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前，两家还是盟友，相约共同抗战，收复河山；短短一年工夫，日军仍在境内四处横行，国共两军已经是新仇旧恨、兵戎相见。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国军翻脸最狠，打仗却是外行，河北的张荫梧和山东秦启荣在贪过最初的小便宜后，都被八路军狠狠伏击了一把，各自损失好几千人；最倒霉的是张荫梧，因为他有写日记的习惯，结果日记本却被八路军缴获，里面有大量主动进攻的描述，甚至还有他让部下投降日本的证据，成了赖不掉的罪状。

这就象跟人在床上拍完照片、再把电脑拿去修，最后全放到网上一样。张荫梧在河北被打得灰头土脸，最后孤身跑回重庆，迎接他的不是亲切问候，而是一纸撤职查办的处分通知。很明显，蒋委员长也嫌弃他，实在是太丢人了。

从三七年到三九年，八路军在华北深深扎下根来。他们不光要面对不怀好意的友军，还要反复应付日军的扫荡围攻，付出过惨重的伤亡，也得到过不少丰厚的回报。一九三九年八路军最大的一个战果，是打死了日本第二混成旅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华北的天空从来就没平静过。夏天刚开始，鬼子就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重点扫荡，从河北平原一步步逼向山区。为了消除晋察冀根据地的威胁，他们决定从第一军分区下手，把涞源地区划给驻蒙军第二混成旅团，附近的华北方面军一一零师团大力配合，集中力量消灭杨成武。

面对嚣张的八路军，日本驻蒙军仔细分析了形势，然后决定，必须加强新辖区的交通条件，以便兵力装备调动。

应该说鬼子的执行精神是非常认真的。政策一定下来，他们马上就拿出了具体方案：从易、蔚县之间的九宫口开始，中间经过麻田岭（很多资料误传为摩天岭，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曹庄子等地，修一条公路直通涞源。

很快，这条公路修到了麻田岭。

鬼子的行动，一直就是晋察冀军区高度关注的目标，但他们办事的效率还是让土八路们大吃一惊，因为按军区的估计，公路要修至根据地附近，至少也得几个月时间，没想到一个月就到了麻田岭。这条公路如果修通，军区大门口就等于安装了日军的快捷方式，杨成武乃至聂荣臻等人都会永无宁日。于是在十月，当公路修到麻田岭的时候，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带着两个营连夜出发，经过易县、涞源潜入蔚县；十月十九号夜里，黄参谋长对修路的日伪军进行了突袭，成功消灭了鬼子的工程队。

单从战果来看，这一仗不算很大，因为负责施工的主要都是伪军，鬼子数量并不多，缴获也不过十挺机枪、一百来支步枪，反而为了救助伤员，来自加拿大的优秀医生白求恩受到感染，不久后离世。但是修路队的来头还是非常值得一提的，这些人来自蒙古骑兵营，大领导就是先前在察哈尔抗战同盟中，跟吉鸿昌演过双簧的大汉奸，李守信。

此时的李汉奸，已经当上了伪蒙古聪明自治副 、蒙古军总司令。黄寿发吃掉的，是他的一百来施工队，以及部分掩护的鬼子。

收到修路部队横遭痛打的消息，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作为陆大的正牌毕业生，阿部规秀绝非简单的二杆子军人。他脑子灵活，专业娴熟，战术素养高超，而且擅长山地战，很受大本营赏识。由于工作努力，阿部在三九年十月二号十分幸运地升为中将，接替被打伤的原旅团长常冈宽治，成为新一任旅团长；十月二十五号又来了调令，要他去东京任天皇侍从武官。

对一个小小的少将来说，一个月内升两次官，还能到最高领导身边工作，如此喜事祖坟岂止是冒烟，简直是要喷火。没想到临上任的时候，竟然被八路打了一顿，如果不及时找回场子，回东京见了同僚都要抬不起头来。考虑到自已的旅团已经集结完毕，见天皇需要打个胜仗才有面子，山地战专家、新任旅团长阿部规秀决定，新官上任烧把火，务必要在走前来一次胜利的扫荡，给天皇陛下一个圆满的交待。

按照原定作战计划，阿部旅团只是扫荡的一部分，整个行动应该由一一零师团出兵策应，两路并进收拾八路军。但要命的是，阿部同一一零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关系极其不好，两个人关系十分紧张，要桑木师团长为阿部旅团长出力长脸，那是相当有问题。

桑木崇明的做法很好理解。他本来是华北方面军的人，结果要配合驻蒙军行动，本身就不是件有面子的事；加上堂堂师团长还没升官，资历更浅的旅团长却升了官，将来估计还能做他的上司，偏偏帝国军人的心胸又普遍不宽广，连自己的肚子都敢随便切，别人自然更不在话下。因此在收到电报的时候，桑木就表示他需要时间，一时半会赶不到位。

客观上讲，桑木的延误是有理由的，他的部队还在其他地方执行任务，不可能随着阿部回东京的时间表行动。但是两支部队配合有严重问题也是事实，因为一一零师团根本没有全力合作的诚意；而在友军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阿部为了及时回东京就职，索性命令第二混成旅团单独进攻，不等一一零师团磨磨蹭蹭。

