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轶事】革老革命之命
83、国家主席刘少奇惨遭毒打
7月中旬，造 反 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 反 派勒令刘 少 奇写出检查。刘 少 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刘 少 奇的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爸妈，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 斗爸爸妈妈的大会。刘 少 奇和王光美预感到这次批 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王光美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王光美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离批 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他们默默地作准备。刘 少 奇为王光美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整理。从他们结婚以来，刘 少 奇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王光美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王光美收拾东西，帮王光美做生活上的事。
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刘 少 奇夫妇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他们走。刘 少 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象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王光美，她也不由得笑了。不一会，造 反 派进来了，大声命令王光美先跟他们走。王光美连忙站起来，刘 少 奇也站起身，上来和王光美紧紧握手。他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刘 少 奇轻轻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王光美被揪走后不一会儿，刘 少 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 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 反 派，在批 斗少奇和王光美的同时，也分别批 斗了邓 小 平、卓琳夫妇和陶铸、曾志夫妇。
王光美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 斗。批 斗刘 少 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 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在批 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刘 少 奇家。批 斗会结束后，王光美被带到后院，刘 少 奇被带到前院。他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他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王光美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刘 少 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 斗少奇和王光美。批 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 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 反 派对他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刘 少 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回房后，刘 少 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这一天是将刘 少 奇和王光美放在一个会场上批 斗的，他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批 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他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
8月7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刘 少 奇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 革 命事件”。刘 少 奇读后当即给毛主席写信，反驳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说：“关于我是否‘策划’和‘支持’畅观楼反 革 命事件？我与畅观楼反 革 命事件有无牵连？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严加审查！”他严正提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主席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少奇在信中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这封信像前几次一样，交上去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王光美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王光美被勒令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老叫她背砖头。要她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有时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见王光美背得吃力，冲王光美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其实他是同情王光美，要她少背一点。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王光美就真的少放了一点。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
1967年9月12日，刘 少 奇的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王光美和少奇完全隔开。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7月中旬，造 反 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 反 派勒令刘 少 奇写出检查。刘 少 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刘 少 奇的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爸妈，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 斗爸爸妈妈的大会。刘 少 奇和王光美预感到这次批 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王光美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王光美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离批 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他们默默地作准备。刘 少 奇为王光美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整理。从他们结婚以来，刘 少 奇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王光美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王光美收拾东西，帮王光美做生活上的事。
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刘 少 奇夫妇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他们走。刘 少 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象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王光美，她也不由得笑了。不一会，造 反 派进来了，大声命令王光美先跟他们走。王光美连忙站起来，刘 少 奇也站起身，上来和王光美紧紧握手。他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刘 少 奇轻轻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王光美被揪走后不一会儿，刘 少 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 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 反 派，在批 斗少奇和王光美的同时，也分别批 斗了邓 小 平、卓琳夫妇和陶铸、曾志夫妇。
王光美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 斗。批 斗刘 少 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 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在批 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刘 少 奇家。批 斗会结束后，王光美被带到后院，刘 少 奇被带到前院。他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他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王光美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刘 少 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 斗少奇和王光美。批 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 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 反 派对他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刘 少 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回房后，刘 少 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这一天是将刘 少 奇和王光美放在一个会场上批 斗的，他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批 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他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
8月7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刘 少 奇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 革 命事件”。刘 少 奇读后当即给毛主席写信，反驳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说：“关于我是否‘策划’和‘支持’畅观楼反 革 命事件？我与畅观楼反 革 命事件有无牵连？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严加审查！”他严正提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主席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少奇在信中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这封信像前几次一样，交上去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王光美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王光美被勒令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老叫她背砖头。要她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有时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见王光美背得吃力，冲王光美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其实他是同情王光美，要她少背一点。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王光美就真的少放了一点。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
1967年9月12日，刘 少 奇的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王光美和少奇完全隔开。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84、王光美被囚秦城
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钟，刘 少 奇和王光美的几个孩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
他们要求最后看爸爸妈妈一眼，被一口拒绝了。他们要求能在假日里回家看看，又被一口回绝了。他们故意慢慢腾腾地收拾东西，想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就有机会见到爸爸一面，但却被人家发现了用意，不由分说地就把他们的几个小行李卷扔上了卡车。
卡车驶离福禄居。 站在空荡荡的车斗里，遥望着逐渐远去的家，泪水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不忍心就这样撇下正在遭受磨难的爸爸、妈妈，但又不得不这样凄惶而去，只能在心中默默送去儿女的祝愿。
“爸爸，你要多保重呀！”
经过上次批 斗会的折磨后，刘 少 奇的腰就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使不上劲，走路时只能双手扶着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可是，一见到远处孩子们的身影，他就马上收回双手，强伸直腰，他这是怕孩子们为他伤心难过呀！
“ 妈妈，你要多保重呀！”
上次批 斗会开过后，王光美又被押回后院，她的头被打破了，还被强迫搬砖，美其名曰“劳动改造”。她背着一大筐砖，吃力地挪动着脚步，一位哨兵看见了，就大声“训斥”道：“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嘛！”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这个哨兵立即被处理复员了。
卡车驶离中南海。
1967年9月13日凌晨大约三四点钟，王光美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王光美正式逮捕，出示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王光美上了手铐，门口增加了岗哨。
王光美回忆说：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刚进去那会儿，押我的小战士揪着我的领子往前推搡。我受不了这个，说：“你别推我行不行？要我往哪走你说话，你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这一反抗还真有用，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碰我。我被关在二层楼的一间单人牢房，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的窗口。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最令我不习惯的是厕所门上也有监视窗口。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牢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饭时就打开这个小窗，把碗递出去，外面给装上饭菜后再拿进来吃。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干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有时我坐着没事，就捻头发玩，消磨时光。有次被哨兵从门外看见了，马上喊：“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的铁窗生活，每天面对这个铁门，使我至今不喜欢防盗门。
刚开始的半年，不放风，也不给报纸看，外面情况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日子。后来给放风、看报纸了。放风是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放，放完一个人回到牢房，再让另一个人出去，互相之间不照面。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传着看。从这个房间传到那个房间之前，监管人员都要仔细察看，检查上面写了字没有？扎眼或者做了什么记号没有？就怕犯人之间传递消息。中间有一段让我出牢房打扫卫生。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身体。同后来相比，二楼这间牢房的条件还算是好的，比较干净，床上的被褥是白色的。那时过年过节还能吃到带肉馅的包子。
估计在这里住了大约有一年半。有一天突然将我转到一楼的一间破旧牢房。各方面条件明显降低，牢房阴暗潮湿，墙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霉湿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说了。有一阵子忽然要我洗床单，有时一天洗十几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凉水洗。给我洗床单用的木盆很大，厕所的小门进不去，洗的时候只好用一个小盆在厕所里接水，一点一点地舀到大盆里，洗好了再一点一点地倒回去，来回折腾。尽管洗床单很累，我还是高兴，总比老在床上坐着好，可以利用出门晒床单的机会活动一下，等于延长了放风时间。
我住的那间牢房，听说后来关过袁庚同志。这是1979年初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翠明庄，袁庚同志来看望时讲的。袁庚同志原先是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长，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文 化 大 革 命”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整天没事，就琢磨。他根据牢房里掉在地上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反复推理分析，推断出这间屋子里此前关的是王光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其间他邀请我去参观访问，又说起这事。
