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轶事】革老革命之命
文革揭开序幕
原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前后
作者：《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历史学家 苏双碧
江青发难
41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说”。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她说：“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随后她指出当时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江青心中显然明白：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赶下台，内心并不是太自在的，党心民心并不那么服气。因此，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想替彭德怀翻案，最容易触及毛泽东的神经。按照这个思路去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也会同意江青这个思路的。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在上海组织批吴班子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秘密地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从此，姚文元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
姚文出笼之后
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动的第一个步骤。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
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
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他实在想不通。不过，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原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前后
作者：《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历史学家 苏双碧
江青发难
41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说”。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她说：“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随后她指出当时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江青心中显然明白：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赶下台，内心并不是太自在的，党心民心并不那么服气。因此，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想替彭德怀翻案，最容易触及毛泽东的神经。按照这个思路去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也会同意江青这个思路的。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在上海组织批吴班子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秘密地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从此，姚文元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
姚文出笼之后
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动的第一个步骤。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
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
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他实在想不通。不过，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上海市委支持批判《海瑞罢官》（1）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后，江青向毛泽东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看了《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和京剧以后，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并未同意，后来还是被江青说服了，并让江青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江青曾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等人，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提出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对江青的谈话，陆定一、周扬 “他们都不听”，不予理睬。
一九六四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一九六四年九月，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材料印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即使这样，仍不能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评。
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经毛泽东批准来到上海，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领导，寻求对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在中共上海市委支持下，决定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具体负责，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姚文元执笔，写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都表现积极。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讲话中表扬了他，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姚文元又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编者按《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连同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在六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由此，姚文元的名声大振。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与周谷城先生商榷》，对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先生关于“各阶级汇合的时代精神”的观点进行批评。周谷城先生写下《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发表在《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同姚文元展开辩论。金为民、李云初则发表《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姚文元又写下《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对周谷城进行批驳，再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为登载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放〈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起“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时说，因为“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谈到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的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
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再次谈到：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
毛泽东这里说的找了几个人，都不敢写，其中一个指的是李希凡。他是一九五四年和蓝翎合作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俞平伯先生，并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小人物”之一，当时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做编辑工作，为历史剧真实问题曾经与吴晗进行过学术争论。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在抓京剧革命、抓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时候，曾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李希凡，希望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装傻，一直不表态，婉转地谢绝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江青派专车把李希凡接到中南海，亲自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苦口婆心开导他，不要跟吴晗在历史剧真实不真实问题上瞎争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有政治问题。江青的意思很明白，但并没有明确说要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更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据李希凡后来回忆：
“江青第一次找我个别谈话，谈了许多内容，都是关于京剧和戏曲改革方面的。她要我关心这方面的事。我谈了一些对京剧现代戏会演的看法……。谈了一个多小时，她才谈到吴晗，说我跟吴晗为历史剧的争论完全是书呆子气，应该注意《海瑞罢官》。她说这出戏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海瑞罢官》和‘三自一包’扯不上。我就不表态，装糊涂。在跟我聊的过程中，她打了个电话给家里，说‘我正在跟李希凡谈话，就在这里和他吃二米饭。请主席自己用餐，我要晚一点回家。’这个电话好像是对我一种暗示，但我当时并不怎么在意。她没有明确叫我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也没有明确说她是奉毛主席指示找我谈话。如果明确说，是毛主席叫我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我会写的，即使我想不通也得勉强去写，我当时没有那么高明。这次谈话，江青对我当然是不满意的，她后来对吴冷西说我‘精神状态不好，觉悟不高。’”
李希凡没有接受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由此对他十分失望：“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后，江青向毛泽东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看了《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和京剧以后，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并未同意，后来还是被江青说服了，并让江青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江青曾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等人，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提出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对江青的谈话，陆定一、周扬 “他们都不听”，不予理睬。
一九六四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一九六四年九月，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材料印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即使这样，仍不能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评。
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经毛泽东批准来到上海，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领导，寻求对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在中共上海市委支持下，决定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具体负责，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姚文元执笔，写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都表现积极。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讲话中表扬了他，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姚文元又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编者按《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连同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在六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由此，姚文元的名声大振。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与周谷城先生商榷》，对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先生关于“各阶级汇合的时代精神”的观点进行批评。周谷城先生写下《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发表在《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同姚文元展开辩论。金为民、李云初则发表《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姚文元又写下《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对周谷城进行批驳，再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为登载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放〈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起“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时说，因为“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谈到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的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
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再次谈到：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
毛泽东这里说的找了几个人，都不敢写，其中一个指的是李希凡。他是一九五四年和蓝翎合作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俞平伯先生，并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小人物”之一，当时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做编辑工作，为历史剧真实问题曾经与吴晗进行过学术争论。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在抓京剧革命、抓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时候，曾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李希凡，希望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装傻，一直不表态，婉转地谢绝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江青派专车把李希凡接到中南海，亲自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苦口婆心开导他，不要跟吴晗在历史剧真实不真实问题上瞎争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有政治问题。江青的意思很明白，但并没有明确说要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更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据李希凡后来回忆：
“江青第一次找我个别谈话，谈了许多内容，都是关于京剧和戏曲改革方面的。她要我关心这方面的事。我谈了一些对京剧现代戏会演的看法……。谈了一个多小时，她才谈到吴晗，说我跟吴晗为历史剧的争论完全是书呆子气，应该注意《海瑞罢官》。她说这出戏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海瑞罢官》和‘三自一包’扯不上。我就不表态，装糊涂。在跟我聊的过程中，她打了个电话给家里，说‘我正在跟李希凡谈话，就在这里和他吃二米饭。请主席自己用餐，我要晚一点回家。’这个电话好像是对我一种暗示，但我当时并不怎么在意。她没有明确叫我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也没有明确说她是奉毛主席指示找我谈话。如果明确说，是毛主席叫我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我会写的，即使我想不通也得勉强去写，我当时没有那么高明。这次谈话，江青对我当然是不满意的，她后来对吴冷西说我‘精神状态不好，觉悟不高。’”
李希凡没有接受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由此对他十分失望：“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上海市委支持批判《海瑞罢官》（2）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一九六三年，专门撰写各个领域的理论文章包括大批判文章。
在布置撰写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时，江青特别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张春桥亲自向写作班子成员宣布了保密纪律。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从五月份动笔，断断续续地撰写了几个月时间，先后共写了十稿。由朱永嘉任组长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历史组帮助收集、整理明史资料，全力以赴配合姚文元的写作。初稿写成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上海市委的领导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亲自参与讨论。【1966年8月6日江青在北京天桥剧场对北京中学生讲话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写出之后，上海书记处又改过十几次。”1966年9月19日，曹荻秋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市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写的。并经过市委反复的讨论修改，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市委还召集了全市的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就是说，吴晗写的文章，我们批评他应该抓罢官。”】后来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并在一九七八年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杨西光，在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曾积极主张给吴晗带上“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姚文元没有采纳。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每修改一稿，都用飞机直送江青处，请在北京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陈丕显这次充当“信使”，把张春桥送交的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八稿带给在北京的江青。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批判《海瑞罢官》时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进行多次讨论、修改，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看过并没有异议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三遍，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审阅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批准发表。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谈文化大革命，谈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说：“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同年五月，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批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事先没有告知中央政治局常委，更没有让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知道。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意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导火线。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一九六三年，专门撰写各个领域的理论文章包括大批判文章。
在布置撰写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时，江青特别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张春桥亲自向写作班子成员宣布了保密纪律。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从五月份动笔，断断续续地撰写了几个月时间，先后共写了十稿。由朱永嘉任组长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历史组帮助收集、整理明史资料，全力以赴配合姚文元的写作。初稿写成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上海市委的领导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亲自参与讨论。【1966年8月6日江青在北京天桥剧场对北京中学生讲话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写出之后，上海书记处又改过十几次。”1966年9月19日，曹荻秋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市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写的。并经过市委反复的讨论修改，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市委还召集了全市的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就是说，吴晗写的文章，我们批评他应该抓罢官。”】后来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并在一九七八年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杨西光，在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曾积极主张给吴晗带上“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姚文元没有采纳。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每修改一稿，都用飞机直送江青处，请在北京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陈丕显这次充当“信使”，把张春桥送交的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八稿带给在北京的江青。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批判《海瑞罢官》时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进行多次讨论、修改，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看过并没有异议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三遍，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审阅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批准发表。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谈文化大革命，谈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说：“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同年五月，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批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事先没有告知中央政治局常委，更没有让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知道。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意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导火线。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抵制批判《海瑞罢官》
