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按中央军委分工，贺龙兼管国防工委，聂荣臻兼管国防科委。但贺龙的工委与聂荣臻的科委关系如同水火，军委无奈只得另组国防工办来协调贺，聂的关系。前期，罗瑞卿基本处事公道，后期不免有失公允，为此引起聂的极大不满。(聂荣臻自离任总长职务后，与历任总长的关系都出问题，尤以其对粟裕和罗瑞卿。粟裕在军内的名言是：勤勤恳恳打仗，战战兢兢做人。50年代，聂荣臻因一事遭毛批评，代总长一职被撤，粟裕同时受表扬。聂便嫉恨，以至于两人见面不说话。
在解释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打倒罗瑞卿原因时，均将其归为林，罗工作上的冲突，林彪担心罗瑞卿取而代之。而毛泽东似乎是无辜的，被迫接收了这个结局，因为他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毛，而不是刘，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此为大谬也。尽管，林彪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由叶群以林办主任身份代表林在会上做相关发言。

“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极为重大战略部署的第一步。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人面半玩笑半认真地将其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表露出。(其实毛，刘的矛盾自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首次公开冲突。此时，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在65年，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而毛泽东则更多是作为一个偶像存在。毛原先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在刘一边。众人嘴上不说，心里想得就是供毛为偶像，少管事。毛泽东深知其在党政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军队。其时，1965年，军中的实权已在贺龙，罗瑞卿手中。(林彪自1962年夏后基本不再管事)。毛深知贺龙为人，在毛刘摊派时，贺龙决不会支持毛，顶多持中立。而且，64年11月，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对贺龙的酒话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
罗瑞卿按理是毛的亲信，毛对罗瑞卿不应有怀疑。但是，罗自59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62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依仗毛林的支持，作风强悍(换句话，有些飞扬跋扈)。刘少奇为最终架空毛，也对罗采取亲近的手段，如刘少奇曾公开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此话是在1965年5月所讲。不知是刘少奇已有所安排，还是罗瑞卿已有所表露。反正，在1965年战备空前紧张时，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此话不可能不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让其做出有关部署。同时，让毛泽东的“好学生”，时任总政主任的萧华开始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真正的“倒罗”运动在军队时开始于1965年5月。

50、打倒罗瑞卿的来龙去脉（2）
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除毛，林外，军委主要成员均出席。因为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再做。元帅叶剑英为了这个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而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把叶帅凉在了一边。会议刚结束，叶，聂，萧，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６３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此时林彪已知毛泽东及众多元帅，将领对罗不满，但林又不能明说。罗瑞卿除与贺龙保持密切的关系外，与军委大多数成员关系很差。罗自认为有在军中有毛，林，贺支持，在政府中有刘，彭真支持，在党内有邓支持，舍我其谁？孰不知此时毛泽东在其打倒刘少奇的全面战役中对罗的立场已产生怀疑。
正是在有此大背景下，才出现了林彪与罗瑞卿的谈话，林对罗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通气问题作了五条规定，还说，你去我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为了说明通气的必要，还拿出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字一句念了起来。林彪此时要罗瑞卿“加强通气”是为罗瑞卿好。　用比较严肃的方式提出也是为了引起罗瑞卿的重视。因为他已经引起了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老帅的不满。　此时要罗加强“通气”是毛泽东和许多老帅的意思，林彪的过渡放权和罗瑞卿的过度专横已经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可惜，“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罗瑞卿终于还是没有明白。类似的话后来林也与贺谈过，贺也同样听不懂。这样，毛泽东就开始了逐步解决贺龙、罗瑞卿兵权的准备，以确保在对刘少奇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杨成武，李天佑分别被任命为第一副总长和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罗瑞卿不在京期间主持总参工作。与此同时，在叶剑英元帅主持下的收集罗瑞卿材料的工作进展顺利。这其中包括海军第一副司令王宏坤，第一副政委李作鹏提供的材料，总参杨成武转来的兰州军区的材料，雷英夫(时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少将，被毛誉为“洛阳才子”。1950年我军第一个发觉美军会在朝鲜仁川登陆就是此人当时是50年8月中。距美军登陆还有一个月。)的材料。11月，总政召开军队政工会议，批判肖向荣，矛头指向罗瑞卿。而罗此时尚蒙在鼓里。

同月10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姚文元文章发表，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此文在北京遭到彭真主持的书记处和北京市委的顽强抵抗。毛泽东早料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不会转载，然而让毛震怒的是除了华东地区的一些报纸外，全国没有一家党报转载。尤其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历来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解放军报》也同刘、彭站在一起公然对抗他。为此，毛泽东让陈丕显捎话给罗瑞卿，表示毛对北京各大报都不转载“姚文”强烈不满，毛此时已是在给罗瑞卿最后的机会，以证实毛对罗的看法，以及对刘派的态度。但罗没有太当回事。直到11月27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柬埔寨军事代表团时，才发觉事情不妙。当晚，罗特意去见江青，想再探一些情况。江青当着罗的面大骂彭真，至此罗瑞卿才深感事态严重，马上将与江会谈的情况向彭真做了汇报，两人遂决定让《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两报同时在29日发表。由此，毛泽东的想法终于得到了“证实”：罗瑞卿已不是自己的人。

在完成这些部署后，11月29日，毛办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为了给打倒罗瑞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同时也暂时不惊动刘、彭、邓、贺龙等人，不暴露真实意图，就有了“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说法。把叶群找来将打倒罗的意向透露给叶群，故意在叶群面前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问题”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叶群一听毛泽东要整罗瑞卿，而且对许多事都知道的很清楚，吓的半死。林彪与罗瑞卿
两家平时关系太近过于密切，叶群怕牵连到林彪，于是在毛泽东面前大骂罗瑞卿平时对林彪也不尊敬，夸大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毛泽东一听求之不得正好利用，于是也要叶群写揭发材料，叶群哪敢不从，立即顺竿就爬。此后，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林彪，向其和盘托出准备扳倒罗瑞卿，但还要看其最后表现。(这个表现是什么很快就会知道)。毛明确要求林彪表态。林彪因与罗瑞卿关系密切，而且罗瑞卿本身又是林彪提名回军队工作。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不愿意参加会议更不愿意发言。毛表示如林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林彪没有选择，只能同意毛的安排。
11月30日，林彪听完叶群的汇报后，向毛表态同意。除了林彪外，此时知道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
12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内容：撤销罗总长、书记处书记等所有职务。
常委会表决：常委7人，毛、周、朱、林赞成；刘、邓、陈反对。四比三通过。
政治局及书记处共38人，表决结果：29票赞成，2票反对( 彭真、刘伯承)，7票弃权(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
这样，在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会上，均获通过。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林彪固然认为罗工作有错误，但以“反对林副主席”为由来打倒罗，却是林本人始料所未及的，但除此也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会后，任命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协助林彪主持工作。杨成武为代总长。罗瑞卿从此离开政坛达12年。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12月上海会议突然打倒罗瑞卿时，当时很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都大大感意外，大家诚惶诚恐，不知道谁会受到牵连。
罗瑞卿被打倒5个月后，彭真垮台。又4个月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相继垮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1b95ea0100uqml.html

