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轶事】革老革命之命
175、李达偏离毛泽东
1958年尽管他写过《干劲加钻劲，科学大跃进》那样的文章，但他对大炼钢铁以及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是有不同意见的。1958年9月“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李达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毛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毛还说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一定要“又热又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李达不同意毛的“冷热”观，而毛也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他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是一句口号，这个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情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毛泽东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李达也开始激动了：“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李达对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连毛主席也这么认为，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李达对毛在思想文化及政治上的一切运动，都是赞同的，但李达又毕竟是书生，他对毛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有保留的。他不是存心反毛，而是觉得那样搞会破坏教育自身的规律。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对这种“成绩”是持保留态度的。可当时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说：“过去的武大是一家腐朽不堪的大学，经过教育革命，要办成新型的武汉大学，要放卫星，要由武大师生员工办起现代化、正规化的新武大。”校党委书记刘真则提出，不按刘仰峤书记的意见办“就会犯历史性错误”。而李达见到的“教育革命”，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就是“政治挂帅，劳动上马”；就是让青年教师和学生“放卫星”编教材，与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打擂台”。他产生了“不少疑问”：把教学改革提到“教育革命”的原则上是否合适？让先生、学生都参加生产劳动，是否会降低教学质量？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搞什么“花生地里出哲学”，这简直是胡闹。“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他还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搞革命不能靠空喊，要拿出东西来，要拿出有分量的成品，科学著作要拿到桌子上打得叮当叮当响！”1959年1月，李达在学校党员代表大会上说：“全党干部和党员，都要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不但要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要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这当然是说两位书记是外行。他还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们要坐下来读书，要认真地读书。如果有人叫你开会，你就说两个字：‘不去！’”
李达招贤纳士，罗致人才，即使是划为右派的专家教授，也请来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大名鼎鼎的右派曾昭抡（1899.5.25-1967.12.8）是曾国藩的曾孙，1926年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著名有机化学家。1951—195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57年他与几位教授提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反右后他被撤掉高教部副部长职务，1958年4月幸得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出面，请他到该校任教，组建化学教研室。1964年11月，根据他的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召开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研究会，促进了元素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发展。1966年8月25日，北京大学西语系红卫兵在40楼前召开“斗争会”，曾昭抡的夫人俞大因教授被强迫跪在台上挨斗并被抄家，她当晚在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曾昭抡在武汉大学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被害而死，终年68岁。
1960年11月，中央文教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文化教育工作方针，提出“高等学校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这时，李达似乎有了尚方宝剑，决心纠正“教育革命”的后果。1961年5月，他在武大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指斥大跃进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青年助教就担任系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总支书记总揽教学行政大权不对；校办工厂搞生意也不对，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大学不是做生意。这个讲话后来还被指控是对1958年“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他感到武大出了怪事，下面胡作非为，“我们有责任”。于是，一些“左”派被调离武大。他还多次说：“1958年教育革命搞得很糟，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损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学生给教授写大字报，批评教授，真是荒唐之极。”他还认为武大党委“不但不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且破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书记一长制的结果”。
1961年暑假，李达在庐山休养，李达当着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面坦率批评了“教育革命”，并建议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些意见成为了《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内容。1963年湖北省委给武大调来两位党委副书记（此二人是1961年整风时调出的），李达坚决反对，见还是无效，他就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杨秀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杨部长立即派人去武大调查李达请辞原因，然后给王任重打电话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后来湖北省委才把那两位武大党委副书记的调令收回。因此，王任重对党委书记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娄子”有意见。1964年朱劭天被调离武大，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1964年春节，王任重陪同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请您老多加原谅。”
1962年党的生日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李达披露：毛泽东接到他的邀请开会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见面时，李达询问毛与何的身份时，他们均说是S.Y（即共青团之意）而非C.P（共产党）。李说，既然来了，就参加会议算了。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所以李达在这次讲话中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李达回忆毛泽东、何叔衡来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其实他早在1957年党的生日时，就同武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说过。不料李达这次在湖北省委党校的讲话，终于在“文革”中被武大历史系某教员揭发而出来而置李达于死地，说他不仅否定毛泽东是党的缔造者，而且公然抬高自己。
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党的。除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李汉俊等少数几个人为第三国际及苏共所钦点之外，其余党员都有入党介绍人。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不知道毛的入党介绍人是谁？据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中共“六大”前毛泽东没有进政治局，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更谈不上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李达对1960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1958年尽管他写过《干劲加钻劲，科学大跃进》那样的文章，但他对大炼钢铁以及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是有不同意见的。1958年9月“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李达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毛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毛还说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一定要“又热又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李达不同意毛的“冷热”观，而毛也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他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是一句口号，这个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情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毛泽东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李达也开始激动了：“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李达对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连毛主席也这么认为，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李达对毛在思想文化及政治上的一切运动，都是赞同的，但李达又毕竟是书生，他对毛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有保留的。他不是存心反毛，而是觉得那样搞会破坏教育自身的规律。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对这种“成绩”是持保留态度的。可当时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说：“过去的武大是一家腐朽不堪的大学，经过教育革命，要办成新型的武汉大学，要放卫星，要由武大师生员工办起现代化、正规化的新武大。”校党委书记刘真则提出，不按刘仰峤书记的意见办“就会犯历史性错误”。而李达见到的“教育革命”，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就是“政治挂帅，劳动上马”；就是让青年教师和学生“放卫星”编教材，与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打擂台”。他产生了“不少疑问”：把教学改革提到“教育革命”的原则上是否合适？让先生、学生都参加生产劳动，是否会降低教学质量？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搞什么“花生地里出哲学”，这简直是胡闹。“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他还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搞革命不能靠空喊，要拿出东西来，要拿出有分量的成品，科学著作要拿到桌子上打得叮当叮当响！”1959年1月，李达在学校党员代表大会上说：“全党干部和党员，都要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不但要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要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这当然是说两位书记是外行。他还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们要坐下来读书，要认真地读书。如果有人叫你开会，你就说两个字：‘不去！’”
李达招贤纳士，罗致人才，即使是划为右派的专家教授，也请来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大名鼎鼎的右派曾昭抡（1899.5.25-1967.12.8）是曾国藩的曾孙，1926年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著名有机化学家。1951—195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57年他与几位教授提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反右后他被撤掉高教部副部长职务，1958年4月幸得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出面，请他到该校任教，组建化学教研室。1964年11月，根据他的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召开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研究会，促进了元素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发展。1966年8月25日，北京大学西语系红卫兵在40楼前召开“斗争会”，曾昭抡的夫人俞大因教授被强迫跪在台上挨斗并被抄家，她当晚在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曾昭抡在武汉大学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被害而死，终年68岁。
1960年11月，中央文教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文化教育工作方针，提出“高等学校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这时，李达似乎有了尚方宝剑，决心纠正“教育革命”的后果。1961年5月，他在武大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指斥大跃进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青年助教就担任系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总支书记总揽教学行政大权不对；校办工厂搞生意也不对，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大学不是做生意。这个讲话后来还被指控是对1958年“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他感到武大出了怪事，下面胡作非为，“我们有责任”。于是，一些“左”派被调离武大。他还多次说：“1958年教育革命搞得很糟，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损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学生给教授写大字报，批评教授，真是荒唐之极。”他还认为武大党委“不但不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且破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书记一长制的结果”。
1961年暑假，李达在庐山休养，李达当着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面坦率批评了“教育革命”，并建议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些意见成为了《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内容。1963年湖北省委给武大调来两位党委副书记（此二人是1961年整风时调出的），李达坚决反对，见还是无效，他就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杨秀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杨部长立即派人去武大调查李达请辞原因，然后给王任重打电话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后来湖北省委才把那两位武大党委副书记的调令收回。因此，王任重对党委书记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娄子”有意见。1964年朱劭天被调离武大，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1964年春节，王任重陪同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请您老多加原谅。”
1962年党的生日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李达披露：毛泽东接到他的邀请开会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见面时，李达询问毛与何的身份时，他们均说是S.Y（即共青团之意）而非C.P（共产党）。李说，既然来了，就参加会议算了。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所以李达在这次讲话中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李达回忆毛泽东、何叔衡来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其实他早在1957年党的生日时，就同武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说过。不料李达这次在湖北省委党校的讲话，终于在“文革”中被武大历史系某教员揭发而出来而置李达于死地，说他不仅否定毛泽东是党的缔造者，而且公然抬高自己。
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党的。除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李汉俊等少数几个人为第三国际及苏共所钦点之外，其余党员都有入党介绍人。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不知道毛的入党介绍人是谁？据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中共“六大”前毛泽东没有进政治局，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更谈不上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李达对1960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32、北京市的灾难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要干部敢讲真话的号召，一九五九年九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一九六〇年写成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并于一九六一年在北京首场演出。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经江青、张春桥长期策划，经毛泽东同意，由姚文元捉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诬陷吴晗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鼓吹退田单干”，为刮“翻案风”、“单干风”的牛鬼蛇神鸣冤叫屈。一九六六年四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先后发表由陈伯达、康生策划炮制出来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二文，将吴晗所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剧本，都同本来毫不相干的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硬扯在一起。于是，《海瑞罢官》剧本变成了直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所谓“反党分子”“罢官”鸣冤叫屈的“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由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的《光明日报》刊登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这一天的《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还联合刊载预谋炮制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每段都加上耸人听闻的“编者按”，定下“批判”的口径，给《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工具的帽子。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说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后来，林彪在一次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注：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可见，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攻击中共北京市委，是为打倒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作舆论准备，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的斗争，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捏造谎言，制造恐怖气氛，大讲“政变经”，极力鼓吹个人崇拜。
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组进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的工作。从五月二十三日起，李雪峰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的通知，揭发批判原中共北京市委的所谓“罪行”。在会议上，传达了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和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口头通知：撤销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职务，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宣布对原市委领导干部的处理意见，在20名市委常委中，除7人（后来也被撤职）外，其他均被停职、撤职或隔离审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在康生策划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所写《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以《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在头版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的一切职务；决定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撤销《前线》杂志编委会，《前线》半月刊停刊。至此，以彭真、刘仁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已被彻底改组和解散，市属各级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基层组织随即先后陷入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潮到处泛滥起来（见图）。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首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政权建设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林彪、江青等人对以彭真、刘仁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肆意进行政治陷害。他们全面否定首都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抛出污蔑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所谓种种“罪状”，诬陷中共北京市委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要彻底“砸烂”（指改组、解散）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专政机关。市委、市人委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黑帮分子”，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冲击、批斗或隔离审查。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至于后勤杂务人员，全部调离机关工作岗位，集中审查和下放劳动改造。全市广大中共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共产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被扣上“保皇派”、“老保”的帽子而受到排斥。
一九六八年八月，由康生、谢富治一手制造的以冯基平（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邢相生（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为首的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曾将冯、邢等23名局、处级干部逮捕入狱。随后，市公安局又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其中72人被捕下狱。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很多普通群众都遭到政治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各系统各部门，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即有65566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加上“造反”组织擅自立案审查、乱加批斗和冲击的干部，数量就更大了。十年内乱，全市共有10275名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农村社员和城市居民，由于受到种种迫害而非正常死亡，其中有各级干部1784人。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李琪等领导人，老舍、翦伯赞、焦菊隐、马连良等知名人士，时传祥、李墨林、刘宗悦等著名劳动模范，都先后被摧残致死。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要干部敢讲真话的号召，一九五九年九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一九六〇年写成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并于一九六一年在北京首场演出。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经江青、张春桥长期策划，经毛泽东同意，由姚文元捉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诬陷吴晗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鼓吹退田单干”，为刮“翻案风”、“单干风”的牛鬼蛇神鸣冤叫屈。一九六六年四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先后发表由陈伯达、康生策划炮制出来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二文，将吴晗所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剧本，都同本来毫不相干的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硬扯在一起。于是，《海瑞罢官》剧本变成了直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所谓“反党分子”“罢官”鸣冤叫屈的“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由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的《光明日报》刊登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这一天的《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还联合刊载预谋炮制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每段都加上耸人听闻的“编者按”，定下“批判”的口径，给《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工具的帽子。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说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后来，林彪在一次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注：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可见，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攻击中共北京市委，是为打倒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作舆论准备，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的斗争，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捏造谎言，制造恐怖气氛，大讲“政变经”，极力鼓吹个人崇拜。
