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意思的是，大约是入乡随俗的缘故，外地老师不会讲浦江的土话，但在日常生活中偏偏要讲。尤其是我的班主任张其纲老师，作为杭州人，普通话讲得特顺溜，但他一开口讲浦江话的时候，那个别扭，那个难受，听得人浑身都要起鸡皮疙瘩，而他自己或许还在自鸣得意呢！在家乡的方言中，“很”叫做“危险”，“很好”叫做“危险好”。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王江新老师是浙江东阳人，带着浓重的东阳腔，向我们这些浦江的学生鹦鹉学舌：“危险好，危险好，危险了还好？！”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更大的不同是，初中的同学人人都是农民，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而高中的同学，有不少是城里的居民，比起身份，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再加上城里的同学，都是走读生，家庭条件普遍比较优越，而且不用参加农村劳动，衣服穿得干净时髦，人也长得白白净净，确实有点儒雅书生的模样。而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同学，长得黑不溜秋，穿得土里土气，年纪虽然不大，但常年在田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在外表上深深地打上了“小农民”的烙印。
与我们乡下的同学寒窗苦读不同，城里的同学有两个极端。一种是尖子生，估计爹娘就是知识分子或者领导干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家庭条件好，遗传基因也好，加上不用参加田间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发奋读书，成绩特别优异；还有一种是差生，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将来考不上大学，也可以招干或者顶职，在学校里混混日子。我班一位姓毛的男生，是家里的独子，被爷娘视作掌上明珠，受到百般宠爱，说话嘤嘤嗡嗡，奶声奶气，自然被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所不屑。还有一位姓陈的女生，身材长得颇为高挑，跟我们坐在教室的后面，我看她上课下课都在“用功”，痴痴迷迷，沉醉其中，看到精彩之处，时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无非是琼瑶、亦舒等人的言情小说。

在城里待久了，居然发现还有一种介于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的尴尬人。说他们是城里人，不错，是生在县城，长在县城，住在县城，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可他们虽然住在城里，却像乡下人一样，也是农民户口，家里也有一亩三分薄田，爷娘也要下田劳动，是城里的农民。当年，县城分成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四个大队，我经常看到城里的农民推着独轮车，载着人粪肥，出城劳动。与我高一同班的一位姓楼的同学，爷娘就是城东大队的农民。
上学以后，高一的新生住在学校西北角的宿舍里，后面就是县政府的大会堂，有幸经常“被聆听”各种会议的讲话发言。宿舍是一层的老房子，每间十余平方米，两侧摆放着四张上下铺的木床，住八位同学。因为年久失修，木床摇摇晃晃，我睡在上铺，稍一转身，就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睡在下铺的小个子，本有失眠之症，我一动弹，他更睡不着，于是用脚“嘭嘭嘭”地踢上铺的床板。那一年，我睡在上铺，战战兢兢，一动不动，像坐禁闭一样，难受极了。
到了高二文理科分班以后，我搬到学校最前面的四层楼。这里有校办商店、校医室、教师办公室和教师宿舍，师生混居。我们高二（2）班的二十几位住校男生，挤在一间三十来个平方的房间里，上下铺的钢床并成一排，挨挨挤挤，仿佛农民工宿舍。因为床连着床，我们没法从床的前面爬上爬下，只能从床的侧面钻进钻出，像钻狗洞一样，直到高中毕业。

