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批 斗 走资派
文 化 大 革 命初期，毛泽东把中央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毛 泽 东和林 彪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统帅，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也就分成了两个司令部的人。凡是积极拥护、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官员，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称作“无产阶级革命派”；
凡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怀疑动摇、进行抵制或执行不力的官员，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刘 少 奇和邓 小 平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
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批判“包产到户”、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文艺大批判等等，都是其包含的内容。
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是“文 化 大 革 命”的主要对象，运动一开始就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各地各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所用的词语是“打倒”、“砸烂”、“炮轰”、“火烧”之类，凡是词汇里杀伤力最强的都用上了，国内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口诛笔伐，一时间他们全部成了“过街老鼠”。
“文 化 大 革 命”采取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四清运动经验，四清工作队每到一个村先从“怀疑一切”开始，把每一个干部都当成“假想敌”，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有枣无枣打三杆子”，打下“枣”来了是他们的胜利，打不下“枣”也没有什么关系，按群众运动的逻辑就是对这些人进行一次考验，经得住考验就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炼”本身就是上级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遭到了批斗、游街，被关进了“牛棚”（私设牢房）。许多走资派被迫害致死。
批 斗，这是“文 革”中最常见的一种惩罚“坏人”（走资派和黑五类），教育群众的形式。大致有两种：
一、开会批 斗。这种形式的规模有大有小，大的一般在体育场、市中心广场召开，有数万、十数万人参加，批 斗的对象身份也很高（比如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批 斗被打成“走资派”的那些中央领导人、批 斗刘 少 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大会、各界造 反 派批 斗本系统知名人士的大会、各地批 斗当地的“走资派”、“刘邓的代理人”的大会等等），小的则是各单位（包括单位内部的分支机构）召开的批 斗本单位“走资派”、“黑干将”、“小爬虫”之流的大会。
到“文 革”后期，批 斗的目标就不再是那些“走资派”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投降派”时，挨批的就是那些已经死了多年的历史人物了（譬如孔子，已经死了2000多年）。
二、游街示众。这也是从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直没有在中国大陆消失的现象。“文 革”前，好像凡是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都要在胸前挂一块名字上打了红“×”的牌子（古时候是在背上插上一根长方形的牌子），站在大卡车上在市内行驶一圈，然后再去刑场吃一颗枪子儿，平时一般见不到游街的。到了“文 革”时期就变了，“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统统都要游街示众。这倒不意味着这些人也被判了死刑，就此踏上了黄泉路，也是接受群众批 斗的一种形式，所以有一阵天天都能看到一个或是一批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人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群人边走边高呼“打倒××的×××”之类的口号（被游街示众的人也要跟着一起喊），这种侮辱人格的行为在“文 革”期间真是彻底的发扬光大。
批 斗说是要“触及灵魂”，其实更多的却是“触及皮肉”，很多被批 斗的对象都少不了要遭受一番皮肉之苦：脖子上挂上大牌子，低着头在台上站着接受批 斗就算是轻的了，有的批 斗对象还要被一边一个人反揪着胳膊，按着头，身体弯成九十度，这样的姿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这种姿势还有个称呼叫做“坐喷气式”（以两只胳膊向后反翘宛如飞机翅膀而得名）。负责揪胳膊的人都要换班，“坐喷气式”的却要一直“坐”到底。多数情况下只能硬挺着，因为如果你坚持不住而倒下的话，那些“革命群众”是不会怜悯你的，他们只会认为你是在装死以逃避批 斗。这其实就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
有的人在被批 斗时态度很强硬，拒绝承认那些“揭发”出来的问题。这时，大会的主持人往往会怒斥他“不老实”，警告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有人就带头高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台下也群情激愤，真的觉得台上这个家伙太坏了，竟然敢抵赖自己的罪行。此时，那个犟脾气的家伙很可能会挨一顿耳光拳脚。严重的甚至是皮带、棍棒殴打。有的人就这样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还有的人不堪其辱，回去以后便自戕了。死了也逃脱不了，还要被斥之为“自绝于人民”。
“文 革”期间有多少人被批 斗，有多少人在批 斗中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就跟“抄家”一样，也成了一笔无头公案。少数那些高级干部、名人被迫害致死，大家都知道。还有很多解放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国 民 党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在“文 革”中被批 斗折磨的悲惨命运，就很少有人描述了。
当那些名为“造 反 派”实为暴民的人冲进家门来揪斗自己时，刘 少 奇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能挡住他们，保护住自己（假如这个叙述是真的，足见他此时已经无助到何等地步）。而那个在“文 革”初期指挥组织了一度势力强大的“保皇派”组织、而这类组织又去抄了不少“黑五类”家的、当时的中 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后来也成为被批 斗的对象，妻子、儿子全部死于非命，最后就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不知此翁后来对此做何感想。
“文 革”初期，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只要“单位”或“群众组织”认为必要，公民的住宅就可以任意闯入，公民的私有财产就可以这样冠冕堂皇的公开掠夺，公民的政治身份就可以随意改变、人身自由乃至生命就可以任意剥夺，公民的人格就可以任意侮辱。人权荡然无存！
“牛棚”，就是各单位私设的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何谓“牛鬼蛇神”？没有什么标准，红 卫 兵说谁是谁就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 革 命分子、坏分子、右 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所谓的“黑九类”理所当然的是牛鬼蛇神。后来，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有海外关系的，或者卓有成绩的老教师、作家、艺术家等等，都被作为“牛鬼蛇神”。红 卫 兵首先在学校造反，对校长、老师进行批 斗、游街、抄家，关进“牛棚”，然后冲出校门，在社会上抄家，批 斗“牛鬼蛇神”。
以刘 少 奇为首的许多“走资派”（反“左”的高级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名人）普遍受到批 斗，被关“牛棚”，不少人被整死或被逼自杀。

69、“彭罗陆杨”批 斗大会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位高官的所谓“错误”进行了批判。彭真的所谓“错误”，主要是主持制定了《二月提纲》，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罗瑞卿的所谓“错误”，一是抵制了林彪所宣扬的个人崇拜，二是抵制了林彪的所谓“突出政治”。陆定一的所谓“错误”，一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多次写匿名信，反对林彪、叶群，二是反对林彪的“活学活用”的提法，三是同彭真一起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杨尚昆的所谓“错误”，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谄。
５月２３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批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彭、罗、陆、杨四个人的决定。从此，四人失去了自由，遭到了造反派的迫害。
