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一封终于发出的信（5）
10月中旬，您差不多已是濒于死亡的人了，可就在这时，上面却来了命令，让您到外地去。专案人员对妈妈说：根据一号通令的精神，陶铸要马上离开北京去安徽合肥。我们给你考虑过了，最好去广东插队，如果你要同陶铸一起去，到合肥后要断绝和女儿的一切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如果你不去合肥，那么就要和陶铸断绝联系。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就是让妈妈在您和我之间做一个选择。妈妈同您商量，您经过反复考虑后对妈妈说：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妈妈还能说什么呢？爸，我的爸啊！
生离死别的三天，您和妈妈是在怎样一种难熬的悲哀依恋中度过的，我无法想象，可听妈妈讲，你们彼此谁也没有说过一次伤心的话。妈妈强捺着悲痛，为您准备了该带的东西，什么都为您想到了，什么都为您拼命做到了。您能给妈妈的仅是一首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今天，我读着它，依然像九年来每次读到它一样感到震动。爸，这哪是一首诗，这是一个痛苦而坚强的心灵的跳动。它熔铸了您作为一个革命同志加丈夫的全部情感和信念啊！
分别的日子终于到了，再有一个多小时您就要被押送合肥。您知道此去离泉台只有一步，您再也见不到妈妈和我，妈妈也知道这是你们的诀别，可你们这对为共产主义共同战斗了四十多年，共度忧患，感情笃深的老夫妻竟然没有掉一滴泪。您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妈妈强颜欢笑地为您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您忍着剧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您都要流一头汗啊……
专案人员问您还有什么话要讲，您沉思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爸爸，您就是这样威武不屈，一直到死，也不向江青他们低头。就要分手了，您无限深情地对妈妈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等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相信亮亮也会这样做的。说完，您和妈妈握了握手，妈妈要送您也不让，就这样由人架着上路了。您和妈妈分别得那样从容，那样镇定，你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想到的仍然是革命，是对党的忠诚，是共产党员的气节和对下一代的教育。爸，你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而唯一属于你们的女儿，却在临死前都没能见她一面，您死能瞑目吗？
爸爸，妈妈把您的遗言告诉了我，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九年了，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您的话。“四人帮”被粉碎前，一个“黑帮”的女儿，生活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她要不断地受到各种歧视和冷遇。有时，在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后，我真想破罐破摔，自暴自弃，可是一想到您，我就又觉得不应该那样做。我随时想到我不单纯是一个陶斯亮，我是陶铸的女儿，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耻辱的称号，那是因为江青他们在您的名字上泼洒了污垢，可我知道陶铸是一个坚强的老共产党员。我不能让自己的言行玷污了您的名字，给那些人留下攻击您的口实和笑柄。
您走后，妈妈很快就被强迫去广东了。爸爸，广东是您和妈妈战斗了多年的地方，你们在这块土地上流血流汗。您知道吗，至今广东人民没有忘记您。这种人民的怀念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最可珍贵的，女儿把这点告诉您，您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我们去广东农村帮妈妈安排了新家。那是一间破旧的小屋，阴暗潮湿，四面漏风，有很多虫子。这间房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体弱多病的妈妈在这间房子里孤苦伶仃地生活了三年，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和妈妈在这间小屋子里度过了您逝世后最初的一段时日……

156、一封终于发出的信（6）
1969年12月的一天，广州军区突然有人来找妈妈，通知我们：您到合肥后40天就死去了，时间是11月30日上午11时。闻讯后，妈妈虽然脸色铁青，但在来人面前仍然是那样沉稳持重，一直到人走才潸然泪下……我们坚决要求去合肥料理您的后事，但是遭到了拒绝，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您的遗骨沦落在何处……
一个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了四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那时，像您这样的老革命，被“四人帮”害得家破人亡的不知有多少啊！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事实，就是“四人帮”所谓的“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政治内容。爸，今天可以告慰您的是：这些淋漓的鲜血已经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这些奇耻大恨，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了。
爸爸，您的女儿是个医生，曾给许多病人看过病，曾在许多病人弥留之际进行抢救，也曾守护过许多病人与生命告别。可是，在您病中，我却没能给您喂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甚至在您临终之际，我都不能让您看上一眼……爸爸，女儿对不起您……女儿实在对不起您……我知道，您一定会原谅女儿的，可是，我又怎么能宽恕自己呢？
爸，我听人说，在夜深人静时，九泉之下的人会听到亲人的絮语和思念，这时，他们就会化作梦来与家人相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却常常希望它是真的，那样，我就可以和您在梦中见面了。爸爸，您现在在哪儿？您可曾听到女儿的呼唤？您是否知道女儿在您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一个人在大西北高原的月夜给您荒祭的事呢？
1970年11月28日，离您去世一周年还差两天。当时，我仍身不由己，来自四面八方的监视使我不能对您的死表示任何哀悼。于是，我只好提前两天避开那些人的注意来暗中悼念你。那天晚上，我找了个借口，一个人先回了宿舍，偷偷地在罩衣里面戴上早就准备好的黑纱。我来到单位外的一个事先选好的荒僻场地，对着您逝世的东南方向恭敬地默哀了三分钟，然后借着月光念了写给您的悼词。我对着苍天大地发誓：等到红旗盖上您的身体那一天，我一定要书寄黄泉告诉爸爸，好让您展开紧锁的眉头，再听您开怀的大笑……
冬去春来，第一年过去了，埋在我心底的愿望的种子没能冲破冰封的土层……
第二年又过去了，催苏唤生的春天还迟迟没有到来……
等啊，等啊，我们一直等了七年，才盼来了党中央揪出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现在，党中央终于为您平反昭雪了。爸爸，我真恨不得砸开死亡的铁门，找遍整个九泉，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您，您听到了一定会高兴得拉着我的手重返人间。
亲爱的爸爸，11年了，我不知在默默中给您写了多少封信，我既不能让人知道，又没有可投之处，可我却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写在纸上的我不得不一封封毁掉，可写在心上的却铭刻得越来越深。现在，我终于给您发出了11年来在纸上和心上反反复复写的这封信。它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女儿在短短的时间里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它怎么能装得下我积郁多年的感情，又怎么能表现您四十多年来的战斗生涯呢？它仅仅是一朵小小的白花，是女儿向您致哀和报春的一朵小小的白花。关于您一生的功过，党、人民和与您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是会给予正确评价的。
您虽然去世了，但您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却永远不会在人民的心上泯灭……

安息吧，爸爸！

（陶斯亮，1978年）
http://www.21ccom.net/book/story.php?id=10281

157、张闻天在文 革中（1）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给他换来两顶“帽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随后，他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庐山会议闭幕后不久，全国外事系统开会，集中火力批判斗争张闻天。随后，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内容根据统一布置集中在所谓“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两个问题。此时，尽管张闻天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已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虽然远离了权力中心，可张闻天却不肯赋闲在家，多次写信申请工作。1960年11月，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工作，遂潜心研究经济问题。1962年8月，张闻天写成了给中央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报告的中心意思是建议中央开放市场。在送交中央之前，他还郑重地给毛 泽 东写了一封信。报告送上去不出两个月，八届十中全会就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张闻天这篇报告又变成了新的“罪证”。1965年，经济所进行“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又成为新的批判对象，说它是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要求，甚至说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发言。后来，科学院学部召开批判张闻天大会，这篇报告仍然是集中批判的重点，甚至闹到对南方调查中接触过的人也都要进行审查，凡是有过与张闻天相同观点的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文 化 大 革 命”期间，张闻天自然难以摆脱厄运。
（1）风暴袭来
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196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

