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坚骂归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实力带军队杀出长安城与慕容冲决一死战了，符坚手下的精锐部队在淝水之战基本都打光了，为了打淝水之战，符坚在前秦拉壮丁，十个人抽一人当兵，把老百姓也都给得罪了，民心也不在符坚这边了。所以符坚现在已经没有实力和鲜卑人打了，只能困守长安城，闭门不出，可是时间一长，坐吃山空，城里的粮食吃完了，老百姓和当兵开始挨饿，最后发展到饿死人，甚至人吃人。长安城里人心惶惶，留在城里的慕容暐等几千鲜卑人一看符坚快完蛋了，就秘密的招兵买马，准备和城外的慕容冲里应外合，杀了符坚。得到城内鲜卑人要叛乱的消息之后，符坚慌了，没了主意了，让算命先生算了一卦，算命的说“帝出五将得长久”，让他离开长安城，去武将山就能转败为胜，符坚也是病急乱投医，就听了算命先生的话，留下自己的儿子在长安城坚守，自己率领一部分亲信，全身披挂，跨马提刀，杀出长安城，向武将山方向突围。出了长安城，符坚这一通杀，就像虎入羊群一样，东挡西杀，左冲右突，身中数箭，浑身上下都是血，好不容易跑到了岐山武将山，一清点身边的士兵，就剩下十几个侍卫了。符坚刚到武将山，气还没喘匀呢。追兵就到了，以前曾经给符坚当小弟羌族酋长姚苌带着军队包围了武将山。符坚一看大势已去，一切都完了，盘腿坐在地上等死，姚苌派手下把符坚给绑起来，逼他交出传国玉玺，死到临头符坚还算是条汉子，大骂姚苌：“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当皇帝，你这个叛贼，还舔着脸管我要传国玉玺，我早就把传国玉玺送到东晋去了，我宁给东晋也不能给你这样的垃圾！”姚苌一看没有玉玺，大怒，让把符坚活活勒死，一代豪杰符坚，死在了荒郊野外的新平佛寺，年仅48岁。

第二节：走下高高的兴安岭，北魏的崛起

符坚死了之后，北方就彻底乱了，匈奴、羌族、鲜卑、氐族各个民族纷纷自立为王，北中国再次进入群雄割据的分裂时代。这种分裂一直持续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和前燕一样，北魏也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北魏的皇室来自于鲜卑族的拓跋部，拓跋部原来叫秃发，后来北魏的皇帝嫌这个名字不雅，就改成了拓跋，拓跋是什么意思呢，《资治通鉴》和《魏书》里认为，拓跋代表黄帝，北魏为了笼络汉族人，说自己是黄帝的后代，所以自称为拓跋。但是根据一些海外汉学家的说法，认为拓跋是突厥语tabγač的音译，而tabγač这个突厥语词在《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突厥文献当中，是代指唐朝的意思，这样进一步推断，是“唐冢”的汉语音译。并且认为拜占庭、喀喇汗国史书里提到的对中国的称呼“桃花石”和“拓跋”一样，都是唐冢的音译。



阙特勤碑

拓跋部最早生活在今天内蒙古大兴安岭北段额尔古纳河流域鄂伦春自治旗的森林里， 过着游牧兼狩猎的生活，具有典型的森林渔猎民族的特点。

（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魏书》

和女真人、契丹人一样，鲜卑也是出自东胡系统，有别于匈奴、突厥等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考古学家1980年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北魏皇帝拓跋焘派李敞祭祖先时刊刻于石壁之上的祝文，全文19行，201字，内容与《魏书•礼志》一所载大致相同。这次考古证明了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大鲜卑山”就是在今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



嘎仙洞

趁着三国末年天下大乱，鲜卑拓跋部从大兴安岭南下，来到内蒙古和林附近的“匈奴故地”定居。大约在三国曹魏末期，拓跋部落联盟的首领拓跋力微在和林举行祭天仪式，召集手下各个小部落的酋长来参加，对于迟到或者拒不参加的首领，拓跋力微痛下杀手，把他们都杀死了，实际上就是通过祭天仪式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杀鸡儆猴，杀人立威，让手下各个部落的酋长知道，谁是老大，要听老大的话，不听话就没有好下场，这种事情在汉族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据传说，在大禹治水之后，大禹在涂山召集各个部落首领开会，结果防风氏部落的酋长迟到了，大禹就将防风氏杀死。无论是大禹杀防风氏还是拓跋力微诛杀手下的部落酋长，都标志着氏族部落的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的王国诞生。



在氏族部落的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分化，没有私人财产，人人平等，生产出东西，打来猎物也都是平分，部落首领和部落老百姓都一样，没有特权，也不脱离生产，没有私产。只是带着大家一起干活儿，一起打猎、打仗，是老百姓推选出来的，不能世袭，首领年纪大了，不能干了，就由老百姓再重新推选。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多处于原始社会的少数民族还存在着这样一种部落首领，比如苗族的“寨老”，独龙族的“卡桑”，鄂温克族的“新玛玛楞”，汉族的尧舜都是这样，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开始有剩余的猎物和战利品了，部落首领的野心开始滋长，就逐渐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多分给自己一些东西。就这样部落首领开始拥有特权，开始积累私人的财产，而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特权和私人财产，首领就开始建立军队，用手中的财产招兵买马，使用暴力手段来控制部落里的老百姓，谁敢反对我的，不听我话的，我就杀了他，用暴力手段把敢于反对自己的人震慑住，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的，承认我的特权。

中国最后的酋长-鄂温克族女酋长玛丽亚 索



在原始部落时期，每一个家族就是一个部落，部落成员之间都是亲戚，有血缘关系。而为了抵抗强大的敌人和频繁自然灾害，相互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一些部落会组成部落联盟，互相支援，最开始联盟里的各个部落都是平等的，到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发生贫富分化，富裕的部落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多了，军事力量就强了，军事力量强大的部落就开始成为联盟里的领导者，而其他部落则沦为了被领导者。而大禹杀防风氏和拓跋力微杀手下的部落酋长的行为，就是用杀人这个行为宣告，我是联盟的领导者，谁不服，就杀谁，而部落联盟的出现，往往就标志着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相比鲜卑人，汉民族脱离原始社会比较早，早在4000年-500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奴隶制王国，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夏，而拓跋鲜卑则在西晋时代才完成这一转变，晚了2000多年。

西晋时期，当时匈奴的一部分已经西迁，进入欧洲，可能就是后来匈牙利马扎尔人的祖先，还有一部分匈奴人南下中原，融入到汉族当中，而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内蒙古草原，这部分留守的匈奴人就和迁徙而来的鲜卑拓跋部通婚，形成了后来的北魏拓跋氏的祖先，所以拓跋鲜卑是带有匈奴血统的。三分归晋之后，西晋王朝建立，拓跋部落和西晋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成为西晋的臣民，五胡乱华时，拓跋部的首领猗卢还曾经帮助过西晋大将刘琨抗击匈奴人刘渊和羯族人石勒。为了感谢拓跋人的帮助，晋朝皇帝册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国公、代王，并把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县五个县赐给拓跋部，作为奖赏。因为拓跋部首领猗卢曾经和西晋的官员刘琨并肩作战，一起抗击匈奴人，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所以从这个时期开始拓跋鲜卑和汉族的接触逐渐增多，渐渐的开始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之后中原爆发战争，还有很多汉族人为了躲避战乱来投靠拓跋部，成为拓跋鲜卑的臣民。



猗卢死了之后，什翼犍成为拓跋部的首领，什翼犍早年曾经作为人质长期生活在中原的邺郡，邺郡是汉族聚居区，又是曹魏时期的文化中心，建安文学的发源地。因此什翼犍长期居住在这里，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就对汉文化十分的热爱，基本上就被汉化了。什翼犍就类似一个美籍华人，虽然是华人血统，但是从小生活在美国，说英语，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已经玩全是一个美国人了，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什翼犍就类似香蕉人，是一个汉化的鲜卑人。什翼犍继位之后，开始推行汉化政策，全面学习汉族的各项制度，效仿中原王朝，设立了国号、年号，建国号为“代”，拓跋鲜卑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代国。从部落正式进入国家，同时什翼犍还按照晋朝的官制，设置了文武百官，直接听命与代王本人，其中包括左右长史、郎中令，都是和晋朝一样。设置了官员之后，什翼犍还设置了法律，《魏书.刑罚志》中具体记载了当时拓跋鲜卑的法律，其中规定，大逆罪是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犯了死罪，可以用黄金和马来赎罪，相当于今天的保释。男女如果发生婚外性关系，双方都要被判死刑。《魏书》里的这些记载，标志着从什翼犍开始，拓跋鲜卑有了成文法，从习惯法时代进入了成文法时代，成文法比习惯法，更加进步，更加文明，因为习惯法没准儿，根据习俗来，习俗到底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楚，隔河不下雨，十里不同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个地方各个家庭，风俗习惯都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容易引发争议。在解放前有中国些原始的民族，还是采取习惯法，部落里有人做坏事了，就由部落里的首领来根据习俗来定罪。比如解放前的凉山彝族，遇到了矛盾纷争，是请部落里的酋长，也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叫“德古”，根据民间的道德习俗来评判，判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这就是习惯法。习惯法的一个缺陷是，人为操作的空间很大，容易有猫腻，同样是偷东西，今天是砍手，明天肯能就是抽两鞭子就行了，取决于酋长的心情。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犯罪的人和酋长关系好，那么他很可能判的轻，要是关系不好，很可能就判的重。还有的民族的习惯法甚至掺入了很多迷信色彩，比如用算卦来判定一个人有没有罪，比如在凉山彝族地区，判定一个人有没有偷东西，是让他从开水里捞石头，要是烫伤了就是有罪，要是没烫伤就是清白的。有了成文法了，就不一样了，白纸黑字写好了，什么罪名，怎么惩罚都提前规定好了，想玩猫腻，就不容易了，那些部落酋长想玩双重标准，也就不行了。什翼犍制定的法律中还明确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规定偷盗别人的私有财产，要以十倍的金额赔偿，这也是拓跋鲜卑部落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的标志，原始社会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一切都是公有的，土地、粮食、武器，都属于部落，属于大家，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总之，成文法律的出现，意味着拓跋鲜卑从野蛮民族进入了文明时代。