1967年一月四日、五日两天下午，“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 革 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余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件大新闻。
一月四日上午九时起，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断，同时还教唱了大会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下午一时三十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 泽 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话音刚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喊声便从会场的四面八方迸发出来。群众的情绪也被激发起来了。接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挂着分别写着自己的名字，并画有×的一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 卫 兵押上会场。罗瑞卿因左腿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出来，并因此有幸坐在凳子上。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萧向荣、梁必业、安子文、曾三、严慰冰和郝治平，他们挂着写有各自姓名的大牌子，像彭、陆、罗、杨一样，分别被两个红 卫 兵扭曲着肩臂，面向四周。大会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口号声此起彼落。每一部分发言结束，被批 斗的一大串人便由红 卫 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与会者无不伸长头颈以便看清被批 斗者的模样。被批 斗的人由于受到长时间精神和体力上的折磨，面色灰白，痛苦不堪，身有残疾的罗瑞卿受的罪当然更胜一筹。
这次批 斗会之后，大规模的批 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罗瑞卿不断被批被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他的腿伤未愈，却要一面接受所谓治疗，一面接受群众“审查”。在做第二次跟骨病灶清除术时，根据常规，术后七天拆线，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第六天就给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 斗。当时的罗瑞卿处于身体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腿伤不能很好的愈合，精神折磨难以忍受的状况。
不久，在林 彪一伙人的精心策划下，把罗瑞卿作为彭德怀的“一根毒藤上的黑瓜”抛了出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活动中，罗瑞卿作为仅次于彭德怀的军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再被报刊点名，《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 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唧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从此，罗瑞卿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都处于“车轮战”和“精神战”的烟幕里。
“彭罗陆杨”批 斗大会，就是各地造 反 派批 斗“走资派”的一个缩影。罗瑞卿的遭遇，也是全国各级“走资派”遭遇的一个缩影。

70、第一个被打死的共和国部长张霖之

张霖之，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1908年生，原名张朝明，河北省南宫县人。1929年12月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陆军21师军官教导处做地下兵运工作，任中共支部书记。1931年任中共南宫县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了直南武装暴动，1935年任中共直南特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1940年任中共鲁西区委书记，1941年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任冀鲁豫军区政委，1945年11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7纵队政委，1947年8月任11纵队政委，1948年参加豫东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2月任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5兵团副政委，后任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工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第2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建委副主任，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最后任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还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显而易见，张霖之先生是中国共产党一位劳苦功高的高级干部。为共产党、毛泽东打江山出生入死几十年的张霖之，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如果那样，他还是一名光荣的烈士，然而，在革命胜利以后，却倒在共产党领袖的巨掌之下——成了“可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国家煤炭工业部长的死因，十分简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开天辟地第一伟人”亲自主持制定了文革的方针性文件《5•16通知》。当时，刘少奇提出了异议，认为“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产阶级的当权派”的提法欠妥，打击面过宽——刘少奇并未明确意识到，这句话所指的最终目标正是他——毛泽东断然表示：这一提法不容置疑。
刘少奇随口又问：“那么，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觉一愣，但很快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一个。”
其实，毛泽东跟一个部长接触并不多，根本说不上了解。他说此话，只不过是一时语塞，掩饰尴尬的敷衍之词。
然而，正是这一句不负责任、不管他人命运的敷衍之词，生生夺走了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性命！
1966年夏，亿万青少年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大闹天下、正值运动登峰造极之时，“开天辟地第一伟人”一言既出，犹如万钧雷霆，山摇地动，大地轰鸣！
就是这区区一句话，使一个花甲老人连续被斗50多场！就是这区区一句话，一个共产党的大功之人被共产党领袖的红卫兵连续毒打50多次！就是这区区一句话，一位共产党高级干部被活活打死在光天化日之下——老人倒毙在了批斗会现场！
俞虎先生的《共和国部长之死》这样写道：
到1967年1月中旬以后，迫害的“花样”就更多了。他们把张霖之的铺盖卷裹上铁炉子，用粗铁丝挂在他的脖子上，要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下来，一顿毒打后，再拉上去重复。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来自汾西矿务局的几个人，弄了一个重60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张霖之无法承受这样的重量，造反派就用绳索四面拉住，扣在他的头上，把张霖之压倒在批斗台上，昏死过去，换来的是欢呼，是对张霖之的责骂。文革后，这个凶器公示于众，并被拍照存档，作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铁证。我们的后代已经很难相信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
1967年1月21日，矿院举行庆贺“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大会，张霖之照例被拉去游行示众，沿路任何人都可以对他随意殴打。此时的张霖之已经无力抬头，他被架着拉着批斗，头垂得很低，以至于造反派未能拍下他面部的镜头。一个年近六十、身患疾病的人，还能忍受多长时间这样的虐待？但这一天，张霖之再次被逼供折磨，造反派还故意踢倒凳子，使站在上面的张霖之摔到地上。参与者以后的供述是：“这时候张坐在地上不起来，田和我又踢他几脚，把他拖起来。田拿带铜环的腰带打张的脖子，我也用腰带打了几下。
……
照片显示，老人死时面目扭曲，脖颈上4处伤口一片血污，鲜血染得衣服肮脏不堪。
周恩来目睹照片，不禁浑身颤抖，热泪盈眶，口中喃喃而语：“张霖之是个好同志，死得惨啊！”——惨啊！惨啊！
• 　　话说回来，即使张霖之不是一个好同志，总应该通过法律程序证实他确有罪孽吧——再进一步说，即使他确有罪孽，难道就应该如此丧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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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首位惨死部长蒙难记（1）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揪斗