8月9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 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8月8日），中 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 反 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 反 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 反 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5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 泽 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 产 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9月8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 反 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12月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 反 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接着，经济所的造 反 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 反 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158、张闻天在文 革中（2）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去接受审问、批 斗。
批判、斗争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 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 少 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 卫 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 卫 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 卫 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 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 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 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1959年中 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摘要)》而进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 反 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 反 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
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5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 反 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 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 反 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 反 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 反 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毛 泽 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6条主张：
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 化 大 革 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 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159、张闻天在文 革中（3）
（2）219起“接待”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 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 反 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 少 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
不论造 反 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 反 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 革”前就被打击，“文 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 民 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 产 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 反 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160、张闻天在文 革中（4）
（3）“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 卫 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 化 大 革 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 少 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 少 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 少 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 少 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 少 奇以中 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 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 少 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 泽 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 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刘 少 奇于12月14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十二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给毛 泽 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 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 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年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场合，滥扣“叛徒”帽子，挑动红 卫 兵任意追查，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与此同时，所谓61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已经准备印发，借评电影《清宫秘史》批刘 少 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在炮制。就是这篇文章，提出“八个‘为什么’”，定了刘 少 奇八大罪状，其中“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这时，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 少 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 少 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么会去查档核实呢？
康生不给回复，南开大学的红 卫 兵2月18日又来批判。他们还提供了若干线索，纠正张闻天关于具体时间和细节回忆的出入，要他立即写一份交代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乃重写一份材料交出，肯定61人出狱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独自承担了责任。材料写道：“刘 少 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的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 人自知日子不久，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 少 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为避免涉及党中央，张闻天将2月16日所写材料中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节略去，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谈过什么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从此，张闻天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嗣后凡涉及此案，他从不改口推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此!　　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1967年4月28日，张闻天又就3月6日、4月26日两起涉及1936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6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 少 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向张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再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当天回到家里，张闻天即向刘英谈了审讯经过，并估计自己可能会被捕。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七八九三个月，批 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161、张闻天在文 革中（5）
（4）523天“监护”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 化 大 革 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惟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拣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张闻天夫人刘英后来忆述了他俩被隔离拘禁的那一段可诅咒的单人囚室生活。她写道：
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 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 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 泽 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163、“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1）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是仅次于刘少奇冤案的共和国第二大冤案，它曾经轰动国内并震动世界，曾使许多无辜而对革命有功的共产党人蒙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与耻辱。
反省院的斗争

所谓“61人叛徒”，其实是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其中，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副部长以上职务的就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1931年前后，这批党员大部分因河北省委遭破坏而被捕，被国民党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薄一波等在反省院的四五年中，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同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他们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拒不在敌人事先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出狱。其中有的人早已坐满刑期，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一直坐到了1936年。
他们在反省院期间，还坚持秘密学习马列主义，在生活上团结互助。为了反对敌人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
到了1934年底，“紧急行动起来，同敌人残酷的迫害和折磨作殊死斗争”，成为被关押的60余名共产党员最强烈的要求和呼声。
斗争方式呢？是越狱、绝食？还是呈文抗议，面对面地说理斗争……？
越狱，冲出敌人的牢笼，在广阔的天地里，拿起武器，像红军战士一样，长缨在手缚苍龙，但连百分之一的成功希望都不存在，不可采用。
呈文抗议，敌人装聋作哑不予理睬，面对面地说理，尽管敌人理屈词穷，但不足以打退敌人的进攻。
绝食，向敌人绝食。这是落进敌人囚笼失去自由的政治犯，反抗敌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决心已定，意志如钢。为了争取绝食斗争的胜利，薄一波领导党支部又作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和秘密的准备工作。首先，向全体党员反复动员和说明，绝食斗争是政治犯除越狱外最高的斗争形式，不能轻易采用。但是一旦开始就必须坚持到底，敌人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绝不复食。
其次，党支部向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写报告，要求反省院内外斗争互相配合，组织新闻记者采访，发动家属亲朋探监，扩大影响，对监狱当局施加压力。再次，为了争取绝食斗争的胜利，要求大家绝食开始后，不要多走动，饿得受不了时，可以喝点盐水。
监狱当局无视政治犯的合理要求，一味压制，促使狱中斗争的急剧发展。狱中党支部决定从1934年12月19日开始绝食。当夜各党小组都进行了讨论，纷纷表态，庄严宣誓：
“保证服从指挥，严守纪律，誓死战斗，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支部的命令，绝不动摇复食！”“宁死不屈，坚决独立战斗到底！”那个夜里，各个号子里都充满了紧张炽热的战斗气氛。
1934年12月19日上午9时，反省院的南监40多名政治犯个个迎着寒风精神抖擞地带着铁镣走进饭堂，在饭桌旁坐了下来，但是谁也没去拿碗筷，更没有人去盛饭菜。肃静坐好后，狱中党支部成员李楚离对监管人员说：
“牛班长，请你去把管理员请下来，我们有重大的事情，要找他来回答。”
“你们不是找过他两次了吗？上面不答复，找他管什么用？”
“上面不答复是上面的事，但他是这里的管理员，事关重大，也必须向他说清楚，不然，他可负不起责任。”
在狱中难友的逼迫下，栾管理终于来了。他惊惶不安地走上饭厅的讲台。头发花白的刘澜涛首先朝他开了一炮：
“管理员，我们提出的4条要求，到现在10多天了，还不给答复，令人难以容忍。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个答复，你不能答复，就请上面来人答复，再拖是不行的。”
管理员摊开双手，显得为难：“上面不答复，我也没办法。”
他还威胁说：“谁要继续闹事，就要从严惩办！”
冯基平激昂地站起来，对栾管理进行了愤怒的谴责。
管理员又要开口威胁，薄一波接着站起来字字千斤地说：
“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保证我们政治犯活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当局不准，还说我们闹事，要加重惩办，是决定不让我们活下去了。这种对政治犯的非人道残酷迫害和慢性屠杀，我们坚决反对！……我们是不怕死的。我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点。”
薄一波的话音刚落，坐在饭堂的政治犯们都已愤怒得涨红了脸，同声发出：“必须立即答复我们的要求！”“不答复，我们绝食！”
“我们绝食！”愤怒的呐喊，震动得饭堂屋瓦欲飞。
安子文最后站起来说：“我们提出的四项要求：全体下镣；
改善伙食；自由阅读公开书报；增加火炉。……是我们现在活命的最低条件。你们现在不答复，就是不把我们当人，就是不让我们活下去。我们连最起码的人权和生存权都没有了，是你们把我们逼上了绝路。我们赤手空拳，戴着铁镣，万般无耐，只有绝食。现在我们宣布绝食，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决不复食！”
安子文讲完话，转身走出饭堂。南北监60多位参加绝食斗争的难友，个个像奔赴战场冲锋陷阵的勇士冲出了饭堂。找牛班长要信纸信封，向亲友们写绝命书。大家把喝水缸子放在枕边，静静地躺下来绝食了。
敌人欲置革命战士于死地，但当你蔑视死亡时，又使敌人恐惧不已。管理员和看守们都殷勤劝食。这些共产党人都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声不应，不予理会。看守给南北号各增加一个火炉。监房走道中间的小火炉也换成了大红炉。当天晚上就生了火，号子里开始有点暖人的气息了。
第二天早饭时，狱方又来劝食，同样遭拒绝。中午放茅，上厕所的人明显减少了，难友们只舀了点开水。
两天后，人们不去大便了，小便也少了。为了减少走动时体力的消耗，大家都不再出去放茅了，把洗脸盆放在炕前，急需时便在脸盆里小便。
敌人耍尽花样，对这60余名政治犯进行引诱、劝食，但得到的总是“滚开”两个字。
绝食进行到第4天，敌人当真惶恐不安了，要求和政治犯谈判。晚上，各监号传来狱中党支部的通报：“我们的绝食消息，《东方日报》已经登出。今天下午训育员和管理员来劝食，都被拒绝，敌人调来一个排的兵力，加强警戒。不论出现任何情况，都要坚决绝食，坚持就是胜利。”
支部的通报，给难友们一巨大鼓舞，顿时感到比饱餐了一顿宴席还有精神。
4天以后，人们已经不感到饥饿了。只觉空腹收缩难耐，胸部像有东西压得发慌，全身虚弱不堪，翻身都很困难。刘锡五、王玉堂发生了昏迷。
第5天，监狱当局把饿得走不动的薄一波刘子久等背到病号房去谈。
狱方用死亡来威胁，薄一波坚决回答：“我们绝食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唬我们。全体下镣办不到，就没有什么可谈的。”
对方碰了钉子走了。
绝食进行到第6天，局面极为严峻，周仲英、张友清已经饿得昏迷不醒了。魏文伯、李力果、董天知病情急剧加重。
更多的人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几乎没有人能起床走动了。死亡威胁着每个人。狱中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政治犯每坚持一分钟都要付出巨大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都在和死亡搏斗。
然而，绝食到第6天，敌人惊恐万状。急忙派三处处长高胜岳来到狱中谈判。每个监房派一名代表参加。谈判结果，高胜岳答应了几条：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可以打开监房门流通空气，可以看外面公开发行的书报，可以增加火炉御寒。唯独下镣这件事，他再三说：“这是狱中最忌讳的事，不能答应。”但绝食代表们坚持不给政治犯下镣，便不复食。
高胜岳最后被迫同意，病号和身体不好的可以下镣，一般政治犯可减为3斤重的小镣。
至此，狱中党支部认为，绝食斗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斗争应适可而止。如果再继续下去，便会死人，损害革命力量。
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现在可以复食了。这场历时7天的绝食斗争胜利结束了。
复食后，政治犯们咀嚼着那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思考着如何进一步进行对敌斗争的计划。反省院的头头们却恼怒异常。这次闹得那么凶，那么齐心，有纲有领，有进有退，准是有谁在里面指挥？啊！反省院的头头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响，恶狠狠地说：查，我一定要查出谁是首领，一定要他们付出10倍的代价！
敌人实在拿这批共产党人没办法。
经中央批准，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后出狱