51、罗瑞卿遭打倒内情（1）
《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形势急转直下，虽然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还试图将之控制在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的范围内，但毛泽东已决定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彻底解决中国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名义上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是隔离审查。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以前毛泽东讲话没有现场录音，手工记录既不准确且事后整理还找不到依据，这使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很伤脑筋。一次毛泽东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因事先安排了录音机，后来在整理成文字时很准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此后，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都尽量安排录音，但有时领导人讲话不是那么很正式，面前摆一个录音话筒也感到不舒服，于是有关工作人员就用花之关的东西将录音机挡着。其实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设窃听器”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杨尚昆的冤案进行了复查，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复查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给予彻底平反。复查报告指出：“杨尚昆同志原在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
在江青等人频频活动于密室、点火于京沪之时，一向善于观风察色的林彪，也认为机会到了，开始施展阴谋手段整人了，并首先将矛头对向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
林彪与罗瑞卿长期是上下级关系。罗比林大一岁，但林一直是罗的上级。林任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其手下的第十一师师长。林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任军团保卫局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林任红军大学校长，罗任教育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没有在一个地区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因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免职，经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罗瑞卿由公安部长职位调任总参谋长。
起初，林、罗工作上相处尚可，但从1961年起就有点矛盾。1964年以后，林彪在几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对罗瑞卿心怀不满，以致发展到恨之入骨的程度。1965年秋，林彪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2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对罗瑞卿不满呢？林彪垮台后，罗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的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罗瑞卿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是从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开始的。为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196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比武活动。1964年6、7、8月期间，全军分18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和表演的有1。3万余名干部、战士和民兵，军内外参观的干部近10万人。
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对这次比武活动评价很高，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
这次全军大比武对于提高全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做法却并不符合林彪此时的治军思路。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队的政治“四个第一”的观点，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全军大比武显然与他的“四个第一”不一致。因此，对于这次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林彪起初采取的是静观的态度。后来觉得有文章可做，就派叶群等人到广州军区当年他参加南昌起义时所在的连队等基层单位搞调查。调查中发现有些单位军事训练占用的时间多了一些，比武中个别单位有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于是，林彪、叶群抓住这些问题不放，指责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紧急召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林彪还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他甚至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标》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对大比武的批评，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着？主要的不是，有一些是，主要的我看不是。”对于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罗瑞卿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以后，罗瑞卿又多次提出，不要搞空头政治，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52、罗瑞卿遭打倒内情（2）
本来在大比武这件事上，林彪就认为罗瑞卿不听话，同他有贰心，产生了要将罗整下来的想法。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在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过程中，罗瑞卿曾就新老干部接替问题向林彪作过汇报，并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当主动“让贤”之类的话。一向多疑的林彪听了，认定这是罗瑞卿要他让贤，更坚定了打倒罗瑞聊的决心。
可是，仅一顶“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还不足以整倒罗瑞卿。于是，1965年下半年起，林彪就授意李作鹏等人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1965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同一天，叶群坐专机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至于汇报的内容，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话说：“现已无从知道。”因为汇报是单独进行的，自然没有留下记录。但据几天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了解，揭发的内容大致是罗瑞卿要夺军权，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
当年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曾安排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因为叶群谈话的时间太久，他还三次进去摧叶早点结束谈话。据他回忆：
三次摧叶群，只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3）发布时间:2012-11-09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一些罗瑞卿的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在叶群来杭州前几天，罗瑞卿也到了杭州。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参加接见时见到毛泽东，并且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完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罗瑞卿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可见此时的罗瑞卿根本就没想到林彪要对他下手，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
林彪、叶群的诬告显然产生了作用。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第55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比较独特的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人，作为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叶群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参加了会议，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与会者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罗瑞卿的的夫人郝治平曾讲到这样一个细节：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问通知人开什么会，对方回答说，去上海就知道了。秘书问他，去开会总要带点文件，带什么？贺龙说，带上地图去，他还以为是讨论军事上的事。到了上海后，刘少奇见到贺龙，问贺开什么会，贺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十个小时的发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成武回忆：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按：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作者罗平汉 来源: 《“文革”前夜的中国》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055.html

53、罗瑞卿大将被逼跳楼（1）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罗瑞卿是林彪篡夺权力威胁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为军中第一个要清除的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拼命地网罗党羽，培植自己的亲信爪牙，而对反对他们的人，则设法迫害，不惜置于死地，为其夺权扫除障碍。为了抓住军权，林彪在军队中采用拉拢引诱和威胁相结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拢、威胁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个顶天立地的铁骨汉子罗瑞卿失效时，他便180度转弯，把罗瑞卿作为在军中第一个要清除的对象。
罗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轻时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他跟随毛泽东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当过教育长、副校长。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师生都亲切地称他“罗长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兼任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毛泽东非常器重和喜欢罗瑞卿，也许这也是林彪嫉恨罗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与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始于长征时期。当时，罗瑞卿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毛泽东经常和红一军团一起行动，因此，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就成了保卫局长罗瑞卿的重要职责。无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罗瑞卿总是形影不离地守护在毛泽东身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解放以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期间，也十分关心毛泽东的安全，总是亲自过问。每次毛泽东外出，他都跟随同行，并亲自布置检查保卫工作。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时，想在三峡附近下江游泳，罗瑞卿就到三峡去观察水情，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劝阻了毛泽东不要到那里去游泳。
1959年，罗瑞卿出差到长沙，一听毛泽东在湘江边要游湘江，马上赶去检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泽东游江，随后，他还亲自作毛泽东的警卫，陪毛泽东游韶山，直到妥善安排毛泽东上了庐山。
在节日期间，罗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后。许多领导人在节日里都能携带妻室去天安门观看焰火，他却没有享受过这种天伦之乐。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为重，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为重，自始至终坚守岗位，可谓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保卫者。
他还为了能在毛泽东游泳时紧随左右，在年近五旬时，还刻苦地学会了游泳。罗瑞卿那高大的身躯，那诚实、憨实的面容，使毛泽东对他非常放心，以至罗瑞卿遭受陷害时，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罗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对他游长江外，还没有反对过他。
1964年，罗瑞卿开展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用以提高军队素质。并亲自领导组织北京、济南等部队的军事表演，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当即表扬了罗瑞卿，并建议罗瑞卿在全军普及北京、济南军区的经验。
罗瑞卿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权力宝座的林彪，把罗瑞卿看成他在军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林彪长期以来在军内推行个人崇拜，罗瑞卿对此持反对意见。
1960年，林彪抛出“顶峰论”和“最高最活”等极左口号，罗瑞卿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
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见影”等口号时，罗瑞卿明确表示自己同意罗荣桓元帅的观点，尖锐地指出，死背硬记，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搞“立竿见影”，而不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种学习方法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
在战略方针上，林彪主张消极防御，说：“不要看地形，看地图就行了。”而罗瑞卿反驳说：“地图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为此，罗瑞卿还做了大量的实地勘察工作。当林彪喊出“革命化”、“骡马化”的愚昧口号时，罗瑞卿说：“我军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设备”，并为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
针对林彪空喊政治，在军队搞“文”不搞“武”时，罗瑞卿强调：搞好军事训练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林彪诬蔑1964年群众性练兵运动“冲击了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罗瑞卿反驳说：“不能乱冲一气。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也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为罗瑞卿总是反对林彪，林彪对此感到十分恼怒，但由于毛泽东对罗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对罗瑞卿过分发作。于是他和叶群就利用请罗瑞卿一起看电影等手段和罗瑞卿套近乎，妄图把罗瑞卿拉上他的贼船，但都被耿直的罗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绝了。特别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任国防部长后，由于这位怕风怕光的部长的身体原因，许多事务实际上都是由罗瑞卿来具体抓。刘少奇曾公开表示过，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来，对他地位和权力威胁最大的人，莫过于罗瑞卿，而罗瑞卿又不为他的威逼利诱所动，只好找机会来除掉罗瑞卿。因此，在罗瑞卿被诬陷和关押期间，林彪把罗瑞卿和他的意见分歧，都当成罗瑞卿“反革命的罪证”，像一磅磅重型炮弹一样轰向罗瑞卿。
江青要一套军装，罗瑞卿明确交代：军衣可以发，但不给领章、帽徽。导致罗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个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当时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

54、罗瑞卿大将被逼跳楼（2）
1965年11月，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前后，江青想以文艺为缺口在中国大地上大显威风，从而为实现她更大的野心铺平道路。她想到了军队，想到了与毛泽东关系亲密的罗瑞卿。她多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说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罗瑞卿参加。谁知罗瑞卿“不识抬举”，对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实罗瑞卿对江青本来就很反感，江青曾经要罗瑞卿发给她一套军装，罗瑞卿明确交代：军衣可以发一套，但不给领章、帽徽，因为她没有军籍。江青感到她的话对这位一直跟随毛泽东身边的耿直的罗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风头的路也被罗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对罗瑞卿怀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设法置罗瑞卿于死地。
江青在罗瑞卿这儿碰壁后，并没有动摇她以文艺界为突破口而大出风头的野心，这时，她又选中了林彪。在对待罗瑞卿问题上，二人狼狈为奸，可谓是不谋而合。从此二人勾结起来，终于把罗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渊。
1965年秋冬之际，林彪开始行动了。他叫秘书打电话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罗瑞卿的表现。林彪的老婆叶群则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要李作鹏“从海军的角度”写材料。接着又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你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听到刘亚楼(前空军司令员)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要讲。”这是明显的示意、出题目。接着叶群又说：“林总讲，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
听到这里，吴法宪完全明白叶群的示意。他马上表忠心：“我当然跟林总。跟罗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吗？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你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
叶群很高兴，就说：“林总已经把你的级由六级调升至五级。”就这样，吴法宪心甘情愿地上了贼船，不惜踩着罗瑞卿的身体往上爬。叶群和吴法宪捏造了所谓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一、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后林彪不要再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罗瑞卿真的讲了这四条，那就确有伸手要军权的嫌疑。吴法宪按叶群授意，从1965年底到1966年3月，发了两次言，写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罗瑞卿讲了这“四条”，因此，“充分证明罗瑞卿确实有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这是死无对证的指控，因为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
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林彪对罗瑞卿采取了突然袭击。当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落实中央军委的军事部署。他正忙于工作时，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上海去开会，却没有透露会议的内容。罗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准时到达上海机场。前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负责人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罗瑞卿已感到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吴法宪一反往日的“热情”，紧板着面孔。进市后，罗瑞卿也没有被安排在他每次去上海暂住的锦江饭店，而是安排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且他们还委婉而坚决阻拦了罗瑞卿与秘书通电话。这里警卫森严，在一间房间里他见到了几位熟悉而又深为敬重的老战友，但他们谈话犹犹豫豫，欲言又止。最后，他终于知道了，正在开的会议是对罗瑞卿的突然袭击，并且这是中央的决定。罗瑞卿急于知道会议情况，却自始至终被拒之门外。
这次会议是林彪策划诬陷罗瑞卿的一次紧急会议。从1965年12月8日开始，到15日结束，由林彪主持。毛泽东11月末在杭州听取叶群利用海军的材料对罗瑞卿问题的汇报后，他不能容忍有人竟违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针，于是不顾和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忍痛割爱，于12月2日在一份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了如下批语：“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这个批示，如获至宝，肆意地歪曲事实对罗瑞卿进行陷害。会议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的所谓的“反党篡军的罪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却能够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最有分量”的发言。叶群这个被誉为“浑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实对罗瑞卿是怀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队评职称时，叶群向罗瑞卿伸手要大校军衔，而罗瑞卿却按规定给她评为上校，没有满足叶群的权欲。1965年春，林彪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发到部队前，罗瑞卿建议改掉文件中提到叶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叶群十分恼火。这次能在中央会议上对罗瑞卿开火，叶群当然火上浇油。她说：“罗瑞卿掌握了军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后又会要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对她的一派胡言，邓小平在会上公道地为罗瑞卿申辩，但在那种情况下，显然无济于事。因为叶群她们为了加强“罪证”的分量，曾逼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作证，处于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翟云英表示没有听说所谓“四条”，只承认她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他们抓住这一根稻草，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证明。同时，叶群还授意李作鹏也凭空诬告罗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阴谋活动，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与会的人已无法为罗瑞卿辩解，于是林彪在会议上宣布了撤销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一切职务。对罗瑞卿的迫害开始了。