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组进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的工作。从五月二十三日起，李雪峰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的通知，揭发批判原中共北京市委的所谓“罪行”。在会议上，传达了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和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口头通知：撤销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职务，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宣布对原市委领导干部的处理意见，在20名市委常委中，除7人（后来也被撤职）外，其他均被停职、撤职或隔离审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在康生策划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所写《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以《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在头版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的一切职务；决定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撤销《前线》杂志编委会，《前线》半月刊停刊。至此，以彭真、刘仁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已被彻底改组和解散，市属各级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基层组织随即先后陷入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潮到处泛滥起来（见图）。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首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政权建设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林彪、江青等人对以彭真、刘仁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肆意进行政治陷害。他们全面否定首都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抛出污蔑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所谓种种“罪状”，诬陷中共北京市委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要彻底“砸烂”（指改组、解散）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专政机关。市委、市人委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黑帮分子”，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冲击、批斗或隔离审查。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至于后勤杂务人员，全部调离机关工作岗位，集中审查和下放劳动改造。全市广大中共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共产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被扣上“保皇派”、“老保”的帽子而受到排斥。
一九六八年八月，由康生、谢富治一手制造的以冯基平（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邢相生（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为首的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曾将冯、邢等23名局、处级干部逮捕入狱。随后，市公安局又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其中72人被捕下狱。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很多普通群众都遭到政治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各系统各部门，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即有65566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加上“造反”组织擅自立案审查、乱加批斗和冲击的干部，数量就更大了。十年内乱，全市共有10275名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农村社员和城市居民，由于受到种种迫害而非正常死亡，其中有各级干部1784人。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李琪等领导人，老舍、翦伯赞、焦菊隐、马连良等知名人士，时传祥、李墨林、刘宗悦等著名劳动模范，都先后被摧残致死。
33、邓拓以死抗争（1）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叫马南邨，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中国新闻家，政论家。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毕业于河南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5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55年任中科院科学部委员，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其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cūn）”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邓拓撰写过大量社论、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有《燕山夜话》等，深受读者欢迎。
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例如，《“伟大的空话”》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498页）；再如，《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511页）。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59年11月10日到1962年1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邓拓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狗？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狗叛徒。”邓拓当然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
邓拓当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叫马南邨，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中国新闻家，政论家。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毕业于河南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5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55年任中科院科学部委员，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其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cūn）”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邓拓撰写过大量社论、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有《燕山夜话》等，深受读者欢迎。
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例如，《“伟大的空话”》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498页）；再如，《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511页）。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59年11月10日到1962年1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邓拓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狗？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狗叛徒。”邓拓当然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
邓拓当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
34、邓拓以死抗争（2）
深夜，北京的街道上纷纷扰扰，但邓拓的家院是宁谧的。初夏季节，正是一架紫藤萝开花的时候，它在暗夜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幽香。要是往日，邓拓会挤出一点难得的清闲，在它身边赏月观花吟哦，或是端坐在藤椅上把卷凝思，消磨几番春晨夏夜。但今夜，它却显得孤独清寒，真有点“寂寞开无主”了。
灯下，邓拓仍在奋笔誊抄给市委领导的那封信，他要向自己敬重的老领导彭真、刘仁诉说：
许多工农兵作者几乎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仔细查阅我写的东西，与报上三次摘要和批语对照，联系自己当时的思想，我认为有许多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文中说到列宁用这个例子讽刺马赫派。我对好几个同志说，从杂文的观点来看，马赫派正好可以说成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派。
他要申诉，他要反驳，明知这样做未必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态度，要求他必须这样做。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而对这种无耻的诬陷，他只能寄希望于组织。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428—429页）
对戚本禹诬陷的叛徒问题，邓拓在信中回顾了解放前两次被捕的情况，给以明确的辩驳，请求党组织作审查。
邓拓太傻了！阴谋家将磨得锋利的屠刀搁在了你的脖颈，你还在认真地请组织上指定人去调查核实，还天真地指出“有一些重要地方与原话有出入”，还要驳斥某人将你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解释错了。唉，你也太天真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当然明白刀笔吏们的惯技，明白三百年前“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卑劣手法，但你还是要全力争辩。
邓拓强抑住心头的隐隐疼痛，委婉地用曲笔进行一些揭露和反击。他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说康生在大庭广众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的一击，却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在这封长的遗书的最后一段，人们听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披肝沥胆的呼喊：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强抑住心头的隐隐疼痛，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说康生在大庭广众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的一击，却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几十年文章满纸，邓拓已无数次签过自己的名字。此刻，却是最后一次签下这两个字。他感到一阵异常的宁静，也感到突然的疲惫。偶尔抬头，天边一钩残月正在藤萝架上洒落冷冷的清辉。他忽然想起战争年代写给妻子的旧句：“似有难言心事在，行看冷月晚窗移”，不由自主地在心头涌起一阵难以抑止的眷恋和哀伤。
肠炎又发作了。他去卫生间的时候，穿过妻子的卧室（为了工作方便，他自己单住一间卧室），看到她睡得很安详，就悄悄地走过去。望着风雨同舟20年的爱侣，不禁百感交集，怆然泪下。他让自己稍稍平息一下，又抽出信笺，给她留下最后几行字：
……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他在信末注了日期：5月17日夜。其时已是5月18日凌晨。略带倦意的邓拓，眼前不断晃动着报纸上毒汁四溅的文字和桌子上那几瓶让自己休息好的药物，一丝绝念掠上心头：“与其让他们活活折磨死，还不如自行了断，以自己的死作最后的抗争和自白！”转眼间，一个刚直不屈的生命毁灭了！
玉碎了。一块晶莹纯洁的无价之宝，被暴虐和邪恶的魔爪无情地毁坏了！
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死讯，立即派人来整理一切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的两封遗书，当即都被收走了。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才第一次读到13年前留给她的信。
邓拓死后第五天，他的遗体被秘密地拉去火化，按当时组织的决定，用了假名，只允许亲属丁一岚和他的二姐护送遗体，除她们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的是谁。丁一岚不顾风险，穿上合身的藏蓝色西装，披上缀着雪花图纹的白纱披肩，向邓拓作最后告别。她从庭院前紫藤萝架上采撷了一束紫藤花，夹在从东单花店里买来的鲜花束中，因为紫藤萝是邓拓生前钟爱的花，就让它像往常一样陪伴旧主人从容远去吧。
丁一岚默默地跟到东郊火葬场，心碎神摇，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们从滹沱河畔开始，同生死、共患难24年，想不到竟这样地永别。她向遗体献上鲜花，伤心地抚摸着他冰冷冰冷的身躯，反复地低声叮咛：“云特，你什么也听不见了，你安安静静地睡吧，我和孩子会天天想你的！”
确实，邓拓再也听不到她的话语了！
无情的火葬场吞噬了有情人的话语……
本文摘自《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顾保孜著，杜修贤等摄影，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6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7427083.html
2014年5月17日星期六
深夜，北京的街道上纷纷扰扰，但邓拓的家院是宁谧的。初夏季节，正是一架紫藤萝开花的时候，它在暗夜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幽香。要是往日，邓拓会挤出一点难得的清闲，在它身边赏月观花吟哦，或是端坐在藤椅上把卷凝思，消磨几番春晨夏夜。但今夜，它却显得孤独清寒，真有点“寂寞开无主”了。
灯下，邓拓仍在奋笔誊抄给市委领导的那封信，他要向自己敬重的老领导彭真、刘仁诉说：
许多工农兵作者几乎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仔细查阅我写的东西，与报上三次摘要和批语对照，联系自己当时的思想，我认为有许多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文中说到列宁用这个例子讽刺马赫派。我对好几个同志说，从杂文的观点来看，马赫派正好可以说成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派。
他要申诉，他要反驳，明知这样做未必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态度，要求他必须这样做。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而对这种无耻的诬陷，他只能寄希望于组织。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428—429页）
对戚本禹诬陷的叛徒问题，邓拓在信中回顾了解放前两次被捕的情况，给以明确的辩驳，请求党组织作审查。
邓拓太傻了！阴谋家将磨得锋利的屠刀搁在了你的脖颈，你还在认真地请组织上指定人去调查核实，还天真地指出“有一些重要地方与原话有出入”，还要驳斥某人将你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解释错了。唉，你也太天真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当然明白刀笔吏们的惯技，明白三百年前“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卑劣手法，但你还是要全力争辩。
邓拓强抑住心头的隐隐疼痛，委婉地用曲笔进行一些揭露和反击。他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说康生在大庭广众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的一击，却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在这封长的遗书的最后一段，人们听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披肝沥胆的呼喊：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强抑住心头的隐隐疼痛，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说康生在大庭广众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的一击，却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几十年文章满纸，邓拓已无数次签过自己的名字。此刻，却是最后一次签下这两个字。他感到一阵异常的宁静，也感到突然的疲惫。偶尔抬头，天边一钩残月正在藤萝架上洒落冷冷的清辉。他忽然想起战争年代写给妻子的旧句：“似有难言心事在，行看冷月晚窗移”，不由自主地在心头涌起一阵难以抑止的眷恋和哀伤。
肠炎又发作了。他去卫生间的时候，穿过妻子的卧室（为了工作方便，他自己单住一间卧室），看到她睡得很安详，就悄悄地走过去。望着风雨同舟20年的爱侣，不禁百感交集，怆然泪下。他让自己稍稍平息一下，又抽出信笺，给她留下最后几行字：
……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他在信末注了日期：5月17日夜。其时已是5月18日凌晨。略带倦意的邓拓，眼前不断晃动着报纸上毒汁四溅的文字和桌子上那几瓶让自己休息好的药物，一丝绝念掠上心头：“与其让他们活活折磨死，还不如自行了断，以自己的死作最后的抗争和自白！”转眼间，一个刚直不屈的生命毁灭了！
玉碎了。一块晶莹纯洁的无价之宝，被暴虐和邪恶的魔爪无情地毁坏了！
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死讯，立即派人来整理一切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的两封遗书，当即都被收走了。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才第一次读到13年前留给她的信。
邓拓死后第五天，他的遗体被秘密地拉去火化，按当时组织的决定，用了假名，只允许亲属丁一岚和他的二姐护送遗体，除她们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的是谁。丁一岚不顾风险，穿上合身的藏蓝色西装，披上缀着雪花图纹的白纱披肩，向邓拓作最后告别。她从庭院前紫藤萝架上采撷了一束紫藤花，夹在从东单花店里买来的鲜花束中，因为紫藤萝是邓拓生前钟爱的花，就让它像往常一样陪伴旧主人从容远去吧。
丁一岚默默地跟到东郊火葬场，心碎神摇，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们从滹沱河畔开始，同生死、共患难24年，想不到竟这样地永别。她向遗体献上鲜花，伤心地抚摸着他冰冷冰冷的身躯，反复地低声叮咛：“云特，你什么也听不见了，你安安静静地睡吧，我和孩子会天天想你的！”
确实，邓拓再也听不到她的话语了！
无情的火葬场吞噬了有情人的话语……
本文摘自《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顾保孜著，杜修贤等摄影，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6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7427083.html
2014年5月17日星期六
35、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1）
田家英（1922—1966年）， 四川成都人。本名曾正昌，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编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等。
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他担任秘书期间的表现，是应用写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
当年毛泽东最喜爱的秘书
１９４２年１月８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１９４８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１９６６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１８年。
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冲击波中自杀。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厌恶江青陈伯达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田家英（1922—1966年）， 四川成都人。本名曾正昌，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编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等。
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他担任秘书期间的表现，是应用写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
当年毛泽东最喜爱的秘书
１９４２年１月８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１９４８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１９６６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１８年。
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冲击波中自杀。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厌恶江青陈伯达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36、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2）
失去毛泽东的信任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1959年，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后，发现过“左”错误并试图纠正。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３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自庐山会议后一再想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总不同意他离开自己。
1961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起草了著名的《六十条》，纠正了此前的许多错误政策。
1962年初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９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失去毛泽东的信任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1959年，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后，发现过“左”错误并试图纠正。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３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自庐山会议后一再想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总不同意他离开自己。
1961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起草了著名的《六十条》，纠正了此前的许多错误政策。
1962年初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９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37、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3）
以死抗争
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紧紧跟着邓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个屈死者。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摒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他的眉间皱起深深的“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 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董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董边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右倾错误”，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7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长叹了一口气，他也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
他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平反昭雪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整一年———1977年10月，董边结束了那苦难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从1983年至1988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诚如田家英的遗言所预见的那样：“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1980年初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田家英，一度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选择了一条自杀的绝路，由深得领袖赏识到被迫自杀。
以死抗争
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紧紧跟着邓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个屈死者。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摒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他的眉间皱起深深的“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 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董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董边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右倾错误”，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7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长叹了一口气，他也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
他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平反昭雪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整一年———1977年10月，董边结束了那苦难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从1983年至1988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诚如田家英的遗言所预见的那样：“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1980年初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田家英，一度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选择了一条自杀的绝路，由深得领袖赏识到被迫自杀。
38、回忆父亲田家英（1）
作者 曾 自 曾 立
如今50多岁的人,大都听说过田家英的名字。因为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因为他在文革中发布“5.16”通知后的一个星期突然去世;因为他的名字总是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中国当代的领袖人物紧密相连……田家英的子女们的回忆,使我们对那个时代以及那种追求,有了一番别样的滋味。子女的误解,无疑给妈妈心灵的创伤上又撒了一把盐。可她不能解释,不能让子女对党有半点怀疑在妈妈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每读一次,便陷入深深的遐想,久久不能自拔。
“文革中我从未想到过死,但有时被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那时我只想‘要坚持活下去。家英留下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再有,也确实是为了孩子。被开除党籍那天,我伤心地哭了。我想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党却不要我了,那我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孩子们还需要我,她们现在虽然不能理解我,将来会转过来的。她们的父亲死了,我要是再不在了,她们将来的命运该怎么样呢?一定要活下去,怎么样也要让孩子们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特别是我们隐约地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一起涌来。自幼所受的教育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反党、反毛主席是最最不能容忍的罪状。可给我们这种教育的,不仅是学校、社会,还有父母啊!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
而那个时期的逻辑又非常简单,非此即彼,我们必须在父母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当任何一种选择都难以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宁时,我们便由一个柔弱的女孩变得有些暴戾。我们不再唤妈妈为“妈妈”;在生活中,妈妈只要对我们的做法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反驳:“还说我呢,你自己的事还没好好交代呢!”