这批共产党人继续同敌人进行各种政治斗争。
1936年春，刘少奇到天津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还有柯庆施、林枫、李大章等。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作出了迎接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党中央。
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于是，由柯庆施通过关系将这一决定通知狱中党支部，要求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不执行，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于是，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他们分批履行手续出了反省院。当时按党中央指示出狱的是52人，另9人出狱情况各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一伙把他们放在一起混为一谈是有意把水搅浑，以便于进行政治陷害。
这批共产党员出了反省院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有许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
以后，这批共产党员又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10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经受住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30年中，也就是从1936年到1966年，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共产党员出反省院的问题，由于已有结论，没有当作问题。

164、“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2）
康生给红卫兵写条子

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出来的这批共产党员蒙受了极大的污辱。为了陷害这批同志，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风。康生、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一再说：“南开大学有个抓叛徒战斗队，发现了一个61人的‘叛徒集团’。”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红卫兵小将的功劳可大啦”，“要是没有他们，怎么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他们装模作样地把“发现”的奖杯，发给了红卫兵小将，想以此遮掩他们策划的那见不得天日的罪恶阴谋。然而，不管怎样也掩盖不了江青、康生一伙精心炮制和策划这桩大冤案的罪恶。
1966年8月初，捣鬼有术的康生，背着党中央，诡密地指示“彭真专案组”，要他们对薄一波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在1936年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
这个专案组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6年8月初，我们根据康生的指示，自8月间就开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谓简单手续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种报纸，审查了这批人的档案。”
8月18日，百万红卫兵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那天，戴着“中央文革”顾问头衔的康生，也跻身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主席左边不远的地方。他看到站在自己上首，一心想要“露峥嵘”、“作女皇”的江青，一会儿得意忘形，眉飞色舞；一会儿对仍然沉静地站在毛泽东右边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断地翻白眼，露出嫉恨的神色。嘴里像念咒儿似地嘟嚷着：犯了路线错误，不靠边站，还等什么？
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见此情景，蓦地想起不久前，他布置“彭真专案组”调查刘少奇让薄一波等人登报出狱的事。那时，他是背着人悄悄布置的。他为此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正好有一个观礼的红卫兵站在他的后面，一问方知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康生随即向那个红卫兵说道：“你们红卫兵要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呀！”
那个红卫兵受宠若惊，立即趋前说：“是的，红卫兵将永远紧跟。康老，下步该如何搞法呀？”
“深入！深入！”康生托阴险的目光投向刘少奇说：“‘文化大革命’要深入下去！”
“怎么深入呀？”
“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
“如何查呢？”
“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
“人家让我们查吗？”
“我给你们写个条子，谁敢不让！”康生说着，当场写道：
“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康生8月18日。”
根据康生指示，南开大学红卫兵迅速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并把康生写的条子印发给各个战斗队的成员，作为横冲直闯出入各单位的特别通行证，任意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的特种证件。从此，党和国家的许多机密以至绝密的人事档案，便被人们任意查阅传抄，写在大字报上，印成传单、红卫兵小报，到处张贴散发。大量地泄密失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
南开大学红卫兵，回到学校，立即去揪正在天津治病的前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要他交代被捕叛变问题。又拿出康生开的“特许证”，冲进河北省委查阅高的人事档案。
一天凌晨，出动了大队红卫兵进行突然袭击，抄家洗劫，勒令高仰云全家人立即扫地出门。
与此同时，南大红卫兵驻北京小分队，一面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报纸，一面开始了狂暴的恶作剧：什么“首战杨献珍”，“三审张闻天”，“怒斥徐冰”，“激战朱则民”。到国家经委副主任周仲英、交通部副部长马辉之、内燃机厂副厂长刘尚之等人家里，进行抄家活动。

165、“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3）
三审张闻天

对于“三审张闻天”的恶作剧，南大红卫兵小报是这样报道的：冲进张闻天家里的红卫兵、团团围住了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怒揭张闻天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张闻天申辩说；“我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
“1959年庐山会议，你同彭德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这就是所谓的一贯紧跟吗？！”
“就反了这一次。”
“住口，你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36年，你勾结刘少奇，指示别人自首出狱，……”
张闻天被突然袭击，半晌说不出话来。红卫兵又怒喝道：
“你放老实一点！”
“也许刘少奇给你打过个电报……”
“什么内容？！”
“我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张闻天在给红卫兵索要的材料中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1936年春），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我现在记得，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讨论，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报告上签了字。”张闻天就是这样，由他一个人承担了一切。（实际上，这件事是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毛泽东也知道并同意的。）
在康生煽动下的“抓叛徒战斗队”在疯狂揪斗逼供的同时，还随心所欲地采取什么“死人活对”、“死材料活查”等卑劣手段，无中生有地炮制抓叛徒的材料。
目的是整倒刘少奇

11月1日深夜，受领了特殊任务的南开大学红卫兵，秘密地起草上书。说他们已“查明”了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
11月9日，他们又提出了“四项战略布署”，向中央文革和中央请示批准。第一，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与首都三司的‘政法公社’、‘财院八八战斗队’联合起来，建立抓叛徒的专门班子”；第二，“继续扫清北京毛主席身边的大叛徒，同时去全国各地，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深挖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第三，随时“提审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安子文”；第四，“把确实已查实的叛徒名单打出去，点全国之火，围剿刘少奇大叛徒集团”。这些报告和布署原来自康生的唆使，自然得到康生的赏识、批准和鼓励。
“四项战略布署”是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
周恩来起草的电报

南开大学红卫兵的部署既定，并在康生的支持下立即投入了行动。
1966年11月12日，他们发表了一份号召揪斗叛徒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进驻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南京、苏州、广州、郑州、长春、乌鲁木齐等地。这些战斗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像“弹出膛”、“刀出鞘”般地“杀向了全国各地”。各地也跟着纷纷成立起“抓叛徒”的战斗队伍，把人事档案机密统统翻腾出来，故意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无中生有，栽赃诬陷；把原来只当作走资派揪斗的党政干部，强加上叛徒的罪名，进行更野蛮的迫害和摧残。
11月23日，抓叛徒战斗队要在西安召开大会，批斗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书记胡锡奎。西北局电话向中央请示，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立即回答说：总理正在起草回电，待送主席看后即发你们。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亲笔起草并由中央署名的电报发到了西北局。电报说：“西北局，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出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周恩来刚给西北局回完电，又接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斗的紧急电话请示。
总理电话上明确回答后，又立即以中央的署名，于11月26日给东北局发电报说：“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康生一伙对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所发指示，置若罔闻，蓄意对抗。把反对的主要矛头指向刘少奇，硬是诬陷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的。
1966年初冬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红卫兵，刘宁一和“中央文革”的成员们也都在场。康生说：“薄一波等61人自首叛党问题十分严重。”
周恩来立即站出来说：“薄一波等同志办理出狱手续，是中毛泽东也接着说：“是啊！我记得是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康生却阴险地煽动说：“那时北平是刘少奇，中央是张闻天作总书记，是他们搞的。中央仅仅知道他们办了个简单的手续，他们写的东西十分严重。”