55、罗瑞卿大将被逼跳楼（3）
在江青的配合和参与下，林彪加快了对罗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连续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指定罗瑞卿在会上做检查。如果罗瑞卿不承认林彪罗列给他的一系列罪行，检查就不能通过。因此，会议开得很特别，没有确定日期，停停开开，每当罗瑞卿要陈述真相时，他们就宣布休会，这其实是在逼供，他们根本就不想给罗瑞卿申辩的机会。罗瑞卿当时的处境正如他的女儿点点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叙述的那样：看见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闭口不语，或违心附和，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顺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人。他好像被推进茫茫黑夜中，黎明没有盼头，他好像被推上悬崖绝壁，却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无法解，他意识到有人在逼他，逼他离开这个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罗瑞卿感到孤寂、郁闷、悲愤，觉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决心以死来抗争。他给妻子郝治平留下的一张字条：“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之后便从他住房的楼顶纵身跳了下来。然而，历史也许知道有那么一天他会沉冤得昭，他没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当他躺在医院里，睁开眼看见旁边流泪的妻子时，一再嘱咐她：“要把孩子养大，不要让他们斩草除根。总有一天，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党，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
但是，他面临的，却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说他是个“身败名裂”的敌人，以自杀这种形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叛国”的“罪行”。罗瑞卿被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张硬板床、一张小方桌，一个难得见到阳光的小窗户，严密的看守。这位没有坐进敌人监狱的大将却坐进了“自己人”的监狱。断肢的疼痛使他昼夜难眠，更严重的是心里的绞痛。而林彪则幸灾乐祸，并要一步一步地把罗瑞卿逼到绝路。
批斗会上，红卫兵把罗瑞卿放在大箩筐里抬了出来。因怕他再站立起来，一个多月做两次残忍的大手术。
罗瑞卿开始了他被囚禁的生活，但他这时就是想过着“囚徒式”宁静的生活也不可能了。此时，狂热的“红卫兵”也踏上了政治舞台，社会上的批斗风像着了魔似地狂吹乱卷。周恩来总理预感到罗瑞卿可能要受到冲击，指示：“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又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妥加保护。吴法宪密报叶群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你反对罗瑞卿，你又包藏罗瑞卿，你怎么交待？”吴法宪于是寻找种种借口，一会说空军医院没有合适房子，一会说医院靠近公路不安全，欺骗总理，拖延时间。康生和谢富治也四处煽风点火，公开宣称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还是“假党员”。
1966年12月24日，在林彪“靠红卫兵而诛之”的阴险毒辣指示下，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学生的首都“红卫兵”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会前，林彪亲自作了具体指示：“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执行红卫兵的指挥……叶群同志提到上次斗争大会无严慰冰，群众意见很大，这次加上郝治平更好。”在林彪一伙的暗中指示和帮助下，罗瑞卿被红卫兵捆绑到会，一同批斗的还有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以及肖向荣、梁必业等军队领导人。而叶群则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捂着大口罩，挤在第19看台的“红卫兵”中，为林彪计谋得逞而奸笑着。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3.6万人参加了大会。
1月4日上午9时起，与会者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和朗诵着语录进场。大会还教唱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分别挂着写着名字、并在名字上画“×”的一米见方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罗瑞卿因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出来，并有幸坐在凳子上。罗瑞卿拖着残腿，被两个“红卫兵”扭曲肩臂，面向四周。大会发言一个接一个，口号声此起彼伏。每一个发言结束，被批斗的人便被押着绕场一周。罗瑞卿拖着伤腿，面色灰白，痛苦不堪。不但是腿上的伤在折磨着他，人们误解他的口号声也刺激着他的神经。但他的目光是坚定的，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有人故意要借狂热的红卫兵的手除掉他，他不再想死了。他知道，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和他们斗争。他深信中国的那句古话：“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已经很流行了，罗瑞卿不断地被批斗。他的腿伤未愈，却一面接受所谓的治疗，一面接受群众的“审查”。在做第二次跟骨病灶清除手术时，根据常规，手术后七天拆线，但“为了斗争需要”，六天便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斗。当时的罗瑞卿处于一种身体不能好好休息，腿伤不能很好愈合，精神折磨难以忍受的状况。