就在什翼犍创立了各项制度，把拓跋鲜卑带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前秦的符坚横空出世，打断了拓跋鲜卑的发展进程，什翼犍算是挺有本事的了，但是运气不好，偏偏和符坚这样的牛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就像和艾马尔、里克尔梅生在同一时代的孔卡一样，虽然自己也很优秀，但是被死死的压在阿根廷国家队的板凳上。公元376年，前秦进攻拓跋鲜卑，什翼犍战败被俘，虽然符坚对什翼犍很优待，没有杀也没有侮辱，好吃好喝的养着，还把他送到长安学礼，相当于解放战争时候的国民党的将领，被俘了送到学习班去改造思想，拓跋鲜卑的文明化进程就此被打断。但回顾历史，后来建立了赫赫威名的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们，不应该忘记什翼犍，这位拓跋鲜卑历史上的奠基人和拓荒者，是他草创了拓跋鲜卑的各项政治制度，使得拓跋鲜卑从部落走向了国家，毕竟虽然我们是吃了第三个馒头才饱了，但是第一个馒头也同样重要，房子的地基虽然单独卖不了钱，但是没有地基，任何高楼大厦都建不起来，都会塌。
符坚在淝水之战失败之后，原来被他征服的这些民族都纷纷趁机独立，这时候什翼犍已经死了，他的孙子拓跋圭接过了了他爷爷的枪，继续他爷爷未尽的事业。公元386年，拓跋圭率领拓跋鲜卑部落在今内蒙锡拉木林河举行仪式，宣布重建代国，继承代王王位。国家重建了，但是地盘儿得自己打，得去抢，当时前秦完了，北方中国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天下大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拓跋圭拉起队伍，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
拓跋圭想在西拉木伦河发展，这块地方好，水草肥美，自古就是孕育文明的地方，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红山文明就诞生在这里，但是好地方谁都喜欢，匈奴人也看上这块地方了，归谁呢，那就打吧，就这样，刘卫辰率领的匈奴部落和拓跋珪的拓跋鲜卑部落大打出手。其实说起来，刘卫辰和拓跋圭也不是外人，拓跋圭的爷爷是什翼犍，什翼犍的女儿又嫁给刘卫辰，也就是说，刘卫辰是拓跋圭的亲姑父，相当于秦琼和罗艺的关系，姑表亲，辈辈亲，按理说打不起来，但是对于搞政治的帝王来讲，亲情都比较淡漠，争夺权力，都是你死我活，别说是亲姑父，就是亲爸爸也照杀不误，武则天连亲闺女都杀。结果经过一番苦战，匈奴战败，刘卫辰兵败被杀，刘的儿子赫连勃勃逃往后秦。



红山文明
打败了匈奴之后，拓跋圭就在内蒙古站稳了脚跟，当时他的北面，在今天的外蒙古地区，是游牧民族高车和柔然，南面的中原地区是同为鲜卑族的慕容家族建立的燕国。对付南北三族，拓跋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付柔然和高车，他采取攻势，因为柔然和高车，生产力比较落后，高车又叫丁零和敕勒，在当时还处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没有形成国家，还是一堆松散的部落联盟，中国文学史上有一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是高车的民歌，他们的生活就像诗里写的那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在草原上放牧。据说今天生活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地区的饲养驯鹿，吃生肉的涅涅茨人，就是高车人的后裔。



涅涅茨人
而柔然也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比较落后，还处于原始社会，鲜卑人对柔然人特别看不起。称呼柔然人为“蠕蠕”，认为他们就是蠕动的虫子，没有文化，根本不是人。这种民族鄙视链，在中国古代是很常见的，就是根据汉化程度的高低，或者说和中原文化联系紧密程度的高低，形成一条鄙视链，鄙视链最高端的当然是中原王朝的中国，自诩为华夏，天下之主，天朝上国，中国把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和外国视为“蛮夷”，但是这些蛮夷当中又分成三六九等，其中一些和中原关系比较密切，受汉文化影响比较大的民族，就自认为自己是“小中华”。歧视那些汉化程度比较浅，更为原始的民族。比如中原王朝把朝鲜、越南、琉球、日本等视为蛮夷、番邦，化外之地，而朝鲜、越南、日本这些汉化程度很深的国家，又把女真、蒙古、老挝、高棉、阿依努，这些完全没有汉化的民族当做为蛮夷。鲜卑相对于东晋，就是蛮夷，是五胡之一，但是鲜卑毕竟居住的地方离中原近，进入中原也比较早，早在三国时期就和汉族接触，所以深受汉文化的熏陶，而柔然、高车这些民族居住在遥远荒凉的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保持了比较纯粹的本民族文化，几乎没有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所以就被鲜卑族视为野蛮人。



柔然人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拓跋圭在对待高车和柔然采取了比较积极的，也是比较强势的策略，就是进攻。拓跋鲜卑作为一个已经有法律、常备军和君主统一领导的奴隶制王国，对付高车、柔然这样的一盘散沙的部落联盟，自然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拓跋鲜卑就把战略重点放在了北方，派主力到蒙古草原去进攻柔然、高车，通过战争，抓了很多柔然和高车的俘虏回来，我们非常熟悉的《木兰诗》里花木兰替父从军，参加的就是北魏对柔然的战争。什翼犍、拓跋圭都曾经多次发动过对高车、柔然的战争

“公元363年，什翼犍讨高车，大破之。获生口、马牛羊百余万头
——”《魏书•序记》，

仅在公元399年拓跋珪率领军队进攻高车的一次战斗中，拓跋鲜卑就俘虏9万余人，马35余万匹，牛羊42余万头。拓跋圭把俘虏的高车、柔然人，赏赐给各级鲜卑贵族、官员，把这些俘虏当做奴隶，给让他们干活儿，是比较典型的奴隶社会生产方式，拓跋鲜卑为此还专门设立的“典师”这个专门管理奴隶，监督奴隶劳动的官职，他们还把一些擅长骑射的柔然、高车俘虏编入了拓跋鲜卑的军队中。

“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
——”《魏书•官氏志》。

对外掠夺人口，把这些人口转化为奴隶进行生产，成了拓跋鲜卑前期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也是靠着掠夺柔然和高车的人口和牛羊，拓跋鲜卑捞到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北魏帝国的原始积累。

而对于汉化程度更高，建国更早，生产力更加先进的慕容鲜卑，拓跋鲜卑自知实力不济，就不正面硬拼，则选择的是以退为进的战略，最开始在拓跋鲜卑实力还不强的时候，拓跋圭选择装孙子，扮猪吃老虎，对慕容鲜卑的燕国非常恭顺，低三下四，低眉顺眼的，当小弟。而且还联合燕国攻打自己的姑父，也是竞争对手匈奴部的刘库仁，拉一派打一派，分化瓦解，避免树敌太多，四面出击。看拓跋圭对自己这么恭顺听话，燕国皇帝慕容垂也算对得起拓跋部，派慕容麟领兵帮助拓跋圭打败了匈奴的刘库仁。但是等拓跋圭打败了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之后，实力强了，翅膀硬了，马上就翻脸了，开始和慕容垂叫板了，公元394年，慕容垂出兵灭西燕，拓跋珪派兵救援西燕，公开与慕容垂撕破脸，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自此决裂。

公元395年，慕容垂派太子宝等领兵伐魏（这个时候拓跋鲜卑已经改国号为北魏）。北魏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不跟你正面交锋，避其锋芒，率领主力部队百姓和牲畜从内蒙古的根据地撤退，到河西走廊去躲避。燕军杀到了五原，扑了个空，只抓到拓跋主力以外的一些部落三万余家，都是些杂牌的边缘部落，拓跋圭的主力早就跑了。
接下来燕国军队就四处寻找拓跋圭的主力，拓跋圭就跟燕国军队捉迷藏，躲猫猫，就是不跟你打，一直耗到十月，塞外内蒙天气变冷了，天降大雪，慕容宝手下的军队全是南边来的，不习惯北方寒冷的天气，也没带多少厚衣服，冻得不行，只得撤兵。拓跋珪一看，这回机会来了，该我出击了，率领精骑二万余，在后面跟踪，在叁合陂（今内蒙和林格尔东南杀虎口附近），追上燕军，趁燕军人困马乏，饥寒交迫之际，发动突然袭击，大败燕军。