原题：彭真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真相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１２日《解放日报》转载，华东地区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等７省区报纸，在有人打招呼之后，在２４日至２６日相继转载。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示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当即告诉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对此，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毛泽东对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他对上海市委曹荻秋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５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到达上海。曹荻秋考虑到同罗瑞卿有长期的战斗友谊，特地把毛泽东的谈话转告给罗瑞卿。政治上十分机敏的罗瑞卿，立刻领会到这是毛泽东的意图。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感到事关重大。回到住地，他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彭真：“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总理由上海回到北京。他立即打电话给彭真：“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彭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让周恩来直接干预一篇文章的事。他问总理的意思。周恩来在电话中对彭真说：“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１１月２８日下午３点，周恩来、彭真、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问：“吴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邓拓回答：“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彭真把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激动地说：“又是来头来头！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周恩来注意到会场的情绪。他注视着大家，举起手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
彭真没有说话，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到身边，郑重地说：“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你们一定要在历史唯物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在后面加上“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摘自《书摘》纪希晨/文）
http://www.hf365.com 2002年6月20日合肥晚报
原题：彭真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真相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１２日《解放日报》转载，华东地区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等７省区报纸，在有人打招呼之后，在２４日至２６日相继转载。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示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当即告诉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对此，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毛泽东对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他对上海市委曹荻秋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５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到达上海。曹荻秋考虑到同罗瑞卿有长期的战斗友谊，特地把毛泽东的谈话转告给罗瑞卿。政治上十分机敏的罗瑞卿，立刻领会到这是毛泽东的意图。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感到事关重大。回到住地，他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彭真：“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总理由上海回到北京。他立即打电话给彭真：“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彭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让周恩来直接干预一篇文章的事。他问总理的意思。周恩来在电话中对彭真说：“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１１月２８日下午３点，周恩来、彭真、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问：“吴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邓拓回答：“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彭真把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激动地说：“又是来头来头！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周恩来注意到会场的情绪。他注视着大家，举起手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
彭真没有说话，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到身边，郑重地说：“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你们一定要在历史唯物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在后面加上“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摘自《书摘》纪希晨/文）
http://www.hf365.com 2002年6月20日合肥晚报
16、吴晗家破人亡（1）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49年后，吴晗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登出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尽管吴晗已在当天得知《文汇报》发表了批他的文章，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照样外出开会。回来时，他和往常一样回家先去西屋书房，翻阅当天报纸。吴晗刚在书桌前坐下，夫人袁震匆匆走进来，她脸色煞白，用手指着书桌上那张头天的《文汇报》，呆了片刻，一言未发就走了。吴晗拿起报纸，一排黑字大标题赫然入目：《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吴晗迅速看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蛮不讲理，读了令人气愤。他本不想去同这种小人计较，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得不认真再看一遍，发现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最后武断地定下调子：《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一名为繁荣社会主义文教事业而呕心沥血的共产党员，看到姚文元这种恶毒攻击，愤慨极了。吴晗隐约感到，这文章不是姚文元一个人写的，后面还有人，他越想，心情越沉重。姚文元文章出笼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学术界人士，既震惊，又气愤。北大历史系教授、吴晗的老同学邵循正赶来看他。邵循正见吴晗的心情沉重、忧郁，这在他们相处的几十年中是从未有过的，坐了好一会儿，邵循正才说：“学术问题，多作点自我批评就是了。”吴晗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不那么简单，这是有来头的。”两位老友沉默了。
就在吴晗心情沉重的同时，一艘航行在三峡的船舶上，头等舱里有几位老年人无心观赏两岸的壮丽景色，都在争相传看《文汇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刚刚从四川等地的三线工程参观归来。他们之中大都熟悉吴晗，看了姚文不禁大吃一惊。胡愈之斩钉截铁地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北京后，与吴晗多年共事的王麦初，忙到吴晗家探问，吴晗心情沉重，又怕老朋友担心，就很有把握地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
史学界更为气愤。北大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凡事也有一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的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他还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愤慨地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中国历史小丛书》责任编辑张习孔，以羽白的笔名发表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斥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
广大读者也都纷纷写文章反驳姚文元。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三千多件。
批《海瑞罢官》的来势很猛，姚文出笼十天后，上海就出了单行本。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北京日报》在转载时，前边加了由彭真定稿的按语，强调毛泽东一贯提倡的“百家争鸣”方针，指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转载时的按语也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按语是由周恩来亲自定稿的。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强调学术问题应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希望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限制。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提纲中明确指出是学术讨论性质，“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在这前后，彭真派崔月犁两次去看望吴晗，表明党对吴晗是关心和信任的。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时，彭真还和吴晗谈话，要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听了很高兴，知道组织上是把《海瑞罢官》的问题看成学术上的问题。邓拓为了把问题引向学术讨论，还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以学术探讨的口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最后特别提出：“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
市委的关怀和邓拓的启发，使吴晗更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他的，只要作自我批评就会得到谅解。他于是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于12月27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首先对学术批评和讨论表示欢迎；然后他把近年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以说明研究海瑞并不是为了影射庐山会议；文章还就有关《海瑞罢官》涉及的学术问题做了说明和解释。在一些问题上，吴晗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这篇自我批评发表之后，不少读者和熟悉吴晗的人都认为吴晗这样做很好。但江青一伙却借此对吴晗发动规模更大、调门更高的批判，诬陷吴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极为重要的药方便是骂皇帝”，急于从吴晗这儿打开突破口。江青得意地叫嚣：“一个吴晗挖出后就是一大堆啊！”春节时，吴晗到小妹家，同小妹夫李超（当时在三线工作，回来过春节），谈了一上午，李超对他说你是个世界观改造问题。吴晗听了有点宽慰。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49年后，吴晗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登出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尽管吴晗已在当天得知《文汇报》发表了批他的文章，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照样外出开会。回来时，他和往常一样回家先去西屋书房，翻阅当天报纸。吴晗刚在书桌前坐下，夫人袁震匆匆走进来，她脸色煞白，用手指着书桌上那张头天的《文汇报》，呆了片刻，一言未发就走了。吴晗拿起报纸，一排黑字大标题赫然入目：《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吴晗迅速看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蛮不讲理，读了令人气愤。他本不想去同这种小人计较，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得不认真再看一遍，发现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最后武断地定下调子：《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一名为繁荣社会主义文教事业而呕心沥血的共产党员，看到姚文元这种恶毒攻击，愤慨极了。吴晗隐约感到，这文章不是姚文元一个人写的，后面还有人，他越想，心情越沉重。姚文元文章出笼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学术界人士，既震惊，又气愤。北大历史系教授、吴晗的老同学邵循正赶来看他。邵循正见吴晗的心情沉重、忧郁，这在他们相处的几十年中是从未有过的，坐了好一会儿，邵循正才说：“学术问题，多作点自我批评就是了。”吴晗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不那么简单，这是有来头的。”两位老友沉默了。
就在吴晗心情沉重的同时，一艘航行在三峡的船舶上，头等舱里有几位老年人无心观赏两岸的壮丽景色，都在争相传看《文汇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刚刚从四川等地的三线工程参观归来。他们之中大都熟悉吴晗，看了姚文不禁大吃一惊。胡愈之斩钉截铁地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北京后，与吴晗多年共事的王麦初，忙到吴晗家探问，吴晗心情沉重，又怕老朋友担心，就很有把握地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
史学界更为气愤。北大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凡事也有一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的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他还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愤慨地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中国历史小丛书》责任编辑张习孔，以羽白的笔名发表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斥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
广大读者也都纷纷写文章反驳姚文元。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三千多件。
批《海瑞罢官》的来势很猛，姚文出笼十天后，上海就出了单行本。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北京日报》在转载时，前边加了由彭真定稿的按语，强调毛泽东一贯提倡的“百家争鸣”方针，指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转载时的按语也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按语是由周恩来亲自定稿的。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强调学术问题应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希望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限制。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提纲中明确指出是学术讨论性质，“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在这前后，彭真派崔月犁两次去看望吴晗，表明党对吴晗是关心和信任的。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时，彭真还和吴晗谈话，要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听了很高兴，知道组织上是把《海瑞罢官》的问题看成学术上的问题。邓拓为了把问题引向学术讨论，还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以学术探讨的口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最后特别提出：“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
市委的关怀和邓拓的启发，使吴晗更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他的，只要作自我批评就会得到谅解。他于是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于12月27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首先对学术批评和讨论表示欢迎；然后他把近年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以说明研究海瑞并不是为了影射庐山会议；文章还就有关《海瑞罢官》涉及的学术问题做了说明和解释。在一些问题上，吴晗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这篇自我批评发表之后，不少读者和熟悉吴晗的人都认为吴晗这样做很好。但江青一伙却借此对吴晗发动规模更大、调门更高的批判，诬陷吴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极为重要的药方便是骂皇帝”，急于从吴晗这儿打开突破口。江青得意地叫嚣：“一个吴晗挖出后就是一大堆啊！”春节时，吴晗到小妹家，同小妹夫李超（当时在三线工作，回来过春节），谈了一上午，李超对他说你是个世界观改造问题。吴晗听了有点宽慰。
17、吴晗家破人亡（2）
1966年3月北京郊区正是春耕季节，可是农民却不得不放下农活，去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批判会。在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一个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有个农民在揭发批判时，竟说这个流氓小偷受了吴晗影响而腐蚀的。恰好主席台下前排坐着的几个人中就有吴晗。原来北京市委领导为了保护吴晗，在这年3月由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让他换个环境。吴晗下去时化名李明光。但那时江青一伙已经把矛头指向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在内的“三家村”。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恶浪。大东流村也不例外。这天会上发言的人把流氓小偷犯罪同吴晗联系起来，对吴晗是个刺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脸上泛起灰白色。散会以后，吴晗回到住处，陪他下乡的秘书郭星华来看他，见他脸色难看，就说那人在批判会上的发言牵强附会，劝他不要想的太多。
在农村这段时间，有一次郭星华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他们把你和彭德怀挂上了。”吴晗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他接着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好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他又说：“批判我学术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
1966年乌云翻滚的5月，一天下午，七岁的小吴彰低着头离开景山学校，慢慢向家中走去。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变了，几个月来常听小朋友说他是“大坏蛋”的儿子，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天，老师布置写批判吴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写。他幼小的心灵里塞满了疑团：爸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听党的话。这样的爸爸会是坏蛋吗？他的姐姐吴小彦那时在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么慈祥可爱，令人尊敬，他绝不会是坏蛋。这些天来她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妈妈就止不住哭，吴晗把她搂过来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俩从学校领回的批判稿，还得由吴晗夫妇痛苦地代为起草，再由他俩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就在这个月，从围剿吴晗开始的逆流蔓延到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和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方式从文的批判发展到武的揪斗。吴晗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五一六通知》里，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从此，吴晗从心灵到肉体都遭受到迫害，而且逐步升级。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之前，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吴彰回忆：“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出揪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多数情况是拉到大大小小的会场上去斗，有时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斗。有一次，在烈日下，一群红卫兵把吴晗跪绑在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还抡起皮带抽，揪头发，拧耳朵，用各种办法侮辱他。他家的大门口和院子里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积攒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被抄走。他绞尽脑汁写出的全部书稿和抄录的卡片，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一页不剩地抄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同吴晗往来的书信手迹也给抄走了。家里的许多东西被当作四旧砸烂了，包括外国友人送的礼品以及电视机，甚至连吴晗珍藏的小彦从三岁起画的图画，也都在“这是什么玩艺儿”的斥骂声中，付之一炬。吴晗一家夜里也不得安宁，进入梦乡以后常常被猛烈的砸门声惊醒，小吴彰吓得缩在袁震怀里。这伙人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把吴晗从床上拉起来斗。
