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资料（6）】大地回春
13、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4）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在讨论面临夭折的形势下，最先公开肯定《实》文，并排除各种阻力，引导讨论健康深入的发展，促进了全国性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根据起草和修改者的约定，1978年5月10日，《实》文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12日，《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日报全文转载。
《实》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
第一，在《实》文受到责难，讨论有可能被勒令停止、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给予支持。
《人民日报》转载《实》文的当晚，有人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辑,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认为“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
13日晚，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打电话，指责新华社转发《实》文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
17日，有人对《红旗》杂志核心小组成员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还很难说。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18日上午，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也指责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他还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同一天，这位中央负责人同中宣部部长谈话。当晚，中宣部部长就召集在北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开会，谈他对《实》文的看法。他说，对这篇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他提醒大家，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上面这些责难，都发生在《实》发表后一周内，来头大，来势猛，声浪高。组织发表《实》文的同志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胡耀邦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杨西光在一个时期内神色比较严肃”，光明日报社的不少同志“心里多少也有些紧张”【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有可能落得个夭折的命运。
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个站了出来，肯定《实》文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驳不倒。
5月30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他情绪激动地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接着，他尖锐地指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要求胡乔木在给他起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时，着重讲“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到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和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这是对实践标准的明确肯定。
讲话中，邓小平还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引用或介绍毛泽东著作中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如此集中地引用他人的讲话，对邓小平来说，这可能是仅有的一次。他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支持《实》文的观点。
邓小平还对那些坚持“两个凡是”、指责《实》文是“向毛泽东思想宣战”、是“砍旗”的人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他们那一套去做，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他强调指出：“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邓小平这个重要讲话，不仅给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同志们“撑了腰”、“鼓了气”，使他们一度紧张的心情“真正松了下来”【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更加积极地投身到讨论中，而且为讨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把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回答对实践标准的非难。文章修改过程中，根据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意见，大量引用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和邓小平6月2日讲话的内容，加强了立论的理论基础，“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为龙头，全国理论界和学术界从6月下旬开始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无组织的小范围的争论变成有组织的较大范围的讨论。
以学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契机，一些军队和省部级领导借各种机会，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度受到高压、极有可能被扼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出现了转机，开始朝着有利于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一方发展。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推动这个转折的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排除各种障碍，一步一步走向深入，走向全国，走向胜利。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在讨论面临夭折的形势下，最先公开肯定《实》文，并排除各种阻力，引导讨论健康深入的发展，促进了全国性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根据起草和修改者的约定，1978年5月10日，《实》文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12日，《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日报全文转载。
《实》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
第一，在《实》文受到责难，讨论有可能被勒令停止、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给予支持。
《人民日报》转载《实》文的当晚，有人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辑,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认为“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
13日晚，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打电话，指责新华社转发《实》文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
17日，有人对《红旗》杂志核心小组成员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还很难说。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18日上午，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也指责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他还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同一天，这位中央负责人同中宣部部长谈话。当晚，中宣部部长就召集在北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开会，谈他对《实》文的看法。他说，对这篇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他提醒大家，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上面这些责难，都发生在《实》发表后一周内，来头大，来势猛，声浪高。组织发表《实》文的同志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胡耀邦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杨西光在一个时期内神色比较严肃”，光明日报社的不少同志“心里多少也有些紧张”【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有可能落得个夭折的命运。
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个站了出来，肯定《实》文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驳不倒。
5月30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他情绪激动地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接着，他尖锐地指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要求胡乔木在给他起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时，着重讲“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到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和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这是对实践标准的明确肯定。
讲话中，邓小平还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引用或介绍毛泽东著作中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如此集中地引用他人的讲话，对邓小平来说，这可能是仅有的一次。他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支持《实》文的观点。
邓小平还对那些坚持“两个凡是”、指责《实》文是“向毛泽东思想宣战”、是“砍旗”的人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他们那一套去做，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他强调指出：“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邓小平这个重要讲话，不仅给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同志们“撑了腰”、“鼓了气”，使他们一度紧张的心情“真正松了下来”【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更加积极地投身到讨论中，而且为讨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把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回答对实践标准的非难。文章修改过程中，根据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意见，大量引用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和邓小平6月2日讲话的内容，加强了立论的理论基础，“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为龙头，全国理论界和学术界从6月下旬开始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无组织的小范围的争论变成有组织的较大范围的讨论。
以学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契机，一些军队和省部级领导借各种机会，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度受到高压、极有可能被扼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出现了转机，开始朝着有利于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一方发展。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推动这个转折的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排除各种障碍，一步一步走向深入，走向全国，走向胜利。
14、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5）
第二，多次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谈话，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必要性，引导讨论健康地向前发展。
邓小平挺身而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令企图压制这场讨论的人措手不及。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就此罢休。
6月15日，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点名批评特约评论员文章。他说，有一些特约评论员文章，写的东西不好，有问题，好像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他似有所指地说，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接着，这位中央负责人指责《人民日报》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报道的标题安排不当。他说：“对邓副主席讲话标题是精辟阐明了毛主席思想，这对。但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这实质上是指责《人民日报》的报道抬高了邓小平。矛头是指向邓小平的。这样的指责已经不是第一回。一个月前，这位中央负责人在指责《实》文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时候，就捎带上由邓小平指导撰写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
问题还没有完。7月，也就是在各地讨论会、座谈会兴起之际，一些省委常委开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时候，这位中央负责人到山东视察，继续批评《实》文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的。他在同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甚至告诫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负责人，不要哪边风大就向哪边倒。
这些举动，用意很清楚，就是试图把刚刚兴起的讨论的大好局面往后拉。
面对阻挠，邓小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6月15日，中央宣传口会议后的一天，邓小平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谈话。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情况和会议的情况。邓小平听后说：“这事好办得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另一次，邓小平又对他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邓小平还说，他主张真理标准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询问中宣部对真理标准讨论“是不是下了通知划禁区”，并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7月22日，邓小平把胡耀邦找到家中，明确表示对他组织发表《实》文的支持。邓小平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8月19日，邓小平听取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刘复之对文化工作的汇报后，关切地询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否涉及文化部。然后，向他们介绍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情况和他的态度：“（争论）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
针对有人指责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是利用文章出气，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有气，“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页。】
8月23日，邓小平同最早打电话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同志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对的。并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要鼓励破除框框，不要设“禁区”。
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广大干部阐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砍旗论”，提出了识别真假高举的标准。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实事求是，开动脑筋，下大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7、128页。】他还说：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现在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9、80页。】
邓小平这一系列谈话的对象既有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或不赞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既有中央和国家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从这些对象看，邓小平的谈话绝不是随意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图：一是给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人打气，二是为讨论的展开清除障碍，三是把讨论推向全国。邓小平的谈话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胡耀邦当时就表示：“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当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编辑同志听了胡耀邦的传达后，“大家也很高兴，很受鼓舞”【《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持反对态度的人，即使没有因此转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基本上做到了没有再“下禁令”。从9月下旬，也就是邓小平视察东北后，到11月，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解放军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军委三总部负责人发表谈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讨论的局面在全国基本形成。
15、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
第三，两次对《红旗》杂志提出批评，使其放弃“不卷入”的方针。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红旗》杂志根据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的要求，采取了“不卷入”的方针，到9月，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也没有发表。面对孤立，在巨大的压力下，《红旗》杂志负责人多次向主管中央领导请求，但得到的答复却是“《红旗》要一花独放”，“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但是在私底下他们还是组织撰写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即《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9月19日，《红旗》杂志将此文送审。杂志负责人在送审信中写道：“此文是根据全国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材料写成的，我们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实践论》为依据，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比较全面的解释，特别是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很明显，他们这是要纠《实》文的“偏”，换言之，他们的文章是一篇与《实》文唱反调的文章。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生气地说，如果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索性摆开来讲。叶剑英建议把《实》文印发全国，并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邓小平表示赞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红旗》杂志后来对文章又作了几次修改，但终究没有发表。
《红旗》杂志在撰写《重温〈实践论〉》的前后，还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为了帮助《红旗》杂志摆脱孤立状况，在回忆文章中专门写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杂志社要求删除这方面的内容，谭震林坚决拒绝。官司打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16日，《红旗》杂志负责人送中央主席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审查。这位负责人在送审函中说：“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邓小平看到后给予了严肃地批评：“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对谭震林的文章，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11月19日和21日，李先念也两次对《红旗》杂志的做法提出批评。
由于邓小平、李先念的批评，《红旗》杂志不得不放弃“不卷入”的方针，在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阻碍大讨论的最后堡垒被攻破。
第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势利导，代表党中央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为讨论定性，最终使讨论取得决定性胜利。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期，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没有出席，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11月14日晚，邓小平回到北京。当天，经中央批准同意，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5日，邓小平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在谈话中，他再次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27日，有几位不大赞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志在会上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辩解，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双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针对这种情况，以及会议召开以来出现的其他一些新情况，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12月13日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他自己亲自起草了三页提纲。根据这个提纲起草的讲话稿，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不仅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且为讨论定了性。有学者评价说：“在当时，这是振聋发聩之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醒世恒言。”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性质的讲话，“绝不是‘过于轻率'的话，也不是‘八股老调'，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很郑重的论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做了一个一锤定音式的科学结论”【《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13日，华国锋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并为“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这之前，其他几位与会的、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持反对或疑义与异议的中央或中央部门的负责人，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评价。这一切表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第三，两次对《红旗》杂志提出批评，使其放弃“不卷入”的方针。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红旗》杂志根据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的要求，采取了“不卷入”的方针，到9月，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也没有发表。面对孤立，在巨大的压力下，《红旗》杂志负责人多次向主管中央领导请求，但得到的答复却是“《红旗》要一花独放”，“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但是在私底下他们还是组织撰写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即《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9月19日，《红旗》杂志将此文送审。杂志负责人在送审信中写道：“此文是根据全国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材料写成的，我们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实践论》为依据，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比较全面的解释，特别是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很明显，他们这是要纠《实》文的“偏”，换言之，他们的文章是一篇与《实》文唱反调的文章。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生气地说，如果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索性摆开来讲。叶剑英建议把《实》文印发全国，并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邓小平表示赞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红旗》杂志后来对文章又作了几次修改，但终究没有发表。
《红旗》杂志在撰写《重温〈实践论〉》的前后，还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为了帮助《红旗》杂志摆脱孤立状况，在回忆文章中专门写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杂志社要求删除这方面的内容，谭震林坚决拒绝。官司打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16日，《红旗》杂志负责人送中央主席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审查。这位负责人在送审函中说：“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邓小平看到后给予了严肃地批评：“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对谭震林的文章，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11月19日和21日，李先念也两次对《红旗》杂志的做法提出批评。
由于邓小平、李先念的批评，《红旗》杂志不得不放弃“不卷入”的方针，在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阻碍大讨论的最后堡垒被攻破。
第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势利导，代表党中央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为讨论定性，最终使讨论取得决定性胜利。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期，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没有出席，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11月14日晚，邓小平回到北京。当天，经中央批准同意，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5日，邓小平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在谈话中，他再次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27日，有几位不大赞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志在会上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辩解，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双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针对这种情况，以及会议召开以来出现的其他一些新情况，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12月13日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他自己亲自起草了三页提纲。根据这个提纲起草的讲话稿，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不仅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且为讨论定了性。有学者评价说：“在当时，这是振聋发聩之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醒世恒言。”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性质的讲话，“绝不是‘过于轻率'的话，也不是‘八股老调'，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很郑重的论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做了一个一锤定音式的科学结论”【《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13日，华国锋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并为“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这之前，其他几位与会的、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持反对或疑义与异议的中央或中央部门的负责人，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评价。这一切表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15、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