击败了慕容鲜卑之后，拓跋鲜卑南下占领了山西、河北这些原来属于慕容鲜卑的土地，算是真正进入到了中原汉族地区。进入中原之后，拓跋鲜卑开始接触到了大量的汉族人，这些汉族人原来是慕容鲜卑统治下的臣民，慕容鲜卑被打败了，这些汉族人就作为战利品归拓跋鲜卑了，这些汉族人有的被拓跋鲜卑原地安置，有的则被强迫迁徙到内蒙古等拓跋部生活的地区。在拓跋鲜卑统治的代国里，从政治地位上说，拓跋鲜卑人是统治阶级，汉族人是被统治阶级，但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上来看，处于封建社会的汉族人要比奴隶社会的拓跋鲜卑人要先进的多，中原的汉族人主要的经济形式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种地为生，或者是租地主的土地，交租子，而拓跋鲜卑人是放牧加抢劫为生。拓跋鲜卑人和汉族人接触之后，学习到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也渐渐的由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种地比放牧要好得多，不用总是搬家，而且封建制度要比奴隶制度要好，在接触汉族人之前，鲜卑人是对外战争掠夺人口，然后转化为奴隶，给自己干活，但是这样就需要严格的监督，需要天天盯着奴隶干活，奴隶没有任何权力，干活也没积极性，三天两头的不是反抗就是逃跑吗，要么就是毁坏劳动工具，没有任何提高农业技术的积极性。奴隶主也非常累，天天得盯着奴隶干活，提心吊胆的，担心奴隶逃跑或者是造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提高生产技术，因此奴隶社会的农业生产技术是非常落后的。而汉族的这种封建社会，是统治者把土地分给老百姓，老百姓给统治者交租子，租子是固定的，十分之一或者十五分之，交剩下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这样老百姓干活也有动力，愿意多干，也有积极性去改良工具和农业技术，因为农业生产技术如果提高了，那么打的粮食就多，交完租子，自己得的也多。统治者也合适，老百姓生产积极性高了，改良了技术，干的多了，收的粮食也就越多，租子也就交的越多，而且还不用天天盯着。另外，汉族人口多，拓跋鲜卑人口少，要想把汉族人都变成奴隶，也不容易，太费劲，一旦压迫的太厉害，把汉族人逼得造反，拓跋鲜卑也难办，所以拓跋鲜卑人就采取汉人治汉的方式，用汉族人习惯的封建制度来统治汉族人，时间长了，久而久之，鲜卑人也就采取了封建制，就由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公元398年六月，拓跋圭正式将国号由代国改为魏，史称“北魏”，而在同时代的南方，一个新的王朝也将登场，中国历史从此将掀开新的一页，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南北朝。

第三节：你为什么放弃治疗，东晋的谢幕

就在北方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开始崛起的同时，南方的东晋王朝却走到了穷途末路。淝水之战的胜利更多的是一种回光反照，虽然打败了来自外部的进攻，但是东晋内部已经烂透了，各种矛盾长期积累，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凭借着淝水之战胜利的东风，谢安和谢氏家族得以青云直上，牢牢的掌握住东晋的政权，淝水之战的一年后，公元384年二月，东晋皇帝任命谢安为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都督，领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相当于江苏、浙江、四川、广东、湖南、甘肃省军区司令兼西南绥靖公署主任，权倾朝野，加封谢安的儿子谢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相当于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安徽省军区司令，手握重兵，可以说东晋全国的军政大权，都在谢家手里了，风头一时无两。但是谢安并没因此膨胀，反而更加低调了，他懂的有舍才能有得的道理，明白政治是妥协退让的艺术，主动把一些谢家人掌握的官职和地盘让出来，分给其他的豪门士族。谢安把朝廷原本让谢玄担任的江州、荆州刺史的职务，让给了桓家，并且还推举桓家的子弟桓石虔担任豫州刺史，安抚了桓家的情绪。同时，谢安知道皇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嫉妒自己权力太大，就主动申请离开首都建康，去镇守广陵，不和司马道子共处一个屋檐下，避免发生发生正面冲突。通过谢安这一系列的妥协让步，避免了桓、谢、司马这些大家族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让东晋各个主要门阀士族的势力都尽量均衡，有钱大家赚，利益均沾，不能好事都让谢家都独占了，极力的维护好豪门士族阵营内部的团结。谢安深知虽然淝水之战谢家功劳最大，但是月满则亏，物极必反，如果谢家一家赢者通吃，其他的豪门世族连汤都没得喝，那么谢家势必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人民公敌，就会把其他的门阀士族推向对立面，逼的其他的士族联合平民阶层一起对付谢家，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门阀士族的阵营就将破裂，那时候，被他们长期踩在脚下的寒门庶族、江南土著就将趁虚而入，取而代之。

长袖善舞的谢安非常擅长调解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搞官场斗绝对是个好手，但是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方面，确实个草包，毫无作为。不过谢安其实也根本就没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在他眼里，老百姓的死活，根本不重要，国家经济发展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抓住权力。把权力牢牢的抓在谢家手里，保证王、谢、桓这个几个大家族能够坐稳江山，并且始终保持食物链最高端的位置就行了。因此，在谢安主持东晋政府日常工作期间，对于老百姓的死活基本是不管的，对于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欺压贫民，隐瞒户口，抗拒纳税，基本是视而不见，装作没看见，放任自流。就这样，在谢安的放任和纵容下，东晋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朝廷入不敷出，腐败横行。当时东晋的一位大臣刘波，曾经在给皇帝的信里这样形容谢安执政时期的东晋社会：

“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371—372）以来，十分去三。”（《晋书•刘隗传附孙波传》）

东晋王朝就像一个放弃治疗的癌症晚期患者，就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放任自流中等死。公元385八月，东晋门阀士族的优秀儿子，东晋王朝和谢氏家族的领导人谢安病逝。皇族成员司马道子接替谢安，成为东晋政府的新一任首脑，也是东晋王朝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司马道子

司马道子是孝武帝的亲弟弟，也就是皇上的御弟，长得很英俊，齿白唇红，眉清目秀，是个漂亮小伙儿，但是却是个绣花枕头，一肚子草包,一肚子屎，是一个就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少爷秧子。如果说谢安在治国上可以用无所作为来评价的话，那么司马道子管理国家可以用胡作非为来形容。谢安只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放任自流，无所作为，是保守治疗，但并没有干什么太出格的事。没怎么为自己捞钱，都是在维护豪门士族的整体利益，司马道子可不一样了，他上台之后，那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什么事都敢干。贪污腐败，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拼命的为自己捞钱，带着皇帝，天天在宫里头玩儿，开大轰趴，醉生梦死。每天晚上都喝的烂醉，每天晚上都玩到后半夜，每天夜里宫里都是头灯火通明，放着音乐，宫女跳舞，国家大事也不管，他自己信佛教，就花公款，做法事，挥霍的钱都没数了。除此之外，司马道子还非常好色，找一般的女人已经不满足了他了，他专门找了一些长得漂亮的尼姑，接到后宫，每天和他鬼混淫乐。除了好色之外，他还是个文艺青年，喜欢看戏，身边有好多“倡优”，也就是古代的演员，天天围着他。司马道子还心血来潮，任命了一个他最喜欢的倡优赵牙担任魏郡太守，这简直是拿国家大事当儿戏了，一个演员，没有任何行政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竟然去当一个地级市的市长，老百姓倒了霉了。这个赵牙之所以深得司马道子的宠爱，不是因为他有学问有能力，而是因为他特别会拍他的马屁，赵牙当上魏郡的太守之后，立刻挪用公款，为司马道子建了一座私人的宅院，非常豪华，跟小圆明园似的，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院子里种着花草树木，竹子柳树，还用太湖石堆了一座假山，挖了人工湖，湖上有小桥，桥上有小亭子，花了好几十万，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建好之后，司马道子还在园子里建了一座酒楼，让小太监假扮跑堂的服务员，卖酒。司马道子和亲信，在人工湖里一边划船一边看着小太监卖酒，忙前忙后，哈哈大笑，估计是个cosplay爱好者。司马道子还请他哥哥孝武帝来参观，孝武帝自己也是个少爷秧子，平时也是个挥霍无度，花钱大手大脚的主儿。但是连他都看不下去了，参观完了园子，孝武帝对自己的亲弟弟司马道子说：“你这个园子是真好，真漂亮，就是太豪华了，这得花多少钱啊？这样影响可不太好啊，咱们皇家应该给天下人树立艰苦朴素的好榜样，这样可不行啊！”

（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钜万。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帝尝幸其宅，谓道子曰："府内有山，因得游瞩，甚善也。然修饰太过，非示天下以俭）
———《晋书司马道子传》

司马道子听了，也根本不当回事，哈哈哈哈一笑而过。除了宠信演员之外，司马道子还重用了很多不着调的亲信，比如他的大舅子-琅琊王家的大少爷王国宝。这位王大少爷天天跟司马道子一起背地里骂谢安，更为奇葩的是王国宝还是谢安的女婿，还有捕快出身的茹千秋，利用和司马道子关系，公开明码标价的卖官儿，靠着卖官捞了上亿的钱。这都是一些平时拍马屁，哄着他玩的人，反正就是不管有没有本事，只要和司马道子的关系好，他看着顺眼，就能当大官。