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那时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我常常用报纸捂在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有时我老猜左右房间关的是什么人，有几次零星听到一点声音，觉得好像旁边关的是严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后留给我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
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
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钟，刘 少 奇和王光美的几个孩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
他们要求最后看爸爸妈妈一眼，被一口拒绝了。他们要求能在假日里回家看看，又被一口回绝了。他们故意慢慢腾腾地收拾东西，想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就有机会见到爸爸一面，但却被人家发现了用意，不由分说地就把他们的几个小行李卷扔上了卡车。
卡车驶离福禄居。 站在空荡荡的车斗里，遥望着逐渐远去的家，泪水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不忍心就这样撇下正在遭受磨难的爸爸、妈妈，但又不得不这样凄惶而去，只能在心中默默送去儿女的祝愿。
“爸爸，你要多保重呀！”
经过上次批 斗会的折磨后，刘 少 奇的腰就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使不上劲，走路时只能双手扶着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可是，一见到远处孩子们的身影，他就马上收回双手，强伸直腰，他这是怕孩子们为他伤心难过呀！
“ 妈妈，你要多保重呀！”
上次批 斗会开过后，王光美又被押回后院，她的头被打破了，还被强迫搬砖，美其名曰“劳动改造”。她背着一大筐砖，吃力地挪动着脚步，一位哨兵看见了，就大声“训斥”道：“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嘛！”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这个哨兵立即被处理复员了。
卡车驶离中南海。
1967年9月13日凌晨大约三四点钟，王光美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王光美正式逮捕，出示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王光美上了手铐，门口增加了岗哨。
王光美回忆说：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刚进去那会儿，押我的小战士揪着我的领子往前推搡。我受不了这个，说：“你别推我行不行？要我往哪走你说话，你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这一反抗还真有用，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碰我。我被关在二层楼的一间单人牢房，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的窗口。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最令我不习惯的是厕所门上也有监视窗口。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牢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饭时就打开这个小窗，把碗递出去，外面给装上饭菜后再拿进来吃。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干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有时我坐着没事，就捻头发玩，消磨时光。有次被哨兵从门外看见了，马上喊：“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的铁窗生活，每天面对这个铁门，使我至今不喜欢防盗门。
刚开始的半年，不放风，也不给报纸看，外面情况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日子。后来给放风、看报纸了。放风是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放，放完一个人回到牢房，再让另一个人出去，互相之间不照面。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传着看。从这个房间传到那个房间之前，监管人员都要仔细察看，检查上面写了字没有？扎眼或者做了什么记号没有？就怕犯人之间传递消息。中间有一段让我出牢房打扫卫生。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身体。同后来相比，二楼这间牢房的条件还算是好的，比较干净，床上的被褥是白色的。那时过年过节还能吃到带肉馅的包子。
估计在这里住了大约有一年半。有一天突然将我转到一楼的一间破旧牢房。各方面条件明显降低，牢房阴暗潮湿，墙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霉湿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说了。有一阵子忽然要我洗床单，有时一天洗十几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凉水洗。给我洗床单用的木盆很大，厕所的小门进不去，洗的时候只好用一个小盆在厕所里接水，一点一点地舀到大盆里，洗好了再一点一点地倒回去，来回折腾。尽管洗床单很累，我还是高兴，总比老在床上坐着好，可以利用出门晒床单的机会活动一下，等于延长了放风时间。
我住的那间牢房，听说后来关过袁庚同志。这是1979年初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翠明庄，袁庚同志来看望时讲的。袁庚同志原先是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长，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文 化 大 革 命”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整天没事，就琢磨。他根据牢房里掉在地上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反复推理分析，推断出这间屋子里此前关的是王光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其间他邀请我去参观访问，又说起这事。
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那时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我常常用报纸捂在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有时我老猜左右房间关的是什么人，有几次零星听到一点声音，觉得好像旁边关的是严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后留给我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
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
85、制造伪证陷害刘少奇夫妇（1）
1966年12月18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公安部等部门的人开会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交代了工作任务、方法、领导关系等。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没有任何的中央正式文件，针对国家主席刘 少 奇的专案组成立！该专案组前后共有几批，始称“中央办公厅丙组”，后更名为“504组”，人员变动很大。在江青、谢富治的直接领导和指使下，专案组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炮制假材料、搜集诬证、假证，以诬蔑、攻击刘 少 奇的历史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
1967年3月21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有关刘 少 奇“历史问题”材料转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并指定康生分管。这样，“刘 少 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开始制造中 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此时，刘 少 奇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甚至给主席的申诉信也给扣押，多次提出辞职无人理会。刘 少 奇问题的处理大权完全被林 彪、江青、康生掌握。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专案组报告上批示说：“大叛徒刘 少 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江青同志。”
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刘 少 奇的子女也被赶出家门，或到校接受批判，或流浪街头。刘 少 奇独自一人被关押在福禄居前院，并不知道他的家人已经不在福禄居了。
刘 少 奇终于意识到，他已经落入一伙坏人的魔掌，一切争辩都无济于事了。从此，他不再写信，不再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来表示他无声的抗争。
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刘 少 奇，连对一只蚂蚁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了，但江青那伙人还是不肯放过他。他们知道，要想彻底打倒刘 少 奇，必须给他戴上诸如“叛徒”、“特务”、 “内好”之类的帽子，而这些罪名虽然可以凭空编造，还得有捕风捉影的“风”和“影”才交待得过去。于是，他们把诬陷王光美当作突破口。
王光美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那可是一个教会学校，里边就没有特务？后来王光美又到北平军调处中 共代表团里当翻译，翻译自然要跟外国人打交道，那特务还少得了吗？如果能把王光美定成特务，也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把刘 少 奇定为特务。
按照江青的指示，凡是能够对证明王光美有问题起一点作用的人全部抓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被抓来了，就因为他当年在辅仁大学任过教，给王光美当过老师。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主任苏士文被抓来了，就因为王光美当年在军调处工作时，介绍他去张家口参观过。江青在这里还耍了个花枪，不让公安机关直接出面抓人，而是授意群众组织将他揪送到公安机关。曾经给杨承柞及其夫人袁绍英当过保姆的祁妈，也在王光美家里干过几个月的保姆。得到这个线索后，江青如获至宝，亲自批示道：“一定要找到祁妈！请东兴同志注意。”祁妈很快就“找到”了并被关进监狱。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曾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王光美就是由他介绍到军调处任翻译的。这样的人当然更不能放过。审问者问崔月犁，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是哪儿，他不知道；审问他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他也不知道。于是，审问者逼他数数字，从1、2、3、4数到38，这群人扑上来就是一顿毒打：“你早知道，为什么不说？”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柞，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审问人又逼他背“百家姓”，背诵到“蒋沈韩杨”，又是一顿打。他们拿来杨承柞的像片，背面写着“杨承柞”，给他看，让他念。 就这样，崔月犁成了杨承样介绍王光美做“特务”的“证人”，也成了他自己介绍王光美“打人”我方代表团的“证据”。
张重一教授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的代理秘书长，既不认识刘 少 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是他认识杨承柞及其夫人袁绍英，而杨、袁二人认识王光美。就凭这样一个说不上什么联系的联系，张重一就被定成了证明刘 少 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末期。据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疽，大量便血，脸部已出现“恶意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对待这样一个生命垂危的老教授，江青竟亲笔批准了专案组对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
为了争取时间获取口供，先是由解放军总医院在监狱内对张重一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当张重一病情急剧恶化时，又把他移人解放军总医院，靠着药物和医疗手段，张重一的生命延长了7天。就在这7天里，他受到了日夜不停的审讯。在他进入昏迷状态的时候，靠着审讯者的诱供、逼供，张重一语无论次地说过王光美是“特务”。可是当他在临终前一段意识清醒的时间里，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审问者： “这个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王光美是个共 产 党员。”对张重一的最后一次审问，从10月31日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24时，整整15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张重一就惨死在病床上。
就凭着一个重病老人在昏迷状态中逼问出来的混乱语言，再加上另一个垂危病人杨承样的一些“口供”，王光美“美国特务”的罪名就被定下来了。
这里需要特殊记述一笔的是，专案组最初写《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时，还有些心虚，只是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没有事实根据，“基本上可以断定”，已属很荒谬了，而江青看后却不满意，在报告上画了个大大的“×”，批道：“搞的不好，退王专案组。”后来还是康生亲自起草报告，就变成了“根据现有材料证明”，仅就杨承柞等人口供“证明”，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而且又是“日特”、“国特”。
既然王光美成了“美国特务”，刘 少 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江青还嫌这个份量不够，又凭空捏造出刘 少 奇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另一说是特派员）的神话。
1966年12月18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公安部等部门的人开会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交代了工作任务、方法、领导关系等。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没有任何的中央正式文件，针对国家主席刘 少 奇的专案组成立！该专案组前后共有几批，始称“中央办公厅丙组”，后更名为“504组”，人员变动很大。在江青、谢富治的直接领导和指使下，专案组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炮制假材料、搜集诬证、假证，以诬蔑、攻击刘 少 奇的历史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
1967年3月21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有关刘 少 奇“历史问题”材料转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并指定康生分管。这样，“刘 少 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开始制造中 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此时，刘 少 奇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甚至给主席的申诉信也给扣押，多次提出辞职无人理会。刘 少 奇问题的处理大权完全被林 彪、江青、康生掌握。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专案组报告上批示说：“大叛徒刘 少 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江青同志。”
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刘 少 奇的子女也被赶出家门，或到校接受批判，或流浪街头。刘 少 奇独自一人被关押在福禄居前院，并不知道他的家人已经不在福禄居了。
刘 少 奇终于意识到，他已经落入一伙坏人的魔掌，一切争辩都无济于事了。从此，他不再写信，不再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来表示他无声的抗争。
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刘 少 奇，连对一只蚂蚁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了，但江青那伙人还是不肯放过他。他们知道，要想彻底打倒刘 少 奇，必须给他戴上诸如“叛徒”、“特务”、 “内好”之类的帽子，而这些罪名虽然可以凭空编造，还得有捕风捉影的“风”和“影”才交待得过去。于是，他们把诬陷王光美当作突破口。
王光美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那可是一个教会学校，里边就没有特务？后来王光美又到北平军调处中 共代表团里当翻译，翻译自然要跟外国人打交道，那特务还少得了吗？如果能把王光美定成特务，也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把刘 少 奇定为特务。
按照江青的指示，凡是能够对证明王光美有问题起一点作用的人全部抓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被抓来了，就因为他当年在辅仁大学任过教，给王光美当过老师。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主任苏士文被抓来了，就因为王光美当年在军调处工作时，介绍他去张家口参观过。江青在这里还耍了个花枪，不让公安机关直接出面抓人，而是授意群众组织将他揪送到公安机关。曾经给杨承柞及其夫人袁绍英当过保姆的祁妈，也在王光美家里干过几个月的保姆。得到这个线索后，江青如获至宝，亲自批示道：“一定要找到祁妈！请东兴同志注意。”祁妈很快就“找到”了并被关进监狱。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曾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王光美就是由他介绍到军调处任翻译的。这样的人当然更不能放过。审问者问崔月犁，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是哪儿，他不知道；审问他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他也不知道。于是，审问者逼他数数字，从1、2、3、4数到38，这群人扑上来就是一顿毒打：“你早知道，为什么不说？”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柞，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审问人又逼他背“百家姓”，背诵到“蒋沈韩杨”，又是一顿打。他们拿来杨承柞的像片，背面写着“杨承柞”，给他看，让他念。 就这样，崔月犁成了杨承样介绍王光美做“特务”的“证人”，也成了他自己介绍王光美“打人”我方代表团的“证据”。
