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下毛原著，看看毛的思想到底是个啥？为啥在49年，毛要选择“一边倒”向苏联，毛怎么为自己的选择找根据。

作为现代人，可以不完全赞同毛的思想观点，不赞成毛历史上的具体做法，但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个“学霸”，让人仰望的“学霸”。

前引了毛《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文中谈了自己的国家观，以及对西方国家政权性质的观点。

下摘录托马斯.杰斐逊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讲片段，我们来看下美国开国元勋们理念中，应该建立怎样一个国家？以资对比，一段如下：
“在我们过去的意见交锋中，大家热烈讨论，各展所长，这种紧张气氛，有时会使不习惯于自由思想、不习惯于说出或写下自己想法的人感到不安；
但如今，这场争论既已由全国的民意作出决定，而且根据宪法的规定予以公布，大家当然会服从法律的意志，妥为安排，为共同的利益齐心协力，大家也会铭记这条神圣的原则；
尽管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的意志是起决定作用的，但这种意志必须合理才瞩公正；少数人享有同等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如果侵犯，便是压迫。”


～～～～～～～～～～～～～
再引一段如下：
“有时我们听到一种说法：不能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那么，能让他去管理别人吗？或者，我们在统治人民的君王名单中发现了天使吗？这个问题让历史来回答吧。”

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专政观，和以承认人权普世为基础的西方民主观，两种观念，何者更好？

站在今人的角度看毛，作为1950年代的开国领袖，毛缺乏对西方社会，西方文化历史的了解，因为从未到西方国家游历生活过，缺乏对当时西方国家政治、基层民众社会状态的直接观察和感悟，这是造成误解和偏见根源之一。

“尽管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的意志是起决定作用的，但这种意志必须合理才瞩公正；”
振聋发聩！


“少数人享有同等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如果侵犯，便是压迫。”
掷地有声！

如杰斐逊所言，“不能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那么，能让他去管理别人吗？”

对于一个说“不能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这话的精英，普罗大众可以相信他？

按沈志华考证：
“战争结束了，虽然中国给了朝鲜很大的援助，1953年底，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金额，甚至超过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援助的总额，而且免除了三年战争所有的借款费用。但是，这些都没有能够安抚金日成这颗心。因为中国还有军队在朝鲜国土上，虽然一百多万人最后撤到了四十万人了，但四十万人对朝鲜来讲也是不得了的。

这就是1956年八月事件后中朝冲突的一个根源。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引起朝鲜劳动党内部斗争激化，金日成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打击延安派和其他反对派，全部开除出党，撤职查办，甚至关进监狱。毛泽东为此勃然大怒，联合苏联干涉朝鲜内政，甚至一度想利用志愿军在朝鲜的机会，以强硬的手段制服金日成。

因为毛泽东作了一个判断，那时候金日成要摆脱中国甚至要摆脱社会主义阵营。那就像匈牙利一样，金日成就是东方的纳吉，朝鲜可能在东方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后来苏联不配合，赫鲁晓夫不同意，最后毛泽东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主动向金日成承认错误，而且把志愿军一个不剩全部撤回国了。”


按沈的考证，中朝关系在1950-1953年战争期间，是最紧张的：
“如军队指挥权的问题、铁路管理权的问题、战俘的问题、停战谈判时间的把握问题，特别是南下战略，就是第三次战役攻陷汉城以后是不是继续南下的问题，双方严重分歧。最后都是斯大林支持了中国的意见，压制了朝鲜的意见。
所以金日成感到非常憋屈，情感上有一种阴影。中国是一直压制在他头顶上的一块大石头。
1955年4月苏共中央关于朝鲜的一个报告写道，在朝鲜劳动党上层流传着一个普遍的说法，朝鲜战争未能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志愿军造成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我们统一。这就是朝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记忆。”

双方真正关系好，是在1958年，中国全面撤军后。

毛时代，争议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勒紧肚皮，对外援助”，尤其是在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但倒底无私到什么程度？
1964年12月，周相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提供了一些信息：
“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从周相报告自豪的言辞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困难时期，援外金额竟然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

