞了精确的事前侦察，力图知已知彼，一战而胜。

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精确的侦察，最后还是出了问题。

南李庄不是庄，而是一个大镇子。鬼子在那里派了部队是谁都知道的，可这支部队极为神秘，平时不跟外人打交道，到底是日本正规军还是伪军，没有人清楚。

消息报到指挥官陈再道那里，陈再道十分恼火：手下的侦察员都是人堆里挑出来的精灵鬼，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分不清？

八路军侦察员的疑惑，是有原因的。本来鬼子和伪军很好分别，两家军服就不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来，可冈村宁次喜欢搞疑兵，经常让双方换穿军服，弄得八路军想打伪军找便宜时，一不留神就会撞到战斗力强悍的鬼子。因此在华北，大家早已放弃了从军服上认人的做法，改为从平时生活习惯上着手，具体来讲，是看对方每天洗不洗澡、吃猪肉带不带皮。

虽然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同文同种，但生活习惯却有着天壤之别，日本人只要条件许可，通常每天都喜欢泡个澡，并且吃肉的时候要把皮剥掉，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打仗的时候不好研究生活习惯，平时注意观察还是可以发现的，只要看对方做饭怎么加工猪肉、晚上烧不烧水，就能琢磨出对手的身份。

但这两条诀窍用到南李庄，侦察员却傻了眼。因为根据他们的观察，这伙王八蛋确实天天洗澡，可是吃猪肉却只煺毛、不剥皮，举止十分诡异。

打的是鬼子还是伪军，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陈再道也糊涂了。为了保证一战而胜，他决定亲自去侦察，看看对手究竟是什么来头。

陈再道化妆来到南李庄的时候，据点里的守军正在挖工事。陈再道看了他们一眼，然后立刻离开现场，回到指挥部正颜厉色地下令：调最精锐的部队前往南李庄，准备打硬仗！

侦察员瞅了半天没得出结论的东西，陈副旅长瞄一眼就能下结论，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面对大家疑惑的眼神，陈再道没有卖关子，详细地解释了他的分析：南李庄的守军确实看不出身份，但挖战壕时动作却很一致，所有的土全部扬到工事后面，战壕前沿同地面几乎平齐，从平面看不出工事的痕迹，明显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所为。

在战场上，挖战壕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然而里面却是大有学问。普通士兵都是挖一道沟，然后把土填在前面垒成墙，既当掩护又省工时；老兵则会小心翼翼地把挖出来的土全抛散到身后，有时还会加点伪装，保证从正面看不出战壕的位置。这样做最大的好处不是隐蔽，而是为了身前身后一般平齐，除掉隐蔽外，还能防止迫击炮或掷弹筒在后方爆炸时，弹片直接射入背部。

伪军通常都很懒，他们能挖一道沟就算勤快了，打起仗来常常往后跑；鬼子做事则要认真得多，挖的战壕又直又深，趴在地上根本看不出来。陈再道正是从挖沟抛土的动作上判断出，南李庄的守军不管吃猪肉带不带皮，战斗力肯定是一流，必须当成鬼子正规军来打。

应该说，陈再道对困难是有充分估计的，因为他不仅调来了主力部队，还专门派出了宝贵的骑兵。

骑兵本来是野战机动的兵种，并不适合攻坚。八路军穷得连人都吃不饱饭，能养几匹宝贵的战马，那是勒足了腰带才省出来的，专门用在关键地方，因此骑兵部队的损失率也特别大。面对鬼子的机枪坦克，一二九师骑兵团从团长、政委到副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先后全部战死，几乎没有军官能活到胜利，而这个团的官兵也是特别剽悍，动辄亮出马刀短兵相接，打刺刀见红的硬仗。

南李庄是攻坚战，按理说用不着骑兵；可此时的骑兵团也快没马了，大家都成了两条腿的步兵，正好发挥马刀见红的特长，拨掉这个要命的据点。

所有人马都安排妥当，陈再道派出了他的侦察尖兵。由于守军明显有所防范，他决定来一场标准的夜袭，先让侦察员在镇里放火，然后趁乱发动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计划定得相当巧妙，尖兵也无声无息地潜入了镇里，没想到他们堆好柴草、准备放火的时候，掩护他们进庄的老头却不干了。眼看八路军要烧他的房子，老头儿死活不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你们要军粮，我从嘴里省下来给你们送去；你们要打仗，我把儿子送到你们队伍当兵，可你们为啥还要烧我的房子？”

碰到这种舍命不舍财的老乡，所有人都沉默了。不烧房引火，就不能制造混乱，但不动群众一针一线是铁规矩，谁也不能擅自违反。最后只能决定，群众纪律高于一切，进攻计划临时改变，从偷袭换成强攻！

这是冀南八路军打得最为艰难的一仗，其惨烈程度，甚至超过同普通日军的交战。

南李庄的守军不仅战术熟练，而且极其顽强，竟然同八路军的刀手面对面地拚开了刺刀，骑兵团一半多人阵亡、老红军留下的底子基本打光，连刘伯承师长曾经亲自炒鸡蛋慰劳的一级战斗英雄“韩猛子”韩永正连长也战死沙场。大家边打边奇怪：这股敌人看上去实在不象日军，可伪军什么时候战斗力这么强悍了？！

经过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陈再道硬是凭着兵力优势拚下了南李庄，这才知道对手不是一般的伪军，而是从东北伪满陆军军官学校调来的朝鲜团，属于韩奸中的种子部队，军官甚至有权象日军那样佩指挥刀。作为鬼子重点培养的韩奸头领，伪团长程坤被俘后竟然仿效日本人自杀，实在是铁到不能再铁的奴才。

陈再道打完仗走了。第二天日本人重新来到战场，他们把所有伪军和鬼子尸体都拉走，按全套日本规矩火化，开追悼会，做足全套仪式，然后开始新一轮扫荡。

南李庄的战斗极其惨烈，参战的韩国伪军和日本教官几乎全军覆没。但重点不是棒子死得多厉害，而是在这场战斗里，韩奸们有个四零届的同学因为深造没能参战，后来才派到中国，因此幸运地活了下来，战后回到家乡。

