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叶选基讲述邓小平复出（1）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程冠军，原题为：《叶选基讲述邓小平复出》

编者按：11月28日，南方日报发布讣告称叶选基病逝：香港国叶集团主席叶选基因病于2015年11月26日凌晨00：55分在广州离世，享年75岁。叶选基生于1940年，是叶剑英元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见证了很多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下文摘自新华网，系叶选基生前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核心提示：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小平1977年7月份出来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实际核心人物是华、叶、邓。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程冠军，原题为：《叶选基讲述邓小平复出》


叶选基是叶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在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叶选基在叶帅身边亲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为了解这些鲜活的历史瞬间，笔者多次走进位于京郊的叶选基先生寓所，聆听这位71岁老人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粉碎“四人帮”消息先通知王震、邓小平

眼前的叶选基虽已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却依然锋芒凸显。他身着一件黑色呢绒夹克，显得略长的板刷平头棱角分明，头发黑而茂密且根根直竖，讲起话来言辞激昂，面部表情丰富，手势幅度较大。我们的交流从回忆1976年10月6日那一夜开始……

是夜，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警卫长马西金等负责布置会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列席会议。周启才作记录，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深夜11时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叶帅在城里的家)突然接到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打来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他们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

接到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上“拉费克”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拉费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庆，因长的特别黑，像非洲人，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拉费克”。“头头”是叶帅最小的儿子叶选廉的小名，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到西郊机场告诉他这个消息，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叶选平。

那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异常。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叶选基前妻)，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叶帅首先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谈到邓小平复出，叶选基说：“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已经成为往事，如今很多参与者和见证人都已经作古了。如有的回忆录和传记中说，1976年10月，刚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小平同志，说到要解决小平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有几个领导到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劝小平出来工作。还说，小平说，我要安度晚年了。其实，1976年10月份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宽街处于封闭状态，根本没在西山。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也没有谈及邓小平的问题，为了先稳定大局，甚至还提出了‘继续批邓’,引起了老同志和社会的不满。实际上，从此再也没有搞过批邓。”

叶选基继续说：“如果不信可问问小平同志的家人是否属实。邓小平搬到西山25号楼是什么时候?是他在301医院康复疗养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小平同志在适当的时候复出的会议结束后，因适逢邓小平要康复出院，华国锋与叶剑英又商量邓小平出院后的住处问题，华国锋提出小平的住处靠近叶帅比较安全，因此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到西山25号楼(原王洪文的住处)，叶帅住在15号楼。这已经是1977年1月下旬的事情了。”

叶选基回忆当时的情况，邓小平是1976年12月10日住院，1977年2月3日出院就直接去了西山25号。这段时间，华国锋和叶帅都没去看过他。有的文章说“小平手术后住进玉泉山”，这个更不准确。邓小平手术后住到了西山25号楼，第一个见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叶剑英，当时是叶帅派小儿子叶选廉把小平接过去与他会面的。这个情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有记述。另外，还有说什么“把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等政治局领导向他通报粉碎‘四人帮’”等说法，都是不真实的。即使有，也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事情。

在小平还被软禁于宽街住地期间，1976年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军科2号楼(叶帅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所在地)去看望叶帅，叶帅留他们一起吃饭。席间，王炳南说：“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叶帅说：“可以。”王炳南在饭后回家的途中就闯到宽街去看望小平了。当时邓家的人感觉很突然，因为他们当时还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王炳南怎么会三更半夜敲门要看小平呢?于是卓琳只好婉言闭门谢客，让王炳南吃了闭门羹。关于这件事，后来毛毛(邓榕)也对叶选基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王炳南突然间闯来了，我们搞不清楚，就没让他进去。”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让王炳南进去，邓小平会更早知道叶帅对他的关注。

小平同志复出，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现在健在的最清楚的见证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开完会以后，列席会议的周启才就随叶帅一起到了他的住地(玉泉山9号楼)，在9号楼，周启才交代王守江，现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了邓小平恢复工作，让他给小平送文件，以便让小平同志熟悉情况。小平还没正式出来工作，文件怎么送呢?周启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后决定，给小平送的文件统统写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转送到小平同志处。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号楼给邓小平送文件时，小平很高兴。当时，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后，只说了一句：“我打牌呢!没别的事我打牌了。”

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小平同志的复出问题，统一认识后，就准备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参会的同志打个招呼，按照华国锋的说法是党内还要做一些“转弯”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这样一来，全党都知道邓小平复出是指日可待了。因此，有些回忆文章说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中央已经给他送文件，是不准确的。

叶选基说，对于有些人指责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的“两个凡是”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李鑫(曾任康生秘书、中办副主任、“毛办”副主任)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起草“两个凡是”社论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已经达成共识，决定让小平出来工作了。因为华、叶、汪在玉泉山的9号楼叶帅住地研究邓小平复出问题时，李鑫列席会议。