第三，两次对《红旗》杂志提出批评，使其放弃“不卷入”的方针。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红旗》杂志根据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的要求，采取了“不卷入”的方针，到9月，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也没有发表。面对孤立，在巨大的压力下，《红旗》杂志负责人多次向主管中央领导请求，但得到的答复却是“《红旗》要一花独放”，“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但是在私底下他们还是组织撰写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即《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9月19日，《红旗》杂志将此文送审。杂志负责人在送审信中写道：“此文是根据全国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材料写成的，我们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实践论》为依据，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比较全面的解释，特别是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很明显，他们这是要纠《实》文的“偏”，换言之，他们的文章是一篇与《实》文唱反调的文章。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生气地说，如果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索性摆开来讲。叶剑英建议把《实》文印发全国，并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邓小平表示赞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红旗》杂志后来对文章又作了几次修改，但终究没有发表。
《红旗》杂志在撰写《重温〈实践论〉》的前后，还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为了帮助《红旗》杂志摆脱孤立状况，在回忆文章中专门写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杂志社要求删除这方面的内容，谭震林坚决拒绝。官司打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16日，《红旗》杂志负责人送中央主席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审查。这位负责人在送审函中说：“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邓小平看到后给予了严肃地批评：“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对谭震林的文章，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11月19日和21日，李先念也两次对《红旗》杂志的做法提出批评。
由于邓小平、李先念的批评，《红旗》杂志不得不放弃“不卷入”的方针，在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阻碍大讨论的最后堡垒被攻破。
第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势利导，代表党中央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为讨论定性，最终使讨论取得决定性胜利。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期，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没有出席，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11月14日晚，邓小平回到北京。当天，经中央批准同意，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5日，邓小平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在谈话中，他再次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27日，有几位不大赞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志在会上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辩解，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双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针对这种情况，以及会议召开以来出现的其他一些新情况，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12月13日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他自己亲自起草了三页提纲。根据这个提纲起草的讲话稿，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不仅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且为讨论定了性。有学者评价说：“在当时，这是振聋发聩之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醒世恒言。”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性质的讲话，“绝不是‘过于轻率'的话，也不是‘八股老调'，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很郑重的论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做了一个一锤定音式的科学结论”【《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13日，华国锋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并为“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这之前，其他几位与会的、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持反对或疑义与异议的中央或中央部门的负责人，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评价。这一切表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第三，两次对《红旗》杂志提出批评，使其放弃“不卷入”的方针。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红旗》杂志根据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的要求，采取了“不卷入”的方针，到9月，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也没有发表。面对孤立，在巨大的压力下，《红旗》杂志负责人多次向主管中央领导请求，但得到的答复却是“《红旗》要一花独放”，“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但是在私底下他们还是组织撰写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即《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9月19日，《红旗》杂志将此文送审。杂志负责人在送审信中写道：“此文是根据全国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材料写成的，我们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实践论》为依据，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比较全面的解释，特别是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很明显，他们这是要纠《实》文的“偏”，换言之，他们的文章是一篇与《实》文唱反调的文章。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生气地说，如果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索性摆开来讲。叶剑英建议把《实》文印发全国，并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邓小平表示赞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红旗》杂志后来对文章又作了几次修改，但终究没有发表。
《红旗》杂志在撰写《重温〈实践论〉》的前后，还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为了帮助《红旗》杂志摆脱孤立状况，在回忆文章中专门写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杂志社要求删除这方面的内容，谭震林坚决拒绝。官司打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16日，《红旗》杂志负责人送中央主席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审查。这位负责人在送审函中说：“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邓小平看到后给予了严肃地批评：“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对谭震林的文章，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11月19日和21日，李先念也两次对《红旗》杂志的做法提出批评。
由于邓小平、李先念的批评，《红旗》杂志不得不放弃“不卷入”的方针，在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阻碍大讨论的最后堡垒被攻破。
第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势利导，代表党中央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为讨论定性，最终使讨论取得决定性胜利。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期，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没有出席，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11月14日晚，邓小平回到北京。当天，经中央批准同意，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5日，邓小平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在谈话中，他再次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27日，有几位不大赞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志在会上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辩解，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双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针对这种情况，以及会议召开以来出现的其他一些新情况，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12月13日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他自己亲自起草了三页提纲。根据这个提纲起草的讲话稿，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不仅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且为讨论定了性。有学者评价说：“在当时，这是振聋发聩之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醒世恒言。”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性质的讲话，“绝不是‘过于轻率'的话，也不是‘八股老调'，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很郑重的论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做了一个一锤定音式的科学结论”【《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13日，华国锋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并为“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这之前，其他几位与会的、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持反对或疑义与异议的中央或中央部门的负责人，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评价。这一切表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16、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第五，在党内决策层，最先支持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并提出补课的方法，从而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思想解放运动。
虽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被重新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但是贯彻执行这条思想路线还远没有成为全党同志的自觉行为，另外讨论中的一些是非问题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中央按照原计划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随后又在全党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件大事，它们都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由胡耀邦组织实施的。
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设禁区、下禁令等现象展开了批评。了解内情的同志介绍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和发展过程，揭露了“两个凡是”的实质，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就在会议期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影响到党内，也影响到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及时洞察到这股思潮的危害性。3月30日，他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方面肯定会议取得的成绩，包括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进一步分清是非的成绩；另一方面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理论务虚会议结束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这期间，邓小平到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补课问题。7月29日，他在青岛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接着指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191页。】8月9日，他在接见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时，再一次表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基础”。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的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没有很好讨论。因此，必须加强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7页。】。这实际上是代表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决策。随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在全国铺开。
为了处理好真理标准问题补课与经济工作的关系，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补课的方法：“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有力指导。
1979年秋冬，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达到高潮，断断续续地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已经载入史册，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历史功绩也必然载入史册。当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真理标准问题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许多人，包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理论界、新闻界的众多同志都为推动讨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承认这些同志的作用，并不能否认邓小平在讨论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他对讨论的酝酿所作的突出贡献。邓小平是这场讨论无可争议的主帅、领导者。26年后，我们再次探讨邓小平对讨论的贡献，仍不免被他那种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义无反顾的精神所感动。
来源：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2005年第7期
http://www.wxyjs.org.cn/wxzj_1/dbzb/201406/t20140610_150237.htm
第五，在党内决策层，最先支持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并提出补课的方法，从而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思想解放运动。
虽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被重新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但是贯彻执行这条思想路线还远没有成为全党同志的自觉行为，另外讨论中的一些是非问题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中央按照原计划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随后又在全党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件大事，它们都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由胡耀邦组织实施的。
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设禁区、下禁令等现象展开了批评。了解内情的同志介绍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和发展过程，揭露了“两个凡是”的实质，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就在会议期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影响到党内，也影响到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及时洞察到这股思潮的危害性。3月30日，他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方面肯定会议取得的成绩，包括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进一步分清是非的成绩；另一方面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理论务虚会议结束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这期间，邓小平到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补课问题。7月29日，他在青岛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接着指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191页。】8月9日，他在接见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时，再一次表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基础”。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的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没有很好讨论。因此，必须加强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7页。】。这实际上是代表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决策。随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在全国铺开。
为了处理好真理标准问题补课与经济工作的关系，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补课的方法：“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有力指导。
1979年秋冬，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达到高潮，断断续续地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已经载入史册，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历史功绩也必然载入史册。当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真理标准问题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许多人，包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理论界、新闻界的众多同志都为推动讨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承认这些同志的作用，并不能否认邓小平在讨论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他对讨论的酝酿所作的突出贡献。邓小平是这场讨论无可争议的主帅、领导者。26年后，我们再次探讨邓小平对讨论的贡献，仍不免被他那种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义无反顾的精神所感动。
来源：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2005年第7期
http://www.wxyjs.org.cn/wxzj_1/dbzb/201406/t20140610_150237.htm
18、、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1）
本文摘自《人物汇报》2012年10月17日第3版，作者：叶永烈，原题为《邓小平华国锋：交锋20天》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两个凡是”派的激烈反应。
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汪东兴说，此文是“砍旗”。
胡耀邦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有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1日：争议文章发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了这样的评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写作时就很明确，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写的。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文章从头至尾却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
在那时，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还不能正面冲击“两个凡是”，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打着“深入批判‘四人帮’”这样的旗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四大段，分别加上了这样的小标题：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胡耀邦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天，在平静中度过。这也许因为《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界的报纸，人们以为这是一篇“学术性”文章。
第二天，风暴骤起。许多家报纸转载了此文，表明它“颇有来头”，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老报人，深知要打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的影响还不够。所以，他请报界同仁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给予支持。
发表之前，杨西光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了情况，打了招呼。他们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因为在当时，他们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这样，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转发。
由于新华社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3日，转载的省市大报有16家。
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5月12日也转载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被转载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文章。正因为这样，这引起了一位权威人士的密切关注，他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夜里，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那是夜里11时，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正在值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作记录。电话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砍旗”，影响“很坏很坏”。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胡绩伟依照在报社工作多年所养成的工作习惯，边听边记，因为报社常常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必须一边听，一边记录，便于传达，也便于日后查核。以下是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电话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吴冷西打来的。
胡绩伟接完电话，便把电话记录交付排印。然后分送给杨西光等有关人士。
胡绩伟认为，吴冷西的电话，并不是代表吴冷西个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话。那口气完全是上级训斥下级的味道。吴冷西的电话不是随便说的，讲得很有逻辑性，层次分明，观点鲜明。
正因为这样，胡绩伟印发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在小范围内供有关人士参考。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告诉笔者，那天晚上，她和杨西光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他们在宾馆的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半夜却忽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季宝卿记得，杨西光听罢胡绩伟转达的吴冷西电话内容，这么对胡绩伟说道：“不去管他！他爱怎么说，随便他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没有错！”
接完电话，季宝卿问起出了什么事，杨西光简略地向她说了几句。说罢，杨西光便呼呼大睡，没有把刚才的电话放在心里。可是，季宝卿却一夜没有睡好……
19、、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2）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两人出示了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认为，此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总是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
汪东兴还批评张平化，问，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怎么把关的？
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他要求中宣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上任。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汪东兴说道：
“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便紧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却接到了张平化的紧急通知。这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
“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
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熊复也谈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此后，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红旗》保持沉默，“不表态”。后来，熊复回忆道：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能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到5月19日，短短八天时间，华国锋和汪东兴、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本文摘自《人物汇报》2012年10月17日第3版，作者：叶永烈，原题为《邓小平华国锋：交锋20天》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两个凡是”派的激烈反应。
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汪东兴说，此文是“砍旗”。
胡耀邦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有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1日：争议文章发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了这样的评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写作时就很明确，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写的。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文章从头至尾却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