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工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煽动和策划了对张霖之的揪斗。江青面对法庭的质问，不得不低头认罪
1980年10月，北京正义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审判长威严地告诉工作人员：打开幻灯机。
白色的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一个老人被揪斗、毒打的情景。人们看清了，这位老人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害致死的部长——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幻灯片放完了，大厅内又响起了审判长的声音：“江青，这是你诬陷张霖之以后，发生的批斗场面，因此，对于他的死，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承认吗？”
江青从椅子上站起来，努了努嘴唇，什么也没说。
“我再问一遍，你承认对张霖之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审判长说到第三遍时，江青才勉强地点点头。
“你应该明确回答本院提出的问题！”
江青不能再沉默了，她用极低的声音回答道：“我承认，承认对他的死有责任。”
她必须负责任！
1966年8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人们的工作只剩下一个内容：开批判会，写大字报，上街游行。
煤炭部党委也跟随大势，召开民主生活讨论会。张霖之主持会议。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竟被一位发言者指责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张霖之身为部长，不但不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恶毒的话——‘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同志们呀！看看吧，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吗？！”
会后，这位揭发者的发言被整理成文章，起名为“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
张霖之气愤至极。这纯粹是诬陷，一个人的自私目的没有满足，就可以堕落到这种地步吗？参加那次会议的全体同志除了他都可以证明，他从未说过这些话！
原来，揭发者是因为没能提职为副部长而诬陷张霖之。
为了保护脾气耿直的张霖之，让他脱离是非的漩涡，他的夫人李蕴华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中央允许张霖之到外地休息一段时间。
9月2日，经国务院主管工交口的负责人批准并报请周恩来总理同意，张霖之暂时离职休养。当天，他踏上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树欲静而风不止。
“中央文革小组”盯上了张霖之。
1966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康生手持一大堆材料，说有人揭发张霖之反对毛主席，并肯定地说张霖之是彭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党。江青、叶群等人也跟着附和，表示同意康生的说法。张霖之的问题就这样简单地被确定下来。
几天后，江青亲自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的“群众代表”，她拉着腔调，用不太纯正的普通话煽动他们造反：“你们刚才问到张霖之，我可以明白地说，他不是我们的人，是彭真的死党，也可以讲是私党，就是亲得很呐！小将们，你们一上阵，真是摧枯拉朽，就可以把他和支持他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呀！呵，呵，我们支持你们，不过，我要声明，谁要与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们要把张霖之这些走资派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批得他就像当年的托洛茨基一样臭！”
不久，在大庆的张霖之接到了让他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
他立即返京，于12月18日傍晚抵达北京站，在此之前，他的家已经被抄，张霖之无家可归，老同事段君毅派出自己的红旗轿车把他接到京西宾馆。
车入长安街，马路两侧的路灯亮了，往前望去，就如一条波光闪烁的长河，但此时的他已无心欣赏京华夜景。车经过北京饭店前时，他下意识地往左看去，饭店对面的煤炭部大楼上，贴着巨大的标语：“揪回畏罪潜逃的走资派张霖之！”“彻底批判煤炭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真没想到这样，真的忍受不了，一股被侮辱的愤怒之火从他心中升腾，使他难以控制自己，转身握住前往车站接他的妻子的手，眼睛红红地大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我‘红张’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红张”，李蕴华闻此一惊，这是丈夫几十年前的称呼呀，怎么也提了起来？
那是抗日年代，华北大平原养育大的张霖之，个子虽然不高但粗壮结实，他终日奔走在田园村庄、青纱帐，太阳和风雨把他的脸庞、胳膊、脊梁、腿脚都变成了黑红色，加上他常用化名，用过几十个，谁也叫不准他，便习惯叫他“红张”，冀南的老百姓这样叫他，伪军衙役也这样称他。
“红张”是张霖之独特性格的反映，是张霖之红色经历的证明。
此时旧话重提，惊住了李蕴华，她赶紧安慰丈夫：“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咬咬牙挺住！”
张霖之知道妻子理解错了，便坦然地摇摇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决不会寻死、自杀，那是见不得人的事，要么就是彻底灰心了。我自己有错误不怕别人批评，也有决心改正。‘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还要努力理解、努力紧跟呢！”
这一夜，气温骤冷，上天好像明白张霖之只有一个自由的夜晚似的，悠悠地飘起了雪花，把大地变成一片洁白。
次日凌晨，张霖之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去北京矿业学院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

72、首位惨死部长蒙难记（2）

一个黑大个就对准他的腹部，猛击两拳。随着肋骨的断裂，张霖之应声倒在地上
在矿院一号楼313房间——经济系64(2)班废弃的学生宿舍里，四个红卫兵的小头头开始审讯他们的部长，之后便监管他的行动。
24日，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北京矿业学院的教学楼前，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顿时，等候的人群中响起阵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中央文革’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口号声，走在前面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声赫赫的戚本禹。他目不旁视，径直走向会议室主席台中间的软椅：“同志们，我和××同志是奉江青同志之命来的，你们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行动好得很！”等着一阵“欢呼”的声浪退去，他扶扶眼镜接着说：“不过，现在你们的火力还不够，还要集中轰，狠狠地轰。煤炭部在北京饭店对面，那里发生点什么外国人都可以看见。你们搞得热闹了，在那里、在大门口造反，可以震动全世界！”
事隔两天，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张霖之正在房里认真学习毛主席自“文化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忽然，门被“嗵”的一声踢开了。一群学生呼啦啦拥了进来，没等他看清那些陌生的面孔，一个黑大个就对准他的腹侧，猛击两拳。随着肋骨的断裂，张霖之两眼生泪，头晕眼黑，应声倒在地上。他愤怒地抬起头，喝道：“不许胡来，不能武斗！”话音未落，一个人扑上来，揪着他的头发狠命地拖扯，另一个人把一块写着“彭真死党张霖之”并在上面打着黑叉的大牌子挂在他头上。混乱中，张霖之的半边头发被连扯带剪地剃光，斑斑血水滴落在胸前的牌子上，染红了上面贴的纸，又滴在眼前的水泥地上。最后，他被押上了楼外的大卡车，开始了第一次游斗。
就在这持续三个小时折磨的同时，煤炭部那个没当上副部长的“老干部”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策划更大更残忍的迫害。
12月28日，在煤炭部大礼堂举行的批斗会上，这位“革命领导干部”亮相了：“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粗大的喉结在他干瘦的脖颈上上下滚动，“本禹同志的指示，对我们来说是动员令、是催征鼓。我要像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和你们一起冲锋、扔手榴弹——”
“别摆老资格，少废话！快点揭发！”不知是谁在下面高喊。
“是，是，我揭发、揭发！”这个“老干部”擦着瘦脸上的油汗连连应诺。在他的如簧之舌下，一个个“罪名”、一顶顶“帽子”射向张霖之，也增添着受蒙蔽的学生、群众的张狂和怒火。终于，一场丧失理智的人性的悲剧发生了。
下面是当年参加批斗张霖之的人写的日记：
1966年12月28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子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却公然上演着只有蛮荒时代才会出现的惨剧。