每当这时,妈妈的脸就涨得通红,却不辩解不吭声,埋头做她手中的活儿。我们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妈妈每天都在承受着怎样的诽谤和诬陷,承受着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如今,当我们明白自己彼时的言行,是在妈妈心灵的创口上撒了一把盐的时候,心里该是怎样的悔恨呀!
作为妈妈,她何尝不渴望得到自己孩子的理解,但她绝不愿意让孩子对党产生半点怀疑。对父亲的自尽,以及她的“问题”,如果她都采取否定党的态度,不仅不能使我们转过弯来,而且等于否定了她过去所教育我们的一切。
文革中,妈妈从未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她把一切波澜都压在自己的内心,尽一切可能,使我们感到平静,感到跟非“黑帮”的孩子们差得不太多。她把挨斗时挂的牌子深藏在褥子底下,不让我们看到。那时粗粮、细粮有比例,妈妈宁愿自己一天吃三顿窝头,却不声不响地把馒头推给我们。
从1966年5月23日到7月中旬近两个月之中,我们被迫搬了5次家,最后落脚到灯市口妇联宿舍大杂院内一间仅12平米的平房。在这小小的陋室,留下了我们母女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房子太小了,放下一大一小两张床,就再放不下什么了。为了让我们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把墙挖出一道沟,把大床往沟里靠,挤出了一点空间。当小桌子终于塞进两床之间时,我们开心得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晚上,看见我们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妈妈是那样安详,那样欣慰。
同妈妈住陋室一年多的生活,即朦胧又清晰,既茫然又温馨。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只见过去不停工作的妈妈,也会缝缝连连,也会蒸玉米面窝头、菜团……有时她情绪松弛时,还和我们一起抛沙包。她一边抛,一边背诵毛主席诗词,看谁抛得多,看谁背得长……
妈妈知道妹妹曾自喜欢唱歌,就让她当老师。“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妈妈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总嫌她唱得不标准,可她挨了批评仍然很高兴。只有这时,她似乎才能暂时把烦恼抛至九霄云外。
然而在这短暂的欢愉之外,妈妈的大部分时间是被苦恼缠绕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们,“文革”期间,除了爸爸去世,对她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目睹黄甘英同志遭逮捕。那天她正和黄甘英等人在机关劳动,一辆吉普车骤然停在身旁,下来两个军人,不由分说给黄甘英戴上手铐推入吉普车。也不知道她被什么人抓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妈妈心里明白,那就是她的被抓是受彭真一案的牵连。彭真的亲戚尚且如此,作为田家英的妻子,又怎能逃脱劫难呢?妈妈做好了随时被关押的准备,坐牢她不怕,唯一放不下丢不开的是我们。
在回忆当时心境时,妈妈写道:“那几日,我心里苦闷极了。下午5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我就坐在床沿向着窗口,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盼着二英回来。她当时才15岁,头顶上扎两个小短辫,只要远远看见两个小辫一上一下的,就知道是二英来了。能看见孩子,那时对我是唯一的安慰。”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们姐俩分别离京奔赴边疆。姐姐在内蒙草原放牧8年;妹妹到东北插队,最后全公社只剩下曾自一个知青。
就在我们下乡之初,妈妈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的妈妈,不能和孩子通信,但她也和其他母亲一样,时时刻刻惦念着自己远行的儿女。她每月发12元生活费,她省吃俭用,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着。终于攒了5元钱!当曾立拿到妈妈托人捎给她的全是毛票的5元钱时,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落。
在那艰难的岁月,我们没有沉沦,没有颓废,始终保持着进取的心态,我们精神的支撑之一,是来自想念中的妈妈。我们从不谙世事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对母亲从隔膜到理解,到心心相印,直到将刻骨铭心的母爱融入生命。
作者 曾 自 曾 立
如今50多岁的人,大都听说过田家英的名字。因为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因为他在文革中发布“5.16”通知后的一个星期突然去世;因为他的名字总是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中国当代的领袖人物紧密相连……田家英的子女们的回忆,使我们对那个时代以及那种追求,有了一番别样的滋味。子女的误解,无疑给妈妈心灵的创伤上又撒了一把盐。可她不能解释,不能让子女对党有半点怀疑在妈妈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每读一次,便陷入深深的遐想,久久不能自拔。
“文革中我从未想到过死,但有时被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那时我只想‘要坚持活下去。家英留下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再有,也确实是为了孩子。被开除党籍那天,我伤心地哭了。我想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党却不要我了,那我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孩子们还需要我,她们现在虽然不能理解我,将来会转过来的。她们的父亲死了,我要是再不在了,她们将来的命运该怎么样呢?一定要活下去,怎么样也要让孩子们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特别是我们隐约地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一起涌来。自幼所受的教育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反党、反毛主席是最最不能容忍的罪状。可给我们这种教育的,不仅是学校、社会,还有父母啊!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
而那个时期的逻辑又非常简单,非此即彼,我们必须在父母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当任何一种选择都难以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宁时,我们便由一个柔弱的女孩变得有些暴戾。我们不再唤妈妈为“妈妈”;在生活中,妈妈只要对我们的做法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反驳:“还说我呢,你自己的事还没好好交代呢!”
每当这时,妈妈的脸就涨得通红,却不辩解不吭声,埋头做她手中的活儿。我们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妈妈每天都在承受着怎样的诽谤和诬陷,承受着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如今,当我们明白自己彼时的言行,是在妈妈心灵的创口上撒了一把盐的时候,心里该是怎样的悔恨呀!
作为妈妈,她何尝不渴望得到自己孩子的理解,但她绝不愿意让孩子对党产生半点怀疑。对父亲的自尽,以及她的“问题”,如果她都采取否定党的态度,不仅不能使我们转过弯来,而且等于否定了她过去所教育我们的一切。
文革中,妈妈从未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她把一切波澜都压在自己的内心,尽一切可能,使我们感到平静,感到跟非“黑帮”的孩子们差得不太多。她把挨斗时挂的牌子深藏在褥子底下,不让我们看到。那时粗粮、细粮有比例,妈妈宁愿自己一天吃三顿窝头,却不声不响地把馒头推给我们。
从1966年5月23日到7月中旬近两个月之中,我们被迫搬了5次家,最后落脚到灯市口妇联宿舍大杂院内一间仅12平米的平房。在这小小的陋室,留下了我们母女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房子太小了,放下一大一小两张床,就再放不下什么了。为了让我们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把墙挖出一道沟,把大床往沟里靠,挤出了一点空间。当小桌子终于塞进两床之间时,我们开心得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晚上,看见我们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妈妈是那样安详,那样欣慰。
同妈妈住陋室一年多的生活,即朦胧又清晰,既茫然又温馨。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只见过去不停工作的妈妈,也会缝缝连连,也会蒸玉米面窝头、菜团……有时她情绪松弛时,还和我们一起抛沙包。她一边抛,一边背诵毛主席诗词,看谁抛得多,看谁背得长……
妈妈知道妹妹曾自喜欢唱歌,就让她当老师。“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妈妈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总嫌她唱得不标准,可她挨了批评仍然很高兴。只有这时,她似乎才能暂时把烦恼抛至九霄云外。
然而在这短暂的欢愉之外,妈妈的大部分时间是被苦恼缠绕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们,“文革”期间,除了爸爸去世,对她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目睹黄甘英同志遭逮捕。那天她正和黄甘英等人在机关劳动,一辆吉普车骤然停在身旁,下来两个军人,不由分说给黄甘英戴上手铐推入吉普车。也不知道她被什么人抓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妈妈心里明白,那就是她的被抓是受彭真一案的牵连。彭真的亲戚尚且如此,作为田家英的妻子,又怎能逃脱劫难呢?妈妈做好了随时被关押的准备,坐牢她不怕,唯一放不下丢不开的是我们。
在回忆当时心境时,妈妈写道:“那几日,我心里苦闷极了。下午5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我就坐在床沿向着窗口,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盼着二英回来。她当时才15岁,头顶上扎两个小短辫,只要远远看见两个小辫一上一下的,就知道是二英来了。能看见孩子,那时对我是唯一的安慰。”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们姐俩分别离京奔赴边疆。姐姐在内蒙草原放牧8年;妹妹到东北插队,最后全公社只剩下曾自一个知青。
就在我们下乡之初,妈妈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的妈妈,不能和孩子通信,但她也和其他母亲一样,时时刻刻惦念着自己远行的儿女。她每月发12元生活费,她省吃俭用,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着。终于攒了5元钱!当曾立拿到妈妈托人捎给她的全是毛票的5元钱时,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落。
在那艰难的岁月,我们没有沉沦,没有颓废,始终保持着进取的心态,我们精神的支撑之一,是来自想念中的妈妈。我们从不谙世事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对母亲从隔膜到理解,到心心相印,直到将刻骨铭心的母爱融入生命。
39、回忆父亲田家英（2）
1971年的春节好难忘啊!历时两年天各一方的母女终于团聚了!我们姐妹相约来到妈妈的干校。我们分明地感到了自“文革”后妈妈从未有过的喜悦。
黑瘦黑瘦的妈妈,体重只剩下80来斤,我们不禁偷偷落泪。妈妈是猪场的饲养员,这在干校算是最脏最累的活了。我们拼命地帮她干活,挑泔水,粉碎饲料,恨不能将一年的饲料都备齐,好让妈妈在日后减少一些劳累,稍得喘息。
曾立手巧,踩得缝纫机嗒嗒响个不停,一件旧黑呢子大衣,被翻过来,絮上棉花,做成一件崭新而松软的棉大衣。以后的许多年,妈妈就是穿着这件大衣,才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记得妈妈曾对曾自说:“等我死了,就穿你姐姐做的那件大衣走,是它一直伴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妈妈渐渐感到:父亲虽然常常自称是“京兆书生”,但在许多时候,他更像个“勇士”。记得“文革”中,曾听妈妈说:“你爸爸就这样去了,他太不负责任了。”那时稍明事理的我们也觉得:是啊,爸爸怎么能不把问题说清楚就永远闭上了嘴,任人抹黑泼污水;又怎能忍心抛下妻子和孩子,而把一切的重负都让妈妈一个人来承担呢?因此对爸爸的死,始终是妈妈和我们苦苦思索的问题。
爸爸刚刚去世时,中组部、中央专案组多次找妈妈谈话,要妈妈揭发父亲。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他们对妈妈的交代非常不满。
出于对党的忠诚,妈妈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而这件事,她认为是需要如实汇报的。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再次派爸爸带队到湖南等地农村做调查,检查基层对“人民公社60条”的落实情况。然而工作组下去3个月,听到的群众呼声都是要求“包产到户”。
6月底回京后,爸爸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先酝酿一下。他要父亲在主席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父亲的工作做了一圈,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
父亲认为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同时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的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在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他深知毛主席是重视实事求是的。他把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都准备好,只待毛主席返京即汇报。
然而事实同父亲的想像很不同。毛泽东在听父亲讲述意见和主张时,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汇报第一句话就向父亲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父亲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主席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看法,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报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父亲跟随主席多年,对主席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没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主席听后没做任何表态,很快就让父亲离开了。
父亲从主席那儿回到家中,情绪很不好,闷闷不乐。父亲工作中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妈妈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明显感到父亲带着思想情绪,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父亲没有避讳,向妈妈倒出了一肚子的话。
妈妈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父亲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父亲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是明白地在说是少奇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少奇身上推,不就是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意见,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我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妈妈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此事也只在他们夫妻之间议论而已。很快,在北戴河会议上,父亲因主张包产到户挨了批,这事就更不复提起了。
当“文革”初期被形势逼得很紧的时候,妈妈冥思苦想,就想到这么一件跟父亲议论中央领导的事来。她准备将此事向组织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就被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打断了。妈妈最初还纳闷:没说时,一再逼我;这想起点儿来了,又不让说了。
随着运动的升级,刘少奇也被当作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妈妈这时才琢磨明白,那位负责人的及时制止意味深长: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自己头上。而现在更不能让此事从自己口中传出去,以至牵连更多的人。
或许是由于被迫交待问题,或许是就包产到户这件事的思索,或许是因为斯人已逝,妈妈开始了对父亲的追忆和重新认识。
父亲常自谓是“京兆书生”,不是个做官的人。
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欣赏“书生”,看似降低了标准,但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一些关键时刻,才能显示出父亲不见风使舵、敢直言己见的“书生”气是多么难能可贵。
爸爸自己很少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他因工作特殊,靠近中央核心领导,又了解内情,按说应有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条件,他的人生历程本可以平平稳稳。可自建国以来,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次大的湍流曾几乎将他吞噬,可他并未放弃他认为应该坚持的真理,而为此变得谨小慎微。
像爸爸这样的“书生”,其实更接近于勇士。
1971年的春节好难忘啊!历时两年天各一方的母女终于团聚了!我们姐妹相约来到妈妈的干校。我们分明地感到了自“文革”后妈妈从未有过的喜悦。
黑瘦黑瘦的妈妈,体重只剩下80来斤,我们不禁偷偷落泪。妈妈是猪场的饲养员,这在干校算是最脏最累的活了。我们拼命地帮她干活,挑泔水,粉碎饲料,恨不能将一年的饲料都备齐,好让妈妈在日后减少一些劳累,稍得喘息。
曾立手巧,踩得缝纫机嗒嗒响个不停,一件旧黑呢子大衣,被翻过来,絮上棉花,做成一件崭新而松软的棉大衣。以后的许多年,妈妈就是穿着这件大衣,才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记得妈妈曾对曾自说:“等我死了,就穿你姐姐做的那件大衣走,是它一直伴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妈妈渐渐感到:父亲虽然常常自称是“京兆书生”,但在许多时候,他更像个“勇士”。记得“文革”中,曾听妈妈说:“你爸爸就这样去了,他太不负责任了。”那时稍明事理的我们也觉得:是啊,爸爸怎么能不把问题说清楚就永远闭上了嘴,任人抹黑泼污水;又怎能忍心抛下妻子和孩子,而把一切的重负都让妈妈一个人来承担呢?因此对爸爸的死,始终是妈妈和我们苦苦思索的问题。
爸爸刚刚去世时,中组部、中央专案组多次找妈妈谈话,要妈妈揭发父亲。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他们对妈妈的交代非常不满。
出于对党的忠诚,妈妈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而这件事,她认为是需要如实汇报的。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再次派爸爸带队到湖南等地农村做调查,检查基层对“人民公社60条”的落实情况。然而工作组下去3个月,听到的群众呼声都是要求“包产到户”。
6月底回京后,爸爸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先酝酿一下。他要父亲在主席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父亲的工作做了一圈,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
父亲认为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同时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的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在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他深知毛主席是重视实事求是的。他把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都准备好,只待毛主席返京即汇报。
然而事实同父亲的想像很不同。毛泽东在听父亲讲述意见和主张时,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汇报第一句话就向父亲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父亲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主席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看法,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报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父亲跟随主席多年,对主席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没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主席听后没做任何表态,很快就让父亲离开了。
父亲从主席那儿回到家中,情绪很不好,闷闷不乐。父亲工作中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妈妈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明显感到父亲带着思想情绪,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父亲没有避讳,向妈妈倒出了一肚子的话。