张重一教授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的代理秘书长，既不认识刘 少 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是他认识杨承柞及其夫人袁绍英，而杨、袁二人认识王光美。就凭这样一个说不上什么联系的联系，张重一就被定成了证明刘 少 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末期。据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疽，大量便血，脸部已出现“恶意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对待这样一个生命垂危的老教授，江青竟亲笔批准了专案组对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
为了争取时间获取口供，先是由解放军总医院在监狱内对张重一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当张重一病情急剧恶化时，又把他移人解放军总医院，靠着药物和医疗手段，张重一的生命延长了7天。就在这7天里，他受到了日夜不停的审讯。在他进入昏迷状态的时候，靠着审讯者的诱供、逼供，张重一语无论次地说过王光美是“特务”。可是当他在临终前一段意识清醒的时间里，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审问者： “这个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王光美是个共 产 党员。”对张重一的最后一次审问，从10月31日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24时，整整15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张重一就惨死在病床上。
就凭着一个重病老人在昏迷状态中逼问出来的混乱语言，再加上另一个垂危病人杨承样的一些“口供”，王光美“美国特务”的罪名就被定下来了。
这里需要特殊记述一笔的是，专案组最初写《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时，还有些心虚，只是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没有事实根据，“基本上可以断定”，已属很荒谬了，而江青看后却不满意，在报告上画了个大大的“×”，批道：“搞的不好，退王专案组。”后来还是康生亲自起草报告，就变成了“根据现有材料证明”，仅就杨承柞等人口供“证明”，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而且又是“日特”、“国特”。
既然王光美成了“美国特务”，刘 少 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江青还嫌这个份量不够，又凭空捏造出刘 少 奇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另一说是特派员）的神话。
86、制造伪证陷害刘少奇夫妇（2）
对刘 少 奇的专案审查从1967年3月就已正式开始，但那时候关于刘 少 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都用的是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当王光美的罪名被定下来后，对刘 少 奇的审查就明显加快了速度，到了1968年4月下旬，“刘 少 奇、王光美专案组”的招牌便公开亮了出来。
就在王光美被定罪的同时，对刘 少 奇的专案审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刘 少 奇曾经长期坚持白区工作，历史上又被敌人逮捕过，这就为把他诬陷成“叛徒”提供了口实。为了把刘 少 奇打成“叛徒”，江青等人不惜劳民伤财，先后动员了40万人，查阅了400万卷敌伪档案，企图从故纸堆里搜索出可资利用的材料来。光为寻找刘 少 奇 “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他们就在沈阳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调阅敌伪档案汗牛充栋，结果却一无所获。
有一段时间，专案组费尽心机仍未找到能说明刘 少 奇有所谓“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1968年3月13日她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 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吗！”她武断地说：“刘 少 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 卫 兵的材料。”
江青的话给专案组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别看她动不动就说“搞专案的同志是无名英雄”，“是主席的好战士”。康生也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比提级还光荣。”可是只要他们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 倾”，重者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送回原单位挨批。“刘 少 奇、王光美专案组”的领导班子先后换了三次，有两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一个就是曾经担任过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肖孟。他在后来回忆说：“他们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反右 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在江青、康生等人的一再催逼下，专案人员把工作重点从翻阅敌伪档案转到逼取活人口供上来。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来一批人，采取勒令交待、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 斗、软硬兼施等恶劣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能陷害刘 少 奇的伪证。
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嫌疑人员”，虽然没被逮捕，但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能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为自己辩解，便被斥为“不老实”、 “翻案”，受到更加严厉的批 斗。审讯时凡是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一律不准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写了也被扣压下来，不准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
1927年曾和刘 少 奇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丁党群（此人1928年被捕后脱党）被抓了进来。刚开始他在交待材料中写道：“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我和刘 少 奇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这样的“交待”江青是不需要的，于是千钧压力一起降落到他的身上，他只好说了违心的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声明： “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我才说。”后来他又专门给负责审讯的人写信： “为了批倒批臭刘 少 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丁觉群在写了揭发刘 少 奇进行“内奸活动”的书面交待后，曾经在两个月之内四次翻供和申述，在一份申诉材料中他这样写道：“首长已经向我揭开了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
1972年丁觉群被释放回家后，曾在日记中记载了他被迫编造假口供的真实过程。 “文 化 大 革 命”结束后，他的儿子把这本日记交了出来，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 “我深深地知道，刘 少 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打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
孟用潜因为1929年在沈阳同刘 少 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过，早早地就被隔离审查，孟用潜不肯胡编乱造，康生就气哼哼地说：“专案组斗不过被审查对象。”他下令要专案组全体出动对孟用潜进行批 斗。曾经参加过这场名为批 斗实为审讯的原专案组副组长至中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景：“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份申述，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 “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当时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5份，警告他：“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 革 命论处。”
陈元桢（现名陈冠英）曾在1927年时在奉天警察局南埠地三分局当过差遣班长。1968年初，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找了去，要他证实刘 少 奇当年被捕后叛变了。他不肯做这种昧良心的事，那人就一连七八天不让他睡觉，还威胁他说：“你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后来又有一个人骗他说：“你都承认了吧。刘 少 奇已经倒了，你说了没有啥，你立功了。”陈元桢识字不多，也不会写字。有人代他写了材料，让他签字盖上手印。就这样，一份证明刘 少 奇被捕“叛变”的材料出笼了。
对刘 少 奇的专案审查从1967年3月就已正式开始，但那时候关于刘 少 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都用的是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当王光美的罪名被定下来后，对刘 少 奇的审查就明显加快了速度，到了1968年4月下旬，“刘 少 奇、王光美专案组”的招牌便公开亮了出来。
就在王光美被定罪的同时，对刘 少 奇的专案审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刘 少 奇曾经长期坚持白区工作，历史上又被敌人逮捕过，这就为把他诬陷成“叛徒”提供了口实。为了把刘 少 奇打成“叛徒”，江青等人不惜劳民伤财，先后动员了40万人，查阅了400万卷敌伪档案，企图从故纸堆里搜索出可资利用的材料来。光为寻找刘 少 奇 “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他们就在沈阳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调阅敌伪档案汗牛充栋，结果却一无所获。
有一段时间，专案组费尽心机仍未找到能说明刘 少 奇有所谓“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1968年3月13日她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 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吗！”她武断地说：“刘 少 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 卫 兵的材料。”
江青的话给专案组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别看她动不动就说“搞专案的同志是无名英雄”，“是主席的好战士”。康生也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比提级还光荣。”可是只要他们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 倾”，重者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送回原单位挨批。“刘 少 奇、王光美专案组”的领导班子先后换了三次，有两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一个就是曾经担任过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肖孟。他在后来回忆说：“他们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反右 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在江青、康生等人的一再催逼下，专案人员把工作重点从翻阅敌伪档案转到逼取活人口供上来。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来一批人，采取勒令交待、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 斗、软硬兼施等恶劣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能陷害刘 少 奇的伪证。
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嫌疑人员”，虽然没被逮捕，但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能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为自己辩解，便被斥为“不老实”、 “翻案”，受到更加严厉的批 斗。审讯时凡是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一律不准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写了也被扣压下来，不准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
1927年曾和刘 少 奇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丁党群（此人1928年被捕后脱党）被抓了进来。刚开始他在交待材料中写道：“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我和刘 少 奇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这样的“交待”江青是不需要的，于是千钧压力一起降落到他的身上，他只好说了违心的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声明： “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我才说。”后来他又专门给负责审讯的人写信： “为了批倒批臭刘 少 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丁觉群在写了揭发刘 少 奇进行“内奸活动”的书面交待后，曾经在两个月之内四次翻供和申述，在一份申诉材料中他这样写道：“首长已经向我揭开了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
1972年丁觉群被释放回家后，曾在日记中记载了他被迫编造假口供的真实过程。 “文 化 大 革 命”结束后，他的儿子把这本日记交了出来，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 “我深深地知道，刘 少 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打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
孟用潜因为1929年在沈阳同刘 少 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过，早早地就被隔离审查，孟用潜不肯胡编乱造，康生就气哼哼地说：“专案组斗不过被审查对象。”他下令要专案组全体出动对孟用潜进行批 斗。曾经参加过这场名为批 斗实为审讯的原专案组副组长至中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景：“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份申述，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 “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当时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5份，警告他：“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 革 命论处。”
陈元桢（现名陈冠英）曾在1927年时在奉天警察局南埠地三分局当过差遣班长。1968年初，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找了去，要他证实刘 少 奇当年被捕后叛变了。他不肯做这种昧良心的事，那人就一连七八天不让他睡觉，还威胁他说：“你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后来又有一个人骗他说：“你都承认了吧。刘 少 奇已经倒了，你说了没有啥，你立功了。”陈元桢识字不多，也不会写字。有人代他写了材料，让他签字盖上手印。就这样，一份证明刘 少 奇被捕“叛变”的材料出笼了。
87、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
被关押在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 少 奇，对于关于他自己专案的种种情况，全都一无所知。在对他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任何消息，更没有人来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述。就连专案组的人也觉得这样做不大妥当，当面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这个要求当即被驳回。他们害怕露出破绽，又对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因此拒不同意专案组的人和刘 少 奇见面和接触。