对阿部来说，吃独食都不算什么人品问题，显然更不会理解乐极生悲、见好就收之类的规矩。他的骄横注定了这趟镀金之旅要变成一场追悼会。

三九年十一月二号，阿部手下的辻村宪吉大佐先走一步，带着第一大队开始进攻八路军根据地。

正所谓什么样的领导带什么样的兵，辻村也和阿部一样骄狂得不行。他的大队刚刚办完调动，对地形还不熟悉，前两天又同八路军七一五团打过仗，损失不少人马；按理说兵力不够应该等着补充，但架不住人浑胆子大，硬是带着部下出发了。

七一五团的团长叫王尚荣。这个王团长后来一度大名鼎鼎，在六十年代中印自卫反击战时任总参作战部中将部长、七十年代还当过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打得印度丧魂落魄。辻村招惹上他，只能说是自讨苦吃。

自信太满的辻村带着残缺的大队，开始了进攻。让人想不到的是，出于对上级的关爱，他居然留了一批人给阿部的旅团司令部护卫安全，这样整个大队只剩下五百多人；而对面的八路军则换了一个人负责接待工作，由王团长升格为长征时飞夺沪定桥、强攻腊子口的第一军分区司令、开国上将杨成武。

连续碰到强悍对手，只能说辻村大佐运气实在太“好”。他带着半个大队的兵力闯进根据地，十一月三号接连碰上小股八路，一路追到雁宿崖，然后掉到伏击圈里，坚持了不到十个小时就被歼灭。所幸辻村脑子虽然不灵光，腿还是很好使的，部下死伤狼籍的时候，他却从八路军包围圈里溜了出来。也是在这一仗里，一团团长陈正湘遭到狙击手暗算，虽然没有受伤，手上的望远镜却被打碎了一个镜筒。

半个望远镜不是什么重要物件。之所以专门点出这件小事，是因为后来的岁月里，堂堂一团就始终只有这个坏了一半的望远镜。

通常来讲，跟八路军交手，被打埋伏也不算什么大事，偏偏辻村随队带的几门大炮也丢了，落到缺少重武器的八路军手里，性质立刻就发生了变化。

马上要从地方到中央当官的关键时刻，突然发生丢炮的严重事故，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天皇侍从武官、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脸上实在挂不住，只好决定亲自带上两个大队一千五百多人，找八路要完炮再去东京。经过周密考虑，阿部决定重新沿第一大队的路线突然进攻，打八路个措手不及。

阿部规秀急于报复的时候，杨成武也在紧张准备。

本来一分区是没有计划打大仗的。这时碰上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杨成武正忙着跟聂荣臻参加庆祝会，贺龙也赶来热闹，没想到阿部反复派人来搅局，收到情报的聂师长和贺师长当场拍板，两个师联合打一仗，给阿部一点颜色看看。

杨成武都走了，一分区自然也不会太紧张。最近战事不那么激烈，一团团长陈正湘刚刚在组织批准下，同卫生部的恋人光荣结婚。没想到大伙才闹完洞房，侦察情报科崔喜峰就送来紧急报告，陈团长连蜜月都来不及过，抄起枪就上了战场；而杨成武也只能紧急参战，甚至政治部主任都赶不过来（正常情况下两个人应该一起作战），身边陪着他的，只有副司令高鹏、参谋长黄寿发两个干部。

十一月四号夜里，阿部规秀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雁宿崖，希望能咬住对手。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这里一天前还是杀声鼎沸，此时却悄无声息，一个八路军也没有，只找到几百具已经埋好的鬼子尸体。扑空的阿部规秀十分恼火，下令把所有尸体挖出来，架上火烧掉，整个山谷顿时弥漫着浓烈的臭味。

在胜利压倒一切的思想指导下，阿部规秀不顾疲劳地追着小股八路不放，希望能够咬到对手。终于在第二天，一支侦察分队上报了理想的结果：在黄土岭发现八路军主力！

阿部规秀能找到“八路主力”，是因为在这一天，陈正湘告诉杨成武，必须狠打这个进犯根据地的大队，否则不仅司令部安全不保，后方医院和兵工厂也会危险。急于立功的阿部当然想不到这么多，他立刻下了进军命令，六号凌晨，大队鬼子顺利闯进了黄土岭。

要说中将大人不愧是山地战专家，一到黄土岭就发现不妙，黄土岭附近全是沟谷地形，如果被人抄后路攻击，很容易被当成饺子馅吃掉。稳妥起见，他决定部队先撤回去，并且行军的时候，由先头部队带上机枪占领高地，交替掩护大部队前进，严防八路打埋伏。

阿部规秀不愧是山地战专家，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只是时间有点太晚了，当鬼子兵气势汹汹扎进山沟里的时候，他已经在阎王的姓名簿上签下了自已的名字。十一月七号，鬼子兵在黄土岭的山谷里拉成一条长长的线，前锋已经走到了寨陀村，后卫部队却才刚刚出发，四个团的八路军很耐心地等在山上，直到所有人马都钻进口袋，这才开火。

杨成武的动作实在是又准又狠。鬼子被打得措手不及，很快部队伤亡过半，压在山沟里抬不起头来；最要命的是杨成武打坏了他们的电台，备用电台功率又太小，和友军联络不上！

从早上打到下午四点，八路军的包围圈越压越小，如果叫不来援兵，所有人就只能举办集体葬礼了。焦头烂额的阿部规秀找到一户农民的院子当指挥部，一面折腾那部倒霉的备用电台，一面命令各部队派联络官来听命令。