此时，张霖之的女儿正设法见他一面，她找到一号楼，老远就听见那边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嘲骂声和口号声。“是爸爸！”她的心狂跳着，紧走几步来到人群前，突然两脚却像灌了铅似的再也挪不动。她惊呆了，十几天不见，父亲的形色枯槁憔悴，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在寒风中摇曳。爸爸下身穿的那件黑棉裤，是妈妈为他总跪着挨斗专门做的。因为长，还挽了一截。“阴阳头”上的一半头发散落在脸上，胸前背后各挂着一块用细铁丝吊着的大木牌。因为重，铁丝已经深深嵌入肉里，周围全是黑紫的血痂，手里还拿着一个代替铜锣的破洗脸盆。她看着看着，一阵昏眩，几乎跌倒。
就在这一瞬间，张霖之麻木、呆滞的眼睛忽然亮了，他认出站在面前的女儿：“非非！是你！”他把手里那张敲破了的洗脸盆猛地掼在地上，两行老泪顺着面颊缓缓流下。
“干什么的，你是他什么人？”几个披着绿大衣的造反派横在两人中间，“不说，就拿这老家伙是问！”皮带飞舞，骂声片片。血丝和着泪水，在父亲脸上划出难看的线条。“别打了！别打了！我是他的女儿，我是来看看他的。”
“狗崽子！狗崽子！”
“给她学校打电话，把这家伙带走。”
就在造反派打电话的短暂空隙，她从父亲深沉的目光里感到他急于知道外面的一切。
“爸爸，我们都好。您、您还有粮票吗？”
张霖之没有回答，只是低沉地带着微喘说道：“回家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
一群人强行把他们扯拽开，她的围巾散落在地上，露出的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她奋力扭过头，喊着：“爸爸，我还来看您，还来——”
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在敌意、冰冷的盯视下，在芒刺在背、鬼魅缠身般的厚重痛苦中，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工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这就是他在被斗毒打52次，关押30多天之后，第一次交出的“坦白”材料！一颗金子似的心，在全身伤痕，衣服、头发、脸上沾满墨汁、血污、痰迹后面，还在顽强地闪光。它足以使所有政治上的懦夫汗颜，甚至两千年前的那位老乡——刺秦王的荆轲也无法比拟。
除了他的妻子儿女之外，这些天来，还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在想方设法营救张霖之。从高级干部到伙房大师傅，从左邻右舍到素不相识的煤矿工人。虽然一次次上告电话被粗暴地回绝挂断，一封封呼救信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信访组扣压，但是人们还在打、在写、在奔走……然而，谁都没想到，对张霖之部长的迫害，远远超出了挂牌、游街、戴高帽、“喷气式”、辱骂、狂叫。当人们知道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73、首位惨死部长蒙难记（3）
1967年1月21日晚6时，张霖之瘫倒在床上。这一天，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举行“庆祝夺权胜利”游行。他，作为俘虏和战利品，举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陪游陪斗6个小时。此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快油尽灯枯，没有一点气力。忽然，外面一阵纷乱的脚步，看守王××和田××推门侧倚，放进五六个人来，未等老人张口，已被拖到地上，接着又被按跪在一张长方条凳上，脖子上挂上一捆东西。张霖之只觉得沉重无比，汗珠噼里啪啦掉下来。原来那是一个用褥子裹着的大铁炉。见他颤颤巍巍，暴徒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帮助”他稳住。王××大声吼：“张霖之，你是不是彭真的死党？”“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你是不是常常深夜到彭真家开会？”“很少。”“干什么去了？”“商量工作。”“胡说……”
“啪！啪！”王××左右开弓，打得老人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舌头都麻了，像棉花瓤子塞在口里。眼角挨了一拳，他一只眼被血糊住，另一只眼大睁着盯着凶手。“你还敢不老实——”不知是谁，照准凳腿一脚踢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掇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暴徒们又把他揪起来。
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像雨点一样抽落下来，疼痛的抽搐散布到他脸上的每一根筋络，冷汗直冒。但张霖之仍不吭一声。血，迸溅着，溅到四壁。飞舞的皮带铁头打塌了他的左眉骨，打裂了后脑骨，打碎了衬衣。他下意识地蜷缩着，终于，两眼发黑，又扑倒在地上。
脑子已不太清晰的张霖之只觉得极疲倦，极沉重，渐渐地，一切都模糊了，也难听见抡着皮带的小将们在喊：“看呐！张霖之那副怪样子，装死狗，哈哈！”他好像睡着了，枯瘦的身体倒伏在地上，脸枕着温热的血，闭上了眼睛……
听到张霖之的死讯，周恩来含泪发表谈话：“我很难过！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
“听说没有？那个黑帮咽气了。”
“张部长不幸遇难，唉——”
“老张死得冤哪！”
“简直没有王法了，这样搞还了得？！”
“死就死呗，这种人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无数张嘴带着嘲弄的、幸灾乐祸的、悲哀的、愤怒的、痛不欲生的口吻传播着一个消息：张霖之死了！一封封加急电报、一个个长途电话通过万里中继线，询问煤炭部、国务院，询问“中央文革”，要求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
李蕴华和她的子女们是三天后才得到音讯的。天寒地冻，孩子们搀扶着母亲，路途遥遥奔向东郊火葬场。一位工人告诉他们，三天前矿院造反派把遗体拉来扔下就走了，要不是你们找到这里，再过些时候就火化了。张克非后来忆及那时的情景，仍肝胆欲裂：“我们见到爸爸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月前，他还笑着鼓励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现在却孤零零地躺在地上。爸爸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着条棉毛裤，光脚，嘴里满是紫色的血块，背上尽是鞭伤、刀痕，头上有几处血洞……他的面容上凝留着愤恨，微张的嘴像在抗议。这是谁专谁的政，谁革谁的命？一个没有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屠刀下的老战士就这样完了。我想不明白，一辈子也想不通！”
当天深夜，全家人蜷缩在几只椅子搭的床上，屋里没有暖气，房间里空荡荡的，更觉得寒气逼人。当远处电报大楼的钟声敲过12点后，扔在屋角的电话忽然响了。二儿子张世平抓起电话，刚听了一句，就惊讶地跳起来，冲着李蕴华大叫：“妈妈！妈妈！快来呀，是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全家都呆了，只有泪水像山泉般涌了出来。母亲激动得全身抖动，她几乎是扑在听筒上在捕捉着对方的声音：“李蕴华同志，我是总理秘书周家鼎。总理十分关心霖之同志的问题，指示我们要立即通知公安部，通知谢富治同志。由法医、煤炭部、矿院和家属四方组成调查团，查明霖之同志的死因。他还让我告诉您，要节哀，多保重。”李蕴华含泪“嗯、嗯”地应着，使劲地点头。也许就在此刻，在她几乎万念俱灰时，周恩来的关怀使她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
2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了如下谈话：“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让回家，多年的老战友嘛！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斗争。许多中央同志知道后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呵！你们难道可以为所欲为吗？”
3月1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接见七个部委的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含泪发表如下谈话：“矿院把张霖之同志揪去40多天，为什么不让回家？至少可以先回国务院嘛。今天我看见了钟子云(当时任煤炭部副部长，曾与张一同关押)，看不见张霖之，他已经化成灰了，我很难过！他失掉人身自由40多天，这样的拘留是违法的。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就是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说到这里，周恩来声音有些哽咽，“现在，让我怎么向党中央、向毛主席交代？”
3月11日，周恩来在一次更大规模的会上又说：“小将们，不要以为只有你们自己是革命的，我们许多老同志一样是赤胆忠心的。只要祖国人民一声召唤，他们照样会走上前线，血洒疆场的！可是，你们却不让他们革命，揪斗他们。像张霖之同志，还被摧残死了！”
张霖之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蒙难的部长，他的死，给所有正直、善良的人敲了警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不久就通知各部委，主要负责人立即搬进中南海这块唯一的“净土”，如果要与群众见面，必须事先通知，得到批准才行，时间不许超过两小时。这项规定后来成了许多老同志的保护符。
文章摘自《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来源： 新浪读书 编辑： 潘东
