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ljw2000 2017-04-02 08:33:32
当时苏区其实周才是大boss，博古是名义上老大。
有个可以类比的遭遇，肖劲光本来要被博古重罚，后来周发话了，最后从轻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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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名义”权力，一般指“虚权”，其对立面是“实权”。所谓“实权”一般是法律上可以独立行使的职权。
以我国宪法中赋予国家主席的外交权力为例：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全权代表，就是“虚权”，而国家主席提名驻外大使的权利，就是实实在在的“实权”。

同样，按现在公开的史料，博古本人31年9月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上海临时中央负责人，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博是33年春进入苏区的，那么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遵义会议），法理上这一段时间，博古是实际最高领导人。

后来党史军史都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五反围剿中，最高决策和指挥机构是“三人团”，即博、李、周，但后来文献谈具体错误时，指名时，一般只提博古、李德二人，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隐去周。这导致后来，根本没有充实的文献资料，界定每次决策，周起了多大作用。
而按肖劲光本人的回忆，彭则是他能免于处罚的关键人物：
“1933年11月中旬，当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不顾主客观条件，命令三、七军团等部队，贸然发起了浒湾战斗。这时我已调任七军团政委，率领部队主动配合三军团发起攻击。但由于敌强我弱，情况又不明，战斗失利了。战后，“左” 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本想加罪于三军团和彭德怀同志，但慑于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又因感冒没有亲自指挥这次战斗，但移罪于我们七军团，当即下令撤了我的职，送方面军总部审查。以后，总部派彭德怀同志调查战斗失利的经过。这时正值“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彭德怀同志顶着压力，在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敢说公道话，向总部明确表示战斗失利的责任不在肖劲光。这件事使我亲身感受到，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有一种刚正不阿、大公无私、不畏权势、敢讲真话的高贵品质。这是共产党员最可宝贵的坚强党性。建国以后，他在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为民请愿，蒙冤受屈，义无返顾，那种大无畏精神和凛然正气，正是这种坚强党性最突出的表现。”

如果我们看周相年谱，实际从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周本人大多数时间是与朱老总一起在前线的红军总司令部。下面是年谱中，一组典型的后方中央与前方总部的文电交互，从中，根本看不上，周能一手遮天。

【1933 年 6 月 23 日】
在接到中共中央局二十二日严厉斥责的两电后，电复中共中央局，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1933 年 11 月 7 日】
根据李德拟定的中革军委作战计划，和朱德作出红一方面军的具体部署，命令红三、红七军团进攻浒湾、八角亭，想以此调动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守军在运动中歼灭之。激战两日，未能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未能调动国民党军。

【1933 年 12 月 16 日】
△致电博古、项英，对中革军委下达给前方的命令屡次变更，造成部队指挥混乱一事提出批评，再次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1933 年 12 月 20 日】
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它独立师、团作战，实际上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军队。
本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wgljw2000 2017-04-02 09:55:05
据说金庸写君山剑岳不群这个人物是影射总管的，各位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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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相的客观评价，确实难。但成熟的政治家是有标准的。

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有一个必备的素质，能“忍”。
到了卓越级别，就是特别能“忍”。

忍到何时、无需再忍，有无标准？
标准就是能否“一招之敌”，而这个又很主观。

如果按争权论周相，周就是一忍到死。我不太赞成权谋论周相本人。

高岗悲剧，可以认为是“忍”功不够，刘主席也是，林副统帅也是吧。

同样，以朝战为例，二次战役后，彭总建议继续“忍”，不过三八线；

而一、二次战役的意外战果刺激下，毛则“忍不住",坚持要彭过三八线。

@wgljw2000 2017-04-02 10:57:10
@wgljw2000 2017-04-02 08:33:32
当时苏区其实周才是大boss，博古是名义上老大。
有个可以类比的遭遇，肖劲光本来要被博古重罚，后来周发话了，最后从轻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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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ujun1969 12144楼 2017-04-02 10:29:00
政治上，“名义”权力，一般指“虚权”，其对立面是“实权”。所谓“实权”一般是法律上可以独立行使的职权。
以我国宪法中赋予国家主席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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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年谱会陈述基本事件，事实，但也不是事事都记。
除非啥时候，完全开放历史档案。