阿部中将的命令没人敢不听，于是各部都派了军官来他的院子开会，当他仔细听取各单位情况汇报的时候，在山的那一边，新婚燕尔的陈正湘也拿着望远镜在仔细观察。陈团长清楚地看到，包围圈里的某个院子，不停地有穿黄呢大衣、拿指挥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

陈正湘虽然没有吹过自己是“名将之花”，也没有山地战专家一类职称，却是个标准的实干砖家，立刻意识到那个地方一定是日军指挥部，马上命令迫击炮部队赶来开火。

对八路军来讲，重武器就同大熊猫一样稀有，临时赶来的所谓炮兵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且炮和炮弹都不是正版产品，属于根据地自制的山寨货；就这种条件的炮弹也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是舍不得用的。这次为了消灭指挥部，迫击炮连咬牙挥霍了一把，以不过日子的觉悟痛下了血本：他们一气打了四发炮弹。

这四发炮弹不是乱打的。第一发测距，第二发远弹，第三发近弹，第四发就是修正后的精确弹。

陈正湘看中的院子，确实是阿部规秀的临时指挥部。这个院子是按中国传统修的，正门进去后是一堵墙，叫影壁，影壁后面才是正屋，阿部就在正屋里。

前三发炮弹飞过来的时候，有经验的日本军官看到炮弹的走向，立刻明白八路在校正弹道。但这时再跑已经来不及了，第四发炮弹象巡航导弹一样，炸在影壁后面、正屋前头的一小块空地上。

这一炮准得只能说是不可思议。炮弹打前一点会越过房子，打后一点又只能崩到影壁的墙皮，偏偏旅团部的参谋们发现八路在打炮，都躲在影壁后头张望，结果一炮炸到人堆里，十二个围观的鬼子全部躺炮。阿部规秀虽然没有参加这场群体性观望活动，但是他的位置也好不到哪去，因为中将大人此时正坐在门口的长凳上，虽然没有四十五度仰望星空，却陷入了深深的冥想中。炮弹飞来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弹片就在门前开了花，这位等着镀金回国的名将之花当场被炸进一堆外来物，几个小时后因抢救无效，光荣咽气。

所有的史料都记载，阿部规秀被杨成武一炮打死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说法是不大全面的，因为阿部规秀虽然中弹，却还强撑了几个小时，应该属于战伤不治才对。而在人生的最后几小时里，中将大人也没有闲着，他抓紧最后一点时光，做了一件他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栽赃陷害。

大概是不甘心自已临升官的时候完蛋，阿部规秀强撑着最后几口气，极其怨毒地留下了遗嘱。在人生的最后关头，他不仅没有检讨自已的错误，反而硬赖一一零师团长桑木崇明见死不救，害得自已打了败仗。倒霉的桑木崇明中将被这种充满报复色彩的流氓行径害得不浅（可见平时搞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很快收到下岗分流通知书，灰溜溜地卷起铺盖回了国。

阿部规秀咽气了，残留的日军还没有死绝，仍然守在山谷里不肯投降，甚至整整一个晚上都在突围。他们的运气应该说不大好，因为大领导已经完蛋了；但也可以说他们的运气不算太差，因为开战之后，前线的八路军也出了一系列状况，预先的伏击计划开始越走越偏。

按照战前的布置，杨成武派出了一、二、三团和二十五团两个营打埋伏。阿部遇伏后呼救，一一零师团不能不理会，立刻从保定派兵，突击三分区的唐县。

三分区兵力薄弱，唯一的主力团还是二月份从杨成武那里拨去的二团，此时正在黄土岭上打得你死我活。晋察冀军区不得不中止两周年庆祝会，把所有人马全拉出去堵截日军；同时杨成武把二十五团两个营调出了战场。

二十五团必须回易县，是因为一分区的主力都在黄土岭，东面和西南面可以说是空门大开，只有赵玉昆的五支队掩护。赵司令是土匪出身，部下大都是缺乏训练的农民兵，关键时刻肯不肯拿命掩护杨成武暂且不论，就凭他手上的二十六团，想在两个方向顶住鬼子的突击，实在有点不靠谱。所以，杨成武只能调回二十五团应急。

二十五团的撤走，使陈正湘马上感觉到了兵力吃紧。还好开打不久，贺龙的一二零师特务团就赶到了，从三团侧后方投入战斗，继续保持对鬼子的压力。

四个主力团加起来有近万人，对付刚刚被打死高级领导的几百日军，应该是有胜算的。无奈指挥官杨成武此时并不在现场，而在北管头的一分区政治部，用电话摇控指挥。

杨成武呆在政治部，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那里有电话线通到各个团里，通信十分方便；考虑到八路军电台数量太少，如果杨司令跑到前线，反而会影响指挥。问题是他没有亲临前线，也没有派人协调前线的作战，几个团只能各行其是，按自己的理解打仗。

就在阿部规秀跟阎王拖时间的时候，一团团长陈正湘也在电话里跟杨成武研究形势。陈团长虽然不知道自己打死了一个中将，却根据鬼子的动向做出判断，认为敌人已经大大削弱，只要在第二天凌晨同时发动进攻，就能实现全歼。