被关押在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 少 奇，对于关于他自己专案的种种情况，全都一无所知。在对他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任何消息，更没有人来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述。就连专案组的人也觉得这样做不大妥当，当面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这个要求当即被驳回。他们害怕露出破绽，又对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因此拒不同意专案组的人和刘 少 奇见面和接触。
1968年9月，唯江青马首是瞻的谢富治指挥“刘 少 奇专案组”日夜奋战，终于整出了三份所谓“罪证材料”，陆续送到了钓鱼台11号楼江青的手里。江青审阅后用极端的语言为刘 少 奇的问题定了性。9月16日，她虚张声势地批示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进行到底！刘 少 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 革 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康生、陈伯达也都批了意见。
康生、陈伯达也都批了意见。
9月29日，林 彪看了这个所谓的“罪证”材料，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所批，他还特别提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张春桥也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不要看这么一本啊！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这一本搞了一年多了！这样一本东西就要叫刘 少 奇永世不得翻身！”
江青、康生、谢富治关在钓鱼台紧张策划，把逼供得来的三份“罪证材料”综合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 少 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由张春桥修改定稿后提交即将召开的中 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撤销刘 少 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 少 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张春桥也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不要看这么一本啊！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这一本搞了一年多了！这样一本东西就要叫刘 少 奇永世不得翻身！”
江青、康生、谢富治关在钓鱼台紧张策划，把逼供得来的三份“罪证材料”综合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 少 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由张春桥修改定稿后提交即将召开的中 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撤销刘 少 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 少 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 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文 化 大 革 命”的高潮中召开了。这次会议极不正常。195名中 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竟有71％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剥夺了他们出席会议的权利。97名中央委员当中，除上次全会以来去世的10人外，允许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允许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只有9人。而扩大进来出席会议的中央文 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文 化 大 革 命”以来提升的各类人员达74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在最后一天批准了这个用伪证写成的《审查报告》，从而铸成了中国共 产 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但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中 共中央委员陈少敏还是不畏高压，在讨论《审查报告》时拒不表示同意，在全会表决通过时也坚决不举手。
11月24日，这一天是刘 少 奇70岁的生日。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民间有摆祝寿酒宴的习俗。刘 少 奇从来不许别人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过生日这一天加倍工作，以此引为快乐。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早上，一个惊天霹雳在他的耳边响起。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2008，6，9.10：55）
11月24日，这一天是刘 少 奇70岁的生日。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民间有摆祝寿酒宴的习俗。刘 少 奇从来不许别人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过生日这一天加倍工作，以此引为快乐。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早上，一个惊天霹雳在他的耳边响起。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2008，6，9.10：55）
88、国家主席受尽折磨（1）
江青之流在这边忙着给刘 少 奇罗织罪名，那边又对重病缠身的刘 少 奇放心不下，于是给监视刘 少 奇的人下了一道严令，决不能发生任何意外。这一来，福禄居里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刘 少 奇的住处门口加了双哨，看守们如临大敌。
这一天，几个士兵奉命来搜查刘 少 奇的房间。搜查完了，又要他把皮带解下来。这是干什么？怕我自杀？刘 少 奇厉声抗议，可是话音未落，他就被按倒在地，皮带被强行抽走了。 刘 少 奇气得浑身打颤，半天没有爬起来。
又一天，中央文 革小组的得力干将退群来了，他自称代表“中央”，要给看守刘 少 奇的警卫战士训话。这些战士因为过去提任过保卫刘 少 奇的任务，就被骂成是 “地道的保皇兵”，枪被下了，证件也被没收了。有人稍微对刘 少 奇留一点“情面”，就立即被批 斗、关押或者遣送回农村老家。
迟群恶狠狠地说：“刘 少 奇就出在你们这儿，你们中毒最深，要肃清流毒。你们现在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 少 奇。”说到这里，他又咬牙切齿地补上一句：“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
在这样的威逼和恐吓之下，没有人再敢给刘 少 奇行方便了，更别说出于人道对他的生活起居加以照顾了。由于批 斗会上的扭打，他的肩周炎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可是没有人敢帮他的忙。由于腿被打伤了，去饭厅吃饭，短短30米的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这哪里是走，就是一点一点地往前蹭。每蹭一步，他的头上都会滚落下一串汗珠。可是看守他的战士谁也不敢上来扶他一把。后来他根本走不动了，警卫人员只好把饭给他打回来吃。警卫人员害怕被骂作 “保皇兵”，不肯每餐都去打饭，于是便一次多打一些，让刘 少 奇多吃几顿，刘 少 奇本来就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饭馊菜，便常拉肚子，使得他的身体越发虚弱，吃饭的时候手颤抖的不听使唤，饭怎么也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怎么能够受得住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他的身体急剧地垮下来。1968年3月以后，他的病情明显加重。4月12日中央警卫局整理的《刘 少 奇情况反映》写道：“据大夫检查，刘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腿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时，还不知纠正。”可是，负责监视看守刘 少 奇的人却这样告诉警卫战士：“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当刘 少 奇病得太厉害时，也有医生护士来给他看病，可是每次看病前都要先开一个批判会，喊过一阵口号之后再看病。医生检查病情的时候，一边用听诊器狠狠敲打，一边大骂：“你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护士打针时也毫无耐心可言，操起注射器就使劲乱捅。这哪里是看病，简直跟上刑差不多。
刘 少 奇并不想责怪这些人狠心，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把他描画成青面獠牙魔鬼的人，但他不能不让这些人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他不能听任折磨：“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刘 少 奇说的这些话不但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反而让人家把他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S860给停了。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刘 少 奇的病情终于恶化。7月9日，他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危急。这时才有人出面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们会诊后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建议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但却得不到批准。没办法，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就地治疗。
刘 少 奇的卧室很快布置成了病房，放上了氧气钢瓶、点滴注射吊架。经过抢救医治，到7月24日刘 少 奇总算又缓了过来，脱离了危险期。
从此以后，刘 少 奇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在重病的折磨下苦熬。他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却得不到应有的护理。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因为不能活动，他的双腿肌肉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腿由于经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在记录本上写道：“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在他最需要亲人关心照顾的时候，他的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跟随着他。刘 少 奇的家人已经不可能来看望他、照顾他了。他的妻子王光美正被关进秦城监狱一间阴暗霉湿的牢房里。
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已在1967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 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正被关在“牛棚”里，不准回家。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还被关押在监狱里。原来一直同刘 少 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4个年纪较小的子女，也早已被赶出家门，流落各处：19岁的平平被关进单人牢房；17岁的源源四处逃亡，1968年12月又被抓进拘留所；15岁的亭亭一个人住在学校里，还时不时地要她作检查。最可怜的是小小，上学第一天，她挎着新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刚走进校门，有人说刘 少 奇的女儿来了，便引起一阵混乱，一大群人把她围在当中，好像观看什么怪物一样。她吓坏了，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街上值勤的解放军战士闻讯赶来，把她抱了起来。过了好大一会儿，她那呆滞的目光才转动起来：“叔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说完就大哭起来……幸好这一切都没有让刘 少 奇知道，即使让他知道了其中的一件，都会让他伤心欲绝。
瘦弱到极点的刘 少 奇躺在病床上，生命的活力在他体内已经快要枯竭了。他的病情反反复复，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由于植物神经紊乱，他不能下咽食物，医护人员只好对他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从1968年10月11日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人世。
在病痛和窒息感的折磨下，他常常无力地攥起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就拿来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
江青之流在这边忙着给刘 少 奇罗织罪名，那边又对重病缠身的刘 少 奇放心不下，于是给监视刘 少 奇的人下了一道严令，决不能发生任何意外。这一来，福禄居里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刘 少 奇的住处门口加了双哨，看守们如临大敌。
这一天，几个士兵奉命来搜查刘 少 奇的房间。搜查完了，又要他把皮带解下来。这是干什么？怕我自杀？刘 少 奇厉声抗议，可是话音未落，他就被按倒在地，皮带被强行抽走了。 刘 少 奇气得浑身打颤，半天没有爬起来。
又一天，中央文 革小组的得力干将退群来了，他自称代表“中央”，要给看守刘 少 奇的警卫战士训话。这些战士因为过去提任过保卫刘 少 奇的任务，就被骂成是 “地道的保皇兵”，枪被下了，证件也被没收了。有人稍微对刘 少 奇留一点“情面”，就立即被批 斗、关押或者遣送回农村老家。
迟群恶狠狠地说：“刘 少 奇就出在你们这儿，你们中毒最深，要肃清流毒。你们现在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 少 奇。”说到这里，他又咬牙切齿地补上一句：“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
在这样的威逼和恐吓之下，没有人再敢给刘 少 奇行方便了，更别说出于人道对他的生活起居加以照顾了。由于批 斗会上的扭打，他的肩周炎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可是没有人敢帮他的忙。由于腿被打伤了，去饭厅吃饭，短短30米的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这哪里是走，就是一点一点地往前蹭。每蹭一步，他的头上都会滚落下一串汗珠。可是看守他的战士谁也不敢上来扶他一把。后来他根本走不动了，警卫人员只好把饭给他打回来吃。警卫人员害怕被骂作 “保皇兵”，不肯每餐都去打饭，于是便一次多打一些，让刘 少 奇多吃几顿，刘 少 奇本来就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饭馊菜，便常拉肚子，使得他的身体越发虚弱，吃饭的时候手颤抖的不听使唤，饭怎么也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怎么能够受得住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他的身体急剧地垮下来。1968年3月以后，他的病情明显加重。4月12日中央警卫局整理的《刘 少 奇情况反映》写道：“据大夫检查，刘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腿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时，还不知纠正。”可是，负责监视看守刘 少 奇的人却这样告诉警卫战士：“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当刘 少 奇病得太厉害时，也有医生护士来给他看病，可是每次看病前都要先开一个批判会，喊过一阵口号之后再看病。医生检查病情的时候，一边用听诊器狠狠敲打，一边大骂：“你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护士打针时也毫无耐心可言，操起注射器就使劲乱捅。这哪里是看病，简直跟上刑差不多。
刘 少 奇并不想责怪这些人狠心，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把他描画成青面獠牙魔鬼的人，但他不能不让这些人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他不能听任折磨：“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刘 少 奇说的这些话不但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反而让人家把他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S860给停了。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刘 少 奇的病情终于恶化。7月9日，他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危急。这时才有人出面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们会诊后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建议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但却得不到批准。没办法，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就地治疗。
刘 少 奇的卧室很快布置成了病房，放上了氧气钢瓶、点滴注射吊架。经过抢救医治，到7月24日刘 少 奇总算又缓了过来，脱离了危险期。
从此以后，刘 少 奇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在重病的折磨下苦熬。他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却得不到应有的护理。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因为不能活动，他的双腿肌肉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腿由于经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在记录本上写道：“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在他最需要亲人关心照顾的时候，他的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跟随着他。刘 少 奇的家人已经不可能来看望他、照顾他了。他的妻子王光美正被关进秦城监狱一间阴暗霉湿的牢房里。