孩子们是信任爸爸的。吴小彦认定爸爸不是坏蛋。有一次，一伙人让吴晗跪在地上，围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他，小彦当时正爬在海棠树上，见此情景，赶忙跳下飞奔过去，朝着正踢吴晗的一个人踢了一脚，大声叫：“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吴晗为女儿出了一身冷汗，他生怕小彦挨打，由于小彦的勇敢行为，这人不再打吴晗了。还有一次，深夜，砸门声把吴晗一家惊醒，一伙凶神般的人撬掉了撞锁，砸开大门，抓住吴晗就打。小彦听到声音，忙从被窝里跳起，挣脱妈妈按住的手，光着脚丫往屋外跑，她一头扑到爸爸身上，用自己身体卫护着吴晗，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小彦的无畏精神感动了其中一些稍有人性的人。这次吴晗被带去斗了几天，没有挨打。放回来后，吴晗一进门就说：“亏了我女儿啊，”“彦，爸这回没挨打，爸没有白疼你。”
这时的吴晗已经明白江青一伙的矛头绝不是只对着他，而是对着党和国家的一大批老干部。他又像当年对待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一样，面对任何精神和肉体的压力都不屈服。有时，他被批斗后回到家里，还安慰亲人说：“今天看见彭真、薄一波啦，人家都是那么老的干部，我是陪绑的，怕什么？”他对小彦说：“我只要不死，就要与姚文元斗争到底！”“造反”组织一度勒令吴晗家属同他划清界限，分开过。在分开之前刹那间，吴晗用惜别的眼光望着小彦。以后，小彦一想起他那时的目光，心里就像刀割一样。吴晗住在小屋，连热饭的火都没有，又不能出门。小彦悄悄上街给爸爸买大饼和香烟。袁震看到吴晗喝凉水、啃烧饼，心疼极了，就轻声对小彦说：“快把这壶开水给爸送去，可别让人看见。”吴晗利用揪斗的间隙，从抄家后剩下的书里找出马列著作来读，搜集有用的史料，准备同姚文元进行“文斗”。他们被勒令每天扫北长街马路，在酷暑烈日下，吴晗被勒令跪在粗沙粒上，膝盖渗出血珠，但他忍着巨痛绝不求饶。他一拐一拐地回到家里，擦去腿上血迹，重又拿起毛泽东签名送他的书来看。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泽东以前说过的话不相符。
1966年3月北京郊区正是春耕季节，可是农民却不得不放下农活，去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批判会。在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一个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有个农民在揭发批判时，竟说这个流氓小偷受了吴晗影响而腐蚀的。恰好主席台下前排坐着的几个人中就有吴晗。原来北京市委领导为了保护吴晗，在这年3月由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让他换个环境。吴晗下去时化名李明光。但那时江青一伙已经把矛头指向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在内的“三家村”。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恶浪。大东流村也不例外。这天会上发言的人把流氓小偷犯罪同吴晗联系起来，对吴晗是个刺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脸上泛起灰白色。散会以后，吴晗回到住处，陪他下乡的秘书郭星华来看他，见他脸色难看，就说那人在批判会上的发言牵强附会，劝他不要想的太多。
在农村这段时间，有一次郭星华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他们把你和彭德怀挂上了。”吴晗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他接着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好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他又说：“批判我学术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
1966年乌云翻滚的5月，一天下午，七岁的小吴彰低着头离开景山学校，慢慢向家中走去。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变了，几个月来常听小朋友说他是“大坏蛋”的儿子，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天，老师布置写批判吴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写。他幼小的心灵里塞满了疑团：爸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听党的话。这样的爸爸会是坏蛋吗？他的姐姐吴小彦那时在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么慈祥可爱，令人尊敬，他绝不会是坏蛋。这些天来她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妈妈就止不住哭，吴晗把她搂过来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俩从学校领回的批判稿，还得由吴晗夫妇痛苦地代为起草，再由他俩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就在这个月，从围剿吴晗开始的逆流蔓延到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和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方式从文的批判发展到武的揪斗。吴晗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五一六通知》里，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从此，吴晗从心灵到肉体都遭受到迫害，而且逐步升级。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之前，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吴彰回忆：“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出揪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多数情况是拉到大大小小的会场上去斗，有时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斗。有一次，在烈日下，一群红卫兵把吴晗跪绑在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还抡起皮带抽，揪头发，拧耳朵，用各种办法侮辱他。他家的大门口和院子里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积攒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被抄走。他绞尽脑汁写出的全部书稿和抄录的卡片，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一页不剩地抄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同吴晗往来的书信手迹也给抄走了。家里的许多东西被当作四旧砸烂了，包括外国友人送的礼品以及电视机，甚至连吴晗珍藏的小彦从三岁起画的图画，也都在“这是什么玩艺儿”的斥骂声中，付之一炬。吴晗一家夜里也不得安宁，进入梦乡以后常常被猛烈的砸门声惊醒，小吴彰吓得缩在袁震怀里。这伙人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把吴晗从床上拉起来斗。
孩子们是信任爸爸的。吴小彦认定爸爸不是坏蛋。有一次，一伙人让吴晗跪在地上，围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他，小彦当时正爬在海棠树上，见此情景，赶忙跳下飞奔过去，朝着正踢吴晗的一个人踢了一脚，大声叫：“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吴晗为女儿出了一身冷汗，他生怕小彦挨打，由于小彦的勇敢行为，这人不再打吴晗了。还有一次，深夜，砸门声把吴晗一家惊醒，一伙凶神般的人撬掉了撞锁，砸开大门，抓住吴晗就打。小彦听到声音，忙从被窝里跳起，挣脱妈妈按住的手，光着脚丫往屋外跑，她一头扑到爸爸身上，用自己身体卫护着吴晗，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小彦的无畏精神感动了其中一些稍有人性的人。这次吴晗被带去斗了几天，没有挨打。放回来后，吴晗一进门就说：“亏了我女儿啊，”“彦，爸这回没挨打，爸没有白疼你。”
这时的吴晗已经明白江青一伙的矛头绝不是只对着他，而是对着党和国家的一大批老干部。他又像当年对待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一样，面对任何精神和肉体的压力都不屈服。有时，他被批斗后回到家里，还安慰亲人说：“今天看见彭真、薄一波啦，人家都是那么老的干部，我是陪绑的，怕什么？”他对小彦说：“我只要不死，就要与姚文元斗争到底！”“造反”组织一度勒令吴晗家属同他划清界限，分开过。在分开之前刹那间，吴晗用惜别的眼光望着小彦。以后，小彦一想起他那时的目光，心里就像刀割一样。吴晗住在小屋，连热饭的火都没有，又不能出门。小彦悄悄上街给爸爸买大饼和香烟。袁震看到吴晗喝凉水、啃烧饼，心疼极了，就轻声对小彦说：“快把这壶开水给爸送去，可别让人看见。”吴晗利用揪斗的间隙，从抄家后剩下的书里找出马列著作来读，搜集有用的史料，准备同姚文元进行“文斗”。他们被勒令每天扫北长街马路，在酷暑烈日下，吴晗被勒令跪在粗沙粒上，膝盖渗出血珠，但他忍着巨痛绝不求饶。他一拐一拐地回到家里，擦去腿上血迹，重又拿起毛泽东签名送他的书来看。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泽东以前说过的话不相符。
18、吴晗家破人亡（3）
1967年初，吴晗全家被扫地出门，离开了北长街，搬到城南的一座普通公寓，和同被赶出家门的万里、张友渔等住在一起。那时候大小批斗会数不胜数，吴晗是第一个揪出来的，“名气”大，更加“忙”得很。两派为了争夺批斗对象，常常乘夜间来抢，吴晗遭到抢劫次数更多。一派把他抢到手后，就把他涂成大花脸，让人认不出来。有时他在夜间被不断转移，一连几天不见了，过了几天才被送回来。吴晗在批斗会的台上才能见到一些熟悉的朋友和领导同志。
1967年秋，吴晗和市委、市人委干部被集中到市委党校，有单位开批判会就拉他去，否则就在院内参加劳改队的劳动。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在劳改队里，吴晗被人打出了内伤，口吐鲜血。他的身上经常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浑身青肿的吴晗，艰难地回到家里。小彦淌着泪给爸爸敷药。吴晗疼得紧锁双眉，可还是强作笑颜，安慰小彦说：“彦，没关系，他们打爸的时候，爸一想你，身上就不疼了。”在困境里默默关怀吴晗的人，除亲人之外，还是有的。一天下午，吴晗一人拿着把长锄，弓着腰，笨手笨脚地在党校校园里锄草。吴晗的学生肖松，那时也是“专政”对象，正从那里走过。一眼望见吴晗单独在劳动，周围没有人，就悄悄走到吴晗身边。吴晗看了他一眼，没敢说话。肖松轻轻地对吴晗说：“注意身体。”“没关系，吃得消”，吴晗小声地、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一声。尽管那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大不如以前了，但他听到亲密的学生还关怀自己的时候，不愿肖松为他担忧，就装作没什么的样子，好让肖松放心。
在党校时，同吴晗接触比较多的是廖沫沙。他俩几乎天天被揪到各单位去批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去过。有时一天多到三场。每次都是倒背双手，弯腰低头（喷气式），吴晗的身体有点受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和廖沫沙挨打后，在党校食堂吃饭。廖沫沙一个人先坐在角落边的桌子上吃。吴晗打饭以后，低着头，慢慢地走到廖沫沙的身边，准备坐下来，看上去很痛苦。廖沫沙关心地问：“你怎么样？”吴晗用手指胸口，没有说话，接着就是一阵干咳。残酷的折磨，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坚强意志。
有一天清晨吴晗和廖沫沙被京郊矿区两个造反派揪去坐上火车，准备接受批斗。到了那里以后，他俩被关到一个房间里，吴晗低头坐着沉思，还不时地叹着气，廖沫沙想开玩笑为他解愁，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晗苦笑着问：“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沫沙想吴晗是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又联想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就拿来开吴晗一个玩笑说：“这出戏叫《五斗米折腰》啊！”吴晗一下来了兴趣，就说：“我的工资是三百元，能买多少五斗米？你说说看。”廖沫沙不知道米价，自然算不出来，就对吴晗说：“你自己算吧，你看该买多少就买多少吧。”吴晗也同样不知米价，就坚持让廖沫沙来算。廖沫沙算不出，就来了个“折衷主义”，对吴晗说：“那么戏名就改为《折腰》好了。”吴晗连连点头赞同。后来在回去的火车上廖沫沙做了首打油诗，题为《嘲吴晗并自嘲》：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受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新风骚。
后来，他在狱中将这首诗写在烟盒背面，可惜他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诗告诉吴晗，让他分享这带着泪水的玩笑。1968年3月，一辆囚车开入党校，从楼里押出一个人，身子弓曲，脸色却很平静。吴晗正式被逮捕下狱了。一年以后，江青、康生一伙放出风来说吴晗是“叛徒”。原来有个从前是吴晗的学生，后来卖身投靠“四人帮”的家伙，揭发吴晗是1934年上海社联的吴小浦，是党员，以后不知去向，因此怀疑吴晗是“叛徒”。康生看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立即设法搞证明材料，但没有捞到一根稻草。经调查，吴小浦和吴晗是两个人，历史上根本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时，吴晗正在清华大学学习和教书，两人风马牛不相及。康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竟然恶狠狠地说：“吴晗不是叛徒，但他是特务，有可靠的材料。”他的所谓材料是，1947年苏联驻华使馆的一位文化参赞，曾找吴晗了解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吴晗提供了一些情况。这是吴晗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一件事。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驻华大使馆，还向我国的有关部门提及此事，以示表彰。而康生竟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吴晗扣上“苏联特务”的帽子，制造了千古奇冤。
吴晗被捕入狱的第二个月，袁震又遭到江青一伙的迫害。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吴晗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气不过就对这伙暴徒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袁震自然最了解吴晗，为吴晗报不平，理所当然。但是就因为说了这几句话，她被打成“右派”，并送进了“劳改队”。“劳改队”集中住在旧浴池里，袁震本是个长期病号，热天还要穿棉袍。在劳改队里她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双腿瘫痪了。当时没有大夫为她治病，十四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去护理妈妈，还要干分配给妈妈的劳动活。后来，“劳改队”的管理人员见她拖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才允许她回家看病。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兴地把袁震接回家，以为可以母子团聚了。住在同一座楼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袁震和孩子们吃了一顿少有的美餐。谁知这竟是袁震最后的一顿晚餐。当天夜里，袁震的喘气声惊醒了小彦和吴彰，他俩急忙把母亲送到医院。医院的人了解到袁震是吴晗的妻子，怕划不清政治界线，不敢认真抢救。袁震的病情因延误而恶化。次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醒过来。小彦问妈妈：“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说：“彦，我想喝口稀饭。”吴彰去向医生哀告，医生冷冰冰地拒绝了。袁震难过得掉下泪来，没过多久就与世长辞了。小彦和吴彰到太平间给母亲更衣，只见袁震的一双眼睛仍然半睁着，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他俩趴在袁震的遗体上大哭，泪珠像断线一样落在妈妈的脸上、身上。那一天，在凄风苦雨中，失去母亲的姐弟，回到了仍然只有他俩的“家”。
1967年初，吴晗全家被扫地出门，离开了北长街，搬到城南的一座普通公寓，和同被赶出家门的万里、张友渔等住在一起。那时候大小批斗会数不胜数，吴晗是第一个揪出来的，“名气”大，更加“忙”得很。两派为了争夺批斗对象，常常乘夜间来抢，吴晗遭到抢劫次数更多。一派把他抢到手后，就把他涂成大花脸，让人认不出来。有时他在夜间被不断转移，一连几天不见了，过了几天才被送回来。吴晗在批斗会的台上才能见到一些熟悉的朋友和领导同志。
1967年秋，吴晗和市委、市人委干部被集中到市委党校，有单位开批判会就拉他去，否则就在院内参加劳改队的劳动。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在劳改队里，吴晗被人打出了内伤，口吐鲜血。他的身上经常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浑身青肿的吴晗，艰难地回到家里。小彦淌着泪给爸爸敷药。吴晗疼得紧锁双眉，可还是强作笑颜，安慰小彦说：“彦，没关系，他们打爸的时候，爸一想你，身上就不疼了。”在困境里默默关怀吴晗的人，除亲人之外，还是有的。一天下午，吴晗一人拿着把长锄，弓着腰，笨手笨脚地在党校校园里锄草。吴晗的学生肖松，那时也是“专政”对象，正从那里走过。一眼望见吴晗单独在劳动，周围没有人，就悄悄走到吴晗身边。吴晗看了他一眼，没敢说话。肖松轻轻地对吴晗说：“注意身体。”“没关系，吃得消”，吴晗小声地、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一声。尽管那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大不如以前了，但他听到亲密的学生还关怀自己的时候，不愿肖松为他担忧，就装作没什么的样子，好让肖松放心。
在党校时，同吴晗接触比较多的是廖沫沙。他俩几乎天天被揪到各单位去批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去过。有时一天多到三场。每次都是倒背双手，弯腰低头（喷气式），吴晗的身体有点受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和廖沫沙挨打后，在党校食堂吃饭。廖沫沙一个人先坐在角落边的桌子上吃。吴晗打饭以后，低着头，慢慢地走到廖沫沙的身边，准备坐下来，看上去很痛苦。廖沫沙关心地问：“你怎么样？”吴晗用手指胸口，没有说话，接着就是一阵干咳。残酷的折磨，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坚强意志。
有一天清晨吴晗和廖沫沙被京郊矿区两个造反派揪去坐上火车，准备接受批斗。到了那里以后，他俩被关到一个房间里，吴晗低头坐着沉思，还不时地叹着气，廖沫沙想开玩笑为他解愁，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晗苦笑着问：“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沫沙想吴晗是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又联想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就拿来开吴晗一个玩笑说：“这出戏叫《五斗米折腰》啊！”吴晗一下来了兴趣，就说：“我的工资是三百元，能买多少五斗米？你说说看。”廖沫沙不知道米价，自然算不出来，就对吴晗说：“你自己算吧，你看该买多少就买多少吧。”吴晗也同样不知米价，就坚持让廖沫沙来算。廖沫沙算不出，就来了个“折衷主义”，对吴晗说：“那么戏名就改为《折腰》好了。”吴晗连连点头赞同。后来在回去的火车上廖沫沙做了首打油诗，题为《嘲吴晗并自嘲》：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受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新风骚。
后来，他在狱中将这首诗写在烟盒背面，可惜他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诗告诉吴晗，让他分享这带着泪水的玩笑。1968年3月，一辆囚车开入党校，从楼里押出一个人，身子弓曲，脸色却很平静。吴晗正式被逮捕下狱了。一年以后，江青、康生一伙放出风来说吴晗是“叛徒”。原来有个从前是吴晗的学生，后来卖身投靠“四人帮”的家伙，揭发吴晗是1934年上海社联的吴小浦，是党员，以后不知去向，因此怀疑吴晗是“叛徒”。康生看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立即设法搞证明材料，但没有捞到一根稻草。经调查，吴小浦和吴晗是两个人，历史上根本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时，吴晗正在清华大学学习和教书，两人风马牛不相及。康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竟然恶狠狠地说：“吴晗不是叛徒，但他是特务，有可靠的材料。”他的所谓材料是，1947年苏联驻华使馆的一位文化参赞，曾找吴晗了解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吴晗提供了一些情况。这是吴晗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一件事。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驻华大使馆，还向我国的有关部门提及此事，以示表彰。而康生竟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吴晗扣上“苏联特务”的帽子，制造了千古奇冤。
吴晗被捕入狱的第二个月，袁震又遭到江青一伙的迫害。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吴晗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气不过就对这伙暴徒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袁震自然最了解吴晗，为吴晗报不平，理所当然。但是就因为说了这几句话，她被打成“右派”，并送进了“劳改队”。“劳改队”集中住在旧浴池里，袁震本是个长期病号，热天还要穿棉袍。在劳改队里她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双腿瘫痪了。当时没有大夫为她治病，十四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去护理妈妈，还要干分配给妈妈的劳动活。后来，“劳改队”的管理人员见她拖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才允许她回家看病。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兴地把袁震接回家，以为可以母子团聚了。住在同一座楼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袁震和孩子们吃了一顿少有的美餐。谁知这竟是袁震最后的一顿晚餐。当天夜里，袁震的喘气声惊醒了小彦和吴彰，他俩急忙把母亲送到医院。医院的人了解到袁震是吴晗的妻子，怕划不清政治界线，不敢认真抢救。袁震的病情因延误而恶化。次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醒过来。小彦问妈妈：“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说：“彦，我想喝口稀饭。”吴彰去向医生哀告，医生冷冰冰地拒绝了。袁震难过得掉下泪来，没过多久就与世长辞了。小彦和吴彰到太平间给母亲更衣，只见袁震的一双眼睛仍然半睁着，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他俩趴在袁震的遗体上大哭，泪珠像断线一样落在妈妈的脸上、身上。那一天，在凄风苦雨中，失去母亲的姐弟，回到了仍然只有他俩的“家”。
19、吴晗家破人亡（4）
1969年10月11日，有人敲吴家的门，要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他俩看到来接的汽车是医院的，预感到不祥。当来到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绷着脸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这话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接着嚎啕大哭起来。懂事的小彦透过哭声追问说：“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那人冷冰冰地回答说：“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又放声大哭。在场的医生见了这情景也伤心地落了泪。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一个专案组的像是头目样的人走过来，对两个孩子大声喝斥：“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两个孩子被吓了出来，连死去的父亲也没有看上一眼，只拿回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那是父亲最后的遗物。在那凄惨的秋天，两个孤儿捧着血衣，满脸泪痕地回到家里，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他俩的一腔悲愤、无限冤屈，在当时能向谁去倾诉呢？
失去父母的小彦、小彰，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他俩相依为命。小彦自幼是个父母钟爱的娇姑娘，从吴晗被批斗、袁震又病在床上起，她就忙着为全家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妈妈和弟弟。父母相继去世时，她只有十五岁，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两人的衣食，照料十一岁的弟弟。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抑郁寡欢。姐弟俩饱尝了讥诮辱骂、拳打脚踢的苦楚，还要忍受饥寒的威胁。
精神折磨和生活熬煎，使两个孤儿的日子异常难过。他们只能把心寄托在死去的父母身上。小彦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头，两侧横着姐弟做的小花圈，中间放着她画的一张妈妈的素描。小彦几乎每天都梦到妈妈那半睁的双眼和脸上挂着的泪花。她更恨那些人没能让他俩最后见到爸爸。后来小彦找到一张1965年的全家合影，在一个清晨约了两个同学，帮助她把袁震的遗骨埋在了西山八大处。每逢清明节，姐弟俩都要去扫墓。小彦在墓前，把一封封写给父母的、永远无法投递的信烧掉。山风把纸灰轻轻扬起，像是把他俩的怀念之情传递给屈死的双亲。1973年6月，过度刺激和长期思念，使小彦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她还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四人帮”一伙怕得要命，就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被抓那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当天开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却硬说小彦是装病装疯。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脚镣，她阑尾炎痛，就只给止痛药吃；她哭就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一间能住十几个人的牢房里，经常对她进行拷打。她的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中秋节那天，小彦在牢中悲愤之极，痛不欲生。小彦在狱中被折磨得身心俱残，精神分裂症加重起来，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976年9月23日，刚满二十二岁的小彦，又一次选择了死作为最后的抗议。吴晗一家在十年浩劫里家破人亡。四口人死了三口，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吴彰。