上世纪五六十年的对外援助，在国家战略层面是如何思考的，很少看到毛等人此方面较系统的论述。
出于对推动世界革命的支持？还是为改变中国外交孤立的局面？还是传统的天朝上国心态？
此处摘引三个有关对外军援的毛文电批语，涉及朝、越、埃及三国：
【1】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的批语〔1〕(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
刘、朱、陈、闻天〔２〕阅，退彭〔３〕。
二
筹划的两项〔４〕，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彭德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彭德怀在报告中说，七日埃及大使来访，声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虽然部队损失不大，但军事装备损失很多。现在英法军队虽然被迫撤退，但战争危险并未消失。为了坚持长期的斗争，埃军总部希望知道中国除了在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援以外，在军事装备方面能够给予何种援助及其条件。我当即说明我国军事装备生产的情况，并告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至于条件则可商量，通过协议的方式、贷款的方式或无偿援助的方式均可，这主要看埃及方面觉得哪种方式合适即采取哪种方式。
〔２〕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闻天，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３〕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４〕　指彭德怀在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已告总参谋部筹划的两件事情：一、具体研究一下我国生产的轻武器有哪些可以出口，以便为政府以后商谈援助埃及问题作好准备。二、我国生产并可出口的步兵轻武器样品，准备给埃及大使参观一下。


【2】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给彭德怀〔１〕的信（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彭德怀同志：
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请计算是否可能。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的教员和顾问，应全部从去朝鲜打过仗的炮兵部队中抽调，应有师级和军级干部。
训练地点最好在越南，否则广西亦可。六个月时间甚紧，如你同意，请饬参谋部会同炮司迅速作出计划，一方面电商越方取得同意，务须全力以赴。两个炮兵师，不是招新兵，要以正规步兵师团或独立团营改充。
此两个炮兵师建成，连前一个炮兵师，再集中五个步兵师，共步炮八个师，就可攻击河内、西贡了。此外为三个炮兵师所需的充足的炮弹和工兵器材的供应，亦须立即筹备。高射炮应相应增加。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为补充奠边府的兵员消耗，应立即至少动员五千至八千新兵，训练三个月，迅即补充缺额。休整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即打琅勃拉邦和越曾（如无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夏秋两季务必完成），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即打河内。日内瓦和谈即使成功，上述炮兵建设不变。以上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3】 关于向朝鲜赠送冬服的批语〔１〕（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彭〔２〕：
卅万套冬服，可作赠送。
毛　泽　东
八月廿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一九五二年八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朝鲜今冬有六十万人没有冬衣，希望中国帮助解决，至少帮助解决一半。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于八月十八日、二十二日先后两次将朝方要求电告彭德怀。毛泽东在看了洪学智八月二十二日的电报后写了这个批语。八月二十八日，外交部草拟以周恩来名义给中国驻朝临时代办甘野陶的电报，答复朝方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在审阅这个电报稿时加写了以下文字：“请告朝鲜政府，此三十万套棉衣作为赠送，不要付款，也不要记帐。”
〔２〕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对外援助中，从50年朝战开始，最大受惠国是朝鲜，而其中对朝鲜中国到底无偿援助了多少，官方从未正式公开过。但一些官方背景很深的学者在自己的论文中有简单交代。

如徐焰：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先后有297万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入朝，直接消耗战费62亿元人民币，还对苏联欠下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的军火债，战时牺牲15万多人”

又如沈志华：
“1953年11月金日成到北京，毛泽东决定大规模援助朝鲜，一张嘴，8万亿（币制改革后就是8亿）白给，无偿援助。8万亿什么概念？整个5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一共是20亿，朝鲜8亿，越南8亿，还剩4亿援助世界上其他国家。那是1953年，中国也是最缺钱的时候，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同时，把战争三年间，中国所有运到朝鲜的物资、贸易、借款，全部废除，一笔勾销。”
“1953年底，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金额，甚至超过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援助的总额，而且免除了三年战争所有的借款费用。”

@lc411100 2017-03-24 09:08:16
肯定是造谣。
朝鲜
1960年，中国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并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 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61年，中国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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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料给出的数据看，我们50年代末～60年代前半段，群众的生活极端困难，一方面是自身经济建设中的工作失误造成，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吃饱都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全球革命的重担，硬是扛在了身上。