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已在1967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 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正被关在“牛棚”里，不准回家。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还被关押在监狱里。原来一直同刘 少 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4个年纪较小的子女，也早已被赶出家门，流落各处：19岁的平平被关进单人牢房；17岁的源源四处逃亡，1968年12月又被抓进拘留所；15岁的亭亭一个人住在学校里，还时不时地要她作检查。最可怜的是小小，上学第一天，她挎着新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刚走进校门，有人说刘 少 奇的女儿来了，便引起一阵混乱，一大群人把她围在当中，好像观看什么怪物一样。她吓坏了，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街上值勤的解放军战士闻讯赶来，把她抱了起来。过了好大一会儿，她那呆滞的目光才转动起来：“叔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说完就大哭起来……幸好这一切都没有让刘 少 奇知道，即使让他知道了其中的一件，都会让他伤心欲绝。
瘦弱到极点的刘 少 奇躺在病床上，生命的活力在他体内已经快要枯竭了。他的病情反反复复，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由于植物神经紊乱，他不能下咽食物，医护人员只好对他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从1968年10月11日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人世。
在病痛和窒息感的折磨下，他常常无力地攥起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就拿来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
89、国家主席受尽折磨（2）
11月24日，这一天是刘 少 奇70岁的生日。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民间有摆祝寿酒宴的习俗。刘 少 奇从来不许别人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过生日这一天加倍工作，以此引为快乐。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早上，一个惊天霹雳在他的耳边响起。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十二中全会已经开过整整24天了。不早不晚，偏偏选这个日子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刘 少 奇，实在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阴谋。刘 少 奇气愤得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双向外喷射着怒火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眼角都快要绽裂了……
真理在哪里？
正义在哪里？
11月24日，这一天是刘 少 奇70岁的生日。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民间有摆祝寿酒宴的习俗。刘 少 奇从来不许别人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过生日这一天加倍工作，以此引为快乐。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早上，一个惊天霹雳在他的耳边响起。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十二中全会已经开过整整24天了。不早不晚，偏偏选这个日子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刘 少 奇，实在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阴谋。刘 少 奇气愤得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双向外喷射着怒火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眼角都快要绽裂了……
真理在哪里？
正义在哪里？
他在心底一直藏着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总有一天党会为他洗清冤屈，澄清是非；为了等到这一天，他以最宏大的气度承担了最可怕的屈辱和误解，又以最顽强的意志挣扎着不让自己微弱的生命之火熄灭，可是他听到的……
心死无言。他决定从此不再说话，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 他要用无言来表示抗议。周总理特地从北京医院动员了两个护士来护理刘 少 奇，她们尽管技术熟练又很细心，但只能是略尽心力而已了
突然有一天；刘 少 奇叫起过去的卫士小贾的名字。看守把小贾找来了。刘 少 奇却一句话不跟他说，只是朝他微微一笑，便闭上了眼睛。
过了几天，刘 少 奇又叫来了过去的卫士小于。他还是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对小于微微一笑，便闭上了眼睛。
他这是在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刘 少 奇非常喜欢在他身边工作的年青人，对待他们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他常常这样说：“不管是谁的孩子，在我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后代来教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为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感到遗憾，但是看见了他们，他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那些心爱的儿女。他在心底这样呼喊着：“孩子们啊，爸爸和你们永别了！你们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啊！”
生命垂危的刘 少 奇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监禁他的房间里灯光明亮，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横七竖八挂了满屋子的标语、口号，更让人精神紧张。会诊医生曾提出过把刘 少 奇转到医院里进行治疗，被拒绝了；又提出摘掉那些标语、口号，以便病人少受刺激，又被拒绝了。 他们这是想让刘 少 奇活受罪呀！ 刘 少 奇已经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了，随时都可能死亡。这不是正好让江青之流如意了吗？他们为什么还要派医护人员来抢救呢？中央办公厅的一位负责人一语道破了天机：“现在快要开刘 少 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给九大贸活靶子！”
刘 少 奇果真活过了九大。但以他1921年入党、有着48年党龄、中 共七大的五大书记之一，中 共八大的党中央副主席的资格，却无缘于九大。一张开除出党的决定，不仅让他负冤，而且令他蒙羞。只是他用不着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感到耻辱，而是要为他所无比热爱的这个政党钻进来那么多丑类而感到耻辱。这是奇耻大辱呀！
刘 少 奇没有参加九大，当然也没有听到林 彪的恶毒诬蔑：“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许多重大历史关头。刘 少 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 革 命阴谋活动。”更没有听到这次大会所通过的神圣的《中国共 产 党章程》中，居然塞进了林 彪是“主席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一段话。纵观国际共运史，还没有一个党在它的党章中写上接班人的名字，这该算作是一个“创举”了！
1969年7月，刘 少 奇的支气管肺炎再度大发作：高烧，咳嗽，呼吸加快，两肺湿罗音明显增多，心率加快。医生们紧急会诊，一致认为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 “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治疗，病情总算又暂时稳定了下来。
到了10月份，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主席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10月17日，正在苏州休养的林 彪以副统师的资格发出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备战行动。在这种背景下，中 共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 少 奇当然是首当其冲，中央决定将他送往河南开封。
中 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负责人大驾光顾福禄居，亲自叫人通知刘 少 奇转移。他来到囚禁刘 少 奇的房间门口，往里看了一眼。他所看到的是一个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摇晃着输液管的垂危病人。他明知道医生已经做出了“此人随时都可能突然死亡”的诊断，但绝无收回成命的意思。
护士找来一张报纸，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上边写了这样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 少 奇转过脸去不看。护士又把这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过去，还是不看。不知道他用这个举动是不是表达出这样的意思：我的肉体可以任人摆布，我的个人意志却不可动摇，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刘 少 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走上前去，对着他的耳朵，把报纸上的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心死无言。他决定从此不再说话，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 他要用无言来表示抗议。周总理特地从北京医院动员了两个护士来护理刘 少 奇，她们尽管技术熟练又很细心，但只能是略尽心力而已了
突然有一天；刘 少 奇叫起过去的卫士小贾的名字。看守把小贾找来了。刘 少 奇却一句话不跟他说，只是朝他微微一笑，便闭上了眼睛。
过了几天，刘 少 奇又叫来了过去的卫士小于。他还是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对小于微微一笑，便闭上了眼睛。
他这是在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刘 少 奇非常喜欢在他身边工作的年青人，对待他们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他常常这样说：“不管是谁的孩子，在我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后代来教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为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感到遗憾，但是看见了他们，他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那些心爱的儿女。他在心底这样呼喊着：“孩子们啊，爸爸和你们永别了！你们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啊！”
生命垂危的刘 少 奇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监禁他的房间里灯光明亮，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横七竖八挂了满屋子的标语、口号，更让人精神紧张。会诊医生曾提出过把刘 少 奇转到医院里进行治疗，被拒绝了；又提出摘掉那些标语、口号，以便病人少受刺激，又被拒绝了。 他们这是想让刘 少 奇活受罪呀！ 刘 少 奇已经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了，随时都可能死亡。这不是正好让江青之流如意了吗？他们为什么还要派医护人员来抢救呢？中央办公厅的一位负责人一语道破了天机：“现在快要开刘 少 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给九大贸活靶子！”
刘 少 奇果真活过了九大。但以他1921年入党、有着48年党龄、中 共七大的五大书记之一，中 共八大的党中央副主席的资格，却无缘于九大。一张开除出党的决定，不仅让他负冤，而且令他蒙羞。只是他用不着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感到耻辱，而是要为他所无比热爱的这个政党钻进来那么多丑类而感到耻辱。这是奇耻大辱呀！
刘 少 奇没有参加九大，当然也没有听到林 彪的恶毒诬蔑：“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许多重大历史关头。刘 少 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 革 命阴谋活动。”更没有听到这次大会所通过的神圣的《中国共 产 党章程》中，居然塞进了林 彪是“主席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一段话。纵观国际共运史，还没有一个党在它的党章中写上接班人的名字，这该算作是一个“创举”了！
1969年7月，刘 少 奇的支气管肺炎再度大发作：高烧，咳嗽，呼吸加快，两肺湿罗音明显增多，心率加快。医生们紧急会诊，一致认为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 “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治疗，病情总算又暂时稳定了下来。
到了10月份，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主席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10月17日，正在苏州休养的林 彪以副统师的资格发出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备战行动。在这种背景下，中 共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 少 奇当然是首当其冲，中央决定将他送往河南开封。
中 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负责人大驾光顾福禄居，亲自叫人通知刘 少 奇转移。他来到囚禁刘 少 奇的房间门口，往里看了一眼。他所看到的是一个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摇晃着输液管的垂危病人。他明知道医生已经做出了“此人随时都可能突然死亡”的诊断，但绝无收回成命的意思。
护士找来一张报纸，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上边写了这样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 少 奇转过脸去不看。护士又把这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过去，还是不看。不知道他用这个举动是不是表达出这样的意思：我的肉体可以任人摆布，我的个人意志却不可动摇，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刘 少 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走上前去，对着他的耳朵，把报纸上的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90、国家主席惨死开封
1969年10月17日晚，一架伊尔—14型飞机早已停在北京西郊机场待命。19点23分，躺在担架上的刘 少 奇，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七手八脚抬上飞机。由于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刘 少 奇套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用一条被子往他身上一裹，放在了担架上。
飞机到开封机场着陆已是21点30分。同机跟去的还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李太和。刘 少 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这个地方是旧中国的同和裕银行。小院四周是连接着的三层楼房的墙面，墙体高大坚固，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去。刘 少 奇被安置在北楼一层一个套房的里间。在通道门口和刘 少 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的地步。
这些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显得荒唐可笑，实际上也毫无意义。因为刘 少 奇已经病得不能下床了。刘 少 奇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病榻上。恍惚间他微微睁开了眼睛，缓缓地看了看周围，却一句话也没说，又慢慢地把眼睛闭上了。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他无法猜测到，这里就是他11年前曾经视察过的古城开封。
刘 少 奇骨瘦如柴，全靠从鼻饲管里打进的流食，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当时正是初寒天气，刘 少 奇由于衣衫单薄便着了凉。一到开封肺炎就复发了，体温高达39℃，大口大口地呕吐。经过紧急抢救，刘 少 奇的体温才降了下来。没过几天，高烧再起，这一次一连抢救了两天，才勉强使他的体温降到37.2℃。在整个抢救过程中，刘 少 奇基本上神志还清醒。他特别配合治疗，他还想活下去。
1969年11月8日，刘 少 奇高烧刚退一天，从北京跟来的人就奉专案组之命全部撤回。连北京带来的药物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还特意到火葬场看了看，显然已料定刘 少 奇必死无疑。但是在给当地负责人交待任务时，却自相矛盾地说，要保留活证据，“千万不要让他死在我们手里”。
北京来的人撤离后，刘 少 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负责。看管、护理刘 少 奇的人员是从开封驻军部队抽调来的。集中起来之后，这些人被告知所要执行的是一项紧急使命，代号为“十七号任务”，这个代号源于刘 少 奇到达开封的时间。他们还被严肃地告知，执行任务期间，不准外出，不准给亲友写信，也不准和妻子、丈夫、儿女有任何形式的往来，并且要二个个地以党性、性命做保证。
这些人在接受了保密教育的同时，又接受了“激发对刘 少 奇阶级仇恨”的教育，可是当他们见到生命垂危的刘 少 奇时，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位生命将尽的老人，与报纸上所谓“最凶恶的敌人”的说法对上号。他终日嗜睡，偶尔清醒时也不言不语，眼神无光，脸部无任何表情，只是头部偶尔转动一下，呼吸微弱，时而长出一口气，大小便失禁，连翻转身体的气力都没有了。