杨成武听了陈正湘的建议，然后告诉他说：同意所请，一、三团由陈正湘指挥，其他两个团由我负责通知。

由于陈正湘没有直连其他团的电话线，跟三团离得又近，杨成武的这个指示，本身并没有问题。

陈正湘就这样带着部下在山里呆了一夜。山区的夜晚寒风刺骨，阵地上不能烤火，晚饭又结了冰，部队仍是斗志旺盛，不断派出小分队骚扰鬼子，不让他们睡好觉。而在团指挥所里，陈正湘正在紧张地忙碌，准备第二天一早发动总攻。

十一月八日，清晨四点。

按照事先的约定，陈正湘烧起三堆大火作为信号，然后发起了冲锋。可奇怪的是，他虽然开打了，其他几处却毫无动静，鬼子立刻集中火力，把一团压在阵地上。过了好一会，一二零师特务团才迟迟发起进攻，很快也被鬼子压下去。

面对莫名其妙的局面，陈正湘忍不住满腹狐疑：二团和三团呢？

陈正湘的怀疑是有理由的。杨成武没有通知二团进攻倒也罢了，可是实力最强的三团那里竟然失去了联系毫无动静，甚至派人送信也没有消息。胶着战从上午打到下午，没听到自己人进攻的声音，反而是鬼子不停地冲击特务团的阵地，陈正湘赶紧派部队冲击接应。此时他震惊地发现，南面友军的阵地上，竟然有不少钢盔的反光！

八路军是没有钢盔的，突然出现钢盔反光，说明那里已经被日军攻破。陈开湘很快搞明白，原来友军阵地已经被占领了，鬼子此时不是突围，而是对他反包抄！

前来支援的一二零师特务团已经吃不住劲，正在加紧撤出阵地；陈正湘只好也下令全团撤退，脱出鬼子的包围圈。

陈正湘的判断完全正确。当他带着一团离开的时候，其他人早已离开，所有阵地上都是穿着黄大衣的日军；好在他反应得快，及时从战场上撤下来，才避免了被歼灭的厄运。

从战后的分析来看，杨成武这一仗的指挥实在漏洞多多。陈正湘说好的总攻时间是四点，可是特务团得到的进攻时间却是五点；更重要的是，预计总攻的是一二三三个团，一分区实力雄厚的是三团，可早在头天晚上，三团副团长邱蔚就带着部队撤退了！

仗打得糊里糊涂，但是杨成武并不糊涂。

二团和三团突然缺席，都是有原因的。三分区情况吃紧，绝对不能让军区总部出现闪失，所以二团必须回去；同样的道理，混成二旅的其他部队得知消息后，已经派出部队紧急接应，并在银坊端了三团的老窝，三团辛辛苦苦积攒的物资储备一扫而空，因此三团必须紧急调回，堵住这股援兵。

仗打到这个地步，其实已经成了夹生饭。杨成武面临两股鬼子的夹击，兵力顿时显得捉襟见肘。但他没有下令撤退，大概是认为，黄土岭只剩下一些残敌，有一团跟特务团在一起，几千人号联手加把劲，多半还可以再占点便宜。问题是，以八路军的火力和实力，如果一、三团跟特务团联合起来，打个伏击战的话，还能说有胜算；让一团跟特务团分头去打鬼子的设防阵地，那可实在有些困难。

更何况，他们的联络，又被鬼子切断了。

杨成武建立指挥部的时候，电话站设在中间的上下台子。鬼子虽然被围，但是不断有小股分队从防线中渗出去，这些小分队十分精明，四处探测八路军的防线。上下台子的电话班就被敌人发现了，整个通信站被捣毁，十六名通信兵无人生还。

此时二、三团已经收到撤退命令，突然间所有通信中断，一团的陈正湘顿时陷入迷雾之中。他不知道杨成武的部署，也不知道三团是否会一道发动总攻，紧急派去联络的通信兵又没有消息。很明显，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可是具体情况，他一无所知。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陈正湘抱以厚望的总攻被搅黄了。包围圈里的六百鬼子从防线漏洞里突围，还差点来一个反扑。更要命的是，三团走了，二团也接到了撤退命令，一团和一二零师特务团却没有任何通知，两家都是发现鬼子动向不对，凭自己的战场直觉离开的。

从红军时代起，杨成武等人打仗时，通信器材就没有够用过，往往只能靠自己的理解和猜想应变，这一次也不例外。

紧急撤退的陈开湘很生气，这倒也难怪，毕竟这么凶险的事情，换了谁都不会太愉快，如果二、三团不撤，完全可以歼灭包围圈里残余的鬼子。但他想不到的是，杨成武没跟他解释为什么撤走二、三团，反而认为一团打得不好，要为不能全歼敌人负责，命令他们准备检讨大会。

冲在最前面打了半天，指挥炮兵干掉了一个指挥所，把部队撤出来还不忘殿后掩护、拦阻鬼子的追击，陈正湘可以说是出力最大。结果既无功劳也无苦劳，还要当成替罪羊做检讨，杨成武的举动，看上去比较反常。

通常来讲，杨司令待人是非常宽厚的，常常对部下照顾有加。这次突然一反常态，把一团搞得焦头烂额，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考虑，什么样的考虑，后面会讲。