166、“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4）
伪证、诬陷

为了栽赃陷害，康生还指使专案组采用各种威胁利诱、制造伪证的的手段，加害刘少奇。
1968年4、5月间，有两名穿军服的人来到经济研究所，他们自称是康生派来的，怒气冲冲地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案件，被你从中搅混了。这个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张闻天回家后对夫人刘英说：
“我可能会被捕。”果然，5月16日下午，北京卫戍区派来一个排的武装，把他逮捕了。
专案组胁迫这些人讲假话写假材料，被薄一波、刘澜涛严正地拒绝了。他们又无中生有地诬陷刘少奇指示安子文把“叛徒集团”的“罪证”销毁了。“早在1949年，北京刚刚解放，刘少奇就秘密指示安子文，要把他们这伙叛徒的敌伪档案搞到手。”“北京解放不久，刘少奇怕暴露他1936年策划叛党的一伙的罪证，就提示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秘密布置同案叛徒冯基平，利用职权，将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叛党罪证搜集起来，交安子文亲自保管。1970年1月24日，康生在接见文化、教育、宣传部门军管的负责人时又说：“全国刚一解放，刘少奇派罗瑞卿、安子文到全国各地抓敌伪档案，销毁档案。”他们把北京图书馆报纸中有关叛徒罪行，统统挖掉。到各地方销毁这方面的档案。”“他们为了逃避革命群众的惩罚，使叛徒的面目不被暴露，千方百计地销毁罪证。”
康生还亲自向安子文专案组布置，限期要安子文交代出有关销毁敌伪档案的具体情况和罪证。为此，又抓捕了许多无辜的人，对他们严刑逼供。
冯基平戴着手铐，被专案组揪去批斗审讯了半个月。冯基平气愤地说，这纯是诬陷和强加之罪，自己从未见过有关61人的档案，安子文也从未向自己索要任何材料。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拥也被揪到中组部。刘拥在被严刑逼供的半个月中，他不仅痛斥专案组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还对那些被迫对质，不敢面对真实的人，沉痛而嘲讽地说：“我们应该接受1942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抢救’运动的教训。”刘拥始终顶住专案组的胁迫，表示自己“永远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胡编乱造，害人害己”。专案组咬定他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不时进行拳打脚踢。
在刘拥身上未捞到“稻草”，“安子文专案组”又到狱中去围攻杨献珍，逼迫他揭发交代刘少奇和安子文销毁敌伪档案的“罪行”，并向杨献珍指供说：安子文曾亲自打电话给你，让你到安子文家里去看敌伪档案中有关敌伪档案的材料。看了一个下午未看完，安子文还让你带回家去看。
杨献珍越听越觉得好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1931年被捕后，敌人的审讯总共不过5分钟，哪有那么多的口供材料，竟然一个下午都未看完。杨献珍看穿了审讯者的破绽和险恶用心，轻蔑地摇摇头说：“绝无此事。”

167、“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5）
安子文正气浩然

为了把“策划”叛党的罪名强加给刘少奇，江青、康生一伙又指使专案组去折磨安子文。专案组采取胁迫的手段，不仅要他证明刘少奇如何“策划”叛党、如何要他销毁敌伪档案，还要他伪造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
1967年4月，“安子文专案组”的头头，亲自到监狱找安子文谈话：“现在有件事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现在汽车就在门口等着。”
安子文轻蔑地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
“是的。”
“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也没有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安子文断然拒绝制造伪证。
1968年1月，专案组负责人再次来到监狱诱劝道：“头功已经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二等功也有很大的好处嘛。你难道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吗？”
安子文愤慨地说：“我不仅想同家人见面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有什么法子呢？”专案组负责人立即“诱导”他，扳着手指历数刘少奇四次“叛变”的经过。安子文听后鄙夷地说：“你既然自己都知道，就自己写吧。”
劝诱不成，专案组又用手铐脚镣相威胁，安子文从容镇静地说：“手铐脚镣对我不起作用。不戴，我是这样讲；给我带上，我还是这样讲。”
为了强迫安子文提供伪证和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在被野蛮残暴的折磨揪斗之外，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遭受了无休无止的刑讯逼供。在提审目录上记载着：1968年8个月中，安子文被“提审了108次；从1969年到1970年9月中旬，又提审了216次”。不管审讯揪斗如何频繁残忍，安子文坚强不屈，始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中央文革小组”定案

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康生在把虚构的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强加给刘少奇的同时，又把一条反动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也栽赃在刘少奇的头上。
康生心怀叵测地说：“北京这60几个人，只是刘少奇叛党和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因此，他在煽动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的同时，还策划各机关、学校的造反派，都卷入“抓叛徒”的漩涡。
1967年5月6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讲话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从此，各种名称的抓叛徒组织，风靡全国。在康生的策划下，不仅揪出了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关押过的“北方叛徒集团”，而且还揪出了“南方叛徒集团”、“开封监狱叛徒集团”、“太原监狱叛徒集团”、“新疆监狱叛徒集团”。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公然凭空捏造，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以原北方局叛徒集团为基础，……拼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叛徒网，遍布于京津、西北、东北、华北、西南、中南各地。其中以京津、西北、中南为中心。京津地区是他们准备搞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宫廷政变的据点，西北是他们纠集储备训练反革命势力的后方，中南是他们里通外国勾结美帝的前哨。”
1936年，已经侵占了东北的日本侵略者，正在伸手华北、平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地平线上还看不到新中国的曙光。
而刘少奇竟然周密地“策划”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遍布全国各地，准备实行宫廷政变的“大叛徒网”。既然在1936年就作好了周密的“策划”，为何在30年的长时间里不声不响，而要等待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进死亡的漩涡呢！多么矛盾的神话！
正是通过大量的逼、供、信，在党的正常生活和党中央正常领导遭到破坏、“中央文革小组”权力无限膨胀的情况下，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的（67）96号文件，转发和肯定了彭真专案组办公室3月7日写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这个所谓《调查》，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地诬陷61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而“叛党出狱”又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和组织的”。康生一伙还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毛泽东于1967年1月31日在谭震林1月28日《关于农民运动情况报告》上的一段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这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斩头去尾，塞进了这份调查报告中，冒充是毛泽东专门对61人问题的批示，借以混淆视听，盅惑和愚弄群众。
从此，由康生一伙制造的大假案，便成了经过毛泽东确认、党中央规定、红头文件载过、如钉钉木，永远不能改变的铁案。
“61人叛徒集团案”就这样铸成了。
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还把刘少奇当人民内部矛盾看待的态度，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阴谋得以实现。