司马道子之所以能够掌权，主要就是因为他是皇帝的亲弟弟，仗着皇帝信任他，司马道子才能这么肆无忌惮的横行霸道。但是司马道子和皇帝关系再亲，血缘再近，毕竟是身份有别，有君臣之分，不只是兄弟还是君臣。但是司马道子对此毫不在意，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不懂得轻重，对孝武帝一点礼貌都没有。态度非常随便，对孝武帝呼来喝去，指手画脚的，甚至有一次司马道子喝醉了酒，竟然公然辱骂孝武帝。时间长了，孝武帝受不了，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盖豪宅，养尼姑，这些皇帝都能忍，但是敢于对皇帝指手画脚，拿皇帝不当回事，这是绝对不能忍的。这是红线，不能碰，贪污的再多，会所盖的再豪华，包养的美女再多，都是小事，也只是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但是对皇帝不尊重，这可是政治问题，不拿皇帝当回事，上下尊卑之分都没了，这不是要造反吗，要取而代之吗。其实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很多统治者并不怕手下贪污，捞点钱就捞点钱，没关系，只要对我忠心就行，哪怕能力不行，哪怕道德有瑕疵，贪财好色，这都可以原谅。但是如果对上级不忠心，敢和上级叫板，不听话，那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哪怕你能力再强，品德再高，我也得把你干掉。甚至有的时候，有的领导，希望自己的手下贪财好色，希望自己手下有道德污点，这样的人比较好用。因为你有弱点，就容易犯错误，你一旦犯了错误，你就有把柄落在我手里了，你就得乖乖的听我的话，要不然，我就把你干的见不得人的事给你抖搂出去。有些领导最怕的就是圣人，一尘不染，百毒不侵，不贪财不好色，纯洁的跟古船牌面粉似的，想整他都找不到把柄，想咬他一口都没法下嘴，这才是最可怕的。就像电影《白银帝国》里说的那样，晋商山西票号“天成元”的东家康老爷，不让儿子重用清廉且精明强干的邱泰基，反而让他的儿子康少爷启用曾经因为贪污被开除过的孙掌柜当职业经理人，就是这个心态。

(用人得用其长，也得用其短，世上最难用的就是圣人。治道有三:利、威、名 你可以用利赏他，也可以用名敬他，威，从罚而来，十全十美之人，何以去罚)
——电影《白银帝国》




电影《白银帝国》

司马道子的态度，终于使孝武帝下狠心要抛弃这个亲弟弟了，不过讨厌司马道子的可不仅仅是孝武帝一个人。司马道子是个恶人，坏人，而且在坏人里也是个情商极低的人，就像青春期顽劣的小男孩一样，经常做恶作剧取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事毫不顾忌后果，说话嘴也没个把门的，经常胡说八道。有一次司马道子在宴会上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问桓玄，我听说你爸爸桓温当年想造反来着，想篡位自己当皇帝，有这么回事吗，你给我详细讲讲哈。这不是打人脸吗，当着这么多人揭人家的伤疤，说人家爸爸当年做的不光彩的事，那桓玄能不生气吗，就这样司马道子把孝武帝和桓玄都得罪了。
孝武帝决定和司马道子翻脸之后，立刻行动起来，第一步先是夺司马道子的权，第二步是拉一派打一派，扶植拉拢了一批大臣，借助门阀士族、外戚的力量对抗皇亲司马道子。孝武帝任命自己的小舅子王恭为兖州刺史，任命贵族子弟、殷浩的弟弟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任命琅琊王氏的子弟王恂为尚书仆射。但是可惜，孝武帝由于长期酗酒，身体喝坏了，没来得及除掉司马道子，就死了。公元396年，在写了《忏悔录》的基督教的著名圣徒奥古斯丁出任主教的这一年，晋孝武帝死了，他的儿子14岁的司马德宗继位，由于司马德宗还没成年，再加上先天弱智，智商低下，话都说不利索，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得别人伺候，生活不能自理，是个傻子，所以朝中大权又落在了司马道子手里,出任摄政大臣。

(“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
——《资治通鉴》



司马德宗

孝武帝死了，这回司马道子更狂了，彻底没人管的了他了，他一点忌惮都没有了，开始大肆给自己的亲信封官，任命他的大舅子王国宝为中书令，兼中领军、左仆射、领选举、加后将军、丹扬尹，领东宫兵；任命他的亲儿子元显为征虏将军，并帅领卫将军府兵和徐州兵。让自己儿子的娘家人掌握兵权，重用亲戚，排斥异己，打压孝武帝的小舅子王恭和殷仲堪这些前朝老臣。就这样，东晋朝廷中形成了两个帮派，以司马道子父子为首皇族派，和以王恭和殷仲堪为首的贵族派，两派开始不停的争斗。开始是文斗，后来变成武斗，公元397年，王恭、史殷仲起兵造反，以讨伐司马道子的小舅子王国宝为名发兵，对外宣称都是王国宝给司马道子出坏主意，祸国殃民。司马道子一看害怕了，觉得王恭这些人也不是好惹的，惹急了真敢带兵造反。无奈司马道子只能做出让步，丢卒保车，杀了小舅子王国宝，换取王恭退兵。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王恭退兵没多久，司马道子就又开始夺权，这回他干脆任命自己的亲儿子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并统领卫将军府兵和徐州兵，掌握徐州的兵权，马道子还提拔了自己的亲兄弟司马尚之、休之。同时还任命王国宝的弟弟王愉为江州刺史，还把原本属于豫州的四个郡划给王愉管理。王恭一听就怒了，这不是耍着我们玩儿吗，拿我们当傻子了，杀了小舅子，又重用亲儿子，这不是变本加厉吗。于是王恭联合因为自己的地盘被划给王瑜而对司马道子产生不满的豫州刺史庚楷，和曾经被司马道子当众羞辱的桓温的儿子桓玄再次起兵造反。消息传到健康城，司马道子吓得当时就筛糠了，差点尿了裤子。他儿子司马元显倒是还算条汉子，挺镇定。劝司马道子，您怎么了，爸爸，瞧把您吓得这样，不就王恭吗，他有什么讹人的啊，他那两下子我知道。他没什么本事啊，他不就靠着他手下的大将刘牢之吗，王恭所凭借的不就是刘牢之手下的北府兵这一支劲旅吗，咱只要把刘牢之拉过来不就行了吗。司马道子一听这才不害怕了，任命儿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假节，相当于剿匪司令部总指挥，全权负责抵挡王恭，自己则躲到幕后。

司马元显上任之后，派出使者，秘密的接触刘牢之，做刘牢之的工作。不得不说，司马元显这一招棋走的非常高，不但知己而且知彼，知己在于，他深知如果硬拼，肯定不是王恭的对手，必须智取，挖对手的墙角，釜底抽薪，上屋抽梯才是上策。知彼在于，他非常了解王恭，他知道王恭就是一个少爷秧子，没什么真本事。他之所以敢于造反，靠的就是手下的大将刘牢之和他所统领的由北方流民组成的北府兵，但是虽然王恭非常倚重刘牢之，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王恭是豪门世族出身，出身显赫的太原王氏，这个家族诞生过秦朝大将王翦、《三国演义》里巧使连环计的司徒王允，唐代大诗人王勃，王之涣，王维，王昌龄、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王安石、《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哲学家王阳明、传说中《金瓶梅》的作者王世贞，都是太原王氏的后裔。甚至现代，香港导演王晶、王家卫、歌后王菲皆自认为太原王氏的后人。可见太原王氏有多么牛，出身于这种家庭的王恭，王恭自然是非常清高狂傲，谁也看不起，平时非常装，劲劲儿的，喜欢穿着用仙鹤羽毛做的大氅，让仆人抬着他四处瞎转悠。王恭这个人和当时的很多贵族子弟一样，就是眼高手低，辩论、清谈是一把好手，光说没问题，但是一件实际工作也做不好，也不愿意做。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
—《世说新语•企羡》

而刘牢之是个军人子弟，他爸爸就是军人，是个神箭手，靠作战勇敢自己打拼上来的，不是门阀贵族。刘牢之自己也是靠军功一刀一枪的拼搏上来的，而且刘牢之没什么文化，属于大老粗。而东晋的门阀士族都是非常讲究文化品位的，追求高逼格，都是文艺青年，王羲之、王导、谢安，这些门阀士族都是文采飞扬，写诗、书法、写文章、清谈都很擅长。王恭也是如此，文人出身，当过著作郎，也就是秘书，加上又是皇后的弟弟，皇帝的小舅子。所以王恭根本看不上行伍出身的刘牢之，而且王恭虽然名义上是北府兵的总指挥，但是平时什么具体活儿也不干，根本也不懂带兵打仗，整体坐在办公室里，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也不屑于下基层，接触士兵，具体的指挥作战都是由刘牢之来做，王恭就负责唱唱高调，动动嘴儿，正事不干，还净惹祸。王恭自己信佛，就强迫老百姓为他修佛教寺庙，破坏军民关系，老百姓没有不骂他的。

自在北府，虽以简惠为政，然自矜贵，与下殊隔。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
—《晋书•王恭传》

总之，作为直接领导，王恭什么事也不干，而且对刘牢之的态度，很不尊敬，掐着半拉眼角儿看刘牢之，对他呼来喝去的，拿刘牢之就当个仆人，当爪牙，当狗子，而不是平等相待，把刘牢之当做朋友。

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师，朝廷戮国宝、王绪，自谓威德已著，虽杖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
—《晋书•刘牢之传》

这种门阀士族对寒门子弟的歧视，在东晋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风尚。《晋书》中曾记载这这么一件事，东晋时有一个人叫霍原，这个人非常有学问。是个大才子，学术明星，当时太学的学生们都想见他，和他聊聊天，切磋切磋，但是霍原是个寒门出身，平民子弟，太学生都是门阀士族的子弟。因此太学生们都不敢白天去拜访霍原，只能等到天黑了之后，偷偷的去。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东晋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歧视还是很严重的，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见个面都觉得丢人。

