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密县的反右运动
我是1957年3月从密县二中调到县直机关干部文化学校当教师的。干部文化学校直属县委宣传部，和报社、广播站、文化馆是一个党支部。因此，归入县直机关是第一批整风单位。
1957年11月7日，听县委书记杨振良在全县县直干部大会上的整风动员报告后，接着学习毛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从第二天开始，要求边学习、边讨论、边写大字报。每人每天任务50张。第3天起要求每人每天写100张。只能多不能少，完不成任务就是对党不忠心。在第3天上午，又召开了参加运动的全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杨振良书记作了第二次动员报告，讲形势，将任务，讲忠心，公开表扬写大字报多的单位和个人。文化馆十多人，写大字报多，特别是杨克勤，写大字报多，提意见尖锐深刻，形式多样，有漫画、有打油诗、有贴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门头上的对联，是真心爱党、真心帮党整风的好同志。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这次动员大会后，大字报多了起来，形式多样。有漫画、有诗歌、有大字报，有小字报，有意见、有批评、有揭发、有批判，也有控诉。主要矛头对准有三个人的问题：其一是县委副书记王英杰。其妻卢央妞已怀孕八九个月时，王英杰提出了离婚。离婚后卢央妞在临产的前十多天，王英杰又到卢央妞住所，骗取卢的信任，又和卢央妞发生了性关系。卢央妞写出了50多张的控诉大字报，引起了广泛共鸣。其二是县委常委武装部长刘玉书，他和其妻地主家庭出身的胡亚军一起，虐待其亲娘，被人揭发出来。其三是县委常委农工部长刘一，其妻死后，他经超化区新砦乡党委书记牛文信撮合，说情许愿，强拉硬逼，不到3天快速和该乡妇联主任魏春娥结了婚。魏春娥本来已和县报社编辑崔云章恋爱一年有余，订婚并约定再有10天就要结婚了，结果被刘一抢走了。这三件事揭发披露，同情者有之，愤怒者有之，大字报、小字报、漫画、诗歌、戏剧形式多样，讽刺的、批判的、提意见的铺天盖地而来。同时，在县委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早已开始抄录大字报。七天后开始划界限，开始批判斗争，说有些人借题发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政策，攻击社会主义，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后来听说因这三件事，密县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占相当大的比例。
在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干部开始整风运动的第七天，也就是开始划界限的时候，全县的教师也集中了起来。让他们听报告、学文件，参观县直干部的大字报。但是两个大会的人员是隔绝的，县直机关干部的住处设岗，不准出入，不准与外界通信，避免走漏县直机关干部已开始划右派的风声，影响教师们的大鸣大放。

回头看反右过程及被打成的右派，至今还心有余悸。
我们干部文化学校的教师王清珍，才从师范学校毕业2年。青年教师，出身不错，个人历史清白，工作表现积极。在写大字报时没啥写，搜索枯肠，写了首打油诗，意思是说密县城像墨盒（煤矿多），晴天黑雾满天，不见太阳，雨天黑水满街流淌，活像一个大墨盒。在划界限的时候，有人上纲上线批判说：密县城是密县党政首脑所在地，你说密县城像墨盒，影射党政一团墨黑，这是攻击党的领导，是反动诗词，是一株大毒草。王清珍就因为这样一首诗被定为中右，工资降两级，开出了团籍。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逞能，没有乱写大字报。
我工作过的密县二中，共有35位教职员工被划右派分子17个。其中杨绍庄老师，在光林寺完小时，我们曾是同事，他到二中后教历史，他年纪稍大，胆小怕事，大鸣大放中基本未写大字报，划界限反右斗争中，说他出身不好，不写大字报，对党不忠诚，明里老老实实，骨子里反党，最后还是被划成了右派。我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好，反右前调离二中，不然我这个出身地主家庭的人，在二中那个环境里肯定也是右派。
密县在反右运动中，据说划的右派分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同情卢央妞、崔云章和刘玉书的老母亲，写了批判县委副书记王英杰、县委常委刘玉书、县委常委刘一的大字报，按“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而被打成右派的。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跟风，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写联名大字报。