其实，我们也知道，文革后中组部牵头，本身就销毁了一批当年专案组的资料。

彭老总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看老总（1）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也。”
（论语.泰伯第八）

在毛彭两人的关系史上，彭总有三次对毛的关键支持：
第一次是1930年9月的三军团是否“过赣江”之争。当时是第一次“反围剿”前，如果没有彭力排众议坚持三军团过赣江，就很难说还会有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而毛长征后能最终上位，很大程度上是其在中央苏区和红一缔造中的卓越贡献，没有红一、红三的精诚合力，成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次是1935年9月长征途中与四方面军的“草地分兵”。彭是中央及红一成功摆脱红四单独北上的关键人物之一。如没有彭当时的未雨绸缪、机智果断，之后的中共是姓张还是姓毛，真就两说了。

第三次是1950年10月支持毛“出兵朝鲜”的决策，在多少政治局委员不支持出兵的情况下，彭再次扮演了“关键的少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诞生，不是因为政协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而是因为“三大战役”击败了国民党。同样，美国得以立国，也非因1787年制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是1783年，先在独立战争中击败了大不列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这都是一个至理。对贫弱的中国而言，这一点上又有其特殊性。如果说“三大战役”是建国之战，则抗美援朝之战，就毫无疑问是我们的立国之战。
为什么在49年建国之初，还必须迎接一场立国之战？原因无它，因为我们贫弱。内战的胜利，并不足以树立全体国民的自信，也不足以奠定大国尊严的基础。虽然建国了，但还根本没有成为一个完成意义上的现代主权国家，拥有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全部权力！东北主权尚无能力收回，能否统一台湾，也同样仰赖美苏两大国的态度。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测试下天涯

彭老总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出兵朝鲜的决策中看老总（1）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也。”
（论语.泰伯第八）

在毛彭两人的关系史上，彭总有三次对毛的关键支持：
第一次是1930年9月的三军团是否“过赣江”之争。当时是第一次“反围剿”前，如果没有彭力排众议坚持三军团过赣江，就很难说还会有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而毛长征后能最终上位，很大程度上是其在中央苏区和红一缔造中的卓越贡献，没有红一、红三的精诚合力，成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次是1935年9月长征途中与四方面军的“草地分兵”。彭是中央及红一成功摆脱红四单独北上的关键人物之一。如没有彭当时的未雨绸缪、机智果断，之后是姓共张还是共毛，真就两说了。

第三次是1950年10月支持毛“出兵朝鲜”的决策，在多少政治局委员不支持出兵的情况下，彭再次扮演了“关键的少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诞生，不是因为政协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而是因为“三大战役”击败了国民党。同样，美国得以立国，也非因1787年制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是1783年，先在独立战争中击败了大不列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这都是一个至理。对贫弱的中国而言，这一点上又有其特殊性。如果说“三大战役”是建国之战，则抗美援朝之战，就毫无疑问是我们的立国之战。
为什么在49年建国之初，还必须迎接一场立国之战？原因无它，因为我们贫弱。内战的胜利，并不足以树立全体国民的自信，也不足以奠定大国尊严的基础。虽然建国了，但还根本没有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主权国家，拥有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全部权力！东北主权尚无能力收回，能否统一台湾，也同样仰赖美苏两大国的态度。
从建国初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以及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两件大事上，纠结反复的曲折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高层领袖的不自信和弱国心态。高层尚且如此，知识分子和社会普通民众又能好到哪里。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人民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朝战也是如此，麦帅承诺是50年圣诞节就回家。
战争是个魔鬼。

1920-1930年代，也就是一战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欧美日没有例外的，即所谓的“大萧条”。
解决的方案要么是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对外扩张转嫁危机；要么进行内部的改革。

美国罗斯福搞了个罗斯福新政，德国希特勒则一面进行改革，一面指责一战的战胜国和犹太人压栈了德国的生存空间，日本人大致和德国人一个思路吧。

1929年6月，陈毅主持通过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对毛和朱是各打了五十大板。
《决议案》专门对毛的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毛的缺点主要有七点：
A、英雄主义；
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
C、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
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
E、对同志有成见；
F、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
《决议案》为此结语：“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对朱的缺点，也列举了七条，倒是与毛很对称：
A、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
B、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
C、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
D、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
E、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F、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
进而，给朱德也下了个结语：“因有以上之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拉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