这个命大的韩国伪军叫朴正熙，一九六一年的南韩总统、二零一二年韩国女总统朴槿惠的父亲。在后面的章节里，他还会作为配角出现。

打掉了韩国伪军，冈村老狼的压力并没有减轻，鬼子还是不断地发起进攻。八月三号，一万多日伪军扫荡了晋察冀十三军分区，八月二十五号，冀中军区发起反攻，一个多月里逼退了五十六个据点。

九月二十七号，一万余日伪军扫荡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山战死。

十月二十号，日伪军一万六千人进攻太行、太岳军区；二十六号，一万五千余日伪军进攻山东沂蒙山区。

从前扫荡，都是扫完就走，最多拉几个碉堡据点。但冈村宁次打进太岳根据地后，居然把事情做绝了，他占领了太岳根据地中心的沁源县城，并竖起一块大牌子，宣称沁源是“剿共实验县”，皇军要在此长驻，绝不撤离。

沁源全县城有几万老百姓，躲鬼子时都跑进了山里，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回去，还是不回去？

鬼子显然是希望他们回去，因为占领的土地上必须有人种粮、出工。有了人，有了粮，土地才会有价值，八路军和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一点。

于是抗战时的奇迹一幕发生了。沁源县的几万老百姓从此不再回家，不管从前是二流子还是老板、伙计，没有一个人返回沁源县城，全部同八路军一道，呆在山区坚持。他们开荒、种地、养羊，鬼子不走，他们就不回去。八路军一面四处调粮，一面陪着他们开荒挨饿，同冈村宁次耗时间。

如果说一个人都没回去过，倒也不正确，偶尔还是有人回一趟县城里的：游击队。这些人背着地雷给鬼子送去大“礼”，或者袭击鬼子的运输线，告诉鬼子说，沁源人非常惦记霸占家园的野兽畜生，希望他们快点归天。

占领一个空县城，要拨大量的人马守卫，还要派兵护送粮弹，冈村宁次咬着牙扛了下来，打算同八路军来一场消耗战。他很清楚，山沟里的出产极其有限，几万人连吃带喝不是小事，只要肯下本钱，中国人一定会回来，老老实实当亡国奴的。

这是一场意志的对峙。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想到会有多长，最后才发现，这场对峙竟然创下了抗战的记录。从四二年十一月十一号算起，到四五年三月十四号鬼子狼狈跑出沁源，一共两年四个月零三天时间，两边都在漫长地抗衡。失去家园的几万人在山沟开辟新家，靠着地里粗劣的食物坚持，宁可饿死，绝不回鬼子占据的县城。

冈村宁次的手几乎伸到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四二年十一月，一万两千多日伪军又对胶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二十四号，日伪军兽性大发，在山东的马石山把抓来的五百多老百姓全部杀光，史称“马石山惨案”；十二月，一万二千八日伪军扫荡冀鲁豫军区，而冀中军区则有八百八十多伪军宣布反正，投奔八路军。

经过半年左右不停顿的进攻，冈村宁次十分得意地认为，他已经顺利解决了华北的游击队问题。虽然八路军还在不停地发起小规模反攻，但攻击强度越来越弱，实力也下降得越来越厉害，眼看就要归于沉寂。大扫荡之前的游击队活动十分频繁，没有一个中队兵力，鬼子不能随便出门；而一九四二年底的时候，华北平原四处都是碉堡据点，即使在根据地深处，一两个日本兵也敢乱逛，四处放火抢劫。

面对险恶的局势，无论是冈村宁次还是国民党的军委会，都相信八路军即将完蛋，华北的根据地已经彻底沦陷，再也没有收复的希望了。由于从国军游击队那边招来大批伪军，日本人兵力大增，在根据地派驻了大批人马，抗日基层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为了防止八路军卷土重来，冈村宁次制订了残酷的政策，谁敢私通八路军，立刻全家杀光，甚至哪里的鬼子被袭击，也要拿附近的村民出气，从而逼得老百姓远离八路军，不敢打交道。

虽然半年前没能消灭彭德怀，冈村宁次却很有把握，他已经在华北取得了全面胜利，八路军只能象征性存在，再也搅不起多大风浪了。

冈村自信的理由，是他摧毁了游击队生存的根本--农村基层组织。而在他的对面，彭德怀并没有惊慌失措。

局面确实糟到不能再糟。八路军丧失了前两年大扩军的兵力，丢掉了几乎全部平原根据地，山区的地盘也大大缩小；剩下的人个个疲惫不堪，不少主力部队建制残缺不全，子弹平均一人只有五发，打一场阻击战都不够。

对所有发生的一切，彭德怀都心里有数，但更让他心里有数的，是四年前的那个预言。

一九三八年，正当国共合作处在蜜月期、八路军向敌后飞速发展时，毛泽东在延安昏暗的窑洞里，挥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篇雄文里，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国情，预言了国际形势将发生变化，并且预测抗战将在某个阶段达到相持点，然后会出现大量的反复与僵持，鬼子将实施极残酷的进攻，游击队损失惨重，根据地急剧缩小。

虽然网络上不少小白喜欢推崇蒋百里，但实事求是地讲，蒋百里的战争预言并不准确。他只知道不停地征兵打仗，直到撑赢为止，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单纯军事观念；而光在军事上拚日本人，是拚不过的，真正给出抗战答案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描述了抗战即将出现的困难之后，毛泽东极为自信地给出了解决方案，要求共产党人把所有民众都组织起来，一同投入反侵略战争中，在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下实行总体作战，打破鬼子的封锁，熬过最为艰苦的阶段，并发动反攻，把敌人打出中国，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

四年前毛泽东写下长文的时候，大部分人充满决战速胜的幻想，认为他过于悲观；现在抗战已然走到最艰苦的时段，那些人又都很悲观，认为毛泽东过于幻想。而彭德怀的任务，是把幻想落实成现实，反击冈村老狼的凶猛进攻，一点点耗尽鬼子的实力。

土包子彭德怀自然没有机会领悟王阳明的心学，但作为一个聪明人，他依然有知行合一的觉悟。光拿着一本《论持久战》，是打不赢冈村老狼的，毛泽东给出了光辉的前景，他则找到了合适的方法，去贯彻相关方针原则，并获得最终的胜利。