关于邓小平复出是叶帅与华国锋、汪东兴商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事宜时提出的意见。当时，叶帅还同时提出陈云同志应该回到中央来，但有人提出异议并抬出毛主席的话说，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不同意陈云复出。因此，陈云复出工作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叶帅提出应该平反，同样有人坚持说“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后来华国锋作了妥协，以“解放大多数”处理。以至于到了1978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天安门事件”才正式平反，当然，这是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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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叶选基讲述邓小平复出（2）

叶帅支持胡耀邦搞真理标准讨论

中央党校复校之后，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叶帅对党校的复校和正常运转给予了很大支持，包括后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胡耀邦去拜访叶帅，先在西山的电影厅等候。那天，叶选基恰好也在场。叶帅在15号楼吃完饭下来，到电影厅见他。胡耀邦是即将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专此来向叶帅报告。耀邦请示叶帅后把冯文斌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教育长。此后，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耀邦主要是通过冯文斌向叶帅汇报。叶选基笑着说：“冯文斌一个礼拜至少到叶帅那里一次，来的时候几乎都是晚上，等叶帅看完电影以后汇报，每次都提一个破旧的皮包。”叶帅对恢复党校工作予以很大支持，特别是对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作为阵地，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予以高度关注。冯文斌每次都给叶帅带来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并把党校的工作情况向叶帅汇报。关于《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就是冯文斌亲自交给叶帅的。真理标准讨论一出来，就遭到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等人的批评，他们批评胡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说他们是“丢刀子”，是“砍旗”。王震最先向叶帅汇报了这个事情。王震听到实践观点受到指责，马上怒气冲冲地向叶帅表达了他对压制这场讨论的不满。他对叶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好文章，建议叶帅明确表态支持。王震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心声。叶帅对真理标准予以肯定，早在中央党校开学的时候，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已提出了实践和真理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开展后，叶帅专门让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多了解外界对这场讨论的反应，冯文斌也及时向叶帅反映了情况。

关于华国锋有没有公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叶选基请笔者注意，胡耀邦同志讲过这个问题，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也说过。实际上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良好，胡所做的一切，如果华国锋不支持，叶剑英不支持，邓小平不支持，他顶得住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吗?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信任的，很多事情与他商量，交给他办，支持他工作。胡耀邦同志曾经表示，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华国锋同志“炸开了口”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叶选基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一语道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原旨是反对教条主义，它之所以产生那么大反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直接针对了“两个凡是”，因而引起了整个社会舆论特别是老同志的共鸣，尤其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表态，带来了反效果，使这场讨论演变成全党、全国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出来之后，《红旗》先是按兵不动，其后《红旗》总编辑熊复组织撰写了《重温〈实践论〉》一文，原定在《红旗》发表，中央常委议事时，叶帅对此文提出异议。其中有一个细节：一天，朱佳木(胡乔木秘书)转给叶选基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对熊复的文章提出的十几条不同意见，认为熊复的文章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是对着实践来的。他让叶选基把社科院的这个意见送给叶帅和邓小平审阅。叶选基随即驱车到了米粮库胡同，把材料交给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瑞林说，首长交代说这篇文章不看了。叶选基说首长说不看没关系，社科院哲学所有个反映意见，还是留给你处理为好。然后，他转身就到了军科2号楼，到了叶帅秘书办公室，问秘书王文礼是不是有个“实践论”送到首长这里来审阅了?王回答：“是呀，首长叫我们每个人都要看，提点意见。”叶选基说：“现在人家社科院有个不同意见，请你交给首长看。”正因为这样，叶帅才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汪东兴见叶帅表态了，只好说“既然叶帅有意见就不发表了”，因此熊复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红旗》发表。也正是在这次常委会上，叶帅提出要召开理论务虚会，把真理标准讨论出现的问题摆出来，展开讨论，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小平1977年7月份出来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实际核心人物是华、叶、邓。1977年12月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以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内参反映中组部一批老干部强烈反映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阻挠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人民日报》以党委名义专送叶帅和耿飚。叶帅因而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包公来去判案!从而解决了中央组织部的问题，由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上任中组部部长后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例如“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朱佳木把材料交给叶选基转呈叶帅处理，叶帅批转给了华国锋，华国锋批示给了胡耀邦。

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回忆起在叶帅身边生活的岁月，叶选基说，叶帅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并且很平易近人。他看文件、批文件十分认真，圈圈点点，都看得很仔细。为此，小平同志就曾劝他不要太认真了，这样太劳累了。叶帅工作繁重,每天报来的文件特别多，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一天差不多要有200多份，只好分类挑选，把重要的报给首长。叶帅批文件非常客气，很尊重人。他老人家的批示经常是：拟同意、酌办或阅示。叶帅是讲情、讲义的人，待人接物总是很客气，从不强加于人，凡是老战友、老朋友来访，他都亲自送客，即使在晚年坐轮椅了还让人推着送到门口。

