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资料（6）】大地回春
第一卷 邓小平复出 批判“两个凡是”
1、“两个凡是”出台 （1）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只是为实现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但是，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没有抓住这个契机，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结果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个局面维持了两年。
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不是因为华国锋有多大的能力。所以，毛泽东提议由55岁的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华国锋于1938年入党，1954年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后任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有所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不断增多，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了解也多起来。1971年“林彪事件”后，华国锋和王洪文几乎同时调到中央工作。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的这些经历，使毛泽东感觉到，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特别是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表现得相当不错，而且处事慎重。所以，毛泽东认定，华国锋“忠厚少文”，“公道不蠢”。其实，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能力和才干不一定很满意。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26〕毛泽东为了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甚至建议叶剑英和李先念“休息”。因为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两个人比华国锋的威望都高，能力也比他强，如果这两个人在台上，华国锋的位子很可能就会被架空。〔27〕
由此看来，毛泽东看中的并不是华国锋的才干和能力。相比较而言，华国锋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因而可以维持当时的局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华国锋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担心也就越来越强烈。1975年11月2日，他曾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还向毛远新谈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两个：“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28〕
据叶剑英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曾召见华国锋等几个人谈话，讲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9〕
“文化大革命”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理论的实践，毛泽东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他曾向毛远新解释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社论，把“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如此，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0〕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既定的路线和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此外，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后的第三天，即10月8日，华国锋就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布：批判“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账，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几天后，他在西北组会议上向高级干部们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更好。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是华国锋为自己确定的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的奋斗目标。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为自己树立的第一个政治形象。他在讲话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还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华国锋为什么强调不要算“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几个人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如果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就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毛泽东之所以迟迟没有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原因也就在这里。华国锋还特意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江青他们代表不了。他还提醒说，要教育干部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就会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一定要注意。
10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是一部按照“左”的观点编辑的著作，尽管收入的一些文章，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但不少文章还是带有“左”的内容，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左”的观点。
毫无疑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本应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步骤，但是，华国锋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明确指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本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却变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把本来就是“左”的产物却当做右的东西加以批判，这就维护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在这种思维支配下，“四人帮”被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为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认定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并且把王、张、江、姚这四个人当做“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31〕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两个凡是”出台 （1）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只是为实现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但是，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没有抓住这个契机，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结果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个局面维持了两年。
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不是因为华国锋有多大的能力。所以，毛泽东提议由55岁的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华国锋于1938年入党，1954年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后任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有所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不断增多，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了解也多起来。1971年“林彪事件”后，华国锋和王洪文几乎同时调到中央工作。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的这些经历，使毛泽东感觉到，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特别是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表现得相当不错，而且处事慎重。所以，毛泽东认定，华国锋“忠厚少文”，“公道不蠢”。其实，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能力和才干不一定很满意。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26〕毛泽东为了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甚至建议叶剑英和李先念“休息”。因为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两个人比华国锋的威望都高，能力也比他强，如果这两个人在台上，华国锋的位子很可能就会被架空。〔27〕
由此看来，毛泽东看中的并不是华国锋的才干和能力。相比较而言，华国锋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因而可以维持当时的局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华国锋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担心也就越来越强烈。1975年11月2日，他曾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还向毛远新谈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两个：“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28〕
据叶剑英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曾召见华国锋等几个人谈话，讲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9〕
“文化大革命”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理论的实践，毛泽东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他曾向毛远新解释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社论，把“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如此，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0〕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既定的路线和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此外，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后的第三天，即10月8日，华国锋就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布：批判“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账，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几天后，他在西北组会议上向高级干部们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更好。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是华国锋为自己确定的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的奋斗目标。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为自己树立的第一个政治形象。他在讲话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还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华国锋为什么强调不要算“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几个人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如果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就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毛泽东之所以迟迟没有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原因也就在这里。华国锋还特意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江青他们代表不了。他还提醒说，要教育干部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就会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一定要注意。
10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是一部按照“左”的观点编辑的著作，尽管收入的一些文章，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但不少文章还是带有“左”的内容，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左”的观点。
毫无疑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本应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步骤，但是，华国锋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明确指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本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却变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把本来就是“左”的产物却当做右的东西加以批判，这就维护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在这种思维支配下，“四人帮”被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为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认定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并且把王、张、江、姚这四个人当做“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31〕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两个凡是”出台 （2）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理论走向绝对化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职务之后，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而且贯穿于各个方面。在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反复地宣传和强调。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提出：“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9月18日的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表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10月24日，北京市100多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吴德在大会上讲话说，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我们同王、张、江、姚斗争的实践表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吴德表示，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举行奠基仪式。华国锋到场发表讲话，强调了“三个坚持”。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接再厉，乘胜前进”。
大寨本来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后来却成了毛泽东树立的一面旗帜，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华国锋也照样把这个“左”的东西继承下来了。12月25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宣称：这次大会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促进大会，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和行动的大会。”他再一次表示：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担心的仍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继续强调了“三个正确对待”。
华国锋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集中体现在“两个凡是”的提出，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此，邓小平后来评价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32〕
在解决“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就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各条战线都要以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33〕这一系列有关方针和政策的提法，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说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人们现在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提法其实有好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有人认为，华国锋对中央宣布部门负责人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但是，于光远表示，“两个凡是”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他不知道。他认为最早公开宣布“两个凡是”的人应该是吴德。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
不过，于光远认为，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党外讲这么重要的观点，在党内会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之前某一次中央的小型会议上应该有人讲过。但这只是一个推理，没有材料证明。所以，于光远说，吴德的讲话是他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34〕吴德是这样说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实际上，在吴德的讲话之前，即10月26日，华国锋在谈到报刊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曾明确表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来，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
于光远说的第二个版本，就是大家所知道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李鑫和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的，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写了一段话：“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以“两报一刊”社论形式发表。社论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所提到的“两个凡是”，就是这个版本。于光远后来说，这是“两个凡是”很正式地提出，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种提法。华国锋要求把他在10月26日的中央宣传口的意见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这就是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议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对于这段历史，耿飚后来回忆说，他离开中央广播局的第二天，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央宣传部未恢复之前，先成立临时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他负总责。李鑫也在宣传口兼任了一个领导职务，但他不在宣传口办公，只是负责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东兴代表中央领导宣传口，并主管全党、全国的宣传工作。在报刊和广播宣传方面，我们致力于扫除“四人帮”的影响及一些明显的极“左”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认识上的局限，当时对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例如，对“两个凡是”的问题，就是如此。耿飚还说，汪东兴把华国锋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令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35〕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理论走向绝对化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职务之后，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而且贯穿于各个方面。在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反复地宣传和强调。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提出：“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9月18日的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表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10月24日，北京市100多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吴德在大会上讲话说，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我们同王、张、江、姚斗争的实践表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吴德表示，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举行奠基仪式。华国锋到场发表讲话，强调了“三个坚持”。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接再厉，乘胜前进”。
大寨本来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后来却成了毛泽东树立的一面旗帜，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华国锋也照样把这个“左”的东西继承下来了。12月25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宣称：这次大会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促进大会，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和行动的大会。”他再一次表示：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担心的仍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继续强调了“三个正确对待”。
华国锋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集中体现在“两个凡是”的提出，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此，邓小平后来评价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32〕
在解决“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就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各条战线都要以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33〕这一系列有关方针和政策的提法，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说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人们现在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提法其实有好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有人认为，华国锋对中央宣布部门负责人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但是，于光远表示，“两个凡是”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他不知道。他认为最早公开宣布“两个凡是”的人应该是吴德。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
不过，于光远认为，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党外讲这么重要的观点，在党内会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之前某一次中央的小型会议上应该有人讲过。但这只是一个推理，没有材料证明。所以，于光远说，吴德的讲话是他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34〕吴德是这样说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实际上，在吴德的讲话之前，即10月26日，华国锋在谈到报刊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曾明确表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来，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