当鬼子竖起一座又一座炮楼、把抗日根据地划进他们的势力范围时，从八路军内部也分出一批又一批小部队。他们七到三十人为一组，悄无声息地趁着夜色出发，潜入已经沦陷的根据地，执行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下达的反攻任务。

在最艰难的一九四二年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都在奋力反攻。美国下水了数十万吨舰船，派到太平洋和大西洋上殊死搏斗；苏联倾尽全力生产飞机坦克，跟德国斗得难解难分；即使是一贯不给力的蒋委员长，也能从盟国弄来军援，守住摇摇欲坠的战线。而彭德怀却什么也没有，连子弹都不够用，只能派出十几人的小分队。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彭德怀都是在异想天开，因为他的小分队只有随身的轻武器，根本不能同日伪军抗衡。但雄辩的事实证明，彭德怀实在无愧猛将之名，正是这一支支小分队恢复了根据地，打碎了冈村老狼的美梦，并把红旗重新插回华北平原的大地上，那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响亮名字，叫做武工队。

所谓武工队，全称叫武装工作队。由于八路军损失实在损重，彭德怀不得不决定全军大量精简，机关人员充实一线，同时缩小野战部队规模，大量派往地方游击。武工队的任务，就是为游击队打前站，恢复被鬼子绞碎的抗日政权，创造安全的活动空间。

面对鬼子穷凶极恶的大扫荡，八路军不断化整为零，挑出文化比较高、打仗比较在行的精英分子，由负责情报锄奸的干部带领，集中弹药后组成小队，派到敌后进行反攻。他们的装备和人数实在少得可怜，但每个武工队员都知道，自已已经是根据地的唯一希望，因为每多带一颗子弹，就有一名战友手中的枪要变成烧火棍。为了抗战，为了中国生存，也为了给死去的乡亲和战友报仇，他们必须驱散漫长的夜色，迎来灿烂的明天。

光靠精神力量是不够的，武工队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来到沦陷区后，第一件事并不是向日伪军据点发动自杀性攻击，而是找到残存的关系和眼线，惩戒通敌害民的汉奸，并且跟据点里的伪军取得联系，要求他们不得为难八路军。

作为名义上的中国人，伪军实在是个尴尬的存在。

爱国跟他们自然没有关系，日本人也不可能真心喜欢他们，大部分人加入伪军，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武工队来到沦陷区后，开始通过各种关系连逼带哄，要他们同八路军合作，不许干涉抗日，不得欺负老百姓。

对伪军来说，武工队的威胁是非常现实的。鬼子再厉害，说到底仍然是外来政权，而大部分伪军还是当地人，一家老小都在附近，一旦得罪那些不要命的八路，肯定会吃眼前亏。考虑到武工队的要求不算过分，不少人都纷纷表示了相关立场，愿意和对方交个江湖朋友，你不扫我面子，我也别挡你的路子，大家和平共处。

私通八路是要掉脑袋的。很明显，伪军不可能一开始就如此友好，而喜欢欺压老百姓、投靠鬼子的败类更多。因此武工队除了四处找伪军交江湖朋友外，还经常需要执行特别任务，拣几个不长眼的汉奸头头干掉，然后贴出公开告示：某某某敢同武工队过不去，就是同自已的小命过不去，谁要是也活得不耐烦了，胆敢阻挠抗日大计，这就是下场！

嗅觉灵敏的鬼子当然不会忽视武工队的存在。但是这些八路的规模实在太小，经常只有七八个人；而且极富情报经验，随身火力又旺，大队人马固然抓不到，小股特务往往也占不到便宜，象涂了油的泥鳅一样滑不溜手。守在大碉堡的鬼子一趟趟地扑空，盯在小据点的伪军又不愿用性命去冒险，于是慢慢地，各村重新出现了抗日宣传标语，据点门口还有新印的日文传单，劝日本兵不要当炮灰；过往的邮车也被人拦住，每封信都要加盖抗日戳后才准放行；碰上再狠一点的武工队，干脆把村里的伪军家属集中起来，晚上逼着上夜校讲大课，让他们劝据点里的亲戚机灵一点，不要跟八路军蛮干，多给自已留条后路。

随着武工队活动的推广，鬼子强行建立的“防共团”一类组织开始失灵了，皇协军也有意无意地保持中立，个别情况下，鬼子到村里突击时，武工队还能到伪军据点里避风头。

武工队的活动，渐渐成了一种传说。四二年五月，鬼子还在冀中大肆扫荡，第一批武工队已经组建出发；而到十月份，冀南军区的武工队们已经建起了一千多个伪军关系。靠着这些关系，被占领的农村重新恢复了秘密政权和交通线，个别死脑筋的汉奸想不开的时候，武工队甚至敢提前几天贴布告，宣判他们的死刑。

很明显，在鬼子重重碉堡封锁的敌占区里搞宣传、甚至同伪军头目过不去，绝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情。沦陷区里危机四伏，随时可能碰上敌人，到处都是潜在的陷阱，作为精英小组的武工队为了反攻，有多少个夜晚在不停地转移和战斗，有多少人死在特务或日军的突袭中，又有多少人在酷刑下煎熬挣扎到最后一口气，已经没有办法统计。大批死难者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们唯一知道的，是靠着他们的牺牲和机智，冈村宁次强占的华北，又一步步重新变成游击区，然后缓慢地变回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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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号，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印度援华医疗队大夫柯棣华病逝，这也是在晋察冀逝世的第二位国际友人。八路军能得到的外援很少，但就连这样少的外援，也在一点点消耗殆尽。

也是在十二月，朱德和彭德怀联名签发了一道命令：从四三年开始，全军每人每天多发三钱油，每月多发五角津贴，每年发两条毛巾作福利。

这道命令很简单，甚至有点琐碎。但看到命令的人，都是精神一振。并不是为多出来的毛巾和零用钱高兴，而是他们从命令里看出了一个信息：八路军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此时正在努力改善艰难的处境，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即将降临。