在枯燥的学习之余，我们也想找一点乐子，最有趣的是“翻床”。一屁股坐在下铺，双手紧扣上铺的床沿，双脚蹬地，腰肌发力，一个跟斗，整个人从下铺翻到上铺，考验人的手劲、脚劲、腰劲和协调身体各个部位的巧劲。我当时正是十六七岁的小后生，体重不大，引体向上可以做十八个，玩“翻床”游戏自然是小菜一碟。
我们寝室的八个住校生，个个来自乡下，人人带着一袋大米，一日三餐到食堂里蒸饭吃，足够吃上半月一月，人人带着一罐咸菜或者一桶霉干菜（戏称“博士菜”），也够吃上半月一月。只有个别家庭经济条件好的，才能吃炒鸡蛋，那简直是凤髓龙肝了。等我把那罐咸菜吃完了，还没有到回家时间，就到食堂里买菜，早上买三分钱的豆浆，中午买五分钱的青菜，留一半到晚饭再吃。
学校里师生众多，光靠井水淘米蒸饭，太不方便，于是想装自来水。可水源从哪里来？在学校的东面有一条小溪，叫做东溪，流水潺潺，常年不断。有人动起了东溪的脑筋，在溪滩上挖了深坑，溪水未经沉淀和消毒，就源源不断地吸进学校的自来水塔，再流向低处的自来水龙头。到了汛期，东溪里洪水滔天，浑浊一片。我们拿着饭盒淘米蒸饭的时候，一拧开自来水龙头，就从里面喷出一股发黄的浑水……（《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三满2012 283楼
我是湖南最南端与广东交界的瑶山出来的，和你的家乡估计不会太远吧。有些风俗、生活习惯应该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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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途有点远。我是浙江的中部，离举世闻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只有二三十公里路。

难得的“放风”

人生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学业亦然。关在里面，心里向往的是外面的景色。在那贪玩好动的年纪，我也曾溜出去亲近自然景色，领略秀美山川，给沉闷枯燥的高中校园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进入高中，如入樊笼。每天从早上五点五十分起床，到九点半熄灯，不是从教室到寝室，就是从寝室到教室，两点一线，除了吃饭，还是读书，日子过得相当无趣。
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家长把顽皮的孩子送到学校里去，叫做“关进学堂里”；放学以后，老师留学生补课，叫做“关夜学”。一个“关”字，曲尽其妙，真有意思。如果说小学里是被“关”的，仿佛关禁闭；高中里都是自愿“关”的，仿佛闭关练功，都为了那该死的大学！
那时，我们这帮十六七岁的小后生，正是好动爱玩的年纪，偶尔也禁不住诱惑，溜出学校去逛逛，领略一下大自然恩赐的山光水色，为沉闷的读书生涯找一点乐子，权当是难得的“放风”吧。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当数塔山、仙姑山和南山。
塔山就在学校的东面，隔溪相望。浦江中学在明清两代是县学，紧邻塔山，有一座宋代建造的龙德古塔，传说中犹如一支如椽巨笔，南边紧邻学塘和钟楼，学塘是一副砚台，钟楼是一柱松墨。每当旭日东升，霞光将古塔的倒影映入学塘，呈巨笔蘸墨状。在善观气色的阴阳先生眼里，因为有这样的好“风水”，难怪浦江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人家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权当是一说吧。

每每在晚饭过后，约上老同学金建国，我们一起步出校门，往东走两百米左右，就看到一座石牌坊，上面的横额上镌刻着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书写的四个大字——塔山公园。
过了石牌坊，石板路的两旁摆着许多地摊，鳞次栉比。摊在地上的大多是周易八卦图，坐在边上的是巧舌如簧的相士，大约是进城的村民，也有个别的长须飘飘，似乎有点仙风道骨。看相这一行，我不知道三百六十行里有没有，在我的童年，曾经作为封建迷信受到取缔，八十年代又死灰复燃。
再往上走，是一块平坦的高地，有一口小小的池塘。池塘边有一棵身躯伟岸的千年古樟，枝叶婆娑，遮天蔽日。遥想七十年代，我随爹进城看病，曾来此一游，当时古樟下有一个烈士陵墓，安葬着解放初期为剿匪而牺牲的公安战士，不知道后来迁到哪里去了。
拾阶而上，来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德寺塔的跟前。这是浦江县的标志，进城的人迷路了，抬头看看高耸入云的古塔，就可以判定大致的方位，好像茫茫大海上的航标。该塔在建造之初，内有木楼梯迤逦而上，直达塔顶。后来因为雷击，塔刹掉下来了，木楼梯烧毁了，只剩下砖塔。在宋代，塔下还有一个寺庙，叫做龙德寺，香火鼎盛，如今已荡然无存，只能发一发思古之幽情了。
龙德寺塔的西侧，一亭翼然。坐在亭上，极目远眺，但见街道纵横，房屋栉比，整个县城尽收眼底。八十年代初，塔下建造了几幢五层的高楼，几乎跟亭子齐高，因此可以推算，塔山估计只有二三十米高。
那时，高一语文有一篇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写到荷塘边上的小路，“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老师要求每个同学以此为范本，做一篇写景的散文。我依样画葫芦，写了一篇《游塔山记》，依稀记得有“淡淡的月色，透过薄薄的轻云，穿过婆娑的树影，在青石板上洒下斑驳的随影，凄清极了”之类的文字。教语文的赵星火老师把我的作文在班级里念了一遍，并提出委婉的批评：消沉悲观，有“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
那时，我正处在读书生涯的最低潮。一直以来作为尖子生，受到老师的青睐和同学的羡慕。到了县城以后，各路英才荟萃，强中更有强中手，很多原来的尖子生不再冒尖了，难免有失落感。加上受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的拖累，我的成绩不上不下，泯然众生了，所以长叹短嘘，绪低落。