于光远说的第二个版本，就是大家所知道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李鑫和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的，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写了一段话：“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以“两报一刊”社论形式发表。社论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所提到的“两个凡是”，就是这个版本。于光远后来说，这是“两个凡是”很正式地提出，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种提法。华国锋要求把他在10月26日的中央宣传口的意见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这就是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议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对于这段历史，耿飚后来回忆说，他离开中央广播局的第二天，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央宣传部未恢复之前，先成立临时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他负总责。李鑫也在宣传口兼任了一个领导职务，但他不在宣传口办公，只是负责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东兴代表中央领导宣传口，并主管全党、全国的宣传工作。在报刊和广播宣传方面，我们致力于扫除“四人帮”的影响及一些明显的极“左”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认识上的局限，当时对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例如，对“两个凡是”的问题，就是如此。耿飚还说，汪东兴把华国锋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令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35〕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3、“两个凡是”出台 （3）
耿飚接到社论后，找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了讨论。他说，刊登这篇文章，就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36〕但是，听了李鑫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之后，觉得还是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
这篇社论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批判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曾分别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第4期。文章借批判“经验主义”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当着十几位政治局委员的面，评说姚文元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37〕这算是毛泽东点过头了。于是，这两篇文章也不能批判。因为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时候，编辑人员发现，毛泽东在1955年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文，有这样一句话：“坚决、彻底、干尽（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毛泽东把“净”字写成“尽”字。于是，有人提出把这个字改正过来。可是，按照“两个凡是”，这个字万万改不得。结果，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照原样编排，那个错字也就留在句中了。
从11月30日吴德的讲话到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越来越明确。直到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华国锋仍然没有清醒过来，还在依靠“两个凡是”来控制局面。在3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为了避免损害“旗帜”，华国锋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就是于光远所说的“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
随着1977年新年的到来，华国锋在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左”的战略决策，这就是“抓纲治国”。1977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称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阐明和捍卫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的关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竟被华国锋继承下来了。华国锋据此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华国锋甚至号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实际上是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想的一种演绎。
随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等几篇社论，宣传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思想。在那篇著名的2月7日社论中，除提出“两个凡是”外，还强调要认真学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实际上，也就是“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然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华国锋虽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头，他以为通过抓阶级斗争就能达到他的目的。其实，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华国锋这样做，只能说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悲剧在他身上的再现。
以华国锋的能力，他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使在“左”的轨道上快速奔驶了十年之久的历史车轮立即停顿下来，然后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其实，他内心里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只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也就是说，他只有沿着这条“左”的通道继续走下去。
后来，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时曾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针对实用主义的问题，胡耀邦进一步解释说：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38〕
胡耀邦说的一点没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华国锋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上就没有按照“两个凡是”去办。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听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为他修整故居，便写信给中南局书记陶铸：“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39〕“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单位竖起了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后，责令中央政治局出面“加以制止”。提倡领导者死后要实行火化，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同意的，而且还签了字。可是，毛泽东刚去世，华国锋就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却把“两个凡是”丢在一边，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实用主义”来解释。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4、“两个凡是”出台 （4）
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5月1日，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了什么叫继续革命，他说：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国锋甚至断定，毛泽东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而且，这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还说：“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0〕华国锋这样说，无疑为他提出“抓纲治国”的思想找到了依据。
七天之后，即5月9日，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甚至提出，在今后23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41〕
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依然没有转过弯来，还在倡导“两个凡是”。8月12日，他在政治报告中对“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极为充分的阐述，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强调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他认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他把“四人帮”的罪行归结为“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样一来，同江青这伙人的斗争，就变成了“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无疑是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越深入，就越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次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它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却又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宣布的。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真正实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创新局面的转折。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依然重申了毛泽东说过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甚至表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还声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在讲到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时，华国锋又一次强调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进而解释说，这个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坚决维护”“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为此，华国锋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两个凡是”后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他自己为此作过检讨，也因此而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倩）
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5月1日，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了什么叫继续革命，他说：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国锋甚至断定，毛泽东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而且，这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还说：“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0〕华国锋这样说，无疑为他提出“抓纲治国”的思想找到了依据。
七天之后，即5月9日，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甚至提出，在今后23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41〕
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依然没有转过弯来，还在倡导“两个凡是”。8月12日，他在政治报告中对“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极为充分的阐述，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强调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他认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他把“四人帮”的罪行归结为“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样一来，同江青这伙人的斗争，就变成了“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无疑是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越深入，就越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次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它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却又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宣布的。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真正实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创新局面的转折。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依然重申了毛泽东说过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甚至表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还声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在讲到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时，华国锋又一次强调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进而解释说，这个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坚决维护”“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为此，华国锋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两个凡是”后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他自己为此作过检讨，也因此而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倩）
7、邓小平复出（1）
原题： 1977年政治漩涡中邓小平第三次艰难复出
作者：余玮 吴志菲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本文摘自《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余玮 吴志菲 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是附和还是反对“两个凡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也事关邓小平的政治命运。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邓小平艰难复出，“轻松亮相”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现场……
60次、50次、30次……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心跳逐渐停歇。最终，这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
4月初，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了冲突。晚上，一些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
这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同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9日，改变了中国、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拍照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联，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篡党夺权的信号。
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死亡，也宣告了在中国肆虐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使饱尝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之光。
这时的邓小平虽被保留党籍，但已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0月10日，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中共中央以表达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中洋溢着他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当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都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对于叶剑英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是坚决支持的。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因为华国锋没有积极的反映，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命运在打倒"四人帮"后一时还无转机。尽管"文化大革命"这场在中国的浩劫已经结束，但是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2月7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尽管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一些导尿处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12月10日晚，邓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进301医院住院治疗。
因当时邓小平还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医院为了让邓小平不与外界接触，就安排他住在刚刚改造装配完而没有使用的南楼5层。不但安排有专人看守，而且还将楼梯上锁而防消息“走漏”。知道给首长看病，但是一到病房，早已在等候中待命多时的301医院主任医师李炎唐愣了。这不就是以前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最近又了无踪影的熟悉身影？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所敬佩的人，实在是不理解上面为什么要打倒他。早有耳闻外面的传说，有人说打倒后的邓小平在秦城监狱，也有人说邓小平下放到了外地，但李炎唐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伟人就在自己眼前。
邓小平穿着中式棉袄，眉间隐含着一丝痛楚，但政治家特有的硬气和傲气流露在他的举止之间。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和女儿，也有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
邓小平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补充了一些症状及以往病史。之后，李炎唐摸了摸他的腹部，并敲了敲已鼓起来的下腹，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感到情况不太好，提出了初步的诊断意见。经请示，开始再次摸、查、问，确定初步的治疗方案。李炎唐让护士做好导尿准备后对邓小平说：“先给你插根导尿管放尿，有点疼。”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没事的！”
排除积尿后，邓小平那紧缩的眉间渐渐放松。一直守候在病房的李炎唐，悬着的心也开始放置下来。为了减轻邓小平的痛苦，李炎唐于第二天请来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一起检查。经会诊，确诊病因为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为此，邓小平主动提出“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麻烦”。
于是，医院在进行手术方案准备的同时，向中央报告情况以请求批准。12月16日，华国锋和汪东兴关于动手术的批示下达。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医院按常规做抗菌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手术前，卓琳不放心地问主刀的李炎唐：“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邓小平接过话来说：“你不懂，不要问。要相信医院，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接着，李炎唐向邓小平交待这一段时间不能抽烟，邓小平果断表态：“行！没问题。”
原题： 1977年政治漩涡中邓小平第三次艰难复出
作者：余玮 吴志菲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本文摘自《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余玮 吴志菲 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是附和还是反对“两个凡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也事关邓小平的政治命运。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邓小平艰难复出，“轻松亮相”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现场……
60次、50次、30次……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心跳逐渐停歇。最终，这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
4月初，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了冲突。晚上，一些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
这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同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9日，改变了中国、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拍照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联，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篡党夺权的信号。
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死亡，也宣告了在中国肆虐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使饱尝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之光。
这时的邓小平虽被保留党籍，但已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0月10日，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中共中央以表达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中洋溢着他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当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都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对于叶剑英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是坚决支持的。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因为华国锋没有积极的反映，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命运在打倒"四人帮"后一时还无转机。尽管"文化大革命"这场在中国的浩劫已经结束，但是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2月7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尽管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一些导尿处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12月10日晚，邓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进301医院住院治疗。
因当时邓小平还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医院为了让邓小平不与外界接触，就安排他住在刚刚改造装配完而没有使用的南楼5层。不但安排有专人看守，而且还将楼梯上锁而防消息“走漏”。知道给首长看病，但是一到病房，早已在等候中待命多时的301医院主任医师李炎唐愣了。这不就是以前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最近又了无踪影的熟悉身影？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所敬佩的人，实在是不理解上面为什么要打倒他。早有耳闻外面的传说，有人说打倒后的邓小平在秦城监狱，也有人说邓小平下放到了外地，但李炎唐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伟人就在自己眼前。
邓小平穿着中式棉袄，眉间隐含着一丝痛楚，但政治家特有的硬气和傲气流露在他的举止之间。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和女儿，也有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
邓小平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补充了一些症状及以往病史。之后，李炎唐摸了摸他的腹部，并敲了敲已鼓起来的下腹，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感到情况不太好，提出了初步的诊断意见。经请示，开始再次摸、查、问，确定初步的治疗方案。李炎唐让护士做好导尿准备后对邓小平说：“先给你插根导尿管放尿，有点疼。”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没事的！”