11月10日，刘 少 奇再次高烧不退。负责抢救工作的开封155医院的医护人员请求调拨药物，得到的答复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治疗。
有什么条件呢？在刘 少 奇身边，既无检查设备，又无必要的药品，连简单的检查化验也做不了。155医院的医生认为，在没有经过透视、拍片、会诊的情况下，尚不能确诊是肺炎，但是北京的有关人员返京交待过只能按肺炎治疗，他们只能遵命行事。
眼看着刘 少 奇生命垂危，守护在他身边的医护人员提出是否让家属来最后见一面，结果是谁也不敢做主。
11月12日凌晨1时许，刘 少 奇的身体状况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6点38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刘 少 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1岁。
刘 少 奇临死时，有人发现，握在他手里的那两个硬塑料瓶，被他攥成了葫芦样。此刻，是1969年11月12日早晨6点45分，离刘 少 奇被送往开封还不到26天。在他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他当年走出家庭参加革命时，是孤身一人；如今他离开人世的时候，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生死下落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林 彪灭亡后的1972年，才得知刘 少 奇已于3年前离开了人世。
这里顺便说一句，和刘 少 奇一起被疏散的陶铸，于1969年11月30日去世，与刘 少 奇只相差18天。
李太和回到北京后，就向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提出要汇报情况，对方让他先休息一天再说。当天夜里两点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一个噩耗撞击着他的耳鼓。
13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直奔那所前后都不临街的小院。他看到刘 少 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头发乱蓬蓬的，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有人在给刘 少 奇的遗体拍照。望着刘 少 奇的遗容，李太和偷偷地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动手为他剪去乱发和胡须，又为他穿好衣服和鞋子。
刘 少 奇去世后，遗体并没有马上火化，而是移人同院内原金库中放了两天。这是一个面积更小的屋子，屋长不够身长，只好把停放刘 少 奇遗体的担架斜摆着。
11月13日午夜，阴沉沉的夜幕如漆如墨，淅沥的秋雨如泣如诉。刘 少 奇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六九”型吉普车，短短的车身容纳不下他的高大身躯，两只脚露在车厢外边。 灵车向开封市郊的火葬场驶去。
灵车还没有开到，这个小小的火葬场就已经被20多名军人严密封锁了。只留下两名工人，他们已经接到通知，说是有一名“烈性传染病患者”要来火化，于是就匆忙喷洒起消毒剂来。火化手续是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源的名字。对死者则填了“刘卫黄”这个刘 少 奇少年时曾经用过但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
没有哀乐，没有哭声。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白花，没有黑纱。没有一个亲人为他送行。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仪式。
刘 少 奇的遗体被匆忙地送进了火化炉。他的所有遗物也随着付之一炬，包括那个他从延安时期穿过来的布面老羊皮的大衣。
刘 少 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火葬场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谁的骨灰。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刘 少 奇之死毫无所知。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他们自以为这一切都干得神鬼不晓。
刘 少 奇离开了人世，史无前例的“文 化 大 革 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刘 少 奇走了，他的躯体和苦难一道化成缕缕清烟，然而以他名字命名的系列悲剧，却仍在这个人世间上演着。 他的岳母董洁如老人，搬出中南海不久便被捕入狱，受尽残酷折磨，于1972年7月含冤离世。
1967年，由谢富治亲自签署拘留证，以“现行反 革 命”的罪名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逮捕入狱。他在监狱里足足住了8个年头，才获释放。刘 少 奇的厨师郝苗在秦城监狱里一关也是8年。刘 少 奇的二儿子刘允若直到1974年，才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就把出狱这一天当作自己的生日。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活夺去了他的健康，他早早地便辞世而去。还有掏粪工人时传祥，就因为替刘 少 奇说了公道话，竟被打成“粪霸”，受尽迫害而死。
相比之下，王光美受的磨难最多最重。中 共九大后，林 彪判了她的死刑，“立即执行”，还得感激主席的批示，才保住了一条命。 1972年8月，又是主席亲自批示她的儿女们可以入狱探母。当她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时，他们简直惊呆了：她穿着一身旧军装染成的黑衣，身体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了。见到好几年不见的儿女，竟然叫不出声来，神情麻木、迟钝，好像没有认出来似的……
1969年10月17日晚，一架伊尔—14型飞机早已停在北京西郊机场待命。19点23分，躺在担架上的刘 少 奇，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七手八脚抬上飞机。由于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刘 少 奇套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用一条被子往他身上一裹，放在了担架上。
飞机到开封机场着陆已是21点30分。同机跟去的还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李太和。刘 少 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这个地方是旧中国的同和裕银行。小院四周是连接着的三层楼房的墙面，墙体高大坚固，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去。刘 少 奇被安置在北楼一层一个套房的里间。在通道门口和刘 少 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的地步。
这些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显得荒唐可笑，实际上也毫无意义。因为刘 少 奇已经病得不能下床了。刘 少 奇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病榻上。恍惚间他微微睁开了眼睛，缓缓地看了看周围，却一句话也没说，又慢慢地把眼睛闭上了。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他无法猜测到，这里就是他11年前曾经视察过的古城开封。
刘 少 奇骨瘦如柴，全靠从鼻饲管里打进的流食，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当时正是初寒天气，刘 少 奇由于衣衫单薄便着了凉。一到开封肺炎就复发了，体温高达39℃，大口大口地呕吐。经过紧急抢救，刘 少 奇的体温才降了下来。没过几天，高烧再起，这一次一连抢救了两天，才勉强使他的体温降到37.2℃。在整个抢救过程中，刘 少 奇基本上神志还清醒。他特别配合治疗，他还想活下去。
1969年11月8日，刘 少 奇高烧刚退一天，从北京跟来的人就奉专案组之命全部撤回。连北京带来的药物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还特意到火葬场看了看，显然已料定刘 少 奇必死无疑。但是在给当地负责人交待任务时，却自相矛盾地说，要保留活证据，“千万不要让他死在我们手里”。
北京来的人撤离后，刘 少 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负责。看管、护理刘 少 奇的人员是从开封驻军部队抽调来的。集中起来之后，这些人被告知所要执行的是一项紧急使命，代号为“十七号任务”，这个代号源于刘 少 奇到达开封的时间。他们还被严肃地告知，执行任务期间，不准外出，不准给亲友写信，也不准和妻子、丈夫、儿女有任何形式的往来，并且要二个个地以党性、性命做保证。
这些人在接受了保密教育的同时，又接受了“激发对刘 少 奇阶级仇恨”的教育，可是当他们见到生命垂危的刘 少 奇时，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位生命将尽的老人，与报纸上所谓“最凶恶的敌人”的说法对上号。他终日嗜睡，偶尔清醒时也不言不语，眼神无光，脸部无任何表情，只是头部偶尔转动一下，呼吸微弱，时而长出一口气，大小便失禁，连翻转身体的气力都没有了。
11月10日，刘 少 奇再次高烧不退。负责抢救工作的开封155医院的医护人员请求调拨药物，得到的答复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治疗。
有什么条件呢？在刘 少 奇身边，既无检查设备，又无必要的药品，连简单的检查化验也做不了。155医院的医生认为，在没有经过透视、拍片、会诊的情况下，尚不能确诊是肺炎，但是北京的有关人员返京交待过只能按肺炎治疗，他们只能遵命行事。
眼看着刘 少 奇生命垂危，守护在他身边的医护人员提出是否让家属来最后见一面，结果是谁也不敢做主。
11月12日凌晨1时许，刘 少 奇的身体状况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6点38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刘 少 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1岁。
刘 少 奇临死时，有人发现，握在他手里的那两个硬塑料瓶，被他攥成了葫芦样。此刻，是1969年11月12日早晨6点45分，离刘 少 奇被送往开封还不到26天。在他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他当年走出家庭参加革命时，是孤身一人；如今他离开人世的时候，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生死下落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林 彪灭亡后的1972年，才得知刘 少 奇已于3年前离开了人世。
这里顺便说一句，和刘 少 奇一起被疏散的陶铸，于1969年11月30日去世，与刘 少 奇只相差18天。
李太和回到北京后，就向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提出要汇报情况，对方让他先休息一天再说。当天夜里两点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一个噩耗撞击着他的耳鼓。
13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直奔那所前后都不临街的小院。他看到刘 少 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头发乱蓬蓬的，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有人在给刘 少 奇的遗体拍照。望着刘 少 奇的遗容，李太和偷偷地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动手为他剪去乱发和胡须，又为他穿好衣服和鞋子。
刘 少 奇去世后，遗体并没有马上火化，而是移人同院内原金库中放了两天。这是一个面积更小的屋子，屋长不够身长，只好把停放刘 少 奇遗体的担架斜摆着。
11月13日午夜，阴沉沉的夜幕如漆如墨，淅沥的秋雨如泣如诉。刘 少 奇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六九”型吉普车，短短的车身容纳不下他的高大身躯，两只脚露在车厢外边。 灵车向开封市郊的火葬场驶去。
灵车还没有开到，这个小小的火葬场就已经被20多名军人严密封锁了。只留下两名工人，他们已经接到通知，说是有一名“烈性传染病患者”要来火化，于是就匆忙喷洒起消毒剂来。火化手续是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源的名字。对死者则填了“刘卫黄”这个刘 少 奇少年时曾经用过但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
没有哀乐，没有哭声。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白花，没有黑纱。没有一个亲人为他送行。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仪式。
刘 少 奇的遗体被匆忙地送进了火化炉。他的所有遗物也随着付之一炬，包括那个他从延安时期穿过来的布面老羊皮的大衣。
刘 少 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火葬场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谁的骨灰。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刘 少 奇之死毫无所知。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他们自以为这一切都干得神鬼不晓。
刘 少 奇离开了人世，史无前例的“文 化 大 革 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刘 少 奇走了，他的躯体和苦难一道化成缕缕清烟，然而以他名字命名的系列悲剧，却仍在这个人世间上演着。 他的岳母董洁如老人，搬出中南海不久便被捕入狱，受尽残酷折磨，于1972年7月含冤离世。
1967年，由谢富治亲自签署拘留证，以“现行反 革 命”的罪名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逮捕入狱。他在监狱里足足住了8个年头，才获释放。刘 少 奇的厨师郝苗在秦城监狱里一关也是8年。刘 少 奇的二儿子刘允若直到1974年，才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就把出狱这一天当作自己的生日。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活夺去了他的健康，他早早地便辞世而去。还有掏粪工人时传祥，就因为替刘 少 奇说了公道话，竟被打成“粪霸”，受尽迫害而死。
相比之下，王光美受的磨难最多最重。中 共九大后，林 彪判了她的死刑，“立即执行”，还得感激主席的批示，才保住了一条命。 1972年8月，又是主席亲自批示她的儿女们可以入狱探母。当她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时，他们简直惊呆了：她穿着一身旧军装染成的黑衣，身体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了。见到好几年不见的儿女，竟然叫不出声来，神情麻木、迟钝，好像没有认出来似的……
91、沉冤终于昭雪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 人 帮”反 革 命集团覆灭。“文 化 大 革 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1978年12月，中国共 产 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 化 大 革 命”中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时候王光美已经悄然出狱，并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在1979年的春节联欢会上露了面。
1979年2月，中 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 少 奇一案进行复查。
王光美的问题首先得到复查。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中央组织部就作出结论： “王光美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同年6月，王光美被增补为五届政协委员。6月16日，王光美和其兄王光英出席政协会议的照片，被登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上。7月，王光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她和她的四个孩子也搬进了一座新建的公寓大楼。
11月，联合复查组经过认真周密的核查，证明“文 化 大 革 命”中做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 少 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报告”中强加给刘 少 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
11月19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派徐岚前往河南，了解和核实当年刘 少 奇被武装监护、惨死在开封的情况。河南省委书记兼任省委“两案”审理小组组长赵文甫，从自己办公室的一个铁皮保险柜里，取出了一个棕红色的简陋木盒。这就是盛殓刘 少 奇骨灰的盒子。早在今年3月5日，赵文甫就派人秘密前往开封，连夜取回了刘 少 奇的骨灰盒。当时刘 少 奇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混乱。为了防止意外，他只让少数几个省委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们都以党籍作保证，此事不外传，不泄密，以维护刘 少 奇骨灰的安全。
1980年1月16日，邓 小 平在党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做了长篇讲话，明确宣布党中央不久就要为刘 少 奇恢复名誉。
1980年2月2日，中 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开幕。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准备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议题和文件，其中为刘 少 奇平反和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这两件事是有紧密联系的。
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宣布胜利闭幕，提交全会讨论的所有重大问题均获批准通过，其中一项就是决定为刘 少 奇平反昭雪，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 少 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 少 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 少 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 少 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 少 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5月13日上午10点，一架三叉戟型专机从北京飞抵郑州东郊机场。专机上坐着王光美及其子女，他们是来迎取刘 少 奇的骨灰。刘 少 奇治丧委员会特地派王首道、刘澜涛同志陪同往返。