无论如何，仗打夹生了，大伙都是垂头丧气。更重要的是，这一仗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前面讲过，雁宿崖之战里，鬼子带了四门步兵炮、两门山炮，全部成了杨成武的战利品。但是在后来，这六门炮全部失踪了，没有出现在八路军的战斗装备中，很明显，阿部的急速追击虽然把自己推进了险地，却成功阻止了对手运走这些火炮。

驻蒙军在公布阿部死讯时，宣布的损失是两门步炮、两门山炮。对这个数字，我是比较相信的，因为要做假的话，完全可以说一门都没损失。也就是说，阿部一路急追，应该追回了来不及运走的两门步兵炮。

而另外四门炮的下落，就比较耐人寻味了。由于一分区没有专门的炮兵部队，几乎没有人会操作这些大家伙，它们的下落，多半是眼看鬼子逼近了，迫不得已把火炮推下悬崖或山涧，事后无法回收，只能让它们消失在记录中。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一分区其实是很拮据的，整个炮兵连的身管火炮只有一门山炮，还是打大龙华据点时的战利品。据我猜想（仅限个人意见），杨成武把一肚子气发到陈正湘身上，多半也有心痛这四门炮的意思在里面。

一团垂头丧气准备向全军分区检查的时候，突然又接到了杨成武的电话。原来延安情报部门收听日本广播电台，知道晋察冀军区打死了阿部规秀，立刻给聂荣臻发去贺电，夸奖他打仗给力，捞到了这么大一条鱼。

鬼子的广播是公开的，延安收得到，重庆自然也收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知道有这么大的喜讯，也发来了嘉奖信，表扬延安的功劳。如此挣脸的战果，延安自然要夸奖军区，军区就要表彰军分区，不管杨司令怎么说，那几发迫击炮的功劳妥妥地要归一团，陈正湘自然也就成了有功之臣。正当一团团部还在布置检讨会的时候，杨成武把电话打到了指挥部：“告诉你们，咱们打死了一个日本兵的大官！”

大家都没反应过来，于是问领导：“大官有多大，少佐？中佐？”

很明显，杨成武非常激动。此时他已经不追究什么检讨了，而是开心地卖起了关子：“还要大！”

中佐再大就是大佐了。以一分区的实力，打死个中佐就是太上老君保佑，打死大佐那是意外的横财。可杨成武在电话里大声告诉他们：“再大点！”

再大点，难道是将军不成？杨成武忍不住心头的喜悦，告诉他们说：“你们打死了一个中将，一个日军中将！”

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团部里面一阵欢呼，陈正湘和团参谋长杨上堃（音坤）都是兴奋异常。正在搭台子的检讨大会自然不用操办了，直接改成庆祝大会，大家一齐杀猪宰羊，恭祝阿部鬼子在地狱里油煎火烧开水煮，跟锅里的肉一样千刀万剐，永世不得超生。

原本夹生的黄土岭之战，从此成了杨成武的成名大作。虽然说指挥过程强差人意，但第一军分区毕竟吃掉了九百多鬼子加一个中将旅团长，还害得另一个中将师团长卷铺盖下岗（这个纯属阿部规秀的道德品质问题，主要应该加强死者的三观修养），如果加上先前的雁宿崖，收获比平型关之战都大得多，可以说是大赚特赚。对这场经典之作，最传神的还属东京报纸的评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阿部规秀的故事完结了，但黄土岭的背后，那些故事却都若有若无地继续着。具体来说，是这一仗的几个配角：纪亭榭，高鹏，黄寿发，崔喜峰。

第一个牵扯在里面的人，是一分区的三团团长纪亭榭，后来的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少将参谋长。

纪亭榭，铁路工人，原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第一总队长。

这几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他是赵侗部队的人，但在赵侗的部队里比较另类，因为他不是学生。事实上，纪亭榭虽然没有跟赵侗一道读过书，却是辽南义勇军的宣传处长，还在辽南打起过国际合作抗日（中朝联合）的旗帜。后来他同赵侗双双退回北平，又重新拉起国民抗日军的队伍，也属于标准的抗日前辈。

纪亭榭同赵侗是好战友。用现在的话讲，他们的坚固友谊，是在抗日战场上用鲜血凝成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纪亭榭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赵司令马上明白，自己已经被大家抛弃了，因为，自己没能入党，可是纪亭榭却跟党走了。

于是，赵侗黯然离开了五支队，队伍由紧急赶去的杨成武接收；最后五支队变成了一分区三团，团长就是纪亭榭。

对聂荣臻大力支持的这项任命，杨成武等人都是惊诧不已。军队是一个讲究资历的地方，按照惯例，八路军的军事主官都要由红军干部担任，外来人员和知识青年只能当参谋或副职。可是晋察冀军区竟然坏了规矩，不顾杨成武的意见，直接任命外来户纪亭榭当了主力团的团长。

杨成武同聂荣臻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总地来说，聂副师长是杨团长的老上级，平时也非常支持杨团长的工作；而鬼子扫荡聂司令的总部时，杨成武都会带上主力团前去解围，两个人可以说是十分亲密。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基情，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两个亲密战友之间，终于也出现了不可描述的矛盾。

杨成武同聂荣臻闹矛盾，原因比较复杂。聂荣臻是军区司令，统筹所有军分区的人力、物力进行调配，难免要找土豪拉赞助吃大户，实力最强的一分区自然是化缘的首选对象；此外作为军区司令，对分区的人事任命、奖惩，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希望手下把一个个根据地变成水泼不进的山头。