56、罗瑞卿大将被逼跳楼（4）
不久，在林彪一伙的策划下，把罗瑞卿作为彭德怀的“伴郎”一起抛了出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活动中，罗瑞卿被称为军内“第二号走资派”一再被报刊点名，并冠以“资产阶级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的等罪名。8月16日，在报刊上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进行的宣传中，罗瑞卿又被称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军内的代理人”被一再点名。8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卿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8月28日，《人民日报》又登载了“北京部队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暴露》的文章。从此，罗瑞卿一天24小时，几乎处于“车轮战”和“精神战”的烟幕里。他身体日渐虚弱，腿伤也日益严重。
1967年9月14日，罗瑞卿整日高烧不退，昏昏沉沉。深夜，他拄着拐杖，扶着墙壁，拖着伤肢，一步一步蹭向厕所。看守嫌他走得慢，推了一把，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伤腿股骨骨折。就在骨折后第三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11月中旬，新伤旧疾再次恶化，成了威胁他生命的大敌。罗瑞卿再次住院作骨折牵引复位手术。被林彪控制的医院，奉行着“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罗瑞卿的病房就成了审讯室，专案人员说：“你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别想舒服。”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逼着罗瑞卿回答，只要他稍有怠慢或回答不中对方的意，牵引就停止。对抗肌肉痉挛、对合骨折端的牵引是非常痛苦的治疗，时牵时停就是破坏治疗。这段“治疗”期间，对罗瑞卿的病体是一种折磨，对他的意志也是一种磨炼。两个月后，罗瑞卿又被赶出医院。
1968年5月底，罗瑞卿几经“治疗”的腿不但没有好，反而恶化了。6月1日，他写了一个报告：“……左腿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经常流脓水，又跌断了左腿的骨头，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锯掉……”
7月13日，罗瑞卿被送进医院。7月25日，医院作出手术方案并写出报告。叶群得知这事之后，8月4日打电话给吴法宪说：“罗瑞卿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又说，罗瑞卿到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进行。”他们关心的是搞出罪证，彻底搞垮罗瑞卿，而对罗瑞卿的身体则根本不在乎。
在林彪的亲自策划下，罗瑞卿的手术延期了。8月7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罗瑞卿听到这个决定之后沉默了。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对光明的渴望，顽强地活着。对他们的逼供仍以沉默来作为回答。因此手术秋凉并未进行，而是拖到1969年初。1月25日深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又作了临时更换，以致这些医生在连病人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截去了罗瑞卿小腿的下1/3部分。五周以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术，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以下摘除。本来股骨有可能治好，这样便可能安装假肢，但他们怕罗瑞卿再站起来，便做了如此残忍的手术。
在罗瑞卿身心遭受残害的同时，他的家人也遭到了林彪一伙残酷的摧残。妻子郝治平，这位16岁就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于1966年下半年被关进监狱，在狱整整六年。儿子罗宁，在1967年大年三十夜被投进监狱，一坐就是五个春秋。其他的五个孩子，也受尽了各种折磨、侮辱和艰辛。
历史是公正的，以残害别人来实现自己权力欲望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林彪摔死后，罗瑞卿于1973年底初步获得了人身自由。他对子女说：“一个共产党员，这么多年不能为党工作，还要受人无端的打击和诬陷，内心是太痛苦了。这些年，我几乎不会笑了……”
也许在1973年初步获得自由时，罗瑞卿终于会笑了，但一定笑得很勉强。因为林彪摔死了，但是“四人帮”还在猖狂地活动，江青不会允许这位顶天立地的将军再站起来。将军虽然人身初步获得了自由，但他仍然不能恢复工作，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共产党人，多年不能为了党而工作，内心太痛苦了”。他的案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定了性，而且还有毛泽东的批语，因此他仍然蒙受在冤屈之中。
1976年，历史终于把“四人帮”推上了审判台。又经过一年多的曲折，罗瑞卿复出担任军委秘书长等职务。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初期，百废待兴，因此坐在轮椅上工作的罗瑞卿感到很不方便。他曾对沈图说：“坐在轮椅上真不方便，生活不能自理，工作更不方便。”1978年夏，党中央安排罗瑞卿去西德治病，安装假肢。罗瑞卿将军心里很过意不去，说：“这次党中央安排为我去西德治病，作了十分慎重的安排，国家为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心里真过意不去……”这位历尽沧桑和折磨的将军对党的忠贞依然不改，对革命工作的痴心依然不改。
人们都期望这位铁骨铮铮的将军能站着回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但是生活竟是那么残酷。罗瑞卿将军竟在西德手术后不久心脏病突发，于1978年8月3日与世长辞。他活过了那场浩劫，他希望自己能站起来在浩劫后为祖国做点事情，然而残酷的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毛泽东曾评价罗瑞卿，说他“原则性太强”、“水至清则无鱼”，正因为他这种性格，在奸臣当道的日子里，他才最早成为军内迫害的对象。将军的铁骨，将军的忠魂，正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将军，如果您九泉下有知，您一定会笑得很欣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昭雪了您的冤狱，恢复了您的一切名誉。您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您的铁骨忠魂却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文章摘自 《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57、陆定一被打倒始末（1）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文革”之前，陆定一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狂飙天落，他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之而来的是批斗、关押，在铁窗中度过了13年的囚徒生涯。然而，批斗、镣铐、名誉扫地都没有能够动摇陆定一的政治信念，越是在逆境和危机面前，陆定一越是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忍与顽强。

风生水起

1966年初，山雨欲来风满楼。
围绕《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斗争的风云翻涌，毛泽东对中宣部、北京市委越来越不满。3月17日至20日，他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中宣部及北京市委；3月28日，在同康生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批评与警告：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他还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陆定一听了传达，感到异常困惑与惶恐。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件令陆定一震惊的事。一天上午，陆定一如约来到了彭真的家。彭真拿出一叠材料，对他说：“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这些信大部分是写给叶群一家的。公安部派人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最终断定匿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
陆定一感到震惊，也感到不可思议。他确实不知情，更不赞成妻子的这种“玩火”行为，他说：“这样的信是起不了效果的。有意见就公开提嘛!”此后，关于写“匿名信”的动机，陆定一多次说过，他请教过医生，确实有这样的精神病，平时一切正常，发作时精神就错乱了，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严慰冰正是属于这样的精神疾病。
与彭真谈话之后，陆定一遵照中央的决定，采取回避的态度，到江西、安徽作“调查研究”。不久，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突然来到合肥，他们受中央委派通知陆定一：严慰冰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于4月28日逮捕。
严慰冰要出事，这在陆定一的意料之中，但竟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起来，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事情竟如此严重。两位副部长还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他遵守五件事，其中有：不要将此事泄露，不与严家人来往，在外地逗留得久些，不要立即回京。陆定一表示照办，并接受张子意的建议，写信给中央，表明自己拥护中央的决定和遵守五条规定。
然而，灾难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5月6日，陆定一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打来的电话，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党的重要会议。
匆匆飞回北京的陆定一，按照指定的时间，赶到会场，会议已经开始了，迟到的陆定一立即陷入围攻之中。在林彪的布置下，特别就匿名信横加责难，说严慰冰的匿名信是“反革命”。严慰冰不是“单干户”，而是有“同谋者”，陆定一就是指使者与主谋。他的家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夫妻店”。
陆定一有口难辩。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开始席卷全国。5月23日，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职务的决定。在对陆定一的决定中说：“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9月30日，又正式公布了对陆定一实行“隔离反省”的决定，至此，陆定一被彻底打倒。

身陷“秦城”

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到牢狱的滋味。陆定一革命四十多年，曾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虽然他随时都做好了被捕入狱的准备，但是每一次都化险为夷。这次入狱，是陆定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陆定一按规定脱去身上的衣服，换上黑色的囚衣，钢笔、手表也都被留下了。这里有几座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楼道两旁的铁门上都挂着锁。押送他的人把他推进一个打开的小门中，“咣当”一声，铁门又关上了。陆定一心里明白，他已经成为阶下囚。
在此之前，陆定一在看守所里已被关押了近两年，在严刑逼供下，他三次绝食、多次上书，但种种的抗争只是加重了他的“罪行”。
对这段经历，陆定一后来回忆说：
1967年10月9日，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9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
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
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
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
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
我的编号是68164号，即1968年1号要犯，64号。
在监狱，受虐待，我生了气。想不通，生闷气，肚子里生起硬块，眼底开始出血。把我送到同仁医院，用镜子一检查，医生说，你这病，要靠你自己治。你要自己消气，把硬块消化吸收。你不要生气，你要学会笑，大声地笑。
从医院回到秦城监狱，我就学笑。不笑也要笑，哈哈大笑，像演戏的大花脸那样，哈哈大笑。监狱里，有一块门板，上下两部分。哨兵上上下下望，干涉我，要我不要笑，禁止我笑。我说，我有笑的本事。
不让笑，怎么办?我就唱，大声地唱。又笑又唱，又唱又笑，经过半年多，用笑用唱的方法，果然治好了肚子里的硬块。
长期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人际间的交流，精神会失常；二是除了审讯之外，没有人和他说话，可能失去说话的功能。陆定一也担心会出现这种现象，于是想办法避免，办法之一是哈哈大笑，办法之二是唱京戏。就是靠笑和唱，治好了肚子里的肿块，也使他没有失去说话的功能。