在那时，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还不能正面冲击“两个凡是”，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打着“深入批判‘四人帮’”这样的旗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四大段，分别加上了这样的小标题：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胡耀邦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天，在平静中度过。这也许因为《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界的报纸，人们以为这是一篇“学术性”文章。
第二天，风暴骤起。许多家报纸转载了此文，表明它“颇有来头”，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老报人，深知要打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的影响还不够。所以，他请报界同仁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给予支持。
发表之前，杨西光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了情况，打了招呼。他们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因为在当时，他们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这样，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转发。
由于新华社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3日，转载的省市大报有16家。
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5月12日也转载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被转载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文章。正因为这样，这引起了一位权威人士的密切关注，他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夜里，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那是夜里11时，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正在值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作记录。电话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砍旗”，影响“很坏很坏”。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胡绩伟依照在报社工作多年所养成的工作习惯，边听边记，因为报社常常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必须一边听，一边记录，便于传达，也便于日后查核。以下是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电话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吴冷西打来的。
胡绩伟接完电话，便把电话记录交付排印。然后分送给杨西光等有关人士。
胡绩伟认为，吴冷西的电话，并不是代表吴冷西个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话。那口气完全是上级训斥下级的味道。吴冷西的电话不是随便说的，讲得很有逻辑性，层次分明，观点鲜明。
正因为这样，胡绩伟印发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在小范围内供有关人士参考。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告诉笔者，那天晚上，她和杨西光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他们在宾馆的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半夜却忽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季宝卿记得，杨西光听罢胡绩伟转达的吴冷西电话内容，这么对胡绩伟说道：“不去管他！他爱怎么说，随便他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没有错！”
接完电话，季宝卿问起出了什么事，杨西光简略地向她说了几句。说罢，杨西光便呼呼大睡，没有把刚才的电话放在心里。可是，季宝卿却一夜没有睡好……
19、、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2）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两人出示了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认为，此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总是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
汪东兴还批评张平化，问，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怎么把关的？
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他要求中宣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上任。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汪东兴说道：
“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便紧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却接到了张平化的紧急通知。这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
“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
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熊复也谈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此后，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红旗》保持沉默，“不表态”。后来，熊复回忆道：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能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到5月19日，短短八天时间，华国锋和汪东兴、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19、、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2）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两人出示了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认为，此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总是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
汪东兴还批评张平化，问，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怎么把关的？
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他要求中宣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上任。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汪东兴说道：
“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便紧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却接到了张平化的紧急通知。这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
“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
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熊复也谈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此后，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红旗》保持沉默，“不表态”。后来，熊复回忆道：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能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到5月19日，短短八天时间，华国锋和汪东兴、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20、、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3）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从1978年4月27日开到6月6日。
会议开始时，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主题报告。报告标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必须改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理由是华国锋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跟中央的口径保持一致。这些人认为：“毛主席的话，不能改；华主席的话，也不能改。”
另外，还对韦国清报告中的一句“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提出疑义，理由是“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
5月下旬、6月上旬，会议进入尾声，请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讲话。
华国锋在5月29日讲话，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6月2日讲话，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为了这两个标题，《人民日报》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回忆：
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标题引来一场严厉批评，说是两个标题为什么不一样，“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这样报告：标题是根据内容作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没有什么意思……此事也就到此为止。
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那来自“上面”的批评，是汪东兴发出的。汪东兴质问：“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华国锋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要遵守纪律：
我们这样一个有8亿人口的大国，3500万党员的大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
不言而喻，华国锋是在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人“不遵守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虽然一字未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但是如同《人民日报》所说的是“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胡耀邦一手审定的。邓小平没有看过。该文发表之后，一开始邓小平也没有注意。由于文章引起争议，邓小平仔细看了。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说了一段话：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邓小平刚刚作了讲话，海军司令员刘居英马上给杨西光打来电话，简要报告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说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杨西光深受鼓舞，马上坐车赶往刘居英家，一口气看完会议印发的邓小平的讲话稿。
《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据姚远方回忆，邓小平不仅事先讲述了他的主要意见，而且还亲自用钢笔写了800字，就是讲话中论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一段。姚远方说，这800字，一字不易地用在讲话稿中。
邓小平的讲话分四部分：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邓小平在讲第一个问题时，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派：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讲话第二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加上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马上引起广泛注意，确实是给了“两个凡是”派沉重一击。
回顾5月11日之后，短短20天间的急剧变化、尖锐斗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批评；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其实，这20天的激烈斗争还只是一场序幕而已，紧接着，一场更大范围的斗争在延续着……（据《邓小平改变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叶永烈著）http://cul.sohu.com/20121017/n355062669_4.s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从1978年4月27日开到6月6日。
会议开始时，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主题报告。报告标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必须改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理由是华国锋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跟中央的口径保持一致。这些人认为：“毛主席的话，不能改；华主席的话，也不能改。”
另外，还对韦国清报告中的一句“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提出疑义，理由是“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
5月下旬、6月上旬，会议进入尾声，请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讲话。
华国锋在5月29日讲话，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6月2日讲话，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为了这两个标题，《人民日报》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回忆：
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标题引来一场严厉批评，说是两个标题为什么不一样，“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这样报告：标题是根据内容作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没有什么意思……此事也就到此为止。
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那来自“上面”的批评，是汪东兴发出的。汪东兴质问：“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华国锋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要遵守纪律：
我们这样一个有8亿人口的大国，3500万党员的大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
不言而喻，华国锋是在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人“不遵守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虽然一字未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但是如同《人民日报》所说的是“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胡耀邦一手审定的。邓小平没有看过。该文发表之后，一开始邓小平也没有注意。由于文章引起争议，邓小平仔细看了。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说了一段话：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邓小平刚刚作了讲话，海军司令员刘居英马上给杨西光打来电话，简要报告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说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杨西光深受鼓舞，马上坐车赶往刘居英家，一口气看完会议印发的邓小平的讲话稿。
《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据姚远方回忆，邓小平不仅事先讲述了他的主要意见，而且还亲自用钢笔写了800字，就是讲话中论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一段。姚远方说，这800字，一字不易地用在讲话稿中。
邓小平的讲话分四部分：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邓小平在讲第一个问题时，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派：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讲话第二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加上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马上引起广泛注意，确实是给了“两个凡是”派沉重一击。
回顾5月11日之后，短短20天间的急剧变化、尖锐斗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批评；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其实，这20天的激烈斗争还只是一场序幕而已，紧接着，一场更大范围的斗争在延续着……（据《邓小平改变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叶永烈著）http://cul.sohu.com/20121017/n355062669_4.s
21、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三步险棋 四处“点火”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做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不过，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
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20年后所有人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
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绝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
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明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
又说“要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请回来”。他就这样随便“吹”着，其实并没有把心里想着的最急迫的念头说出来。又过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处幽林环抱着的这座漂亮建筑里面起伏荡漾，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这些人虽非京官，但也属高级官员，不免会同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知道邓小平所说何指，更懂得这是酝酿已久，蓄势而发。
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间煽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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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做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不过，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
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20年后所有人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
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绝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
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明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
又说“要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请回来”。他就这样随便“吹”着，其实并没有把心里想着的最急迫的念头说出来。又过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处幽林环抱着的这座漂亮建筑里面起伏荡漾，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这些人虽非京官，但也属高级官员，不免会同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知道邓小平所说何指，更懂得这是酝酿已久，蓄势而发。
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间煽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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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北巡点火
史义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登，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共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四个部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一下击中了“两个凡是” 的要害之处，在举国上下引发了一场大论战。《光明日报》因发表此文而人气大增，1978年4月订数是68万份，7月份历来由于学校放假而减少份数，但由于大量刊登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稿件，7月份的订数却攀升到98万份，到了1979年1月升到了140多万份。
可见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多么关注。
由于中央最高层没有明确表态，中宣部也没有一个鲜明的调子，加之 “凡是派”的横加指责，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势更加微妙。就在此时，邓小平去了东北，北巡路上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在沈阳军区邓小平幽默地说“我是到处点火”。
1978年9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后，乘专列回国。下午，抵达本溪，开始在东北地区视察。傍晚，乘专列前往大庆。经吉林省陶赖昭车站时。早已前来等候在车站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主任陈烈民等人十分高兴地登车迎接。专列按邓小平视察安排，直奔大庆而去。
在车上邓小平听取了陈烈民汇报大庆油田的工作。
9月14日8时，抵达大庆。
傍晚，邓小平乘专列前往哈尔滨。晚上住花园村宾馆。
9月15日在花园村宾馆听取李力安、王一伦、李剑白、陈雷、陈烈民等汇报。会议开始，邓小平微笑着对李力安说，你简要地说说吧。接着又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这幽默的话语使会计室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李力安汇报了黑龙江的工农业经济情况，谈了工作上的一些思路以及分配问题。
邓小平在听取开荒问题的汇报时说：韩丁对我国大面积开荒提出过一些宝贵意见，他列举世界上一些国家由于开荒带来风沙等自然环境恶化的例子，指出搞大面积开荒得不偿失，很危险。我看很有道理，开荒要非常慎重。黑龙江本来降雨量就少。你们要搞调查研究，科学地处理这个问题。在听取关于国营农场情况的汇报时指出：农场不要只搞粮食，要变成工农联合企业，搞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改造。农场可以搞种子基地、种子公司，国家收购它的种子，拿去供应其他地方。农场还可以搞肥料工厂，搞大的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搞蛋品、奶品、肉食加工。农业最终是要工业化的。在听到七八月工业生产下降有按劳分配方面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在听取林业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搞木材加工业，所有木材资源就可以利用起来。往外运木制品，可以节约运输力量又可节约原材料。听完汇报后，在讲话中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比如大庆，决定它引进的建设项目，从头到尾应由大庆负责，包括自己派人出去考察，每件技术怎么引进，怎么学，同外国人来往，签订合同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373页至376页）
结束了黑龙江省的考察，晚，抵达长春。
9月16日早饭后，坐落在湖畔幽林深处的南湖宾馆一改平日的寂静，变得喧闹起来。这座为秋林环抱的漂亮建筑，是吉林省委迎接重要贵宾和举行重大会议的场所。
上午9时，邓小平听取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等汇报，在谈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农业机械化主要还是解决拖拉机的前后左右拖带机械问题。我们生产的拖拉机都是五十年代的技术，落后得很，用的材料多、耗油量大、损耗率高，目前修配也赶不上。这些问题都要解决。你们要搞一些大马力的拖拉机，太小了不好用。大马力拖拉机不要在一个省搞，全国范围内选几个点就够了。要采取专业化协作生产，这样又快又省，不要走小而全、中而全、大而全的道路。这是苏联的道路。在听到吉林省化肥不多、小化肥没搞起来时指出：小化肥不经济，成本高，价格贵，生产能力也不大，但很起作用。目前国家的化肥主要还是小化肥厂生产的，但小化肥要改造，要搞全国统一的改造方案。在听取正在建设的霍林河煤矿要引进联邦德国技术的汇报时指出：联邦德国的机器是完全自动化的，年产五千万吨只用九百人。要引进人家的技术，就要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完全按它的管理方式生产。从开始引进，就要组织一个领导班子，从头到尾负责，包括直接谈判，直接签订合同，根据联邦德国的管理办法组织生产。对这样的企业，不要搞改良主义，要彻底革命。所有的引进，必须坚持这一点，否则就没有资格引进，我们就永远落后。我们的人海战术打不赢现代化战役。要培训人才，不但管理人员要合格，就是工人也要合格的。联邦德国、日本工人起码要高中文化程度，而且是比较好的，这样才能掌握技术。高中毕业生就叫知识分子，工人本身也要知识化呀。不能让讲空话的、不懂技术的人去搞这样的企业。我们要好好学习，到外国去看一看，看人家怎么管理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准备让哪个国家改造？上海准备引进联邦德国奔驰汽车技术，用它的牌号。奔驰汽车在国际上也是质量好的汽车。在听取财政收入情况的汇报时指出：全国财政情况都不错，但这不能反映我们的本质，如果自己满足就危险了。它一不能反映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多少，二不能反映我们的管理水平提高多少。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它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所有在一个县工作、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条件，在大队工作的同志也要根据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要鼓励哪怕是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都要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思考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面、多种经营方面，哪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发展就快了。搞得好的，国家不要挖它的，而且要给予奖励。这样鼓励它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生产能力。总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现在要使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哪怕管理一个街道工厂，也要自己开动脑筋，敢于思考怎么样使生产增加，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少，产品价格不断降低。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事求是很不简单，不是一个小问题，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个小的企业，甚至一个生产队，都应该搞好民主管理。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搞民主？队长不合格就淘汰，社员应该有权利，现在有些干部权力大得很，包办选举，几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农村有霸，出霸王。不管是公社各级领导干部，还是工厂企业的管理干部，都要考核。现在我们的科研机构、学校的考核制度慢慢建立起来了，企业的考核制度也要建立起来，要真正搞按劳分配，鼓励向上，鼓励人们努力学习，这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还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年谱》第376页至380页）
邓小平的这次东北之行，讲得最多的是在吉林省。这篇讲话后来被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据王恩茂回忆说：
记得是9月16日上午，我汇报以后，小平同志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讲话。小平同志提出来要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大问题。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老是很低，还很苦，我们对不起人民。所以，还是要横下一条心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现在敢讲了。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还是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的，这就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转引自：龙平平、刘金田、高屹《细说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晚，邓小平乘专列抵达沈阳。
9月17日上午，邓小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第二书记任仲夷、省委书记陈璞如、省委书记胡亦民等汇报。
辽宁省是“一五”期间国家建设起来的重工业基地，文革期间遭受的破坏十分严重。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辽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省委领导向邓小平汇报了辽宁揭批“四人帮”，开展“双打”运动，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村政策、发展工业生产、增加地方财力，开展各级领导班子整风，发展建筑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区、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提拔上来的造反派问题时指出：中央最近有个文件，提到全国搞打砸抢、逼供信的人多，因此对这些人作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要宽。这是个大政策问题。在执行中要体现这个政策，但不要误解为对这些人要保护起来。他们基本上不能保持原来工作岗位，而且不能作为我们干部的基础。针对辽宁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的情况，指出：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所谓农业走工业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业。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