我初中时期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徐宝成，出身雇农，逃过荒、要过饭，父亲务农，几辈子种地，个人历史清白。1950年加入共产党，并被选调进入县共青团工作，一路顺风，当上了团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整风运动开始后，他曾参加过省地县三级团的会议，多次发表过讲话，在县报上发表过文章。反右运动中，有人从他的讲话及文章中，找出了他和中央级右派一样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暗自庆幸自己能长期谨慎，夹着尾巴做人。
冯太山的右派悲剧，使我终生难忘。1949年我们同在密县初中学习，同在春二班，我年龄小，个子低在前排。他个子高，年龄大在后排，平时来往较少，关系并不甚密切。他在二年级的下学期，即1949年的八九月份就离开学校参加了工作。1956年肃反运动中，他是教育局长，领导组成员。在去洛宁调查落实刘金城的历史问题时，我是他的陪员和跟班，对他的认识加深了一层。冯太山参加工作，即加入了土改工作队，1950年土改中因吊打地主，在1951年的土改战地会议上，被批违法乱纪，劳教四个月。期满后恢复工作。由于工作积极，成绩显著，被提拔为区长，后当上了教育局长。在教育局因与副局长王金聚意见不合，矛盾逐渐加深，反右运动中，王一方面千方百计搜集冯太山的黑材料，一方面在教育系统特别是教育局内部散布冯太山的坏话，拉拢一批人上下联系，对冯太山进行批判斗争。1958年5月把冯太山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乔沟耐火材料厂劳动改造。冯太山的妻子王改花当时在教育系统审干办公室工作，她和冯太山划清界限，提出了离婚要求。离婚后和冯家断绝了一切往来，不准孩子去看奶奶；并马上和城关小学一个姓范的教师结了婚。1962年党的新政策规定，有的右派分子可以摘帽，1958年3月后划的右派不算右派，应予改正。王改花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和姓范的离婚，找到当时在黑峪沟小公社当社长的冯太山要求复婚，据说她曾在冯太山面前长跪不起，痛哭流涕，承认错误，要求复婚。在周围同志的劝说下，两人复了婚。复婚后的婚姻并不美满，常年拌嘴吵架，家庭不和，冯太山为此伤透了脑筋。冯太山的右派悲剧，使我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像冯太山出身好，历史清白，又是共产党基层领导干部，一个错划右派，便造成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冯母气病身亡）。虽然后来得到了纠正，心灵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抚平的，其母也是不能起死回生的。我暗自庆幸自己做到了“不争”，不树敌，少麻烦。
苟堂区党委书记吴双庆，曾是文化干部学校学员。我和他曾有过接触，也参加过他主持召开的干部大会。他虽文化程度不高，但说话幽默，出口成章，层次分明，主题突出，工作老练，办事稳重。他在全区干部会议上曾批评过有些干部工作不扎实，生产没抓到点子上，是“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地没唇，饿死人”，你不抓抬高地唇，不注意保墒，雨水流跑了，上的一点肥料也被冲走了，土地咋高产？在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说合作化和资本主义改造后，我们没有适时抓好活跃市场经济工作，群众不能在集市上，买到自己必需的东西，像在咱苟堂街上，有点死气沉沉，想吃个零食都买不到。我们应该把市场活跃起来。这些大实话，在反右斗争中，被有人断章取意揭发了出来，成了他被划上右派分子的重要依据，说他疯狂攻击共产党及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说他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和中央级的大右派一个论调。吴双庆被划成了右派，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被判刑入狱。1972年刑满释放时，我在密县城大街上一个小商店门口见到了他，他跟前放着一个木棍，两个小行囊，一个是破被，一个是破棉衣。他身穿破烂衣衫，两鬓斑白，满脸皱纹，特显苍老，50多岁的人，倒像六七十岁的老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右派问题得到了纠正。问题解决了，我想他肯定会十分高兴。但是高兴之余，他肯定忘不了一个不应该戴的右派分子帽子。就是这样一个右派分子帽子，摧毁了他黄金般的大半生。在那个时候，看来说真话也是不行的。说真话不行，说假话又不愿，只有少说话，谨慎说话，说话前先想是否会造成不良后果。不说废话，不说不该说的话，想好了再说话，这是一点经验总结。
写于200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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