观太学行礼，因学习之，贵游子弟闻而重之，欲与相见，以其名微，不欲昼往，及夜共造焉
—《晋书•霍原传》

王恭看不起刘牢之，老在他面前摆豪门世族的臭架子，让刘牢之很不爽。刘牢之觉得你靠着我，我为你卖命，还瞧不起我，太可恨了，于是就憋了一肚子气。司马元显很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两个人的裂痕，就趁虚而入，派人劝说刘牢之倒戈，投靠司马元显，并且许诺事成之后，把王恭的职务授予刘牢之。就这样，刘牢之被打动了，在行军途中，发动兵变，把王恭给抓起来了，宣布反水，倒向司马道子阵营。王恭就被刘牢之当做见面礼送给了司马道子，王恭后来被司马道子所杀。

司马父子也算对得起刘牢之，王恭一死，说话算话，马上兑现诺言。任命刘牢之为督兖、青、冀、并、徐、扬、晋陵诸军事，相当于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军区司令，手握大权，是自东晋建国以来，寒门出身之人所获得的最高职位了。这也标志着门阀士族开始边缘化，寒门出身的庶族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一方面是因为门阀士族自己不争气，这些官二代，官三代们，从小就生在蜜罐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娇生惯养。早就没了创业时期的斗志和韧性，大部分都是没有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和打拼，年纪轻轻就轻而易举的靠着自己家族势力，当上了大官。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由于大部分的门阀士族子弟都没经过磨炼，所以没有什么真本事，要么是沉迷酒色，吃喝玩乐，要么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在各个岗位上都干的是乱七八糟，捅了不少篓子。比如桓温北伐的失败，庾亮、殷浩改革的流产，王导、谢安执政的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都证明了士族门阀子弟的无能，无法胜任管理国家的重任。士族把国家管的乱七八糟不说，而且时间一长，门阀士族自己也烦了，不愿意管了，甩手不干了。所以到了东晋后期，很多士族子弟，都不愿意做具体工作。只是挂个名，当一些闲职虚职，编制在体制内，但是人也不去上班，天天游山玩水。那工作总得有人干啊，士族子弟把工作都打包交给平民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出身贫寒的能力强的平民庶族子弟就乘虚而入，他们有社会经验，又能吃苦，靠着自己的奋斗和努力抓住了机会，趁机爬了上来，逐渐的掌握了军权、政权。
在王恭死了，刘牢之倒向了司马道子父子之后，殷仲堪、桓玄就像泄了气皮球，立刻没电了。离开刘牢之的北府兵，单靠门阀士族的大少爷们，肯定是打不赢的，无奈之下，桓、殷退兵。这场东晋统治集团的内讧，门阀士族内部的内斗闹剧，以司马家族的胜利而告终。

通过平定王恭之乱，司马道子可能受了刺激，被吓坏了，身体变的特别虚弱，大病了一场，身体越来越差，精神也越来越颓废，非常丧。不理朝政，整天就躲在后宫里喝酒，每天都喝的酩酊大醉，醉生梦死，快活一天是一天，舅舅搂着外甥女儿，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自己躲在后宫里饮酒作乐，心黑手狠，野心勃勃的司马元显一看机会来了，就趁他爸爸酗酒不理朝政的机会，趁机把东晋的军政大权抓到了自己手里，开始提拔任用自己的人。甚至趁着他爸爸喝醉了，以皇帝的名义写诏书免去他爸爸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然后任命他自己为司徒和扬州刺史，提前抢班夺权，盖上东晋皇帝的印章。等司马道子酒醒了之后，发现了，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大印已经盖了，文件也已经下发了，又是自己的亲儿子，也算是肉烂在锅里，肥水也没留外人田，司马道子也无可奈何，就忍了。总之司马元显比他爸爸司马道子野心还大，还贪着急夺权，他们父子俩比较类似于林彪和他儿子林立果。



林彪和他儿子林立果

通过王恭造反和策反刘牢之，司马元显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坐稳东晋最高权力的宝座，就必须紧紧抓住枪杆子，得有自己的军队才行。靠刘牢之并不是长久之计，今天司马元显可以用高官厚禄引诱他背叛王恭，为自己卖命，明天就保不齐有其他人开出更高的价码，引诱刘牢之背叛自己。到那时，自己的下场也会像王恭一样，被刘牢之砍下脑袋来，当作投名状，献给新主子。因此，司马元显在平定了王恭之乱之后，就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军队。军队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得自己想办法去招募，但是司马元显没有这么做，他玩了个邪的，别出心裁，不走寻常路，他下令，把扬州境内已经被免除奴隶身份，上升为乐属，也就是刚刚由奴隶上升为佃农的这些人，集体参军，全部转为士兵，都强行迁到首都健康来，作为只属于他一个人指挥的直属部队。

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
（《晋书•简文三王，会稽王道子传》）。

司马元显想的挺好，可老百姓不干啊，凭什么啊，好不容易翻身做主人了，不当奴隶了，还没过几天好日子呢，就让姆们当兵去，谁愿意啊！当兵就得打仗，打仗就有可能死，谁愿意放着地不种，放着日子不过送死去啊，去给司马元显卖命，去当炮灰去啊。另外这些老百姓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扬州，你司马元显一声令下，我们就得搬到首都健康去，老百姓当然不干了，故土难离啊，中国人最在乎家乡了。结果老百姓一看，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司马家拿我们不当人啊，干脆我们反了吧。于是由于司马元显执行的错误政策，引发了一场东晋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孙恩起义。

孙恩大起义，顾名思义，就是孙恩领导的一场起义。孙恩是什么人呢？孙恩是个宗教领袖，是五斗米道的一个教主，五斗米道是道教的一个分支，又叫天师道。创始人是东汉的张道陵，三国时期割据汉中的军阀张鲁就是张道陵的孙子，也是五斗米道的教主。世界历史上很多的农民起义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披着神圣的外衣，为什么呢？因为打着宗教的旗号，容易把老百姓发动起来，披着神圣的外衣，老百姓就容易听你的，跟你走。造反是掉脑袋的事，凭什么你振臂一呼，大家就都听你的，你是谁啊。比如我说：我是徐惟隆，大家跟着我起义吧!那肯定没人理我，但是我要说我是神仙下凡，我是上帝的二儿子，玉皇大帝是我二舅，王母娘娘是我二舅母，二郎神是我表哥，三圣母是我表姐，沉香是我外甥。说我是猪八戒转世，再弄点儿灵异现象，假装有超自然能力，比如穿墙术，要学神仙,驾鹤飞天,点石成金,妙不可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隐身术、隔山打牛、隔空取物什么的。或者说隔着衣服能看见你的钱，能未卜先知，能算出你明天晚饭吃什么，能预测你们家明天包什么馅儿的饺子，那老百姓肯定就愿意跟着我走了。神仙吗，跟着神仙还能有错。历史上的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鱼腹丹书，太平天国杨秀清的天父下凡，义和团大师兄刀枪不入什么的，都是这种，说白了，就是包装啊。



太平天国杨秀清的天父下凡

外国也一样，很多所谓的宗教战争，背后也都是利益驱动，说到底都是为了争权夺利，宗教只是一层包装。比如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是为了劫掠东方的财富，十字军们连自己的基督教兄弟拜占庭帝国也照抢不误。还有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纷争，实际上就是穆罕穆德家族与非默罕默德家族对阿拉伯帝国统治权的争夺，也就是倭马亚家族所代表的部落贵族力量和阿里代表的新兴宗教力量的斗争。苏丹马赫迪起义，说是世界末日来临前先知的后裔马赫迪降临人世，实际是因为英国人在苏丹废除奴隶制，禁止阿拉伯人抓捕、贩卖黑人奴隶，断了苏丹阿拉伯人的财路，都是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粹的宗教战争。



马赫迪

五斗米教的主要教义是三国时期张鲁创立的，张鲁提出：教徒之间要互敬互爱，不要相互欺骗，对人要宽容，要宽恕原谅犯错误的人，给犯错误的人改过的机会。还主张不要贪财，有钱大家一起花，钱是身外之物，够自己吃喝的就行了，多余的都应该散了。张鲁还曾经设立“义舍”，就是类似于粥厂，慈善机构，穷人都可以来免费吃，有钱的人向义舍里捐钱捐东西。五斗米教的教义很有原始共产主义的意思，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里叶、圣西门提出的法郎吉、新和谐移民区这种概念，讲究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五斗米道的“义舍”也比较类似建国初期人民公社的公有制大食堂。其实很多宗教在兴起之初都是这样的，都是宣传人人平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宗教最早都是被压迫者所创立的。比如基督教最早就在受罗马人压迫的犹太人当中流行的，佛教最早诞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尼泊尔蓝比尼，和黄种人反抗白种的雅利安人种姓制度的压迫有关。



空想社会主义者

另外，宗教都是追求来世的，都是研究人死之后怎么样的，什么人才会天天向往来世呢？肯定是受苦人，因为这辈子不幸福，所以才会寄希望于来世，下辈子。有钱有势的人肯定对下辈子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这辈子，最感兴趣的怎么样长生不老，怎么才能不死。宗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都有神的崇拜，什么人才会想到去祈求神的帮助和保佑呢？那肯定是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生活中我们遇到什么难事，就会说老天保佑，穷苦人生活非常难，那肯定是最需要神灵帮助的。所以可以说宗教在诞生之初，就是穷苦老百姓的心灵安慰剂，是在茫茫尘世苦海中载沉载浮时远处若隐若现的希望的灯塔，虽遥不可及，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但是能让广大的受苦人在绝望中寻找到希望，马克思说宗教是精神鸦片，也不为过。