排除积尿后，邓小平那紧缩的眉间渐渐放松。一直守候在病房的李炎唐，悬着的心也开始放置下来。为了减轻邓小平的痛苦，李炎唐于第二天请来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一起检查。经会诊，确诊病因为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为此，邓小平主动提出“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麻烦”。
于是，医院在进行手术方案准备的同时，向中央报告情况以请求批准。12月16日，华国锋和汪东兴关于动手术的批示下达。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医院按常规做抗菌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手术前，卓琳不放心地问主刀的李炎唐：“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邓小平接过话来说：“你不懂，不要问。要相信医院，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接着，李炎唐向邓小平交待这一段时间不能抽烟，邓小平果断表态：“行！没问题。”
8、邓小平复出（2）
手术进行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整个过程中，吴阶平一直在旁边督阵。邓小平一直是那么沉稳、镇定，没有吭一声……
手术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的身上出现红疹子，而且越来越多。于是，医院请来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张孝骞曾被人利用，在1975年底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一到邓小平身边查体，他感到特别惭愧，红着脸、低着头。但没等他开口，邓小平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那种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非常相信你。”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
最后确诊为药物过敏，于是医院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以引起过敏的药物。情况很快出现好转，炎症消失，不久邓小平的身体得已康复。
尽管医院做了不少保密工作，但自手术报告打上去后，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邓小平在301医院就诊。不多久，独臂将军余秋里来了，一进门就嚷：“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在病房里，两位老人叙旧话新，并大讲抓“四人帮”那令人兴奋的事情。临走时，余秋里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几天以后，徐向前和聂荣臻到医院看望了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表达了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1周年的日子到了。由于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天安门事件，使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此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了。于是，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北京干部群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在悼念中，人们不仅向周恩来总理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也表达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这年春节，邓小平一家是在301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邓小平康复出院。出院后，在叶剑英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住进京郊西山中央军委的25号楼，叶剑英就住在不远的15号楼。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一天晚上，邓小平一家正在吃晚饭，叶剑英的小儿子走进来悄悄地说："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于是，邓小平放下筷子，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坐车到叶帅住处。远远只见有人搀扶着的叶剑英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迎接，激动的邓小平高声喊道：“老兄！”一下车，两位老人热烈地紧紧握手，长时间不放。之后，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强烈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李先念在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在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让邓小平复出的人进行了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相继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手术进行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整个过程中，吴阶平一直在旁边督阵。邓小平一直是那么沉稳、镇定，没有吭一声……
手术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的身上出现红疹子，而且越来越多。于是，医院请来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张孝骞曾被人利用，在1975年底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一到邓小平身边查体，他感到特别惭愧，红着脸、低着头。但没等他开口，邓小平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那种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非常相信你。”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
最后确诊为药物过敏，于是医院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以引起过敏的药物。情况很快出现好转，炎症消失，不久邓小平的身体得已康复。
尽管医院做了不少保密工作，但自手术报告打上去后，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邓小平在301医院就诊。不多久，独臂将军余秋里来了，一进门就嚷：“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在病房里，两位老人叙旧话新，并大讲抓“四人帮”那令人兴奋的事情。临走时，余秋里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几天以后，徐向前和聂荣臻到医院看望了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表达了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1周年的日子到了。由于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天安门事件，使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此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了。于是，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北京干部群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在悼念中，人们不仅向周恩来总理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也表达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这年春节，邓小平一家是在301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邓小平康复出院。出院后，在叶剑英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住进京郊西山中央军委的25号楼，叶剑英就住在不远的15号楼。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一天晚上，邓小平一家正在吃晚饭，叶剑英的小儿子走进来悄悄地说："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于是，邓小平放下筷子，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坐车到叶帅住处。远远只见有人搀扶着的叶剑英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迎接，激动的邓小平高声喊道：“老兄！”一下车，两位老人热烈地紧紧握手，长时间不放。之后，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强烈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李先念在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在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让邓小平复出的人进行了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相继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9、邓小平复出（3）
这年4月，邓小平对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那篇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的重大胜利。
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撰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中说：“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这些文章和讲话，都着力批评了"两个凡是"，驳斥了"两个凡是"。
7月30日晚，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对7月30日晚邓小平在公众场合的公开露面，外国通讯社迅速作了报道。最快的是法国的法新社，当晚，就作了如下简要报道：
中国新复职的副总理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露面，观看中国青年队对香港队的一场足球赛时，引起这里球迷们的轰动和欢迎。邓先生在主席台就座时，8万群众热烈鼓掌。自从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复职以来，这是外国人在公众场合第一次看到他。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损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在观看过程中，他不断同坐在他的右边的李先念副总理交谈。
日本的共同社在第二天以《邓先生观看国际足球赛》为题报道，夹叙夹议，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全文如下：
邓小平副主席30日晚上观看了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并出席了闭幕式，受到了观众的鼓掌欢迎。邓副主席出席了三中全会，发表了讲话，但在群众面前露面则是自去年一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的第一次。
邓先生坐在工人体育场正面的贵宾席上，在其右侧就座的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左侧坐着李先念和陈永贵两位副总理。以不断吸烟闻名的邓先生一就座便点烟，同吴德谈笑。当香港队在前半场30分左右先得1分的时候，他热情鼓掌，从容自若。其后，中国青年队为扳回失利而又射门得分时，他赶紧将香烟放在烟灰缸里，起身鼓掌，露出明快的表情与吴德交谈。
比赛中间休息10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再次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八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关注到了相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前露面的邓先生的一举一动。
新华通讯社同时播发了题为《友好邀请赛闭幕》的电讯(摘录)——
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7月30日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闭幕。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李先念、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李井泉、阿沛•阿旺晋美、胡厥文、王震出席了闭幕式，并观看了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
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八万观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在晚上的比赛中，中国青年队以二比一胜香港队，获得这次邀请赛的第一名，香港队获得第二名。
比赛开始前，邓小平副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会见了参加邀请赛的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领队，以及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政治漩涡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神奇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辉煌。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指挥着中国这艘巨轮，沿着他设计的航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驶向小康、富裕的目标。如果说1975年的整顿是对改革道路的探索，而此后的20年，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密不可分。在叶剑英元帅80寿宴上，叶帅称邓小平"是我们老帅的领班"。何止是老帅们的领班，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279199.html
10、邓小平复出始末
本文节选自《大转折前的序曲》一书。（作者孙琳）
1976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驾车悄悄地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告诉邓小平这一特大喜讯。毛毛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载了当时的情形：记得为了让我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一起。
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就提议为邓小平平反。随后，在北京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向华国锋正式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发言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也随即表示同意让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
但华国锋有所顾虑。在1977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将自己的顾虑谈了出来。他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 ”当时，中央确实在批邓的问题上有所考虑，刚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再后来只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语气逐渐缓和。华国锋认为，如果打倒“四人帮”后马上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很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怕坏人从中煽动。因为当时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批材料还没有下发，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华国锋认为，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与中央的慎重不同，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77年1月8日前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很多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有的人还激情演讲。人们通过悼念周恩来，呼吁邓小平复出。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位青年还贴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 ”这是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的整顿工作得到老百姓高度评价的结果。老百姓希望他早日出来为国家为人民工作。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两个凡是”的提法正式出炉。按照“两个凡是”，毛泽东的错误也要坚决维护。这无形加大了邓小平复出的阻力。但叶剑英等依旧积极为邓小平复出做着准备。叶剑英把邓小平从301医院接到北京西山疗养。叶剑英住西山15号楼，他让邓小平住附近的25号楼。叶剑英还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邓小平送文件并汇报情况。叶剑英指示，凡是他看的文件，都要送给邓小平，让他看，熟悉情况。
其他老同志如陈云等人也通过不同的渠道呼吁让邓小平尽早出来工作。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老同志再次正式提出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这个发言稿的主旨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邓小平早日出山。陈云还就此同党内的其他老同志商量，他们都同意陈云的看法。陈云在会上专门作了书面发言：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上一页 1 2 下一页首都军民热烈庆祝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陈云的发言是事先写好的，连标点带字一共三百零几个字符。然而会议简报组却提出或修改或搞摘要。总之要删去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陈云问：为什么要删去这些话？陈云说，如果要求每个人的讲话都得和领导的口径一致，那好办，只要每期简报都把领导讲话重复一遍就是了。要登我的发言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结果这篇发言，竟然没有登简报。陈云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大选出来的中央副主席，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的发言有很大的影响力。
王震接着发言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得到了耿飚等人的明确支持。这一呼声也引起了华国锋的回应。华国锋在会上表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恰当。陈云随即说：“适当时机，我赞成。 ”
中央明确态度后，邓小平抓住时机给中共中央写信：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1]
邓小平的信实际上针对的是当时提出的“两个凡是”，因为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可能出来工作。他被打倒就是毛泽东定的。邓小平还表示“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邓小平还表示自己工作中也有失误，并建议中央将信印发党内。
4月底，两位党的高级干部，受华国锋委派，找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遭到邓小平的严词拒绝。按照当时“两个凡是”的治国思路，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案件，邓小平也是因为这个被打倒的。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还表示，“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信下发至县团级。这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顺应党心民意，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在会上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2]这显示出邓小平作为一名政治家的高风亮节和服务人民的赤子之心。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距开赛还有几分钟时，主席台突然掌声骤起，欢声如雷。原来是酷爱足球的邓小平来了。观众们呼喊跳跃，有的人把帽子抛到空中。邓小平则微笑着不停地向大家挥手示意。新华社当天在发布这一消息时说，“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8万观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这一刻欢呼的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以后的岁月，中国的命运将和这位容光焕发的老人紧紧连在一起。
再次复出的邓小平选择一个这样的场面公开亮相，显然有所寓意。人们也期待着邓小平的复出能够给中国带来新的变化。
注释：
[1]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2]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11、叶剑英力挺邓小平（1）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袁小伦，原题：没有叶剑英的毛泽东、邓小平会是什么样子？节选
核心提示：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作为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过渡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关键人物，叶剑英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十分妥善地处理了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自己与华国锋的关系问题并最终实现邓小平的复出。这里仅仅简单叙述叶在邓小平复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关键作用。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向党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华国锋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向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请他出来。”尽管这一提议遭到华国锋拒绝，尽管华国锋依旧坚持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仍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叶剑英对他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针对有人提出“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叶剑英首先说明邓小平才能卓越和善于团结同志，然后用反问的形式说：“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对此华国锋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起草人把叶剑英的意见写上去，但华国锋仍没有接受。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向邓小平提出：虽然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要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无理要求，当然被邓小平坚决拒绝。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认为宁愿不出来工作，也不能违背事实作出上述承认。
4月10日，邓小平又向党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叶剑英和华国锋商量了邓小平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就“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和邓小平的复出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叶剑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1975年的整顿，邓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这些整顿是完全正确的，而将其看成是“右倾翻案风”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叶剑英还以工作人员和子女抄录的诗词，特别是四五前夕自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观察的事实，说明天安门事件是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当时受软禁，根本不可能成为总后台。如果硬说有后台的话，那我也算一个。叶剑英同意由党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华国锋也接受了。两人还向邓小平提出对信的修改意见。
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10日写的这封信的情况。一个月后，5月14日，邓小平到叶剑英家祝贺叶剑英80寿辰，并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袁小伦，原题：没有叶剑英的毛泽东、邓小平会是什么样子？节选
核心提示：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作为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过渡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关键人物，叶剑英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十分妥善地处理了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自己与华国锋的关系问题并最终实现邓小平的复出。这里仅仅简单叙述叶在邓小平复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关键作用。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向党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华国锋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向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请他出来。”尽管这一提议遭到华国锋拒绝，尽管华国锋依旧坚持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仍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叶剑英对他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针对有人提出“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叶剑英首先说明邓小平才能卓越和善于团结同志，然后用反问的形式说：“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对此华国锋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起草人把叶剑英的意见写上去，但华国锋仍没有接受。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向邓小平提出：虽然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要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无理要求，当然被邓小平坚决拒绝。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认为宁愿不出来工作，也不能违背事实作出上述承认。