58、陆定一被打倒始末（2）

“中统特务”
陆定一是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与“严慰冰的反革命”案被捕的，但是，每次提审，审问的人不过问他与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之间的关系，而是纠缠匿名信的问题，再就是要把他搞成“特务”、“内奸”。“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匿名信”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但陆定一并没有获释，反而被宣布是“内奸嫌疑”。陆定一革命几十年，从来没有被捕过，同内奸嫌疑根本挨不上边。那么，他是怎样被诬陷成“中统特务”的呢?
1968年5月，“陆定一专案组”的三个人奉命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点名要提审职位最高的中统特务。在管理所人员的陪同下，原国民党中统局秘书张文被带到审讯室。“专案组”的态度十分严肃，命令张文交待关于中统特务打入共产党中央的内线。
审问了一天，没有收获，三个人便按照既定程序，再宣布政策，再背诵语录，可张文仍然答不上来。提审者拍桌子，严厉训斥，不起作用，只好命张文回去好好回忆。
回到宿舍，张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件事：在1947年的一次高干会上，中统局长叶秀峰通报了上海区破获的几件共产党案件，并表扬该区负责人的工作有成效。在讲话中，叶秀峰还自鸣得意地说：“以前共产党打进我们的心脏，现在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了。”对于前半句，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指共产党人钱壮飞，可是，对于后半句，大家就猜不透了，叶秀峰所说的“我们的人”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张文将这件事交待出来。三人听了，立即兴奋起来，一个劲儿地追问：“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叶秀蜂没有讲出名字。”张文老老实实地回答。三个人不信，硬说张文有顾虑，于是再宣布政策，再背诵毛主，再令张认真反省，一直搞到天黑。张文被搞得晕头转向，三个人也精疲力竭。　第三天，再被提审，张文的回答还是与前两次相同。三个人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威胁说，再不交待就一枪崩了你。其中一个人提示：叶秀峰所说的那个人是不是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
经过连续三天的提审，张文明显感觉到一次比一次严厉，如果不说假话，恐怕难过此关，于是顺着专案组人员的提示回答说：“是的，叶曾说过，那个人就是陆定一。”
听到“陆定一”三个字，三人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即令张文写出书面供词，并说只写这一段就行了。张文遵命随即写出这样一段话：当时叶秀峰所讲的“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这个人就是陆定一。
这份几行字的供词被小心地放在文件包里，三个人扬长而去。
1974年9月，“四人帮”又派人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审张文，张文写了一份与1968年那份供词基本相同的供词。
1975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为陆定一正式定性，而张文的那份供词作为主要证据向全国传达。
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获特赦的张文在听取揭批“四人帮”罪行传达后，才如梦初醒。原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采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卑鄙伎俩来打倒老干部。由此联想到自己在改造期间所写的两份不实供词，心里觉得特别不安，一种负罪感总是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系列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1984年11月和1985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委整党办先后派人到张文家中，查询核实当年的讲话内容，以及如何被逼供、诱供的经过。这时，陆定一案已经彻底平反，林彪、“四人帮”强加在陆定一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已经彻底推翻。张文终于可以将事情的真实情况讲出来，他感到如释重负，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纠正错误而感到庆幸。
“阶级异己分子”
陆定一的另一罪状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其“根据”就是他接受了父亲的2000元的“遗产”。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很清楚，但林彪、“四人帮”硬是揪住不放，大做文章，目的就是要打倒陆定一。
陆定一的第一位夫人叫唐义贞，比陆定一小三岁，生于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个中医家庭。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18岁的唐义贞被党组织送到苏联，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她遇见了陆定一，两人一见如故，1929年结为夫妇。1930年夏天，陆定一与唐义贞先后回国。1931年春天，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最严峻时刻，陆定一夫妇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同年9月，唐义贞随陆定一到了瑞金。此时陆定一已由团中央巡视员改任苏区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们在叶坪附近一座废庙里安了家，第一个女孩也是在这里降生的，取名“叶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唐义贞因为怀孕，被留了下来。望着腹部隆起、步履蹒跚的妻子，陆定一依依不舍。唐义贞也清楚这可能是诀别，但两人都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唐义贞随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一行人前往长汀。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杨老太太陪伴下，到达长汀圭田，第二天便生下一个男孩。十几天后，她含泪和新生婴儿分别，回到了队伍。不久，唐义贞在突围中被俘。1935年1月31日凌晨，唐义贞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当时她还不满26岁。而此时，陆定一跟随党中央、毛泽东长征到了陕北，并参加了东征和西征。不久，因为旧疾发作，陆定一不得不请假去南京治疗。在治病期间，他接受了父亲留下来的2000元钱，并将其中的1000元给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作为党费上交；另外1000元交给了妻子的长兄唐义精，用来寻找留在江西老区的女儿叶坪。当时，他并不知道，他那个未曾谋面的儿子还活着。
陆定一对唐义精说：“现在有了线索，就有找到叶坪的希望，但我要回前线，没有时间和精力，就只有拜托你们了。”他还嘱咐：“如果发现其他同志失散的孩子，也一并找回来。”因为他知道刘伯坚烈士的儿子也留在江西。
唐义精当时是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五四时期与恽代英是挚友，一起投身爱国运动。1938年，日寇进攻日紧，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纷纷关门收拾行李，准备撤离武汉。唐义精决定把武昌艺专西迁四川，可是经费无着落，只好动用陆定一留下的这笔钱。为慎重起见，唐义精请学校董事会会长蒋兰圃手写了借据一张，注明是借用这笔钱来迁校，将来有钱再还，以便继续寻找叶坪。这张借据曾由唐义精夫人张瑛保存，后因当事人先后亡故，又经战乱不知去向。
唐义精与五弟唐一禾一起组织了学校的西迁，到重庆后，他继续履行陆定一的嘱托，不断地打听叶坪的下落。不幸的是，1944年3月，兄弟俩赴重庆开会途中，因翻船，双双身亡。
陆定一的本意是用这1000元寻找女儿和其他同志失散在老区的后代。但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笔钱借唐义精、唐一禾之手，用于民族艺术事业，不仅保住了武昌艺专，还培育了大批艺术骨干。“文革”中，“陆定一专案组”曾到武汉取证，唐一禾夫人熊明谦和武汉艺术学院院长杨立光都说明这1000元用于武昌艺专的搬迁上，但“四人帮”仍诬蔑陆定一是“阶级异己分子”。

59、陆定一被打倒始末（3）

迟到的春风
1975年，中国大地有了一点春的气息。邓小平复出并进行了“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落实政策，在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得到解脱，搞清楚的还进行了平反。这使300多名高级干部获得解放，其中一些人还陆续分配了工作。
这年，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做出“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这次会议，周恩来因病重没有出席，邓小平提出了“还是留在党内”的意见，但他孤掌难鸣，没有被接受。
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党内外都传达了，直到居民委员会，传达范围之广在“文革”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份红头文件同时也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陆定一被软禁、关押已有九年多了，能够出狱回家，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要出狱，就先要签字，签了字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陆定一不同意这三项罪状，拒绝签字，只好在监狱又蹲下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大动乱宣告结束。
这年年底，陆定一的心脏病又犯了，必须到医院治疗，但他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被安排在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就医。病房也是牢房，有铁门，有看守，有监视。
病稍好了，陆定一继续进行申诉。他写信给公安部部长和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请他们转呈中共中央。这时已是1978年11月，中央正在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同时提出：完成工作重点的转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此，必须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终于在这一天重见天日。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和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把陆定一接出去，并告诉他中央将为他平反。
陆定一说：“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是错案。”来人回答说。
陆定一出狱的前一天，严慰冰也出狱了。
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到后来的十年牢狱之灾，失去自由近13年的陆定一有着一种恍如隔世的慨叹与无奈。出狱后，陆定一曾在一首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足以表明他在世事沧桑面前的庆幸和泰然。
后记：
陆定一，（1906年6月9日－1996年5月9日）江苏省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27年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长征时，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红章”纵队政治宣传部工作，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9月，在党的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陆定一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陆定一学识渊博，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的造诣很深，尤其是他的英文水平极高，在延安时，陆定一曾担任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7240870100w4tz.html