孙恩是琅琊人，他们家是家传的道家，上一辈儿就是宗教工作者，他叔叔师从杜子恭学习道法，然后传给了孙恩。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世袭相传的宗教在历史上挺多的，比如西藏藏传佛教萨迦派就是在一个家族内部世袭传承，萨迦派著名的教主萨迦班智达死了之后，就把衣钵传给他的亲侄子八思巴。黑山主教国也是这样，主教兼任国王，叔侄相传。



萨迦班智达

孙恩的叔叔孙泰感觉东晋政治黑暗，官府拿老百姓不当人，孙泰本人也被司马道子给杀了。孙泰的侄子孙恩，坐船逃到海岛避难。公元399年，司马元显强行把刚刚被解放的农奴编入军队，引发了老百姓的不满，孙恩一看机会来了，趁机从海上秘密跑回浙江，发动起义。由于东晋政府平时对老百姓的欺压非常厉害，门阀士族和平民的矛盾十分尖锐，所以农民起义就像干柴烈火一样，一点就着，开始是星星之火，很快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人越聚越多，十几天的时间起义军就发展到了十万人，迅速席卷了整个东晋。
孙恩起义开始非常顺利，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浙江各地的官员大多都是门阀士族，都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根本不会领兵打仗，平时也不训练军队，哪里是起义军的对手。起义军仅仅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攻占了临海、嘉兴、新安、上虞、会稽、东阳、永嘉等八郡。会稽的郡守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王凝之娶了谢安的侄女大才女谢道韫，身兼王、谢两大显赫家族成员的身份。是琅琊王家的儿子，陈郡谢家的女婿，可以说是当时官二代圈子里，最大的腕儿了。虽然王凝之出身显赫，但是一点本事也没有，就是个少爷秧子，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孙恩起兵之后，王凝之不当回事，既不训练军队，也不加固城防，整天就是烧香拜佛，沉溺于道教活动，等孙恩军队都打上门了，兵临城下了。王凝之还不调动军队应战，而是竟然手拿宝剑，身披鹤敞，登台作法，口念咒语，请天兵天将下凡，打退孙恩的叛军，这不是大傻子吗，结果让孙恩的军队乱刀给杀死了。



王凝之虽然废物，但是他老伴谢道韫可不怂，不愧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大敌当前，临危不乱。谢老太太手提双刀，带领丫鬟和仆人和起义军交战，老太太一对双刀，上下翻飞，那真是前看刀刃儿，后看刀背儿，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单刀看走，双刀看走，大刀看滚手，双刀舞的密不透风，三四个人进不了身。谢道韫杀死了不少起义军，最后把孙恩起义的将领也给震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能打的武装老太太，最后谢道韫寡不敌众被起义军给活擒，起义军敬重老太太勇敢，是个女中豪杰，没有加害。



孙恩起义军四处攻城略地，席卷了整个东晋的东南沿海地区，所到之处，对门阀士族是大开杀戒，王、谢、桓、殷这些豪门被杀死的人不计其数，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都被杀死，可以说是一场血腥的复仇。阶级斗争历来都是这么残酷，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非常暴力血腥的，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和风细雨的，是要血流成河，人头落地的。这些门阀贵族平时耀武扬威，骑在老百姓身上做牛马的时候，高唱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候，可曾想到了，有朝一日会被这些泥腿子砍了脑袋。这些门阀士族垄断官职，兼并土地，掠夺财富，寒门出身的老百姓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卑微的身份。永远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而士族子弟呢，哪怕什么也不会，是个白痴，也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历史上的独裁者、暴君和统治者们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见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不把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跟他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拼命，他们是不会主动吐出哪怕一点点嘴里的肉的。农民起义确实是残酷血腥，而且是泥沙俱下，打着替天行道旗号下也会有烧杀抢掠这些人性丑恶暴露出来。也会有不分青红皂白殃及无辜和以暴制暴的挢枉过正，但是老百姓何尝愿意诉诸暴力，何尝不想当个顺民，何尝不愿意好好说，好好商量呢。但是官府和地主乡绅们愿意听吗？你一个泥腿子想和地主老爷们谈条件，得到的结果只能是《阿Q正传》里，举人对阿Q的一句话：“你也配姓赵！”。十几个豪门都被灭了满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也死于乱刀之下，被剁成肉泥，惨不惨，确实惨！但是老百姓就不惨吗？史书上写的东晋司马道子执政时期“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晋书•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不惨吗？所以说不能只看豪门被杀的时候惨，不看他们剥削老百姓时候的痕和老百姓的惨，要一把尺子量到底。就像不能只看到崇祯吊死在歪脖树上的惨和被李自成拷饷打死的皇亲国戚的惨，而选择性忽视了大饥荒中卖儿卖女的的老百姓和父母饿死被在街上捡拾粪便吃的儿童的惨。

孙恩起义爆发之后，东晋政府派琅琊王家族的谢琰挂帅，率领大批军队来镇压起义军，孙恩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也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方法，不和东晋的军队硬拼。东晋的大军杀过来的时候，孙恩就率领起义军退到海上去，茫茫大海，一望无际，晋军很难找到孙恩的踪影。会稽太守谢琰非常骄傲轻敌，根本不把孙恩这些农民起义军放在眼里，一见孙恩的军队退到了海上，就放松了警惕，以为已经获得胜利。没想到等东晋的政府军刚刚撤走，孙恩就又弃船登岸，进攻会稽，卷土重来。但是谢琰毫不在意，甚至是孙恩的军队都兵临会稽城下了，他还不在乎，不当回事，跟手下吹嘘说，孙恩没什么可怕的，我一顿饭的功夫就能把他给灭了，我先去杀了孙恩，回来再吃饭也来得及，“当灭此贼而后食”。可没想到双方一交手，公子哥儿谢琰根本不是孙恩的对手，连谢琰本人加上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孙恩起义军斩杀于阵前。孙恩利用游击战术，一会儿上岸，一会儿下海，飘忽不定，神出鬼没，攻城略地，甚至一度打到了东晋的首都健康城下。如此循环往复，把东晋的军队折腾的够呛。

最后东晋政府没办法，门阀士族公子哥们靠不住，那只有打出最后一张王牌，调寒门出身的刘牢之率领北府军去镇压。北府军都是由北方南下的流民组成的，战斗力非常强悍，再加上这时候孙恩起义军自己也发生一些问题，孙恩这个人比较复杂，和洪秀全、李自成、张献忠、黄巢这些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具有多面性，既有反抗暴政，揭竿而起的革命的一面，但也有滥杀无辜，听天由命，装神弄鬼的野蛮、愚昧的一面。在起义的前期，他表现出的革命的积极的一面比较多。但是进入到了后期，特别是刘牢之的北府军交手之后，遇到强敌，遭遇挫折之后，思想就开始失控了，展现出了野蛮、愚昧的一面。


洪秀全

在和北府军的战斗中，孙恩为了加快行军速度，躲避官军的追击，他竟然下令把随军老百姓中当中那些的行动不便的妇女儿童，甚至是婴儿都扔到水里淹死了。这还不算，他还宣称，这些妇女和孩子都上了天堂了，享福去了。如此残暴和愚昧的行为，令人发指，到后来孙恩还扔下大部队不管，自己带着老婆孩子逃到海岛上去，这一系列的残暴、愚昧、自私的行为自然让孙恩失去了人心。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难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被压迫的底层农民，苦大仇深，斗争性强，这是优点。但是由于长期在社会底层，饥寒交迫，饭都吃不饱，没有机会读书。缺乏文化知识，不懂得斗争的战略战术，缺乏斗争经验，不懂得怎么建立政权、发展经济。也没有政治纲领，只能依赖鬼神，封建迷信。同时底层人民群众在被官府地主欺压了很长时间之后的突然爆发也会导致情绪失控和人性的崩塌，起义军在报仇雪恨的过程中，很容易杀红了眼，行为失控，走向野蛮凶残，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黄巢起义拿老百姓当军粮，梁山好汉李逵的板斧劈死美髯公朱仝的上司未成年的孩子，比如太平天国天京变乱杨秀清、洪秀全自相残杀血流成河，还有义和团号称神功护体，刀枪不入，为了反洋人连用洋火的中国学生都杀。





天京变乱

李逵、李自成、杨秀清这样出身底层的草莽英雄靠不住，那文人怎么样呢？也不行，由于元代之后，被程朱理学改造之后的儒家思想，变成了驯化奴隶的教科书，这种教科书培养出来的中国古代传统的文人知识分子因此被驯化的变成了胆小怕事，手无缚鸡之力，连宰鸡都不敢的废柴，缺乏反抗性和斗争精神。文人造反，容易变成光动动嘴或者是光说不练，平时说的挺好，到了需要舍生忘死，需要拼命的时候，就溜了溜了。比如戊戌变法，公车上书，慈禧一翻脸，一动武，梁启超、康有为就全跑了，而且中国这么大，都不敢待，直接跑到外国去了，上船之间跑到日本去了。