最后，《决议案》总括：“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
为此大会决定：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lc411100 2017-04-07 19:59:24
@ywujun1969 12283楼 2017-04-07 19:13:00
1929年6月，陈毅主持通过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对毛和朱是各打了五十大板。
《决议案》专门对毛的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毛的缺点主要有七点：
A、英雄主义；
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
C、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
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
E、对同志有成见；
F、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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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七大上，陈没有阴谋，光明磊落。

毛在会见尼克松时说：我是喜欢同右派打交道的，右派讲实话，不像左派心口不一，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

李泽厚是典型的右派代表，李评价毛的文革时说：
“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权的争夺，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
“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新闻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

@总机叫汉阳 2017-04-08 11:34:14
中央和红一做过许多对不起红四官兵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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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功会师，应该是红四兵强马壮，先刺激了红一和中央领导。
然后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中央领导潜意识里，要给张主席一个“下马威”，反过来又刺激了张主席，让张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在中央的“孤立”。

35年6月，当时两军在懋功会师开联欢会，童小鹏（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政治保卫局秘书，也是红一军团“战士剧社”的演员，周相的嫡系，建国后长期担任总理办主任）在《童小鹏军中日记》中记载：
“6月16日，到懋功城。晚与四方面军之一部开联欢会，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四方面军的同志对待我军非常之和蔼和敬慕，且军风纪、纪律等均表现不我军好，的确可学习！”

与普通红军士兵不同，领导层的心思就复杂的多。索尔兹伯里对6月25日，迎接张国焘的现场场景，领导人的情状有个生动的描写：
“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
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
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当看到旁边的一个战士夸奖张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非常不快地训斥说：“别羡慕那些马！”

张在党史上出名，不是因为后来脱党，而是因为“另立中央、搞分裂”。但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是个人际交往的至理。红一、红四四分裂的责任，现在主流官文，都是一股脑扣张国焘头上，而实际上矛盾分裂的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责任，基本不提。

查看周、毛、朱、彭四人年谱，对两军会师后的第二天6月26日，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有记载,详略不一。会议主要讨论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参会的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王稼祥，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列席者有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李富春、林伯渠。

两河口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记载是周、张主席、毛三人做了主要发言，然后其他与会者发表意见。
周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军委发言，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周在报告称：
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提出为完成上述任务，一、四两方面军指挥权，应集中于中革军委。

周发完言后，是张国焘发言。张首先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后的情况和以一方面军的会师过程。然后谈了自己对会师后，今后怎么打的意见。因为四方面军原来的计划和宣传都是向南打，但周相代表中央提出了向北的战略，张首先提出自己原先红四战略：现在接近我们的是胡宗南和刘湘，如果我们的战略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
接着张也否决了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可能。最后，张对向北战略进行表态：松藩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所以，向甘南发展，要以消灭胡敌为重点。具体怎么打，军委应作具体计划。
张的发言，提出自己有个南下的观点，没有明确反对北上战略，但留个活口，看军委具体计划再说。当时的会场上，一群红一的人，红四就张孤零零的一个，又是首次两军开会，周代表中央，张谨言慎行是肯定的，但心里怎么个感受就不好说了。

接下来毛发言了，此处很诡异。按规矩，话筒此时要交给中央负责人洛浦呀。只能解释为大会事先安排的发言就是周、张二人，然后进入自由发言阶段。
毛很敏感，从张发言的内容和语气中，看出张对中央的北进方针的勉强，否则不会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然后再说北上的问题。毛先表态同意周的报告，周的发言中央一干人事先已讨论过了，就代表了毛本人的见解，毛怎么会反对自己。
然后，毛建言张要向四方面军做好解释工作，因为他们的原计划是打成都的。毛以一贯的犀利言辞说：应集中主力打松藩，现在就是要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因为等到冷冷，解决皮衣很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毛周两人的年谱，则把毛发言要点为五点意见：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 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
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 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
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毛的咄咄逼人的发言，听在张主席耳中，周边都是红一的人，不免让张生出强加于人的感觉。毕竟两军初次会师，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四方面军根本还没有内部进行讨论，中央就通过了，让四方面军执行，如何让人信服？
而且毛说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未免也太不给张面子了，南下就是跑，北上就不是跑了？有这么扣帽子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