摘自《吴晗画传》，作者：王宏志 金若年，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ziliao/detail_2012_11/26/19536143_3.shtml
1969年10月11日，有人敲吴家的门，要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他俩看到来接的汽车是医院的，预感到不祥。当来到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绷着脸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这话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接着嚎啕大哭起来。懂事的小彦透过哭声追问说：“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那人冷冰冰地回答说：“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又放声大哭。在场的医生见了这情景也伤心地落了泪。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一个专案组的像是头目样的人走过来，对两个孩子大声喝斥：“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两个孩子被吓了出来，连死去的父亲也没有看上一眼，只拿回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那是父亲最后的遗物。在那凄惨的秋天，两个孤儿捧着血衣，满脸泪痕地回到家里，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他俩的一腔悲愤、无限冤屈，在当时能向谁去倾诉呢？
失去父母的小彦、小彰，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他俩相依为命。小彦自幼是个父母钟爱的娇姑娘，从吴晗被批斗、袁震又病在床上起，她就忙着为全家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妈妈和弟弟。父母相继去世时，她只有十五岁，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两人的衣食，照料十一岁的弟弟。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抑郁寡欢。姐弟俩饱尝了讥诮辱骂、拳打脚踢的苦楚，还要忍受饥寒的威胁。
精神折磨和生活熬煎，使两个孤儿的日子异常难过。他们只能把心寄托在死去的父母身上。小彦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头，两侧横着姐弟做的小花圈，中间放着她画的一张妈妈的素描。小彦几乎每天都梦到妈妈那半睁的双眼和脸上挂着的泪花。她更恨那些人没能让他俩最后见到爸爸。后来小彦找到一张1965年的全家合影，在一个清晨约了两个同学，帮助她把袁震的遗骨埋在了西山八大处。每逢清明节，姐弟俩都要去扫墓。小彦在墓前，把一封封写给父母的、永远无法投递的信烧掉。山风把纸灰轻轻扬起，像是把他俩的怀念之情传递给屈死的双亲。1973年6月，过度刺激和长期思念，使小彦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她还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四人帮”一伙怕得要命，就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被抓那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当天开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却硬说小彦是装病装疯。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脚镣，她阑尾炎痛，就只给止痛药吃；她哭就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一间能住十几个人的牢房里，经常对她进行拷打。她的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中秋节那天，小彦在牢中悲愤之极，痛不欲生。小彦在狱中被折磨得身心俱残，精神分裂症加重起来，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976年9月23日，刚满二十二岁的小彦，又一次选择了死作为最后的抗议。吴晗一家在十年浩劫里家破人亡。四口人死了三口，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吴彰。
摘自《吴晗画传》，作者：王宏志 金若年，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ziliao/detail_2012_11/26/19536143_3.shtml
20、南北“海瑞”同遭大冤案 （1）
周信芳和马连良是我国京剧界久负盛名的两位大师，世称“南麒北马”。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和马连良的《海瑞罢官》在京剧舞台上争艳斗奇，由于他们的精湛表演，被人们誉为舞台上的两位“活海瑞”。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出戏，在“文革”中使这两位艺术大师同遭厄运，甚至被迫害致死。这成为京剧史上最大的冤案。
周扬建议周信芳编演“海瑞戏”
周信芳的《海瑞上疏》编演于1959年。那年年初，中央及地方一些报刊根据毛泽东一贯提倡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话的民主风气，发表了不少颂扬海瑞、魏征等历史人物的文章，有人称之为“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来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他通过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约见了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他建议周信芳编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他说，从反右之后，许多人都不敢说话了，写海瑞戏，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他还送给周信芳《海刚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两本书，供他编戏时参考。
周信芳把这一创作任务带回来，立即得到文化局与京剧院的支持。京剧院党组织和院务会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全力以赴把这出戏作为重点剧目搞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4月到5月，创作组编写了剧本提纲。
就在同年4月间，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主席在会上针对反右以后不少人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提倡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有解放思想、坚持真理、敢想敢说的风格。毛主席看了湖南花鼓戏《生死牌》以后，又讲了称赞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话。
这一时期创作组先后搞了三个提纲。7月间，许思言根据第三个提纲写出了初稿。
初稿得到了领导和京剧院的肯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文汇报》负责人陈虞孙和李太成、刘厚生等人都认为基础较好，给予肯定。
为了确保这一重点剧目，京剧院调集了强大的演出阵容。周信芳扮演主角海瑞，金素雯饰演海夫人，李桐森饰演嘉靖皇帝，纪玉良、童祥苓等著名演员担任其他角色。周信芳还担任导演。
《海瑞上疏》尽显麒派风采
1959年国庆前夕，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展览演出拉开了帷幕。9月30日，上海京剧院的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隆重首演于天蟾舞台。这次献礼演出有十六个剧种，一百多个剧目参加。《海瑞上疏》独树一帜。周信芳虽然年逾花甲，但老当益壮。他再次以其独特的麒派风采和麒艺魅力倾倒了观众，引起轰动。
《海瑞上疏》是一出好戏。剧本写户部主事海瑞眼看嘉靖皇帝妄求长生，宠信方士，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心中十分忧愤。一日又目击方士、官差为建玉芝坛强拆民房，驱赶百姓。海瑞进谒首辅徐阶，指望他谏君匡过，可是徐阶明哲保身，不敢出首。海瑞无奈，决定自己上疏，冒死奏谏。海夫人因劝阻他不听，深夜将疏本焚毁，海瑞于是投奔好友何以尚家重修奏疏。次日嘉靖举行庆典，海瑞命人抬了棺方，入朝觐见。嘉靖阅疏大怒，将海瑞下狱，并欲处以极刑。何以尚保奏，也遭刑杖。后嘉靖暴死，新帝接位，经徐阶斡旋，海瑞获赦。出狱时，百姓夹道欢呼。剧本围绕海瑞冒死上书一事，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剧情发展跌宕起伏，人物感情波澜翻滚，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海瑞上疏》正式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上海与北京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分析了《海瑞上疏》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称赞该剧的创作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
《海瑞上疏》公演不久，其剧本便在《上海戏剧》杂志上公开发表，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这个戏到北京演出，陈毅、周扬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都给以了肯定。
吴晗为马连良撰写《海瑞罢官》
非常巧合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南麒北马”不约而同地排演了海瑞戏。就在《海瑞上疏》上演不久，在北京的马连良也开始了海瑞戏的编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在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一向敬重海瑞，对吴晗这些作品也十分喜爱。
1959年冬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马连良遇到了吴晗，两人谈到了海瑞。马连良先是问吴晗，为什么报刊上连续发表多篇宣扬海瑞的文章？吴晗告诉他，1959年4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曾称赞海瑞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不畏权势的精神，号召大家要学习这种精神。后来钱俊瑞、胡乔木来找他，要他写些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对吴晗说：“我在富连成科班学戏时曾演出过《大红袍》，我对海瑞十分佩服，我看了您写的那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更有兴趣。您能不能给我写一出描写海瑞的新的京戏？”吴晗答应试试看。过了不久，吴晗果真写出了《海瑞》剧本初稿（后更名《海瑞罢官》），给马连良送来了，并希望剧团加以修改。1960年底，《海瑞罢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由王雁担任导演，马连良饰演海瑞。
这个戏主要写罢官，海瑞上任应天府巡抚，察访民情时得知：告老还乡的太师徐阶，霸占了洪阿兰家的民田，并纵子徐瑛行凶，强抢了洪阿兰的女儿赵小兰。海瑞秉公而断，判徐瑛死刑，徐阶退田。徐阶买通朝官，诬告海瑞鱼肉乡里，罢了海瑞的官职。海瑞毅然在交印之前处死徐瑛，为民除害。《海瑞罢官》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人们称它为马派艺术又一杰作。吴晗原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副市长，他跑到京剧行当写剧本，因此廖沫沙称赞吴晗“破门而出”。
周信芳和马连良是我国京剧界久负盛名的两位大师，世称“南麒北马”。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和马连良的《海瑞罢官》在京剧舞台上争艳斗奇，由于他们的精湛表演，被人们誉为舞台上的两位“活海瑞”。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出戏，在“文革”中使这两位艺术大师同遭厄运，甚至被迫害致死。这成为京剧史上最大的冤案。
周扬建议周信芳编演“海瑞戏”
周信芳的《海瑞上疏》编演于1959年。那年年初，中央及地方一些报刊根据毛泽东一贯提倡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话的民主风气，发表了不少颂扬海瑞、魏征等历史人物的文章，有人称之为“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来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他通过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约见了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他建议周信芳编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他说，从反右之后，许多人都不敢说话了，写海瑞戏，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他还送给周信芳《海刚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两本书，供他编戏时参考。
周信芳把这一创作任务带回来，立即得到文化局与京剧院的支持。京剧院党组织和院务会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全力以赴把这出戏作为重点剧目搞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4月到5月，创作组编写了剧本提纲。
就在同年4月间，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主席在会上针对反右以后不少人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提倡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有解放思想、坚持真理、敢想敢说的风格。毛主席看了湖南花鼓戏《生死牌》以后，又讲了称赞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话。
这一时期创作组先后搞了三个提纲。7月间，许思言根据第三个提纲写出了初稿。
初稿得到了领导和京剧院的肯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文汇报》负责人陈虞孙和李太成、刘厚生等人都认为基础较好，给予肯定。
为了确保这一重点剧目，京剧院调集了强大的演出阵容。周信芳扮演主角海瑞，金素雯饰演海夫人，李桐森饰演嘉靖皇帝，纪玉良、童祥苓等著名演员担任其他角色。周信芳还担任导演。
《海瑞上疏》尽显麒派风采
1959年国庆前夕，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展览演出拉开了帷幕。9月30日，上海京剧院的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隆重首演于天蟾舞台。这次献礼演出有十六个剧种，一百多个剧目参加。《海瑞上疏》独树一帜。周信芳虽然年逾花甲，但老当益壮。他再次以其独特的麒派风采和麒艺魅力倾倒了观众，引起轰动。
《海瑞上疏》是一出好戏。剧本写户部主事海瑞眼看嘉靖皇帝妄求长生，宠信方士，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心中十分忧愤。一日又目击方士、官差为建玉芝坛强拆民房，驱赶百姓。海瑞进谒首辅徐阶，指望他谏君匡过，可是徐阶明哲保身，不敢出首。海瑞无奈，决定自己上疏，冒死奏谏。海夫人因劝阻他不听，深夜将疏本焚毁，海瑞于是投奔好友何以尚家重修奏疏。次日嘉靖举行庆典，海瑞命人抬了棺方，入朝觐见。嘉靖阅疏大怒，将海瑞下狱，并欲处以极刑。何以尚保奏，也遭刑杖。后嘉靖暴死，新帝接位，经徐阶斡旋，海瑞获赦。出狱时，百姓夹道欢呼。剧本围绕海瑞冒死上书一事，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剧情发展跌宕起伏，人物感情波澜翻滚，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海瑞上疏》正式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上海与北京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分析了《海瑞上疏》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称赞该剧的创作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
《海瑞上疏》公演不久，其剧本便在《上海戏剧》杂志上公开发表，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这个戏到北京演出，陈毅、周扬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都给以了肯定。
吴晗为马连良撰写《海瑞罢官》
非常巧合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南麒北马”不约而同地排演了海瑞戏。就在《海瑞上疏》上演不久，在北京的马连良也开始了海瑞戏的编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在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一向敬重海瑞，对吴晗这些作品也十分喜爱。
1959年冬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马连良遇到了吴晗，两人谈到了海瑞。马连良先是问吴晗，为什么报刊上连续发表多篇宣扬海瑞的文章？吴晗告诉他，1959年4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曾称赞海瑞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不畏权势的精神，号召大家要学习这种精神。后来钱俊瑞、胡乔木来找他，要他写些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对吴晗说：“我在富连成科班学戏时曾演出过《大红袍》，我对海瑞十分佩服，我看了您写的那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更有兴趣。您能不能给我写一出描写海瑞的新的京戏？”吴晗答应试试看。过了不久，吴晗果真写出了《海瑞》剧本初稿（后更名《海瑞罢官》），给马连良送来了，并希望剧团加以修改。1960年底，《海瑞罢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由王雁担任导演，马连良饰演海瑞。
这个戏主要写罢官，海瑞上任应天府巡抚，察访民情时得知：告老还乡的太师徐阶，霸占了洪阿兰家的民田，并纵子徐瑛行凶，强抢了洪阿兰的女儿赵小兰。海瑞秉公而断，判徐瑛死刑，徐阶退田。徐阶买通朝官，诬告海瑞鱼肉乡里，罢了海瑞的官职。海瑞毅然在交印之前处死徐瑛，为民除害。《海瑞罢官》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人们称它为马派艺术又一杰作。吴晗原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副市长，他跑到京剧行当写剧本，因此廖沫沙称赞吴晗“破门而出”。
21、南北“海瑞”同遭大冤案 （2）
南北“海瑞”均遭灭顶之灾
可以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分别是周信芳、马连良在晚年推出的两出极具光彩的巅峰之作。
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这两出海瑞戏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心怀叵测的江青早就对《海瑞罢官》虎视眈眈。
1964年下半年，她找北京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人家没同意。1965年2月，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活动非常秘密。文章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此时毛泽东正在酝酿发动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对文章表示了肯定，意图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
这样，1965年11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文章一开始就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说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美化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在肯定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指出：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已经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更加升温，完全从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调子也越来越高，从刮单干风到替庐山会议上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一直到骂皇帝就是骂毛主席。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海瑞上疏》当然也不能幸免。这场批判运动一开始，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箭双雕的，他在文章中特别点出：“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接着江青、张春桥等又把枪口对准了《海瑞上疏》。1966年2月、5月，先后又在《解放日报》上抛出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和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两篇黑文。文章诬称“《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对《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的批判，完全是“四人帮”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在这起冤案中，吴晗、周信芳、马连良、许思言以及一批领导干部、著名艺术家被牵扯了进去，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吴晗被投进监狱，遭受种种摧残和迫害，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袁、吴二人于1969年先后含冤而死。他们的女儿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1976年去世。
吴晗一家四口，竟死了三个，仅儿子吴彰幸存。马连良从1966年8月开始，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在半年多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只有66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
周信芳先是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他的夫人受到株连，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孙女被逼成疯。周信芳本人由于长期被批斗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1975年3月8日去世。这两位艺术大师的悲惨命运竟是如此相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周信芳与马连良分别得到平反昭雪。《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这两出戏还分别由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重新搬上舞台，焕发出了璀璨的光彩！
本文作者：沈鸿鑫
南北“海瑞”均遭灭顶之灾
可以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分别是周信芳、马连良在晚年推出的两出极具光彩的巅峰之作。
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这两出海瑞戏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心怀叵测的江青早就对《海瑞罢官》虎视眈眈。
1964年下半年，她找北京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人家没同意。1965年2月，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活动非常秘密。文章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此时毛泽东正在酝酿发动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对文章表示了肯定，意图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