168、“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6）

副总理薄一波遭受残酷批斗

按照江青、康生一伙的逻辑，薄一波是“61人叛徒集团”的首犯。因此在“抓叛徒”的恶浪中，他自然首当其冲。
事实上，从1931年到1936年，5年多的监狱斗争中，有4年半时间薄一波担任着狱中党支部书记。他冒着极大的风险，领导大家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这就是说当年对敌斗争最勇敢和最有成效者，康生一伙也和国民党一样把他们整得最惨。
1966年9月，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和脊椎肥大症的薄一波，在家里的盥洗室跌倒了，摔得尾椎骨移位，不得不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在他需要病休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薄休养6个月。”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安排下，10月13日，薄一波到广州一处疗养所去疗养。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批准北京地质学院的几十名红卫兵组成的“抓叛徒战斗队”，从北京直奔广州，团团包围住疗养院，冲进薄一波的房间。薄一波正在整理文件，看到红卫兵突然冲进屋里，不免吃惊。但仍然以礼相待。
“把薄一波揪回北京去！”红卫兵一声狂喊，蜂拥而上，又是扭胳膊，又是揪衣领。年近六旬的薄一波被他们推推搡搡，站立不住，他要求向家人交代一下。但红卫兵蛮横地说：“有什么好交代的？！你们还想搞反革命串连！！！”
辱骂催逼，气焰嚣张，不容薄一波有多说的余地。他手中拿着许多中央的绝密文件，既不能交给红卫兵，也不能丢失，便急中生智，冲向隔壁董必武居住的小院，连忙急声呼唤：“董老！董老！”
年过八旬的董老正在院中散步，应声赶来。红卫兵已将薄一波推倒在地。董老不顾红卫兵凶狠地拦阻，拄着拐杖，匆匆赶到薄一波跟前，俯身接过薄一波递来的文件，禁不住老泪纵横。
架着薄一波的胳膊，把他推上汽车，开往火车站，押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以后，薄一波再也没有见到和他朝夕相处数十年的妻子胡明。
诡计多端的康生坐阵北京，自从派出红卫兵后，坐卧不安，担心火车进北京站后，薄一波被劫走。于是，急忙下令，派200多名红卫兵乘了几辆大轿车，赶往保定火车站守候。顿时，保定车站，手拿各种武器的红卫兵，密布岗哨，戒严禁行，如临大敌。列车一到，红卫兵粗暴地将薄一波从火车上拽下来，推上大汽车，直接开往北京，关进了他们早已谋划好的监狱里。
1967年2月9日，在康生的操纵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批斗大会。会上，薄一波又猛然昂起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声明：“我不是叛徒！我是共产党员！”
“胡说！”红卫兵又冲过去，狠狠地抓住薄一波的头发，把他拽开，对着话筒狂喊：“他是从国民党狗洞里爬出来的！”
薄一波不顾疼痛与安危，昂首高声说：“离开国民党监狱的每个步骤，都是遵照党中央指示进行的。毛主席都知道。”
会场一片呼喊、混乱。会议无法继续进行。批斗会进行了三分钟，在一片混乱中散了。
会后不久，1967年3月初，薄一波被转押到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里，又给强加上“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30年代，他在敌人狱中领导党员进行的英勇斗争，变成了罪状；抗日战争时期，他和战友们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卓越贡献，也变成了罪状；全国解放后，他任国务院副总理，直接协助周恩来总理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全成了弥天大罪。
1967年初夏，薄一波和彭真、刘仁被拉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批斗。他们被关押在一幢铁皮房子里，在烈日的暴晒下，室内如同一只高温烤箱。一整天，不给他们饭吃，甚至连一口水也不给喝，只有外面裹着橡皮的铁条和木棍向他们无情地抽打。薄一波的上脊椎骨被打坏了，痛得直不起腰来。晚上，他被拖回监狱，疼痛难忍，要求医治一下创伤。但看守人员讥讽地拒绝道：“你们这号人还想治病，死不了就是走大运！”
那时，“薄一波专案组”每天都要把批斗审讯的情况，写一份《动态情况反映》，报送给康生及专案组，然后采取新的迫害行动。
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他拖着浑身伤痛的躯体，用两天多时间，写出了第一份长达两万多字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几十个共产党员在草岗子监狱里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
叙述他们按照党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也叙述了他1943年在延安窑洞中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的情景。他在文中明确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这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的忠诚。”
当康生看到揪斗薄一波毫无进展时，立即派了3名穿军装的人，带了20个打手，把薄一波揪到审讯桌前，严厉地宣布道：“第一，你们出狱是执行了刘少奇的黑指示，当然也就是叛徒。第二，刘少奇、邓小平和你们是怎样勾结的？你个人为他们卖过什么力？第三，你们从国民党狗洞爬出来的时候，曾经感谢过监狱长对你们的教诲。……”
薄一波愤慨不已，对审讯人员的三条逐一进行了严正的驳斥。
审讯者被薄一波质问得恼羞成怒，咆哮如雷地吼道：“你算个啥？！”猛地一把揪拽着薄一波的头发。薄一波愤怒地抗争说：“你们用这种方法是压人，正说明你们毫无道理，我坚决反对！”
审讯人限他3天之内，写好审讯时指明的三条罪行的材料，不写好不许睡觉。
薄一波打定主意，决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决不违心而言。他一个字也不写，蹬在桌子上打盹，桌子被搬走。他坐在长凳上，长凳被拿开。他躺在床上，四个大汉闯进来，两个人分别抓住他一抛。他被甩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脊背肿了，五脏六腑乱颤了，眼睛直冒金花。抬来两大桶水，冲着薄一波的头和脸，无情地泼了下去。处在昏迷中的薄一波，躺在这一寸多深的冷水中泡了一天一夜。当年在国民党监狱中得的关节炎症，30年后在造反派私设的公堂再次发作了。薄一波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像刀割箭穿般的剧痛，但他仍然只字不写。
酷刑、逼供、凌辱、饥饿都强加在薄一波的身上。但他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这无尽无休的苦难。他决心活下去，要为61人的冤案申诉，为真理申诉。
为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薄一波对迫害进行顽强的抗争，使得打手们无可奈何。1967年9月11日，“薄一波专案组”向康生写的报告说：“自今年1月以后，工交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先后对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批斗100余次。……专案组也重点审查了其历史上被捕的问题。截止目前，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
……”
迫害狂们不仅对薄一波进行残酷的迫害，而且又把罪恶的手伸向了薄一波的夫人胡明和孩子们。
一天，在残暴的审讯之后，专案组突然用尖刻的语言对薄一波说：“你大概很想知道你老婆和孩子的情况吧？可以告诉你，她畏罪自杀了。你的4个孩子，有3个已经抓起来了。
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替孩子们想想吧，他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专案组幸灾乐祸，企图以此来软化薄一波，逼他低头，承认自己是叛徒。
像漫天的冰雪浇在薄一波的头上，他被冻僵了；像千百把刀子戳在了心窝，心肠痛碎了。他痛切地想念妻子、想念孩子。她是怎么死去的呢？望着黑沉沉的监狱，薄一波苦苦地思索着……直到8年之后，他才从孩子们的口中，知道了一点情况。
胡明生前是第二轻工业部党组成员、工艺美术局局长。
1967年10月14日，二轻部的造反派从广州胜利宾馆女服务员的宿舍揪往了她。经过野蛮地搜身后，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上车后受着严密的监视看管。从广州到长沙仅仅14个小时，胡明竟然在途中自杀了，尸体又被送往长沙的火化场火化了。她为什么要自杀？她又是怎么自杀的？自杀前有什么表现？有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是谁押解她的？是谁决定又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在途中火化她的尸体呢？……有多少使人迷惘不解的问题啊！
薄一波北京的家，早被洗劫一空。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孩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967年12月下旬，20岁的薄熙永，18岁的薄熙来，16岁的薄熙成，都被投入了监狱。他们都是正在读书的学生，没有触犯任何刑律，没有任何越轨行为，薄熙成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抓捕他们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只有谢富治签字批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的一张字条：“把他们先关起来再说！”直到1972年8月，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才被释放出来，关了整整4年8个月。同样是由于周总理的关切批示：薄一波这样的人有了病，还是应该给治的嘛！薄一波亦因此才得以住进了医院。1972年10月26日，被囚禁了5年零10个月的薄一波，在304医院里才见到了他的孩子们。但病房门口仍然站着荷枪监押的人，专案组的人形影不离。
这时，康生还指示专案组：“不放松对薄一波的监护，审讯仍然照常进行。”
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他的努力，许多老同志从监狱释放出来。2月9日，中央专案组向薄一波宣布说：经毛主席批准，解除对你的监护。现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
薄一波被送到了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孩子们获准和父亲住在一起。当他们看到被折磨得步履艰难、眉须皆白的父亲，想到妈妈的惨死和各自屈辱的遭遇，相互抱头痛哭。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横遭惨祸和冤狱的并不止薄一波一家人啊！薄一波是十分坚强的老共产党人，他含着泪花，听着孩子们的叙述，这才知道了胡明被害的经过。
5月9日，中央专案组的人又跑到招待所向薄一波宣布：
“你不能在北京久住，立刻到河南安阳去。河南的同志已来京接你，限期三天。”
薄一波坚定地回答：“我不走！我是公民嘛，我有自己的自由。”此后，每隔三天，专案组就来人催赶一次。并且扬言要采取强制措施。但薄一波坚决顶住，绝不受他们任意摆弄和虐待。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申诉信，又写信给邓小平副主席，请他呈转毛泽东主席。
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把薄一波的信拿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他说：“那次出狱的整个经过，都是中央决定的。”“硬说他是叛徒，我不能同意。……”
7月17日，“中央专案组”背着小平同志向薄一波宣布“审查结论”，仍然说“薄一波是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又说：遵照毛主席“调查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关起来，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
宣读完毕，问薄一波有何意见，并要他在结论上签字。薄一波说：“把‘按刘少奇的黑指示’中的‘黑”字和‘进行叛党活动’这句话去掉，把‘刘少奇’改为‘党中央’，把‘叛党活动’改为‘为党工作’，我马上就签字。”
僵持了一上午，当然不会达成协议。
宣布人说：“性质问题，组织处理。中央已经决定了，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签在上面。”
薄一波在“审查结论”的后面写道：“此结论不符合历史实际，我坚决不同意。我将就有关问题，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比较详细的材料。”
当晚，薄一波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8月15日，薄一波给毛泽写了第二封信，再一次为1936年出狱问题作了辩解。并写道：“不久前，专案小组正式向我宣布了中央审查小组给我作的结论的意见。我迫切希望主席能看到，给予审检批示。所以，除送专案组外，直接从中南海西门呈送给您的。”
1977年7月，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粉碎10个月了。但害着“左”的顽症的专案人员，又风风火火地跑到招待所，逼着薄一波搬离北京。薄一波拒不理睬。薄一波仍像30年代在国民党监狱一样，面对江青、康生一伙的淫威，蔑视“左”的遗风，以共产党人无比的勇敢和智慧战胜了敌人一次又一次阴谋，到达了胜利的彼岸。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薄一波又以他无比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顶住了逆流，粉碎了阴谋家们的诬陷，迎来了曙光。