下午，邓小平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老老实实，说通俗一点，就是不看风使舵，不投机取巧，忠诚老实，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第二，消除派性，根除派性的影响。林彪、“四人帮”把军队搞分裂了，派性侵入到部队，把思想搞乱，把组织搞分裂了。第三，现在军队在地方在人民中的印象改变了，名誉坏了。什么时候地方和老百姓看军队像老八路，像老红军，这样就行了。第四，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五，干部队伍整顿好，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都要搞清楚。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上述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只是靠运动，还要靠日常教育，靠干部的领导。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了。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不痛不痒，没有目的，搞成形式主义，这也不行。也不能一个号令，一天结束。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可以抓训练，可以组织学习科学知识。多学些科学知识，就是转到地方，也便于工作。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肯笨点，朴实一点，不要只看他会说会写。一定要注意干部路线。作为运动搞好的标准，就是以上那五条。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提出来的。（《邓小平年谱》第380页至383页）
晚9时30分，乘专列离开沈阳。
一路上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抨击，反复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反复强调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独立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强调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战略思路。后来他在和金日成的谈话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出来以后（指恢复工作），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1978年6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
北巡路上的一系列讲话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到处点火”，讲话确实是进一步点燃了“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熊熊烈火，使天平迅速向坚持实事求是正确的一方倾斜，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给这场讨论以有力的支持，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此文发表在《世纪桥》200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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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义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登，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共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四个部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一下击中了“两个凡是” 的要害之处，在举国上下引发了一场大论战。《光明日报》因发表此文而人气大增，1978年4月订数是68万份，7月份历来由于学校放假而减少份数，但由于大量刊登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稿件，7月份的订数却攀升到98万份，到了1979年1月升到了140多万份。
可见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多么关注。
由于中央最高层没有明确表态，中宣部也没有一个鲜明的调子，加之 “凡是派”的横加指责，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势更加微妙。就在此时，邓小平去了东北，北巡路上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在沈阳军区邓小平幽默地说“我是到处点火”。
1978年9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后，乘专列回国。下午，抵达本溪，开始在东北地区视察。傍晚，乘专列前往大庆。经吉林省陶赖昭车站时。早已前来等候在车站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主任陈烈民等人十分高兴地登车迎接。专列按邓小平视察安排，直奔大庆而去。
在车上邓小平听取了陈烈民汇报大庆油田的工作。
9月14日8时，抵达大庆。
傍晚，邓小平乘专列前往哈尔滨。晚上住花园村宾馆。
9月15日在花园村宾馆听取李力安、王一伦、李剑白、陈雷、陈烈民等汇报。会议开始，邓小平微笑着对李力安说，你简要地说说吧。接着又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这幽默的话语使会计室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李力安汇报了黑龙江的工农业经济情况，谈了工作上的一些思路以及分配问题。
邓小平在听取开荒问题的汇报时说：韩丁对我国大面积开荒提出过一些宝贵意见，他列举世界上一些国家由于开荒带来风沙等自然环境恶化的例子，指出搞大面积开荒得不偿失，很危险。我看很有道理，开荒要非常慎重。黑龙江本来降雨量就少。你们要搞调查研究，科学地处理这个问题。在听取关于国营农场情况的汇报时指出：农场不要只搞粮食，要变成工农联合企业，搞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改造。农场可以搞种子基地、种子公司，国家收购它的种子，拿去供应其他地方。农场还可以搞肥料工厂，搞大的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搞蛋品、奶品、肉食加工。农业最终是要工业化的。在听到七八月工业生产下降有按劳分配方面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在听取林业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搞木材加工业，所有木材资源就可以利用起来。往外运木制品，可以节约运输力量又可节约原材料。听完汇报后，在讲话中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比如大庆，决定它引进的建设项目，从头到尾应由大庆负责，包括自己派人出去考察，每件技术怎么引进，怎么学，同外国人来往，签订合同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373页至376页）
结束了黑龙江省的考察，晚，抵达长春。
9月16日早饭后，坐落在湖畔幽林深处的南湖宾馆一改平日的寂静，变得喧闹起来。这座为秋林环抱的漂亮建筑，是吉林省委迎接重要贵宾和举行重大会议的场所。
上午9时，邓小平听取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等汇报，在谈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农业机械化主要还是解决拖拉机的前后左右拖带机械问题。我们生产的拖拉机都是五十年代的技术，落后得很，用的材料多、耗油量大、损耗率高，目前修配也赶不上。这些问题都要解决。你们要搞一些大马力的拖拉机，太小了不好用。大马力拖拉机不要在一个省搞，全国范围内选几个点就够了。要采取专业化协作生产，这样又快又省，不要走小而全、中而全、大而全的道路。这是苏联的道路。在听到吉林省化肥不多、小化肥没搞起来时指出：小化肥不经济，成本高，价格贵，生产能力也不大，但很起作用。目前国家的化肥主要还是小化肥厂生产的，但小化肥要改造，要搞全国统一的改造方案。在听取正在建设的霍林河煤矿要引进联邦德国技术的汇报时指出：联邦德国的机器是完全自动化的，年产五千万吨只用九百人。要引进人家的技术，就要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完全按它的管理方式生产。从开始引进，就要组织一个领导班子，从头到尾负责，包括直接谈判，直接签订合同，根据联邦德国的管理办法组织生产。对这样的企业，不要搞改良主义，要彻底革命。所有的引进，必须坚持这一点，否则就没有资格引进，我们就永远落后。我们的人海战术打不赢现代化战役。要培训人才，不但管理人员要合格，就是工人也要合格的。联邦德国、日本工人起码要高中文化程度，而且是比较好的，这样才能掌握技术。高中毕业生就叫知识分子，工人本身也要知识化呀。不能让讲空话的、不懂技术的人去搞这样的企业。我们要好好学习，到外国去看一看，看人家怎么管理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准备让哪个国家改造？上海准备引进联邦德国奔驰汽车技术，用它的牌号。奔驰汽车在国际上也是质量好的汽车。在听取财政收入情况的汇报时指出：全国财政情况都不错，但这不能反映我们的本质，如果自己满足就危险了。它一不能反映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多少，二不能反映我们的管理水平提高多少。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它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所有在一个县工作、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条件，在大队工作的同志也要根据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要鼓励哪怕是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都要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思考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面、多种经营方面，哪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发展就快了。搞得好的，国家不要挖它的，而且要给予奖励。这样鼓励它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生产能力。总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现在要使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哪怕管理一个街道工厂，也要自己开动脑筋，敢于思考怎么样使生产增加，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少，产品价格不断降低。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事求是很不简单，不是一个小问题，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个小的企业，甚至一个生产队，都应该搞好民主管理。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搞民主？队长不合格就淘汰，社员应该有权利，现在有些干部权力大得很，包办选举，几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农村有霸，出霸王。不管是公社各级领导干部，还是工厂企业的管理干部，都要考核。现在我们的科研机构、学校的考核制度慢慢建立起来了，企业的考核制度也要建立起来，要真正搞按劳分配，鼓励向上，鼓励人们努力学习，这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还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年谱》第376页至380页）
邓小平的这次东北之行，讲得最多的是在吉林省。这篇讲话后来被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据王恩茂回忆说：
记得是9月16日上午，我汇报以后，小平同志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讲话。小平同志提出来要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大问题。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老是很低，还很苦，我们对不起人民。所以，还是要横下一条心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现在敢讲了。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还是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的，这就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转引自：龙平平、刘金田、高屹《细说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晚，邓小平乘专列抵达沈阳。
9月17日上午，邓小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第二书记任仲夷、省委书记陈璞如、省委书记胡亦民等汇报。
辽宁省是“一五”期间国家建设起来的重工业基地，文革期间遭受的破坏十分严重。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辽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省委领导向邓小平汇报了辽宁揭批“四人帮”，开展“双打”运动，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村政策、发展工业生产、增加地方财力，开展各级领导班子整风，发展建筑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区、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提拔上来的造反派问题时指出：中央最近有个文件，提到全国搞打砸抢、逼供信的人多，因此对这些人作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要宽。这是个大政策问题。在执行中要体现这个政策，但不要误解为对这些人要保护起来。他们基本上不能保持原来工作岗位，而且不能作为我们干部的基础。针对辽宁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的情况，指出：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所谓农业走工业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业。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
下午，邓小平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老老实实，说通俗一点，就是不看风使舵，不投机取巧，忠诚老实，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第二，消除派性，根除派性的影响。林彪、“四人帮”把军队搞分裂了，派性侵入到部队，把思想搞乱，把组织搞分裂了。第三，现在军队在地方在人民中的印象改变了，名誉坏了。什么时候地方和老百姓看军队像老八路，像老红军，这样就行了。第四，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五，干部队伍整顿好，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都要搞清楚。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上述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只是靠运动，还要靠日常教育，靠干部的领导。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了。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不痛不痒，没有目的，搞成形式主义，这也不行。也不能一个号令，一天结束。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可以抓训练，可以组织学习科学知识。多学些科学知识，就是转到地方，也便于工作。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肯笨点，朴实一点，不要只看他会说会写。一定要注意干部路线。作为运动搞好的标准，就是以上那五条。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提出来的。（《邓小平年谱》第380页至383页）
晚9时30分，乘专列离开沈阳。
一路上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抨击，反复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反复强调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独立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强调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战略思路。后来他在和金日成的谈话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出来以后（指恢复工作），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1978年6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
北巡路上的一系列讲话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到处点火”，讲话确实是进一步点燃了“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熊熊烈火，使天平迅速向坚持实事求是正确的一方倾斜，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给这场讨论以有力的支持，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此文发表在《世纪桥》200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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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胡耀邦秘密向叶剑英献上“隆中三策”
原题：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胡耀邦秘密向叶剑英献上隆中三策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除了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还把邓小平接到西山自己的住处以便于商讨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胡耀邦。交谈中，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剑英听了儿子叶选宁的报告后，称赞胡耀邦的三条建议犹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三策一样，确实是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
为此，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中讲到此事的经过，他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但那时的华国锋等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对胡耀邦的话华国锋他们是不可能听进去的。
叶剑英十分赞赏胡耀邦提出的三条主张，后经过叶剑英的竭力推荐，好在1962年胡耀邦在湖南曾经和华国锋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经历，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印象不错，于是，华国锋向叶剑英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点工作。1977年3月3日，华国锋以党中央名义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3月12日，叶剑英找胡耀邦谈话，叶剑英元帅寓意深长地对胡耀邦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你到党校去工作，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后，胡耀邦只揭批四人帮，从不搞批邓，他还冒着巨大的风险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历年来的冤假错案，积极落实干部政策。同时他还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文章发表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他还指导青年教师撰写题目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的文章，发表在1977年l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些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为平反冤假错案起到了巨大的舆论作用，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向中央上书，有的亲自到北京上访。但当时中组部的负责人依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抵制平反冤假错案，这一做法也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1977年11月，叶剑英在中央多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一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才行啊！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由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为此，1977年12月10日中央发出正式文件。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还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提出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的理念。胡耀邦还亲自改写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复办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对华国锋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批判的开端。
胡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亲自接待上访者，亲自批办来信，还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还亲自主持审理了陶铸案、彭德怀案、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了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平反昭雪。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在胡耀邦努力下，55万多名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得以平反昭雪。
叶帅说数你年轻了，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
粉碎四人帮后，叶帅是第一个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63岁的胡耀邦被增补进中央政治局，为此叶帅十分高兴，还提议让胡耀邦到中央机关工作。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帅立即表示赞同。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而胡耀邦认为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经验，担心难以胜任要职。于是，叶剑英找到胡耀邦，并语重心长地劝他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站得住，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据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叶剑英还提议让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觉得这怎么可以而未肯接受，可见，叶剑英对胡耀邦的器重与信任。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叶剑英在讲话中对胡耀邦寄予殷切的期望。同年11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要求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邓小平推荐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并得到了叶剑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又将中共中央主席改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再次当选这一职务。叶剑英在会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讲话中叶剑英还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勉励胡耀邦要后来者居上。后来，叶剑英多次向中央提出退出领导岗位，1985年9月，在中共中央十二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终于批准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胡耀邦为叶剑英致凝重的悼词
从1980年起，叶剑英就患有帕金森氏病及其并发症，此外还患有神经系统病症等，因而健康状况渐趋下降。特别是肺部感染频繁发作，而且一次比一次加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十分关心，他除了经常打电话问候或派人看望外，还指示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一个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的专门医疗保健组，参与该医疗组的大夫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教授，包括汪石坚、邓家栋、方圻、陶寿淇、牟善初和王新德等人，这些专家经常为叶帅检查身体，进行保健和医疗。1983年元旦前夕，百忙中的胡耀邦抽出时间前往西山叶帅的住处探望叶帅。
1984年1月10日，叶剑英的肺炎再次复发，还伴随发生了大脑中动脉血栓形成等症状，病情较严重危急。次日，胡耀邦委托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杨尚昆立即召集病情汇报会，会后，邓家栋、汪石坚等人组成的医疗专家组住进叶帅在北京西山的家中。经过努力，过了一个星期，叶帅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同年7月中旬，叶帅的病情再度恶化，生命处于垂危中，为此于7月16日和27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了第22、23号文件，向全党通报叶帅的病情，人民大会堂也接到了通知：近期不在此安排其他活动，并准备布置追悼会会场，预备花圈。
胡耀邦得知消息后，曾亲自作出指示：要尽一切力量进行抢救，各个方面都要全力以赴地支持抢救工作。依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对叶帅实施昼夜监护、紧急抢救措施。到了这年的10月份，叶帅的病情有所好转并趋于稳定。为此，胡耀邦还专程来到西山叶帅家中，向医疗组表达谢意，并称赞他们说：你们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
从1986年10月13日起，89岁高龄的叶剑英病情再度恶化，10月22日凌晨1时16分，叶剑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天下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宣布这一噩耗。10月29日，叶剑英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隆重地举行，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叶帅致悼词。
1989年4月8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内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时，骤感身体不适，经现场紧急抢救治疗，曾经一度有所好转。几天后，病情出现急剧恶化，经全力抢救无效，4月15日上午7时53分，73岁的胡耀邦与世长辞。这时，离叶帅逝世还不足三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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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胡耀邦秘密向叶剑英献上隆中三策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除了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还把邓小平接到西山自己的住处以便于商讨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胡耀邦。交谈中，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剑英听了儿子叶选宁的报告后，称赞胡耀邦的三条建议犹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三策一样，确实是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
为此，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中讲到此事的经过，他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但那时的华国锋等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对胡耀邦的话华国锋他们是不可能听进去的。
叶剑英十分赞赏胡耀邦提出的三条主张，后经过叶剑英的竭力推荐，好在1962年胡耀邦在湖南曾经和华国锋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经历，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印象不错，于是，华国锋向叶剑英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点工作。1977年3月3日，华国锋以党中央名义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3月12日，叶剑英找胡耀邦谈话，叶剑英元帅寓意深长地对胡耀邦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你到党校去工作，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后，胡耀邦只揭批四人帮，从不搞批邓，他还冒着巨大的风险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历年来的冤假错案，积极落实干部政策。同时他还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文章发表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他还指导青年教师撰写题目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的文章，发表在1977年l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些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为平反冤假错案起到了巨大的舆论作用，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向中央上书，有的亲自到北京上访。但当时中组部的负责人依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抵制平反冤假错案，这一做法也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1977年11月，叶剑英在中央多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一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才行啊！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由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为此，1977年12月10日中央发出正式文件。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还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提出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的理念。胡耀邦还亲自改写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复办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对华国锋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批判的开端。