叶选基认为，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上半年与胡启立同志的谈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政治谈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的问题。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胡启立和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到军科院2号楼看望叶帅，当时叶选基正好在家，但并没有现场听谈话。谈完话以后，叶选基送胡启立出门。胡启立在走廊里边走边对叶选基说：“哎呀，没想到叶帅的脑子还那么清楚，讲的这么好!” 叶选基问：“说啥了?”胡启立说，叶帅主要说了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一言堂等，叶选基笑了笑，就送胡启立上车。临上车，胡启立说，他要把叶帅的谈话向书记处汇报。回去后，启立同志就向书记处汇报了跟叶帅谈话的内容。叶帅谈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党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一言堂。叶帅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援引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要“亲贤臣，远小人”。叶帅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连总理见毛主席都很难，主席能不犯错误?叶选基说：“叶帅的这个谈话，启立同志始终不忘，他认为叶帅这个谈话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转折，哪一次不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本文选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作者：程冠军文史学者）http://news.ifeng.com/a/20151130/46446755_2.shtm

24、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1）
来源:人民网 作者:周 锟
原标题: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从思想根本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次全会标志着他实际上成为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北方谈话”思想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历时5天。此前邓小平领导的思想准备工作早已开始进行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工作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邓小平发表的“北方谈话”。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面临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打破思想上的禁锢，尽快扭转局面。但“左”的思想的束缚，许多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功绩和晚年错误，不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解放出来。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邓小平的思路十分明确。他认为，要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首先就必须打破思想的禁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中，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指出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胡乔木曾说：“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的批评和压制。对此，邓小平认为，这是关系到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于是旗帜鲜明地给予了支持。5月30日，他对几位负责同志说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的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7月21日，他再次告诫有关同志：“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次日，他又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邓小平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先后去了一些省份,引导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归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走了一圈。这是一次刻意安排的极其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他自己称之为“到处点火”。一路上，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四人帮”要搞的“穷社会主义”荒谬至极，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实现了破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5、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2）

关键环节：中央工作会议改变原定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分6个组进行讨论。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次会议原来只安排了三项议程：
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二、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议程，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开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提出应该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首先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支持。于是，11月10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宣布三项议程之后，接着代表政治局宣布：“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这个问题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根本改变了会议原定的主题。
代表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迅速突破了原定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提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出六大问题，都涉及到重新评定“文革”中、“文革”前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某些重大历史问题。这篇发言实际上是要纠正“左”倾错误，因而当即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为之一振。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在华北组，宋任穷、萧华在西北组，以及许多与会同志，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做出平反决定的重大案件。从这天起，大家敞开思想，讲心里话，讲实在话，提出了尽快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建议。会议开得空前热烈，生动活泼。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时，邓小平并不在国内。11月5日，他开始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3个国家，为我国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在东北组发出六发“响炮”的同时，邓小平正在新加坡与李光耀总理会谈。邓小平是11月14日晚上回到北京的。一回到北京，他就马上成为了会内会外的主角。
1 1月2 5日下午，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的汇报。邓小平指出：“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他还谈到：“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邓小平在与外宾的多次谈话中切中时政，提出很多重要观点，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在告知世界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11月2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邓小平会见了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过去‘四人帮’不让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激起了1976年清明节人民的义愤。天安门事件确实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啊！反映了人民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
日本时事社当天以题为《没有必要就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决定——邓小平副主席谈话要点》，将邓小平的谈话总结为19点。电文从北京传达东京，日本共同社于26日晚对此进行了报道，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路透社——西方四大通讯社先后于当天北京时间19点以后据共同社消息作了转播。
27日晚7时到11时半，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召集人彭冲、王恩茂、秦基伟、段君毅、汪锋、安平生的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大家提出邓小平26日同佐佐木良作谈话的19条可否向干部传达，并根据谈话精神向群众做工作，邓小平表态：“那个谈话的概括基本正确。”华国锋表示：“小平同志和日本民社党佐佐木良作那个谈话
可以传达。”于是，常委听汇报会上的讲话迅速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谈话要点，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也在28日印发给会议出席者。这样，邓小平外事谈话的精神迅速在会内发挥作用。
就这样，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外事谈话，将一系列鲜明观点、明确信号和清晰思路表达出来，在历史转折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导作用。这次会议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坚决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并围绕这个问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实行改革开放，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使三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26、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3）
不朽经典：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12月13日下午4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非常重视，在10月份出访日本之前，他就找有关的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起草一个初稿。这个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就写了出来。但会议进展很快，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会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作出回答，例如：如何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何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以后一些群众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如何处理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现安定团结的关系，如何解决会上提出的人事变动的要求以及可能会由此引起的国际反映，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认识就不能统一，全党就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根据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和国内外的反映，自己用铅笔写了一个约500字的提纲，然后于12月2日找有关同志去谈想法。这个提纲共7个部分：1．解放思想，开动机器；2．发扬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4．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5．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6．加强责任制，搞几定；7．新的问题。
12月5日，他又找起草者谈文稿的修改，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2．发扬民主；3．向前看；4．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先后两次谈话，明确了讲话稿的写法和内容，确定了基本框架。
12月9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起草者，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修改，又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文稿的内容基本确定。后来，他又几次约见起草者，谈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作了一些修改和润色加工。从讲话稿的起草过程来看，这个讲话完全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写成的。其中许多重要的话，都是他本人的原话。讲话围绕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讲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向前看、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等4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和政策。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针对人们最为关注的真理标准讨论问题，邓小平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明确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民主问题，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也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强调，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没必要。
关于研究和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向全党郑重提出了改革的呼吁。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并回答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关注的事涉历史转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而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的主旨和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全会所接受并被写入全会公报，成为指导全面拨乱反正和制定改革开放新政策的总的指导方针。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有人曾回忆说：“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兴奋地预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将这个讲话誉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http://news.eastday.com/c/20140510/u1a8079819.html