妈妈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父亲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父亲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是明白地在说是少奇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少奇身上推,不就是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意见,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我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妈妈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此事也只在他们夫妻之间议论而已。很快,在北戴河会议上,父亲因主张包产到户挨了批,这事就更不复提起了。
当“文革”初期被形势逼得很紧的时候,妈妈冥思苦想,就想到这么一件跟父亲议论中央领导的事来。她准备将此事向组织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就被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打断了。妈妈最初还纳闷:没说时,一再逼我;这想起点儿来了,又不让说了。
随着运动的升级,刘少奇也被当作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妈妈这时才琢磨明白,那位负责人的及时制止意味深长: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自己头上。而现在更不能让此事从自己口中传出去,以至牵连更多的人。
或许是由于被迫交待问题,或许是就包产到户这件事的思索,或许是因为斯人已逝,妈妈开始了对父亲的追忆和重新认识。
父亲常自谓是“京兆书生”,不是个做官的人。
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欣赏“书生”,看似降低了标准,但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一些关键时刻,才能显示出父亲不见风使舵、敢直言己见的“书生”气是多么难能可贵。
爸爸自己很少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他因工作特殊,靠近中央核心领导,又了解内情,按说应有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条件,他的人生历程本可以平平稳稳。可自建国以来,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次大的湍流曾几乎将他吞噬,可他并未放弃他认为应该坚持的真理,而为此变得谨小慎微。
像爸爸这样的“书生”,其实更接近于勇士。
40、回忆父亲田家英（3）
1962年8月,因包产到户问题,父亲在北戴河会议上挨了批评。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刮“单干风”,并分析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这时江青乘机给爸爸扣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到处宣扬。毛泽东也认为爸爸思想右倾,整整半年不理也不用他。
那时赋闲的爸爸心里非常苦闷,几次同妈妈认真地商量,提出想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妈妈性情耿直,虽然她并不认为爸爸在大的路线或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父亲的为人。他即便犯了错误,也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出以公心。因此,她完全支持赞同爸爸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爸爸一起下去。她对爸爸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同志,向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爸爸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主席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爸爸,又向主席表露了想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主席仍然没有同意,还送了爸爸一句话:你也想搞本本主义啊。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在谈到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时,他讲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毛泽东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在整理这个讲话时,爸爸不顾关锋的反对,坚持“历史剧和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回北京后,同时参加谈话的胡绳同志,到永福堂寓所,与爸爸反复磋商如何整理主席的讲话纪要。妈妈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互相对笔记时爸爸手持香烟紧锁眉头的样子。
10多年后,妈妈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将“讲话”整理成纪要,最初是田家英提出的,他是中办副主任,从中办的职能出发,凡主席重要的讲话都要整理成文。关锋是整理纪要时的执笔者。在杭州时,关锋对田家英坚持删去“海瑞罢官”一段,只提出了“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意见,家英没有理他。回京后,他用诡秘的手段向江青告了状。因此纠缠不休,非要把那句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了。家英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他的政治敏感。但他所坚持删去的是主席通篇讲话的“要害”,当时家英和我都不是那么明确。然而从我和家英的接触中可以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的这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时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胡绳同志在1991年,故地重游,漫步西湖边,思及1965年末在杭州的那段日子,十分怀念故友家英。他感慨万千,赋诗一首:“旧时明月旧时桥,眉宇轩昂意自豪;欲向泉台重问讯,九州生气是今朝。”回京后,他把这首《怀家英》的诗写成条幅送给了妈妈。
在失去主席信任后,爸爸仍然敢于把毛主席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删去,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讲话的“要害”,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妈妈了解爸爸的性格,他不喜人云亦云,更厌恶那种为了个人的目的随波逐流的人。删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最终成为爸爸“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主要罪证。
1966年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爸爸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他忧心如焚。妈妈记得是这年3月,爸爸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当他拿着图章给妈妈看时,还对她解释了为何要起这么个斋号:“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田家英一贯右倾,说每一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都是反对的,批《武训传》、《红楼梦》,批胡风他都不赞成。还严厉地指责爸爸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爸爸早已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了,这话是秀才朋友传过来的。
主席对爸爸的看法在父亲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他没有向妈妈提及此事,或许他正是以“无我有为斋”的斋名,吐露了他悲凉的心态。可惜的是父亲虽肯“忘我”,却无力回天。而耿直的妈妈,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
逝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爸爸也义无反顾地撒手人寰。而一个勇士的死,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怜惜与思考……
在妈妈对爸爸深深的思念与冷静的回顾中,真正地理解了爸爸,因而她牢牢地记住了爸爸的遗言:不会冤沉海底。她期盼爸爸冤雪案翻的那一天的到来。她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以她的顽强和慈爱激励温暖着我们。(完)
1962年8月,因包产到户问题,父亲在北戴河会议上挨了批评。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刮“单干风”,并分析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这时江青乘机给爸爸扣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到处宣扬。毛泽东也认为爸爸思想右倾,整整半年不理也不用他。
那时赋闲的爸爸心里非常苦闷,几次同妈妈认真地商量,提出想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妈妈性情耿直,虽然她并不认为爸爸在大的路线或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父亲的为人。他即便犯了错误,也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出以公心。因此,她完全支持赞同爸爸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爸爸一起下去。她对爸爸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同志,向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爸爸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主席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爸爸,又向主席表露了想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主席仍然没有同意,还送了爸爸一句话:你也想搞本本主义啊。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在谈到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时,他讲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毛泽东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在整理这个讲话时,爸爸不顾关锋的反对,坚持“历史剧和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回北京后,同时参加谈话的胡绳同志,到永福堂寓所,与爸爸反复磋商如何整理主席的讲话纪要。妈妈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互相对笔记时爸爸手持香烟紧锁眉头的样子。
10多年后,妈妈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将“讲话”整理成纪要,最初是田家英提出的,他是中办副主任,从中办的职能出发,凡主席重要的讲话都要整理成文。关锋是整理纪要时的执笔者。在杭州时,关锋对田家英坚持删去“海瑞罢官”一段,只提出了“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意见,家英没有理他。回京后,他用诡秘的手段向江青告了状。因此纠缠不休,非要把那句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了。家英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他的政治敏感。但他所坚持删去的是主席通篇讲话的“要害”,当时家英和我都不是那么明确。然而从我和家英的接触中可以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的这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时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胡绳同志在1991年,故地重游,漫步西湖边,思及1965年末在杭州的那段日子,十分怀念故友家英。他感慨万千,赋诗一首:“旧时明月旧时桥,眉宇轩昂意自豪;欲向泉台重问讯,九州生气是今朝。”回京后,他把这首《怀家英》的诗写成条幅送给了妈妈。
在失去主席信任后,爸爸仍然敢于把毛主席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删去,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讲话的“要害”,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妈妈了解爸爸的性格,他不喜人云亦云,更厌恶那种为了个人的目的随波逐流的人。删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最终成为爸爸“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主要罪证。
1966年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爸爸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他忧心如焚。妈妈记得是这年3月,爸爸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当他拿着图章给妈妈看时,还对她解释了为何要起这么个斋号:“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田家英一贯右倾,说每一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都是反对的,批《武训传》、《红楼梦》,批胡风他都不赞成。还严厉地指责爸爸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爸爸早已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了,这话是秀才朋友传过来的。
主席对爸爸的看法在父亲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他没有向妈妈提及此事,或许他正是以“无我有为斋”的斋名,吐露了他悲凉的心态。可惜的是父亲虽肯“忘我”,却无力回天。而耿直的妈妈,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
逝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爸爸也义无反顾地撒手人寰。而一个勇士的死,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怜惜与思考……
在妈妈对爸爸深深的思念与冷静的回顾中,真正地理解了爸爸,因而她牢牢地记住了爸爸的遗言:不会冤沉海底。她期盼爸爸冤雪案翻的那一天的到来。她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以她的顽强和慈爱激励温暖着我们。(完)
41、彭真文革蒙难记（1）
彭真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同志负总责。，在中央领导人排名第八位，仅次于邓小平。
1965年9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可能隐藏的含义，这位耿直的共产党人根本就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登在报纸显要位置，题目设计也特别醒目。文章的结尾还这样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站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在文章中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他们说“惟有军队的报纸才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
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中宣部及新华社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元文章最后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因此，北京等地区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1965年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11月29日才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征订，但仍拒绝发行。
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彭真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因此他亲授《北京日报》的按语，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恩来总理修订的，也强调了“双百方针”。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是：《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彭真的意见，有意刊登了邓拓、周扬、李琪等人的长篇文章，造成在学术观点上热烈讨论的气氛，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这显然违背要下定决心，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的毛泽东的意愿。
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文化小组会议，准备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汇报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五人小组是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彭真是组长。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彭真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与会大多数同志赞成彭真的说法，只有康生“力排众议”，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相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中提出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没有直接回答。显然，汇报气氛并不融洽。
彭真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同志负总责。，在中央领导人排名第八位，仅次于邓小平。
1965年9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可能隐藏的含义，这位耿直的共产党人根本就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登在报纸显要位置，题目设计也特别醒目。文章的结尾还这样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站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在文章中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他们说“惟有军队的报纸才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
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中宣部及新华社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元文章最后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因此，北京等地区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1965年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11月29日才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征订，但仍拒绝发行。
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彭真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因此他亲授《北京日报》的按语，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恩来总理修订的，也强调了“双百方针”。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是：《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彭真的意见，有意刊登了邓拓、周扬、李琪等人的长篇文章，造成在学术观点上热烈讨论的气氛，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这显然违背要下定决心，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的毛泽东的意愿。
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文化小组会议，准备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汇报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五人小组是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彭真是组长。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彭真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与会大多数同志赞成彭真的说法，只有康生“力排众议”，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相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中提出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没有直接回答。显然，汇报气氛并不融洽。
42、彭真文革蒙难记（2）