对共产党人来说，四二年实在是考验艰巨的一年。就在四二年九月份，从新疆又传来了坏消息：盛世才居然反水了。

作为新疆的草头王，盛世才一直是以配角的形象存在，倒不是他没有能力，实在是地方太偏远，影响力实在有限，除了当过几年运输大队长外，闹不出太多值得上头条的新闻。直到一九四二年，他才结结实实地折腾了一把，并且最终把地盘和军队都折腾得一干二净。

盛世才，东北籍，出身辽宁，自幼好学，后来到日本深造，在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学。

民国的主流科目通常是欧美学外交、日本学军事，搞反了的人大都不好找工作，例如前面提到的高宗武，就不得不坐了好几年冷板凳。盛世才虽然学错了专业，但毕业后还是很机灵，立马去东北军找了份参军的工作，并且凭着日本海归的身份当上了连长。由于盛连长做人机灵又长得帅，很快被团长相中，招上门当了自家女婿。

正所谓关系就是生产力，盛世才娶走团长女儿后，前途果然大不一样，尤其是他老婆的干爹是东北军重臣郭松龄，连张学良都是他的学生。郭松龄十分喜欢这位干女婿，大笔一挥批了一笔钱，送他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盛夫人也跟着去了日本女子大学陪读，可谓是风声水起。

很明显，盛连长的军旅生涯前程似锦，跻身领导阶层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就在小夫妻苦读东京的时候，传来一个大大的坏消息，他的恩主兼赞助人郭松龄因为跟张作霖不对路，愤而起兵造反，结果被打死了。

没有郭松龄的赞助，盛世才顿时傻了眼，从高级留学生变成了滞留户。好在日本陆军大学的牌子比较硬，他想方设法找人拉赞助，好不容易才毕了业；东北是不敢回去了，他只能跑到南京，看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倒霉的盛世才毕业时，正是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都忙着翻脸，谁也没空理会一个没资本的日本海归。盛世才在南京熬了三年，才等到一个机会：新疆省 金树仁派秘书长到上海、南京去招懂军事的人才，希望帮忙带兵。

新疆在当时纯属落后地区代表，到那边纯属发配边远地区，自绝于祖国的花花世界，有点门路的人都不愿意应聘。缺少背景后台的盛世才找不到工作，于是本着豆腐也算肉的精神去应聘，凭着自已的口才和日本陆军大学的招牌，很快竞争上岗，在金树仁手下当了一名上校参谋。

虽然官衔给得不低，金树仁并没有立刻信任这位日本海归。在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之后，他才觉得新来的盛参谋为人不错，于是提拨他当军校战术总教官，并且派到前线进行实战考察，具体科目是跟甘肃的马家军过招，抢地盘。

从各种资料来看，日本陆军大学的教学质量还是不错的，因为闲置三年的盛世才一上前线，立刻显示出过人的军事才能，连续打了几场胜仗。在取得金树仁信任后，他掌握了更多的部队，然后在三三年的一次暴动里，故意不发兵援救金树仁，自命为新疆临时督办，接着逼南京政府承认了正式督办的身份。

在民族矛盾和地盘冲突极为激烈的新疆，上台后的盛世才也并不安生，除掉内部有人不服之外，隔壁的马家军也常想来捞一把。面对这种情况，盛世才选了一条投机的路：依靠苏联。

三十年代同苏联走得太紧是件危险的事，不过盛世才不用管这些。南京政府离新疆毕竟太远，又有马家军的河西走廊隔开，只要不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蒋介石也拿他没有办法。盛世才使出全身解数向苏联示好，表白自已对马列主义无限热爱，非常想认苏联为亲爹，终于斯大林感觉不错，点头同意收下这个粉丝做门徒。

斯大林同志感觉一好，盛世才的日子就会非常好。很快从苏联送来大批援助，还派兵帮忙打仗，甚至有一个加强团专门给他守地盘；盛世才果然知恩图报，在三八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且提出让新疆加入苏联，一同沐浴共产主义光辉（有够无耻）。

作为无利不起早的典型，要说斯大林对新疆不动心，那是假的。只是此时的中国毕竟还有个政府，公开划走一大块领土会引发国际纠纷，搞不好英美日法要联合干涉。最后斯大林十分谦虚地表示，新疆还是留在中国比较好，苏联只想签个租界条约，享受一部分特权便利就可以了。

盛世才在新疆一帆风顺，很快站稳了脚跟。抗战爆发后，苏联给中国的大批武器要从他的地盘过，蒋介石也要给他三分面子；而在斯大林安排下，新疆跟共产党的关系自然更不会差，不少干部都千里迢迢赶来帮忙，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民虽然不象毛泽东会打仗，却是理财的一把好手，从前在苏区就管钱，派到新疆后盛世才让他当财政厅厅长，还是管钱。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盛世才在新疆作风糜烂、滥杀无辜，同共产党员的标准都是扯不上边。但在地盘和利益面前，斯大林同志向来是求贤若渴，盛世才同志虽然做人比较差劲，还是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扶持，顺风顺水地当他的新疆王，一直到四一年六月。

斯大林很看得起盛世才。但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军一路溃败，虽然没有亡国，莫斯科却是再也援助不起中国了。于是盛世才跟他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就此结束，看到有机可乘，蒋介石赶紧派人来同盛世才谈判，建议他靠拢中央。

从利益上讲，斯大林跟蒋介石并没有本质分别。盛世才是那种讲究利用价值的人，看到苏联可能要亡国，马上自作聪明地琢磨，该往哪边倒才算顺风。四二年三月，新疆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盛世才的弟弟盛世祺被暗杀了。

盛世祺是苏联陆军大学出身，新疆机械化旅旅长，平时同盛世才的关系并不算好。他一死，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了消息，认定是苏联人的阴谋，接着他的老婆和岳母被抓起来严刑拷打。很快，盛世才宣布破案：盛世祺被杀，是共产党人在苏联领事馆指使下搞的暴动。

既然有了这个理由，盛世才顺理成章地同苏联翻了脸，同时也等于是跟中国共产党翻了脸。当时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看到形势不妙，赶紧请延安批准他们回去，接到电报后毛泽东却回复说，没有莫斯科的同意，他们不能回去。