当天下午，王光美一行前往开封，凭吊刘 少 奇逝世的地方。 他们先来到开封火葬场，沉痛地翻阅了当时的火化记录和骨灰存放登记簿。在骨灰存放厅曾经放过刘 少 奇骨灰盒的123号骨灰架前，王光美强忍悲痛，和孩子们在这里留下了一张难忘的合影。
离开火葬场，他们又驱车进入开封市区，来到北士街当年刘 少 奇被关押致死的地方。这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斗室，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屋内只有一床一桌。王光美一眼看见了刘 少 奇病逝时用过的枕头，急忙走上前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刘 少 奇的子女们也一起围了上去，哭喊着：“爸爸！爸爸！”他们的爸爸是在这里长离人间的，他的英灵会不会在此徘徊不去，等候着他的亲人们与他洒泪相别呢？
王光美来到开封的消息，在古城不胫而走，群众们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市政府门口，等候着欢迎王光美，王光美临上车之际，看到了大门外的群众，她眼含泪水招手致意。
“感谢开封人民！感谢河南人民！”王光美向群众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向她表达发自内心的深切慰问。
当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干旱了很长时间的郑州地区下了一场透雨，省委书记赵文甫眉飞色舞地说，有了这场雨，今年小麦丰收没问题了。好雨知时节，天公也是有情有性的，该为刘 少 奇沉冤得雪洒下欣喜的泪水了。
第二天上午8时30分，王光美及其子女在王首道、刘澜涛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郑州人民会堂一楼南侧的第一休息室。休息室中间用白布铺围的长台上，放着新旧两个骨灰盒。旧骨灰盒很小，上面有一个写着“刘卫黄”三字的标签，没有照片，盒内的骨灰袋是白色的，还印有 “移风易俗”四个字。新骨灰盒是特制的，上面贴着刘 少 奇的半身照片，还备有红色的绸质骨灰袋。
河南省省长刘杰打开旧骨灰盒，取出骨灰袋，交到王光美手中。王光美捧起刘 少 奇的骨灰袋，长时间地把脸偎依在骨灰袋上。刘杰把骨灰袋放入新盒，由刘 少 奇的小儿子刘源把盒盖盖好。
当天下午1点整，刘 少 奇骨灰迎送仪式在哀乐声中隆重开始。 2点50分，运送刘 少 奇骨灰的专机飞离郑州。4点整，专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早已恭候在这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数百人含泪相迎。有很多人身体不好，或腿脚不灵便，但他们还是坐着轮椅或者让人搀扶着坚持来到现场。
刘 少 奇的骨灰从机场直接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安放在江苏厅里。 1980年5月15日，由中 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刘 少 奇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为深切悼念已故中 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于同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1980年5月17日这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1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刘 少 奇追悼大会。
人民大会堂的礼堂里，哀乐低回，人人垂首；人民大会堂东门对面的天安门广场上，许多人井然有序地席地而坐，静听着通过扩音器从会场里传出来的声音。没有任何人组织，这些人完全是自发而来的。
邓 小 平致悼词，他那沉痛低缓的声音在座无虚席的人民大会堂礼堂内，在雄伟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回荡：“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 少 奇同志。刘 少 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追悼会上，邓 小 平走到王光美身边，握住她的手，用宏亮的声音对她说： “是喜事，是胜利！”
刘 少 奇生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
…… 咚！咚！21响礼炮声震颤着军舰，震颤着人们的心灵。驱逐舰的后甲板上挤满了人。刘源打开骨灰盒，王光美最后一次亲偎着骨灰袋，泪如泉涌。她撒下了第一把洁白如雪的骨灰。
浩瀚无边的大海以它洁白如雪的浪花迎接它的一位伟大儿子的到来。她又捧起一把骨灰交给了小女儿刘潇潇。潇潇痛哭失声。
刘 少 奇最喜欢他这个小女儿。当他在那个凄冷的寒夜里离开人世的时候，心幕中会不会映出小女儿那可爱的笑靥呢？
刘 少 奇的子女和亲属，以及原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他的老战友的孩子——两位青年代表，依次走上前来，将他的骨灰和着鲜花一把一把地抛向大海。
人们强忍着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哭出来。有人在哭喊着“留一点儿吧！留一点儿吧！”但死者的躯体还是被深深地投向那广袤无垠的海洋中去。
在海浪的拍打和抚摸中，他已经成了大海的一部分。他与大海结为一体，化作永恒！
刘 少 奇在受辱临难时说过一句值得千古传诵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如果说由人民写成的这部史书也要分章节的话，那么我们翻开记录那些光荣而伟大名字的章节时，刘 少 奇这个名字肯定会赫然在目；而在记录那些可耻而卑鄙的名字的章节，我们轻而易举地就会找到那些迫害、诬陷、折磨过刘 少 奇的人的名字。这些人不仅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还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然天理何在？！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终审判决：江青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如果林 彪不是在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温都尔汗，他也必定会被押到这个法庭上来，听到与江青所听到的一样的判决。
如果康生不是在1975年12月病死了，他也会落个同样下场。不过，对于他的判决早就由人民作出来了。当中央决定把他的骨灰从八宝山这块圣土上清除出去的时候，蒙在他骨灰盒上的党旗被扯下来，人们看到那上边早已满是唾沫和烟头烧过的痕迹。还有那个陈伯达，他被特别法庭判处了18年徒刑，而他的刑期要从1970年10月18日算起，因为他投靠林 彪事发，从那一天起就被实行就地监禁。还有那个戚本禹，别看他曾经飞扬跋扈于一时，但是他很快就栽了跟头，早在1968年1月就被隔离审查。恶名昭著，被人唾弃！
最后还应该提一下“文 化 大 革 命”中被称作“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那个蒯大富。他还算不上迫害刘 少 奇的元凶，也没有资格接受特别法庭的单独审判，但是他当年鼓噪生事，推波助澜，所起到的作用却十分恶劣。因而，他被判处重刑也是罪有应得。1987年10月，他刑满获释。对于往事，他这样回忆道：“20多年前，我们那一代青年，天真而狂热，幼稚而残忍，昏然盲从而怀疑一切，激昂慷慨而随波逐流，极端的行为变成人性的扭曲。于是，起初成为混战的工具，之后沦为浩劫的牺牲品。20多年来的反思，我完全能够正视那一段意味无穷的历史，否定那些本该否定的东西。因为，历史是公正的。”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 人 帮”反 革 命集团覆灭。“文 化 大 革 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1978年12月，中国共 产 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 化 大 革 命”中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时候王光美已经悄然出狱，并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在1979年的春节联欢会上露了面。
1979年2月，中 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 少 奇一案进行复查。
王光美的问题首先得到复查。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中央组织部就作出结论： “王光美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同年6月，王光美被增补为五届政协委员。6月16日，王光美和其兄王光英出席政协会议的照片，被登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上。7月，王光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她和她的四个孩子也搬进了一座新建的公寓大楼。
11月，联合复查组经过认真周密的核查，证明“文 化 大 革 命”中做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 少 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报告”中强加给刘 少 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
11月19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派徐岚前往河南，了解和核实当年刘 少 奇被武装监护、惨死在开封的情况。河南省委书记兼任省委“两案”审理小组组长赵文甫，从自己办公室的一个铁皮保险柜里，取出了一个棕红色的简陋木盒。这就是盛殓刘 少 奇骨灰的盒子。早在今年3月5日，赵文甫就派人秘密前往开封，连夜取回了刘 少 奇的骨灰盒。当时刘 少 奇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混乱。为了防止意外，他只让少数几个省委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们都以党籍作保证，此事不外传，不泄密，以维护刘 少 奇骨灰的安全。
1980年1月16日，邓 小 平在党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做了长篇讲话，明确宣布党中央不久就要为刘 少 奇恢复名誉。
1980年2月2日，中 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开幕。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准备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议题和文件，其中为刘 少 奇平反和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这两件事是有紧密联系的。
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宣布胜利闭幕，提交全会讨论的所有重大问题均获批准通过，其中一项就是决定为刘 少 奇平反昭雪，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 少 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 少 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 少 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 少 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 少 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5月13日上午10点，一架三叉戟型专机从北京飞抵郑州东郊机场。专机上坐着王光美及其子女，他们是来迎取刘 少 奇的骨灰。刘 少 奇治丧委员会特地派王首道、刘澜涛同志陪同往返。
当天下午，王光美一行前往开封，凭吊刘 少 奇逝世的地方。 他们先来到开封火葬场，沉痛地翻阅了当时的火化记录和骨灰存放登记簿。在骨灰存放厅曾经放过刘 少 奇骨灰盒的123号骨灰架前，王光美强忍悲痛，和孩子们在这里留下了一张难忘的合影。
离开火葬场，他们又驱车进入开封市区，来到北士街当年刘 少 奇被关押致死的地方。这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斗室，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屋内只有一床一桌。王光美一眼看见了刘 少 奇病逝时用过的枕头，急忙走上前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刘 少 奇的子女们也一起围了上去，哭喊着：“爸爸！爸爸！”他们的爸爸是在这里长离人间的，他的英灵会不会在此徘徊不去，等候着他的亲人们与他洒泪相别呢？
王光美来到开封的消息，在古城不胫而走，群众们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市政府门口，等候着欢迎王光美，王光美临上车之际，看到了大门外的群众，她眼含泪水招手致意。
“感谢开封人民！感谢河南人民！”王光美向群众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向她表达发自内心的深切慰问。
当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干旱了很长时间的郑州地区下了一场透雨，省委书记赵文甫眉飞色舞地说，有了这场雨，今年小麦丰收没问题了。好雨知时节，天公也是有情有性的，该为刘 少 奇沉冤得雪洒下欣喜的泪水了。
第二天上午8时30分，王光美及其子女在王首道、刘澜涛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郑州人民会堂一楼南侧的第一休息室。休息室中间用白布铺围的长台上，放着新旧两个骨灰盒。旧骨灰盒很小，上面有一个写着“刘卫黄”三字的标签，没有照片，盒内的骨灰袋是白色的，还印有 “移风易俗”四个字。新骨灰盒是特制的，上面贴着刘 少 奇的半身照片，还备有红色的绸质骨灰袋。
河南省省长刘杰打开旧骨灰盒，取出骨灰袋，交到王光美手中。王光美捧起刘 少 奇的骨灰袋，长时间地把脸偎依在骨灰袋上。刘杰把骨灰袋放入新盒，由刘 少 奇的小儿子刘源把盒盖盖好。
当天下午1点整，刘 少 奇骨灰迎送仪式在哀乐声中隆重开始。 2点50分，运送刘 少 奇骨灰的专机飞离郑州。4点整，专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早已恭候在这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数百人含泪相迎。有很多人身体不好，或腿脚不灵便，但他们还是坐着轮椅或者让人搀扶着坚持来到现场。
刘 少 奇的骨灰从机场直接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安放在江苏厅里。 1980年5月15日，由中 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刘 少 奇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为深切悼念已故中 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于同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1980年5月17日这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1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刘 少 奇追悼大会。
人民大会堂的礼堂里，哀乐低回，人人垂首；人民大会堂东门对面的天安门广场上，许多人井然有序地席地而坐，静听着通过扩音器从会场里传出来的声音。没有任何人组织，这些人完全是自发而来的。
邓 小 平致悼词，他那沉痛低缓的声音在座无虚席的人民大会堂礼堂内，在雄伟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回荡：“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 少 奇同志。刘 少 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追悼会上，邓 小 平走到王光美身边，握住她的手，用宏亮的声音对她说： “是喜事，是胜利！”
刘 少 奇生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
…… 咚！咚！21响礼炮声震颤着军舰，震颤着人们的心灵。驱逐舰的后甲板上挤满了人。刘源打开骨灰盒，王光美最后一次亲偎着骨灰袋，泪如泉涌。她撒下了第一把洁白如雪的骨灰。
浩瀚无边的大海以它洁白如雪的浪花迎接它的一位伟大儿子的到来。她又捧起一把骨灰交给了小女儿刘潇潇。潇潇痛哭失声。
刘 少 奇最喜欢他这个小女儿。当他在那个凄冷的寒夜里离开人世的时候，心幕中会不会映出小女儿那可爱的笑靥呢？
刘 少 奇的子女和亲属，以及原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他的老战友的孩子——两位青年代表，依次走上前来，将他的骨灰和着鲜花一把一把地抛向大海。
人们强忍着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哭出来。有人在哭喊着“留一点儿吧！留一点儿吧！”但死者的躯体还是被深深地投向那广袤无垠的海洋中去。
在海浪的拍打和抚摸中，他已经成了大海的一部分。他与大海结为一体，化作永恒！
刘 少 奇在受辱临难时说过一句值得千古传诵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如果说由人民写成的这部史书也要分章节的话，那么我们翻开记录那些光荣而伟大名字的章节时，刘 少 奇这个名字肯定会赫然在目；而在记录那些可耻而卑鄙的名字的章节，我们轻而易举地就会找到那些迫害、诬陷、折磨过刘 少 奇的人的名字。这些人不仅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还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然天理何在？！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终审判决：江青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如果林 彪不是在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温都尔汗，他也必定会被押到这个法庭上来，听到与江青所听到的一样的判决。
如果康生不是在1975年12月病死了，他也会落个同样下场。不过，对于他的判决早就由人民作出来了。当中央决定把他的骨灰从八宝山这块圣土上清除出去的时候，蒙在他骨灰盒上的党旗被扯下来，人们看到那上边早已满是唾沫和烟头烧过的痕迹。还有那个陈伯达，他被特别法庭判处了18年徒刑，而他的刑期要从1970年10月18日算起，因为他投靠林 彪事发，从那一天起就被实行就地监禁。还有那个戚本禹，别看他曾经飞扬跋扈于一时，但是他很快就栽了跟头，早在1968年1月就被隔离审查。恶名昭著，被人唾弃！
最后还应该提一下“文 化 大 革 命”中被称作“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那个蒯大富。他还算不上迫害刘 少 奇的元凶，也没有资格接受特别法庭的单独审判，但是他当年鼓噪生事，推波助澜，所起到的作用却十分恶劣。因而，他被判处重刑也是罪有应得。1987年10月，他刑满获释。对于往事，他这样回忆道：“20多年前，我们那一代青年，天真而狂热，幼稚而残忍，昏然盲从而怀疑一切，激昂慷慨而随波逐流，极端的行为变成人性的扭曲。于是，起初成为混战的工具，之后沦为浩劫的牺牲品。20多年来的反思，我完全能够正视那一段意味无穷的历史，否定那些本该否定的东西。因为，历史是公正的。”
92、谈刘少奇冤案（1）
作者：罗屿
2012年初，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分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黄峥的两本著作《刘少奇冤案始末》、《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再版，引起广泛关注。