27、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的领导地位（1）

第一章 历史拐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的领导地位

《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供连载稿 余玮 吴志菲 著 新华出版社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陈云的率先“一炮”，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与会议进程，闭幕式后会议仍在进行，使新时期“遵义会议”的“主题报告”提前宣读。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隆重举行。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五天，但其意义在三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0年后，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这次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有个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言：“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当然，在“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人也有，但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似乎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此时已是中国马年的岁末，奔忙一年、“到处点火”的邓小平已经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成竹在胸，他的一些主张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支持。因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出结论。邓小平认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华国锋被迫接受，同意工作会议在进入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但只字不提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引起了到会代表的不满。

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6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11月12日，刚刚开始分组讨论，在中国政坛沉默已久的陈云在东北组作出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道，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我完全同意中央这一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够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接着，陈云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同时，陈云为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随后，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最后，陈云还提出“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原因是，康生在三年前病死时，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给他戴了三顶荣耀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1977年3月，陈云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打入“冷宫”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因为，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使得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很快地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他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讨论其他具体的工作问题。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28、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的领导地位（2）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3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东北组对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之一，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

陈云再次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人，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是一重大错案，予以平反；彭德怀、陶铸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予以平反；为杨尚昆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批判是合理的……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耿耿于怀的。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真正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真理标准讨论再掀高潮。大家一致认为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并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初步酝酿。本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一项，但在会议进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与会者的建议，讨论了人事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是大多数与会者不曾料想到的。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会议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开成了一个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本来闭幕式一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也应该结束。但与会者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讲话。于是，随后的两天，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

19年后，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高度评价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今天，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邓小平讲话的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有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郑重地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种罕见的情况是有特殊原因和特别意义的。

早在中央会议开始前，有关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但是到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在发生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不是那么突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来了。于是，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思维，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于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三中全会会期虽短，但是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全会发起了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保证这一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么，出席会议的应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然而，有好几位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却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黄克诚等9位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其实，这9位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员，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大会一致同意，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核心的：“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http://book.people.com.cn/GB/108221/6817762.html

第二卷 批判“两个凡是”
1、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

本文摘自《交锋》，马立诚 凌志军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再次重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

三个月之后，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作了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是“准确的、完整的”。

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华国锋感到阻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

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

此时的邓小平，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坚冰开始打破了。

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否定“两个凡是”，为中国开辟新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徐向前在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与张国焘、“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的斗争，说：“我们绝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这些努力，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缩小“两个凡是”的市场。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全世界轰动，成为关于中国的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邓小平很少谈自己，他总是把话题引向中国的急迫的实际问题。

此后20年，党和国家的历史及命运，就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20904/17410123_1.html

邓小平如何批判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叶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还是同意邓小平复出了；“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也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却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的”。

这两件事本身，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相矛盾。

其实，还有华国锋所做的两件更为重大的事件，与“两个凡是”相矛盾：

第一，抓捕“四人帮”，就是违反“两个凡是”。

众所周知，从1974年2月以来，毛泽东虽然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但是毛泽东只是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并没有说要打倒“四人帮”。

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抓捕了以“毛泽东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显然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

第二，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为毛泽东保存了遗体，建造了纪念堂，也是违反“两个凡是”的。

毛泽东早在1956年4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会间休息时，在秘书递来的倡议实行火葬的折子上签了字。1958年毛泽东提出自己死后骨灰撒向大海喂鱼，因为他活着时吃了很多鱼。

所以华国锋本人所作所为，也并非真正依照“两个凡是”办事。华国锋所说的“两个凡是”，无非是借毛泽东的话来压制反对的声音。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自身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吉林省视察期间，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发表谈话，再次批判“两个凡是”。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两个凡是”不是真高举，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在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邓小平还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

3、邓小平怎样挑战“两个凡是”

本文摘录《邓小平时代》部分章节，记述当年邓小平是怎样向“两个凡是”挑战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面临着3种道路选择：一是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走下去；二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三是开辟新的道路。当时相当多的人对上世纪50年代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坚持走第一种道路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主张开辟新路的人也只是少数。

思想解放运动是开辟新路的思想准备。邓小平首先要做的是解除精神枷锁。而“两个凡是”却为邓小平打破精神枷锁设置了障碍。只有去掉“两个凡是”，才能够开展思想解放运动。


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

“两个凡是”从哲学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讲是保守的、停滞的。但是，对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而言，“两个凡是”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朴素的感情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阻力。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