60、杨尚昆文革蒙难记（1）
人民网-文史频道苏维民
[导读]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然而，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办首当其冲，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突遭撤职
杨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在中办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20载。如杨尚昆所说：“一个干部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这么久是罕见的，对我个人来说，这20年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从38岁到58岁，正是精力旺盛，多少也积累了一点经验，是干工作的最好时期。”
在任中办主任20年中，杨尚昆也曾几次向毛泽东提出调换工作问题。如1958年中办秘书室“黑旗事件”（所谓“黑旗事件”，指1957年至1958年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问题发生了争论。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偏袒一方，把此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中直机关党委在中办秘书室整风运动中压制了“左派”，插了“黑旗”，故称“黑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许多同志受到诬陷或株连。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总支的一大批同志受到党纪处分；秘书室受党纪处分和被定为“思想右倾”、“立场不稳”的占该室总人数的60％。为此，杨尚昆请求处分并辞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职务，毛泽东未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黑旗事件”中受诬陷或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作者注）后，他就曾经正式向毛泽东辞职，说他在办公厅这么多年，工作也没有搞好，想出去做点别的工作。毛泽东连说：“不行，不行。”毛泽东问杨尚昆：“你不当办公厅主任，让谁当啊?”杨尚昆向他推荐了胡乔木，毛泽东又连说：“他不行，他不行。”以后胡乔木知道了这件事，也对杨尚昆说，他当不了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自己实在是想脱身啊。
但是，1965年11月中央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务却又很突然。11月5日，彭真通知杨尚昆：中央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汪东兴任中办主任。对此，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我虽早有预感要被撤职，但来得这么突然，确实茫茫然。”11月8日，杨尚昆向汪东兴和当时在京的中办副主任曾三、田家英、李质忠交代了工作。次日，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在中办工作了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感谢毛主席和中央这次给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的机会，今后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的工作做好。在去广州之前，如果毛主席有空，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杨尚昆。毛泽东说：“你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嘛!你有什么错误?没有错误。你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毛泽东还给杨尚昆布置了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一是，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可以写个报告，提点意见；二是，各条条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和国务院相矛盾的帮助理顺一下。毛泽东还对杨尚昆说，广东那么热，你到那里去干什么?现在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把你调到黄河流域搞个两三年，主要是了解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是不是互相打架。杨尚昆对毛泽东说，这个任务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可能完成不了，但会努力去做。从毛泽东处回来，田家英问杨尚昆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尚昆如实告之，田家英听后说糟糕。他对杨尚昆说，如果毛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问题了。毛主席这样敷衍你，问题就大了。那时，杨尚昆也已预感到要出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政治风暴。所以，他对曾三说：“曾三同志呀，这一刀砍下来先砍到我，你们也要准备挨整就是了。”11月9日，杨尚昆去周总理处谈话，对周总理说：“我在中央办公厅20年，虽然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没有做过反党的事情，也没有做过有损中央威信的事情。你是最了解我的，将来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如果有一天真的开除我的党籍，我也没有办法，但这是冤枉的，只要你了解我，我心里就踏实了。”周总理要杨尚昆放心，说不会那样，要他下去以后好好地工作，不要背什么包袱。最后，周总理一直送杨尚昆走出西花厅，才依依惜别。但杨尚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同周总理会面。
12月10日晚，杨尚昆乘坐中央警卫局为他挂的一节公务车离京赴广州。我和赵宇田作为杨尚昆身边工作人员随行。搭车去广州的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和周梅英、赵仲实，加上列车员王景仁、刘满容共8人。当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上海参加毛泽东在那里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离京时，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中央组织部李楚离、乔明甫两位副部长和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的同志和其他好友由于杨尚昆事先打了招呼，不让他们送行，所以当时的场面异常冷清。11日晚，火车到达长沙，由于前方列车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杨尚昆等人接到省委蓉园招待所休息。12日，杨尚昆等人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当晚，正在浏阳指导“四清”运动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赶回长沙和杨尚昆见了面。13日下午，杨尚昆等人到达广州，暂住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4号楼。杨尚昆到广州三天以后，陶铸从上海开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从他那里杨尚昆得知罗瑞卿出了问题。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文章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正是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如此巧合!”对于被撤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61、杨尚昆文革蒙难记（2）
从广州到太原
1965年12月杨尚昆到广东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省委只是给他看一些文件，说先休息几天，慢慢熟悉情况，并没有进行分工，安排具体工作。杨尚昆按原来设想的到广东后各县都要跑一遍的计划，于12月18日即从广州出发，先后到了海口、琼海、兴隆、崖县（三亚）、湛江、电白、阳江、新会、江门、佛山、中山、顺德、宝安（深圳）等地，重点听取各地“四清”运动的情况汇报。1966年1月17日，杨尚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省委会议，听取区梦觉传达中南局会议精神。1月26日，他还参加了王震召开的海南岛发展橡胶问题的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适当发展橡胶，并对橡胶管理体制提出一些意见。春节后，杨尚昆身体日渐虚弱，病痛加重，经中央批准，于1月31日离开广州到上海，住入华东医院。3月8日，接中办电话，中央同意卫生部的建议，杨尚昆休息三个月。4月18日，杨尚昆与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马甫通电话，得知省委拟于5月5日召集地、县委书记在从化学著作。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不仅可以熟悉人，还可以从基层工作的同志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当即决定提前回广州。4月20日，杨尚昆离开上海，经南昌，23日到达井冈山，在那里重读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篇毛泽东著作。27日到达瑞金。5月5日回到广州，住小岛招待所10号楼。随后得陶铸通知：“尚昆同志不必参加地、县委书记会了。”19日，陶铸在中山纪念堂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也没有通知杨尚昆到会。
5月22日，陶铸等人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向杨尚昆口头传达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免去杨尚昆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陶铸等离开后，杨尚昆就把我和赵宇田叫去，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他的决定，并说他在中办20年，工作没有做好，还犯了错误，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接受中央的审查，问题总会弄清楚的。杨尚昆还说：“我想得通，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是不当一把手。”还说：“现在我要下去工作，你们就回北京吧。回去以后，中办会找你们揭发我的错误，你们认为我还有哪些错误，如实讲，不要有顾虑。”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尚昆反复讲，一切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从这时起杨尚昆的对外联系就被切断了。同李伯钊和子女的电话也接不通了。马甫倒是经常来看看杨尚昆，并要我和赵宇田照顾好杨尚昆的生活，叮嘱我们不要同时外出，杨尚昆身边要有人。
5月23日，杨尚昆给邓小平和周恩来打电话，要求调回北方工作，电话打了半天也没打通。无法，只好把电话打给机要室，传去了一段文字：“小平、总理并常委：昨日陶、赵与我谈过，我拥护中央的决定。我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因广东潮湿而酷热，两臂的关节炎日益加剧，右手已抬不起来，治疗也无效，20天来每天中午发烧374℃，食欲不振，体重还在下降，恳切要求，万望考虑赐复。”
5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说：“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但杨尚昆的要求，还是得到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支持。5月28日，陶铸来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告诉杨尚昆中央已决定让他去山西，任临汾地委书记处书记。5月30日，由马甫护送，杨尚昆乘火车经石家庄于6月2日到达太原，住太原饭店西楼。
在太原，杨尚昆感慨地说，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顶多四个吧，何况还不一定能活到80岁。第一个20年，糊里糊涂过来了；第二个20年参加革命，变化很大；第三个20年，小心翼翼，不求名利，还是犯了错误；第四个20年，从头开始，尽可能做点工作吧!杨尚昆在太原闲住了一个月，多次要求早些下去工作，但都被婉言拒绝。后来实在无法，于6月23日安排了一次汇报来敷衍，由省农办的同志介绍山西的农业情况。
7月3日，杨尚昆上午去晋祠散步，忽传来电话说省委领导要来谈话，下午不要走开。中午l时许，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车声惊醒，发现此时太原饭店院内已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杨尚昆不知去向。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跑到我的屋里，还有两个不知什么人，同我和赵宇田谈话，说杨尚昆犯了错误，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等等。随即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欧阳景荣走了，那两个人留了下来，和我们形影不离，过了一夜，又一同登上火车，7月5日晨到达北京。第二天，我们就被安排到“学习班”参加运动揭批杨尚昆去了。后来才知道，7月3日那天，杨尚昆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

62、杨尚昆文革蒙难记（3）
身处逆境意志弥坚
1966年7月3日，杨尚昆开始被“监护审查”。起初，生活待遇尚可，配有服务员和厨师，只是失去了自由。12月25日，中央专案组派专机把他押回北京，从此，他开始被无休止地批斗，受尽摧残、折磨。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杨尚昆还是坚信党，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认真研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时刻关心国家大事。1967年杨尚昆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最困难的日子，也记下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
“1月15日。茶叶、收音机都收走了。没有收音机听，起床后只好散步，因天不亮看不见东西。下午读《人民日报》，周公宴会上欢迎卡博的致词和卡博的讲话。”
“1月26日。右手指麻木，写东西不便。腰痛极了，坐卧不安。上、下午读毛选。”
“2月4日。主席接见卡博、巴卢库，身体甚健康。下午读毛选。”
“2月9日。旧历丁未年元旦。昨晚下了中雪，兆丰年!60周岁了!上、下午读报、毛选，第一卷已完。”
“5月25日。以清茶一杯纪念联合生日（杨尚昆历来在每年的5月25日和他的次子杨绍明同时过生日，称“联合生日”——作者注）。小二你在做什么?勇敢地奋斗吧!努力做一个主席的好学生!”
“5月30日。上午外出与专案小组谈话。头疼不安，坐着读书不方便，只好躺下读毛选。”
“6月19日。今天是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10周年，听了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蚊子咬人，午夜2时才睡去。”
“7月8日。读《论持久战》，以纪念‘七•七’。未洗澡已两星期，据说澡堂坏了，擦身换衣服。”
就这样，杨尚昆经受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监护”。
1978年11月23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但是，这个审查结论留了尾巴。两天以后，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再次进行审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干部也因杨尚昆的问题而受到株连。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中办的一大批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罪人”，中办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被诬为杨尚昆的“帮凶”、“爪牙”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杨家死党”。这些人整天挨批挨斗。田家英更是在被宣布为“反党分子”的第二天含冤辞世。对于这些情况，可以从1966年7月22日中办给中央的报告中窥见一斑。报告指出：“中央办公厅为杨尚昆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已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不仅原办公厅的领导核心烂掉了（杨和曾、田、龚三个副主任），而且下面几个主要单位的绝大部分领导骨干也烂掉了（如机要室、秘书室、办公厅直属各组、档案局、档案馆、特会室等）。多年来，杨尚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到目前为止，办公厅及所属各单位已揪出反党分子曾三、田家英、龚子荣、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何均、赖祖烈、裴桐、李欣、逄先知等24人。”多年后，杨尚昆很少向人提及他被免去中办主任后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对于那些因他而受牵连的同志，他并没忘记，他说：“‘文化大革命’我是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整就是了。十年中，很多同志受到我的株连，受尽摧残、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我要向他们表示歉意。幸喜，这些同志今天大多健在。”
本文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苏维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http://news.qq.com/a/20120214/001056_1.htm