胡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亲自接待上访者，亲自批办来信，还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还亲自主持审理了陶铸案、彭德怀案、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了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平反昭雪。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在胡耀邦努力下，55万多名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得以平反昭雪。
叶帅说数你年轻了，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
粉碎四人帮后，叶帅是第一个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63岁的胡耀邦被增补进中央政治局，为此叶帅十分高兴，还提议让胡耀邦到中央机关工作。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帅立即表示赞同。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而胡耀邦认为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经验，担心难以胜任要职。于是，叶剑英找到胡耀邦，并语重心长地劝他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站得住，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据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叶剑英还提议让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觉得这怎么可以而未肯接受，可见，叶剑英对胡耀邦的器重与信任。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叶剑英在讲话中对胡耀邦寄予殷切的期望。同年11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要求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邓小平推荐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并得到了叶剑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又将中共中央主席改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再次当选这一职务。叶剑英在会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讲话中叶剑英还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勉励胡耀邦要后来者居上。后来，叶剑英多次向中央提出退出领导岗位，1985年9月，在中共中央十二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终于批准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胡耀邦为叶剑英致凝重的悼词
从1980年起，叶剑英就患有帕金森氏病及其并发症，此外还患有神经系统病症等，因而健康状况渐趋下降。特别是肺部感染频繁发作，而且一次比一次加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十分关心，他除了经常打电话问候或派人看望外，还指示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一个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的专门医疗保健组，参与该医疗组的大夫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教授，包括汪石坚、邓家栋、方圻、陶寿淇、牟善初和王新德等人，这些专家经常为叶帅检查身体，进行保健和医疗。1983年元旦前夕，百忙中的胡耀邦抽出时间前往西山叶帅的住处探望叶帅。
1984年1月10日，叶剑英的肺炎再次复发，还伴随发生了大脑中动脉血栓形成等症状，病情较严重危急。次日，胡耀邦委托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杨尚昆立即召集病情汇报会，会后，邓家栋、汪石坚等人组成的医疗专家组住进叶帅在北京西山的家中。经过努力，过了一个星期，叶帅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同年7月中旬，叶帅的病情再度恶化，生命处于垂危中，为此于7月16日和27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了第22、23号文件，向全党通报叶帅的病情，人民大会堂也接到了通知：近期不在此安排其他活动，并准备布置追悼会会场，预备花圈。
胡耀邦得知消息后，曾亲自作出指示：要尽一切力量进行抢救，各个方面都要全力以赴地支持抢救工作。依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对叶帅实施昼夜监护、紧急抢救措施。到了这年的10月份，叶帅的病情有所好转并趋于稳定。为此，胡耀邦还专程来到西山叶帅家中，向医疗组表达谢意，并称赞他们说：你们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
从1986年10月13日起，89岁高龄的叶剑英病情再度恶化，10月22日凌晨1时16分，叶剑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天下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宣布这一噩耗。10月29日，叶剑英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隆重地举行，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叶帅致悼词。
1989年4月8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内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时，骤感身体不适，经现场紧急抢救治疗，曾经一度有所好转。几天后，病情出现急剧恶化，经全力抢救无效，4月15日上午7时53分，73岁的胡耀邦与世长辞。这时，离叶帅逝世还不足三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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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
中新网8月12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沈宝祥的文章，通过作者回忆的第一视角，再现了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的前前后后。文章如下：
胡耀邦从1977年3月开始主持中央党校工作，职务是副校长。他在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前，首先创办了一个小刊物，刊名叫《理论动态》。我从这年的6月4日开始，同几位同志一起，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参加筹办这个刊物。《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出了第1期。这个刊物一期只刊登一篇文章。第1期刊登的文章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作者吴江。
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一书中说，1982年10月16日上午，胡耀邦找他谈话(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在座)。胡耀邦一开头就说了以下一段话：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一九七七年七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七七年七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这篇短文当时就作为《理论动态》创刊第一期发表。三中全会后过了一个时候，中央提出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也是对的，那是以后的事了。”(《十年的路》第22页)胡耀邦认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是从否定“继续革命”口号开始，《理论动态》发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是“第一个行动”，而且，这篇文章是他同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吴江在他的书中简要地讲了这一篇文章的写作情况。但由于事隔多年，手头材料又比较少，有些地方讲得不很确切，也比较简略。我愿意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写出，作为补充。
1977年4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5月1日，华国锋发表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文章，介绍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继续革命”理论。正如吴江所说，这也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定调。当时，中央党校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复校开学，面临着如何组织学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为此，胡耀邦召开了一个小型理论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个座谈会是在7月12日上午召开的，地点在中央党校主楼三层会议室，参加者近二十人，主要是教研室负责人和教员，我作为《理论动态》成员，也参加了会议。胡耀邦主持会议，他简要地讲了会议的主旨，是开学后如何搞好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辅导。吴江首先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就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对吴江提出，将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怎么样？吴江表示同意。本来，耀邦和秘书陈维仁已经准备了几篇稿子，但还没有作为第一期用的有份量的文稿。现在决定用吴江这一篇，并决定在7月15日出刊。耀邦转身对我们说，我现在先给你们出第一期，以后就得五天一期出下去，风雨无阻，逢五逢十出刊，不管礼拜天还是国庆、春节，都要按期出。他又一次说，我们自己制造一个环境，压迫自己(这句激励我们的话，他讲了几次)。
这篇文章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当时也不可能这样做。但是，文章所提以上两点，都是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也是多年政治实践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上述两个观点的提出，等于抽掉了这个理论的两根支柱。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题目，鲜明地提出，“继续革命”的问题需要探讨。多年来，一直说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而且写进了党章，大家只有反复学习领会的义务，而不容许有任何怀疑。这年的5月1日，华国锋又发表长篇文章，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个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现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的这篇文章却提出，这个问题还需要探讨，实际是对它的真理性提出了疑问。正如胡耀邦所说，那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
“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这是当时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最大的是非。推倒和彻底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拨乱反正的关键。解决了这个问题，搞清了这个最大的是非，才能解决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才能打开全面拨乱反正的局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来说，首先就是要检验这个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胡耀邦说，他把这篇文章送给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同胡耀邦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多讲。在此，我补充说一个情况。
当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在1978年1月写了一个《汇报提纲》，是为给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马文瑞汇报《理论动态》情况而写的。在这个《汇报提纲》中有这样一句：“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这个《汇报提纲》保存至今，已经成了重要档案。这事我还有记忆。《理论动态》第一期发出去不久后的一天，在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办公室，孟凡接了一个电话，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来的。孟凡接完电话后，立即很高兴地对我说，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第一期的文章，基本同意提出的问题。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这里顺便再讲一个情况。7月19日，胡耀邦又召开了第二次理论座谈会，让其他同志充分发言。会议开始，胡耀邦说：“对吴江同志那一篇，听说议论纷纷，这是好现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是没有完全弄懂，探讨，继续研究，是好现象。理论问题要探讨，争论，是好现象。马克思讲，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在会议结束时，胡耀邦又说：“我们本来是讨论五卷的辅导问题，吴江同志提出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是五卷的中心问题，对我也很有启发。”
以上情况说明，胡耀邦在理论问题上与邓小平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交换看法。胡耀邦通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表达的对“继续革命”的怀疑和否定态度，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可以说，这是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酝酿，具有重大的意义。《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的这篇文章，胡耀邦认为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这篇文章、这件事，中国的拨乱反正史是应当加以记载的。
吴江在书中说，《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由胡耀邦亲自编辑，亲自出题并最后定稿。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到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胡耀邦卸任(不兼中央党校职务)，这个刊物共出345期(第345期出刊日期是4月25日)。将来如果有人愿意研究“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史，我相信，这个刊物将会成为一份重要史料。(该书第23页)我认为，这是中肯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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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8月12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沈宝祥的文章，通过作者回忆的第一视角，再现了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的前前后后。文章如下：
胡耀邦从1977年3月开始主持中央党校工作，职务是副校长。他在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前，首先创办了一个小刊物，刊名叫《理论动态》。我从这年的6月4日开始，同几位同志一起，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参加筹办这个刊物。《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出了第1期。这个刊物一期只刊登一篇文章。第1期刊登的文章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作者吴江。
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一书中说，1982年10月16日上午，胡耀邦找他谈话(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在座)。胡耀邦一开头就说了以下一段话：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一九七七年七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七七年七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这篇短文当时就作为《理论动态》创刊第一期发表。三中全会后过了一个时候，中央提出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也是对的，那是以后的事了。”(《十年的路》第22页)胡耀邦认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是从否定“继续革命”口号开始，《理论动态》发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是“第一个行动”，而且，这篇文章是他同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吴江在他的书中简要地讲了这一篇文章的写作情况。但由于事隔多年，手头材料又比较少，有些地方讲得不很确切，也比较简略。我愿意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写出，作为补充。
1977年4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5月1日，华国锋发表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文章，介绍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继续革命”理论。正如吴江所说，这也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定调。当时，中央党校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复校开学，面临着如何组织学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为此，胡耀邦召开了一个小型理论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个座谈会是在7月12日上午召开的，地点在中央党校主楼三层会议室，参加者近二十人，主要是教研室负责人和教员，我作为《理论动态》成员，也参加了会议。胡耀邦主持会议，他简要地讲了会议的主旨，是开学后如何搞好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辅导。吴江首先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就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对吴江提出，将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怎么样？吴江表示同意。本来，耀邦和秘书陈维仁已经准备了几篇稿子，但还没有作为第一期用的有份量的文稿。现在决定用吴江这一篇，并决定在7月15日出刊。耀邦转身对我们说，我现在先给你们出第一期，以后就得五天一期出下去，风雨无阻，逢五逢十出刊，不管礼拜天还是国庆、春节，都要按期出。他又一次说，我们自己制造一个环境，压迫自己(这句激励我们的话，他讲了几次)。
这篇文章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当时也不可能这样做。但是，文章所提以上两点，都是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也是多年政治实践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上述两个观点的提出，等于抽掉了这个理论的两根支柱。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题目，鲜明地提出，“继续革命”的问题需要探讨。多年来，一直说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而且写进了党章，大家只有反复学习领会的义务，而不容许有任何怀疑。这年的5月1日，华国锋又发表长篇文章，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个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现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的这篇文章却提出，这个问题还需要探讨，实际是对它的真理性提出了疑问。正如胡耀邦所说，那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
“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这是当时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最大的是非。推倒和彻底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拨乱反正的关键。解决了这个问题，搞清了这个最大的是非，才能解决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才能打开全面拨乱反正的局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来说，首先就是要检验这个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胡耀邦说，他把这篇文章送给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同胡耀邦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多讲。在此，我补充说一个情况。
当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在1978年1月写了一个《汇报提纲》，是为给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马文瑞汇报《理论动态》情况而写的。在这个《汇报提纲》中有这样一句：“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这个《汇报提纲》保存至今，已经成了重要档案。这事我还有记忆。《理论动态》第一期发出去不久后的一天，在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办公室，孟凡接了一个电话，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来的。孟凡接完电话后，立即很高兴地对我说，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第一期的文章，基本同意提出的问题。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这里顺便再讲一个情况。7月19日，胡耀邦又召开了第二次理论座谈会，让其他同志充分发言。会议开始，胡耀邦说：“对吴江同志那一篇，听说议论纷纷，这是好现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是没有完全弄懂，探讨，继续研究，是好现象。理论问题要探讨，争论，是好现象。马克思讲，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在会议结束时，胡耀邦又说：“我们本来是讨论五卷的辅导问题，吴江同志提出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是五卷的中心问题，对我也很有启发。”
以上情况说明，胡耀邦在理论问题上与邓小平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交换看法。胡耀邦通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表达的对“继续革命”的怀疑和否定态度，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可以说，这是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酝酿，具有重大的意义。《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的这篇文章，胡耀邦认为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这篇文章、这件事，中国的拨乱反正史是应当加以记载的。
吴江在书中说，《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由胡耀邦亲自编辑，亲自出题并最后定稿。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到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胡耀邦卸任(不兼中央党校职务)，这个刊物共出345期(第345期出刊日期是4月25日)。将来如果有人愿意研究“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史，我相信，这个刊物将会成为一份重要史料。(该书第23页)我认为，这是中肯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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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胡耀邦拨乱反正闯禁区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 拨乱反正闯禁区
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无比兴奋，他除了祝贺叶剑英、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之外，还请叶帅的儿子叶选宁转告其父和华国锋关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三点建议。
1977年3月3日，北京春阳艳丽，万物复苏。正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汪东兴兼任。
胡耀邦出任党校副校长之前，由华国锋、汪东兴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同时找他谈话。随即，胡耀邦去征求叶剑英和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的意见，然后决定出任这一职务。
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围绕“两个凡是”和“邓小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4月10日，邓小平就“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个观点，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和支持。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197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胡耀邦来到风景秀丽的颐和园附近的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
中共中央党校既藏龙卧虎，又是风口浪尖。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因为十年浩劫而满目疮痍，不仅没有学员，甚至连教师大都在“五七干校”，大部分校舍被部队占据。中央党校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空校。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经历了大劫大难。所谓的揪“杨家将”和“林家铺子”，把中央党校搞得乌烟瘴气。
“杨家将”指的是杨献珍的部属。杨献珍在1955年4月至1961年2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来，杨献珍因“合二而一”论遭到批判，在“文革”中杨献珍又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被打成“叛徒”。所以，凡是在工作上跟杨献珍有过较多接触的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列为“杨家将”，受到株连。
“林家铺子”原本是茅盾的小说，被夏衍改编成电影而闻名遐迩。在中央党校“林家铺子”却有着特殊的含义：林枫在1963年1月至1966年8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因与彭真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随着彭真在“文革”被打倒，林枫也被打倒。于是，凡是在工作上跟林枫有较多接触的中央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归入“林家铺子”，受到株连。
自从1966年8月林枫被免去中央党校校长之职后，“文革”中中央党校就没有再任命过新的校长。康生一手遮天，左右着中央党校的运动，成了中央党校的“太上皇”。
在康生去世后，则由纪登奎主管中央党校工作。
在“文革”中，中央党校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由于康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红旗派”掌权，使中央党校成了“红旗派”的天下。
胡耀邦踏进党校，只见在冷冷清清的大院里，靠礼堂东南一色的灰砖墙上，贴出一排排大标语，其中一条醒目地写着：“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反映了中央党校的广大职工对胡耀邦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
胡耀邦带着秘书梁金泉，静悄悄地住进了53楼的一套职工宿舍。
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培训中高级干部和直接掌握理论、思想、舆论的重要阵地。在“左”祸为患的20年中一直由康生分管，成为政治上的重灾区。经过20年的折腾，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中央党校已是满目疮痍。胡耀邦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接过手来的是一支布满思想伤痕的、人员残缺不全的职工队伍，是一个住满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大杂院，是一块由造反派掌权的地盘。
可是，当时有人交待：党校现在的领导班子“是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在这种情况下，要配齐一个适应教学需要的职工队伍，谈何容易！要从部队收回房子更难，要清除康生、“四人帮”的影响更是难上加难。
胡耀邦刚进党校，各种机器还得照常运转，“五七干校领导小组”还得继续工作。他身边只有一位刚来党校的秘书，要用的人没有，不能用的人又不能不用。他需要从校内挑选一名干部到身边做文字工作，一连提了几个都被造反派头头以种种理由否定了，无奈，胡耀邦只好请几位老干部一起参加讨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才定下来。
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校长，自己要在党校用一个人都这般困难，遑论其他。难怪当时有人发出疑问：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如此复杂的情况，胡耀邦能担起恢复党校的重任吗？在中央党校这块被不少干部视为险境的地方，杨献珍、王从吾、林枫历任主持全面工作的校长，没有一个人逃脱悲惨的下场，殷鉴不远，胡耀邦就不怕吗？