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这里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提法，扫荡了“文化大革命”中“打语录仗”的恶劣做法，使人们能够接受。但也使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

公开场合注意策略，私下直接挑战

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年5月24日，他对王震和邓力群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一个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

华国锋迫于形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976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出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10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所有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毛主》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迷信。这有可能被戴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个“帽子”还像如来佛的五行山那么沉重。

从“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挑战“两个凡是”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加大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力度。1977年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段话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不如“毛主”那样有“操作性”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呢，人们各有各的理解。

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其他一座又一座大山。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然而，要推翻这些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http://agzy.youth.cn/qsnag/plyj/201202/t20120229_1987651.htm

4、邓小平第一个表态 打破“两个凡是”禁锢内幕

举凡伟大的社会变革，无不伴随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蓬勃向上，充满活力。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有力地证明了30年前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那场深入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可能有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速前进的今日中国。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也就是说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为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在全会闭幕时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撰文纪念。他们在文章中响应邓小平的主张，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聂荣臻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的检验。陈云也在文中写道: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全党都在思索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胡耀邦走在了最前沿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播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坐不住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

邓小平第一个表明态度

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表明了自己对待这场争论的态度。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的问题。他批评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尔后，邓小平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部长谈话，严肃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尖锐地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深远影响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全会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高度评价，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解放思想，努力钻研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端正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一致起来。1979年1月到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对作为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区分，强调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才使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毛泽东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稳妥地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继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彭德怀、陶铸、薄一波、刘澜涛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老一辈革命家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2月，党中央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文革”中最大的冤案被彻底推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中，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和纠正，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54万“右派”得到改正，数以千万计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得到解脱。1979年1月，中央决定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又使至少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社会关系的调整进一步理顺了民心，大大增强了全社会的凝聚力。

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安徽、四川两省率先进行改革农业管理体制的探索，制定了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收到显著效果。1980年起，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面推开。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格局初步显现。

30年过后，回望我们走过的民族复兴之路，几乎每一步都打着思想解放的鲜明烙印。思想解放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用科学取代愚昧，用民主取代专制，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无尽的生机和活力。（于化民）

摘自《党史博览》杂志 2008年第5期
http://cul.sohu.com/20111115/n325657514_2.shtml

5、回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1）


1977年7月，在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第三次“出山”，重新恢复了工作。

长期“左”倾思想的错误，十年内乱的危局，“两个凡是”观点的阴影……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重大历史抉择。

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邓小平推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持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大课题。中国，开始了走向辉煌的第二次革命。

下面，是几位老干部的回忆。

任仲夷（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

总设计师小平当之无愧

我和邓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我记得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是最早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和怎样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但可能也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央调我到广东工作。

在我到广东上任前，小平同志和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决心很大，魄力很大。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虽然我与小平同志接触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但小平同志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是一位革命领袖人物。他革命经历丰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非常了解并能把握中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谋善断，举重若轻，作风果断；他讲解和回答问题非常明确、准确、简练、干脆；他善于把许多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比如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要争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等等。他说的这些真理和名言不光是干部，就是一般群众，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大都能背诵出来。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

6、回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2）

钱其琛（国务院原副总理）

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

1980年初秋，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就当时国内外注目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组织安排了这次采访，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这席谈话，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

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摘自《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本报征得钱其琛同志同意重新发表。）

7、回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3）
刘导生（中共北京市委原书记）

一次历史的转折

我调来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是1978年12月26日，当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个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拨乱反正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很大进展，但北京市的工作落后于其他省市。由于当时的某些领导干部思想上受毒极深，仍然被“左”的思想、理论所禁锢，自觉不自觉地阻挠拨乱反正。而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纠正和清算“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两种思想已逐步形成尖锐的对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长期统治我们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左”的思想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服清醒剂。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我顶住了来自某些领导人的压力，于1979年3月上旬召集了北京各高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在讲话中指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北京市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我们北京市的工作要跟上中央的步伐，就必须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迅速扭转目前的落后状态，迎头赶上。同时我还提出，这是党内的座谈会，没有什么框框，我们提倡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提倡“三不主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会议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委终于决定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1979年9月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在主报告中摆出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翻案，是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等等，并在思想根源上作了分析和批驳。

解决长期的“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在长期的个人崇拜已达到迷信程度的情况下，拨乱反正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经过全党几年的努力，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步认清和树立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使党的各方面工作稳步转到“四化”建设的轨道，这在北京市党的建设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拨乱反正，使国家的发展走上正确道路，这种历史功绩永远不会磨灭。

张爱茹（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小平领导我们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的影响下，1978年5月，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组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最先引来的却是责难。

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时，明确提出：“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视察工作期间，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多次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9月下旬到11月，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发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在全党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出结论。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多数的赞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陈云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在邓小平精心指导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32年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至此，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8、回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4）

张大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长冬后的第一声春雷

我直接接触小平同志是在1961年4月，当时我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随同小平同志到顺义县做调查，征求对“农村60条”的意见。当时我觉得，小平同志解决问题非常实在、扎实。在县里开座谈会，他还直接提到农业减产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小平同志这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给我以极大鼓舞。