63、逆境中的杨尚昆（1）


1965年秋，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66年5月，他又被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被监禁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作为他的秘书，曾跟随他在广东、山西工作过一段时间，亲身了解到，在逆境中，他虽然对许多问题也想不通，但态度很坦然，关注最多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党的事业！

杨尚昆办公室的结束

根据毛泽东每个干部至少要参加一到两次“四清”的要求，1965年秋，我参加中南海“后楼”（“后楼”，是中办直属各组的习惯简称，因为都在居仁堂后楼办公而得名——笔者注）的一个工作组，到天津公私合营中天电机厂参加城市“四清”。
11月中旬的一天，突接北京电话，说有要事让我立即回京。次日，我回到办公室才知道，杨尚昆已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他希望我随他去广东工作一段时间。

杨尚昆虽然已经免职，但总还有些要处理的事项，我回到北京以后一边值班、处理日常事务，一边清理文件，也很紧张。当时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江西蹲点搞“四清”，并不来接班，副主任曾三、邓典桃、龚子荣也在下面蹲点，只有李质忠副主任一人应付日常工作。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完成清理工作。主要是文件，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没有保存价值的登记销毁；一类是需要清退的退还原单位；最重要的一类是属于办公室的档案，我把它立卷作为一个小全宗送交中央档案馆，由翟毓才（他原系中办机要室档案科的同志，当时在中央档案馆工作）签收。此外，还向李质忠移交了多年来由我保管的中央的印鉴。中央印鉴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共四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办公厅”两枚印章使用最多，前者用于同外国兄弟党之间的往来信函，后者用于国内事务。“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两枚印章从未使用过。

12月10日晚10时14分，我随杨尚昆乘15次加挂的一节公务车离京去广州。在离京前杨尚昆已经向中办的同志打招呼不要去车站为他送行。因此，那天除了他的家属和属于工作性质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乔明甫二人外，只有中办“后楼”的个别工作人员自发去了车站，站台上冷冷清清。但是当时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并未撤销，地方同志对“调动工作”的内情不知就里，因此近半年的时间里无论在湖南、广东、上海和江西，所到之处都有当地的主要负责同志热情接待，亲切交谈一如既往。

在去广州的车上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等三人同行，刘志汉（白族），云南易门县人，很健谈，一路有说有笑并不寂寞。次日晚到达长沙，因前方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杨尚昆接到省委招待所（九所）休息，当晚和正在那里的王震、张经武、刘春等人见面亲切交谈并共进“宵夜”。次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从他蹲点的浏阳赶回长沙和杨尚昆见面并宴请。13日到达广州，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亲自接站并一直护送到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小岛4号楼。杨尚昆到广州五天后（18日）即下去考察。在13日至17日的五天中杨尚昆除和省委各同志见面外，赵紫阳三次来谈话；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6日从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归来后两次来看望并向他传达了上海会议和罗瑞卿被整的情况。此外，杨尚昆在广州期间先后会见了叶剑英、董必武、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胡耀邦、赛福鼎和张治中等同志。

杨尚昆在广东

杨尚昆虽然对突然被免职心情忐忑不安，但是他确实想在广东踏踏实实做点工作。1966年元旦，别人欢度新年，杨尚昆不顾感冒初愈，假日也不休息，凌晨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北京钟声”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个元旦社论，当晚还用了两个小时听取地方同志关于海南发展橡胶情况的汇报。特别是这一天接到了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中说：“杨主任：多少年来，您一直是关心我们的，弼时同志在世时您就很关心我们，弼时同志去世后，您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和孩子们的一切，我们一家真不知怎样来感谢您，我只有教育孩子们好好学习，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以此来感谢党的关怀，不辜负您对我们的关心。”这封信让远离亲人、孤身一人在外的杨尚昆倍感温暖。

1966年1月4日至10日，杨尚昆在湛江地区考察，着重了解“四清”情况，认真听取湛江地委书记罗道让、南海舰队政委王政柱（当时在海康县参加“四清”）的汇报。杨尚昆在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三点半到六点半由王政柱同志汇报他们在海康县蹲点的情况，据他所说，海康县人口56万，大部出产红薯，群众每日三餐稀饭，主要是红薯丝，大米仅少量，卫生、文化条件都很差，生活极苦”。他感慨海康的农民比陕西长安的农民更苦。

• 因病痛加剧，经中央同意，2月7日杨尚昆去上海住入华东医院，后经中央批准休息三个月。在此期间，杨尚昆先后会见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李宇超、梁国斌、王少庸，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裴孟飞以及来上海参加华东局会议的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刘俊秀、黄知真等同志，其间还听取了苏州地委书记王敬先关于苏州地区“四清”情况的汇报。4月下旬，他得知广东省委拟于5月中旬召开三级干部会，为了参加会议了解情况、熟悉干部，提前结束休假，于4月20日离开上海，经江西去他向往已久的井冈山并回到阔别32年的瑞金，后于5月5日回到广州，改住小岛10楼，但是省委向他转告陶铸的意见“尚昆同志不必参加地、
县委书记会议了”。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22日，陶铸、赵紫阳来到小岛10楼向杨尚昆传达中央关于撤销他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杨尚昆比较坦然。陶铸、赵紫阳走后，他平静地对我们说“我犯了错误”，表示“一切相信组织，一切相信中央，愿意接受审查”。至于工作，他说“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是不当一把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陶铸、赵紫阳同志来看我，并谈到要我去高要地委（即肇庆地委——笔者注）工作，我当即表同意”。

次日（5月23日），肇庆地委书记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区梦觉陪同看望杨尚昆，表示欢迎他去肇庆工作，并请他到肇庆后先在七星岩（肇庆著名风景区）休息几天。随后，杨尚昆对我说“你回到北京后也会让你揭发我的问题，你认为有什么问题，照实说”。他还预见到“小平同志也可能要受批判”。后来中央同意他回北方的请求，任命他为山西临汾地委书记。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64、逆境中的杨尚昆（2）

杨尚昆在山西

5月30日，由广东省委秘书长马甫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生吴云章护送，杨尚昆乘16次特快加挂的一节公务车去山西，6月1日晨到达石家庄，2日凌晨改乘87次车7时许到达太原。山西省委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出面接待并宴请。6月3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从北京回到太原，传达他在北京时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同他谈话的情况，决定杨尚昆暂时安置在山西，不要回北京。当晚，杨尚昆由临时下榻的迎泽宾馆移居柳巷太原饭店西楼。在太原，山西省委给杨尚昆看了5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杨尚昆急于下去工作，几次要求立即去临汾，但都被婉言拒绝。只在6月23日，省农办的一位同志到太原饭店向杨尚昆汇报山西的农业情况。

在逆境中，杨尚昆没有忘记7月1日是党成立45周年，更没有忘记工作。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个伟大的纪念日子……只等卫恒同志回来（当时卫恒又去了北京——笔者注），便决心去晋南工作了。”

7月4日上午杨尚昆去晋祠散步，突接电话说“卫恒要来谈话，下午不要离开太原饭店”。果然，那天下午一时许太原饭店院内突然军警林立，气氛紧张，杨尚昆被转移到一个秘密地方开始“隔离审查”。
开始还很客气，配有炊事员、服务员，生活条件尚可，无非是责令他交代“问题”。这期间，他很平静，用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份长达三万余字的《自传》。《自传》中写道：“我在中央工作的二十年时间内，对于主席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都是一贯拥护的。没有在任何场所发表过反对三面红旗和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意见，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人的阴谋反党活动。”“有许多关于我的错误的具体事实，我还弄不清楚。有许多问题，我还没有想通。”

回忆杨尚昆被隔离审查的那天，13时许，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车声惊醒，此时太原饭店院内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杨尚昆不知去向。欧阳景荣跑到我的屋里，同我和警卫员赵宇田谈话，无非是杨尚昆犯了错误，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等等。随即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房子仔细检查我的行李，当场扣留了我的两本工作日记和几个中央办公厅卷宗，用复写纸开了一个《扣留苏维民同志物品清单》，一式两份，双方签了名。之后，欧阳景荣等人走了，又来了两个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方，和我们形影不离。次日，那两个人押解我和赵宇田回北京，四个人一同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这是一个软卧包厢，我们很知趣，一进包厢二话不说爬到上铺就睡下了。次日（7月6日）晨回到北京，由中办机要室的邹常缙接站，先到华北饭店（今金台饭店）吃了早餐，又把我们送到中办学习班二支部（机要室支部）所在地和平里，安置了赵宇田的住处后，我说我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只好让我回家。

在太原时间不长，但很不寻常。从杨尚昆能否与家人通信问题和赵宇田的工作问题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央办公厅也是一片混乱。