陈谭秋求救的时候，新疆一伙人还是很有希望回去的，毛泽东却直接把所有人都送上了绝路，包括他的亲弟弟毛泽民。四二年九月，盛世才扣押了陈潭秋和毛泽民（这时他是新疆民政厅厅长）等中共干部，十月份正式通知苏联撤走除外交官外的所有人员，包括为他守家的苏军加强团。

斯大林皱着眉头走了，陈潭秋和毛泽民却留了下来。他们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始终不肯承认所谓罪名，终于在四三年九月被处死；而没有了守家的苏军，蒋介石也在悄悄地把军队调往新疆，志得意满的盛世才什么也没意识到，还在糊里糊涂地当他的新疆王。

盛世才的故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最伤心的应该是毛泽东。

二十年前，毛泽东在湘潭分家散产，让弟妹们都跟着自已闹革命，而今毛泽民惨死，他的家庭又付出了一笔血的代价。但对毛泽东来说，操心和伤心的时间都实在太短，监狱里的亲弟弟只是革命路上的插曲，他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忙碌。

日子还是一天天过着，华北和华南仍然是胶着混战。日军没完没了的扫荡、清乡、蚕食，日伪军同游击队绞杀在一起，看不出战局的走向。在一片纷纭乱象中，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牢牢把握住了一个消息：美国已经在太平洋展开反攻，日本正源源不断地从关东军和驻华部队抽调援军，派到一个个不知名的海岛上去，然后随着各种“玉碎”的战报，变成靖国神社里的一块块死木牌。

鬼子不停地把兵力调到太平洋同美国人拚命，那些部队自然需要吃饭，于是大批军粮被送到东南亚的海岛上。在中国的日军又多了一个紧迫任务：抢粮。

从前的鬼子也抢粮，但毕竟不是硬性指标，完不成任务上级会拨吃的；跟美国死磕后，分来的军粮越来越少，如果抢不到粮，有的部队就要挨饿。地方就那么大，出的粮只有一点点，而鬼子的胃口永远贪得无厌，日本兵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为抢粮而血战。

华北日伪军仍在没完没了地扫荡，最困难的时候，八路军主力部队平均一个人只有五六发子弹。三月二十五号，冀南军区二分区政委李忠战死，六分区司令易良品重伤牺牲，八路军再度受到重大打击。

但对鬼子来说，让他们诧异的不是八路军的削弱，而是在三月份，整个江苏和山东都乱成一团。这回的乱子出得不小，国共两军一面招架日军的进攻，一面又在大打出手，丝毫没有联手抗日的意思。

江苏出问题的还是新四军。自从新四军总部盐城被日军占领后，陈毅就倒了八辈子的霉，整天被追得东奔西跑，连一岁的儿子都没法养，不得不寄放到老乡家里。四三年二月，鬼子集结日、伪军各一万多人再次开始大扫荡，决心把江苏的国共两军全部解决掉。

作为新四军的老对头，韩德勤打仗不怎么在行，不过精神还是可嘉的，无数国军投日投汪伪的时候，他仍然守着残余的一点部队，在江苏死死坚持。发现日军动向不对之后，他和陈毅立即放下恩怨紧急谈判，研究如何应付鬼子的新一轮进攻。

二月十二号，新四军谈判代表、开国大将黄克诚同韩德勤达成了协议，同意韩司令可以进入新四军指定的防区休整；而韩司令则保证，在新四军反扫荡期间规矩做人，绝不趁火打劫，一切以抗日为主。

应该说两家的动作都非常及时，因为就在签字的这一天，鬼子的大扫荡开始了。面对凶猛的进攻，韩德勤那点地盘果然不够回旋，只好按事先准备的协定，退到新四军防区。陈毅也没说什么，大大方方地提供了粮食和一部分经费，让韩司令好好休息，然后集中兵力应付鬼子。

同以往一样，新四军把主力调到外线，只留游击队和地方部队牵制对手，而久经战阵的鬼子也很精明，知道一两次突击很难抓到对方主力，跟着改变战术，把根据地分成小块一点点扫荡。陈毅一面靠着民兵和地方武装拖住内线，一面不断袭击日本人的后方，一直周旋到三月份，疲惫不堪的鬼子再也没有兴趣转下去，留下一堆据点后撤退。陈毅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马上组织部队搞大扫除，一个个清掉据点；一直打到四月十号，鬼子的大扫荡正式结束，新四军也重新恢复了根据地。

当陈毅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他正面临一个头痛的问题，问题的名字叫韩德勤。

鬼子的扫荡虽然一直到四月份，但进攻重点一直是新四军，韩司令的防区早在三月份就已经太平无事了。因此陈毅在三月九号，先一步通知了这批“友军”，请他们回家。

按理说到别人家做客，该走的时候就要走，可是韩德勤却对陈司令的通知毫无反应。在白吃白喝半个多月之后，他居然派部队强行渡过了淮河，直接占领了淮北根据地的中心，而且杀掉当地的新四军伤员，四处收缴游击队枪支，并公开抓捕地方干部，要求陈毅让出地盘来。

从道义上讲，韩司令跑到别人家里避难，还要拿别人的东西，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但从官衔上讲，韩德勤身为国民政府鲁苏战区副司令、江苏省 ，所有防区理论上都是他的，去谁家吃拿卡要都不算过分。让陈毅头痛的不是少了一点地盘，而是根据破获的电报，蒋介石已经调动津浦路西面的王仲廉，让他带五个团向东开进，如果不及时拦阻的话，这两支部队就要会合，夹击他们中间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彭雪枫的眼前亏都是吃定了，他已经同日军打了三十多天仗，人困马乏，绝不是韩司令和王司令的对手。新四军淮北军区赶紧派人，找韩德勤交涉，希望他不要把事情做绝，韩司令此时却一反常态，十分嚣张地拒绝了。

胜劵在握的韩 显然没有想到，早在二月二十号，刘少奇就从延安发来电报警告陈毅，给韩德勤提供帮助是一回事，但一定要留部队监控局面，因为有些国军是“毫无信义的”，新四军“必须留心，以免上当”。刘少奇、陈毅都是经历过内斗、外斗、内战、抗战的高手，一直在包围圈里打仗，最擅长的就是给对手放机关、设陷阱，日本人都经常吃亏。韩德勤居然以为凭一张协议就能捞到便宜，足见他军事水平不及格，政治上也只能算小学生水平。