为了散心，我跑得最远的地方是城北的仙姑山，传说中那是轩辕黄帝的幼女元修得道成仙的地方。
有一天，我约同班的陈士宣同学，有说有笑，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山脚。山高路陡，爬了一小半路程，我俩已经气喘吁吁了。这时，有一位住在山腰的村民，刚从山下买了，挑上山来，神闲气定，步履轻快，“噌噌噌”地跑到我们前头去了，真让我们脸红。
爬到山腰，一口池塘，几竿修竹，就是仙姑山村。这里曾经有个昭灵宫，是祭祀仙姑的所在，早已夷为平地，无影无踪了。
仙姑山的奇特之处，是山上有山，在连绵起伏、波澜不惊的群山之上，奇峰突兀，犹如手指朝上，直插云天。
再往上爬，山路越来越陡，越来越狭，我们已经踩在神女峰上了。过了“天门”，突然从远处飘来迷雾，顿时茫茫一片。过了一会儿，云开雾散，天清气朗，俨然是一座云雾飘渺的蓬莱仙山了。
最奇的是，山上有山的上面，还有一块巉岩——头岩。头岩的陡峭程度，绝对超过九十度。我们紧紧扣住前人在岩壁上开凿的小坑，作为抓手，手脚并用，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爬。大多数登山者，望而生畏，功亏一篑，也有勇敢的小脚老太婆，居然爬上头岩，令人惊叹。
坐在头岩上，山风劲吹，极目四望，群山蜿蜒，一齐拜倒在山上之山仙姑山的脚下，仿佛是佛子朝观音，显得那么渺小和驯服。近处的金坑岭水库，犹如一面闪亮的镜子，熠熠生辉；远处的浦阳江，像一条银色的丝带，蜿蜒东去。正如明代文学家宋濂所说的：“浦阳以仙华为屏，大江为带，中横亘数十里而山势盘行周遭若城，洵天地间秀绝之区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登山，要有一双合脚的登山鞋，而那天我们穿的却是一双熟料拖鞋，一路上“踢踢踏踏”，拖泥带水，并没有减少我们的兴致。那时候，乡下人都喜欢在夏天穿塑料拖鞋，无论是挑担，还是远足，抑或登山，因为便宜。