4月10日，邓小平又向党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叶剑英和华国锋商量了邓小平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就“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和邓小平的复出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叶剑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1975年的整顿，邓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这些整顿是完全正确的，而将其看成是“右倾翻案风”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叶剑英还以工作人员和子女抄录的诗词，特别是四五前夕自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观察的事实，说明天安门事件是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当时受软禁，根本不可能成为总后台。如果硬说有后台的话，那我也算一个。叶剑英同意由党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华国锋也接受了。两人还向邓小平提出对信的修改意见。
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10日写的这封信的情况。一个月后，5月14日，邓小平到叶剑英家祝贺叶剑英80寿辰，并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12、叶剑英力挺邓小平（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叶剑英和邓小平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团快两年了，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虽有所好转，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经济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一些“左”的政策还在发展。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坚定地认为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现代教条主义的束缚，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发展道路，向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前进。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消除对党和人民事业极其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邓小平和叶剑英磋商，向华国锋提出的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得到华国锋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叶剑英在闭幕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讲话与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致，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用，于光远在1998年很有感触地回顾说：“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于光远还指出：“在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真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至22日举行。叶剑英同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一起主持了这次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上也做了重要变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时华国锋虽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1980年底，叶剑英于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在坚决推辞华国锋提议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再次向党中央提出离休的同时，又一次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王恩茂是这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叶剑英的特殊功勋的：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实上，叶帅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领导，是粉碎‘四人帮’的总指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国家，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出来领导，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的形势，叶帅的历史功绩、地位、身份、威望、影响、作用等等，都是大大不同于一般，他对小平同志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他有马克思主义的远大战略眼光，胸怀大略，特别顾全大局，他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支持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开创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局面。正因为有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才又逐步形成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到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
http://news.ifeng.com/a/20170306/50755420_1.shtml
13、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1）
文章摘自《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传》 作者：《叶剑英》编写组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1976年冬，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一系列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稳定局势，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布置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叶剑英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同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交谈，寻求解决各种难题的途径和办法。他出席中央召开的各次会议，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着重强调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重要意义，使大家从思想上对“四人帮”有深刻、清醒的认识，与“四人帮”划清界限。他说，“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引用“投鼠忌器”的典故，说明我们党为什么要等到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才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的道理，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强调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他说，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我们党的旗帜，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不能丢掉。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认识。叶剑英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和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对华国锋采取了支持和辅佐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是有利于局势的稳定，有利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开展，也有利于国际斗争的。当然，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评价中，也有过一些过誉的话，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在所难免。但是，他事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己过去对华国锋的评价有不当之处。这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经过一系列的打招呼会议和各方面的工作，党和国家的局势基本上得到稳定。叶剑英开始考虑党的组织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问题。他首先考虑到，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一定要将追随林彪、“四人帮”干坏事的人清除出去，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领导权。为此，必须平反冤、假、错案，把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赶快解放出来。
1976年12月，叶剑英收到分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耿飚的来信。信中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叶剑英认真地看了这份材料，对“四人帮”欺骗毛泽东和党中央、伪造假情况、陷害革命群众的罪恶活动，十分气愤。他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这份材料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它充分地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当时，“四人帮”篡改的《情况汇编清样》不送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些手脚。这份材料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接着，他还向工作人员回忆了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他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他说，这天傍晚，我实在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所以，我就谁也没有告诉，只悄悄地告诉了司机同志。我们很快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外边缓慢地行车。当看到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和数不清的悼念大军，就想停车下来，走进广场里边看看广场的壮观场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停车下来的。我还是听了司机的劝告，很快回到了住地。
叶剑英利用耿飚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大量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天安门事件”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力争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使天安门事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彻底平反。
在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过程中，叶剑英为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工作。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便派自己的孩子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邓小平偷偷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邓小平长声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随后，叶剑英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一处住所住下，并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他转送文件。与此同时，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建议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然而，叶剑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叶剑英、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公开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仍被华国锋等拒绝。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继续给华国锋做工作，坚持要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1977年5月14日，在叶剑英住地，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柯麟等合影平、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等前去聚会，祝贺叶剑英80寿辰。邓小平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亲切地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下，邓小平终于出来重新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决议。邓小平恢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以后，在指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1980年底，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为恢复中央其他老同志的工作，荐引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叶剑英对党中央领导核心逐步形成，党和国家开始出现新的局面由衷地感到喜悦。他在《八十书怀》诗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在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前后，叶剑英想到了更多的被林彪、“四人帮”打击和排挤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还有成千上万受冤枉、被诬陷的普通干部和群众。他认为，凡是过去的案子，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什么会议定的，只要被历史证明是错了的，就一定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努力下，一批原中央领导人的冤案陆续得到平反。其中有：被“四人帮”排挤长期靠边站的陈云，先后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职务；彭真从被监禁中解放出来，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得到平反；杨尚昆、罗瑞卿、胡耀邦、习仲勋等人的冤案都先后得到平反。叶剑英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十分关心，亲自找一些人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向前看，继续为党和人民作贡献。1979年，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平反出狱后，到西山去看望叶剑英。叶见到他们时，满怀深情地注视良久，第一句话就说：“想不到你们受了这许多苦！”说着，禁不住掉下泪来。
对于一般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叶剑英也十分关心。许多干部群众给他写信，其中有不少是反映他们所遭受的冤屈的。叶剑英对这些来信总是亲自阅读，并批示给有关领导人或部门予以正确处理。他还亲自过问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给予平反昭雪。
文章摘自《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传》 作者：《叶剑英》编写组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1976年冬，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一系列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稳定局势，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布置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叶剑英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同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交谈，寻求解决各种难题的途径和办法。他出席中央召开的各次会议，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着重强调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重要意义，使大家从思想上对“四人帮”有深刻、清醒的认识，与“四人帮”划清界限。他说，“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引用“投鼠忌器”的典故，说明我们党为什么要等到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才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的道理，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强调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他说，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我们党的旗帜，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不能丢掉。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认识。叶剑英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和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对华国锋采取了支持和辅佐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是有利于局势的稳定，有利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开展，也有利于国际斗争的。当然，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评价中，也有过一些过誉的话，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在所难免。但是，他事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己过去对华国锋的评价有不当之处。这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经过一系列的打招呼会议和各方面的工作，党和国家的局势基本上得到稳定。叶剑英开始考虑党的组织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问题。他首先考虑到，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一定要将追随林彪、“四人帮”干坏事的人清除出去，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领导权。为此，必须平反冤、假、错案，把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赶快解放出来。
1976年12月，叶剑英收到分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耿飚的来信。信中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叶剑英认真地看了这份材料，对“四人帮”欺骗毛泽东和党中央、伪造假情况、陷害革命群众的罪恶活动，十分气愤。他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这份材料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它充分地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当时，“四人帮”篡改的《情况汇编清样》不送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些手脚。这份材料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接着，他还向工作人员回忆了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他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他说，这天傍晚，我实在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所以，我就谁也没有告诉，只悄悄地告诉了司机同志。我们很快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外边缓慢地行车。当看到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和数不清的悼念大军，就想停车下来，走进广场里边看看广场的壮观场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停车下来的。我还是听了司机的劝告，很快回到了住地。
叶剑英利用耿飚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大量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天安门事件”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力争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使天安门事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彻底平反。
在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过程中，叶剑英为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工作。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便派自己的孩子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邓小平偷偷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邓小平长声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随后，叶剑英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一处住所住下，并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他转送文件。与此同时，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建议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然而，叶剑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叶剑英、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公开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仍被华国锋等拒绝。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继续给华国锋做工作，坚持要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1977年5月14日，在叶剑英住地，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柯麟等合影平、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等前去聚会，祝贺叶剑英80寿辰。邓小平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亲切地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下，邓小平终于出来重新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决议。邓小平恢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以后，在指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1980年底，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为恢复中央其他老同志的工作，荐引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叶剑英对党中央领导核心逐步形成，党和国家开始出现新的局面由衷地感到喜悦。他在《八十书怀》诗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在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前后，叶剑英想到了更多的被林彪、“四人帮”打击和排挤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还有成千上万受冤枉、被诬陷的普通干部和群众。他认为，凡是过去的案子，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什么会议定的，只要被历史证明是错了的，就一定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努力下，一批原中央领导人的冤案陆续得到平反。其中有：被“四人帮”排挤长期靠边站的陈云，先后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职务；彭真从被监禁中解放出来，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得到平反；杨尚昆、罗瑞卿、胡耀邦、习仲勋等人的冤案都先后得到平反。叶剑英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十分关心，亲自找一些人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向前看，继续为党和人民作贡献。1979年，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平反出狱后，到西山去看望叶剑英。叶见到他们时，满怀深情地注视良久，第一句话就说：“想不到你们受了这许多苦！”说着，禁不住掉下泪来。
对于一般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叶剑英也十分关心。许多干部群众给他写信，其中有不少是反映他们所遭受的冤屈的。叶剑英对这些来信总是亲自阅读，并批示给有关领导人或部门予以正确处理。他还亲自过问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给予平反昭雪。