3月17日至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各地都要注意报刊、杂志、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杂志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当然，在当时还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号角发出的旋律和含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少生活经验，又爱冲动的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再包庇坏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无疑给了这群野心家一剂强心针。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系列“错误”。《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他成了这次“奇特的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使这一决议让群众接受，便大造舆论，大肆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五一六通知》发出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连毛泽东都吃惊的长篇讲话。林彪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稿，但他却能临场发挥“引古论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大念其“政变经”，肆意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想搞反革命政变，林彪在发言中说：“……对他们几个人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事业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彭真手段狡猾很隐蔽，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彭真、陆定一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等等。这个真正的野心家其实是在借毛泽东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错误处理的机会，推波助澜，欲置四人于死地，为自己实现夺权扫清组织上的障碍。
因此，当彭真等人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成立“彭真专案组”专案审查时，林彪、江青一伙并不就此罢休，四处搜罗、捏造“罪证”来加害彭真。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里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
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极大阴谋的。”8月4日，他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话出自当时身为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的康生之口，一时蒙骗了许多群众，似乎“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其实这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捕风捉影图谋打倒彭真和诬陷贺龙而捏造的谣言。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6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北京军区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平时担任民兵训练任务，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但是，该部队一直找不到营房，找房的人按海淀区武装部的介绍，曾去当时一些学生下去“四清”的大学，如北大、人大等借过空房。实际上由于其他原因，部队后来并没有去住。
这本是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得出奇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富有革命警惕性”的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7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会串联时，有人讲了2月间曾要住军队之事，并认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要搞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把一些猜测和议论当成事实，这一“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快，红卫兵把大字报传抄到各校、各地。
3月17日至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各地都要注意报刊、杂志、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杂志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当然，在当时还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号角发出的旋律和含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少生活经验，又爱冲动的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再包庇坏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无疑给了这群野心家一剂强心针。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系列“错误”。《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他成了这次“奇特的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使这一决议让群众接受，便大造舆论，大肆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五一六通知》发出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连毛泽东都吃惊的长篇讲话。林彪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稿，但他却能临场发挥“引古论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大念其“政变经”，肆意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想搞反革命政变，林彪在发言中说：“……对他们几个人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事业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彭真手段狡猾很隐蔽，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彭真、陆定一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等等。这个真正的野心家其实是在借毛泽东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错误处理的机会，推波助澜，欲置四人于死地，为自己实现夺权扫清组织上的障碍。
因此，当彭真等人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成立“彭真专案组”专案审查时，林彪、江青一伙并不就此罢休，四处搜罗、捏造“罪证”来加害彭真。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里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
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极大阴谋的。”8月4日，他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话出自当时身为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的康生之口，一时蒙骗了许多群众，似乎“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其实这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捕风捉影图谋打倒彭真和诬陷贺龙而捏造的谣言。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6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北京军区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平时担任民兵训练任务，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但是，该部队一直找不到营房，找房的人按海淀区武装部的介绍，曾去当时一些学生下去“四清”的大学，如北大、人大等借过空房。实际上由于其他原因，部队后来并没有去住。
这本是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得出奇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富有革命警惕性”的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7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会串联时，有人讲了2月间曾要住军队之事，并认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要搞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把一些猜测和议论当成事实，这一“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快，红卫兵把大字报传抄到各校、各地。
43、彭真文革蒙难记（3）
当时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有力证据”的阴谋家康生，立即抓住这一情况，用尽其造谣之能事，大做文章。起初是为了借此诬陷彭真，后来借此来打倒贺龙，后来在有关同志的努力下，使这一诬陷成为泡影。
但林彪、江青一伙并不从此罢休，对彭真的迫害仍在继续。他们指使“彭真专案组”对彭轮番“审问”，让彭真交代“反革命罪行”，并且还对彭真施以肉体的摧残，要不是周恩来从中保护，彭真这些“文化大革命”之初便被定了性的老干部，也许早就惨死在他们专案组的折磨中了。
他们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威望，不敢太过分地对彭真加以迫害，就鼓动狂热的学生去批斗彭真等老干部。1966年12月，江青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中说：“彭真在组织部搞自己的一套，在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从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彭真这些人有野心”。林彪则在群众大会上煽动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在他们的煽动下，12月的一天，彭真被揪出来公开批斗。狂热的群众在他们的煽动下，高呼着“打倒彭真！”“彭真必须老实交代罪行”的口号，使彭真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
不但要在职务上夺取彭真的权力，还要在精神上对彭真加以摧残。他们成立了“彭真专案组”，不断地审问，要他承认强加给他的一系列“罪行”，这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愤怒了，他用沉默、用大义凛然的陈述来回答他们的审问，招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折磨。
林彪、江青一伙连彭真在狱中安静的权利也剥夺了。在“红卫兵”运动逐渐兴起的时候，他们又多次把彭真拉出去批斗，企图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拖垮彭真，以达到借刀杀人的险恶目的。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对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大新闻。
1月4日上午9时许，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绝，同时还教唱了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利用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情绪，煽动他们对被批斗者的仇恨情绪。这次大会其实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林彪、叶群、江青一伙暗中策划和操纵的。他们要维持大会秩序的工作人员不要干预红卫兵上台，让他们自己上台搞，完全把周总理对这些老干部要加以保护的指示抛之脑后。
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了浪潮般的呼喊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群众疯狂的情绪被激发起来。这时，彭真等人分别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的1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他们各自牌子上的名字被画上了鲜红的“×”。彭真等人被红卫兵扭曲着双臂，弯着腰，面向四周。彭真这时已是年近65岁的老人，长期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已使他的身体很虚弱了，红卫兵让他以这种姿势站着，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何况身体虚弱的高龄老人。彭真大汗淋漓，脸色苍白，但他始终紧抿着双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他知道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置他于死地，但他不会屈服，他要同他们进行顽强的抗争。
狂热的红卫兵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讲台，历数彭真等人的“罪行”，然后高呼“打倒”“砸烂”之类的口号。每一个人发言完毕，彭真等人便被红卫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这些大人物的模样。也有少数人趁机冲他们吐口水，扔杂物，进行人格侮辱。此时彭真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曾经为了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首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日夜操劳，现在他们却在打倒他、侮辱他。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彭真不断地被从监禁地揪出来批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彭真逐渐从这些所谓的“批斗 ”中看穿了一些人的险恶居心，也逐渐坚信党会把一切都弄明白的，因此彭真忍受着这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顽强地活着，与他们抗争。不被批斗的时候，彭真就被关在京西半壁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驻地。这里收押着许多共和国的元勋。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都关在这里。曾经警卫过元勋们的忠诚战士，却变成了看押元勋们的“狱卒”。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当时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有力证据”的阴谋家康生，立即抓住这一情况，用尽其造谣之能事，大做文章。起初是为了借此诬陷彭真，后来借此来打倒贺龙，后来在有关同志的努力下，使这一诬陷成为泡影。
但林彪、江青一伙并不从此罢休，对彭真的迫害仍在继续。他们指使“彭真专案组”对彭轮番“审问”，让彭真交代“反革命罪行”，并且还对彭真施以肉体的摧残，要不是周恩来从中保护，彭真这些“文化大革命”之初便被定了性的老干部，也许早就惨死在他们专案组的折磨中了。
他们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威望，不敢太过分地对彭真加以迫害，就鼓动狂热的学生去批斗彭真等老干部。1966年12月，江青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中说：“彭真在组织部搞自己的一套，在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从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彭真这些人有野心”。林彪则在群众大会上煽动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在他们的煽动下，12月的一天，彭真被揪出来公开批斗。狂热的群众在他们的煽动下，高呼着“打倒彭真！”“彭真必须老实交代罪行”的口号，使彭真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
不但要在职务上夺取彭真的权力，还要在精神上对彭真加以摧残。他们成立了“彭真专案组”，不断地审问，要他承认强加给他的一系列“罪行”，这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愤怒了，他用沉默、用大义凛然的陈述来回答他们的审问，招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折磨。
林彪、江青一伙连彭真在狱中安静的权利也剥夺了。在“红卫兵”运动逐渐兴起的时候，他们又多次把彭真拉出去批斗，企图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拖垮彭真，以达到借刀杀人的险恶目的。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对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大新闻。
1月4日上午9时许，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绝，同时还教唱了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利用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情绪，煽动他们对被批斗者的仇恨情绪。这次大会其实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林彪、叶群、江青一伙暗中策划和操纵的。他们要维持大会秩序的工作人员不要干预红卫兵上台，让他们自己上台搞，完全把周总理对这些老干部要加以保护的指示抛之脑后。
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了浪潮般的呼喊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群众疯狂的情绪被激发起来。这时，彭真等人分别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的1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他们各自牌子上的名字被画上了鲜红的“×”。彭真等人被红卫兵扭曲着双臂，弯着腰，面向四周。彭真这时已是年近65岁的老人，长期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已使他的身体很虚弱了，红卫兵让他以这种姿势站着，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何况身体虚弱的高龄老人。彭真大汗淋漓，脸色苍白，但他始终紧抿着双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他知道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置他于死地，但他不会屈服，他要同他们进行顽强的抗争。
狂热的红卫兵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讲台，历数彭真等人的“罪行”，然后高呼“打倒”“砸烂”之类的口号。每一个人发言完毕，彭真等人便被红卫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这些大人物的模样。也有少数人趁机冲他们吐口水，扔杂物，进行人格侮辱。此时彭真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曾经为了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首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日夜操劳，现在他们却在打倒他、侮辱他。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彭真不断地被从监禁地揪出来批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彭真逐渐从这些所谓的“批斗 ”中看穿了一些人的险恶居心，也逐渐坚信党会把一切都弄明白的，因此彭真忍受着这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顽强地活着，与他们抗争。不被批斗的时候，彭真就被关在京西半壁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驻地。这里收押着许多共和国的元勋。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都关在这里。曾经警卫过元勋们的忠诚战士，却变成了看押元勋们的“狱卒”。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44、彭真文革蒙难记（4）
根据上头指示，在这座特别监狱里，一切“犯人”，不论职位高低，罪行大小，一律在警卫连吃饭，伙食标准和战士一样，每月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这是总后勤部根据地区物价核定的伙食标准。十余块钱的伙食费当然很难说吃好，每天不是窝窝头就是发糕，或者粗米饭，最多一星期吃一次八五粉的白面馒头。彭真自然也和战士们一样，生活很苦，彭真有个吃夜饭的习惯，不论吃馒头还是吃窝头，都要留一个夜里吃。好心的战士郑有田留意了彭真这个习惯，每次分饭都要多给彭真一个馒头或窝窝头。不巧有一次彭真夜里吃时被查哨的麻脸副指导员看见了，他来到炊事班，厉声质问分饭的战士：“郑有田！你为什么多给了彭真的窝窝头？”
郑有田立正回答：“报告副指导员，一个没多给！”
“放屁！我亲眼看见你给了他两个！”
“是！副指导员。给两个也没多给，他能吃两个，咱们的伙食不是随便吃饱吗？”
这个曾经和“旗手”握过手的麻脸副指导员气得教训这个战士道：“郑有田，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是为了叫他吃饱接着搞二月逆流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吗？你忘了上边传达的，谭震林挟起皮包就要走，陈毅说走啥子哟，跟他们干！叶剑英摔断了小拇指，这些都是彭真幕后操纵的。你不要小看一个窝窝头，窝窝头里有政治，窝窝头里有阶级斗争。一个窝窝头反映了你立场不稳，敌我不分，政治上糊涂到姥姥家了，这可是对毛主席不亲，对敌人不狠，对社会主义不爱，对文化大革命不忠。”