三月十四号，陈毅下了进攻命令，决心在王仲廉的九千外围部队没赶到之前，迅速消灭韩德勤总部的三千人。此刻他能聚集的人马，是两个步兵团、两个步兵营加一个骑兵团，具体方案由彭雪枫决定，其中两个主力团进攻韩德勤总部，其他两个营牵制攻击，在外围部队赶来前解决问题。

作为新四军名将，彭雪枫的动作实在称得上“风行虎掠”四个字。陈毅十四号下决心，他十六号集结部队，十七号晚上秘密行军，十八号凌晨战斗打响，四个小时就顺利打垮了那批国军，还抓到了韩德勤本人。

仗打得这样干净利落，连彭雪枫都觉得意外，但胜利的结果却比较滑稽。新四军上上下下操心的不是打赢，而是彭司令的仗打得太赢了，赢得不好收场，具体来说，是不知道如何处置韩德勤。

开战之前，大家其实严肃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万一抓到韩司令的话，把他一刀宰了显然不合适，人家毕竟是国民政府的江苏省 ；可关着也不是办法，蒋委员长的面子上挂不住；最后只好决定，真的抓到这位仁兄，一定要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混在俘虏堆里放走。

现在，人已经抓到了，新四军也准备难得糊涂一把，韩德勤却站了出来，充分表现出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本色，并证明了在政治问题上，他的智商实在是余额不足。

本来新四军已经要放人的时候，韩德勤突然主动亮了自己的身份，然后要求见彭雪枫。

负责看守的军官显然没料到这种场景，于是搞笑的一幕出现了：看守的士兵坚持装糊涂，非要释放俘虏不可，而俘虏却坚持不肯走；两边僵持到最后，终于新四军的士兵吃不消，只好找上级请示，最后带韩德勤去了四师的师部。而在师部，韩德勤又上演了他的另一幕戏：自杀。

通常来讲，自杀的方法有很多种，例如投水、撞墙、上吊之类，可韩司令的自杀方法却实在很特别，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吃火柴头。在一气吃掉十几个火柴头后，身强力壮的韩德勤宣布绝食，非得见彭雪枫不可。

于是彭雪枫也受不了了。日本人的扫荡已经弄得他焦头烂额，师部还赖着这么一个活宝不肯走。他很清楚，韩德勤肯让人俘虏，就不会自杀，不走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请示过陈毅之后，彭师长决定，出于统战目的，可以见韩德勤。

彭雪枫同韩德勤的见面，倒没什么悬念。两个人先争了一场谁理亏的问题，韩司令自然说不过彭师长的快嘴，然后也不肯让步，最后灰溜溜地告辞。经过一番嘴仗，韩德勤既没有绝食，也没有走人，老老实实地呆在新四军的房子里，准备安心吃牢饭。

韩德勤死活不肯走，是因为他不敢走。

他损失了大量人马，又丢了地盘，要是就这样从新四军军营里走出去，孤身一人回家创业，估计明天就会被砍死在地头里。而他只要呆着不走，陈毅多少都要表示表示，只要脸皮够厚，就能坚持到实惠的东西。

事实证明，韩司令的想法是相当靠谱的。他在营房里好吃好喝时，陈毅果然在研究送礼的问题。

陈毅要给韩德勤送礼，不是因为理亏，而是从重庆内线传来了新消息，由于韩德勤这厮打仗太滥，蒋介石十分失望，正在考虑让汤恩伯当江苏省 ，进军江苏。

说到汤恩伯，新四军实在是不陌生。当年津浦路西一仗曾经吃过大亏，彭雪枫的部队被骑兵砍得七零八落，以至于彭师长咬牙切齿地设计了一种新马刀，叫“雪枫刀”，天天想着怎么杀回河南。汤司令要是来江苏，新四军显然是拚不过的，此时关着韩德勤没有丝毫用处，不过多耗一份饭而已。

陈毅不想汤恩伯来江苏，韩德勤也不想，毕竟江苏 的位置还是很诱人的，说没就没了，鬼才甘心。于是一个想送客，一个想拿点东西再走，很快就达成了新的共识。

三月三十一号，还在生病的陈毅从医院赶来见韩德勤，两家重新吃了一顿友谊饭。在饭桌上韩德勤提出，自己也想回去当 ，可是最近损失太大，生意开张不下去，陈毅当场豪爽地表示（事先经过批准的），新四军是来交朋友的，人和枪都是身外之物，不妨就送一些给韩司令，大家继续发扬传统友谊；地盘问题也不用担心，新四军可以划一块地方让韩司令落脚，此外陈毅还贴心地想到韩司令的零花问题，愿意送八万块钱经费给他。

给人，给枪，还给地盘和钱，韩 自然十分高兴，虽然这些东西都是自己手上抢去的，但此一时彼一时，他已经错过了讲价的时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四月一号，韩德勤坐着牛车，走上了回家的路。

在江苏经营五年，韩德勤一开始有一个军（三个师）、十个常备旅、十个保安旅，却毫无战绩，只是每天被不同的人追打；到后来好不容易想玩个夹击，却被人突击，抓了俘虏还赖着不肯走，最后的地盘居然是靠新四军的支援，顾祝同的这位亲信，实在只有两个字能形容，叫无能。

而无能的结果，是不久之后，韩德勤把江苏省的政府班子搬到了安徽，再也不想踏足这块伤心地了。

对于韩德勤的事，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当然在野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根据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回忆，新四军之所以能俘虏韩德勤，是因为他给彭雪枫出了主意，让彭师长设计抓的人。

说到回忆录，不少人都十分迷信，认为是宝贵的一手资料。其实资料虽然宝贵，却未必真实，大量前辈的回忆都存在时间、地点上的严重错误，具体细节也存在不少出入，最喜欢文过饰非找借口的，莫过于蒋介石的日记，张爱萍的回忆录似乎也不例外。在他的回忆里，韩德勤是三月中来避难的，然后他立刻把人骗到四师的地盘一网打尽，用计降伏了这位不听话的江苏省 。