这样，1965年11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文章一开始就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说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美化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在肯定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指出：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已经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更加升温，完全从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调子也越来越高，从刮单干风到替庐山会议上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一直到骂皇帝就是骂毛主席。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海瑞上疏》当然也不能幸免。这场批判运动一开始，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箭双雕的，他在文章中特别点出：“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接着江青、张春桥等又把枪口对准了《海瑞上疏》。1966年2月、5月，先后又在《解放日报》上抛出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和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两篇黑文。文章诬称“《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对《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的批判，完全是“四人帮”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在这起冤案中，吴晗、周信芳、马连良、许思言以及一批领导干部、著名艺术家被牵扯了进去，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吴晗被投进监狱，遭受种种摧残和迫害，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袁、吴二人于1969年先后含冤而死。他们的女儿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1976年去世。
吴晗一家四口，竟死了三个，仅儿子吴彰幸存。马连良从1966年8月开始，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在半年多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只有66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
周信芳先是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他的夫人受到株连，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孙女被逼成疯。周信芳本人由于长期被批斗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1975年3月8日去世。这两位艺术大师的悲惨命运竟是如此相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周信芳与马连良分别得到平反昭雪。《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这两出戏还分别由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重新搬上舞台，焕发出了璀璨的光彩！
本文作者：沈鸿鑫
22、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二月提纲”
1965 年11 月《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发表及其导致的更加猛烈的文化批判，起初曾受到中央一线领导一定程度的抵制，这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使他下决心发动一场更加激烈、广泛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经过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地发动起来。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运动范围由文化、教育领域及党政机关，迅速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断升级的背景下，1965 年11 月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1]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吴晗写的京剧剧[2]。早在1959 年4 月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会后不久，根据这个精神，吴晗开始写作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错误地对彭德怀开展批判后，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彭德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1965 年底开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以对所谓“右派海瑞”的批判展开的。
从1962 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就对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1964 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1965 年2 月，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用江青的话讲，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3]。
姚文元这篇批判文章，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猛烈攻击《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反感。《文汇报》收到表示不同意见的来信来稿达数千件。许多著名学者斥责姚文“陷人于罪”，表示“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中央曾有规定，对知名人物的批判要经过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对《文汇报》未经批准突然登出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感到极不正常。在不了解文章背景的情况下，他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在姚文发表的十多天内，除华
东地区几家报纸予以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报刊未作转载。为此，毛泽东提出由上海出小册子。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订购数很少。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了解姚文发表的背景后，指示北京的报纸予以转载。根据周恩来和彭真的意见，《人民日报》在1965 年11 月30 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刊上加以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仍然是主张把讨论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处理。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表了少量对姚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吴晗和《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
1965 年12 月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到:《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谈话传开以后，一些批判文章的调门进一步升高，批判范围迅速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1966 年1 月中旬，中央宣传部收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各写的一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因对文章中一些上纲很高的提法是否适于公开发表没有把握，于是摘要上报请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4]。
2 月3 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印发了包括上述文章摘要在内的七个材料，反映的都是学术批判引起紧张形势和有关方面提出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制定出若干指导方针，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后，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左”的提法，但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引导运动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提纲”还指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个提纲，连同所附的七个材料，报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
2 月5 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认可。2 月8 日，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2 月12 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的形成，反映了党内相当多数同志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所持的慎重态度，但江青等人却对此极为不满。此后不久，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文教部门扩大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斗争的焦点，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斗争的对象，从《海瑞罢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就更加明确地、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1965 年11 月《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发表及其导致的更加猛烈的文化批判，起初曾受到中央一线领导一定程度的抵制，这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使他下决心发动一场更加激烈、广泛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经过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地发动起来。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运动范围由文化、教育领域及党政机关，迅速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断升级的背景下，1965 年11 月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1]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吴晗写的京剧剧[2]。早在1959 年4 月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会后不久，根据这个精神，吴晗开始写作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错误地对彭德怀开展批判后，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彭德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1965 年底开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以对所谓“右派海瑞”的批判展开的。
从1962 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就对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1964 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1965 年2 月，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用江青的话讲，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3]。
姚文元这篇批判文章，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猛烈攻击《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反感。《文汇报》收到表示不同意见的来信来稿达数千件。许多著名学者斥责姚文“陷人于罪”，表示“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中央曾有规定，对知名人物的批判要经过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对《文汇报》未经批准突然登出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感到极不正常。在不了解文章背景的情况下，他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在姚文发表的十多天内，除华
东地区几家报纸予以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报刊未作转载。为此，毛泽东提出由上海出小册子。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订购数很少。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了解姚文发表的背景后，指示北京的报纸予以转载。根据周恩来和彭真的意见，《人民日报》在1965 年11 月30 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刊上加以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仍然是主张把讨论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处理。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表了少量对姚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吴晗和《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
1965 年12 月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到:《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谈话传开以后，一些批判文章的调门进一步升高，批判范围迅速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1966 年1 月中旬，中央宣传部收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各写的一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因对文章中一些上纲很高的提法是否适于公开发表没有把握，于是摘要上报请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4]。
2 月3 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印发了包括上述文章摘要在内的七个材料，反映的都是学术批判引起紧张形势和有关方面提出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制定出若干指导方针，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后，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左”的提法，但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引导运动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提纲”还指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个提纲，连同所附的七个材料，报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
2 月5 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认可。2 月8 日，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2 月12 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的形成，反映了党内相当多数同志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所持的慎重态度，但江青等人却对此极为不满。此后不久，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文教部门扩大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斗争的焦点，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斗争的对象，从《海瑞罢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就更加明确地、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23、毛泽东批判《二月提纲》
面对由《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改造批判运动，需要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与会人员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根据会议讨论，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
《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同时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
2月5日， 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一提纲进行并讨论予以通过。2月7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1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该提纲的批语，12日晨连同提纲一起电传中央。经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转发全党。
1966 年3 月17 日至20 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他说: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
3 月28 日至30 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不可以搞阶级斗争?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5]
4 月9 日至12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 月底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随着“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所谓“被压了两个半月”的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杀气腾腾、罗织罪状的批判文章纷纷刊出。由文化领域开始的这场“革命”，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
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面对由《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改造批判运动，需要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与会人员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根据会议讨论，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
《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同时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
2月5日， 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一提纲进行并讨论予以通过。2月7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1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该提纲的批语，12日晨连同提纲一起电传中央。经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转发全党。
1966 年3 月17 日至20 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他说: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
3 月28 日至30 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不可以搞阶级斗争?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5]
4 月9 日至12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 月底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随着“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所谓“被压了两个半月”的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杀气腾腾、罗织罪状的批判文章纷纷刊出。由文化领域开始的这场“革命”，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
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24、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1）
如果说，1964年到1965年11月以前的大批判，虽然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还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性质则完全不同了。且看文章中的最后部分：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姚文元这篇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文章，上纲上得如此之高，已经杀机毕露，简直要把作者置于死地了。
吴晗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呢？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他的缺点。为此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道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毛泽东还说，他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恩来也看一看。会后，胡乔木把这个精神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很快写成《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在1959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9月17日，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海瑞》一文。此文曾经送请胡乔木审定。这时庐山会议刚刚闭幕，通过了《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敢讲真话的精神，大有海瑞风范。大概是为了避免这个嫌疑，胡乔木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在这之后，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请吴晗把海瑞的事迹编成一出戏。吴晗本来不会写戏，但盛情难却，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新编历史剧《海瑞》。这出戏根据戏剧界的意见，做了次修改，剧名也根据吴晗一位朋友的意见改为《海瑞罢官》，于1961年初由北京京剧团上演。
这些情况表明，吴晗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历史剧《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彭德怀的官毫无联系。他和彭德怀既无工作关系，也无私人往来。毛泽东当时也没有指出有什么问题。可是姚文元的文章里，却说《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并无中生有地把“退田”、“平冤狱”与1961.1962年的 “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这分明是姚文元对吴晗的政治陷害。
正当许多历史学家对姚文元的卑鄙手段表示愤慨的时候，康生从背后向吴晗捅了一刀。他硬是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于是便引出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等人的如下谈话：戚本禹的文章（指发表于12月6日《红旗》杂志第13期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不点名地批判了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反动历史观”）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第二天，毛泽东在同彭真等人的谈话中，又讲了这个看法。这样，经过康生的“发明”，毛泽东的肯定，《海瑞罢官》这出戏，不仅成了所谓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且升级为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的严重政治问题了。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江青精心策划的。原来江青曾找中宣部、文化部陆定一等4位部长、副部长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并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了他们的拒绝。江青当然不甘心。1964年，她曾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又遭到拒绝。于是，1965年2月，她又跑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姚文元着手撰写批判文章，并对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实行保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时，谈到批判《海瑞罢官》时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出的稿子交给我看。同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说明，批判《海瑞罢官》的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一手组织的。