除了这次穿拖鞋登山的经历，我还有雨中登山的经历。那是春日的一天，班里组织全体同学活动，去爬南山。为什么会选中山不奇、水不秀的南山呢？因为那里有县里唯一的电视转播塔。八十年代初期，原先稀罕的电视机也进村入户，有时信号不好，图像模糊，大家众口一词：“南山关系！”南山已经成了电视转播塔的代名词。
从学校到南山脚下，不过五华里。我们一路蹦蹦跳跳，不过半个小时。虽然老天拉下了脸，阴沉沉的，可年轻人总有侥幸心理，出门不爱带伞，全然把爹娘“手不离伞，包不离饭”的教诲放在心上。一爬两爬，爬到山腰，下起倾盆大雨，个个淋得像落汤鸡。“既来之，则安之”，眼看心仪已久的电视转播塔就在眼前，淋点雨算什么，一鼓作气，直捣山巅，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下山的路上，忽晴忽雨。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而心中却充满了喜悦，仿佛刚刚相会了思念已久的情人。（《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pjzzzyl 2012-12-01 10:04:47
@王向阳196862 2012-11-27 08:12:39
泥土香飘识谚语
集体创造、口耳相传的谚语，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处处散发着泥土的芬芳，闪烁着老百姓的智慧，比文人的创作更有草根生命力。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流行，各地的谚语俗语逐渐消失，亟需搜集和整理。
在初中阶段，繁重的田间劳动让我经受了艰苦卓绝的锻炼，并深深地懂得了那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谚语背后蕴藏的涵义。这些由老百姓集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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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地方的，才是全国的。

@pjzzzyl 290楼
“五月不做霉（指梅雨季节），黄谷哪里来”；“未过惊蛰敲天雷，四十五天挖炉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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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兄台补充。

@pjzzzyl 291楼
浦江佬有句名言：“浦江话好讲，却难尝”。浦江方言确实如此！譬如普通话：“很好”.“很好吃”.“非常精彩”， 浦江方言称：“危险好”.“危险好食”.“危险精彩”等等，常常让很多外地人惊诧不已！！！ 草根因其平凡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草根是阳光、水和土壤共同创造的生命；草根看似散漫无羁，但却生生息息，绵绵不绝；草根虽然永远不会长成参天大树，但草根却因植根于大地而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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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虽然永远不会长成参天大树，但草根却因植根于大地而获得永生。。。。。。
说得好。

剪喇叭裤和吃“花生米”

从清朝初年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到民国初年的“留头不留辫，留辫不留头”，国人喜欢把个人的头发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八十年代又给烫头发按了一条新罪状——“精神污染”，还有穿喇叭裤。种种迹象表明，告别政治运动，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任重道远。

刚上高一那会儿，正好赶上一个运动——反对“精神污染”。期间的种种做法和传闻，如今想来，有几分可爱，也有几分可笑，更给人们留下几分回味。
有一天，学校里召开全体师生大会，一位姓胡的副校长在主席台上致辞：“今天，我们召开一个‘精神污染（读成nian）’的大会。”“哈哈哈……”，台下一片哗然。胡老师意识到自己的口误，连忙改口：“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反对‘精神污染’的大会。”“哈哈哈……”，台下又是一阵哄笑。
在老家，父辈从小读书的时候，学的就是“蓝青官话”，“我”读成“鹅”，“染”读成“验”，也是稀松平常的了。就这样，一个貌似挺严肃的运动，居然有了这样一个幽默的开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门始开，欧风东渐，引进来的除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之外，也难免夹杂一些腐朽的文化，譬如港台的黄色录像，确是名副其实的“精神污染”，就如打开窗户，吹进来的除了新鲜空气以外，还有苍蝇和蚊子。于是，当时社会从上至下发起了抵制精神污染的运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运动一来，轨道就跑偏了，真正的“精神污染”没有反，烫头发和穿喇叭裤这两种生活方式,居然作为“精神污染”的两条罪状，首当其冲。当时普遍的做法，就是学校勒令烫头发的女学生，将头发拉直，穿喇叭裤的学生，将喇叭口改窄，变成直筒裤。
那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压抑，埋藏在人们心底的爱美意识复苏了，各种潮流像决堤的大坝，奔涌而下，势不可挡。最明显的变化是，城乡的理发店改成美发店，新增了一项应时的服务——烫头发，先是大姑娘、小嫂子鱼贯而入，后是大嫂子接连入场，甚至连小伙子也加入潮流，烫起了“爆炸头”，美发店生意格外火爆。店外也挤满了好奇的围观人群，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当时，我家对门的一个大姑娘和一个小姑娘，也烫了头发，在村里引起轰动。虽然人们口头上依然是“头发螺丝卷（读成gen），骂人不要本”，将卷头发和爱骂人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牵扯在一起，但卷发女郎在路上的回头率却是提高了。