根据规定，营级干部任免就要军区批准，团级干部则要报八路军总部批准，所以对军分区司令来说，自己的部队怎么用、团长、政委人选怎么定，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事情。先前聂荣臻让邓华带走一个主力团，杨司令已经发过好大的火，现在又把主力团长的职务交给外来户纪亭榭，就更加不服了。

杨成武不服纪亭榭，除了资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纪亭榭是聂荣臻亲自发展的党员。

作为游杂武装，纪亭榭之流的政治地位，比红军干部是要低一层的。聂荣臻如此抬举纪亭榭，如果只是为了统战需要倒也罢了，竟然让他担任一分区人数最多的主力团团长，苗头实在危险。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掺沙子战术啊！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纪亭榭确实是聂荣臻的死党，而杨成武的反应也非常迅速：在他的纵容下，大家不约而同地孤立起纪亭榭来。总而言之，纪团长水平不够，带兵不行，指挥乱七八糟，没法跟他办事，所以有事不用找他，直接找副团长邱蔚就可以了。

纪亭榭的团长当得很累。实事求是地讲，他也确实不大够格，因为，一个铁路工人突然指挥一个两千多人的团，手下还尽是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实在有点强人所难。对这件事，一分区作训参谋李青川曾经有过精辟的评论：
我有军校科班出来的资历，从军近十年，尚且还只能担任营的副职，不能任正职；三八年七月一团冀中之行，当时任营长的马辉就评价我这个副营长“变数不行”，太死板，所以不能带兵，只能教兵。纪亭榭一个工人，没当过多久的兵，也没有多少文化，一来就当上个团长，那些人能服管？！

因为这些原因，从杨成武开始，有事都直接找三团副团长，红军干部们拧成一股绳排挤他。这种情况下，纪团长想干出什么成绩，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在关于纪亭榭的批评意见里，最有名的就是，他在阜平掩护军区总部撤退时，鬼子拚命放毒气，八路军伤亡惨重，眼看前线要顶不住，他竟然挥着大刀亲自带队，冲上阵地把鬼子拚了回去。对这个举动，一分区的干部们都是指指点点，说纪亭榭太没有团长范了，应该呆在指挥部才对，冲锋陷阵是连排长的事，所以他只配做个连排长。

每次看到这种评论的时候，我总有种欲语还休的感觉。纪亭榭是水平不高，但在阜平的战斗里，一个才并入一分区序列的非嫡系“游杂武装”团，为了掩护身后的军区总部，面对日军的凶猛进攻死战不退，危急时刻团长亲自带队，冒着毒气同鬼子刺刀见红，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

如果三团其他人指挥精妙无比、打鬼子打得出神入化，这样批评纪亭榭也算个事。问题是，在黄土岭上，三团不光提前撤了下去（当然是奉了命令的），还抢了一团的战利品，就这种表现，竟然批评领导不该跟鬼子拚命，在很多外人看来，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天大地大，人事最大。纪亭榭水平有限，镇不住手下那帮红军干部，勉强在任上撑了一年，终于呆不下去了。黄土岭战斗前，杨成武去军区参加军区两周年大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撤换纪亭榭。此时正逢孟阁臣倒台，一分区向军区总部上缴了大批金银，作为急需的抗日经费，同时也给了一大堆理由，要求三团换领导。在一个人和一个军分区之间，聂荣臻不得不选了后者，同意把纪团长调去延安“学习”。

纪亭榭的命运就此决定。

黄土岭打响的时候，纪亭榭已经收到了调令，但是他没有回司令部办下岗分流手续，而是找了个借口，呆在后方指挥所里；杨成武派他的好朋友、同是赵侗部队出身的一分区副司令高鹏去劝，纪亭榭也不肯动身。最后，杨成武放心不下，只好让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在旁边陪着，看他要做什么。

其实纪亭榭的想法很简单，无非是希望打上最后一仗而已，毕竟自己从三一年就开始抗日，回延安闲坐实在说不过去。然而从战斗开始，到邱蔚带队撤走，他被晾在那里不闻不问，一分区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三团的干部也知道事情做得太过，于是送来了几包战利品当礼物。纪亭榭轻蔑地拆开包，把东西当众分送给周围的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屋子。此后，他被发配延安“学习”，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一直被迫无所事事，只能在窑洞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直到抗战最后阶段，才随聂荣臻重返晋察冀。

所有人都知道，他恨极了杨成武。

黄土岭上另一个有故事的人，是杨成武的副手、第一军分区副司令高鹏。

高副司令不是红军出身，他是赵侗的“国民抗日军”副司令，三八年加入的八路军。那年他二十七岁，也是东北流亡学生出身，跟赵侗打过游击，来到一分区后，主管卫生后勤。

一个年青学生能干到抗日军副司令的位置，也算是能人了。但事实上，高副司令自己并没什么本事，他的优势是出身强，因为高家老爹地位高，人家是张学良的副官处处长；赵侗在东北能迅速拉起队伍、搭东北军的关系招兵买马，同高家的人脉是分不开的。