一是关于杨尚昆和家人通信问题。6月4日欧阳景荣来看杨尚昆，带来一个汪东兴办公室的电话记录，说李伯钊已搬出中南海，家中尚未安装电话，如果打电话可以通过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转。又说关于赵宇田，中央警卫团已通知山西省军区政治部给他分配工作，不要回北京了。当晚，杨尚昆给李伯钊打电话，是李伯钊的服务员小白接的，说他们都很忙，要很晚、很晚才能回来。以后再打这个“公用电话”就根本打不通了。很清楚，所谓“公用电话”是在演戏，实际上不允许他们通话但又羞羞答答不明说。
二是关于赵宇田的工作问题，6月6日，赵宇田按照电话通知去山西省军区报到，军区说立即脱军装转业。三天后，9日，欧阳景荣又告，赵宇田可以不脱军装，准备把他的关系转到山东省军区分配工作。18日，收到中央警卫团给“赵辛田”的一封信。估计“赵辛田”是“赵宇田”之误。拆封后果然是给赵宇田的，信中说：“你的关系已转到山西军区，一切由山西军区处理，你在北京的行李，可以给你寄去。”信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既不使用公用信笺，也未加盖公章，到底算不算公函？信中的话算不算数？半个月内，一变再变，前后矛盾。最后，一没有让赵留在山西，二没有让他去山东，而是把他押回北京。

65、逆境中的杨尚昆（3）
杨尚昆回北京

1966年12月25日，杨尚昆从太原被押解回北京。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七时一刻起飞，九时十分到西郊机场。住在此地，屋小，甚冷，整夜未睡，又是一个新环境，应努力适应才是”。次日，他在日记中不忘“今天是主席的生日，祝他万寿无疆！”

三天后，杨尚昆就被拉去参加“控诉大会”，从此开始了无休止的、残酷的批斗。他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参加控诉大会，非常的会啊！全身汗透几次，回来又未换衣服，因累就睡了……果然感冒了，发烧到38℃以上。”但是他更关心的不是自己，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全身疼，躺着未做事。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主席手书的满江红词。”1967年元旦这一天他记载“病未好，还有些温度，全身疼甚！在广播上听了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下午报来又读了两遍”。从这时起直到1975年被解除监禁，他除被批斗和被迫交代“问题”外，就是读书，反复研读毛泽东和马列著作，充分显示这位老革命家身处逆境意志弥坚。他关注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党的事业！

1967年初，有一次杨尚昆被拉到中直礼堂批斗，当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窃听毛主席讲话”时，他从容、镇静、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没有！”全场为之一振，批斗会草草收场。

1975年3月，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决定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并决定对被关押审查的干部全部解除监禁。杨尚昆也被解除了近9年的“监护”，由中共山西临汾地委组织部派人来京接他去临汾定居，和家人团聚，从此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

1978年秋，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他的关怀下，杨尚昆回到北京，住入协和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杨尚昆平反

1978年11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专案组作出《关于杨尚昆同志的审查结论》。《结论》除承认“杨尚昆同志没有同任何人结过反党集团，也从未搞过任何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党外公布的‘反党野心家’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外，对子虚乌有的所谓“秘密录音”问题仍然肯定为“犯了严重的错误”；对同苏籍华人来往中送给对方一些公开发行的刊物和宣传品如《中国青年》杂志和《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杨尚昆为了争取尽快出来工作，对这份留了尾巴的《审查结论》还是违心地签了字。

杨尚昆在《审查结论》签字的第二天，1978年11月25日，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分别于1979年2月17日、6月8日和1980年5月20日下达中共中央文件为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正式平反。而杨尚昆因留下了一个在录音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尾巴，平反问题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的复查，1980年10月23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审查并纠正了对杨尚昆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尚未彻底澄清。三中全会以后，对“文化大革命”中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所加的各种罪名，进行了认真的复查，事实证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及汪东兴同志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
从1965年10月杨尚昆被通知调动工作到1980年10月得到完全、彻底的平反，整整15年。历史是公正的。被颠倒了的是非终究会再颠倒过来。

摘编自《逆境中的杨尚昆》《百年潮》2012年第6期，作者：苏维民。
http://www.chnlung.com/a/hongshi/hongsemishi/2013/0201/11977_7.html#

66、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
6 月3 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按照党领导历次群众运动的做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先例，同意北京市委向大、
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同日，中央政治局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对大、中学校开展运动作出若干规定。几日内，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学校派出了工作组。
但是，对大批派工作组，毛泽东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4]毛泽东改变派工作组的主张，同他对“乱”的看法直接相关。他在7 月8 日给江青的信中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他确信，中国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急关头，从长远看，付出“大乱”的代价是值得的。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后，宣布停止原校领导的职权，由工作组代行领导。工作组组织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的斗争，主持了对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揭发批判。一些学校的主要领导人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许多教授、专家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教师遭到歧视。尽管如此，工作组力图使运动在党的领导下
有序进行的做法，仍引起一些情绪偏激的造反学生的不满，也受到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强烈的批评。不久，一些造反学生贴出抨击工作组的大字报，有些学生不经过工作组而自行组织批斗“黑帮”。
6 月18 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避开工作组，将40 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等行为。工作组发现后迅速予以制止。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党中央于6 月20 日批转了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简报。刘少奇在为批转简报所加的按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各地工作组在贯彻党中央上述精神的过程中，得到
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在陈伯达、江青、康生等的挑动和支持下，学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增多，到6 月中下旬达到高潮。6 月20 日，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曲折地表达了取消工作组，让学生自己“闹革命”的意见。
7 月19 日、22 日，刘少奇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少奇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由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立即撤出工作组，陈伯达等的意见被否决。
7 月18 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在听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对情况的片面汇报后，他对运动的进展表示很不满，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7 月25 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在京的各大区第一书记时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他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他又说，“要允许群众通天”，认为规定“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 月28 日，
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7 月29 日，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5]。
撤出工作组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进一步削弱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导致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
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经过两个月的初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学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部门发动起来。但是，从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到党政各级领导及广大学生、教师，多数人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党内外对混乱局面的忧虑不断增加，“左”倾方针在党内受到相当大的抵制。毛泽东认为，为破除阻力，使这场运动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作进一步的发动。
注:
[1]1966 年8 月2 日陶铸(5 月间新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也被任命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副组长还有王任重(中南局第一书记)、刘志坚(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组员还有谢镗忠(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尹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等。这些成员不久即受到迫害而被排除在外。王力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当年8 月陈伯达生病期间，江青代理组长。
[2]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对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关于党组织在运动中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要求横加批判，号召说“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大学出现了1000 多张大字报，大多数是维护校领导、反击聂元梓等人的。康生随即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内容抄寄给当时还在南方的毛泽东。
[3]毛泽东的批示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4]毛泽东听取刘少奇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6 年6 月12 日。可是，这时大批工作组已经派出。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646―647 页。

67、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六条”

1966 年8 月1 日至12 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原定会期为五天，主要议程共四项:(一)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采取的重大措施；(三)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会议开始后，却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 天。
全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他介绍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方面的一些主要工作和基本的方针政策，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主要责任。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在插话中指责工作组阻碍、镇压群众运动。这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两张宣扬革命造反的大字报[1]。
还在5 月底，北京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就自发集会，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北京的其他中学也相继建立起类似的学生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声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毛泽东赞扬这两张大字报，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
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又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在以后两天的会议上，与会的一些中央部委、省委和各大区负责人纷纷检讨“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己“跟不上形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流露出对运动的困惑和对动乱局面的不安。
8 月4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8 月7 日，会议印发毛泽东8 月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指责自6 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大字报还针对过去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同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者注)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过去两个月是打我的，我是还击。他还说:这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此后，会议转向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
8 月6 日，已向全会请假、在外地“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紧急召回北京。林彪到会后，立即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态度。8 月8 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中，声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8月12 日，林彪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第二天，他还说:“这次要
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2]
8 月8 日，全会通过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等作出了规定。“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指出，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
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
“十六条”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十六条”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走资派”、“左派”、“右派”这些概念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它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但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未被遵守，即使照此办理了也被指责为“不准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那些具有很大任意性的概念和助长过火斗争的内容，却在很大范围内激化了盲目的造反行动和严重的
社会动乱。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于8 月12 日临时增加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议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 人扩大为11 人，排名依次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跃居毛泽东之后，名列第二位；刘少奇则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提及。
这次全会后，原来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集体不复存在。自8 月下旬起，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研究处理国内及对外的日常工作，向毛泽东、林彪请示决定。
党中央领导层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使许多与会者感到震惊，思想上存在种种怀疑和困惑。但会议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仍然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组织程序。
会议闭幕时通过的公报指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公报还说: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通过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发动，“左”倾错误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
注:
[1]1966 年6 月24 日和7 月4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7 月28日由江青转送毛泽东。这两张大字报在8 月下旬先后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
[2]林彪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8 月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