14、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2）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叶剑英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小组起草的，并经中央政治局全体讨论通过。他在报告中指出，新党章第一次写进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规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新党章规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还强调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规定新党员一律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以保证党员的政治质量。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新党章以及这个报告，仍然有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在思想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这时期也紧迫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可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继续奉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错误理论，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叶剑英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观点的。1976年4月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经毛泽东批准、由华国锋执行的。然而，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坚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坚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同“两个凡是”根本对立的。这一时期，叶剑英深感需要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于是提议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分期培训。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出席典礼并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在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可变成物质力量。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普遍推广开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事业推向前进。”他又说：“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叶剑英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学思想的做法是一致的。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直接为1978年春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思想武器。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此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坚决支持这一讨论。叶剑英并向华国锋提议，由中央召集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可是，这个会迟迟没有召开。对此，华国锋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今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①(①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这次理论务虚会，一直到1979年春季才召开。尽管它是“迟到的春天”，但对于统一全党在一些重要思想政治问题上的认识，仍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1978年，团中央决定将“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达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遇到了阻力。叶剑英了解到有关情况，于同年9月作出批示，同意《中国青年》复刊。
叶剑英在致力于纠正思想路线方面“左”的倾向时，也没有忽略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1978年3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实现四化问题时，就强调说：我们要团结全党、全军、全民，举国一致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他还说：“不是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真正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能狂妄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现在还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很少，往后可能还更少。所以，我们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来搞社会主义，为人类做出贡献。”①(①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3月4日。)接着，他又讲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叶剑英这里提出的真正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近30年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极其重要的思想。
1969年12月，因“战备疏散”到了湖南的叶剑英，向前来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样原因到了江西的邓小平的生活状况，并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非毛化”浪潮，叶剑英多次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今天可能还在黑暗里徘徊，还在上海的租界里开会。”这些都是叶剑英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邓小平，正如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进新时代》中所唱的那样：“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然而，真的“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吗？没有叶剑英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叶剑英的毛泽东、邓小平会是什么样子？相信读者在了解了晚年叶剑英之后自然就会明白，中国同样不可以没有叶剑英。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叶剑英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小组起草的，并经中央政治局全体讨论通过。他在报告中指出，新党章第一次写进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规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新党章规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还强调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规定新党员一律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以保证党员的政治质量。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新党章以及这个报告，仍然有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在思想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这时期也紧迫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可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继续奉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错误理论，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叶剑英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观点的。1976年4月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经毛泽东批准、由华国锋执行的。然而，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坚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坚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同“两个凡是”根本对立的。这一时期，叶剑英深感需要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于是提议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分期培训。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出席典礼并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在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可变成物质力量。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普遍推广开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事业推向前进。”他又说：“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叶剑英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学思想的做法是一致的。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直接为1978年春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思想武器。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此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坚决支持这一讨论。叶剑英并向华国锋提议，由中央召集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可是，这个会迟迟没有召开。对此，华国锋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今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①(①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这次理论务虚会，一直到1979年春季才召开。尽管它是“迟到的春天”，但对于统一全党在一些重要思想政治问题上的认识，仍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1978年，团中央决定将“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达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遇到了阻力。叶剑英了解到有关情况，于同年9月作出批示，同意《中国青年》复刊。
叶剑英在致力于纠正思想路线方面“左”的倾向时，也没有忽略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1978年3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实现四化问题时，就强调说：我们要团结全党、全军、全民，举国一致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他还说：“不是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真正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能狂妄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现在还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很少，往后可能还更少。所以，我们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来搞社会主义，为人类做出贡献。”①(①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3月4日。)接着，他又讲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叶剑英这里提出的真正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近30年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极其重要的思想。
1969年12月，因“战备疏散”到了湖南的叶剑英，向前来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样原因到了江西的邓小平的生活状况，并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非毛化”浪潮，叶剑英多次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今天可能还在黑暗里徘徊，还在上海的租界里开会。”这些都是叶剑英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邓小平，正如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进新时代》中所唱的那样：“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然而，真的“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吗？没有叶剑英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叶剑英的毛泽东、邓小平会是什么样子？相信读者在了解了晚年叶剑英之后自然就会明白，中国同样不可以没有叶剑英。
15、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3）
“文命”期间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说：“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算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文化大革命”中期，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复生”即通常所说的“二落二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毛泽东对邓小平采取了与刘少奇不同的处理办法。1968年10月31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还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叶剑英对毛泽东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识到，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叶剑英也明白，毛泽东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里，毛泽东却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看来也许在那个时候，在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些什么。
叶剑英尽管在总体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尽管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却仍然因为对林彪、江青极左势力的抵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到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地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地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结果，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受围攻批斗和打击迫害。虽然叶剑英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实际依然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林彪叛逃之后 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
1970年7月上旬，叶剑英结束长达300天的“战备疏散”生活，从长沙飞回北京，8月下旬上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搞突然袭击，抛出所谓“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毛泽东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叶剑英在毛泽东处领命后，以周恩来特别顾问的身份，率领工作组到福建、广东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为批陈整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如惊弓之鸟般的林彪一伙驾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随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在考虑如何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流毒和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的时候，他想到了已经被“打倒”六七年、此刻还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据当时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李德生回忆：“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叶帅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亟待整顿，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这些工作时，又必须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投鼠忌器’，斗争形势复杂艰巨。我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负责承办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具体事宜，这时我同叶帅有了密切接触……叶帅曾向我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经多次对我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治政治军离不开他们。”叶剑英不顾打倒邓小平的文章、口号依然充斥报纸和街头的情况，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开始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一些场合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工作。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又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中央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是逐级传达的。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邓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很迟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在听中央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邓小平在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中央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并写下如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叶剑英主抓军队整顿
“文命”期间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说：“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算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文化大革命”中期，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复生”即通常所说的“二落二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毛泽东对邓小平采取了与刘少奇不同的处理办法。1968年10月31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还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叶剑英对毛泽东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识到，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叶剑英也明白，毛泽东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里，毛泽东却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看来也许在那个时候，在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些什么。
叶剑英尽管在总体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尽管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却仍然因为对林彪、江青极左势力的抵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到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地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地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结果，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受围攻批斗和打击迫害。虽然叶剑英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实际依然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林彪叛逃之后 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
1970年7月上旬，叶剑英结束长达300天的“战备疏散”生活，从长沙飞回北京，8月下旬上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搞突然袭击，抛出所谓“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毛泽东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叶剑英在毛泽东处领命后，以周恩来特别顾问的身份，率领工作组到福建、广东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为批陈整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如惊弓之鸟般的林彪一伙驾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随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在考虑如何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流毒和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的时候，他想到了已经被“打倒”六七年、此刻还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据当时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李德生回忆：“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叶帅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亟待整顿，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这些工作时，又必须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投鼠忌器’，斗争形势复杂艰巨。我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负责承办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具体事宜，这时我同叶帅有了密切接触……叶帅曾向我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经多次对我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治政治军离不开他们。”叶剑英不顾打倒邓小平的文章、口号依然充斥报纸和街头的情况，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开始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一些场合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工作。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又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中央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是逐级传达的。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邓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很迟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在听中央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邓小平在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中央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并写下如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叶剑英主抓军队整顿
16、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4）