有了这层关系，办事当然方便得多。高胖子脾气极好，跟谁都能打成一片，并且熟知抗日军的人事关系，对很多人都知根知底，他一加入八路就是分区副司令，显然不是打仗厉害，而是统战工作需要。他在赵侗的国民抗日军里，就是政治部部长兼副司令；到了八路军之后，他先是担任晋察冀第五支队（其实就是国民抗日军换了个名称）副司令，随后又成了一分区副司令。

看上去挺给力，其实有点憋屈。

高鹏不是那种战火中杀出来的人，也没有服众的战功，甚至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他虽然当了副司令，却没有什么才能可以发挥。普通学生加入一分区，杨成武都会把他们放到政治部一类地方，让他们在后勤、宣传、通讯方面起作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最终或文或武，找到自己的定位。高副司令就不一样了，他的地位太高，小事别人都给代劳了，大事自己又干不了，想在卫生后勤方面发挥点作用，偏偏还不懂行，加上一分区的干部抱团极紧，纪亭榭尚且插不进去，更不要提他了，往往弄得自己和下属都无所适从。一番辛苦之后，高鹏最终明白过来，自己的存在不过是一个符号，没有人希望他做任何事情，只要老实活着就好。没有人会真的找他办事，瞎折腾不光给自己找事，也给别人添乱子，用现在的话来讲，叫不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于是，高副司令每天的任务，只剩下在司令部里坐班。

碰到有干劲的人，这种日子可能十分无聊。但高副司令本就是富家子弟，又是个心宽人，啥事都想得开，既然没有事做，那就别找事，每天吃饱饭跟人聊天吹牛好了，毕竟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他的人缘也是极好，除掉个别时候例如偷吃杨成武的饭、引发过黄寿发不满之外，平时一团和气，跟谁都没架子，太阳底下蹲着一块聊天，大伙十分喜欢胖萌厚道的高副司令。

哀莫大于心死。在所有人冷漠的排斥下，热血高鹏终于成了一个死心的人。漫长的抗战生涯中，高副司令认清了形势，也收起了性子，成为一名庸碌无为的官僚，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只是在任上混时间。杨成武在的时候，高副司令是个摆设；杨成武要走了，高鹏去延安“学习”，同样是个摆设；等鬼子投降，八路军大举进关，高鹏回到辽宁老家，做到辽西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摆设；再后面革命胜利，他又回到杨成武的防空军，当沈阳军区防空军第一副司令；防空军撤销后，改成沈阳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始终是摆设。

一九五五年，人民解放军评级授衔，高鹏以副司令之尊，只评了个大校，昔日一分区的那些下属，不少都是中将少将了。对这个结果，高鹏毫不介意，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混日子，甚至开会时都能睡着，能混到开国大校，已经十分满意了。

一九五九年，从来不问世事只混日子的高鹏，终于碰到混不下去的时候。由于彭德怀在庐山提意见被批，沈阳军区司令邓华也受牵连，被撤职查办；作为军区空军副司令，高鹏自然也要接受调查。

从杨成武到邓华，高副司令一直都在大树下乘凉；现在没有后台庇护了，面对黑不见底的政治深渊，高鹏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又不愿遭受欺凌虐待，于是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路：自杀。

所有人都想不到，他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世界，因为他并不是斗争的重点。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走了，没有牵连任何人，也没有影响任何人。

他比赵侗多活了二十年。但这二十年时间里，他真的是闭着眼睛过的。

注：三七年十一月，高鹏在蔚县做抗日演讲。此时的高鹏还充满了激情，是他生前最阳光的时刻。

黄土岭的第三个故事，叫黄寿发。

一九三九年杨成武吞并完孟阁臣，带着指挥班子考察新收服的易县地形。来到狼牙山时，他看到风景秀丽、山势险要，忍不住心花怒放，感叹道：“有山就能打游击，真是好地方呀！”

要换在今天，大领导发了话，手下自然应该连声附和，称颂英明。可没想到的是，杨成武话音刚落，旁边就有人冷嘲热讽地接了一句：“人家孟阁臣是易县土著，他不比你更清楚，他都不用这座狼牙山，我们就用？”

堂堂司令眼光还不如一个土匪，杨成武被顶得说不出话来。可事情确实是这么回事，孟阁臣明明有上好的地形，却一直在周边地区打游击，很少跑到狼牙山上去。这时那人得意洋洋地补充了一句：“狼牙山是孤山一座，四面几条上山路一堵，山上无水无粮，不就像三国中的马谡守街亭一样等死吗？”

原来如此，所有人都恍然大悟。在后来的抗战岁月里，大家确实因为狼牙山的这个缺陷，吃足了苦头。

那个军事眼光比杨成武精准、做人不讲情面，又喜欢引用三国典故顶撞领导的冒失鬼，就是杨成武的参谋长黄寿发。

第一军分区的干部里，同杨成武一样出身的老红军有不少，可他们大都没能呆下去。政委邓华没过多久就走人了，走时还同杨司令吵得面红耳赤，一直要过十几年才肯重新握一下手；其他几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团团长陈正湘屡受排挤，打完黄土岭后很快离开，甚至三团团长纪亭榭虽然是赵侗的学生军出身，因为聂荣臻跟他关系好，杨成武也干脆利落地架空了他，有事只找副团长邱蔚，根本不给纪团长一点面子。