郑有田早就看不惯他不可一世的神情，便不急不慢地说：“报告副指导员，上边指示，一要保证他们不死，二要保证他们不跑，叫他们吃饱了好老实交代。要是他们病了死了跑了，咱们可完不成这特殊看押任务了。那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呀？副指导员你说呢？”
麻脸副指导员有点恼羞成怒，后来看在场的指导员并没表态，也就不好发作。“文化大革命”时部队并没有乱，也幸亏部队没乱，大多数官兵痛恨“造反派”那种惨无人道的做法。“窝头事件”后来传到上面，由于一些部队领导的抵制，不了了之。
“造反派”去部队驻地抢人。总理立即命令傅崇碧：尽一切努力把彭真抢回来
彭真等元勋们在这里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可以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与侮辱，大多数战士对他们也很好。因此，林彪、江青一伙想方设法指示“造反派 ”去部队驻地抢人。在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下，“造反派”出入军队驻地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把彭真抢到了北京西山山沟里，正等着主子对他们下达下一步的命令。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火了，立即命令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中央没有决定，怎么可以随便抓人抢人？这样下去还行吗？身为国家总理的我，在没有罢免我总理以前，我命令你们，尽一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抢回来，抢不回来，我找你卫戍司令傅崇碧算账！……你们要多动脑筋，保证他安全，你听清楚了吗？”
傅崇碧立即回答：“总理，我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
北京卫戍区的官兵早已看不惯“造反派”们的做法，接到这个命令后，个个都摩拳擦掌。王副团长在动员会上说：“去年我去制止造反派武斗，本来为他们好，打得头破血流的，年轻轻的上当受骗，他们反倒说我向这边向那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到后来打架的两边全冲我来了。这次抢彭铁嘴，你们都把背包带藏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用小绳子还不行吗？不打不骂不还手不还口，看哪个闹得欢，用小绳子一拴，把彭真抢到手后，半路再放喽。”
在警卫部队的声势下，平时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终于熊了。警卫部队把彭真抢了回来。也许，傅崇碧正是这时开罪了“中央文革”，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后来，他终于被林彪、江青清除出去，受了几年的冤屈。
但彭真年已花甲，在西山早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都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平时不爱开玩笑的彭真这时却风趣地说：“这比长征好多了，可惜我没经过长征！”
在北京，有周总理这棵参天大树护着，彭真等元勋们还好过些。可1969年底，林彪一个“一号令”，把这些老干部都疏散到各地，分而治之。林彪就指使他在各地的心腹，对这些老干部继续迫害。彭真被下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当时林彪、江青的爪牙们百般迫害他，彭真始终没有屈服，他坚信党终有一天会弄清这个问题。面对着林彪、江青的淫威，他像一棵傲雪的劲松，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抗争着，挺立着。
当地农民们的民风是朴实的，他们以一种朴素的情感爱戴着这些老前辈。彭真在这些人中间，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楚这场政治风云的实质。于是他更坚信有一天会乌云散尽，还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彭真思索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这一切都支撑着他生命之火顽强地燃烧着，他希望有一天能扭转这个乱世，作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贡献，就像他最初的抗争一样，为了真理，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忍辱负重，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对他的打击和诬蔑。
林彪集团覆灭后，1973年彭真的政治环境宽松了一些。他可以和他的家人经常见见面，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乌云就会散尽，他的沉冤也会得到昭雪。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1979年2月中央正式做出决定给彭真平反。6月份，他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9年以来，先后领导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和其他一些重要法律的制订和修改。他长期主持政法工作，对促进和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这棵傲雪的劲松终于度过了寒冬，迎来了一个春花烂漫的春天。
参考资料：1、文革录：彭真被打倒纪实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2、揭秘彭真文革被斗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28d75401014ol6.html
根据上头指示，在这座特别监狱里，一切“犯人”，不论职位高低，罪行大小，一律在警卫连吃饭，伙食标准和战士一样，每月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这是总后勤部根据地区物价核定的伙食标准。十余块钱的伙食费当然很难说吃好，每天不是窝窝头就是发糕，或者粗米饭，最多一星期吃一次八五粉的白面馒头。彭真自然也和战士们一样，生活很苦，彭真有个吃夜饭的习惯，不论吃馒头还是吃窝头，都要留一个夜里吃。好心的战士郑有田留意了彭真这个习惯，每次分饭都要多给彭真一个馒头或窝窝头。不巧有一次彭真夜里吃时被查哨的麻脸副指导员看见了，他来到炊事班，厉声质问分饭的战士：“郑有田！你为什么多给了彭真的窝窝头？”
郑有田立正回答：“报告副指导员，一个没多给！”
“放屁！我亲眼看见你给了他两个！”
“是！副指导员。给两个也没多给，他能吃两个，咱们的伙食不是随便吃饱吗？”
这个曾经和“旗手”握过手的麻脸副指导员气得教训这个战士道：“郑有田，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是为了叫他吃饱接着搞二月逆流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吗？你忘了上边传达的，谭震林挟起皮包就要走，陈毅说走啥子哟，跟他们干！叶剑英摔断了小拇指，这些都是彭真幕后操纵的。你不要小看一个窝窝头，窝窝头里有政治，窝窝头里有阶级斗争。一个窝窝头反映了你立场不稳，敌我不分，政治上糊涂到姥姥家了，这可是对毛主席不亲，对敌人不狠，对社会主义不爱，对文化大革命不忠。”
郑有田早就看不惯他不可一世的神情，便不急不慢地说：“报告副指导员，上边指示，一要保证他们不死，二要保证他们不跑，叫他们吃饱了好老实交代。要是他们病了死了跑了，咱们可完不成这特殊看押任务了。那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呀？副指导员你说呢？”
麻脸副指导员有点恼羞成怒，后来看在场的指导员并没表态，也就不好发作。“文化大革命”时部队并没有乱，也幸亏部队没乱，大多数官兵痛恨“造反派”那种惨无人道的做法。“窝头事件”后来传到上面，由于一些部队领导的抵制，不了了之。
“造反派”去部队驻地抢人。总理立即命令傅崇碧：尽一切努力把彭真抢回来
彭真等元勋们在这里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可以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与侮辱，大多数战士对他们也很好。因此，林彪、江青一伙想方设法指示“造反派 ”去部队驻地抢人。在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下，“造反派”出入军队驻地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把彭真抢到了北京西山山沟里，正等着主子对他们下达下一步的命令。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火了，立即命令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中央没有决定，怎么可以随便抓人抢人？这样下去还行吗？身为国家总理的我，在没有罢免我总理以前，我命令你们，尽一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抢回来，抢不回来，我找你卫戍司令傅崇碧算账！……你们要多动脑筋，保证他安全，你听清楚了吗？”
傅崇碧立即回答：“总理，我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
北京卫戍区的官兵早已看不惯“造反派”们的做法，接到这个命令后，个个都摩拳擦掌。王副团长在动员会上说：“去年我去制止造反派武斗，本来为他们好，打得头破血流的，年轻轻的上当受骗，他们反倒说我向这边向那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到后来打架的两边全冲我来了。这次抢彭铁嘴，你们都把背包带藏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用小绳子还不行吗？不打不骂不还手不还口，看哪个闹得欢，用小绳子一拴，把彭真抢到手后，半路再放喽。”
在警卫部队的声势下，平时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终于熊了。警卫部队把彭真抢了回来。也许，傅崇碧正是这时开罪了“中央文革”，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后来，他终于被林彪、江青清除出去，受了几年的冤屈。
但彭真年已花甲，在西山早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都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平时不爱开玩笑的彭真这时却风趣地说：“这比长征好多了，可惜我没经过长征！”
在北京，有周总理这棵参天大树护着，彭真等元勋们还好过些。可1969年底，林彪一个“一号令”，把这些老干部都疏散到各地，分而治之。林彪就指使他在各地的心腹，对这些老干部继续迫害。彭真被下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当时林彪、江青的爪牙们百般迫害他，彭真始终没有屈服，他坚信党终有一天会弄清这个问题。面对着林彪、江青的淫威，他像一棵傲雪的劲松，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抗争着，挺立着。
当地农民们的民风是朴实的，他们以一种朴素的情感爱戴着这些老前辈。彭真在这些人中间，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楚这场政治风云的实质。于是他更坚信有一天会乌云散尽，还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彭真思索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这一切都支撑着他生命之火顽强地燃烧着，他希望有一天能扭转这个乱世，作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贡献，就像他最初的抗争一样，为了真理，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忍辱负重，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对他的打击和诬蔑。
林彪集团覆灭后，1973年彭真的政治环境宽松了一些。他可以和他的家人经常见见面，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乌云就会散尽，他的沉冤也会得到昭雪。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1979年2月中央正式做出决定给彭真平反。6月份，他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9年以来，先后领导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和其他一些重要法律的制订和修改。他长期主持政法工作，对促进和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这棵傲雪的劲松终于度过了寒冬，迎来了一个春花烂漫的春天。
参考资料：1、文革录：彭真被打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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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揭秘彭真文革被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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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彭真被“文革”暴风雨击倒（1）
制定“二月提纲”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时，党内主管思想文化领域的机构是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当时还是想稳定局势，让中国学术界维持正常的文化秩序，于是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起草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于1966年2月8日到武汉东湖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纲”。
提纲谈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学阀自居，以势压人。当时，随提纲还向毛泽东报送了7个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涉及戚本禹，两个材料涉及关锋。提到关锋在1962年也写过影射现实的杂文，戚本禹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说丛书也撰写过一本《孙承宗》，而孙承宗是明朝的一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一样，都是响当当的左派。他们把这个材料送给中央，要中央了解，当年他们也说过这样的话。意思是：你们现在批评别人，上这么高的纲，你们自己过去也讲过，还是要自己做点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留点分寸为好。
在《王力反思录》中透露：“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二月提纲’，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
彭真的补救措施已经晚了一步。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要重用左派笔杆子，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打开政治大革命的突破口。他不但决定收回“二月提纲”，而且主持起草、亲笔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
《五一六通知》的由来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会后马上就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19日开始开会。会上，毛泽东谈得很活跃。
会后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是否将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怒斥“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李雪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和宋任穷两个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
一天上午，彭真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要去西大厅出席一个座谈会。在上楼梯时，他突然遇到正要下楼的江青，便应付地招呼：“啊，你也来参加会？”江青像不认识彭真似的，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说：“你开会从来不通知我的，我还敢来参加堂堂北京市长的会呀？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
彭真站在楼梯上，沉稳地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
江青冷笑一声，直视对方说：“你还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北京市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独立王国了！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吧，别走得太远了！”
彭真的怒火直冲脑门，但强忍着没有发作。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是同志你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劝你还是先认识一下自己。共产党员只能是忠诚战士，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特殊党员！”江青没听完，扭身就下楼了。
在随后的会议上，彭真的脸色始终是惨白的。回到北京市委机关自己的办公室，直到读罢穆青等人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送审稿后，他的脸色才变得欣慰而激动。
彭真果断“拍板”宣传焦裕禄
彭真邀来穆青，亲切地问：“你们把这篇文章送到我这里，是不是在发表问题上遇到困难？”穆青坦率地汇报：“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作主。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困难时期兰考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能不能写？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拿不定主意，但我们还是大胆地写了。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有意义了……”
穆青继续汇报第二个“担心”。他说：“现在强调阶级斗争，但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没有写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阶级斗争吗？不能算，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暂时外出求生。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修改了七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过了。”
彭真问：“吴冷西同志是你们新华社社长，他的态度呢？”
穆青如实回答：“他看后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但要是发表，对于上述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向您请示，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汇报完毕，穆青即告离去。
彭真神色严峻，再次一页一页地细阅送审稿，然后拿起笔，毅然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他对秘书说：“从成千上万革命先烈到今天的雷锋、焦裕禄，中国共产党涌现出多少先锋战士啊！我坚信，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英雄辈出、战无不胜的！”
由于彭真的果断“拍板”，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立刻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后，中华大地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高度赞扬焦裕禄精神。
制定“二月提纲”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时，党内主管思想文化领域的机构是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当时还是想稳定局势，让中国学术界维持正常的文化秩序，于是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起草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于1966年2月8日到武汉东湖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纲”。
提纲谈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学阀自居，以势压人。当时，随提纲还向毛泽东报送了7个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涉及戚本禹，两个材料涉及关锋。提到关锋在1962年也写过影射现实的杂文，戚本禹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说丛书也撰写过一本《孙承宗》，而孙承宗是明朝的一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一样，都是响当当的左派。他们把这个材料送给中央，要中央了解，当年他们也说过这样的话。意思是：你们现在批评别人，上这么高的纲，你们自己过去也讲过，还是要自己做点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留点分寸为好。
在《王力反思录》中透露：“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二月提纲’，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
彭真的补救措施已经晚了一步。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要重用左派笔杆子，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打开政治大革命的突破口。他不但决定收回“二月提纲”，而且主持起草、亲笔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