原题《文革首位蒙难部长：张霖之倒在小将皮带下》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74、毛 泽 东“炮打司令部”（1）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主席在京主持召开中 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为代表的师生。这可是历次党的中央全会所没有的情况。
由于这次全会是仓促召开的，直到7月27日才发出通知，刘 少 奇就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报告。因此，只能作一个口头报告，并由周恩来等人插话补充。
主席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实际上，会议一直持续了12天。
在邓 小 平宣布大会议程后，刘 少 奇在会上向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在国内国际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同时向全会报告“文 化 大 革 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承担了责任：
“在‘文 化 大 革 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 化 大 革 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说到这里，主席插进来，厉声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 少 奇不得不解释：“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
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主席厉言反驳：“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 少 奇不得不再次解释：“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主席又说。
刘 少 奇继续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主席疾言厉色，再次打断刘 少 奇的讲话：
“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
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当初派工作组是经主席同意批准的，现在主席翻脸不认账，反诬刘 少 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会议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气氛一直紧张，没人敢申辩。
第二天，鉴于有些中央负责人还没有讲话，就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都对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
周恩来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
当天晚上，为了取得对运动的感性认识，刘 少 奇决定到建工学院。
傍晚5点钟左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正在家里，突然刘 少 奇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李雪峰同志马上准备，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学院。”
李雪峰还未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等李雪峰打通电话，那边说：“少奇同志坐车子已经走了，到你那里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诧异：只有他去见刘 少 奇的规矩，没有中央领导人到他这里来接他的道理。
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陪同下，刘 少 奇到了建工学院。事前，刘 少 奇要“中央文 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
刘 少 奇在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最后讲了话：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责任，谁的就谁负责。”
“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刘 少 奇临走前，提出第二天还要来听意见，听两方面同学代表的意见。
3日，刘 少 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把“八一团”、“革命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又找来两派的普通同学，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耐心做工作，希望他们两派学生不要对立，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把运动搞好。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主席的态度也越来越鲜明，语气也越来越严厉。
4日，刘 少 奇参加了全会中南组讨论。
对前一段的工作，刘 少 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情。他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 化 大 革 命’，群众起来要民 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但他已经有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75、毛 泽 东“炮打司令部”（2）
4日下午，本来通知说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议。当代表们到达会场后，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开全体会议了，改为小组讨论。
与此同时，主席主持召开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含沙射影地给刘 少 奇扣莫须有的大帽子：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 民 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 产 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 化 大 革 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主席越说越气愤，眼看着又要牵连到别的人和单位。
刘 少 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主席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 少 奇辩解：“这是中央的意见。”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当叶剑英汇报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
主席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个会场顿时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来了一个晴空霹雳。
8月5日，主席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 少 奇、邓 小 平：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 化 大 革 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 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 少 奇对此并不知情。这天，他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是刘 少 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回到家里，周恩来打来电话：“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6日，主席让秘书打电话给正在大连休养的林 彪，让他回北京参加全会。当晚，林 彪乘专机回京，直接进入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7日，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连续对刘 少 奇、邓 小 平等人的批评，与会者一下子就明白了，主席写这张大字报不是无所指的，而是直接针对刘 少 奇、邓 小
平等人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 少 奇、邓 小 平开始受到批判。
8日，中 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 化 大 革 命”的进一步发动合法化。这是中 共中央关于“文 化 大 革 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把“文 化 大 革 命”全面推向全国、推向深入。
对这一决定，主席认为刘 少 奇是“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
接着，会议就转入了对主席的“大字报”的讨论，连带着，是对刘 少 奇、邓 小 平等人的大批判。