1973年，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坚持“左”的路线，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工作。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不太满意，又离不开他，因为他觉得周恩来的一些想法与他相距甚远，但整个党政军和全国大局全靠周恩来支撑着。偏偏这个时候，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运动要搞，国家的日常工作也总得有人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决定。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叶剑英特别高兴，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绍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3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与九大相比，十大的组织路线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进入中央委员会。让人庆幸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其中就有邓小平。在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为副主席。会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12月，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工作。从以下一段毛泽东的谈话中可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散会后，除毛泽东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主持继续开会，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江青集团先是谋求组阁大权，后又企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1974年秋，毛泽东已将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王洪文主持。鉴于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国务院也急需有人接替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让秘书给王洪文打电话，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一项重要决定。10月20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他的意见办。”11月6日，毛泽东见到陪同外宾来长沙的李先念，当李先念讲到“小平同志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与邓小平谈话中还说：“你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1975年惊心动魄的整顿，被今天的史学家称为“历史转折的前奏”，是党内健康力量同占据重要位置的江青集团展开特殊斗争的一年。在周恩来病重住院的情况下，邓小平和叶剑英，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密切配合，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叶剑英继续大力抓军队的整顿。1月2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所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对军委组成人员提出了具体意见。叶剑英的信得到毛泽东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这次军委领导成员的变动，对于军委和全国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军队的整顿对1975年全面整顿来说至为关键。自从2月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建议，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使得一些将帅重新走上最高军事领导岗位以后，叶剑英就在他主持的军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把酝酿已久的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经毛泽东同意，军委扩大会议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委直属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共70多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集中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就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做了重要讲话。15日，叶剑英做了会议总结讲话。
叶剑英的总结讲话，首先分析了美苏争霸的国际形势，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然后重点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叶剑英最后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在发言中，还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恶劣行径。他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1973年，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坚持“左”的路线，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工作。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不太满意，又离不开他，因为他觉得周恩来的一些想法与他相距甚远，但整个党政军和全国大局全靠周恩来支撑着。偏偏这个时候，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运动要搞，国家的日常工作也总得有人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决定。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叶剑英特别高兴，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绍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3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与九大相比，十大的组织路线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进入中央委员会。让人庆幸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其中就有邓小平。在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为副主席。会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12月，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工作。从以下一段毛泽东的谈话中可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散会后，除毛泽东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主持继续开会，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江青集团先是谋求组阁大权，后又企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1974年秋，毛泽东已将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王洪文主持。鉴于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国务院也急需有人接替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让秘书给王洪文打电话，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一项重要决定。10月20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他的意见办。”11月6日，毛泽东见到陪同外宾来长沙的李先念，当李先念讲到“小平同志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与邓小平谈话中还说：“你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1975年惊心动魄的整顿，被今天的史学家称为“历史转折的前奏”，是党内健康力量同占据重要位置的江青集团展开特殊斗争的一年。在周恩来病重住院的情况下，邓小平和叶剑英，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密切配合，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叶剑英继续大力抓军队的整顿。1月2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所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对军委组成人员提出了具体意见。叶剑英的信得到毛泽东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这次军委领导成员的变动，对于军委和全国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军队的整顿对1975年全面整顿来说至为关键。自从2月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建议，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使得一些将帅重新走上最高军事领导岗位以后，叶剑英就在他主持的军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把酝酿已久的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经毛泽东同意，军委扩大会议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委直属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共70多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集中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就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做了重要讲话。15日，叶剑英做了会议总结讲话。
叶剑英的总结讲话，首先分析了美苏争霸的国际形势，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然后重点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叶剑英最后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在发言中，还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恶劣行径。他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17、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5）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转发全党学习。叶剑英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8月至年底，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调整配备。他直接了解各单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的情况，特别注重了解他们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干部，坚决不予重用。对于一些犯了错误而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也予适当地安排工作。在调整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总之，通过1975年军队整顿，调整配备了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在决定民族、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插手军队，最终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顿，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做好了物质和精神准备，这就是历史做出的结论。1975年，善于抓住机遇的邓小平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精神归纳为“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为旗号，将全面整顿引向高潮，使全国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直到1975年9月，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不幸的是，形势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而逆转的直接缘由是两件引起毛泽东重视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的话刺激了毛泽东，因为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反对的人不少，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原则问题。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分别写于8月和10月，都是由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看第一封信后没表示什么；看了第二封信后感到很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等人说：“他们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2日，毛泽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显然，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发生。不过，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还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毛泽东十分失望。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文命”以后，邓小平与叶帅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党内两种势力斗争的焦点是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尽管邓小平已经在挨批判，但在名义上他还主持中央工作，按常理按常规，都应该让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但是，江青集团十分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大家不服气。于是，张春桥提出让叶剑英来致悼词，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看透了江青集团的阴谋，他们是想通过这次悼念活动，达到削弱邓小平政治地位的企图，因此，叶剑英坚决地说：“邓小平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叶剑英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致悼词，在关键时刻支持了邓小平。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这是他再次被“打倒”前在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此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与此同时，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着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当时的情况已没有这个可能了。如果按副总理的排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集团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也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也正如叶剑英所分析的，“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总理的职位交给江青集团。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吧，他自以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转发全党学习。叶剑英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8月至年底，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调整配备。他直接了解各单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的情况，特别注重了解他们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干部，坚决不予重用。对于一些犯了错误而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也予适当地安排工作。在调整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总之，通过1975年军队整顿，调整配备了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在决定民族、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插手军队，最终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顿，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做好了物质和精神准备，这就是历史做出的结论。1975年，善于抓住机遇的邓小平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精神归纳为“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为旗号，将全面整顿引向高潮，使全国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直到1975年9月，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不幸的是，形势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而逆转的直接缘由是两件引起毛泽东重视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的话刺激了毛泽东，因为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反对的人不少，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原则问题。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分别写于8月和10月，都是由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看第一封信后没表示什么；看了第二封信后感到很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等人说：“他们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2日，毛泽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显然，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发生。不过，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还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毛泽东十分失望。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文命”以后，邓小平与叶帅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党内两种势力斗争的焦点是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尽管邓小平已经在挨批判，但在名义上他还主持中央工作，按常理按常规，都应该让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但是，江青集团十分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大家不服气。于是，张春桥提出让叶剑英来致悼词，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看透了江青集团的阴谋，他们是想通过这次悼念活动，达到削弱邓小平政治地位的企图，因此，叶剑英坚决地说：“邓小平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叶剑英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致悼词，在关键时刻支持了邓小平。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这是他再次被“打倒”前在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此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与此同时，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着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当时的情况已没有这个可能了。如果按副总理的排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集团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也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也正如叶剑英所分析的，“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总理的职位交给江青集团。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吧，他自以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18、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6）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不过，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拒绝医生要他去外地休养的建议，继续留在北京。他早已将个人的荣辱、职位的升降置之度外，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2月16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下达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3月底，中央政治局召开继续批邓的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议临结束时，他说：“我已经老了，听力不太好。你们说的一句也听不清。”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集团自发的群众性运动遭到镇压，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唐山大地震导致死24万、伤无数的特大灾难。8月18日，毛泽东圈阅了一生中最后一份文件《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9月8日下午，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看文件。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说话。只顾伤心、泪眼模糊的叶剑英一时没有觉察，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说，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9月9日凌晨，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临终召唤叶剑英，到底想说什么话？尽管人们可以有多种猜测，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证明叶剑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毛泽东握别叶剑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后的历史表明，一个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时期开始了，而叶剑英在这个过渡中依然扮演着历史的主角。 关于1976年秋天那段惊心动魄的中国高层兵不血刃的政治历史，尤其是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江青集团的传奇故事，已有众多的文字记载，而且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越来越凸现叶剑英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角的决定性作用。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最后商定以“智取”的方式处置江青集团，具体方案是，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题召开中央常委会，吸收姚文元参加，会上即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置。行动时间定于10月6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为了提高警惕，避开王洪文的监视，行动之前，叶剑英随时变换住处，让“四人帮”摸不着他的行踪。同时，他还对军队作了相应的部署。
10月6日，这一天到来了。会议定在晚8时开，叶剑英和华国锋二人提前一小时到达怀仁堂，做具体部署工作的汪东兴已带着警卫人员在大厅守候。
此后，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从1966年5月起，横行了整整10年之久的江青集团，就被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落地彻底解决了。
很快，在京政治局委员接到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寓所开会的通知。叶剑英请华国锋到自己的卧室休息。两人一边吃着临时准备的简单夜餐，一边商议着即将在会议上讨论的包括提出主席人选在内的重要议程。叶剑英说，主席生前已经有交代，你应当担此重任。华国锋谦虚地说，我提议，还是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坚定地说，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们提交会议讨论决定吧。晚上10时，叶剑英、华国锋手挽着手，面带笑容地与到会的政治局成员见面。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会议直到第二天早上5时才结束。会场一片沸腾，叶剑英的报告不时被一阵阵的掌声所打断。会议决定，为通报粉碎“四人帮”一事，从10月7日起全国范围内由上而下地召开“打招呼”会议。叶剑英急切盼望邓小平东山再起，治国安邦
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粉碎江青集团的消息通报给已经被打倒半年的亲密战友邓小平。从毛泽东病重、去世到江青集团被粉碎前夕这一特殊时段中，邓小平的忧心而无助的主客观境况如他的女儿毛毛所回忆的那样：“我们在宽街的这一家人，由于基本上处于半封闭状态，消息相当闭塞。在中央进行粉碎‘四人帮’的筹划和行动时，我们的心中还在为‘四人帮’越加明显的夺权企图而忧心忡忡。如果‘四人帮’真的攫取了政权，那将是中国历史上的弥天大祸。到那个时候，父亲和我们这一家人的命运自不必说，整个中国将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头落地。父亲挨‘批判’时，我们没有这样担忧过。‘天安门事件’后父亲被再次打倒，我们也没有这样担忧过。而在毛泽东逝世后，眼见得局势陷入新的危难，我们心中的忧虑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复一日不断增加。父亲更加沉默。从不语之中，看得出他那蕴藏在心中的万千思虑。毛泽东去世了，政治格局出现了巨大的裂口，斗争只会愈演愈烈。祸兮福兮，心中全然无数。面对党和国家可能面临的最坏的局势，作为一个被‘打倒’的人，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毛毛还回忆邓小平获悉“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的一个细节：“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10月10日，父亲“致信汪东兴并转华国锋和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的最后，父亲用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还对前来看望的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说：“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12月初，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进三○一医院，接受精心治疗。