“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多。直到1975年4月，我才被放出来。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复出抓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起色的时候。小平同志在群众中有了很高的威信，大家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不久以后，又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家重新又进入了很沉闷的状态。当时我虽然放出来了，但仍然不能分配工作，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市委学习班参加学习，当时“左”的思想束缚还是很厉害的。1977年4月，我听到邓小平同志写信给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时听到这些话，真有一种经历了漫漫长冬后，听到第一声春雷的感觉，兴奋极了，马上觉得眼前豁然开朗，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邓小平同志当时讲这种话，表现了很大政治勇气，明显和“两个凡是”是不一样的。强调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明显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不完整、不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我当时就感觉我们党又有希望了，又可以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路线上来了。

从那以后，经过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听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致的闭幕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越来越清楚，我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鼓舞。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历史证明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拨乱反正，为我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李晨（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小平给知识分子“摘帽”

我于“文革”前担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刚刚一年多就赶上了“文革”，“靠边站”了。1971年，我被重新结合，到当时的市革委会文教组担任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乱了，教育战线是重灾区。特别是1971年，在“四人帮”控制下开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的《全教会纪要》抛出了“两个估计”，说“文革”前十七年，在教育战线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起了很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破坏力比“文革”初期的“打倒一切”还厉害。当时我到北京市的中小学看，课堂上乱哄哄，百分之七八十的门窗玻璃都被打碎了，桌椅板凳几乎没有什么完整的，许多学生不到校，或进校不带书包。到了1974年，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北京市开始普及高中，没有合格的教师，就层层拔，教学质量急剧下降。那时我们到农村去调查，一个高中学生对我们说，要给我们普及高中，得先把我们老师普及了，我们老师就是初中毕业。

当时学生中流传一个顺口溜，叫“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全插队，行不行都回城，干不干都吃饭。”教师的思想状态是“痛心、伤心、寒心”，“欲教不能，欲罢不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一所中学的高一年级做了一个测试，506个学生在六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考查中，平均80分以上的只有6人，平均不及格的却占86％。在北京四中的一个高中班，竟然有一半人连英文26个字母都写不全！

1977年2月，北京市召开“文革”后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鼓励教师要敢抓教学，要敢管，初步整顿了教学秩序，但收效并不显著。

就在这时，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他自告奋勇抓教育，上来就抓了两条，一个是推翻“两个估计”，指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给广大教师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再一个是恢复高考制度。这两条一抓，教育战线的局面整个就变了。我记得当时商店里卖的练习本一下子就销光了，文具也脱销了。教师、学生的教学积极性都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小平同志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抓住要害，立即扭转了局面。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这个全过程，感触甚深，至今记忆犹新。

缪俊杰（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著名评论家）

暴风雨般掌声响彻文代会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大会上小平同志致“祝辞”时获得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它将长久留在中国人的“民间记忆”里。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是文艺界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次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同广大文艺工作者见面。人们当然会记得，1960年召开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后，文艺界一直处于“多事之秋”。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艺界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劫难，许多有杰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相继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或“黑帮”，受到打击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许多本来优秀的作品或正确的理论观点，被扣上“毒草”和“黑论”，受到批判清剿。经过十多年折腾，文艺界已经溃不成军了。改革开放之后召开的这次文代会，是文艺界一次重振旗鼓的大会。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文艺界致“祝辞”，就是代表党中央对文艺界作重新估价，也是来为文艺工作者鼓劲的，大家心里十分高兴。我记得，小平同志一走到讲台，全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此后，在小平同志的整个讲话里，全场一次次地响起热烈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塔斯社发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时，在每个段落之后都要用括号标明“掌声”、“热烈掌声”、“暴风雨般掌声”、“雷鸣般掌声”，来表现演讲效果。后来听说，有些是遵命作秀，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确实是一点不过分。我们在现场感到，那些掌声确实是真诚的、由衷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插曲。记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文代会是“对号入座”。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满头白发、身躯瘦小的长者。我当时并不认识这位长者，只是觉得他有点“怪”。每次他都是找到位置就坐下，从不同人讲话，台上人作报告或发言时，他总是闭目养神，或伏案瞌睡，既不抬头，更不鼓掌。但我注意到，在小平同志讲话时，到关键处，他微微睁开眼睛，高兴地鼓起掌来。会下打听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沈从文长期被打入“冷宫”，他对文坛的冷淡是可以理解的。经过那么多世事磨难，几乎心如死水的沈先生，听到小平同志的讲话，也高兴地鼓了掌，我想，这是他由衷的掌声，不是敷衍，不是随大流，更不是任何人强迫的。沈先生的掌声可以代表文艺工作者的心声。我当时是作为代表而不是记者参会的，所以没有及时采访一下沈先生的感受，现在想起来也是件憾事。