169、“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7）
杨献珍坐了7年国民党的牢，又坐了8年共产党的牢

康生指点的南开大学抓叛徒的红卫兵，在天津揪斗高仰云，打完前哨战后，决定向北京进军，以便取得更惊人的战果。
到北京后，他们本想先揪斗薄一波和安子文。因为他俩一个是当时狱中的党支部书记，一个是现任中央组织部长，如能在他们身上取得突破，那自然就会战果赫赫，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永世不灭的功劳。但他们一连数日，不仅揪斗不到其人，连他们的住址和活动信息，都打听不到，真是不得其门而入。
几经争论选择，遂决定先揪斗杨献珍。造反派们错误地认为，经过三次哲学大论战后，杨献珍无论在政治上或学术上，都已经被批臭了。如果能抓住他狠批狠斗，准能取得突破。然后再顺藤摸瓜，扩大战果。

1925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11月，杨献珍在这座城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杨献珍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第一次见到比他年长3岁的毛泽东。杨的公开身份是汉口湖北第二中学训育主任，在党内担任该校的支部书记及武汉第三区委委员。这一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依然认为革命必须依靠国民党，对国民党的将领必须相信。4月底，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党代会，陈独秀再次当选为总书记，而毛泽东则被排挤于领导之外，甚至被剥夺了表决权。毛的武装农民的主张被陈耻笑，杨献珍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四•一二”大屠杀的血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紧接着又在南京、无锡等地清洗共产党。武汉形势吃紧。8月24日，中共武汉第三区委的驻地被包围，杨献珍于紧急之中将“杨献珍之印”的手章埋入操场的土中，准备用化名蒙过宪警。但是穷凶极恶的逮捕者并不放过他，以“共产嫌疑”之名将他投进武昌第一模范监狱。
这是杨献珍第一次坐牢。经地下党的积极营救，于1929年9月走出黑牢。10月，他受党的委派前往上海开办书店，以书店为掩护出版马列主义的译著和其他进步书籍。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研读了许多的马列原著，为以后成为哲学工作者积累了基础。
1930年9月，党组织交给他一项新任务，让他到河南开封以教师的身份开展活动。他受命来到新岗位，不久便被敌人注意。年底，开封警察局终于采取行动，布置对他秘密逮捕。幸而有同样的一位校工通知他，杨献珍顾不得回宿舍，两手空空逃离开封，跑到山东省曹县躲藏了几天，于1931年1月返回上海。
这期间，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中共北方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4月，杨献珍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前往天津执行特殊任务，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清查叛徒的情况。同时接受这一任务的还有陈赓、陈养山等人。
杨献珍（化名杨仲仁）来到天津，得知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等共产党人被捕，关押于天津公安局看守所，法院正受理案件，尚未定案，正是营救的好机会。
刘亚雄，女，时年30岁。她曾就读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1924年那一场惊动全国的“女师大”风潮的组织发动者之一，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被校方开除，党组织送她到苏联学习。1928年底回国，她先后在江苏、河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春天她刚刚和战友陈原道结婚，新婚夫妇即被国民党逮捕。她的父亲刘少白曾在天津当过商品检验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特意由北平赶到天津为营救女儿女婿周旋。按党组织指示，杨献珍决定与刘少白取得联系。
7月24日他离津去北平寻访刘少白。第二天中午，杨来到虎坊桥刘家，一进院子才知道宪兵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杨献珍被捕，关进 “北平草岚子监狱”。
这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对外名叫“北平草岚子监狱”，对内称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许多共产党要犯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锡五、魏文伯等人都被关押在这里。在漫长的被监禁日子里，这些共产党人意志如铁，视死如归。他们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薄一波、殷鉴先后任书记，杨献珍任支委），千方百计同敌人作斗争。他们曾集体绝食7天，逼得敌人让步，将他们脚上的大铁镣改为二号铁镣和小号铁镣。他们创造了铁牢奇迹，办起了狱中党校，由杨献珍担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狱中没有学习资料，秘密党支部便通过关系买通看守人员，由看守人员从狱外“六国饭店”买来外文书籍。狱卒们无一人认识外文，因此不把外文书籍视为危险物，岂知这些书供难友们学习。他被关在肺结核病号牢房，看守们因害怕传染而很少“光顾”，这便为他译书创造了便利条件。他夜以继日地趴在床头笔耕，平均每日译著4千至5千字。就是在这间特殊的“翻译室”里，他带着脚镣，翻译了一本又一本英文版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还有《共产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的许多文章。
5年之后，1936年6月，狱中党支部突然收到由秘密渠道传进来的信件。信称：目前形势已发生极大变化，为开拓新局面，保存革命骨干力量，中共北方局经中央批准，指示狱中的共产党员按监狱规定尽快办理手续出狱，为党工作。
薄一波立即召开支部干事会研究此信。大家都不相信，认为这是敌人的圈套。“要我们办理他们的手续？那不就是刊登脱离共产党的启事？砍咱们脑袋也不干！”正是为了坚决不办“手续”，许多同志刑期已满也未能出狱，还有的同志牺牲了宝贵生命。
不久，第二封信又来到狱中。信中明确写道：“你们知道是谁让给你们写这两封信的吗？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刘少奇）同志。”同时再次强调：“北方局作出的这一决定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
杨献珍、赵博、张友清3人代表狱中党支部讨论这封信，一致决定：不予执行！同时表示：为了共产党人的气节，愿把牢底坐穿！
北方局的第三封指示信又传进狱中。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华北，平津危在旦夕。全国人民已将领导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各方面各地方都要求派人去指导工作。但党的力量薄弱，和当前政治形势极不适应。关在反省院的同志应早日出狱，去担负紧迫的实际工作。几年来你们在狱中进行的各种斗争是有成绩的，但现在不应该再局限在监狱那个小范围内，而应当赶快出来投身于抗日救亡广阔天地之中。你们的狱中斗争充分证明你们的坚定忠诚，中央信任你们。当前党在尚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只有履行敌人的手续，才能出狱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不然将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党中央向你们保证，一切由组织负责……
薄一波、杨献珍等人仍不能作出决定，他们继续与狱外联系。待他们确认三封信都是北方局的指示后，只好执行决定。
“文化大革命”中，报纸上常出现这样的说法：“1936年，刘少奇前往天津窃据中央北方局书记职务，他一去就排挤坚持正确路线的柯庆施同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刘对柯的意见极为尊重，让草岚子监狱的同志们履行手续出狱就是柯的建议。刘采纳后报告中央，担任相当于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征得中央同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这一决定当时使薄一波、杨献珍等人走上了抗日前线；而这一决定又在31年之后使薄、杨等人成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列学校，第一任院长为刘少奇，副院长为陈伯达；杨献珍任教育长，兼授世界近代史。1949年进京，仍在中央马列学院，1950年任教育长，1953年任副院长，1954年任党委第一书记，1955年4月任校长，8月1日，中央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杨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
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是杨献珍人生的黄金时期。他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著作接二连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他以“中国党校工作团”团长身份赴苏联参观访问，受到苏联哲学界异乎寻常的欢迎。虽然他已年过半百，但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170、“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8）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中央决定中央高级党校不开课，教学干部和工作人员分别下放到城市工厂和农村社队去参加大跃进。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干部，下放到号称“千斤”省的河南。
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工作都居全国第一，“千斤省”就是全省平均亩产小麦一千斤的意思。
1959年1月，杨献珍带领几名干部到河南去看望下放在那里的党校同志，在郑州小住几日，许多老同志来看望他，言谈中，他了解到河南的部分真实情况，谈到下边弄虚作假，粮食不够吃，许多人营养不足，出现了浮肿病，甚至还有饿死人的情况，令杨献珍震惊不已。杨献珍写文章批判“浮夸风”。反右倾运动中，康生亲自布置了对杨献珍的批判，总的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彭德怀是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反对三面红旗”，而杨献珍则是在山下“反对三面红旗”。 最后，杨献珍被解除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到各地“参观学习”。
1961年11月7日，戴罪“参观学习”从外地归京的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59班党员讲课时，第一次提出“合二而一”。
1962年6月，杨献珍“右倾”问题得到甄别平反，中央党校为他召开了甄别大会。杨献珍心情舒畅地认为党又恢复了尊重科学、尊重唯物论的优良作风，他应该进一步从哲学理论上入手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使党变得更成熟，更有朝气。他在讲课中重新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批评浮夸谎报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
1964年4月3日，杨献珍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听课人很多，除学员外还有一些教职工。讲课的题目为《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去做工作，在实际中尊重辩证法》。这是他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认真编写的讲稿。
杨献珍首先引用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关于“一分为二”的讲话，接着又讲“合二而一”。他认为，既要讲“一分为二”，也要讲“合二而一”，两种提法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忽视了任何一方都会在工作中犯片面性错误。
1964年6月5日，康生组织人员写批判“合二而一”的文章。《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就“合二而一”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中央党校停课，集中全力批杨、批“合二而一”。康生、陈伯达走马灯式地轮番跑往党校指挥大批判。
1965年9月，杨献珍被罢掉在中央党校的一切职务，逐出校门，“调往”哲学研究所。
转眼之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献珍更加坠入无底的深渊，随着一批批“走资派”被打翻在地，他的罪行更一步步加重——他成了一切“牛鬼蛇神”和“反动派”的理论帮凶，成了一切“错误路线”的代言人。
1967年5月18日，杨献珍被造反派从哲学研究所揪回中央党校，送进私设的牢房。第二天，他被推上批斗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亲自操纵批斗大会。杨献珍此时已71岁，年迈体衰，哪里经得起折腾？但是批斗者们高声朗读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将杨掀翻在地驾起“喷气式飞机”，又强令他下跪向革命人民请罪，如此还嫌不够味，还要叫他在地上学狗爬。曹轶欧鼓动造反派们杀向杨家，翻箱倒柜地抄家，不久又把杨献珍从所住的“红霞公寓”扫地出门。
1967年9月23日夜晚，杨献珍被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上囚车，不知此去何方。到了目的地才看明白，是进了一所军队的监狱。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铁牢生活。
在监狱里，他提出要看报纸、看文件。他说：“我是中共中央委员，是全国政协常委，我要学中央文件！”看守人员回答他：“你屁也不是，你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杨献珍只感到一颗真诚的心难以被人理解，不仅仅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就连秀才遇着秀才也说不清有理无理了！他在牢房里拼命写申诉材料，《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申诉》、《关于……》，但是这些申诉却成了他新的“罪证”。
杨献珍两次坐了国民党的牢，不过7年。他没有想到，一个正直的忠实的共产党员，在全国解放以后，竟又坐牢达8年之久。从1967年5月18日被囚禁，到1975年5月19日被释放，前后整整8年。出狱后，他又被流放了3年多。
在监狱里，饮食卫生条件很差，加上高龄，他患了严重的颈椎结核，病情发展到胸腔。在胸腔内形成了大的脓肿灶，压迫食道，连喝水都感到吞咽困难，生命垂危。这一消息被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安排住院治疗。这才使杨献珍转危为安，死里逃生。治愈后他又返回监狱。
在狱中，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继续写着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合二而一”、“综合基础论”等问题的申诉，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1971年1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发表了一篇“万言谤文”：《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以为这是对杨献珍毁灭性的一击。
1975年5月19日，在杨献珍监禁8年，年近8旬之际，又被流放到陕西潼关。5月20日，到潼关的第二天，押送他前来的中央专案人员突然宣布：他被开除出党。原来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作了《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正式开除杨献珍出党。他拒绝签字，并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三封申诉书。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为“六十一人案”正式平反。杨献珍终于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监禁生活，回到北京。