叶剑英想的不只是让邓小平安度晚年，他急切盼望邓小平东山再起，治国安邦。在粉碎江青集团后的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都在西山集体办公。1977年2月初，邓小平康复出院后搬到西山住下。毛毛回忆：“出院后，在叶帅的亲自安排下，父亲住进京郊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是在山的最上面，从车道转下去，就是叶帅住的十五号楼。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父亲听后立即起身。”“头头的车子停在大门外面，父亲上车，是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我和头头坐在前面。头头开着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父亲接到了叶帅住的十五号楼。父亲下车，快步走进大门。刚一进门，远远地就看见叶帅由人搀扶着，从里屋走出来。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趋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紧地握着手，长时间不放。然后，他们互相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叶剑英和邓小平闭门长谈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然而，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明叶剑英在这个历史过渡阶段的特殊地位。叶剑英握迎邓小平，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
粉碎江青集团，叶剑英又一次在关键的时刻为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夸奖。陈云说剑英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此时，叶剑英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不过，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拒绝医生要他去外地休养的建议，继续留在北京。他早已将个人的荣辱、职位的升降置之度外，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2月16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下达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3月底，中央政治局召开继续批邓的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议临结束时，他说：“我已经老了，听力不太好。你们说的一句也听不清。”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集团自发的群众性运动遭到镇压，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唐山大地震导致死24万、伤无数的特大灾难。8月18日，毛泽东圈阅了一生中最后一份文件《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9月8日下午，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看文件。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说话。只顾伤心、泪眼模糊的叶剑英一时没有觉察，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说，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9月9日凌晨，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临终召唤叶剑英，到底想说什么话？尽管人们可以有多种猜测，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证明叶剑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毛泽东握别叶剑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后的历史表明，一个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时期开始了，而叶剑英在这个过渡中依然扮演着历史的主角。 关于1976年秋天那段惊心动魄的中国高层兵不血刃的政治历史，尤其是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江青集团的传奇故事，已有众多的文字记载，而且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越来越凸现叶剑英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角的决定性作用。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最后商定以“智取”的方式处置江青集团，具体方案是，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题召开中央常委会，吸收姚文元参加，会上即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置。行动时间定于10月6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为了提高警惕，避开王洪文的监视，行动之前，叶剑英随时变换住处，让“四人帮”摸不着他的行踪。同时，他还对军队作了相应的部署。
10月6日，这一天到来了。会议定在晚8时开，叶剑英和华国锋二人提前一小时到达怀仁堂，做具体部署工作的汪东兴已带着警卫人员在大厅守候。
此后，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从1966年5月起，横行了整整10年之久的江青集团，就被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落地彻底解决了。
很快，在京政治局委员接到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寓所开会的通知。叶剑英请华国锋到自己的卧室休息。两人一边吃着临时准备的简单夜餐，一边商议着即将在会议上讨论的包括提出主席人选在内的重要议程。叶剑英说，主席生前已经有交代，你应当担此重任。华国锋谦虚地说，我提议，还是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坚定地说，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们提交会议讨论决定吧。晚上10时，叶剑英、华国锋手挽着手，面带笑容地与到会的政治局成员见面。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会议直到第二天早上5时才结束。会场一片沸腾，叶剑英的报告不时被一阵阵的掌声所打断。会议决定，为通报粉碎“四人帮”一事，从10月7日起全国范围内由上而下地召开“打招呼”会议。叶剑英急切盼望邓小平东山再起，治国安邦
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粉碎江青集团的消息通报给已经被打倒半年的亲密战友邓小平。从毛泽东病重、去世到江青集团被粉碎前夕这一特殊时段中，邓小平的忧心而无助的主客观境况如他的女儿毛毛所回忆的那样：“我们在宽街的这一家人，由于基本上处于半封闭状态，消息相当闭塞。在中央进行粉碎‘四人帮’的筹划和行动时，我们的心中还在为‘四人帮’越加明显的夺权企图而忧心忡忡。如果‘四人帮’真的攫取了政权，那将是中国历史上的弥天大祸。到那个时候，父亲和我们这一家人的命运自不必说，整个中国将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头落地。父亲挨‘批判’时，我们没有这样担忧过。‘天安门事件’后父亲被再次打倒，我们也没有这样担忧过。而在毛泽东逝世后，眼见得局势陷入新的危难，我们心中的忧虑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复一日不断增加。父亲更加沉默。从不语之中，看得出他那蕴藏在心中的万千思虑。毛泽东去世了，政治格局出现了巨大的裂口，斗争只会愈演愈烈。祸兮福兮，心中全然无数。面对党和国家可能面临的最坏的局势，作为一个被‘打倒’的人，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毛毛还回忆邓小平获悉“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的一个细节：“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10月10日，父亲“致信汪东兴并转华国锋和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的最后，父亲用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还对前来看望的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说：“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12月初，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进三○一医院，接受精心治疗。
叶剑英想的不只是让邓小平安度晚年，他急切盼望邓小平东山再起，治国安邦。在粉碎江青集团后的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都在西山集体办公。1977年2月初，邓小平康复出院后搬到西山住下。毛毛回忆：“出院后，在叶帅的亲自安排下，父亲住进京郊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是在山的最上面，从车道转下去，就是叶帅住的十五号楼。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父亲听后立即起身。”“头头的车子停在大门外面，父亲上车，是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我和头头坐在前面。头头开着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父亲接到了叶帅住的十五号楼。父亲下车，快步走进大门。刚一进门，远远地就看见叶帅由人搀扶着，从里屋走出来。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趋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紧地握着手，长时间不放。然后，他们互相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叶剑英和邓小平闭门长谈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然而，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明叶剑英在这个历史过渡阶段的特殊地位。叶剑英握迎邓小平，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
粉碎江青集团，叶剑英又一次在关键的时刻为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夸奖。陈云说剑英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此时，叶剑英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
19、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7）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作为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过渡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关键人物，叶剑英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十分妥善地处理了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自己与华国锋的关系问题并最终实现邓小平的复出。这里仅仅简单叙述叶在邓小平复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关键作用。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向党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华国锋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向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请他出来。”尽管这一提议遭到华国锋拒绝，尽管华国锋依旧坚持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仍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叶剑英对他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针对有人提出“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叶剑英首先说明邓小平才能卓越和善于团结同志，然后用反问的形式说：“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对此华国锋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起草人把叶剑英的意见写上去，但华国锋仍没有接受。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
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向邓小平提出：虽然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要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无理要求，当然被邓小平坚决拒绝。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认为宁愿不出来工作，也不能违背事实作出上述承认。
4月10日，邓小平又向党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叶剑英和华国锋商量了邓小平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就“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和邓小平的复出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叶剑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1975年的整顿，邓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这些整顿是完全正确的，而将其看成是“右倾翻案风”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叶剑英还以工作人员和子女抄录的诗词，特别是四五前夕自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观察的事实，说明天安门事件是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当时受软禁，根本不可能成为总后台。如果硬说有后台的话，那我也算一个。叶剑英同意由党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华国锋也接受了。两人还向邓小平提出对信的修改意见。
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10日写的这封信的情况。一个月后，5月14日，邓小平到叶剑英家祝贺叶剑英80寿辰，并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叶剑英和邓小平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团快两年了，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虽有所好转，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经济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一些“左”的政策还在发展。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坚定地认为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现代教条主义的束缚，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发展道路，向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前进。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消除对党和人民事业极其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邓小平和叶剑英磋商，向华国锋提出的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得到华国锋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叶剑英在闭幕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讲话与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致，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用，于光远在1998年很有感触地回顾说：“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于光远还指出：“在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真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至22日举行。叶剑英同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一起主持了这次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上也做了重要变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时华国锋虽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980年底，叶剑英于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在坚决推辞华国锋提议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再次向党中央提出离休的同时，又一次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王恩茂是这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叶剑英的特殊功勋的：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实上，叶帅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领导，是粉碎‘四人帮’的总指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国家，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出来领导，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的形势，叶帅的历史功绩、地位、身份、威望、影响、作用等等，都是大大不同于一般，他对小平同志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他有马克思主义的远大战略眼光，胸怀大略，特别顾全大局，他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支持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开创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局面。正因为有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才又逐步形成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到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
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0-09/15/content_4926199_20.htm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作为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过渡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关键人物，叶剑英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十分妥善地处理了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自己与华国锋的关系问题并最终实现邓小平的复出。这里仅仅简单叙述叶在邓小平复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关键作用。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向党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华国锋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向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请他出来。”尽管这一提议遭到华国锋拒绝，尽管华国锋依旧坚持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仍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叶剑英对他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针对有人提出“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叶剑英首先说明邓小平才能卓越和善于团结同志，然后用反问的形式说：“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对此华国锋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起草人把叶剑英的意见写上去，但华国锋仍没有接受。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
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向邓小平提出：虽然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要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无理要求，当然被邓小平坚决拒绝。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认为宁愿不出来工作，也不能违背事实作出上述承认。
4月10日，邓小平又向党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叶剑英和华国锋商量了邓小平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就“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和邓小平的复出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叶剑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1975年的整顿，邓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这些整顿是完全正确的，而将其看成是“右倾翻案风”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叶剑英还以工作人员和子女抄录的诗词，特别是四五前夕自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观察的事实，说明天安门事件是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当时受软禁，根本不可能成为总后台。如果硬说有后台的话，那我也算一个。叶剑英同意由党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华国锋也接受了。两人还向邓小平提出对信的修改意见。
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10日写的这封信的情况。一个月后，5月14日，邓小平到叶剑英家祝贺叶剑英80寿辰，并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叶剑英和邓小平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团快两年了，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虽有所好转，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经济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一些“左”的政策还在发展。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坚定地认为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现代教条主义的束缚，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发展道路，向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前进。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消除对党和人民事业极其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邓小平和叶剑英磋商，向华国锋提出的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得到华国锋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叶剑英在闭幕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讲话与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致，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用，于光远在1998年很有感触地回顾说：“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于光远还指出：“在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真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至22日举行。叶剑英同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一起主持了这次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上也做了重要变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时华国锋虽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980年底，叶剑英于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在坚决推辞华国锋提议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再次向党中央提出离休的同时，又一次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王恩茂是这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叶剑英的特殊功勋的：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实上，叶帅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领导，是粉碎‘四人帮’的总指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国家，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出来领导，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的形势，叶帅的历史功绩、地位、身份、威望、影响、作用等等，都是大大不同于一般，他对小平同志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他有马克思主义的远大战略眼光，胸怀大略，特别顾全大局，他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支持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开创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局面。正因为有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才又逐步形成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到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
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0-09/15/content_4926199_20.htm
20、叶剑英之女谈父亲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1）