9、回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5）


王光美（刘少奇同志夫人）

小平为“头号冤案”平反

1969年，少奇蒙难河南开封，我们家破人亡，我也是九死一生。1977年我从监狱出来，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未向中央提出少奇的平反问题。我知道，少奇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家庭的事情，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中央考虑的问题，无须我多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同志都平反了，但少奇的事情迟迟没有解决。许多热心的同志都让我向中央申诉，我没办。我相信少奇对我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会作出公论，小平同志也会操心这个问题。果然不出我所料，少奇的平反正是小平直接关心的。这项工作搞了很长时间，因为在“九大”上，给少奇戴了三顶帽子，网罗了大量材料，这需要一件一件地澄清。所以，到1980年前，主要是复查，没有明确结论。

这期间，小平对我们全家很关心，有两件事我印象极深。一是1978年，我儿子刘源想报考大学，但政审不合格，被取消资格。这时，少奇平反尚未提出，所以他四处奔走交涉都没有结果。后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背着我给邓叔叔写了封信，诉说理由，希望他能帮助说句话。未想到小平果真在这封信上作了亲笔批示。这样，刘源才得以破例在报考期已过的情况下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我们全家都感激他，在那个时候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了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也不便过多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的平反阻力很大，涉及到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小平的推动下，十一届五中全会终于撤销了强加给少奇的种种罪名，恢复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誉，这起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到昭雪。（摘自《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现代出版社1997年3月版）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顾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小平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给当时的党中央写信，他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国。5月3日，邓小平的这封信转发到全党县团级。当时，我们听了传达，大家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个人迷信仍然盛行，思想普遍僵化。邓小平的这封信，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胡耀邦同志两次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胡耀邦同志二次审稿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刊出后，5月11日《光明日报》就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就全文转载。但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的总编就接到权威人士的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砍旗”，政治上很坏很坏。当时中央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批评、指责这篇文章，给这场讨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详细摘要发表了小平的讲话。当时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大家都很兴奋。

7月23日，胡耀邦同志又通知我们去他家开会。那天天气很热，我们都坐在走廊里。耀邦同志很兴奋地告诉我们，前一天下午小平同志找他谈话，亲口对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是个好班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下，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很快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

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我深深感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德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

拨乱反正开创了理论工作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是重灾区，北大哲学系是重灾区里的重灾区。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学生中，先后有三四百人受到了不公正的错误处理。在当年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情是十分压抑的。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大家兴奋了一下，但后来一段时间还是陷于沉闷，因为周围的环境变化并不大。后来有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才真正看到了新气象。

1978年底，我开始参与北大哲学系的领导工作。当时我们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错误处理的教师、学生平反、落实政策。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党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不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是不可能让大家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向前走的。

我从195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此后一直留在北大哲学系工作。当年“反右”的时候，有一个罪名叫“抽象拥护、具体反对”，意思是说，虽然你也拥护党中央，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你反对基层单位某些领导者的做法，那么你就是“抽象拥护、具体反对”，就是反党，就可以把你划成“右派”。有的老师仅仅因为参与了农村调查，回来后说了几句“农村太穷”、“15年超英赶美目标不现实”之类的话，就被划为“右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主导的拨乱反正推动下，经过大约一年多时间，受到不公正处理的知识分子都被落实了政策，压抑多年的积极性被释放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后来都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记得当年有一个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临毕业的时候和我说了一句推心置腹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在大学学，感到哲学系的教师特别像“芭蕾舞演员”，一个是转弯子转得特别快，一个是脚跟不着地。的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哲学系的教员十分不容易，必须时时刻刻跟着政治风向走，根本不可能脚踏实地做学问。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所谓“大辩论”里，一方只要找出了一句毛主证明自己的观点，就算证明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取得辩论的胜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扭转了这种恶劣学风。小平同志后来南方视察谈话中，谈到不要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拨乱反正是对广大理论工作者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意义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感触至深。

北京日报 2004-8原标题《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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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

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作者：徐永军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大讨论，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功绩。本文将从讨论开始前和开始后两个阶段论述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系及其历史贡献。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前，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力倡实事求是，为讨论作了思想铺垫，大讨论由此引发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广大干部群众希望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两个凡是”被提了出来。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对“两个凡是”作了完整的表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被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按照“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平反不了，邓小平复出不了，“文化大革命”中其他一切遗留问题也解决不了。按照“两个凡是”，一切只能率由旧章，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混乱，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也终将落空。

“两个凡是”一出台，邓小平就洞察到了它的危害性与错误实质。1983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1977年2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因此，他率先站出来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角度，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指出“两个凡是”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

1977年2月，在叶剑英的关照下，邓小平的政治境遇有所改善，许多老同志纷纷前往探望。闲谈中，每每谈到“两个凡是”，邓小平公开赞成许多同志的看法，指出“两个凡是”不对。【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

3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党内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中央主要负责人虽然在这两件事情上有所让步，在14日的讲话中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承认“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却又一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还说：对待这样的问题，“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离开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这表明中央主要负责人想继续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它引起了邓小平的深思。

经过反复思考，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了与“两个凡是”截然不同的“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在信的最后，邓小平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没有不妥，希望中央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印发党内。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