@ywujun1969 2017-03-24 09:50:05
从资料给出的数据看，我们50年代末～60年代前半段，群众的生活极端困难，一方面是自身经济建设中的工作失误造成，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吃饱都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全球革命的重担，硬是扛在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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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国家形象维持住了吗，看看受援助最多的三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 国家形象好坏，靠民主开放，国强民富。 自己事没办好前，不是把自己事办好，而是操别人心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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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和和和和和车 2017-03-24 12:37:54
我先前在网上摘了个段子。北方朝鲜，南方越南，都是咱屁股上的垫子。
将来中美必然一战。北方毛子始终是我们最大威胁。一旦有事，均能有缓冲，起码我们能指望在别人的土地上开战。
阿尔巴尼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世界永远是大国政治，以大国利益为基础的。美苏全球布局，我们也要破局。条件不够，自然代价更大。
老兄说的有道理，实在操心过多，累及自身了。
今日美帝在亚洲再平衡。我们家大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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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毛当年笼络越南、北朝，是因为一起抗美。后来71年，是中国把越南、北朝一抛，先跟美帝搞缓和了，想过照顾小弟的感情不？
毛骂苏联修正，自己则直接跟美帝握手拥抱，小弟们思想怎么转弯，政治还可以这么搞，毛真是给小弟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小弟们当然会想，哦，大家还是别谈社会主义感情了，今后先谈利益吧。

同样，当我们不顾北韩的坚决反对，与南韩建交后，站在北韩的立场，这才叫狠狠地触及了北韩的核心利益，北韩会怎么想：“鲜血凝成的友谊 ，就是个草泥马吧。”

话很糙，但站在小弟的立场，换位看，就这么回事。

我们是欠债，但苏修确从未逼过债呀!
而且官方公认是只有13亿债务，苏方主动提可五年还。
朝战付出更多更大，也没饿死人。难道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国力还不如1951年?

2010年后，国家发布有《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

根据2011年首度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
从20世纪50年代至2009年近60年间，我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为2562.9亿元人民币。
在最近的2010—2012年3年间，则提供了将近900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援助。
这两组数据可以进行对比。

2014年7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发布《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数据显示，在2010—2012年间，我国共计提供对外援助893.4亿元人民币。国内民众大多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也有不少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认为年均300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援助，高了。

【舒云】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2）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这些刚从别国的殖民地变成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非洲国家是跟台湾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建交还是跟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唯一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问题上持何种立场，这都是需要我们用金元、用经援来加以影响的，这关系到我们大陆的邦交国的数量问题，关系到大陆的国际生存空间的大小问题。——楼主评点）。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债是指中国欠另外的其它国家的外债——楼主附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舒云】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5）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来源: 《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

@lc411100 2017-03-24 18:36:05
阿方以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为标准向中国索要援助，要求“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阿尔巴尼亚当局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向当时极度贫穷的中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据耿飚回忆：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先念同志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内容全是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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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估计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人家来了，估计给人家看的都是光鲜、粉饰的一面。让阿国领导人产生了错觉。

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中，张春桥一个作派，夺权成功后，张春桥又是另外一个作派。
实际上，张掌握上海后，文革期间，上海是全国最稳定的大城市，促生产搞的反倒最好，有时事情有复杂的多面性。

@ty_122414095 2017-03-24 18:27:49
你们看着玩儿吧，我看中央文献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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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ywujun1969：文献出版社的呀，讨论基于信史，官方说法有修饰，但不会太离谱，毕竟那么多亲历者在呢。至于博客，论坛，地摊文学，那些真是，啧啧，躲之不及。既然这里大家看【舒云】那档次的，罢了，不值得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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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舒云吗？我不敢说我很了解舒云，但我也知道：舒云本身是正牌的军队系统出身，当代版《聂荣臻传》作者之一。
《聂荣臻传》本身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批准立项，由魏巍担任组长的北京军区《聂荣臻传》编写组编写，舒云87年调入北京军区聂帅传记组，是作者之一，担任聂传建国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两章写作，我不知道，你对舒云的结论如何得出？

当代版的十帅、十将传的江湖地位，是因为该套书是1982年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宣部组织实施。能进入编写组的人，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