最使胡耀邦感到棘手的是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他来党校之前的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极力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社论指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斗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好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会议前夕，是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后。一是正值揭批“四人帮”运动全面展开之时；二是正当全国人民热切期待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之时；三是中央工作会议将对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大事作出规划、安排、调整之时。这篇社论的发表，“两个凡是”的公开提出，使人们自然而然联系到1976年初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毛泽东逝世后，10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在这种形势下，胡耀邦重新出来工作，是受命于危难之中，面临种种艰难险阻。
中央党校，决非一所平静的理论学府，而是曾为康生、曹轶欧、江青所操纵的“龙潭虎穴”。
胡耀邦深知这里的艰险。他亲眼目睹康生一伙借着一个普通的哲学命题将以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为首的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一网打尽；随后康生又借整郭明秋将党校前校长林枫活活整死；“文革”中，康生、曹轶欧翻手为云，履手为雨，亲自指挥党校的“红旗战斗队”对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红战团”等组织打了一场“围歼战”。从此，这块曾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兼任过校长的、我们党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培养高级干部的阵地成为了康生的家天下。
胡耀邦还清楚地看到，正是这块所谓“无产阶级理论阵地”上，康生、江青共同扶植的派头头武葆华组织了一个笔名为“唐晓文”的写作班子，与臭名昭著的“清华、北大批判组”、“初澜”、“汇天”、“罗思鼎”等遥相呼应，炮制了一颗又一颗乱党乱军、批周倒邓的炮弹；还是这块所谓“无产阶级理论阵地”，写作班子为效忠江青，书写了一篇又一篇肉麻吹捧武则天、吕后的文章。“四人帮”倒台后，康生的伪装并没有立即被剥下来，因此，他的心腹，他的势力，当时仍雄踞于中央党校；他的写作班子仍在为推行极左错误、制造新的个人崇拜舞文弄墨，摇旗呐喊。
胡耀邦深知自己迈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旋涡。然而，他义无反顾地跨了进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相信党，相信组织，康生、江青在中央党校的问题“迟早会要解决”；而更重要的是，他要利用党校这块阵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 拨乱反正闯禁区
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无比兴奋，他除了祝贺叶剑英、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之外，还请叶帅的儿子叶选宁转告其父和华国锋关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三点建议。
1977年3月3日，北京春阳艳丽，万物复苏。正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汪东兴兼任。
胡耀邦出任党校副校长之前，由华国锋、汪东兴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同时找他谈话。随即，胡耀邦去征求叶剑英和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的意见，然后决定出任这一职务。
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围绕“两个凡是”和“邓小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4月10日，邓小平就“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个观点，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和支持。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197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胡耀邦来到风景秀丽的颐和园附近的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
中共中央党校既藏龙卧虎，又是风口浪尖。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因为十年浩劫而满目疮痍，不仅没有学员，甚至连教师大都在“五七干校”，大部分校舍被部队占据。中央党校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空校。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经历了大劫大难。所谓的揪“杨家将”和“林家铺子”，把中央党校搞得乌烟瘴气。
“杨家将”指的是杨献珍的部属。杨献珍在1955年4月至1961年2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来，杨献珍因“合二而一”论遭到批判，在“文革”中杨献珍又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被打成“叛徒”。所以，凡是在工作上跟杨献珍有过较多接触的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列为“杨家将”，受到株连。
“林家铺子”原本是茅盾的小说，被夏衍改编成电影而闻名遐迩。在中央党校“林家铺子”却有着特殊的含义：林枫在1963年1月至1966年8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因与彭真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随着彭真在“文革”被打倒，林枫也被打倒。于是，凡是在工作上跟林枫有较多接触的中央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归入“林家铺子”，受到株连。
自从1966年8月林枫被免去中央党校校长之职后，“文革”中中央党校就没有再任命过新的校长。康生一手遮天，左右着中央党校的运动，成了中央党校的“太上皇”。
在康生去世后，则由纪登奎主管中央党校工作。
在“文革”中，中央党校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由于康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红旗派”掌权，使中央党校成了“红旗派”的天下。
胡耀邦踏进党校，只见在冷冷清清的大院里，靠礼堂东南一色的灰砖墙上，贴出一排排大标语，其中一条醒目地写着：“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反映了中央党校的广大职工对胡耀邦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
胡耀邦带着秘书梁金泉，静悄悄地住进了53楼的一套职工宿舍。
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培训中高级干部和直接掌握理论、思想、舆论的重要阵地。在“左”祸为患的20年中一直由康生分管，成为政治上的重灾区。经过20年的折腾，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中央党校已是满目疮痍。胡耀邦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接过手来的是一支布满思想伤痕的、人员残缺不全的职工队伍，是一个住满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大杂院，是一块由造反派掌权的地盘。
可是，当时有人交待：党校现在的领导班子“是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在这种情况下，要配齐一个适应教学需要的职工队伍，谈何容易！要从部队收回房子更难，要清除康生、“四人帮”的影响更是难上加难。
胡耀邦刚进党校，各种机器还得照常运转，“五七干校领导小组”还得继续工作。他身边只有一位刚来党校的秘书，要用的人没有，不能用的人又不能不用。他需要从校内挑选一名干部到身边做文字工作，一连提了几个都被造反派头头以种种理由否定了，无奈，胡耀邦只好请几位老干部一起参加讨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才定下来。
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校长，自己要在党校用一个人都这般困难，遑论其他。难怪当时有人发出疑问：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如此复杂的情况，胡耀邦能担起恢复党校的重任吗？在中央党校这块被不少干部视为险境的地方，杨献珍、王从吾、林枫历任主持全面工作的校长，没有一个人逃脱悲惨的下场，殷鉴不远，胡耀邦就不怕吗？
最使胡耀邦感到棘手的是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他来党校之前的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极力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社论指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斗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好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会议前夕，是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后。一是正值揭批“四人帮”运动全面展开之时；二是正当全国人民热切期待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之时；三是中央工作会议将对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大事作出规划、安排、调整之时。这篇社论的发表，“两个凡是”的公开提出，使人们自然而然联系到1976年初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毛泽东逝世后，10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在这种形势下，胡耀邦重新出来工作，是受命于危难之中，面临种种艰难险阻。
中央党校，决非一所平静的理论学府，而是曾为康生、曹轶欧、江青所操纵的“龙潭虎穴”。
胡耀邦深知这里的艰险。他亲眼目睹康生一伙借着一个普通的哲学命题将以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为首的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一网打尽；随后康生又借整郭明秋将党校前校长林枫活活整死；“文革”中，康生、曹轶欧翻手为云，履手为雨，亲自指挥党校的“红旗战斗队”对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红战团”等组织打了一场“围歼战”。从此，这块曾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兼任过校长的、我们党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培养高级干部的阵地成为了康生的家天下。
胡耀邦还清楚地看到，正是这块所谓“无产阶级理论阵地”上，康生、江青共同扶植的派头头武葆华组织了一个笔名为“唐晓文”的写作班子，与臭名昭著的“清华、北大批判组”、“初澜”、“汇天”、“罗思鼎”等遥相呼应，炮制了一颗又一颗乱党乱军、批周倒邓的炮弹；还是这块所谓“无产阶级理论阵地”，写作班子为效忠江青，书写了一篇又一篇肉麻吹捧武则天、吕后的文章。“四人帮”倒台后，康生的伪装并没有立即被剥下来，因此，他的心腹，他的势力，当时仍雄踞于中央党校；他的写作班子仍在为推行极左错误、制造新的个人崇拜舞文弄墨，摇旗呐喊。
胡耀邦深知自己迈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旋涡。然而，他义无反顾地跨了进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相信党，相信组织，康生、江青在中央党校的问题“迟早会要解决”；而更重要的是，他要利用党校这块阵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
26、组织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创办的《理论动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导读者思考理论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广大学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78年3月，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提出为《理论动态》写篇文章，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也写了一篇同一命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是应《光明日报》哲学组之约，于1977年9月完成，经过多次修改，《光明日报》决定将此文刊登在1978年4月11日的第77期《哲学》专刊上。
就在这时，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看了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认为主题重要，但分量不够。他和编辑部的马佩文、王强华、张义德等同志反复修改了几次，指明要突破理论的局限，加强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他决定，把它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扩大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
杨西光希望能得到耀邦同志大力支持，并请《理论动态》的同志们帮助修改。最后请耀邦同志定稿，先在《理论动态》上内部发表，然后《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
胡耀邦欣然同意，表示尽力支持。胡福明的文稿送到党校后，由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请当时也已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的孙长江修改。吴江对孙长江说：“把你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吧！”孙长江在胡福明文稿上做了许多改动，在理论方面和引文方面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增强了针对“四人邦”论点的现实战斗性。经吴江修改后，送给胡耀邦审阅。
胡耀邦看到此文后无比兴奋，连声叫好。他同时深思：如何使此文突破当时的新闻制度，得以顺利发表？他当机立断，于5月6日召集《理论动态》组成员在他家里讨论，由他最后定稿。胡耀邦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仔细推敲，理论上、政治上都要做到无懈可击。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第60期《理论动态》上刊出。
次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署名“《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在《光明日报》头版刊发。
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作了转载。接着，全国大多数地方报刊也陆续转载。
这么多新闻媒体如此迅速刊登、转载一篇文章，这在宣传工作史上实属罕见，因此立即轰动全国。
这篇文章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4个部分。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重要。
文章在“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部分里说：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的“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容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的本身不能成为检验本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
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一部分里，文章写道：
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出巨大的生命力……
在第三部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里，文章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地根据革命实践给以修订、发展、完善和毛泽东修改他的某些观点的事例，然后说：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允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化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创办的《理论动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导读者思考理论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广大学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78年3月，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提出为《理论动态》写篇文章，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也写了一篇同一命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是应《光明日报》哲学组之约，于1977年9月完成，经过多次修改，《光明日报》决定将此文刊登在1978年4月11日的第77期《哲学》专刊上。
就在这时，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看了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认为主题重要，但分量不够。他和编辑部的马佩文、王强华、张义德等同志反复修改了几次，指明要突破理论的局限，加强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他决定，把它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扩大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
杨西光希望能得到耀邦同志大力支持，并请《理论动态》的同志们帮助修改。最后请耀邦同志定稿，先在《理论动态》上内部发表，然后《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
胡耀邦欣然同意，表示尽力支持。胡福明的文稿送到党校后，由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请当时也已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的孙长江修改。吴江对孙长江说：“把你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吧！”孙长江在胡福明文稿上做了许多改动，在理论方面和引文方面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增强了针对“四人邦”论点的现实战斗性。经吴江修改后，送给胡耀邦审阅。
胡耀邦看到此文后无比兴奋，连声叫好。他同时深思：如何使此文突破当时的新闻制度，得以顺利发表？他当机立断，于5月6日召集《理论动态》组成员在他家里讨论，由他最后定稿。胡耀邦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仔细推敲，理论上、政治上都要做到无懈可击。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第60期《理论动态》上刊出。
次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署名“《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在《光明日报》头版刊发。
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作了转载。接着，全国大多数地方报刊也陆续转载。
这么多新闻媒体如此迅速刊登、转载一篇文章，这在宣传工作史上实属罕见，因此立即轰动全国。
这篇文章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4个部分。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重要。
文章在“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部分里说：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的“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容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的本身不能成为检验本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
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一部分里，文章写道：
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出巨大的生命力……
在第三部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里，文章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地根据革命实践给以修订、发展、完善和毛泽东修改他的某些观点的事例，然后说：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允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化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27、组织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2）
文章在“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部分里，其现实针对性更高、更突出，也更具有战斗性。文章说：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作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现实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说出了人们长期以来想说而不敢说的心声。此文一经发表，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震撼，人们拍手称快。
这篇旗帜鲜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文章，理所当然地遭到“凡是派”的反对，他们视它是在“砍旗”，是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
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在5月17日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害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所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中宣部部长紧接着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代表团团长召集到钓鱼台。他先是委婉地说自己对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然后又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他不肯直接地批评这篇文章，但却劝告大家要提高鉴别能力。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也不就是定论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两个凡是”。他的讲话于6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标题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然而，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批评胡绩伟和曾涛，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
面对重重压力和阻拦，胡耀邦毫不退却，挺身而出，奋起反击。
他于5月13日下午召集《理论动态》的同志到富强胡同他家里开会，和大家商量对策。他早就说过：“我不下油锅谁下锅？”此刻，他更加义无反顾，带头对“砍旗”和“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说法，进行有力的批驳。他决定组织大家再写一篇题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同时，跟大家研究了《理论动态》近期的几个选题。他认为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绝不会让灾难的历史重演！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止不了。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必须写这样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辩证法。
1978年6月30日《理论动态》第72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同一天，《人民日报》以“岳平”署名发表此文。7月2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回答。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以及全国舆论界和各级党委，广泛、积极地参加了讨论。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5期上发表的《胡耀邦同志传略》中说的：“他组织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
这次大讨论的强有力的领导者和支持者是邓小平。早在“两个凡是”公开见报的当月，邓小平对前来看望的王震谈道，“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阐述自己的思考。其后，他又同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等，明确表示他对“两个凡是”的观点。5月24日，他对中央的两位同志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些重要思想，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说，他事前并不知道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争论很大，才找来一看，果然写得很好，理论上、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嘛，也并不存在“砍旗”嘛。
文章在“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部分里，其现实针对性更高、更突出，也更具有战斗性。文章说：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作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现实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说出了人们长期以来想说而不敢说的心声。此文一经发表，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震撼，人们拍手称快。
这篇旗帜鲜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文章，理所当然地遭到“凡是派”的反对，他们视它是在“砍旗”，是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
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在5月17日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害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所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中宣部部长紧接着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代表团团长召集到钓鱼台。他先是委婉地说自己对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然后又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他不肯直接地批评这篇文章，但却劝告大家要提高鉴别能力。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也不就是定论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两个凡是”。他的讲话于6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标题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然而，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批评胡绩伟和曾涛，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
面对重重压力和阻拦，胡耀邦毫不退却，挺身而出，奋起反击。
他于5月13日下午召集《理论动态》的同志到富强胡同他家里开会，和大家商量对策。他早就说过：“我不下油锅谁下锅？”此刻，他更加义无反顾，带头对“砍旗”和“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说法，进行有力的批驳。他决定组织大家再写一篇题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同时，跟大家研究了《理论动态》近期的几个选题。他认为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绝不会让灾难的历史重演！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止不了。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必须写这样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辩证法。
1978年6月30日《理论动态》第72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同一天，《人民日报》以“岳平”署名发表此文。7月2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回答。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以及全国舆论界和各级党委，广泛、积极地参加了讨论。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5期上发表的《胡耀邦同志传略》中说的：“他组织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
这次大讨论的强有力的领导者和支持者是邓小平。早在“两个凡是”公开见报的当月，邓小平对前来看望的王震谈道，“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阐述自己的思考。其后，他又同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等，明确表示他对“两个凡是”的观点。5月24日，他对中央的两位同志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些重要思想，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说，他事前并不知道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争论很大，才找来一看，果然写得很好，理论上、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嘛，也并不存在“砍旗”嘛。
28、组织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3）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到他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上讲话的内容时说：“有的同志对这次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华主席讲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不一致；认为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同毛主席讲的人民军队革命本质也不一致。”他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接着，他在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置禁区。他严肃地指出：“不要再下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从此，所有的报纸都发表这类文章。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题为《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的文章。过了几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人员开会布置关于真理标准的另外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经过几次讨论，胡耀邦几次修改定稿，于9月10日在《人民日报》和第84期《理论动态》发表。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为了正面回答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砍旗”的责难，胡耀邦叫党校理论所研究室主任吴江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吴江把文稿送到《解放军报》负责编辑工作的姚远方副社长手中。姚远方立即转给了社长华楠。