为什么时至今日，刘少奇冤案还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黄峥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仅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议论此案，仍觉难以置信。
对黄峥而言，从事刘少奇研究，纯属偶然。
1979年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的他，被派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随即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刘少奇研究组，黄峥被推荐给当时研究组负责人，也是刘少奇原来的秘书姚力文。此后，黄峥被调到北京，成了一名刘少奇研究组的研究人员。
在黄峥看来，为刘少奇平反已经三十年，但直到现在，对刘少奇一生的宣传和研究还很不够，有三个不相称：一是同他在革命、建设中做出的贡献不相称，二是同他在党和国家中所处的崇高地位不相称，三是同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不相称。
从申辩到沉默
“刘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在黄峥看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文化大革命’。”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而在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多年后，黄峥看到过两张拍摄于1968年10月的刘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两个已经变形的塑料瓶。”按照刘少奇子女刘平平等人事后的讲述，两个捏变形的瓶子，正是父亲处于重病中的表现。“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难受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捏成了两个小葫芦。”
由于从事刘少奇研究，多年来，黄峥不仅要查阅研读各种史料，同时也要大量采访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刘少奇几个子女有了20余年的交往。同时，黄峥根据其他刘少奇身边人讲述的细枝末节，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
据当年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自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在一份写于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这样的文字：“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映，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但很显然，大夫的判断，在一些人眼里并不做准。5月19日的《情况反映》中便将刘少奇的言行归结为 “装糊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谓“加强监护”，更多是为防止刘少奇“行凶或自杀”。但按日后的记载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似乎都已超出当时刘少奇的能力。
由于仅仅是被监护而非医治，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的原则，当年对刘少奇的治疗，只针对肺炎，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刘少奇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作者：罗屿
2012年初，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分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黄峥的两本著作《刘少奇冤案始末》、《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再版，引起广泛关注。
为什么时至今日，刘少奇冤案还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黄峥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仅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议论此案，仍觉难以置信。
对黄峥而言，从事刘少奇研究，纯属偶然。
1979年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的他，被派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随即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刘少奇研究组，黄峥被推荐给当时研究组负责人，也是刘少奇原来的秘书姚力文。此后，黄峥被调到北京，成了一名刘少奇研究组的研究人员。
在黄峥看来，为刘少奇平反已经三十年，但直到现在，对刘少奇一生的宣传和研究还很不够，有三个不相称：一是同他在革命、建设中做出的贡献不相称，二是同他在党和国家中所处的崇高地位不相称，三是同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不相称。
从申辩到沉默
“刘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在黄峥看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文化大革命’。”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而在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多年后，黄峥看到过两张拍摄于1968年10月的刘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两个已经变形的塑料瓶。”按照刘少奇子女刘平平等人事后的讲述，两个捏变形的瓶子，正是父亲处于重病中的表现。“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难受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捏成了两个小葫芦。”
由于从事刘少奇研究，多年来，黄峥不仅要查阅研读各种史料，同时也要大量采访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刘少奇几个子女有了20余年的交往。同时，黄峥根据其他刘少奇身边人讲述的细枝末节，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
据当年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自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在一份写于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这样的文字：“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映，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但很显然，大夫的判断，在一些人眼里并不做准。5月19日的《情况反映》中便将刘少奇的言行归结为 “装糊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谓“加强监护”，更多是为防止刘少奇“行凶或自杀”。但按日后的记载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似乎都已超出当时刘少奇的能力。
由于仅仅是被监护而非医治，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的原则，当年对刘少奇的治疗，只针对肺炎，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刘少奇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93、谈刘少奇冤案（2）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他们中的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1967年10月，专案组将张重一拘留时，他因肝癌变恶化病势垂危，“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专案组索性“突击审讯”，在27天中审讯21次，在张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里，专案组更是“穷追紧逼”，现场录制的录音带有80盘之多。“从保存下来的20盘录音带中可以听到这种残酷的‘突击审讯’是怎么回事。录音中不时出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神志不清的嘟哝声和审讯人员七嘴八舌的吆喝声。”黄峥说。
最终，一个垂危病人的种种神志不清的话，被专案组说做“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在张重一去世的那天，专案组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回光返照”似的审讯。留下来的讯问笔录上记录着这样几句话——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1980年5月，王光美和家属将刘少奇的骨灰撒入大海（资料图）
“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在黄峥看来，王光美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的人。
因刘少奇案，王光美入狱12年，1979年走出监狱后才逐渐恢复名誉与待遇。12年的铁窗生涯没有让王光美精神崩溃或抑郁，黄峥说，“因为王光美相信自己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她坚信刘少奇绝不会是坏人。”但12年的铁窗生涯也让王光美留下了“后遗症”，就是始终无法接受防盗门。
因工作之故，自1983年便与王光美认识交往的黄峥其实也在默默观察她。“她性格开朗豁达，凡事都以大局为重。而且，她不是刻意而为，而是自然而然，非常真诚。”
1983年11月，王光美赴湖南参加刘少奇诞辰85周年纪念活动。黄峥一路跟随。纪念活动之后，王光美还专程到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她很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对于毛的后人，她特别照顾。”
“照片现在仍挂在家里。”黄峥说，如今王光美已过世，但“文革”时照顾刘少奇王光美小女儿的赵阿姨还住在那间房子里。王光美出狱后，把赵阿姨接到家中。她与赵阿姨亲如家人，姐妹相称。
刘少奇骨灰在河南，王光美是在丈夫去世多年后才知道的。
1969年10月，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被送往河南开封。
10月17日晚，刘少奇躺在担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抬上飞机。因为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刘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后多年，他的几个子女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后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开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刘原。
王光美后来和黄峥谈到过1980年去接刘少奇骨灰的情景。在刘少奇最后去世的房间里，王光美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用过的枕头。那是五十年代刘少奇和王光美访问柬埔寨时，参观一家生产橡胶泡沫的工厂，王光美当时好奇地摸了一把这种非常轻柔的泡沫，后来西哈努克就装了一车橡胶泡沫当作回访礼物送到了北京。这些东西除了上交和赠送外，王光美留了一点做了两个枕头。没有想到，最后陪伴刘少奇的就只有这个枕头。“光美老人当时就抱住枕头流泪不止。”
在多年的交往中，黄峥用心记录王光美的谈话，整理成一本《王光美访谈录》。“很多没有跟其他人讲过，甚至没有跟孩子们说过的话，都在访谈中谈了。”
比如，王光美说江青的性格，“听了风就是雨。”江青也曾在上海向王光美说过：“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王光美说，刘少奇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而让他真正清醒的，是毛泽东写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尽管少奇同志思想上并没有想通，但他之后的检讨，就是努力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毛主席也在少奇同志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却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王光美认为，“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而王光美自己，当年“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王光美还提到，刘少奇不止一次提过辞职的想法。“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而面对形形色色的批判，王光美记得，有一天刘少奇对她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或许，让王光美刻骨铭心的，还是发生在1967年夏天时的画面：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后，满头华发的刘少奇对自己的未来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叮嘱子女无论今后生活如何艰难，“一定要活下去，在群众中活下去”。7月18日傍晚，夫妻二人在家等候造反派的揪斗，王光美预感到，“这回真的要跟你分别了！”
“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向来严肃的刘少奇反倒开了一个玩笑。
那天以后，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与王光美分别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94、戚本禹撰文诬陷刘少奇（1）
戚本禹撰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罗织了刘少奇“八大罪状”，肆无忌惮地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戚本禹写道：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刘少奇——编者），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 “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什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盗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 “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口头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宣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衷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
戚本禹撰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罗织了刘少奇“八大罪状”，肆无忌惮地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戚本禹写道：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刘少奇——编者），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 “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什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盗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 “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口头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宣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衷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
95、戚本禹撰文诬陷刘少奇（2）
戚本禹文章写道：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１０）］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⑵⑶）“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 “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附毛主席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戚本禹同志：
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毛 泽 东
三月廿三日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五次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这篇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戚本禹文章写道：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１０）］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⑵⑶）“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 “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附毛主席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戚本禹同志：
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毛 泽 东
三月廿三日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五次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这篇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