由于一开始就考虑到向党内转发，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非常含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锋芒是指向“两个凡是”的。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谈话时点明了这一点：“我那个完整地准确地的话怎么出来的。本来我想不起这个话，我就是根据‘两个凡是’，要完整准确。”【转引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

在内部谈话中，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则要鲜明得多。在中央转发他的信的前夕，大约是1977年4月底，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前往西山征询他的意见。这两位同志直接参与了“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和3月14日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起草与审定。一见面，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告诉他们，他4月10日给中央的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5月24日，邓小平把他对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前来看望的王震、邓力群等，并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11、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2）

虽然邓小平的这两次谈话，都是党内谈话，没有公开发表，但它们还是不胫而走，在党内传播开来，并传向社会，发生了影响。人们由此认识到毛泽东“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自己也犯过错误”，并非“句句是真理”；认识到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但是，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不愿意接受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并且加以指责和非议。1977年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出了回应。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还进一步指出：“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堵住了非议者的嘴，防止他们歪曲；另一方面，在党内再一次完整系统地宣传了“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使这一观点为更多的干部群众所熟悉，所掌握，并成为大家委婉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第二个层面是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角度，大力提倡恢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肃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坏风气，瓦解“两个凡是”的社会基础。

“两个凡是”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作为指导方针提出来的。它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也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与支持。它绝不是个别人的观点，它代表着一种思潮，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其中主要的是三种人。第一种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毛泽东晚年错误有这样那样联系的人。第二种是那些仍然沉溺于个人迷信中的人。第三种是那些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有错误，但心有余悸，不敢承认也不敢触及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淡忘或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推翻“两个凡是”，首先要瓦解它的这个社会基础。最好武器，就是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一复出，就大力倡导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7月21日，邓小平专门讲了“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语重心长地解释：“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5、46页。】

8月18日，在中共十一大致闭幕词时，邓小平就讲了一个中心问题，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再次慎重地向全党提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5天以后，即8月23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在谈到通过办学校提高干部素质时，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学校一定要恢复和培养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保证学校向部队推荐的干部“有好的思想和作风”。他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

邓小平接二连三地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铲除“两个凡是”赖以生存的土壤，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他的这一努力，得到了党内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响应与支持。

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或发表讲话，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的文章或讲话，与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许多语言都是相似的。这以后，报纸、刊物又发表了一大批宣传实事求是的文章，逐渐在全国形成了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两个凡是”的抵制和批评越来越大胆，越来越集中。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第三个层面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以“完整地准确地”观点和实事求是为指导，领导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撕开了“两个凡是”的缺口，鼓舞人们拿起“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作斗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帷幕由此拉开。

在中央征询邓小平对出来工作的意见时，他主动请缨分管教育和科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年半时间里，特别是在1977年下半年，邓小平投入巨大的精力抓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领导科教战线拨乱反正的思想武器，就是他提出或反复倡导的“完整地准确地”观点和实事求是。

早在1977年5月12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去看望他时，针对科教战线的落后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就强调，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一定要以实事求是作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并从实践的角度，对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观点或的做法提出质疑：“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还有科学实验嘛”。【《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2、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

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强调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列举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和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两个例子做了说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8月8日，他在科教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强调改变坏的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在实践上，他对“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作了肯定的估计，认为“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他说：“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4、57页。】这是一个“离经叛道”的讲话，又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指责。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谈话一开始，矛头就直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指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他提醒教育部负责人：“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他点明了他们的顾虑：“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他鼓励他们“要争取主动”，“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明确提出：对“《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并说：“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7、68、71页。】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有两个特别的意义。第一，这篇谈话可以说是在实践上讨伐“两个凡是”的檄文。其中心思想，就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大胆地纠正一切错误。第二，它提出了一个评判对错、是非的标准，即实事求是的标准，也就是实践的标准。这是与“两个凡是”迥然不同的标准。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还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个重大成果。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教育部撰写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文章彻底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长期流行、严重困扰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尽管在“两个凡是”没有彻底推翻之前，文章的发表得亏于一个偶然的因素，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它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把“两个凡是”的帷帐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这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这种突破，为人们高举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作斗争做出了表率。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三个层面与“两个凡是”的斗争，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极力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本身就是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是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主要标志的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对于这一点，早在1980年11月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给予了充分肯定：“1977年2月份，小平同志公开赞成许多同志的看法，指出‘两个凡是’不对，这是广为流传的，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转引自《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理论界和党史界也都予以认同。第二点，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努力，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下，在社会上逐步形成了要求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的政治氛围，为实践标准的提出作了直接的思想铺垫；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科教战线，实事求是地划清历史是非，为人们高举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作斗争做出了表率。这种铺垫和表率作用，“孕育”了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文章，从而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于这一点，人们的认识既有分歧，也不充分。不赞成这一评价的理由是，邓小平事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下简称《实》文）的起草与发表过程并不知情。他自己也说过，《实》文发表时他没有注意，听说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才看了文章。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邓小平自己还说过：“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从此开始”点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实际上也点明了邓小平发动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