刘 少 奇在会上频频作检讨，承担责任。他在一份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绝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分组讨论的一天，刘 少 奇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中 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休息时，当着众人的面对刘 少 奇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
刘 少 奇明白这位老大姐的意思：她是信任和尊重刘 少 奇的。
刘 少 奇平静地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8月11日、12日，林 彪的妻子叶群两次找人，指使他写了诬陷刘 少 奇的材料。14日，林 彪把这份材料通过江青转送给主席。
这表明，不仅仅是主席对刘 少 奇批评，来自党内的冷枪暗箭，也开始纷纷射向刘 少 奇。
会议结束前，主席突然提出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这是原定的议程中没有的。与会人员没有什么准备。
12日，全会进行表决，补选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为七人：主席、刘 少 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 彪、邓 小 平。这次增加为11人：主席、林 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 小 平、康生、刘 少 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中国人是很重视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后，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刘 少 奇从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 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 彪为副主席，其他刘 少 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 彪就成为了主席当然的接班人。
在这次会议上，刘 少 奇再次承担责任，“中央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并请求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职务。
实际上，刘 少 奇不请辞，他也不会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有什么发言权了：由于这次会议批评了刘 少 奇、邓 小 平等人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之后就根本不可能再参与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此时，已是狂风乍起，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 少 奇只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权利，只有检讨和被批判的权利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形势更加恶化，一片大乱。尤其是主席六次接见“红 卫 兵”之后，“红 卫 兵造 反 派”的大规模活动愈演愈烈，席卷全国。

76、刘少奇做检查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飞舞，来自全国各地的“红 卫 兵”挥舞着红宝书，口号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顿时一片欢腾……
这是刘 少 奇降职后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时，他默默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点燃了一根烟，默默地吸着。

当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时，刘 少 奇同他攀谈：“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伍修权无话可说，无奈地笑了笑，走了开去。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 少 奇集中精力对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反思，写检查。
9月中旬，刘 少 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努力按照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口径，检查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 化 大 革 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刘 少 奇在检讨中还对历史上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尤其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内容，对自己的错误“加码”。
检讨写完后，刘 少 奇将检讨稿报主席审阅。

14日，主席复信刘 少 奇：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 少 奇马上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信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再酌加修改，再做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9月19日，周恩来将刘 少 奇的检讨和主席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
10月23日，刘 少 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林 彪、陈伯达、康生在会议上指名攻击刘 少 奇、邓 小 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 化 大 革 命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主席并没有这么看。他在24日、25日的会议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 少 奇同志、邓 小 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林 彪、江青一伙人心里明白，主席的这一表态是“鳄鱼的眼泪”。他们没有理睬。
此后，刘 少 奇并不是每次会议都要出席，直至没有给他任何通
知，他也就不可能参加任何会议。
除了作检讨外，刘 少 奇逐渐远离了决策层，但并没有远离“文 化 大 革 命”的漩涡。

77、张春桥布置批刘邓
12月6日，林 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交战线的“文 化 大 革 命”问题。刘 少 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林 彪在会议上对刘 少 奇、邓 小 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刘 少 奇动情地对妻子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这段时间，刘 少 奇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 卫 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
到了1966年12月，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 革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 反 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 少 奇、邓 小 平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 少 奇、邓 小 平大行动”，公开贴标语，撒传单：“打倒刘 少 奇”、“打倒邓 小 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等。在“中央文 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 少 奇、邓 小 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 少 奇和王前的女儿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 少 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 少 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刘 少 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 民 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

78、蒯大富智擒王光美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 反 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王光美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