如果说，1964年到1965年11月以前的大批判，虽然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还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性质则完全不同了。且看文章中的最后部分：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姚文元这篇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文章，上纲上得如此之高，已经杀机毕露，简直要把作者置于死地了。
吴晗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呢？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他的缺点。为此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道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毛泽东还说，他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恩来也看一看。会后，胡乔木把这个精神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很快写成《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在1959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9月17日，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海瑞》一文。此文曾经送请胡乔木审定。这时庐山会议刚刚闭幕，通过了《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敢讲真话的精神，大有海瑞风范。大概是为了避免这个嫌疑，胡乔木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在这之后，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请吴晗把海瑞的事迹编成一出戏。吴晗本来不会写戏，但盛情难却，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新编历史剧《海瑞》。这出戏根据戏剧界的意见，做了次修改，剧名也根据吴晗一位朋友的意见改为《海瑞罢官》，于1961年初由北京京剧团上演。
这些情况表明，吴晗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历史剧《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彭德怀的官毫无联系。他和彭德怀既无工作关系，也无私人往来。毛泽东当时也没有指出有什么问题。可是姚文元的文章里，却说《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并无中生有地把“退田”、“平冤狱”与1961.1962年的 “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这分明是姚文元对吴晗的政治陷害。
正当许多历史学家对姚文元的卑鄙手段表示愤慨的时候，康生从背后向吴晗捅了一刀。他硬是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于是便引出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等人的如下谈话：戚本禹的文章（指发表于12月6日《红旗》杂志第13期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不点名地批判了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反动历史观”）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第二天，毛泽东在同彭真等人的谈话中，又讲了这个看法。这样，经过康生的“发明”，毛泽东的肯定，《海瑞罢官》这出戏，不仅成了所谓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且升级为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的严重政治问题了。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江青精心策划的。原来江青曾找中宣部、文化部陆定一等4位部长、副部长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并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了他们的拒绝。江青当然不甘心。1964年，她曾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又遭到拒绝。于是，1965年2月，她又跑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姚文元着手撰写批判文章，并对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实行保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时，谈到批判《海瑞罢官》时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出的稿子交给我看。同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说明，批判《海瑞罢官》的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一手组织的。
25、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2）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中央批准。对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和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应该事先同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打个招呼。但江青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一直对彭真、陆定一，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保密，发表前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文章的发表，无疑是对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和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的一次“突然袭击”。因为这个原因，彭真、陆定一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抵制。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为了驾驭局势，下令：出小册子！上海出了姚文的单行本。由于不明真相，北京新华书店没有立即表示订购。
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来出面了。北京市委专门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不得不同意转载。但是，他认为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并强调这是执行“放”的方针。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里也全文转载了姚文。各报转载姚文时均加了编者按语。《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亲授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过周恩来亲自修订的。这些按语都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彭真煞费苦心，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让吴晗写了一篇自我批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保吴晗过关。周扬也主持写作了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也以李东石的笔名写了《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这些文章都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进行讨论。有的文章还尖锐批评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这些事情更加激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2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彭真等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向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由于彭真的坚持，毛泽东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12月26日，彭真由杭州到上海后，向张春桥转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
因为毛泽东同意先不对吴晗的问题做出政治结论，彭真于1966年2月3日，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年1964夏天，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和康生等人参加。毛泽东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主持，即担任组长。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陆定一同志当场以‘见事迟’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在7月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彭真同志汇报了毛主席要成立五人小组的事情，会议决定：根据毛主席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同志组成五人小组，并以彭真同志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陆定一对笔者说，毛主席要他担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他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而当时的批判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他不知道这个“文化革命”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没有接受这个任务，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他任副组长。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
1966年2月3日，五人小组开会。除小组成员以外，许立群、胡绳等7人列席了会议。会上彭真提出“放”的方针，同时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陆定一对当时那样的批判早就有意见，因此在会上他也提出，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彭真还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
许立群发言中谈到关锋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
康生在会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并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必须保护，并且要依靠他们做骨干，组织队伍，积极地写批判吴晗的文章。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当时两种的思想的初步交锋。会后，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并由他修改定稿。2月5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前将《汇报提纲》送给常委，并让许立群在会上做汇报，他插话做了说明。
这个《汇报提纲》不可能没有留下时代的烙印，它也有不少“左”的东西。但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此外，《汇报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很明显，《汇报提纲》是针对当时那些“左”的主要观点而写的，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发生更大的社会混乱。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中央批准。对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和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应该事先同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打个招呼。但江青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一直对彭真、陆定一，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保密，发表前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文章的发表，无疑是对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和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的一次“突然袭击”。因为这个原因，彭真、陆定一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抵制。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为了驾驭局势，下令：出小册子！上海出了姚文的单行本。由于不明真相，北京新华书店没有立即表示订购。
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来出面了。北京市委专门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不得不同意转载。但是，他认为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并强调这是执行“放”的方针。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里也全文转载了姚文。各报转载姚文时均加了编者按语。《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亲授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过周恩来亲自修订的。这些按语都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彭真煞费苦心，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让吴晗写了一篇自我批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保吴晗过关。周扬也主持写作了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也以李东石的笔名写了《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这些文章都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进行讨论。有的文章还尖锐批评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这些事情更加激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2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彭真等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向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由于彭真的坚持，毛泽东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12月26日，彭真由杭州到上海后，向张春桥转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
因为毛泽东同意先不对吴晗的问题做出政治结论，彭真于1966年2月3日，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年1964夏天，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和康生等人参加。毛泽东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主持，即担任组长。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陆定一同志当场以‘见事迟’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在7月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彭真同志汇报了毛主席要成立五人小组的事情，会议决定：根据毛主席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同志组成五人小组，并以彭真同志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陆定一对笔者说，毛主席要他担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他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而当时的批判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他不知道这个“文化革命”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没有接受这个任务，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他任副组长。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
1966年2月3日，五人小组开会。除小组成员以外，许立群、胡绳等7人列席了会议。会上彭真提出“放”的方针，同时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陆定一对当时那样的批判早就有意见，因此在会上他也提出，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彭真还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
许立群发言中谈到关锋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
康生在会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并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必须保护，并且要依靠他们做骨干，组织队伍，积极地写批判吴晗的文章。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当时两种的思想的初步交锋。会后，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并由他修改定稿。2月5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前将《汇报提纲》送给常委，并让许立群在会上做汇报，他插话做了说明。
这个《汇报提纲》不可能没有留下时代的烙印，它也有不少“左”的东西。但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此外，《汇报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很明显，《汇报提纲》是针对当时那些“左”的主要观点而写的，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发生更大的社会混乱。
26、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3）
陆定一对《汇报提纲》的内容都是同意的。他认为学术论争动辄发展成为政治批判，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
政治局常委会开会时，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常委会决定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做决定。
2月8日早晨，北京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来到机场。周扬因为患肺癌动了手术，没有参加。专机在武汉机场降落，王任重来迎接，并通知彭真、陆定一等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
毛泽东听到汇报后，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最后，毛泽东同意以中央名义批发这个《汇报提纲》。
回到北京后，彭真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由邓小平批发，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80年代初，有一天，笔者同陆定一谈到《二月提纲》的事。笔者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份小报反映，康生说《二月提纲》是政治局几位委员（指彭真和陆定一）背着他搞出来的。陆定一生气地说：“谁背着谁呀？《汇报提纲》写出来后，彭真、康生和我乘专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情况他都知道。康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表面的稳定和平静。
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这个《二月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的许多提法，是同毛泽东的意愿不相符合的。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同意的。这年3月28.29日，毛泽东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时我没有明确提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由于《二月提纲》这件事，毛泽东加深了对彭真的不满。
江青、康生等人，对《二月提纲》更是不能容忍。在彭真主持制定这个提纲的同时，江青到苏州请求林彪支持，她后来说是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支持她发动进攻。1月下旬，叶群奉林彪之命打电话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就够了。
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从北京飞抵上海，开所谓“座谈会”，会上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讲。江青作贼心虚，一开始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北京知道”。
“座谈会”后写出了《纪要》，这就是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予以全盘否定，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并说：“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毛泽东亲自对《纪要》修改了三遍，做了11处修改，加上了如下的一些话：“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有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等。4月10日，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纪要》批发全国。指出：“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这个《纪要》发出，明显是对《二月提纲》的否定，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毛泽东特别提出：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年被撤销。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宣部不要像农村工作部一样因“犯错误”而被撤销。
这里没有点陆定一的名，却已经暗示陆定一可能像邓子恢那样当不成部长了。