康有为

所以，要想成大事，必须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相结合，农民的斗争性、反抗性和知识分子的知识、谋略相结合，同时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相互砥砺，相互磨炼，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通过不断的磨合，消除农民阶级的盲动愚昧和暴力，驱除文人的胆怯、摇摆和虚荣。但是这种结合在中国古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法家思想中，文人和劳动人民之间都是有巨大的隔阂的，都是轻视人民群众的，无论是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还是商鞅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都是把老百姓、农民当做牛、羊，来牧的，当成傻子、小孩儿来看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历次农民大起义，无论多么轰轰烈烈，到最后都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山也还是那个山，要么就是农民起义领袖蜕变成封建官僚地主，比如朱元璋、刘邦，要么就是被官僚地主窃夺了主导权，比如瓦岗军和赤眉绿林军。不过是换了一拨统治者而已，继续治乱循环，直到国门被打开，西方的思想进入中国，才有所改变。





义和团

第五章：南北并立
第一节：织席贩履的皇帝，刘裕出世

公元363年4月16日，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值得纪念的大事，一件是御驾亲征萨珊波斯的32岁的罗马皇帝朱立安在马兰加（Maranga）被波斯士兵的标枪击中，贯穿助骨刺入肝脏，落马而死，君士坦丁王朝宣告结束。在地球的另一边，另一件大事则是南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在江苏徐州彭城出生。


刘裕

刘裕身世很苦，刚一出生，母亲就因为难产死了，小刘裕刚一落草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母亲死了，没人给刘裕喂奶，由于家里特别穷，请不起奶娘，刘裕他爸爸无奈之下，准备把他给扔了。幸亏同村的一个好心的妇女刘氏伸出援手，刘氏当时正好也刚生孩子，正在哺乳期，不忍心看着孩子饿死，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就顺便把刘裕也喂了。刘氏当时肯定没有想到她当时这个看似平常的一次助人为乐的举动，改变了她的两个儿子，乃至与整个家族的命运。刘氏的两个儿子刘怀素、刘怀敬因此就成了开国皇帝的一奶同胞，凭借这层关系，刘氏兄弟后来分别官拜尚书和将军，封为侯爵，成为显赫一时的贵族。

有的史料记载，说刘裕是汉室宗亲，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二世孙。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有后人给刘裕贴金的嫌疑，因为刘裕的家庭非常贫困，穷的连孩子都养不起了，不像有皇室血统的样子，不过这种给自己认个大咖祖先的情况在中国并不新鲜，唐朝的皇帝也曾经说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代，也没人去深究。中国老百姓对血统看的不是很重，只要你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祖上是谁，没人关心。

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庭的贫困让刘裕很早就开始劳动，砍柴种地打渔什么都干，刘裕在劳动中成长，到了十五、六岁时，刘裕就长成了一条大汉，身材健美，虎背熊腰，五官端正，浓眉大眼，是一表人才，在村里算是个人物。刘裕母亲难产死了之后，他爸爸又再婚了，又娶了刘裕的继母，没想到刘裕十几岁时候，他爸爸也死了。就剩下继母和刘裕娘俩过日子，别看刘裕和继母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刘裕对老太太特别孝顺，比亲儿子还好，时间长了，十里八村的都知道刘裕是个大孝子。这对于刘裕是一个很重要的加分项，因为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孝道，讲究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举孝廉，你要是大孝子，别人就高看你一眼。

刘裕长大成人之后，按照史书的说法是不拘小节，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我理解就是成了“社会人”，在社会上混，也没有正当职业，靠着脑子聪明，身体强壮，干些类似于古惑仔的工作。就是干一些不怎么合法的事，抓切糕，抢馅饼，打架斗殴什么的也免不了。但是做事有底线，虽然爱惹是生非的，但是不欺负老实人，为人比较仗义，不是那种下三滥的小痞子，所以《南史》上说他“雄杰有大度”。有一次因为欠人三万块钱不还，被抓进监狱了，多亏有个王谧的人，和他关系不错，替刘裕还债，才把他捞出来。

成年之后，刘裕和大部分侨民青年一样，离开了家乡，参军入伍，进入刘牢之手下的北府军，镇压孙恩起义，最开始做的是侦察兵，因为作战勇猛而且有谋略，很快被提拔成军官。有一次刘牢之派刘裕带着几十个人去侦查敌情，没想到撞上了敌人的大部队，敌人有好几千人，敌众我寡。但是刘裕毫不畏惧，并不后退，手提大刀，杀入敌营，大刀舞动如飞，好像虎入羊群的相仿，东挡西杀，左冲右突，杀死好多敌人。虽然刘裕身边的士兵死了很多人，但是刘裕毫发无损，最后竟然在敌人的优势兵力的包围下，全身而退，这就是横的怕不要命的，估计敌军被刘裕的勇气给镇住了。刘牢之这边，看刘裕带着侦察兵出去，好久都没回来，觉得不好，估计是遇到危险了。于是刘牢之的儿子骑着马率领骑兵出来接应刘裕，两股人马合在一起，士气大振，把敌人杀的大败。

刘裕因为作战勇猛，被提拔成了中层领导，刘裕搞管理也很有一套，打起仗来，总是带头冲锋陷阵，第一个冲上去，身先士卒。是同志们跟我上，而不是兄弟们给我顶住。而且刘裕带兵，军纪很严，当时刘牢之的部队驻扎在浙江上虞一带，他手下的军队普遍军纪都很差，经常祸害老百姓，只有刘裕领导这一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老百姓当中威信很高。

后来，刘裕率领军队驻扎在海盐，孙恩起义军派兵来攻城。这回又是敌众我寡，但刘裕不但不害怕，反而主动出击，反客为主。挑选出数百人，组成敢死队，脱掉盔甲，光着膀子，拿着砍刀。然后突然打开城门，敲锣打鼓，怒吼着冲出去，杀向敌军，孙恩起义军没想到刘裕竟然还敢主动出击，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慌乱中大将姚盛被刘裕手下杀死。突袭成功之后，刘裕并没有因此飘飘然，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他深知自己兵力远远少于敌人，如果硬拼肯定打不过敌人，所以必须智取。思虑再三，刘裕想出一条空城计，他命令所有士兵，趁着茫茫夜色，偃旗息鼓，从军营里撤出，藏在隐蔽的地方。第二天一早，打开城门，让一些老弱残兵在城门口晃悠。孙恩的军队非常奇怪，就派人来问这些老弱残兵：“刘裕的军队呢？”，老兵回答：“昨天晚上都撤走了，伤风的鼻涕—把我们给甩了”。起义军一听，一拥而进，冲进海盐城内，进城一看，果然一个人都没有，这回踏实了，彻底放松了，就在城内休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四面杀声四起，刘裕率领军队从角落中杀出，起义军猝不及防，被杀得大败。还有一回，刘裕率领一千多吴兵，也就是江苏的士兵，遇到了一万多孙恩起义军，又是以少打多。交手之后，刘裕寡不敌众，被打的节节败退，眼看就要被敌人追上。在千钧一发之际，刘裕急中生智，命令军队站住，不跑了，不但不跑了，反而让大家去扒战场上死亡士兵的身上的衣服。这一个举动反而把敌人给吓住了，他们很奇怪，刘裕人少，他们人多，但是刘裕不但不跑，反而从容不迫的停下来的扒死人的衣服，十分反常。分明还是有诈，肯定有埋伏，结果敌人怕中埋伏，不敢上前，撤退了。从上面几次战斗可以看出，刘裕是一个很出色的将领，指挥打仗很有一套，不仅仅武艺高强，作战勇敢，而且善于用智谋，不是张飞、李逵、地雷似的一介武夫。

就这样，刘裕靠着自己的战功，逐渐从一个士兵，往上爬，开始就是一个亲兵，后来当了司马、参军。刘裕在丹徒大败孙恩之后，孙恩起义军再也不敢和刘裕交战了，一看见刘裕的旗号掉头就跑，朝廷论功行赏，就封刘裕为下邳太守。太守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市长，孙恩从此由一个穷小子，靠着自己一刀一枪打出来了个厅局级干部的前程。完成了屌丝逆袭。同时，刘裕也凭借自己的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北府军的最高长官刘牢之的赏识，成为刘牢之的左膀右臂。

孙恩虽然在北府军的打击之下，投水自杀，但是起义军并没完全瓦解，孙恩死了之后，他的姐夫卢循继任起义军的领导职务。可就在这时，东晋这边就起了内讧，桓温的儿子桓玄和司马元显为了争夺东晋的最高统治权大打出手。双方争相拉拢刘牢之这个实力派军阀，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刘牢之决定倒向桓玄。这一决定遭到了刘裕和刘牢之的亲外甥何无忌的强烈反对，至于刘裕为什么反对，史料上并没有说。据我猜测，原因有三：第一，桓玄是桓温的儿子，桓温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想篡夺东晋皇位，是曹操似的大奸臣，在老百姓当中名声不好，投靠桓玄，等于帮助叛逆之子，会失去人心。而司马元显虽然也是个贪婪之徒，但是他是皇亲，是皇帝的亲兄弟，而且他手里掌握着东晋中央政府，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占据这道德制高点；第二，刘牢之之前曾经反水过一次了，如果再次改换门庭，也会落得个三姓家奴反复无常的坏名声；第三，司马元显为人很垃圾，桓玄也更不是什么好人，心狠手辣，一旦帮桓玄打败了司马元显，难免桓玄不会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把刘牢之干掉。但是可惜的是，刘牢之并没有听从刘裕的劝说，最终还是执意的投靠了桓玄。