都是革命干部，结果却搞得关系如此紧张，绝非杨成武一时想不开。事实上，这里面有极复杂的深层考虑。

前面说过，杨成武是三七年二月临时调来领导独立团的。来到晋察冀开辟军分区之后，他虽然是司令，人事大权却在聂荣臻手里，他只能安排连级的中低层干部，营以上干部的去留必须由军区、甚至是延安决定。而根据资历和惯例，能给他当副手的，基本上都是老红军。

对这样的安排，延安和聂荣臻心里相当有数，因为各军分区都要独立作战，财政问题也是自己解决，如果人事安排的权力再下放给他们，那就跟军阀没有两样了。问题是，军分区司令们显然不喜欢这种安排，都希望军分区能自己说了算，至少要做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因为人事问题永远是扯不清的，而要把全部精力放在作战上，就必须消除一切掣肘，防止身后有人扎黑枪。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杨成武的形象一直非常高大光辉。他大胆启用青年才俊、尊重知识分子，保护年轻学生免受某些干部的欺压，作战勇猛而又谨慎妥贴，绝不打无准备之仗，待部下宽和有礼，耐心培养他们成长，容纳他们的小过失而不计较。挤走邓华之后，他军政两手全都一肩挑，还兼任了锄奸委员会的主任，在他的过问下，锄奸科尽量减少办错案，冤杀、整肃之类事件比其他根据地要少很多。但是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为了保证一分区能令出如山，他先后赶走了政委邓华、一团长陈正湘等资历相近的干部，甚至连学生出身的纪亭榭也不放过，只因为纪团长跟聂司令关系好，就怀疑他会变成自己的钉子，硬是把他挤回延安，“学习”了整整六年。

每一个人，都是有另一面的。

但在我看来，这一切并不很要紧。因为杨成武首先是一个军人，他用的每一样手段，无论正当与否，都是为了集聚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杀死那些为非作歹的侵略者，个人并没有贪一点好处、捞一分钱。他在军分区司令的位置上，整整呆了七年，同大家一块忍饥挨饿，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老乡，枪林弹雨中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过手的金银值几十万大洋，自己却连个鸡蛋都不多吃，几次险些死在岗位上。虽然排挤陈正湘让很多人颇有微词，我始终认为，对一个出生入死的战将来说，他已经做得足够多。

同来的红军中层干部，几乎都被赶走了，那个没有走还能跟杨司令铁得不行的人，就是参谋长黄寿发。

黄寿发是老红军，响当当的正牌革命干部，能征擅战，打仗勇猛异常。除了让杨成武十分欣赏的打仗本领外，他的特点还包括大老粗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有压力时喜欢找人吵架等等。

高鹏和黄寿发一个不懂军事但人缘好，一个喜欢吵架却擅长军事，两个人出身不同、性格不同、专长也不同。挑上这两位副手出门打仗，杨成武的用人格调可以说是天才。

战争年代里，不会打仗的高鹏过得很憋屈，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擅长打仗的黄寿发也过得不如意。晋察冀根据地的人事斗争极其复杂，连吕正操、聂荣臻都差点被卷进去，相关冤假错案动辄波及几十年，象他那种嘴上不把门的人，显然没好果子吃。为了打破杨成武的山头，军区把高鹏和黄寿发都调了出去，结果两年后两个人呆不住，全都灰溜溜地退回了一分区，在杨成武的庇护下继续过日子。

在历次大扫荡里，高鹏都是关照对象。军分区十分担心高副司令出身不好，落到敌人手里可能叛变，于是黄寿发为他“贴心”地派去一位参谋随身护卫。而高鹏几乎是第一时间里，惊恐地读懂了组织的意思：要是情况不妙，会有人帮他自杀！

高鹏很幸运，他终于撑过了艰难岁月，没有被自杀，而是十几年后选择了自行了断，妻女在落实政策时，还得到杨成武的仗义照顾。相比之下，黄寿发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长期被杨成武惯着，他的性格狂傲自大，结果抗战后闲置一旁。无所事事的他竟然在四六年底，跟家里的保姆私通，最后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何茵。

一九四八年六月，华北军区司令部军法处对黄寿发执行死刑，并由《晋察冀日报》公开刊登判决书。刑前的黄寿发很平静，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把自己葬在阜平--抗战时，那里是晋察冀军区所在地。

聂荣臻亲自批准了这个要求。

抗战八年的杨成武，得罪人的事做过不少，所以树敌不少，恨他的人整不倒他，便拿他的第一爱将黄寿发出气。黄寿发被调离闲置，那些恨杨成武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偏偏他又是个粗人，不懂得洁身自好才能明哲保身，于是“天做孽，犹可赦；自作孽，不可活。”最终落了个被枪毙的下场。

无论如何，黄寿发对抗战是有过功劳的。他是罪有应得，却也十分让人叹息：可惜了一条好汉子！

在后来的几十年岁月里，有太多的风暴和运动，让人无暇注意这两个小人物。到了八十年代，一分区的干部们重新聚在杨成武的家里，昔日英气勃发的抗战将士，此时都成了饱经摧残、风霜累累的白发老人。在劫后余生的重逢喜悦中，有个人不经意地感慨了一句：要是黄寿发和高鹏也在就好了！

杨成武突然沉默了。大家注意到，本来开怀大笑的杨司令，整个人都黯淡了下来。

我知道，他心里一直都很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