这是一份完全不靠谱的回忆，因为韩德勤早在二月十七号就进入了新四军防区，如果一开始就要解决他的话，完全不用送到彭雪枫那边，要知道彭雪枫兵力有限，而且靠近汤恩伯，极容易被两面夹击，完全违反军事常识；即使新四军想来个出其不意，这种决策也不是张爱萍的级别能说三道四的，张副总理当时的职务，不过是新四军第三师的副师长，比彭雪枫还差一级。

要对堂堂江苏省 开战，必须有延安中央军委的批准，一个小小的副师长别说主动设圈套，就是直接建议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层层上报陈毅、中原局后按指示办事。因此对这份时间明显错误、没有前后电文引证的所谓回忆，我只能认为，老人家可能记得太混了。

不管记多记少，总之江苏的国军游击队散了一大批，地盘重新划进新四军的领地里。正在蒋介石心头不爽的时候，又一个震惊的消息传来，山东也出了大乱子。

山东，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

在山东的共军主要有两支，分别是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发展起来的山东纵队，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有关部门成立了山东分局，对党务进行统一领导，而各种莫名其妙也就发生在这三个单位里。

自从三八年林彪被误伤后，一一五师就象断了骨头的老虎，一天不如一天。不知道上级领导是什么想法，在林彪治伤的时候让旅长陈光代理职务，而陈光的资历和能力却不大服众，于是师参谋长周昆一气之下，卷了三万块钱经费跑路。

都是长征干部，革命岁月经历过生死考验，居然弄出这种丑闻，陈光的人缘之差可想而知。硬着头皮代理师长的陈光既不能服众，又不能辞职，一一五师在山东顿时十分尴尬。

一一五师雄不起，一二九师发展来的山东纵队自然不甘落后，加上本地的山东分局，三股势力你看不起我、我瞧不上你，一面开根据地，一面居然十分有闲情内斗，相互排挤对方，弄得局面一塌糊涂，甚至闹出过湖西肃托的惨剧。

所谓湖西肃托，是指三九年五月，湖边地委勾结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在湖西根据地大肆逼供滥杀，山东纵队也有人在里面掺和，几乎弄垮一片根据地，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不得不叫上其他部门领导，带兵赶去镇压。事情性质后果极其严重，但不知道是毛泽东想学蒋介石搞分而化之，还是山东的局面就这么复杂，总之几方面闹得不亦乐乎，却始终没有一个统率领导，中央只管看着他们折腾来折腾去，不给一句准话。

共军如此不争气，自然国军就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国军在山东也是一塌糊涂，同共军半斤对八两，谁也不比对方好些。

自从韩复榘丢掉山东之后，国军游击队就开进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经过几年经营和反扫荡，山东的国军也形成了自己的派系和地盘，其中最大的一股是国军鲁苏战区司令、东北军出身的于学忠，然后是吴化文的西北军，其他杂牌和保安部队也有不少，统一由委员长委任的山东省 沈鸿烈管辖。

沈鸿烈是东北老牌海军出身。作为山东省老大，他十分渴望能大权在握，做一个真正的省 ；无奈于学忠虽然是东北军出身，却不是他的手下，而西北军吴化文也跟他不对路，弄到最后沈 只好从手下秦启荣着手，想把他发展成自己的势力。

沈鸿烈是中央任命的高级干部，秦启荣也是中央扶持的别动纵队，从表面上看，应该亲如一家才对。无奈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三个中国人，就一定能分出两个以上派系出来，秦司令虽然领中央的工资，却是军统系的部队，而沈鸿烈走的是中统的路子，两派相互倾轧，完全走不到一起去。

著名特务头子沈醉曾经在回忆录里写到过，抗战时中统跟军统相互争功，曾经弄到活埋对方情报人员的地步，沈 当然不敢活埋秦司令，但两家关系大致也差不多。可怜的沈鸿烈摆不平山东手下，反而在四一年被逼得辞职，回重庆当挂名的农林部长，由于学忠推荐的五十一军军长牟中衍接任。

国共两家都忙着，日本人自然不会闲着。四一、四二两年里，鬼子出动一千人以上的扫荡就有七十多次，万人以上的九次，四一年冬天甚至创记录地出动了五万多人，专攻沂蒙山区。内外交攻之下，山东省的 只能带着政府班子四处转移，规避日本人的进攻。

总地来讲，山东的局面是很乱的，共军三只脚鼎立斗成一片，国军几大帮派也各自不服谁，而国军里势力弱小的秦启荣还特别有进取心。由于秦司令是军统出身，反共态度要比别人都坚决三分，没完没了地找八路军的麻烦，多次引发大规模械斗，同时受到过蒋介石的表彰和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可谓声名远扬。

一直以来，秦启荣跟八路军过不去的时候，于学忠和吴化文都是默不做声，站在一旁看热闹，偶尔还会给两边同时递毛巾，表示自己在精神上非常支持各位，请老兄务必保重身体，继续往下斗。但到一九四二年，于学忠同八路军也闹僵了。

于学忠同八路军闹僵是有原因的。他手下的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反水了，带着两千多部下投了八路军。

作为东北军少壮派的突出代表，常恩多是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当年向张学良建议兵谏的就是他，抗战时还曾经在台儿庄打过硬仗，算是一位领军人物。但常师长除了抗日坚决，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由于向往革命，在三八年底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通常出于政治考虑，共产党会吸收秘密党员，却不会随便并吞友军部队，尤其忌讳成建制拉走国军的人马。之所以出现一一一师集体哗变，是因为常恩多的情况实在过于特殊：从年初起，常师长就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而且无药可救，活着的日子已经只能用天来算了。

抗战尚未胜利，就要因病辞世，实在是件痛心的事情；更让常恩多痛心的是，他最器重的旅长万毅遭到了诱捕，以通共的名义关在战区大牢里，眼看就要性命不保。

说万毅通共，其实是没错的，因为他确实是秘密党员；但要枪毙万毅，实在有点冤枉在里面。万旅长从来没干过坏事，一直以来都在打鬼子、打汉奸，几次差点把命搭进去，属于不折不扣的抗日功臣，而要杀他的命令，却直接来自蒋介石。