造 反 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王光美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 反 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 反 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 反 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造 反 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 反 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 反 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79、刘 少 奇提出辞职
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 反 派几次勒令刘 少 奇去作检查。刘 少 奇给主席写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 反 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几次到福禄居家中批 斗刘 少 奇和王光美。造 反 派让他们低头弯腰，叫刘 少 奇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刘 少 奇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刘 少 奇的话噎得造 反 派哑口无言。他们只得把刘 少 奇赶走，单斗王光美一个人。
1967年元旦以后，造 反 派几次来批 斗、质问刘 少 奇。刘 少 奇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理。1967年1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刘 少 奇明显地消瘦了。
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刘 少 奇。刘 少 奇看后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 化 大 革 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1967年1月13日夜里，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来到福禄居，接刘 少 奇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刘 少 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刘 少 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 化 大 革 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刘 少 奇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刘 少 奇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刘 少 奇送到门口，叮嘱刘 少 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那段时间，有一天，邓 小 平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王光美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刘 少 奇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
这期间，刘 少 奇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刘 少 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王光美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他们说句话。
1967年1月16、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刘 少 奇家里，要拆刘 少 奇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刘 少 奇少奇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刘 少 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有一次，王光美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邓 小 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就讲给刘 少 奇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刘 少 奇示意。刘 少 奇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刘 少 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刘 少 奇儿子刘源回忆说：“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6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6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
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刘 少 奇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3月份以后，处理刘 少 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主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80、批判刘 少 奇
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刘 少 奇讲过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刘 少 奇看到后，于3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
4月1日，全国各大主要报纸一起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最恶毒之处就是在文末连用“八个为什么”质问刘 少 奇，而这一段又是在最后定稿交主席审阅时临时加进去的。

刘 少 奇强忍着满腔怒火把这篇文章看完，狠狠地把报纸一摔，对王光美和孩子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他越说越生气：“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
然而没有人理会他的要求。相反，从戚本禹的文章开始，一个所谓“革命批判”的高潮迅速掀起。从北京到各地，针对刘 少 奇的“大批判”文章充斥于各个报刊的版面，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这时对刘 少 奇只能说他坏，不能说他好，如果有人敢于表示出不同意见，轻者遭批 斗，重者打成反 革 命甚至逮捕判刑。
就在戚本禹的那篇文章发表后第五天，中南海的一些造 反 派就高喊着口号冲进了福禄居，向刘 少 奇宣布“勒令”：从今天起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这还不算，他们还要刘 少 奇改变多年形成的昼夜颠倒的作息时间。至于这种改变会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带来多大的摧残，他能不能睡着觉，身体能不能吃得消，那些人恐怕连想都没想过。

4月13日，他们见刘 少 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 斗了少奇。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主席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主席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当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２月２６日－３月２５日　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３月９日、１０日，康生、陈伯达在会上讲话，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污蔑刘 少 奇、邓 小 平，并传达了主席批判《论共 产 党员的修养》的意见。
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发出批判刘 少 奇《论共 产 党员的修养》的文章，题目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批判刘 少 奇的声浪骤然升高。5月14日，蒯大富一伙在大礼堂召开批 斗所谓刘 少 奇的代理人蒋南翔大会。会上批判蒋南翔和校党委“贩卖黑修养”。

81、批 斗王光美