3月27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针对3月11日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在电话中讲“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陆定一没有参加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康生等人的谈话，后来他也知道了。这些批评分量太重了，有如泰山压顶。陆定一一向敬重毛泽东，他没有想到是毛泽东对这些事情的估计这么严重。此后，陆定一老是检查自己在哪些方面做错了事。但是“中宣部是‘阎王殿，自己是“大学阀”，他怎么也想不通。吴晗的历史情况他有所了解，抗战中在昆明就已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后来又听了彭真的详细介绍，他认为吴晗没有和彭德怀有任何瓜葛，《海瑞罢官》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翦伯赞，陆定一知道他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提出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即使是错误的，也是学术问题。而且，对这两位学者，中宣部从来也没有包庇过。“大阎王”、“大学阀”这两顶帽子，硬戴到自己头上，这合适吗？陆定一感到惶惑。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已经下决心批判彭真、陆定一，彻底解决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五人小组的问题，并由此发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摘编自《陆定一传奇人生》陈清泉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06-1-1
陆定一对《汇报提纲》的内容都是同意的。他认为学术论争动辄发展成为政治批判，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
政治局常委会开会时，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常委会决定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做决定。
2月8日早晨，北京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来到机场。周扬因为患肺癌动了手术，没有参加。专机在武汉机场降落，王任重来迎接，并通知彭真、陆定一等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
毛泽东听到汇报后，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最后，毛泽东同意以中央名义批发这个《汇报提纲》。
回到北京后，彭真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由邓小平批发，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80年代初，有一天，笔者同陆定一谈到《二月提纲》的事。笔者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份小报反映，康生说《二月提纲》是政治局几位委员（指彭真和陆定一）背着他搞出来的。陆定一生气地说：“谁背着谁呀？《汇报提纲》写出来后，彭真、康生和我乘专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情况他都知道。康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表面的稳定和平静。
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这个《二月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的许多提法，是同毛泽东的意愿不相符合的。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同意的。这年3月28.29日，毛泽东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时我没有明确提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由于《二月提纲》这件事，毛泽东加深了对彭真的不满。
江青、康生等人，对《二月提纲》更是不能容忍。在彭真主持制定这个提纲的同时，江青到苏州请求林彪支持，她后来说是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支持她发动进攻。1月下旬，叶群奉林彪之命打电话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就够了。
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从北京飞抵上海，开所谓“座谈会”，会上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讲。江青作贼心虚，一开始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北京知道”。
“座谈会”后写出了《纪要》，这就是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予以全盘否定，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并说：“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毛泽东亲自对《纪要》修改了三遍，做了11处修改，加上了如下的一些话：“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有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等。4月10日，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纪要》批发全国。指出：“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这个《纪要》发出，明显是对《二月提纲》的否定，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毛泽东特别提出：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年被撤销。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宣部不要像农村工作部一样因“犯错误”而被撤销。
这里没有点陆定一的名，却已经暗示陆定一可能像邓子恢那样当不成部长了。
3月27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针对3月11日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在电话中讲“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陆定一没有参加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康生等人的谈话，后来他也知道了。这些批评分量太重了，有如泰山压顶。陆定一一向敬重毛泽东，他没有想到是毛泽东对这些事情的估计这么严重。此后，陆定一老是检查自己在哪些方面做错了事。但是“中宣部是‘阎王殿，自己是“大学阀”，他怎么也想不通。吴晗的历史情况他有所了解，抗战中在昆明就已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后来又听了彭真的详细介绍，他认为吴晗没有和彭德怀有任何瓜葛，《海瑞罢官》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翦伯赞，陆定一知道他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提出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即使是错误的，也是学术问题。而且，对这两位学者，中宣部从来也没有包庇过。“大阎王”、“大学阀”这两顶帽子，硬戴到自己头上，这合适吗？陆定一感到惶惑。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已经下决心批判彭真、陆定一，彻底解决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五人小组的问题，并由此发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摘编自《陆定一传奇人生》陈清泉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06-1-1
27、江青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1966 年2 月2 日至20 日，江青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江青在会上指责文化部不贯彻她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还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她搞京剧革命，专了她的政，表示“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江青宣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
会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为向总政治部党委汇报这次会议而起草的会议纪要引起江青的不满。她要求总政治部派人重写会议纪要，并由她和陈伯达、张春桥参与修改。这份经过反复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提出: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还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基本否定了20 世纪30 年代的
左翼文化运动。
3 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
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在纪要中加写道:“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这个座谈会纪要于4月10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提出，使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 年文艺工作的成绩，进而否定中央一些领导人提供了理论依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制定和下发，是江青企图从军队方面寻求政治支持、在文艺战线打开突破口的重要步骤，也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在党中央领导层进行夺权活动的开端。
1966 年3 月17 日至20 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他说: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3 月28 日至30 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不可以搞阶级斗争?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5]
4 月9 日至12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
东3 月底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随着“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所谓“被压了两个半月”的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杀气腾腾、罗织罪状的批判文章纷纷刊出。由文化领域开始的这场“革命”，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1966 年2 月2 日至20 日，江青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江青在会上指责文化部不贯彻她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还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她搞京剧革命，专了她的政，表示“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江青宣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
会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为向总政治部党委汇报这次会议而起草的会议纪要引起江青的不满。她要求总政治部派人重写会议纪要，并由她和陈伯达、张春桥参与修改。这份经过反复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提出: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还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基本否定了20 世纪30 年代的
左翼文化运动。
3 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
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在纪要中加写道:“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这个座谈会纪要于4月10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提出，使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 年文艺工作的成绩，进而否定中央一些领导人提供了理论依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制定和下发，是江青企图从军队方面寻求政治支持、在文艺战线打开突破口的重要步骤，也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在党中央领导层进行夺权活动的开端。
1966 年3 月17 日至20 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他说: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3 月28 日至30 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不可以搞阶级斗争?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5]
4 月9 日至12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
东3 月底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随着“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所谓“被压了两个半月”的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杀气腾腾、罗织罪状的批判文章纷纷刊出。由文化领域开始的这场“革命”，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28、批判 “三家村”
文章摘自 《文革前夜的中国》 作者：罗平汉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三家村冤案是1966年一场文字狱的代称，是“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人合署笔名“吴南星”，并称"三家村" ，合写了《三家村札记》，它是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一个专栏。同时，在1961年，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
《三家村札记》专栏从1961年10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前后办了三年，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或评论历史人物，或赞扬新人新事，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同时，“夜话”和“札记”针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和说大话、空话、假话的作风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如《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与霸道》、《专治健忘症》等，成为风传一时的名篇。这种文章，一般仅千儿八百字，或夹叙夹议，或借题引申，不作长篇大论，不故弄玄虚，都是闲聊家事式的交心谈天，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一些省市报刊也开办了类似的栏目。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祸害。
在1966年4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
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按语是由《北京日报》的总编辑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了立场或者丧失了警惕”。编者按还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歌颂他们、鼓舞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而邓拓“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颂古非今，借古讽今，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配合着编者按，《北京日报》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传了什么》，给《燕山夜话》定性为“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社会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资产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
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接着，关锋给《前线》和《北京日报》扣上了“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帽子，并责问说：“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关锋实际上已经认为，北京市委的这两份机关报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了。
同一天，《解放军报》登出江青操纵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声称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断定《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射出大量毒箭”，“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表示，“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两篇文章的矛头所指，已昭然若揭了。
过了两天，经毛泽东同意，姚文元向“三家村”投来一颗重磅炸弹，这就是《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北京市委。
对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发表经过，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马达在其自述中说：“1966年5月，姚文元又一篇黑文《评“三家村”》出笼了。一天晚上，曹荻秋(上海市长)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篇大批判文章，是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的。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①
姚文元在文章中，给邓拓等人下了这样的断语：“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还给邓拓等三人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等等。
姚文元还在文章中说，要彻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流毒，“要从各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并且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言：“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①那么，这里所说的“更大的人物”是谁了呢？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文章摘自 《文革前夜的中国》 作者：罗平汉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三家村冤案是1966年一场文字狱的代称，是“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人合署笔名“吴南星”，并称"三家村" ，合写了《三家村札记》，它是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一个专栏。同时，在1961年，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
《三家村札记》专栏从1961年10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前后办了三年，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或评论历史人物，或赞扬新人新事，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同时，“夜话”和“札记”针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和说大话、空话、假话的作风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如《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与霸道》、《专治健忘症》等，成为风传一时的名篇。这种文章，一般仅千儿八百字，或夹叙夹议，或借题引申，不作长篇大论，不故弄玄虚，都是闲聊家事式的交心谈天，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一些省市报刊也开办了类似的栏目。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祸害。
在1966年4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
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按语是由《北京日报》的总编辑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了立场或者丧失了警惕”。编者按还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歌颂他们、鼓舞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而邓拓“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颂古非今，借古讽今，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配合着编者按，《北京日报》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传了什么》，给《燕山夜话》定性为“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社会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资产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
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接着，关锋给《前线》和《北京日报》扣上了“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帽子，并责问说：“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关锋实际上已经认为，北京市委的这两份机关报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了。
同一天，《解放军报》登出江青操纵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声称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断定《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射出大量毒箭”，“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表示，“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两篇文章的矛头所指，已昭然若揭了。
过了两天，经毛泽东同意，姚文元向“三家村”投来一颗重磅炸弹，这就是《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北京市委。
对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发表经过，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马达在其自述中说：“1966年5月，姚文元又一篇黑文《评“三家村”》出笼了。一天晚上，曹荻秋(上海市长)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篇大批判文章，是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的。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①
姚文元在文章中，给邓拓等人下了这样的断语：“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还给邓拓等三人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等等。
姚文元还在文章中说，要彻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流毒，“要从各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并且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言：“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①那么，这里所说的“更大的人物”是谁了呢？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29、“彭、罗、陆、杨”事件
与文化批判升级同时，中央接连发生几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突然被撤职、受批判的政治事件，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惊疑。
1965 年11 月10 日，也就是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销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等。这些都是对杨尚昆在职责范围内从事的正常工作的诬陷[6]。