蒋介石要杀万毅，是因为当年还在西安事变之前，万旅长曾经打过国府政训官的耳光，委员长曾经亲自过问他的事情，想杀一儆百，全靠张学良保下一条性命来。现在万旅长有通共嫌疑，张学良又是死老虎，正好新旧帐一齐算，来个领袖报仇，六年不晚。

按照最高层的意思，对万毅应该严审之后再枪毙，给其他人树个反面典型；鲁苏战区奉命审讯几次，也拿不出象样的证据，只好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准备强行处死。

万毅马上要死了，自己的病也没几天，常恩多心里很清楚，过不多久，上面就会任命新的师长，然后一一一师肯定会来次大洗牌。平时跟自己要好的人都要过一刀，手下的小兵八成要断送在内战里，从前师里同八路军配合打仗一直合作顺利，今后恐怕就要成为反共先锋，变成蒋介石手上的一把钝刀。

既然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常恩多也就没那么多顾虑，决心把东北军弟兄带出去，不让蒋介石碰一个指头。四二年八月，一一一师拉出两千多人，赶到八路军的滨海根据地，宣布脱离国军序列，加入八路军。

常恩多终于回到了心中的家，却也耗尽了他最后一丝精力。他赶到根据地的时候是八月八号，而他病逝的时间，是八月九号。

五年前，他在西安事变中死守渭河，想维护东北军的最后一线阵地；五年后他没能打回老家去，也没能追随少帅的身边，但他至少死在抗日战场上，没有让蒋介石染指自己的东北军。在他逝世前，听到的最后一个消息，是他一直惦记的万毅已经越狱成功，逃到八路军的防区里，正在星夜赶来见老领导。

常恩多没有等到万毅回来就逝世了，离开的那一刻，他心中十分安宁。而他带出来的一一一师也没有给他丢脸，在后来的岁月里，年轻的万毅把它带到东北，扩编为野战军第一纵队，四战四平、三下江南，入关后一直打到广东广西，最后在朝鲜战场上声名远扬，彭德怀亲自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万岁军”！

虽然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此时只是两千多人的小队伍，但对于学忠来说，跑掉一个师长还是很伤感情的，尤其是八路军不光吃肉，连肉皮都要抢。常恩多原来的防区是甲子山，兵变后他赶紧派人去换防，八路军居然派出大股武装进行干涉，从八月打到十二月，硬是不让于司令的人进去，自己独吞甲子山。

就在于学忠气得七窍生烟的时候，山东八路军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大概是三派人马斗得实在太过分，终于在四三年三月陈光被调走，由原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任代师长、政治委员、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身兼四职，统一指挥。

在一般人眼里，作为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七的名将，罗荣桓是个相当不起眼的配角。

他没有指挥过什么大的战役，也没有独当一面的出众功勋，声名比排名更后的徐向前要小得多。如果翻开简历可以发现，罗元帅这一辈子几乎都是当副手，从秋收起义时起做党代表，此后一直当政委，没完没了地蹲在幕后，很少出头，即使在山东独当一面的时候，他也是非常低调。后世大都只知道有嚣张霸气的许世友，提起罗司令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多也是说他加强根据地建设、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之类泛话，拿不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战例，很不得说书艺人和电影导演的喜欢。

但你要认为罗荣桓名不副实，那就大错特错了，能在十大元帅中排上自己的名字，罗荣桓绝非等闲之辈。多年戎马生涯的罗元帅不施展锋芒毕露的剑法，是因为更擅长以柔克刚的太极，他所统辖的部队凝聚力、执行力都高出一筹，各种战略战术转换迅速，地方建设也是蒸蒸日上，而且还能抵制中央空降来的整人专家、保证军政工作正常运转，远非个别喊打喊杀的愣头青所能比拟。执掌山东军政大权后，罗司令以高超的手段，把几股人马聚在一起，迅速缕平错综复杂的关系，组成一个坚强的八路军整体，这就是后来山东野战军的前身。

八路军的危机很快缓解，于学忠的麻烦却越来越多。依着他的性子，干脆就想跟共军大打出手，无奈日本人还在天天扫荡、封锁，空不出手去算这笔帐；而在他满心恼恨的时候，吴化文又反水了，跑去投奔日本人。

常恩多去八路军那边毕竟还算抗日，吴化文可是直接叛变当汉奸，性质要严重得多。于学忠脑门上顿时冒出了汗珠。

作为西北军里的干将，能征擅战的吴化文一生降蒋、降日、又降蒋、又降共，每次投降都要叛变，外号叫“四姓家奴”，名声实在是差而又差。但仔细考察一下中间的经过就会发现，四三年的吴化文固然不该当汉奸，但跟于学忠分道扬镳，实在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通常来讲，国军敌后纵队的后勤是很脆弱的，如果大后方运不过来，就要从当地征粮，然后集中在几个秘密地点，定期去取。山东本来就不是富裕的地方，产粮也不多，东北军西北军八路军加上日伪军都要吃饭打仗，早就折腾得一穷二白。四二年的粮食收成不好，加上鬼子连续搞了几次大扫荡，十分有针对性地破坏了粮库，吃饭顿时成了国军的大问题。

按照级别和编制规定，吴化文的领导是于学忠，所以吃饭应该是于学忠负责。但于司令做事却比较不厚道，自己的部队天天开伙（当然吃得不能算好），对西北军小兄弟却是爱理不理，弄得吴化文有一顿没一顿，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甚至弄到饿死人的地步。

军队无粮不稳，吃不上饭就会哗变，吴化文被于学忠弄得焦头烂额。眼看手下要起来造反，这时又传来一个消息，鬼子诱捕了他爸妈，然后托人传话过来：投降，就放他们，不投降，就杀。

本来就要混不下去，老爹老娘又扣在人家手里，吴化文经过一番权衡，终于决定投奔日本人，做一个可耻的汉奸。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八号，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四师师长兼暂编第一师师长吴化文投敌；紧接着过了一个月，山东第二纵队司令被俘投敌，到了六月，三三四旅旅长主动投敌。

日本人步步紧逼，手下部队散的散、降的降，牟中珩 和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再也坚持不下去，决定向重庆求援。四三年三月，蒋介石下令皖北的桂系派出援军，由李仙洲率领二十八集团军进入山东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