《五一六通知》的由来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会后马上就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19日开始开会。会上，毛泽东谈得很活跃。
会后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是否将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怒斥“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李雪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和宋任穷两个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
一天上午，彭真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要去西大厅出席一个座谈会。在上楼梯时，他突然遇到正要下楼的江青，便应付地招呼：“啊，你也来参加会？”江青像不认识彭真似的，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说：“你开会从来不通知我的，我还敢来参加堂堂北京市长的会呀？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
彭真站在楼梯上，沉稳地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
江青冷笑一声，直视对方说：“你还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北京市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独立王国了！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吧，别走得太远了！”
彭真的怒火直冲脑门，但强忍着没有发作。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是同志你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劝你还是先认识一下自己。共产党员只能是忠诚战士，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特殊党员！”江青没听完，扭身就下楼了。
在随后的会议上，彭真的脸色始终是惨白的。回到北京市委机关自己的办公室，直到读罢穆青等人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送审稿后，他的脸色才变得欣慰而激动。
彭真果断“拍板”宣传焦裕禄
彭真邀来穆青，亲切地问：“你们把这篇文章送到我这里，是不是在发表问题上遇到困难？”穆青坦率地汇报：“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作主。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困难时期兰考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能不能写？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拿不定主意，但我们还是大胆地写了。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有意义了……”
穆青继续汇报第二个“担心”。他说：“现在强调阶级斗争，但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没有写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阶级斗争吗？不能算，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暂时外出求生。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修改了七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过了。”
彭真问：“吴冷西同志是你们新华社社长，他的态度呢？”
穆青如实回答：“他看后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但要是发表，对于上述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向您请示，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汇报完毕，穆青即告离去。
彭真神色严峻，再次一页一页地细阅送审稿，然后拿起笔，毅然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他对秘书说：“从成千上万革命先烈到今天的雷锋、焦裕禄，中国共产党涌现出多少先锋战士啊！我坚信，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英雄辈出、战无不胜的！”
由于彭真的果断“拍板”，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立刻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后，中华大地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高度赞扬焦裕禄精神。
46、彭真被“文革”暴风雨击倒（2）
彭真被罢官 遭“绑架”
十几天后，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李雪峰去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彭真被“文革”的暴风雨击倒了。
彭真被打倒了，许立群在批斗中被打坏了耳朵，姚溱自杀了。然而，关锋、戚本禹的风光未能持久。1967年秋天，毛泽东心中的战略部署发生变化，重点要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于是关锋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次年初，戚本禹也倒了台。
1966年4月，彭真不出自家大院了，被捕前，彭真特别找女儿傅彦谈了一次话，他很郑重地对女儿说：“在任何情况下不许反对毛主席。我们俩谁也不许自杀。”他低估了这个独生女儿的心理承受能力。
彭真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是老二。彭真原名傅懋恭，1937年在延安改名为“彭真”。彭真的子女仍然姓傅，意在他们都是普通孩子，不要和他联系起来。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会利用这些热血青年。来“绑架”彭真的红卫兵头头是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她那年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见群众嘛!
叶向真带领红卫兵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方。这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抓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了叶向真，跟她要人。叶向真他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叶向真笑，他是看着她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叶向真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又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红卫兵们还是听了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他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
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批斗彭真
“文革”初期，造反派批斗彭真，彭真说话的口气一点没变，和他平时作报告讲话一样。造反派拷问他，他依理回答。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彭真回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过去没有反对，现在没有反对，将来也不反对。”
造反派问：“为什么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首长江青？”
彭真回答：“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要由历史证明。”
造反派：“你是不是和毛主席作对？”
彭真：“不是，我很尊敬毛主席。”
造反派：“你为什么背着毛主席抛出《二月提纲》？”
彭真：“这事康生也参加了，毛主席同意的。”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原来也是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这个提纲是在五人小组讨论后形成的。可是一到批判《二月提纲》，康生就到处散步说，《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他搞的真为《二月提纲》发表的事专门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每一个质问都被彭真驳回，造反派只好宣布“胜利”结束。
彭真晚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1975年，彭真被流放到陕西。1978年12月,彭真回到北京,那天有数百人到机场迎接彭真回来。彭真下了飞机，和大家一一握手，他的眼圈都红了。
彭真住在前门饭店，连续半个月里看望他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
有一天，彭真和丁一岚、李莉谈话。他先和丁一岚说：“一岚，毛主席对邓拓没有批评，只是说他书生办报。我给你说，你应该心里有数。”
他对李莉说：“他（指李琪——李莉的丈夫、原彭真的政治秘书）主要是得罪了江青，觉得问题严重，在京剧改革中和江青有分歧。”
粉碎“四人帮”后，彭真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从这位置上退下来后，1994年春节,十几个人约好去看他.那时他已生病,坐在轮椅上,对大家说：对毛主席要全面看，历史地看，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摘编自《北京风云》王先金 编著
彭真被罢官 遭“绑架”
十几天后，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李雪峰去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彭真被“文革”的暴风雨击倒了。
彭真被打倒了，许立群在批斗中被打坏了耳朵，姚溱自杀了。然而，关锋、戚本禹的风光未能持久。1967年秋天，毛泽东心中的战略部署发生变化，重点要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于是关锋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次年初，戚本禹也倒了台。
1966年4月，彭真不出自家大院了，被捕前，彭真特别找女儿傅彦谈了一次话，他很郑重地对女儿说：“在任何情况下不许反对毛主席。我们俩谁也不许自杀。”他低估了这个独生女儿的心理承受能力。
彭真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是老二。彭真原名傅懋恭，1937年在延安改名为“彭真”。彭真的子女仍然姓傅，意在他们都是普通孩子，不要和他联系起来。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会利用这些热血青年。来“绑架”彭真的红卫兵头头是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她那年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见群众嘛!
叶向真带领红卫兵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方。这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抓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了叶向真，跟她要人。叶向真他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叶向真笑，他是看着她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叶向真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又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红卫兵们还是听了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他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
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批斗彭真
“文革”初期，造反派批斗彭真，彭真说话的口气一点没变，和他平时作报告讲话一样。造反派拷问他，他依理回答。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彭真回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过去没有反对，现在没有反对，将来也不反对。”
造反派问：“为什么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首长江青？”
彭真回答：“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要由历史证明。”
造反派：“你是不是和毛主席作对？”
彭真：“不是，我很尊敬毛主席。”
造反派：“你为什么背着毛主席抛出《二月提纲》？”
彭真：“这事康生也参加了，毛主席同意的。”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原来也是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这个提纲是在五人小组讨论后形成的。可是一到批判《二月提纲》，康生就到处散步说，《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他搞的真为《二月提纲》发表的事专门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每一个质问都被彭真驳回，造反派只好宣布“胜利”结束。
彭真晚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1975年，彭真被流放到陕西。1978年12月,彭真回到北京,那天有数百人到机场迎接彭真回来。彭真下了飞机，和大家一一握手，他的眼圈都红了。
彭真住在前门饭店，连续半个月里看望他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
有一天，彭真和丁一岚、李莉谈话。他先和丁一岚说：“一岚，毛主席对邓拓没有批评，只是说他书生办报。我给你说，你应该心里有数。”
他对李莉说：“他（指李琪——李莉的丈夫、原彭真的政治秘书）主要是得罪了江青，觉得问题严重，在京剧改革中和江青有分歧。”
粉碎“四人帮”后，彭真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从这位置上退下来后，1994年春节,十几个人约好去看他.那时他已生病,坐在轮椅上,对大家说：对毛主席要全面看，历史地看，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摘编自《北京风云》王先金 编著
47、林彪文革对罗瑞卿开第一刀（1）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四川南充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早年入黄埔军校，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石家庄、太原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1977年复职，1978年赴联邦德国治疗腿疾时去世。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林彪罗织罪名，在文革前夕对罗瑞卿开了第一刀。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人称为“上海紧急会议”。为何用“紧急”来定义会议呢？原来，是有人要“加害”林彪，而且“证据确凿”。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他专程从杭州再次来到上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这个要“加害”林彪的人正是长期紧贴毛主席身边的罗瑞卿。此时，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国防部长状告总参谋长，这自然会有“排挤倾轧”之嫌。古往今来多少例子都证明，一山难容二虎。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先入为主，相信了林彪那边递上来的诉状。
罗瑞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负责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对革命的忠诚也是大家公认的。罗很受毛泽东器重。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曾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亲昵与器重。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养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直来直去，不注意方式方法，显得锋芒毕露，有些事情上让林彪不快，罗的锋芒也“刺伤”了其他一些同志。毛泽东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言下之意就是对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的批评和提醒。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老谋深算的林彪就利用一些同志对罗瑞卿的意见来大做文章。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当时林彪、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频繁出入于华东医院，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揭发”罗瑞卿，以便向林彪作“汇报”。据叶群说，刘亚楼“揭发”，罗瑞卿曾经和他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中心意思，也是核心要点，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刘亚楼于当年5月7日病逝，事实到底如何，确实如邓小平所讲——“死无对证”。
然而，“死无对证”的“揭发”竟然成了林彪夫妇的“有力武器”，他们等待着时机，向罗瑞卿发起进攻。
林彪这边对总参谋长磨刀霍霍，耿直的总长却没有过多察觉。1965年11月底，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朗诺后告诉毛泽东：他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并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听很高兴，嘱咐罗瑞卿“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
罗瑞卿没有听出毛泽东重提“七千人大会”的弦外之音。他去苏州看过林彪不久，就去云南检查工作了。
毛泽东的带话令林彪格外兴奋，他嗅出了不同的味道。
“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多数人都在“出气”批评我们党工作中的失误时，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他肯定了“三面红旗”，并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讲话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泽东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那样站出来支持他。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林彪期盼的“进攻”的时机已到。他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派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并嘱咐叶群躲开其他人，直接找毛泽东。
叶群到了杭州没有很快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不知道她有什么事，就让她等着。叶群只好先和毛泽东的秘书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只好又去找毛，这一次她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
毛泽东估计叶群有要事相商，于是召见了叶群。这一召见就是六七个小时，富裕的时间与充足的准备，再加上三寸不烂之舌，叶群足以将罗瑞卿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逼迫林彪让贤让权、篡军反党等各种所谓罪状数落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据说毛泽东听得很仔细，问得也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遗憾的是，最后毛泽东相信了叶群的话。几天后，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这里所指的，主要就是罗瑞卿。
于是，紧接着就有了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一幕。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四川南充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早年入黄埔军校，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石家庄、太原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1977年复职，1978年赴联邦德国治疗腿疾时去世。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林彪罗织罪名，在文革前夕对罗瑞卿开了第一刀。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人称为“上海紧急会议”。为何用“紧急”来定义会议呢？原来，是有人要“加害”林彪，而且“证据确凿”。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他专程从杭州再次来到上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这个要“加害”林彪的人正是长期紧贴毛主席身边的罗瑞卿。此时，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国防部长状告总参谋长，这自然会有“排挤倾轧”之嫌。古往今来多少例子都证明，一山难容二虎。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先入为主，相信了林彪那边递上来的诉状。