胡耀邦感到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已经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下了指令：不准再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类文章，怎么办呢？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满屋烟雾弥漫。他突然兴奋地对梁金泉说：“有了，找罗大将支持！”胡耀邦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吴江的文稿，让梁金泉坐汽车亲自送到罗瑞卿家里。胡耀邦深深懂得罗瑞卿必然会支持这类文章的发表。
罗瑞卿一直非常关注“真理标准”讨论，他是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将军代表。
1978年5月11日，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看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拍案而起，连声叫好。他对前来汇报有关工作的华楠等解放军报社领导说：“‘真理标准’那篇文章，是体现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想劝劝他们。”
1978年4月26日至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罗瑞卿在会上指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从现代迷信中走出来，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之后的当天晚上，罗瑞卿就给解放军报社负责人打电话，要求《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宣传文章。
罗瑞卿收到胡耀邦的信和吴江的文章后，当即拍板：“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罗瑞卿认为，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罗瑞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关注，并没有到此为止。在这篇文章即将见报之际，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此文。
罗瑞卿高兴地对有关编辑人员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批示要在文章中引用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
文章定稿后，罗瑞卿打电话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又说，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文章于6月下旬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转载，新华社发了统稿，进一步加快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进程。
罗瑞卿还多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
主要是考虑到《解放军报》虽然是中央“两报一刊”之一，但毕竟只限于军内发行，一般的读者读不到《解放军报》，所以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影响，必须借助于《人民日报》转载。
罗瑞卿在1978年6月23日22时至24日凌晨2时之间，三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这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中，罗瑞卿反复强调：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人民日报》消除了顾虑，决定转载。
既然是转载，那便是《解放军报》先发表，《人民日报》在翌日或晚些时再刊登。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在三令五申“下不为例”下推出的，长达1.6万字的“重磅炸药弹”，《解放军报》一发表，必然会引起注意，很可能会受到来自高层的强大压力。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有人说这篇文章堪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姐妹篇；有人则认为，与包括邢贲思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内的前两文相比，这篇文章更尖锐，更泼辣。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根本颠倒”；第二部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第三部分，“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它哲学怪论的最有理的驳斥是实践”。
这篇文章，以其鲜明的观点，充分的依据，雄辩的事实，严密的逻辑，周详的内容，磅礴的气势，给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机的配合和坚决的支持。这是罗瑞卿积聚其生命的最后创造力，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所做的最后一次冲刺！在这篇文章发表40天后的1978年8月30日，因手术中心脏病猝发，罗瑞卿告别了人间。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到他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上讲话的内容时说：“有的同志对这次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华主席讲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不一致；认为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同毛主席讲的人民军队革命本质也不一致。”他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接着，他在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置禁区。他严肃地指出：“不要再下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从此，所有的报纸都发表这类文章。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题为《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的文章。过了几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人员开会布置关于真理标准的另外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经过几次讨论，胡耀邦几次修改定稿，于9月10日在《人民日报》和第84期《理论动态》发表。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为了正面回答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砍旗”的责难，胡耀邦叫党校理论所研究室主任吴江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吴江把文稿送到《解放军报》负责编辑工作的姚远方副社长手中。姚远方立即转给了社长华楠。
胡耀邦感到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已经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下了指令：不准再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类文章，怎么办呢？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满屋烟雾弥漫。他突然兴奋地对梁金泉说：“有了，找罗大将支持！”胡耀邦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吴江的文稿，让梁金泉坐汽车亲自送到罗瑞卿家里。胡耀邦深深懂得罗瑞卿必然会支持这类文章的发表。
罗瑞卿一直非常关注“真理标准”讨论，他是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将军代表。
1978年5月11日，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看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拍案而起，连声叫好。他对前来汇报有关工作的华楠等解放军报社领导说：“‘真理标准’那篇文章，是体现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想劝劝他们。”
1978年4月26日至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罗瑞卿在会上指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从现代迷信中走出来，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之后的当天晚上，罗瑞卿就给解放军报社负责人打电话，要求《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宣传文章。
罗瑞卿收到胡耀邦的信和吴江的文章后，当即拍板：“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罗瑞卿认为，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罗瑞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关注，并没有到此为止。在这篇文章即将见报之际，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此文。
罗瑞卿高兴地对有关编辑人员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批示要在文章中引用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
文章定稿后，罗瑞卿打电话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又说，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文章于6月下旬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转载，新华社发了统稿，进一步加快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进程。
罗瑞卿还多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
主要是考虑到《解放军报》虽然是中央“两报一刊”之一，但毕竟只限于军内发行，一般的读者读不到《解放军报》，所以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影响，必须借助于《人民日报》转载。
罗瑞卿在1978年6月23日22时至24日凌晨2时之间，三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这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中，罗瑞卿反复强调：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人民日报》消除了顾虑，决定转载。
既然是转载，那便是《解放军报》先发表，《人民日报》在翌日或晚些时再刊登。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在三令五申“下不为例”下推出的，长达1.6万字的“重磅炸药弹”，《解放军报》一发表，必然会引起注意，很可能会受到来自高层的强大压力。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有人说这篇文章堪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姐妹篇；有人则认为，与包括邢贲思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内的前两文相比，这篇文章更尖锐，更泼辣。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根本颠倒”；第二部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第三部分，“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它哲学怪论的最有理的驳斥是实践”。
这篇文章，以其鲜明的观点，充分的依据，雄辩的事实，严密的逻辑，周详的内容，磅礴的气势，给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机的配合和坚决的支持。这是罗瑞卿积聚其生命的最后创造力，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所做的最后一次冲刺！在这篇文章发表40天后的1978年8月30日，因手术中心脏病猝发，罗瑞卿告别了人间。
29、组织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4）
“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轰轰轰烈烈地展开。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消息，省委书记杨易辰根据实践标准作出结论说：“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原省委的夺权，否定了毛泽东对原省委的批评。实际上是用事实表态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杨易辰首次表态之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信访工作召集人会议上讲话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0月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不准把胡耀邦这些话写进会议文件，理由是：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压中央吗？他还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他甚至说：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五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坚持“两个凡是”论者并不认输，还继续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挑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会上，陈云用实践标准提出了彭德怀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要求为这些同志平反，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
笔者曾专程赴京采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他对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进行了认真的回忆。他说：“在真理标准讨论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写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这篇文章登出来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电话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先用电话向耀邦同志作了通报，第二天我把记录稿亲自送给他。他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者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时，《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也受到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等的严厉批评。因而在第二篇写作过程中，耀邦同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天发表。这也是他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胆识和领导艺术。”
“为了扫除这场讨论的思想阻力，乘胜前进，胡耀邦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经过胡耀邦的精心策划、一再修改过的。比如他在审阅《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文的原稿时，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思想，决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变的’一段话之后，胡耀邦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这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个讨论开展的过程中，耀邦同志还经常指点我，要报道哪方面讨论的新闻，要注意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千万不要大轰大嗡，不能搞形式主义。”
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除安徽、北京市以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等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均先后发表讲话或撰文表示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个真理意义的原理，是我党、我国人民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轰轰轰烈烈地展开。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消息，省委书记杨易辰根据实践标准作出结论说：“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原省委的夺权，否定了毛泽东对原省委的批评。实际上是用事实表态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杨易辰首次表态之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信访工作召集人会议上讲话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0月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不准把胡耀邦这些话写进会议文件，理由是：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压中央吗？他还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他甚至说：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五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坚持“两个凡是”论者并不认输，还继续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挑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会上，陈云用实践标准提出了彭德怀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要求为这些同志平反，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
笔者曾专程赴京采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他对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进行了认真的回忆。他说：“在真理标准讨论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写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这篇文章登出来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电话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先用电话向耀邦同志作了通报，第二天我把记录稿亲自送给他。他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者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时，《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也受到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等的严厉批评。因而在第二篇写作过程中，耀邦同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天发表。这也是他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胆识和领导艺术。”
“为了扫除这场讨论的思想阻力，乘胜前进，胡耀邦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经过胡耀邦的精心策划、一再修改过的。比如他在审阅《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文的原稿时，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思想，决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变的’一段话之后，胡耀邦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这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个讨论开展的过程中，耀邦同志还经常指点我，要报道哪方面讨论的新闻，要注意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千万不要大轰大嗡，不能搞形式主义。”
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除安徽、北京市以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等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均先后发表讲话或撰文表示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个真理意义的原理，是我党、我国人民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30、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7年3月，胡耀邦刚到中央党校，在与党校部分领导、教职工见面时，就热情洋溢地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胡耀邦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用整风会议形式，发扬民主，开展工作。
经过几个月时间，一面积极准备开学，一面狠抓揭批查运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人主张把造反派头头隔离起来审查，胡耀邦为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说服大家不要那么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促使造反派头头不能不承认在“文革”中干的许多坏事。
这时，“四人帮”已被抓起来将近一年，但康生的问题还是没有揭露出来。直到1977年9月3日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还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当场明确回答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说，“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
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康生没有什么说法，加上“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即被打成反动组织，“红战团”的几个负责人被投入监狱关起来。有个教员写了批评康生的大字报，立即被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罪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还乡，监督劳动。李广文（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贴了一张揭发康生在王、关、戚问题上耍两面派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怎么会不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心有余悸？所以整风会议上揭发康生、曹轶欧问题还是轻描淡写，很不深刻。
1977年12月8日，哲学教研室几个同志经过商量，派人去见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请他征求胡耀邦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个同志对冯文彬说：“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
当天中午，冯文彬经过征求胡耀邦的意见，回答这位同志：“胡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位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
下午，由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人署名的第一张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贴出来了。标题是《（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主要揭发所谓“康老路线”与江青（“四人帮”）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张小字报有意贴在16楼一层走廊西头西墙上。几小时后，接二连三又有人贴出小字报，（一直从一楼贴到三楼）。
观者络绎不绝。胡耀邦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对身边的秘书梁金泉说：“听说16楼贴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好得很呀！咱们去看看吧。”
学员们知道揭发康生的消息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级以上干部纷纷写信、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开始揭发康生。这个信息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告，揭发康生罪行。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及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报告。
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来说康生好话的高层某些领导，这时也不再为康生说话了。华国锋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胡耀邦认为，在中央党校不追究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就不能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搞不下去。
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还是连续召开了4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生、曹轶欧罪行。校党委决定将康生、曹轶欧犯罪事实呈报中央，请中央审查处理。会议开得很严肃、热烈，群情振奋，都说这不仅是中央党校有历史意义的事，也是全党全国一件重要的事情。
1978年底，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这个材料由胡耀邦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立案审查，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康生的正义审判。
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一是党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二是要有一大批坚决执行正确基本路线的干部。“文革”中把大批好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也骇人听闻，拖延下去，民怨沸腾，对党和国家损失太大。
但要清理、甄别和平反冤假错案，又谈何容易！胡耀邦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冲破重重困难，打开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正是胡耀邦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突出表现。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文革”前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加上康生“左”的流毒，整人之多之凶是全国闻名的。1980年国防大学有位教授听了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介绍后，感触很深，便写了一首五言诗：“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经过甄别平反，销毁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竟达360斤重，可见当年积案之多，沉冤之重！
31、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2）
胡耀邦为冲破“组织枷锁”，一面狠抓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一面非常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首先是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着手甄别工作。“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领导骨干很快被解放出来，并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成为推动揭批查运动和筹办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
平反工作开始并不一帆风顺。由于抓住了康生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文革”中被他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人，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但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不愿意或不敢涉及到“文革”前的问题。党校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干部，对一个在1964年在批判“合二而一”时被定为留党察看二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同志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你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
鉴于这种情况，冯文彬与胡耀邦商量，提出毛主席一再讲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胡耀邦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于是得到校临时党委同意后，又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这个同志1964年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也平反了。
从1977年夏天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认真细致地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并作了善后处理。这项工作进行得坚决、迅速和彻底，在全党、全国起了示范作用。