171、“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9）
刘澜涛14个月被批斗1000多次

1966年11月中旬，早来的风雪笼罩了西北大地。南开大学红卫兵派往西安的“抓叛徒战斗队”，一连数日围着中共西北局的办公大楼。他们在各办公室冲进冲出，在各机关各单位串连游说，诬称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刘澜涛是“大叛徒”。
在大雪纷飞的一个深夜，工作劳累了十几个小时的刘澜涛，在回家的途中被“战斗队”迎面拦住汽车，狂暴蛮横地揪走了。辽阔的大西北，陷入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之中。刘澜涛被卷入了“抓叛徒”的漩涡中，落入了难以解脱的魔难。
“打倒大叛徒刘澜涛，解放大西北！”荒谬绝伦的口号，连大戈壁的沙石都被盅惑进来了。不仅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连边远的新疆，也都在“彻底砸烂”、“凯歌阵阵”的疯狂旋律中，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抓叛徒”组织，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采用形形色色的残暴手段，对刘澜涛进行揪斗、折磨和迫害。
在10年浩劫中，刘澜涛经受批斗的次数，可能是全国的最高记录。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对他进行的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批斗3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达24万人。
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记录的。造反派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紧紧地捆在卡车上，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红卫兵押着他，从酷暑到“三九”，经年不息。他几乎被斗遍了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每次游斗，从大街到小巷，竟日不止。每次游斗时，文斗之外，必伴以武斗；武斗每每多于文斗。造反派随时跳上卡车，任意辱骂，随意拳打脚踢，然后扬长而去。昨日，还是夜以继日地组织西北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今日一下便成了“叛徒”，被踩在脚下，任意蹂躏，西北高原湛湛的蓝天，顿时黯然失色。惨无人道的刑法和恶作剧，一次复一次地使用，终于摧残了刘澜涛的听觉，他的两耳被震聋了。
然而，最难以忍受的，还是由战斗队在夜间召开的几十个人出场的小型批斗会。在昏暗角落里，战斗队强迫刘澜涛跪在砖头上，什么惨无人道的刑法都用过了，比30年代在国民党的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澜涛几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968年3月，康生派人用专机把刘澜涛押回北京，关押在西苑一所临时监狱里。为了强迫承认他是“叛徒”，专案组人员对他突击审讯逼供，白天滥用刑法，夜晚不让他睡觉。4个看守人员采用车轮战法，来回推他，逼他交代“叛徒”罪行。只要他稍微打个盹儿，便用脚蹬他。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窝头，几片发了霉的咸菜，用饥饿逼他低头。牢房中冰冷潮湿，刘澜涛手脚都生了冻疮，脚指甲冻掉了，吐血、肾炎、腹痛、小便不出、阑尾炎，各种疾病一齐发作，哪有求医治病的权利！医生奉命，不许给他治病，作手术不进行麻醉，痛得刘澜涛几乎死在手术台上。各种折磨严重摧残了刘澜涛的健康，使他瘦骨嶙峋，体重由70多公斤下降到不足40公斤了。
刘澜涛的爱人刘素菲，十几岁时便在陕北参加了革命，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学员，董必武亲自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妇教会宣传部长，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三届人大代表，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中共西北局办公室主任，是一位献身革命的女中佼佼者。
她仅仅因为是刘澜涛夫人，便被宣布隔离审查，逼她揭发丈夫的“叛徒”罪行。还把保险柜上的铁门，用铁丝拴挂在她的脖子上，押着她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游斗。铁丝深深勒进她的肉里，沉重的大铁门勒得她昏倒了，造反派揪着她的头发提起来，便是一顿毒打。游斗过后，把她关在一个地下室，几天几夜不给水喝，不给被子盖，不许睡觉，任地下室的蚊叮虫咬。
专案组还把一堆破旧的鞋子用绳拴起来，挂在她的脖子上污辱她，一面向她喷射污言秽语，一面把燃烧着的烟头，从她的衣领里塞进去。刘素菲硬是用自己的皮肉去熄灭了一个个火红的烟头。愤怒的刘素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天晚上，刘素菲回到家里，孩子们看到妈妈满脸是伤，衣服上血迹斑斑，两臂和双腿红肿，当他们含着眼泪给妈妈换药时，从她的衬衣里面竟然掉下许多烟头来。孩子们看到妈妈前胸后背到处是紫黑溃烂的烧伤，抱着妈妈失声地痛哭了。
1967年8月间，康生在接见西北地区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竟无中生有、极力煽动地问道：“刘素菲是特务，为什么不批斗？”他责怪造反派不该“打内战”而“把大特务刘素菲放在一边”。奉此旨意，专案组对刘素菲的逼供和迫害，更加残暴更加升级了。严冬，他们不许家人给她送棉衣，每天有三个打手轮番对她进行逼供，她一次又一次地晕倒了，造反派一又一次地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水泥地上撞，撞得她头破血流，头发被一绺一绺连着头皮拽了下来。
1968年元旦，在应该是万家团聚欢乐的日子，刘素菲悲惨地离开了人间。5天以后，专案组才通知她的孩子们，说刘素菲是跳楼自杀的。孩子们问专案组他们的妈妈是怎么自杀的？回答是：“你们无权过问这些。”孩子们要求把妈妈死的消息告诉爸爸刘澜涛，让爸爸向妈妈遗体告别，见最后一面，却遭到专案组蛮横的拒绝。专案组还轻蔑地说：“你们的母亲自杀了，自杀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费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孩子们无可奈何，只有带着妈妈的骨灰，到处辗转躲藏，最后悄悄地安放到陕北米脂老家。孩子们不相信妈妈是自杀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妈妈不仅心胸开阔，对党忠诚，而且还发现妈妈在一封信上写着：现在为什么在大量迫害老干部？这不是毛主席的主张，是一个阴谋。既然她已看穿这是一个阴谋，自己又无任何问题，为什么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自己就先去自杀呢？她时刻被人看守着，看守的人怎能不管而任她去跳楼呢？专案组在宣布她自杀的第二天，便立即将遗体火化，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呢？这又有多少费解的谜！
让人们难以猜测啊！刘素菲含冤去世的消息，刘澜涛是在7年以后才得到通知的。
刘澜涛被打成“叛徒”，爱人被迫害死了，大儿子刘冀阜也被株连打成了“反革命”，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因不承认爸爸是坏人，也被揪斗。逼得到处流浪。后来在安庆学开汽车，专案组人员知道后指责说：你们知不知道汽车是四条腿，跑得快，怎么能让叛徒的儿子驾驶方向盘？！更有甚者，刘澜涛在中学读书时的一位教英语的李老师，因教过的学生被打成“叛徒”，也受株连挨整了。造反派批斗他说，你的学生这样坏，同你的教育有关！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教师自豪地说，我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荣，你们要整他，那是你们的事！