内容提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晚年，送给他的老战友叶剑英的两句话。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到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中国革命的数次关键的时刻，叶剑英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976年10月，正是他和华国锋坐镇指挥，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此后，他又力主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从此中国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今天我们请来了凌子女士，也就是叶向真，为我们来讲述她父亲叶剑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故事。
凤凰卫视2010年11月27日《中国记忆》节目播出“改革开放中的叶剑英”，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就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在叶剑英的安排之下，邓小平从北京城内搬到西山25号楼，一来可以更好的保护他，二来也便于同他研究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
凌子（叶剑英之女）：那个时候就开始我父亲就说，要把文件送给他看，然后就跟这个华讨论了这个事件，后来经过政治局也同意了，那时候开始送的时候，就让，因为他没进政治局，什么名义也没有，那个时候还在批邓反右呢，是吧，反右倾，还在批邓反右倾翻案风呢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后来我父亲就说，要准备他出来工作。他要先了解情况，送文件，你送文件也是有份的，就是什么人可以有文件，什么人不可以有文件，那个时候你没经过正常的程序，而且也还没有最后明确，他是不是就出来工作，担任什么工作，一切一切都没有明确的时候，你中办不可能送文件，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文件交给王守江，写王守江，因为他是叶办的主任嘛，就多送一份给他，实际上写王守江那份的就是送给邓的。
解说：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叶剑英排除各种阻力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7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正式恢复工作，这一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欢呼，掌声雷动。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也引起世界舆论关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凌子：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咱们是有一个给中央领导，写这个发言的一个班子，现在还有啊，就是说到哪个会议的时候，他有专门的写作班子，但是写作班子写了以后，回来以后，他看了以后他不满意，他就重新自己来思考，来写，当时我们还给他执笔，写这个稿子，然后呢写好以后，他看了以后，请胡耀邦也看了，然后邓力群也最后改定了。
解说：在那一段时间里，叶剑英特别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经济建设，第二就是健全法制。
凌子：国家也欠缺法制这样的一套管理体系，所以他对当时来说这个法制的问题，他是看得非常重的，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所以你一个国家的时候，大家没有法律的观念，也没有完整的法律，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来说，是不行的。
解说：在凌子的记忆中，父亲还特别重视党内的民主建设，他一再强调，要恢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凌子：就是民主的问题，就觉得这么多年来，确实像过去延安那个时候，那个党内的民主生活，还是比较活泼的，那个时候党内也有教育，你比如那个时候，你像那个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它都有课程啊等于是，然后也学一些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和一些这方面的有关这方面的吧，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民主生活会，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和“四人帮”吵架了，吵完了以后，就是大家在这些方面都变成两个营垒。要互相商量怎么对付对方，对这些老的中央的这些一些同志们，都是属于老右派啦，像这十大元帅什么，这都是老右派啊，像这些老右派，这是一个营垒，另一个就是“四人帮”。所以那个时候哪有党内的民主生活，大家互相斗智啊。
陈晓楠：在凌子的记忆当中，那个时候已经年届80的父亲，依然特别忙碌，她说父亲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拨乱反正，另一个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国家经济建设重新纳入正轨。由于十年动乱，整个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叶剑英的家乡广东梅县，老百姓的生活依然贫困，而更令人头疼的是，广东地区的“逃港潮”，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消解，偷渡外逃现象反而愈演愈烈了。
凌子：经常广东省有报告上到北京中央来，就那边的“逃港潮”堵不住，一些渔村都没有人了，就剩下老人和残废还有走不了的小孩，能走的全部走了。所以他听到这个事情，他心里就很沉重，很难过。跟了他三十多年的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跟他报告这个事，他那个时候就跟这个主任就表示说，说往那边逃的人，也是逼不得已，生活太困难了，他说只有把沿海地区的经济解决好，使沿海地区富起来，他说才能够真正阻止这些人外逃，否则他没办法。
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81岁的叶剑英前往南方疗养，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眼前的情景却让叶剑英感慨万分。
凌子：那他回到家乡看到梅县那个地方，一直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些事情就使他心里头很沉重。所以他就跟吴南生，吴南生也是属于潮梅地区嘛，就跟吴南生就说，南生啊，说咱们的家乡实在太穷了，他说老百姓实在太苦了，他说你们要赶快想想办法，多想想办法，用什么办法才能帮这些地区把经济搞好，让人们能够吃得饱，让人们能够在经济上来说，能够不像现在这么苦。当时这个事情给吴南生的印象非常深，正好他也回到了汕头他的老家，去传达关于三中全会的精神，他还说我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回到我们那个潮州地区，汕头地区去看一看，他说哎呀，他说我心里难过的就睡不着觉，他说怎么比我出来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时候，小孩的时候，看到家乡的老百姓的生活还惨。
解说：吴南生此时的职务是广东省省委书记，日后他成为了负责广东省特区建设的主要领导之一。
凌子：吴南生同志是接受了，我爸爸的这样的一种提醒，他马上就用他海外的这套关系，海外关系就是咱们香港的一些老朋友，像那个荘世平就是咱们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创始人，老董事长，像他，还有像费彝民《大公报》，费彝民老先生，还有王宽成、霍英东、何贤、马万祺这就不用说了，这是老朋友，这些老朋友给他出了很多的招儿，真正形成了一个海外的，一个大的一个参谋部。
陈晓楠：在采访当中，凌子笑称他们家海外关系特别复杂，老家梅县本来就是“华侨之乡”，建国初期，领导中南局的叶剑英，结识了不少海外的朋友，比如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荘世平，澳门商界的领袖马万祺、何贤等等。长期以来，叶剑英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也是如此，正是这些和叶剑英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又成为了经济特区试行的海外顾问。
凌子：那时候毛主席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是接待西哈努克，七十年代就见西哈努克的时候，因为是我父亲接待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共产也有华侨啊，后来就说他就是华侨，就说我父亲，他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人里头，他是华侨。所以他一直呢，跟外头的接触呢，相对来说，要比我们其他有些领导人要多。
解说：凌子记得，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冷藏的时候，家中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客人出现。
凌子：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们都给关起来了，我父亲也是在那冷藏了，那个时候这的有一些工作人员管着他，都不许给外头打电话，都不许给我叔叔什么他们打电话的，所以在这冷藏的时候，那个时候马万祺和何贤，他们两个就上到北京来了，哎呀，我们不管你们这些事情，我们也不懂，我们就是要来看老朋友，不管你们说什么，所以就带着一点什么芒果呀，带着咸鱼啊这些，然后就来看，看两个人，一个看叶剑英，一个看廖承志，其他人不是他们老朋友，他都不管。
所以人家说大陆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只知道两个人，一个叶剑英，一个廖承志，别人我们不认识，就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关系，在整个的处理改革开放这些问题上来说，很多人都是给他主意、建议，喜欢来找他商量商量，就这样子。
21、叶剑英之女谈父亲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2）
陈晓楠：1979年春天，广东省委提出要“先行一步”，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他们希望借鉴香港的模式，来选择一个地方，搞“出口加工区”，进行改革试验。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个想法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凌子：就希望能够，中央能够有这样的政策给他们，那么就选像深圳、珠海、汕头作为一种试点，就是对外加工区，或者叫贸易出口区，当时都没有把这个名称定下来。
解说：办“出口加工区”或者是“贸易合作区”，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而且在国内并没有经验和先例可循，这个时候，吴南生等人请来一些海外人士帮忙出谋划策。
凌子：你像荘世平老先生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就把全世界我能找到的，所有的各个国家办这个对外加工的，这样的一些模式和他们这些资料，我能搜集到的，我通通搜集来，东南亚地区不必说，到欧洲像西班牙，到南美，他们这些国家是怎么办对外出口加工，这样的一些区域的，他们的一些介绍，我通通拿来，来供这个广东省委的这些同志们来做参考。
解说：在广东省委明确了要搞“加工区”的意见后，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先后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他们的设想。
凌子：那个时候吴南生、习仲勋就一起去，跟他老人家汇报，他们省委讨论的和想的，怎么样去搞这个对外加工区的这个想法。那么老人家听了以后，非常欢喜，非常赞同，然后就跟他们说，说你们赶快写好了，报中央，赶快去跟小平同志汇报。
解说：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向中央明确提出了这一设想和要求，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不仅赞成广东“先行一步”的做法，而且给这个新生事物起了个名字特区。
凌子：邓小平同志知道这个事情，听了这个事情以后，也非常赞同，就说那就叫特区嘛，他说延安也叫特区嘛。听说当时还有人反对，就说哎呀，说他怎么能这么说呢，说这个特区，延安特区那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政治特区，说这个怎么也叫特区呢，当时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后来广东听了这个以后呢，说好特区好，他说我们可以叫经济特区嘛，所以后来，最后的名字定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
解说：1979年伊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开始迈动，就在广东省委开始酝酿改革试验的时候，一批工商界知名人士也重新燃起实业之梦，这其中最早创办实业的就是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老板”荣毅仁。
凌子：当时的时候，因为改革开放一开始大家都在考虑，怎么来走这条路，所以说当时荣毅仁老板就提出来，他想建立信托投资公司，希望从国外利用他的这些关系，贷些美金进来，贷十个亿的美金进来，来支援国家这建设，成立这样一个信托投资公司。他提出来这个事情要做的时候，当时引起了我们国内管经济的很多同志的极力的反对啊，说这叫什么事情，我们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你要跑到外头去贷这些钱过来，算怎么回事，我们该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债啊。当时有一股很大的反对的力量，他那时候求救一样，就到我们老爷子这儿来，后来我还纳闷，我说怎么在家里老看见他了，老跑到这儿来啊，他来干什么，因为过去从来不搭界的嘛，后来才知道，他要成立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做海外贷款，后来我爸爸坚决支持他。
解说：1970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63岁的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这个公司与深圳、珠海等开放特区一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公司成为后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叶剑英亲自到场祝贺，此后，中信投资公司建造办公大厦，叶剑英又应荣毅仁之请，为公司题写名匾。
凌子：所以后来他的老太太见到我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她说向真啊，她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当然老太太说话，她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因素在里头，就说明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成立中信来说，当时我父亲坚决支持他把这个公司，办起来的时候，是起了很多作用的。
陈晓楠：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和邓小平、王震曾经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三个人都认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是改革开放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荣毅仁创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叶剑英一直非常支持，搞活开放，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沿海地区的特区建设，叶剑英也是极其关注，投入了不少精力。
解说：1980年春，经济特区的工作正在紧张筹划中，83岁高龄的叶剑英，到全国各地开始了4个月的视察，视察的第一站便是深圳和珠海。
凌子：他是在1980年的时候，1980年4月份，就走到了深圳，那个时候深圳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设的时候呢。他关关心香港的供水，香港的水库，深圳水库供给香港水库嘛，所以说他也是心系香港人民，就到那儿去视察那个水库的状况，问跟香港供水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到水库就听水库的人给他讲解，然后到这个蛇口，那时候蛇口还是一片工地，是还在建码头的时候，到那边去听当时蛇口那个建设港口的，那个负责人跟他汇报，汇报了两个小时，就有没有外资进来，这边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怎么样做。
陈晓楠：1980年8月26号，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这份《特区条例》不足两千字，从起草到公布，历时一年多，前后修改了13稿。有人曾经形容特区立法的这个过程是“十月怀胎”。
解说：在中共中央统一试行特区的文件发出后，仅仅广东省委便开始了特区的筹备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草拟《特区法》。
凌子：广东省委的同志们很高兴啊，就是说这回中央的工作会议已经定了，大家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就展开工作了，就是来请外资来进来。然后以荘世平先生这些海外的这些顾问，然后就开始说了，说不行啊，说我们中国现在来说是，在这些方面没有法啊，说你要知道，你没有法保障谁敢进来。所以就来做这个，就来拟这个特区的这样一个条例，光是省委通过了还不行，然后他们就给两方面报，一个是报谷牧副经理，一个就是报叶帅，因为这是要人大通过的。
解说：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央驳回了广东省委要求由全国人大来立特区法的请求。
凌子：后来拿到上来讨论以后，上面（有人）反对。说这个广东自己搞就行了嘛，没有听说一个地方的事情，还要到全国人大来立法，没有这个先例哦，后来就传回去了，传回去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就咱们那帮海外的顾问，和广东省委，都在这个看法上是坚定的，说不能没有法，说没有立法的话，是不行的。
解说：立法的问题不解决，特区的试验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坚定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吴南生想到了一直支持改革的叶剑英委员长。
凌子：吴南生同志又向这个叶帅报告，说广东省来做这个试点，它不是广东省的事情，是全国的经济特区的试点呀，说广东省只是个执行的和试点的单位呀，它这个事情本身是全国的。所以就跟我父亲的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王守江通电话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你赶紧给叶帅汇报。
解说：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在听了他的求援电话后，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但是很快，叶剑英就把吴南生所讲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1980年8月26日《特区条例》获准通过，吴南生后来回忆说，特区条例公布后，一件让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当时一直困扰深圳的最严重的问题，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凌子：原来在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些投资，小不溜地开始就进来了，试探性地进来了，到这个时候真正立法一开始定了以后，这个事情以后，那气象就大不一样了，海外的投资者，就真正开始放心了。
陈晓楠：1979年春天，广东省委提出要“先行一步”，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他们希望借鉴香港的模式，来选择一个地方，搞“出口加工区”，进行改革试验。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个想法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凌子：就希望能够，中央能够有这样的政策给他们，那么就选像深圳、珠海、汕头作为一种试点，就是对外加工区，或者叫贸易出口区，当时都没有把这个名称定下来。
解说：办“出口加工区”或者是“贸易合作区”，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而且在国内并没有经验和先例可循，这个时候，吴南生等人请来一些海外人士帮忙出谋划策。
凌子：你像荘世平老先生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就把全世界我能找到的，所有的各个国家办这个对外加工的，这样的一些模式和他们这些资料，我能搜集到的，我通通搜集来，东南亚地区不必说，到欧洲像西班牙，到南美，他们这些国家是怎么办对外出口加工，这样的一些区域的，他们的一些介绍，我通通拿来，来供这个广东省委的这些同志们来做参考。
解说：在广东省委明确了要搞“加工区”的意见后，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先后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他们的设想。
凌子：那个时候吴南生、习仲勋就一起去，跟他老人家汇报，他们省委讨论的和想的，怎么样去搞这个对外加工区的这个想法。那么老人家听了以后，非常欢喜，非常赞同，然后就跟他们说，说你们赶快写好了，报中央，赶快去跟小平同志汇报。
解说：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向中央明确提出了这一设想和要求，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不仅赞成广东“先行一步”的做法，而且给这个新生事物起了个名字特区。
凌子：邓小平同志知道这个事情，听了这个事情以后，也非常赞同，就说那就叫特区嘛，他说延安也叫特区嘛。听说当时还有人反对，就说哎呀，说他怎么能这么说呢，说这个特区，延安特区那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政治特区，说这个怎么也叫特区呢，当时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后来广东听了这个以后呢，说好特区好，他说我们可以叫经济特区嘛，所以后来，最后的名字定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
解说：1979年伊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开始迈动，就在广东省委开始酝酿改革试验的时候，一批工商界知名人士也重新燃起实业之梦，这其中最早创办实业的就是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老板”荣毅仁。
凌子：当时的时候，因为改革开放一开始大家都在考虑，怎么来走这条路，所以说当时荣毅仁老板就提出来，他想建立信托投资公司，希望从国外利用他的这些关系，贷些美金进来，贷十个亿的美金进来，来支援国家这建设，成立这样一个信托投资公司。他提出来这个事情要做的时候，当时引起了我们国内管经济的很多同志的极力的反对啊，说这叫什么事情，我们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你要跑到外头去贷这些钱过来，算怎么回事，我们该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债啊。当时有一股很大的反对的力量，他那时候求救一样，就到我们老爷子这儿来，后来我还纳闷，我说怎么在家里老看见他了，老跑到这儿来啊，他来干什么，因为过去从来不搭界的嘛，后来才知道，他要成立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做海外贷款，后来我爸爸坚决支持他。
解说：1970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63岁的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这个公司与深圳、珠海等开放特区一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公司成为后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叶剑英亲自到场祝贺，此后，中信投资公司建造办公大厦，叶剑英又应荣毅仁之请，为公司题写名匾。
凌子：所以后来他的老太太见到我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她说向真啊，她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当然老太太说话，她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因素在里头，就说明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成立中信来说，当时我父亲坚决支持他把这个公司，办起来的时候，是起了很多作用的。
陈晓楠：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和邓小平、王震曾经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三个人都认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是改革开放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荣毅仁创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叶剑英一直非常支持，搞活开放，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沿海地区的特区建设，叶剑英也是极其关注，投入了不少精力。
解说：1980年春，经济特区的工作正在紧张筹划中，83岁高龄的叶剑英，到全国各地开始了4个月的视察，视察的第一站便是深圳和珠海。
凌子：他是在1980年的时候，1980年4月份，就走到了深圳，那个时候深圳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设的时候呢。他关关心香港的供水，香港的水库，深圳水库供给香港水库嘛，所以说他也是心系香港人民，就到那儿去视察那个水库的状况，问跟香港供水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到水库就听水库的人给他讲解，然后到这个蛇口，那时候蛇口还是一片工地，是还在建码头的时候，到那边去听当时蛇口那个建设港口的，那个负责人跟他汇报，汇报了两个小时，就有没有外资进来，这边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怎么样做。
陈晓楠：1980年8月26号，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这份《特区条例》不足两千字，从起草到公布，历时一年多，前后修改了13稿。有人曾经形容特区立法的这个过程是“十月怀胎”。
解说：在中共中央统一试行特区的文件发出后，仅仅广东省委便开始了特区的筹备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草拟《特区法》。
凌子：广东省委的同志们很高兴啊，就是说这回中央的工作会议已经定了，大家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就展开工作了，就是来请外资来进来。然后以荘世平先生这些海外的这些顾问，然后就开始说了，说不行啊，说我们中国现在来说是，在这些方面没有法啊，说你要知道，你没有法保障谁敢进来。所以就来做这个，就来拟这个特区的这样一个条例，光是省委通过了还不行，然后他们就给两方面报，一个是报谷牧副经理，一个就是报叶帅，因为这是要人大通过的。
解说：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央驳回了广东省委要求由全国人大来立特区法的请求。
凌子：后来拿到上来讨论以后，上面（有人）反对。说这个广东自己搞就行了嘛，没有听说一个地方的事情，还要到全国人大来立法，没有这个先例哦，后来就传回去了，传回去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就咱们那帮海外的顾问，和广东省委，都在这个看法上是坚定的，说不能没有法，说没有立法的话，是不行的。
解说：立法的问题不解决，特区的试验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坚定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吴南生想到了一直支持改革的叶剑英委员长。
凌子：吴南生同志又向这个叶帅报告，说广东省来做这个试点，它不是广东省的事情，是全国的经济特区的试点呀，说广东省只是个执行的和试点的单位呀，它这个事情本身是全国的。所以就跟我父亲的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王守江通电话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你赶紧给叶帅汇报。
解说：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在听了他的求援电话后，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但是很快，叶剑英就把吴南生所讲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1980年8月26日《特区条例》获准通过，吴南生后来回忆说，特区条例公布后，一件让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当时一直困扰深圳的最严重的问题，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凌子：原来在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些投资，小不溜地开始就进来了，试探性地进来了，到这个时候真正立法一开始定了以后，这个事情以后，那气象就大不一样了，海外的投资者，就真正开始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