后来事情果然不出刘裕所料，桓玄依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打败了东晋政府军，杀了司马元显，占领了东晋首都健康。但是桓玄前脚进入健康城，后脚就马上把刘牢之的军权给夺了，免去了刘牢之的军职征西将军、都督、江州刺史，改任他为会稽内史，相当于省委书记、集团军司令改任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并把他调离了北府军的根据地京口。刘牢之一听就觉得大事不好，桓玄这是要卸磨杀驴啊，要干掉一个重臣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把他手里的枪杆子给夺了。刘牢之当时的遭遇非常像2012年的重庆的那位姓王的公安局长，他当时突然被免去了重庆市公安局长职务，改任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王局长当时就意识到坏了，有人要对他下手了，他觉拼一把，拼个鱼死网破，这才有的之后的出逃事件。在刘牢之接到被削去军权的通知的时候，他和桓玄都在健康城内，他手下的谋士劝他拼死一搏，马上带兵突袭桓玄的府邸，杀死桓玄，拼一个鱼死网破。如果当时刘牢之真这样做了，没准还有翻盘的机会，但可惜的是，刘牢之犹豫不决，半天都没有下去手。刘牢之考虑了半天，最后逃出健康城，逃回他的根据地，召集他的旧部，起兵反抗桓玄。但是没想到他手下的参军刘袭说，您又要反，您当年原本是王恭的部下，后来您背叛的王恭投靠了司马元显，再后来您又背叛了司马元显跟了桓玄，到现在您又要反叛桓玄，您一个人就反水了三次，这么反复无常，怎么能成大事呢！刘牢之手下的部将一听到这个话，也都觉得有道理，纷纷走出了大帐，一哄而散了。就在这个时候，又传来消息说，刘牢之的儿子刘敬轩失踪了。刘牢之在双重打击之下，终于精神崩溃了，他觉得儿子失踪了，那肯定是被桓玄给杀了，自己手下的部将又都不愿意跟着自己干了，人心已经散了，自己再折腾也没什么意思了。就这样，刘牢之越想越心窄，越想越难受，最后干脆上吊自杀了。

元显既败，玄以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牢之乃叹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时玄屯相府，敬宣劝牢之袭玄，犹豫不决，移屯班渎，将北奔广陵相高雅之，欲据江北以距玄，集众大议。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还京口拔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谓其为刘袭所杀，乃自缢而死。
—《晋书•简文三王，会稽王道子传》

据说毛泽东晚年，曾经两次让人读《晋书.刘牢之传》，第一次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让陈伯达读，并且对陈伯达说：“我这边船还没沉，你就老鼠搬家，跳到别人的船上去了。”第二次是在听说了林彪出逃的消息之后，让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们读。毛泽东的用意，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但是据我猜测，毛的用意就是要告诉大家，做人要忠诚，忠于自己的理想，忠于自己的上级，不要做刘牢之那样的人。不要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做政治变色龙，不倒翁，像墙头草一样，哪边风硬就倒向哪边。要有自己的坚守底线，毛泽东的一生大起大落，载沉载浮，有很多人曾经背叛过他，他看惯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因为反对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政策，被开除党籍，从毛委员变成了毛师长。在瑞金时期又因为与博古李德的打阵地战观念不和，被斥为山大王，靠边站。长征在四川，又遇到了手握重兵的张国焘的威胁。我相信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一定有很多刘牢之似的人物，在他失势的时候，离开他，疏远他，甚至是迫害他，落井下石。



刘牢之死了，死的非常不值得，因为在他死了之后没几天，他失踪的儿子刘敬轩突然回来了，原来刘敬轩根本就没死，你说刘牢之死的有多冤。刘牢之死了之后，一方面刘裕就成了北府军的领袖，另一方面桓玄控制了东晋的朝廷，开始了篡位的最后的准备。他要继承他爸爸的遗志，完成他爸爸奋斗了一辈子都没能完成的心愿，就是当皇帝。刘裕不愿意跟着桓玄混，于情，他逼死了自己老是领导刘牢之，不仁，与理，他谋朝篡位，不义。而且他爸爸桓温名声也不好，桓玄也没有帝王的雄才大略，即使当了皇帝，也不会得人心，也长不了。所以刘裕准备干掉桓玄，但是刘裕并不着急，他要温火慢炖，一方面争取时间，慢慢积蓄自己的力量；一方面给桓玄时间，欲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让他充分的表演，让桓玄把自己贪婪阴险的嘴脸完全暴露在天下人面前，引起众怒，成为众矢之的之后，刘裕再顺势干掉他，那时候刘裕就成了顺应民心、为天下除害的大英雄，顺水推舟，事半功倍。春秋时期的郑庄公就是这么干的，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记录了这个策略。

刘牢之死了之后，桓玄非常怕刘裕给刘牢之报仇，起兵造反，就派他的哥哥桓谦来试探刘裕。桓谦问刘裕：“现在楚王桓玄德才兼备，天下人都拥护和爱戴他，朝廷上下都想拥立他做皇帝，你怎么看？”刘裕明明心里恨透了桓玄，但是装作一副对桓玄卑躬屈膝，忠心耿耿的样子。刘裕立刻啪啪啪，拍着胸脯子表忠心，他说：“楚王陛下，名门之后，雄才大略，盖世无双，晋朝气数已尽，已经失去了民心了，楚王取而代之，登基称帝，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桓谦把刘裕的态度告诉了桓玄之后，桓玄非常高兴，他放心了，他想如果刘裕都不敢反对自己，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桓玄很快就正式篡位，登基成为皇帝。为了让桓玄彻底放心，刘裕跟着桓玄的大哥来到健康亲自拜见桓玄，桓玄果然被刘裕的伪装所蒙蔽了，觉得刘裕是死心塌地的要保自己。所以对刘裕非常器重,多次亲切接见，并且赐给他很多金银财宝。桓玄身边的谋士提醒他说：“看刘裕这个样子，龙行虎步，傲骨英风，绝非等闲之辈，不是甘于久居人下之辈，不如早动手把他做了。”桓玄没同意，他说：“我现在还没有扫平天下，正是用人之际，刘裕这么有本事，是我的好帮手，等平定了北方关陇之地之后，我再安排他。”言下之意就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要先利用刘裕给他给他干活，等活干完了，在卸磨杀驴。可桓玄错了，刘裕不是驴，他以为自己在利用刘裕，刘裕是自己的一个工具，但他没想到其实在刘裕眼里，桓玄何尝不是驴呢？刘裕也在利用桓玄。刘裕通过扮猪吃老虎取得了桓玄的信任之后，桓玄就放心的让他离开自己身边，领兵去镇压孙恩的妹夫卢循的起义军。刘裕不愧是汉室宗亲，他玩的这一手，酷似他的先祖刘备、刘邦、刘秀，刘备在许昌种菜青梅煮酒论英雄，在曹操面前装佛系，刘邦在鸿门宴上装孙子，刘秀在亲哥哥被杀之后，在更始帝面前装作被吓破了胆不敢报仇，骗取信任，逃往河北。刘秀刘邦刘备的表现和刘裕在桓玄面前的表现非常如出一辙，让人感叹遗传基因的强大。刘裕的大军走到绍兴的时候，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劝刘裕，咱们就在这扯旗造反吧。被刘裕拒绝了，刘裕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桓玄还没有完全暴露出他的丑恶嘴脸，让他再表演一会儿，等老百姓都烦他了，咱们再出手；另外绍兴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不适合起兵，咱们还是等回到京口去再说，京口是咱们北府军的根据地。

后来桓玄的兄弟桓修让刘裕跟着一起回到首都健康去工作，刘裕又装病，说自己一条腿瘸了，是条废腿，走不了路了，继续麻痹对手，争取时间。暗地里联合了诸葛长明、刘毅、孟昶这些人，以出去打猎为名，聚集在一起，正式扯起义旗，反抗桓玄。义军推举刘裕为义军盟主，刘裕先是让孟昶在健康城里卧底，里应外合赚开了城门。刘裕声称自己奉了晋朝皇帝的诏书，诛杀桓玄，清君侧，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占领道德制高点，然后又说浔阳等城市也已经反了，虚张声势，释放烟雾弹，震慑住守军。最后再道德绑架，对守军说：你们难道不是晋国的臣民吗，我是奉晋朝皇帝旨意行事，你们要干什么。一番话，又打又拉，软硬兼施，一下真把守军给镇唬住了，放下武器投降了刘裕。

拿下了健康城之后，刘裕乘胜追击，率领军队和桓玄的军队在浙江舟山一带交战，刘裕临时招募了一帮乞丐，让他们打着旗子，冒充军队，在山上摇旗呐喊，虚张声势。让桓玄这边的人误以为刘裕这边人多，漫山遍野的全是，心理上产生恐惧心理。然后刘裕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跨马提刀第一个冲向敌人，刘裕手下的士兵一看，大受鼓舞，士气大振，也都跟着往前冲，一下就把桓玄的军队给冲垮了。古往今来，任何军队要想打胜仗，当领导的必须身先士卒，必须冲在最前面，领导都缩在后面，让当兵的往前冲，当炮灰，士兵也不傻，那士气肯定高不了，肯定打着一半当兵的都跑了。红军长征路过土城的时候，久攻不下，朱德就亲自拿着手枪到前线，带着士兵冲锋；外国也是一样，有个反映英军与苏丹马赫迪战争的电影叫《四根羽毛》中就有这么一个桥段，英军中了埋伏，被苏丹的马赫迪军队包围，英军的司令第一反应就是，大吼一声：“军官站在第一排！”



《四根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