172、“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10）
株连一大串

在十年浩劫的悲惨岁月，因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而身遭此祸的还有：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也是当年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同敌人进行过英勇斗争的坚强共产党员之一。“文革”开始后，他自然也在劫难逃，成为“61人叛徒集团”成员之一。1966年9月18日，曹轶欧跑到中组部，主持召开了“中组部和中监委联合揭盖子大会”，李楚离也被揪了出来，被诬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干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副帅”，“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等等，给他罗织了许多子虚乌有的罪名。大会点名揪斗之后，便被关押进了北京卫戍区的监狱，从此便开始了频繁的审讯和揪斗。从1968年2月12日到11月8日的9个月中，在李楚离专案组的《审讯记录》中，就记载了李楚离被刑讯揪斗了194次。有时竟一连6天对他进行文批武斗。专案组的成员站成一个圈圈，把李楚离围在中间，你推过来，他推过去，你一拳，他一脚，对他“加压力”，“整态度”，逼他承认是“叛徒”，交代“叛徒”罪行。由于受李楚离“叛徒”冤案的株连，37位高级干部也被立了案，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的1604名干部受到审查，唐山地区737人被戴上叛徒特务或走资派的帽子，遭到揪斗。2995人在这一冤案中死于非命，84000余人受到株连的迫害。
被敌人逮捕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孔祥祯，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这是党中央早就有定论的。1966年8、9月间，康生派人向孔祥祯调查薄一波等人1936年出狱经过。
孔祥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经过的详情，却因此给自己招来横祸。孔祥祯便也成了“叛徒”。“揪叛徒战斗队”便开始了野蛮的揪斗和凶狠的抄家，逼他承认自己是“叛变自首”的“叛徒”。他越是坚贞不屈，揪斗便也越是升级和凶狠。1967年底，他被逮捕关进了监狱，在经历了8年囚禁之后，于1975年5月25日，拖着一双被整残了的腿，流放到湖北宜昌。
冯基平，1930年，19岁的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31年入党，从事职业革命，曾任过辽宁省辽阳县委书记，1932年因叛徒告密被关进草岚子北平军人反省院。这个20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坚定顽强，活泼机警，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斗争得非常英勇出色。在“文革”开始，“揪叛徒”妖风卷来之际，也成了“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大叛徒”，关进了秦城监狱，度过了整整9年牢狱生涯。
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胡锡奎，在西安同刘澜涛一起被揪斗时，他不仅实事求是地讲了他们当年在国民党狱中的斗争情况，还如实地讲了当年陈伯达在狱中的动摇表现，他因此在“叛徒”罪名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投进监狱。不堪忍受的侮辱、折磨，使他患了胃癌，大口吐血不止。医生诊断，尚属早期癌症，应当立即送医院手术治疗，竟遭无情拒绝。1970年10月，当他半身不遂的妻子携着孩子，急急赶到他身边时，他已不能睁眼，不能说话，连一个字的遗言也未留下，便与世长辞了。
1950年解放西藏时，王其梅是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
此后，他把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身患重病，但谢绝组织把自己调到条件较好的地区工作。他恳切要求组织说：“我活着就在西藏工作，死了就埋在西藏，如死在内地，骨灰也要送回西藏。”这位热爱祖国边疆的优秀同志在“文革”开始后同样被江青、康生扣上“大叛徒”、“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的罪名，仅53岁的年华就冤死了。
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新波，在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中，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兴起，作过积极的贡献。但1967年1月，同样被卷进了“叛徒”冤狱，受到极为残暴的揪斗，耳朵被打聋了，右臂被打残了，得了肺气肿和肺心病。腿浮肿得像两只大水桶而死于非命。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刘慎之、中央档案馆第二档案馆长胡敬一，也都被康生、江青的魔掌残害致死。
陕西省工会主席刘文蔚，因为愤怒批驳对刘澜涛的污蔑，耳朵被打得流血脓不止，腿上被注射毒针，溃烂不已。但是不许他住省医院，不许报销药费。1976年病危离不开输氧时，他却被赶出治疗单位，三度心衰，身体浮肿，加上无医无药，心脏病急剧恶化，最后含冤而逝。
“61人叛徒集团案”不仅生者受难，而且连死者也遭劫。
1940年在百团大战中，指挥部队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决死第三纵队的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在太原城内被日军杀害的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领导鲁南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41年不幸被敌人活埋于苍山县的卓越领导者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镛；
1948年在临汾战役中，把热血洒在古卧牛城下的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将军；建国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耗尽心血献出生命的北京市军管会秘书长韩钧；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李力果；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等等，他们的英魂也被卷进“叛徒”的漩涡中，亲人遭受株连，墓碑被捣毁，墓穴被挖掘，骨灰被丢弃，遗照被撕成碎片，遭到可怕的亵渎。
……
一出出被迫害的悲剧，一幕幕壮烈的反抗拼搏，真是史无前例，惊天地，泣鬼神。当年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同敌人英勇斗争过而1966年还健在的传奇般的英雄共产党人，像马辉之、王鹤峰、刘亚雄、刘有光、刘聚奎、张彭德、唐方雷、贺致平、刘尚之、朱则民、刘子久、刘昭、王德、傅雨田、赵林、冯乐进、王玉堂、张振声等，谁又不是在这场灾难的漩涡里，被整得死去活来，谁没有经过英勇顽强苦苦不息的斗争呢！不过，他们在万般不幸中毕竟还是有幸的，因为他们在坚持斗争的劫后余生中，看到了真理的胜利，看到了那些阴谋家的可耻下场。而另外一些当年没有死于敌人屠刀下的英雄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在这场浩劫的漩涡里，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永远被夺去了他们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