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王光美，要她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刘 少 奇和王光美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刘 少 奇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王光美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刘 少 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回家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 斗王光美。刘 少 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王光美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 革 命。我过去不是反 革 命，现在不当反 革 命，永远不当反 革 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刘 少 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妻子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尽管刘 少 奇以前曾多次向王光美说过“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王光美还是忍不住哭了。王光美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刘 少 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刘 少 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主席思想万岁！”“共 产 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 反 派扣了刘 少 奇的三个孩子作人质，到中南海揪王光美。王光美回忆道：
“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大约早晨6点半左右，造 反 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造 反 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 少 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没问几句，造 反 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 反 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造 反 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造 反 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这下子可惹火造 反 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 少 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 少 奇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 产 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造 反 派将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 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 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 反 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
“批 斗会后，造 反 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 反 派扣下了他们从我家里抄去的衣物。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 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82、生离死别王光美失声痛哭
4月14日，刘 少 奇向“南海卫东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辩。他们把刘 少 奇的答辩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将原件上交并写了汇报。这份大字报两个小时后就被人撕掉。几天后，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以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此后，“南海卫东造反队”没有再当面批 斗。林 彪、江青一伙也借此剥夺了刘 少 奇同志发言和申辩的机会。
4月15日和20日，王光美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主席写了两封信。她在信中叙述了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4月10日批 斗大会的情况，对造 反 派的种种污蔑作了申辩。对所遭受的一切，她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是坏人，刘 少 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 革 命。”信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主席看没看到不得而知。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刘 少 奇同志的名著《论共 产 党员的修养》。鉴于造谣、辱骂和黄色谣言风行一时，刘 少 奇看到这篇文章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那些天，王光美忍不住对少奇同志抱怨：“这两年你常生病，我让你休息，你老说‘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拼命工作，却弄到这个下场。”刘 少 奇说：“怎么也不行。陈云同志休息几年了，还不是一样不放过。”
自从刘 少 奇受到批判以后，他的儿女、甚至亲戚都受到株连。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年迈的岳母，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
刘源回忆说：“我外婆那时已经70多岁了。大概是1966年底，中南海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写的，说刘 少 奇的岳母是资产阶级分子，‘强烈要求把董洁如赶出中南海’。中央警卫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商量，是不是动员外婆搬出去，免得老为这事牵连到刘 少 奇、王光美。我父亲没表态。倒是外婆主动说：我还是搬出去吧。于是由警卫局安排，将外婆搬到北长街供应站旁边一处很小的房子里。那时正是严冬，外婆自己生个小煤球炉子，很困难。1967年5月的一天，我去北长街看她，却见门外面上了锁。问周围邻居，要么不说，要么不知道，总算有个老太太说看到让人带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被拉到二姨所在的山西的大学里批 斗了，据说挨了很重的打，还被从楼梯上推下去。不久又被弄回北京，关在北京市半步桥的看守所。那时平平也被关在这里。一开始平平不知道，后来她发现，看守所里放风倒便盆时，别的监舍的人都跑得很快，惟独旁边一间的人动作特别慢，听上去步履蹒跚像个老人，但又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她趴在地下，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往外看，看见一双小脚，终于认出那是外婆的脚。于是，在下一次放风的时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来，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听见外面“咣当”一声，一只便盆掉在了地上。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后一点联系。从此，平平再也没有听到外婆的任何动静，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外婆被转到秦城监狱，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后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脑血栓发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长街看过她。外婆交给平平一个存折，让平平帮助去取点钱。谁知钱还没取回来，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这事就特别难受。”
王光美回忆说：“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样。特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6岁。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命运？在当时真的不堪想象。小小出生时，少奇让她的哥哥姐姐为她起名字。平平说叫她小妹，于是就叫了小小妹，慢慢地就叫成了小小。平时在家里，大人小孩、工作人员都喜欢她，少奇也特别疼她。小小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那段日子里，少奇常常念叨说：“小小该上学了，小小该上学了。”我们都作好了被捕的准备，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特别是小小。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 民 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
“赵淑君阿姨是1958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多年来为我们家带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她们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小，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