胡耀邦身在党校，放眼全国，为几十年来由我们党负责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而奔走呼号。他首先在全国制造舆论。他到党校不久，就动员党校青年教员杨逢春撰写呼吁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杨逢春说：“我不熟悉党的干部政策呀。”胡耀邦告诉他：“我请叶扬、陈中（中央党校的老教师）帮助你。”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根据他的谈话精神，他们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精心撰写，又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由他们三人署名、胡耀邦定稿的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正确分析了全党干部队伍状况，阐明了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指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强加于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文章针对性、现实性极强，充分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此文发表后短短一个月，就收到一万多封感谢和支持信，要求中央切实平反冤假错案。有的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一下子我们有希望了。《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党中央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到任后，与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困难，为平反全国的大案要案呕心沥血。他在多次讲话中指出，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是不是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
胡耀邦陆续指导中央党校那三位作者，一连又写了五篇文章，反复阐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及时的、有力的引导。
1977年夏天，根据党的十一大的指导思想和文件精神，党中央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一个任务，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了一个讨论提要，由于起草的同志多年受“左”倾思想禁锢，思想很不解放，这个提要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未能跳出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框框，在刘少奇头上还是给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
胡耀邦对这个“讨论提要”很不满意。12月2日，在校党委专门召开的扩大会上，他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就错了，就是错的嘛！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10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他又说：“这份提要的观点是错误的，分析也是错误的。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对文件也不作具体的分析，而是照抄照搬。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声音高昂地说：“什么二月逆流，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全场哑然。
12月26日，胡耀邦在去掉刘少奇三顶帽子的“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在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
“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根据胡耀邦的几次指示，由副教育长吴江率领大家重新起草研究提要。经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每次胡耀邦都亲自审阅修改，最后由他定稿。
1978年4月，共4万多字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作为学的党史党建课的讨论“提要”，发给全校800多个学员和几百个教职员。全校1000多人各抒己见，严肃而热烈地讨论了10天。“提要”中对“怎样进行研究”作了明确提示：“首先指出了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三条原则：第一，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第三，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其中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在讨论过程中，有好几个小组的学员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对刘少奇不写叛徒、内奸、工贼？”有的更严厉地问：“谁给你们权力摘掉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有的还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但是，大多数学员还是觉得开阔了思路，对“文革”中许多错误做法、错误说法纷纷提出质疑，形成对被十一大重新肯定的“文革”禁区的强有力的冲击（那时还不具备彻底否定“文革”的条件），很重要的是大家对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内路线斗争是非的标准特别赞成。
这次讨论为不久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而这篇“提要”成为否定“文革”的第一声号角。
胡耀邦为冲破“组织枷锁”，一面狠抓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一面非常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首先是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着手甄别工作。“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领导骨干很快被解放出来，并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成为推动揭批查运动和筹办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
平反工作开始并不一帆风顺。由于抓住了康生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文革”中被他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人，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但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不愿意或不敢涉及到“文革”前的问题。党校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干部，对一个在1964年在批判“合二而一”时被定为留党察看二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同志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你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
鉴于这种情况，冯文彬与胡耀邦商量，提出毛主席一再讲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胡耀邦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于是得到校临时党委同意后，又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这个同志1964年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也平反了。
从1977年夏天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认真细致地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并作了善后处理。这项工作进行得坚决、迅速和彻底，在全党、全国起了示范作用。
胡耀邦身在党校，放眼全国，为几十年来由我们党负责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而奔走呼号。他首先在全国制造舆论。他到党校不久，就动员党校青年教员杨逢春撰写呼吁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杨逢春说：“我不熟悉党的干部政策呀。”胡耀邦告诉他：“我请叶扬、陈中（中央党校的老教师）帮助你。”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根据他的谈话精神，他们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精心撰写，又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由他们三人署名、胡耀邦定稿的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正确分析了全党干部队伍状况，阐明了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指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强加于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文章针对性、现实性极强，充分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此文发表后短短一个月，就收到一万多封感谢和支持信，要求中央切实平反冤假错案。有的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一下子我们有希望了。《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党中央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到任后，与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困难，为平反全国的大案要案呕心沥血。他在多次讲话中指出，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是不是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
胡耀邦陆续指导中央党校那三位作者，一连又写了五篇文章，反复阐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及时的、有力的引导。
1977年夏天，根据党的十一大的指导思想和文件精神，党中央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一个任务，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了一个讨论提要，由于起草的同志多年受“左”倾思想禁锢，思想很不解放，这个提要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未能跳出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框框，在刘少奇头上还是给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
胡耀邦对这个“讨论提要”很不满意。12月2日，在校党委专门召开的扩大会上，他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就错了，就是错的嘛！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10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他又说：“这份提要的观点是错误的，分析也是错误的。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对文件也不作具体的分析，而是照抄照搬。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声音高昂地说：“什么二月逆流，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全场哑然。
12月26日，胡耀邦在去掉刘少奇三顶帽子的“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在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
“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根据胡耀邦的几次指示，由副教育长吴江率领大家重新起草研究提要。经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每次胡耀邦都亲自审阅修改，最后由他定稿。
1978年4月，共4万多字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作为学的党史党建课的讨论“提要”，发给全校800多个学员和几百个教职员。全校1000多人各抒己见，严肃而热烈地讨论了10天。“提要”中对“怎样进行研究”作了明确提示：“首先指出了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三条原则：第一，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第三，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其中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在讨论过程中，有好几个小组的学员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对刘少奇不写叛徒、内奸、工贼？”有的更严厉地问：“谁给你们权力摘掉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有的还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但是，大多数学员还是觉得开阔了思路，对“文革”中许多错误做法、错误说法纷纷提出质疑，形成对被十一大重新肯定的“文革”禁区的强有力的冲击（那时还不具备彻底否定“文革”的条件），很重要的是大家对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内路线斗争是非的标准特别赞成。
这次讨论为不久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而这篇“提要”成为否定“文革”的第一声号角。
32、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创办始末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正式恢复中央党校。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调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
在筹备复校开学的过程中，胡耀邦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叫做《理论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文章，就是首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特约评论员”就是《理论动态》。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这个小刊物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我介绍一下这个刊物。
我先从自己经历的事谈起。
1977年6月4日上午，从4月7日开始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继续举行。所谓整风会议，是经中央批准的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弄清中央党校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为迎接开学奠定一个较好的基础。参加这个会议的共70人，其中有当时在职的校领导小组成员，各单位正副组长(相当于正副主任)、正副支部书记，中央任命的原正副主任以上党员干部45人，各支部推选的代表25人。以后参加者逐渐扩大到一百多人。我是作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支部代表出席这个会议的。这天会议开始时，胡耀邦就宣布，今天会议提早点散会，开到11点，一部分同志要讨论教学问题，出一个简报性的东西，出一个《理论动态》。我在会前得到通知，要留下参加这个会。
这天上午11点，整风会议结束后，胡耀邦留下10个人，开了一个小会。他谈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是一部分人拟的教学计划，他大体上同意；第二件事是，要拟定教学计划的同志开一个征求意见的名单，向这些人请教；第三件事是理论班的教学和学《毛选》五卷的辅导问题；第四件事是编一批教材和编一批书。讲完上述四件事以后，他说，最后讲一个问题，好几个礼拜脑子里在酝酿这个问题，我们党校内部的简报和刊物，是否搞三个东西，一是中央党校简报，二是一个校刊，第三搞一个理论动态性的东西。
对于《理论动态》，他具体说，先搞几个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宝祥，还有几个人，先搭一个班子。我们已经有几个题目了(秘书陈维仁插话，至少已有三四期了)，要有三五期才能付印，不然到时候就没有米下锅了，主要找党校和各省市的材料，主要不搞《人民日报》的材料。创刊的两个月内，篇篇我都要定稿，至少我负责参加搞两个月再说。今天题目不议了，后天上午到我那里开会。他强调说，总而言之，我们自己造一个环境，自己压迫自己。
在这个会上，胡耀邦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就是搞科学态度。”他所说的科学态度，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从胡耀邦的话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早就有充分的认识。这也是他创办《理论动态》的初衷。
以上材料是从我当时的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这里要说明的是，参加这个小会的十个人中，有四个人是被推荐来搞《理论动态》的，除孟凡和我以外，还有吴振坤和刘立中(已故)。关于孟凡，这里要作一些介绍。他是华东野战军的一位比较老的同志，是马列学院一班的学员，毕业后留校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央高级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他与杨西光是老战友。他们的这种关系与以后事情的发展有某种联系。6月4日会议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很短。
过了两天，即6月6日上午，在胡耀邦办公处，开了具体筹办《理论动态》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者共五人，我们四个人加陈维仁。胡耀邦讲了他对《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具体设想。他说，内容宁可少一些，一期一篇，最多两篇，要及时，给人们头脑里装一个问题，不要装几个问题。一般一期就是一篇东西。我们只搞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可牵涉一点，带理论性的政策问题牵涉一点。两天到三天一次，如果一个礼拜两期，四个礼拜就是九期，一个月九到十三期，不要多于十三期，不要少于九期。他以大部分时间讲了他想到的十一个选题(有的是讲思路)。他对我们提出，要经常出题目，经常想，有的请人写，有的自己写。他说，我亲自审阅，搞两个月你们自己就可以搞了。搞这东西并不难。两个月后我看到什么东西，再批给你们。他要求我们在6月15日前搞好几篇稿。他提出，发行范围除中央外，各部委、军种兵种，各省两份(其中一份给党校)，名义是中央党校教务办公室(以后出刊时用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他说，刊物的名称就叫《理论动态》。关于发行数量，胡耀邦提出，地方一百份左右，中央一百份左右，专业(指理论宣传单位)一百份，中央党校自己一百份左右。这样，共四百份(《理论动态》第一期就是按此口径印了四百份)。最后，胡耀邦对我们提出，写批判的东西不容易，要加紧看书，掌握资料。这就是胡耀邦召集的筹办《理论动态》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这也是胡耀邦组建的“理论动态组”的开端。大约是6月下旬或7月上旬，又来了王聚武。以后正式建立机构，王聚武任“理论动态组”的组长，吴振坤任副组长。孟凡于6月15日被批准任命为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还来了其他一些人。
虽然胡耀邦说搞这个刊物并不难，但我们几个搞具体工作的人却觉得很难。我们几次议论，两三天出一期不行。我们具体提出，十天出一期。孟凡将我们的想法报告胡耀邦，他不同意，认为十天一期间隔太长了。我们又提出一星期出一期，他还是不同意。这样议来议去，一下就过去了好多天。6月22日上午，胡耀邦又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研究创办《理论动态》的问题。有同志提出，希望进一步明确刊物名称、发行范围、刊期、字数。胡耀邦系统地讲了七条意见。他首先明确，刊物名称还是叫《理论动态》，是个内部刊物。发行范围是，给中央同志，给自己，也给下面，省以上的干部，搞理论工作的部门。作用主要是两个:第一，给这些领导同志掌握理论研究上的基本动向；第二，查明和澄清有关马列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同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关的一些观点、出处、原意，它的发展等情况。但又不是泛泛地搞，要针对当前的争论、弄不清楚的问题，有针对性，根据当前理论斗争的需要。稿子怎么搞？能自己搞当然更好，或主要靠我们自己搞。篇幅尽量2000字左右，两页，特别情况下，可以搞3页4页，4000字以内，无论如何不要超过4000字。他说根据我的经验，领导同志，包括省委书记，长了不能看，篇幅一多，就要走向反面。还是要搞成期刊，二天三天一期不行，但不能超过五天，暂定五天一期，准备好了再出。他在会议开始时就说，现在办这种东西没有经验，试办，要实践，如事前没有大体规划，就是盲目实践，要有一个大体规划，不会完满的，要在实践中不断完满，不断修改。经过这次会议，我们的思想比较明确了。
胡耀邦要求尽快地将这个刊物办起来，虽然已经有了几篇稿，但作为创刊第一期的文章还没有找到。所以，一时还出不了刊。
这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一种理论活动，叫做理论座谈会。就是召集一小部分同志，有准备地座谈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7月12日上午开了第一次理论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胡耀邦主持，主题是如何搞好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辅导。在这个座谈会上，吴江发言，讲如何理解继续革命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吴江发言以后，胡耀邦即予肯定。这个座谈会结束以后，胡耀邦就对吴江提出，将他的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的第一期内容。吴江也同意。这样，就决定《理论动态》在7月15日创刊出第一期。当时，胡耀邦对我们说，我现在先给你们出了第一期，以后就得五天一期出下去，风雨无阻，逢五逢十出刊，不管礼拜天还是国庆、春节，都要按期出。他又一次说，我们自己创造一个环境，压迫自己(以后，这句话他讲过多次)。
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按时印出，正式出刊。
据我们理论动态组的组长王聚武回忆，这第一期的《理论动态》，是他从党校印刷厂取回的，由于印数少，只打了一捆，就在自行车后架上运回的。
我的流水账式的日记1977年7月15日这一天是这样记的:
上午，发行第一期理论动态。
下午，与吴振坤一起去胡耀邦处反映对第一期理论动态的意见。
第一期《理论动态》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亲自开的名单。上午发到中央党校内部有关同志的手中，立即就有比较强烈的反应。将这些情况向胡耀邦反映后，他和我们一样很高兴。
文/沈宝祥 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293127.html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正式恢复中央党校。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调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
在筹备复校开学的过程中，胡耀邦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叫做《理论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文章，就是首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特约评论员”就是《理论动态》。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这个小刊物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我介绍一下这个刊物。
我先从自己经历的事谈起。
1977年6月4日上午，从4月7日开始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继续举行。所谓整风会议，是经中央批准的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弄清中央党校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为迎接开学奠定一个较好的基础。参加这个会议的共70人，其中有当时在职的校领导小组成员，各单位正副组长(相当于正副主任)、正副支部书记，中央任命的原正副主任以上党员干部45人，各支部推选的代表25人。以后参加者逐渐扩大到一百多人。我是作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支部代表出席这个会议的。这天会议开始时，胡耀邦就宣布，今天会议提早点散会，开到11点，一部分同志要讨论教学问题，出一个简报性的东西，出一个《理论动态》。我在会前得到通知，要留下参加这个会。
这天上午11点，整风会议结束后，胡耀邦留下10个人，开了一个小会。他谈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是一部分人拟的教学计划，他大体上同意；第二件事是，要拟定教学计划的同志开一个征求意见的名单，向这些人请教；第三件事是理论班的教学和学《毛选》五卷的辅导问题；第四件事是编一批教材和编一批书。讲完上述四件事以后，他说，最后讲一个问题，好几个礼拜脑子里在酝酿这个问题，我们党校内部的简报和刊物，是否搞三个东西，一是中央党校简报，二是一个校刊，第三搞一个理论动态性的东西。
对于《理论动态》，他具体说，先搞几个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宝祥，还有几个人，先搭一个班子。我们已经有几个题目了(秘书陈维仁插话，至少已有三四期了)，要有三五期才能付印，不然到时候就没有米下锅了，主要找党校和各省市的材料，主要不搞《人民日报》的材料。创刊的两个月内，篇篇我都要定稿，至少我负责参加搞两个月再说。今天题目不议了，后天上午到我那里开会。他强调说，总而言之，我们自己造一个环境，自己压迫自己。
在这个会上，胡耀邦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就是搞科学态度。”他所说的科学态度，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从胡耀邦的话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早就有充分的认识。这也是他创办《理论动态》的初衷。
以上材料是从我当时的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这里要说明的是，参加这个小会的十个人中，有四个人是被推荐来搞《理论动态》的，除孟凡和我以外，还有吴振坤和刘立中(已故)。关于孟凡，这里要作一些介绍。他是华东野战军的一位比较老的同志，是马列学院一班的学员，毕业后留校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央高级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他与杨西光是老战友。他们的这种关系与以后事情的发展有某种联系。6月4日会议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很短。
过了两天，即6月6日上午，在胡耀邦办公处，开了具体筹办《理论动态》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者共五人，我们四个人加陈维仁。胡耀邦讲了他对《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具体设想。他说，内容宁可少一些，一期一篇，最多两篇，要及时，给人们头脑里装一个问题，不要装几个问题。一般一期就是一篇东西。我们只搞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可牵涉一点，带理论性的政策问题牵涉一点。两天到三天一次，如果一个礼拜两期，四个礼拜就是九期，一个月九到十三期，不要多于十三期，不要少于九期。他以大部分时间讲了他想到的十一个选题(有的是讲思路)。他对我们提出，要经常出题目，经常想，有的请人写，有的自己写。他说，我亲自审阅，搞两个月你们自己就可以搞了。搞这东西并不难。两个月后我看到什么东西，再批给你们。他要求我们在6月15日前搞好几篇稿。他提出，发行范围除中央外，各部委、军种兵种，各省两份(其中一份给党校)，名义是中央党校教务办公室(以后出刊时用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他说，刊物的名称就叫《理论动态》。关于发行数量，胡耀邦提出，地方一百份左右，中央一百份左右，专业(指理论宣传单位)一百份，中央党校自己一百份左右。这样，共四百份(《理论动态》第一期就是按此口径印了四百份)。最后，胡耀邦对我们提出，写批判的东西不容易，要加紧看书，掌握资料。这就是胡耀邦召集的筹办《理论动态》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这也是胡耀邦组建的“理论动态组”的开端。大约是6月下旬或7月上旬，又来了王聚武。以后正式建立机构，王聚武任“理论动态组”的组长，吴振坤任副组长。孟凡于6月15日被批准任命为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还来了其他一些人。
虽然胡耀邦说搞这个刊物并不难，但我们几个搞具体工作的人却觉得很难。我们几次议论，两三天出一期不行。我们具体提出，十天出一期。孟凡将我们的想法报告胡耀邦，他不同意，认为十天一期间隔太长了。我们又提出一星期出一期，他还是不同意。这样议来议去，一下就过去了好多天。6月22日上午，胡耀邦又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研究创办《理论动态》的问题。有同志提出，希望进一步明确刊物名称、发行范围、刊期、字数。胡耀邦系统地讲了七条意见。他首先明确，刊物名称还是叫《理论动态》，是个内部刊物。发行范围是，给中央同志，给自己，也给下面，省以上的干部，搞理论工作的部门。作用主要是两个:第一，给这些领导同志掌握理论研究上的基本动向；第二，查明和澄清有关马列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同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关的一些观点、出处、原意，它的发展等情况。但又不是泛泛地搞，要针对当前的争论、弄不清楚的问题，有针对性，根据当前理论斗争的需要。稿子怎么搞？能自己搞当然更好，或主要靠我们自己搞。篇幅尽量2000字左右，两页，特别情况下，可以搞3页4页，4000字以内，无论如何不要超过4000字。他说根据我的经验，领导同志，包括省委书记，长了不能看，篇幅一多，就要走向反面。还是要搞成期刊，二天三天一期不行，但不能超过五天，暂定五天一期，准备好了再出。他在会议开始时就说，现在办这种东西没有经验，试办，要实践，如事前没有大体规划，就是盲目实践，要有一个大体规划，不会完满的，要在实践中不断完满，不断修改。经过这次会议，我们的思想比较明确了。
胡耀邦要求尽快地将这个刊物办起来，虽然已经有了几篇稿，但作为创刊第一期的文章还没有找到。所以，一时还出不了刊。
这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一种理论活动，叫做理论座谈会。就是召集一小部分同志，有准备地座谈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7月12日上午开了第一次理论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胡耀邦主持，主题是如何搞好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辅导。在这个座谈会上，吴江发言，讲如何理解继续革命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吴江发言以后，胡耀邦即予肯定。这个座谈会结束以后，胡耀邦就对吴江提出，将他的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的第一期内容。吴江也同意。这样，就决定《理论动态》在7月15日创刊出第一期。当时，胡耀邦对我们说，我现在先给你们出了第一期，以后就得五天一期出下去，风雨无阻，逢五逢十出刊，不管礼拜天还是国庆、春节，都要按期出。他又一次说，我们自己创造一个环境，压迫自己(以后，这句话他讲过多次)。
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按时印出，正式出刊。
据我们理论动态组的组长王聚武回忆，这第一期的《理论动态》，是他从党校印刷厂取回的，由于印数少，只打了一捆，就在自行车后架上运回的。
我的流水账式的日记1977年7月15日这一天是这样记的:
上午，发行第一期理论动态。
下午，与吴振坤一起去胡耀邦处反映对第一期理论动态的意见。
第一期《理论动态》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亲自开的名单。上午发到中央党校内部有关同志的手中，立即就有比较强烈的反应。将这些情况向胡耀邦反映后，他和我们一样很高兴。
文/沈宝祥 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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