罗瑞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负责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对革命的忠诚也是大家公认的。罗很受毛泽东器重。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曾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亲昵与器重。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养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直来直去，不注意方式方法，显得锋芒毕露，有些事情上让林彪不快，罗的锋芒也“刺伤”了其他一些同志。毛泽东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言下之意就是对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的批评和提醒。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老谋深算的林彪就利用一些同志对罗瑞卿的意见来大做文章。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当时林彪、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频繁出入于华东医院，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揭发”罗瑞卿，以便向林彪作“汇报”。据叶群说，刘亚楼“揭发”，罗瑞卿曾经和他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中心意思，也是核心要点，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刘亚楼于当年5月7日病逝，事实到底如何，确实如邓小平所讲——“死无对证”。
然而，“死无对证”的“揭发”竟然成了林彪夫妇的“有力武器”，他们等待着时机，向罗瑞卿发起进攻。
林彪这边对总参谋长磨刀霍霍，耿直的总长却没有过多察觉。1965年11月底，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朗诺后告诉毛泽东：他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并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听很高兴，嘱咐罗瑞卿“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
罗瑞卿没有听出毛泽东重提“七千人大会”的弦外之音。他去苏州看过林彪不久，就去云南检查工作了。
毛泽东的带话令林彪格外兴奋，他嗅出了不同的味道。
“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多数人都在“出气”批评我们党工作中的失误时，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他肯定了“三面红旗”，并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讲话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泽东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那样站出来支持他。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林彪期盼的“进攻”的时机已到。他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派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并嘱咐叶群躲开其他人，直接找毛泽东。
叶群到了杭州没有很快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不知道她有什么事，就让她等着。叶群只好先和毛泽东的秘书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只好又去找毛，这一次她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
毛泽东估计叶群有要事相商，于是召见了叶群。这一召见就是六七个小时，富裕的时间与充足的准备，再加上三寸不烂之舌，叶群足以将罗瑞卿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逼迫林彪让贤让权、篡军反党等各种所谓罪状数落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据说毛泽东听得很仔细，问得也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遗憾的是，最后毛泽东相信了叶群的话。几天后，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这里所指的，主要就是罗瑞卿。
于是，紧接着就有了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一幕。
48、林彪文革对罗瑞卿开第一刀（2）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就连跟随毛泽东拍摄的记者钱嗣杰也被挡在了门外。以前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钱嗣杰当然感到异样，但他忖度：既然是具有高度机密、不需要发新闻稿的会议，拍不拍主席也就不重要了。于是他也就没再多想，径直回自己的房间等待通知。其实，不要说钱嗣杰这样的贴身摄影记者不知内情，就连许多从北京被召来的领导到了上海也根本不知开会内容。刘少奇还为此专门跑去询问别人。
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抵达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来上海开会。毛泽东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他爱人以“东道主”身份去机场接。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陈丕显已经知道此会极不寻常，于是他便请示邓小平，万一罗瑞卿问他开什么会，应该如何作答。邓小平让他先不必讲，就说总理和他在住地等着，到那里去谈。
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也随同去机场接罗。大概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一上车便问陈丕显：“到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丕显无法作答，便灵机一动，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车上不能干坐着，两人一路上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庄稼、身体，以及工业生产之类的情况。
陈丕显与罗瑞卿交往很多，以前见面都很亲切、自然。这回如
此情形，令罗更觉异样。
字体
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锦江饭店，这次却被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陈丕显向罗解释：“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直到下车，陈丕显才不得不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
大家都知道罗瑞卿性子很刚烈，为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击采取激烈举动，在周恩来、邓小平与罗谈话时，陈丕显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陈丕显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商量，对罗瑞卿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
性格决定命运，或许这话说得不错。饱受屈辱的罗瑞卿铁下心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个月后，他在北京终于找到机会，从隔离审查的楼上一跃而下。他命大，阎王没有收他。人没死成，但下肢残废了。苦熬到“文革”结束，为治疗这条残腿，1978年，罗瑞卿远走异国他乡寻医问药。可是，最终断腿还是要了他的命。在德国手术成功的次日凌晨，罗瑞卿心肌梗死辞别了人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灭亡的一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这次会议开得奇怪，被批判的主要人物，却被隔离在会场之外。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全程搞的是“背靠背”的方式。哪怕让他亲耳听听别人是如何“揭发”的，哪怕给他十分钟的“最后陈述”也好。从这个层面讲，罗瑞卿还不如一个三堂会审的罪犯。
没有被批判对象，并不妨碍林彪夫妇对罗瑞卿的控诉，他们更加地肆无忌惮、信马由缰地为罗捏造各种罪名。
会上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仅这些揭发材料，就足以让罗瑞卿吃不了兜着走。同时，会议上还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口诛笔伐。
“批罗”最积极的还要数叶群，她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叶群不仅会上发言，会下还在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只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定了一个调子就不再参加了。其他会议议程就交给了林彪。从12月9日开始，会议就由林彪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批判罗瑞卿。这一批就是一个星期。会议最后一天，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所有的阴谋陷害，精心策划，就是这样的结果。
罗瑞卿倒了，林彪才能站得更稳。
12月的上海，阴冷而潮湿，作为“文革”第一批靶心的“彭罗陆杨”四人，他们的生死密码已在“文革”之初编写完毕，谁也难逃厄运……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这次会议最后做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这些污蔑之词，今天已经完全得到澄清，它们纯系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人明白事出有因也无济于事。
杨尚昆被撤职，罗瑞卿被批判，陆定一和彭真也坐上了火山口，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泽东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罗瑞卿蒙难仅仅是个开始。
本文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顾保孜 钱嗣杰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就连跟随毛泽东拍摄的记者钱嗣杰也被挡在了门外。以前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钱嗣杰当然感到异样，但他忖度：既然是具有高度机密、不需要发新闻稿的会议，拍不拍主席也就不重要了。于是他也就没再多想，径直回自己的房间等待通知。其实，不要说钱嗣杰这样的贴身摄影记者不知内情，就连许多从北京被召来的领导到了上海也根本不知开会内容。刘少奇还为此专门跑去询问别人。
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抵达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来上海开会。毛泽东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他爱人以“东道主”身份去机场接。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陈丕显已经知道此会极不寻常，于是他便请示邓小平，万一罗瑞卿问他开什么会，应该如何作答。邓小平让他先不必讲，就说总理和他在住地等着，到那里去谈。
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也随同去机场接罗。大概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一上车便问陈丕显：“到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丕显无法作答，便灵机一动，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车上不能干坐着，两人一路上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庄稼、身体，以及工业生产之类的情况。
陈丕显与罗瑞卿交往很多，以前见面都很亲切、自然。这回如
此情形，令罗更觉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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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锦江饭店，这次却被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陈丕显向罗解释：“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直到下车，陈丕显才不得不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
大家都知道罗瑞卿性子很刚烈，为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击采取激烈举动，在周恩来、邓小平与罗谈话时，陈丕显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陈丕显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商量，对罗瑞卿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
性格决定命运，或许这话说得不错。饱受屈辱的罗瑞卿铁下心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个月后，他在北京终于找到机会，从隔离审查的楼上一跃而下。他命大，阎王没有收他。人没死成，但下肢残废了。苦熬到“文革”结束，为治疗这条残腿，1978年，罗瑞卿远走异国他乡寻医问药。可是，最终断腿还是要了他的命。在德国手术成功的次日凌晨，罗瑞卿心肌梗死辞别了人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灭亡的一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这次会议开得奇怪，被批判的主要人物，却被隔离在会场之外。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全程搞的是“背靠背”的方式。哪怕让他亲耳听听别人是如何“揭发”的，哪怕给他十分钟的“最后陈述”也好。从这个层面讲，罗瑞卿还不如一个三堂会审的罪犯。
没有被批判对象，并不妨碍林彪夫妇对罗瑞卿的控诉，他们更加地肆无忌惮、信马由缰地为罗捏造各种罪名。
会上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仅这些揭发材料，就足以让罗瑞卿吃不了兜着走。同时，会议上还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口诛笔伐。
“批罗”最积极的还要数叶群，她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叶群不仅会上发言，会下还在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只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定了一个调子就不再参加了。其他会议议程就交给了林彪。从12月9日开始，会议就由林彪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批判罗瑞卿。这一批就是一个星期。会议最后一天，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所有的阴谋陷害，精心策划，就是这样的结果。
罗瑞卿倒了，林彪才能站得更稳。
12月的上海，阴冷而潮湿，作为“文革”第一批靶心的“彭罗陆杨”四人，他们的生死密码已在“文革”之初编写完毕，谁也难逃厄运……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这次会议最后做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这些污蔑之词，今天已经完全得到澄清，它们纯系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人明白事出有因也无济于事。
杨尚昆被撤职，罗瑞卿被批判，陆定一和彭真也坐上了火山口，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泽东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罗瑞卿蒙难仅仅是个开始。
本文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顾保孜 钱嗣杰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9、打倒罗瑞卿的来龙去脉（1）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瑞卿被打倒。“打倒罗瑞卿”于是在“九一三”后也成了林彪的“阴谋”之一。那么，历史是否如此？罗瑞卿，四川南充人，1906年出生，1955年被评为大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等12项职务，实为当时政坛风云人物，且为毛林长期所信任。庐山会议后出任军委实权人物，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有一说法，称庐山会议后林彪提议罗任总长是出于讨毛欢喜。其实，并非如此。在1949年后，先后有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任总长。短短10年，就换了五任，其中固然有工作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总长也的确难当，主要是源于历史上的恩怨，山头太多，(从解放军的形成来看)，婆婆太多。(有些元帅在军中无职，但影响还有。很像中共12大以后的中顾委)。再说59年总长人选，在元帅中只有叶剑英合适，但不知毛，林为何不用？同时，考虑到叶的资历，给林当部下，也稍有不妥。因此，只能从大将中选。粟裕58年刚被罢官，不会再用，徐海东1940年后就养病，黄克诚垮台，陈赓长期心脏病，另外，谭政时任总政主任，萧劲光时任海军司令，许光达任装甲兵司令，就剩下张云逸(1892年生，时年67岁，比毛泽东还大一岁)，王树声和罗瑞卿。在王，罗两人中，林彪当然要选罗。因此，可以说，选罗任总长既是必然，也是无奈。从林彪的心意讲，恐怕更想让刘亚楼出任。
林彪领导军委的前三年，军队的作风与彭时有很大不同，毛十分欣赏。毛自50年以后长期对军
队工作持批评态度，此时，却对林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大加称赞。后人，不乏有些元帅，将军在其回忆录或其他著作中对林彪所倡导的“突出政治”多有批判，并列举当年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是如何如何抵制等等。看待历史事件，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简单地把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归于某种个人野心是不客观的。
其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与毛泽东有着历史的渊源，自南昌派(原国民革命军第25师残余部)，和三湾派(原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会师后，毛泽东长期直接领导军队，并在军队中拥有
大批高级将领的支持，典型如：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人。
其二，59年庐山会议后，尽关毛泽东打赢对彭德怀的战役，但其威望，尤其在地方上的威望也严重受损。只有军队(其核心领导是毛的基本力量：红一方面军骨干)是毛的大本营。在全国一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形势下，唯有军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其三，“突出政治”并非林彪个人发明，在一些具体方法上，军委一些成员解释有差异，但大前提是一致的。尤其以罗荣桓，萧华领导的总政治部，更是排头兵。同时，军委第二负责人贺龙元帅更把学思想推广到他兼管的体委，在现在看来是极左的“徐寅生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打乒乓球”就是贺龙不甘落后，紧追林彪的例证。为此，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
林彪为何要打倒罗瑞卿?
队工作持批评态度，此时，却对林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大加称赞。后人，不乏有些元帅，将军在其回忆录或其他著作中对林彪所倡导的“突出政治”多有批判，并列举当年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是如何如何抵制等等。看待历史事件，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简单地把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归于某种个人野心是不客观的。
其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与毛泽东有着历史的渊源，自南昌派(原国民革命军第25师残余部)，和三湾派(原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会师后，毛泽东长期直接领导军队，并在军队中拥有
大批高级将领的支持，典型如：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人。
其二，59年庐山会议后，尽关毛泽东打赢对彭德怀的战役，但其威望，尤其在地方上的威望也严重受损。只有军队(其核心领导是毛的基本力量：红一方面军骨干)是毛的大本营。在全国一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形势下，唯有军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其三，“突出政治”并非林彪个人发明，在一些具体方法上，军委一些成员解释有差异，但大前提是一致的。尤其以罗荣桓，萧华领导的总政治部，更是排头兵。同时，军委第二负责人贺龙元帅更把学思想推广到他兼管的体委，在现在看来是极左的“徐寅生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打乒乓球”就是贺龙不甘落后，紧追林彪的例证。为此，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
林彪为何要打倒罗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