一周后，林彪于11 月18 日对全军工作提出五项原则[7]，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接着，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久，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8]的事件。
一段时间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深为林彪所忌恨。在林彪及其妻叶群的授意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11 月30 日，叶群带着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这几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听信了
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
12 月8 日至16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9]的揭发批判。在这次会上，
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抢林彪的班”、想要“篡军反党”等等。对于这次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中央多数领导均不知情，甚至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事前也不知道会议内容。面对突然揭露出的罗瑞卿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有怀疑。在中央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叶群伙同吴法宪、李作鹏继续制造伪证。12 月11 日，正在云南检查边防情况的罗瑞卿被紧急召至上海，遭到软禁。1966 年3 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批判罗瑞卿，把“资产阶级野心家”、“军队中的赫鲁晓夫”等罪名一起强加到他的头上。
1966 年4 月22 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里有人；中央有，部门有，各省、市、区有，军队也有；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一些党内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会后，彭真被停止工作。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中央宣传部被指责为“阎王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被指责为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很快就被横加各种罪名，停止了工作。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在党中央身居要职、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突然间先后成了“里通外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等，这不能不在全党引起巨大震动，似乎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领域，也出在党政部门、军事机关的高层领导中。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日甚一日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5 月15 日，遵照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为防止突发事变，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几天后，首都工作组为加强首都警卫力量，进行了部队调动，并重新调整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
注:
[1]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
[2]本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1959 年八届七中全会后，吴晗在胡乔木的约请下，开始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后又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之约，于1960 年底写成有关海瑞的剧本。该剧本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意见，为区别于其他的海瑞戏，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 年1 月在北京首演。
[3]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 年4 月12 日。
[4]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 年7 月成立的，任务是负责领导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经党中央指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为组长，组员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5]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的谈话，1966 年3 月30 日。
[6]1980 年10 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办公厅《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杨尚昆平反。《报告》指出:录音工作和抄录档案，是在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后，对领导人重要讲话的记录和对档案资料的积累，并不存在所谓“窃听”、“私录”和“泄密”问题。强加给杨尚昆的一切罪名，全属不实之词。
[7]五项原则，即学著作；坚持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抓基层；提拔优秀干部到关键岗位；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
[8]罗瑞卿，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9]指在进行揭发批判时，被批判者本人不得参加。
30、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一六通知”
1966 年5 月4 日至2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几项议程均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确定。开会期间，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会议在紧张压抑的气氛中，首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林彪在发言中诬陷有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要搞反革命政变。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会议于5 月16 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事前经过毛泽东七次修改，一些重要的段落均由他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五一六通知”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认为“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五一六通知”还批判“二月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
“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
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中这些带有严重错误的论断，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因受到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阻挠而无法推行，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毛泽东把他所认定的这种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共产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在1966 年5 月5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有的时候我也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毛泽东在6 月10 日同越南
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这就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点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用意所在。
5 月18 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他突出地罗列了古今中外许多政变的事例，耸人听闻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林彪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些话造成一种极度
紧张的气氛，对会议和会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名称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其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1]。先后两个小组，名称虽然相同，但其性质和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不同。后者一经成立，实际上就逐步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体，乃至
全国的舆论工具。
1966 年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2017年11月16日星期四
1966 年5 月4 日至2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几项议程均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确定。开会期间，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会议在紧张压抑的气氛中，首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林彪在发言中诬陷有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要搞反革命政变。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会议于5 月16 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事前经过毛泽东七次修改，一些重要的段落均由他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五一六通知”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认为“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五一六通知”还批判“二月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
“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
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中这些带有严重错误的论断，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因受到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阻挠而无法推行，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毛泽东把他所认定的这种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共产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在1966 年5 月5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有的时候我也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毛泽东在6 月10 日同越南
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这就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点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用意所在。
5 月18 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他突出地罗列了古今中外许多政变的事例，耸人听闻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林彪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些话造成一种极度
紧张的气氛，对会议和会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名称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其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1]。先后两个小组，名称虽然相同，但其性质和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不同。后者一经成立，实际上就逐步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体，乃至
全国的舆论工具。
1966 年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2017年11月16日星期四
31、混乱局面的出现
在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江青、康生等人已将会议的某些内容散布到社会上去，报纸上大批判的势头越来越凶猛。对吴晗的批判，进一步牵连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接着，又牵连到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
还在1961 年至1964 年间，邓拓、吴晗、廖沫沙分别在《北京晚报》等报纸上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发表杂文，并以共同的笔名在《前线》上合写《三家村札记》。这些文章广征博引，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有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深受读者欢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后，《三家村札记》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1966 年5 月8 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署名高炬和何明的短文，气势汹汹地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把《前线》和《北京晚报》作为反党的工具，“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5 月10 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指责《三家村札记》等文章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其他报刊也闻风而动，响应声讨。一时间，“大阴谋家”、“牛鬼蛇神”、“黑帮”、“毒箭”等字眼充斥报端，宣传领域一片杀伐之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陷于被“围剿”的境地。与此同时，几乎每个省市都揪出了本地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文化界普遍感到惶惑不安。
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做法和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毛泽东因此担心政治批判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以解决他深深忧虑的中国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寻找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突破口，以形成对“修正主义”的强大社会压力。恰在此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违反周恩来关于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的指示，于5 月25 日在校园内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2]。6 月1 日晚，按毛泽东指示[3]，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这张后来被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一天，已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鼓动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次日，《人民日报》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污蔑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京大学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
义的‘党’”，号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6 月4 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此前一天，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6 月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鼓动“一切革命同志”起来同维护原单位领导的“保皇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非常措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最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的是大、中学校的学生。自6 月1 日起，短短几天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出现了学生造反的“革命行动”。学生们在学校里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矛头指向校党委、党支部及教师。一些学校的批判迅速升级为对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难以维持，校内出现无政府状态。
在群众造反浪潮的冲击下，由于对基层党组织的态度不同，大中学校的师生员工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又称“保皇派”)。不久，许多学校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混乱局面日趋严重。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工作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面对哄然而起的群众运动，他们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对正在扩散的狂热情绪加以约束，防止混乱局面继续扩大。
在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江青、康生等人已将会议的某些内容散布到社会上去，报纸上大批判的势头越来越凶猛。对吴晗的批判，进一步牵连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接着，又牵连到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
还在1961 年至1964 年间，邓拓、吴晗、廖沫沙分别在《北京晚报》等报纸上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发表杂文，并以共同的笔名在《前线》上合写《三家村札记》。这些文章广征博引，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有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深受读者欢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后，《三家村札记》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1966 年5 月8 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署名高炬和何明的短文，气势汹汹地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把《前线》和《北京晚报》作为反党的工具，“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5 月10 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指责《三家村札记》等文章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其他报刊也闻风而动，响应声讨。一时间，“大阴谋家”、“牛鬼蛇神”、“黑帮”、“毒箭”等字眼充斥报端，宣传领域一片杀伐之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陷于被“围剿”的境地。与此同时，几乎每个省市都揪出了本地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文化界普遍感到惶惑不安。
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做法和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毛泽东因此担心政治批判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以解决他深深忧虑的中国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寻找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突破口，以形成对“修正主义”的强大社会压力。恰在此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违反周恩来关于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的指示，于5 月25 日在校园内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2]。6 月1 日晚，按毛泽东指示[3]，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这张后来被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一天，已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鼓动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次日，《人民日报》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污蔑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京大学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
义的‘党’”，号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6 月4 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此前一天，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6 月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鼓动“一切革命同志”起来同维护原单位领导的“保皇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非常措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最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的是大、中学校的学生。自6 月1 日起，短短几天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出现了学生造反的“革命行动”。学生们在学校里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矛头指向校党委、党支部及教师。一些学校的批判迅速升级为对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难以维持，校内出现无政府状态。
在群众造反浪潮的冲击下，由于对基层党组织的态度不同，大中学校的师生员工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又称“保皇派”)。不久，许多学校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混乱局面日趋严重。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工作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面对哄然而起的群众运动，他们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对正在扩散的狂热情绪加以约束，防止混乱局面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