还有，穿惯了直筒裤的人们，当时改穿喇叭裤，与人的形体正好相反，上细下粗、上窄下宽。初中的男同学郑继生特别爱臭美，身材修长，最喜欢穿喇叭裤，走起路来，那个硕大无比的喇叭口晃荡晃荡，像扫地一样，确实有点夸张。我刚上高中的时候，为图新鲜，也穿过一条麻纱做的喇叭裤，一走一晃，像一把扇子，除了凉快，蛮好玩的，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洪水猛兽”。
反了一阵子“精神污染”的运动，中途戛然而止。据说上面有指示，为了防止运动扩大化，在正当的审美追求和“精神污染”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

那一阵子，社会上的流氓阿飞蠢蠢欲动，虽然杀人放火的不多，滋扰治安的却不少，引起不小的民愤。鉴于这样的形势，接下来就开始“严打”了。当然，作为一个高一的学生，我当时还没有多少法律意识，懵懵懂懂，不知道“严打”的法律依据，只知道当时报纸上提的口号是“从重从快”，要开杀戒了。
我们学校的隔壁是县政府大楼，门前有个宣传栏，张贴着县里的最新动态。我每次出门逛街的时候，有意无意之中，总要瞄上一眼，从中了解一点信息。有一天，我从宣传栏里看到，在这次“严打”中，有两男一女三个人要“吃花生米”（即“吃子弹”）了。他们的罪行，通过漫画的形式，逼真还原，下面还配了简短的文字，可谓图文并茂，形象生动，所以我至今还有印象。
其中之一的张某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无赖，平时不事生产，整日在街头闲逛，诈吃诈喝，弄两块钱，买一瓶酒，吃一碗面，如此而已。记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他经过县城的后街，街边的一家裁缝店里一位女裁缝无意中看了他一眼。于是，他借故耍赖，责问女裁缝为什么要看他！那位女裁缝自认倒霉，只好给他两元钱买酒喝，才算了结。其实，我看列数的罪行，大多是这样一些诈吃诈喝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整日游荡，骚扰妇女，惹是生非，引起民愤。风头一来，在劫难逃。按照罪罚相当的原则，他或许罪不至死，鉴于民愤极大，他确实罪该万死，最后还是吃了一粒“花生米”。

与张某一起的吃“花生米”的，还有一个戴某。他也是一个泼皮无赖，平时干一些鸡毛蒜皮的坏事，被公安派出所拘留以后，居然扬言要把它炸掉。其实，他没有豹子胆，未必真敢去炸公安派出所，只是撞在风头上，就在劫难逃了。据说，戴某的家属对法院的判决不服，到处申诉，还是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
与以上两位小流氓不同的是，还有一位货真价实的女杀人犯张某，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她的悲剧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有妇之夫，又不能正确对待感情上的波折，为了夺取那个心爱的男人，竟然残酷地剥夺了他无辜的老婆的生命。那个“他”的老婆，当时是一个大队里的妇女主任，得知这位姑娘爱上了自己的老公以后，信心满满，主动找她谈心，希望帮她化解这个心结，没想到等待她的是一把血淋淋的菜刀。

后来，这三个人先后被枪毙了。那阵子，政法机关经常在县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然后将罪犯一路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我挤在校门口，伸长脖子，远远看到卡车载着死刑犯，缓缓驶来，围观的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记得那两个男犯游街的时候，耷拉着脑袋，脸色苍白，而那个杀人的女犯，剪着齐耳的短发，胖胖的圆脸，穿着一双土制的布鞋，昂首挺胸，目中无人，居然还有点视死如归的味道。
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形象。可惜这个年轻女杀人犯的勇气和胆略，用错了地方。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女丈夫与女秀才

面对困难，临危不乱，从容应对，堪称“女丈夫”；从小读书，识文断字，工于计算，堪称“女秀才”。她就是我的大伯母，一辈子急公好义，有问必答，有请必到，有难必帮，不愧为劳动妇女的楷模。

我从小整日泡在大伯母家里，那里有小猫小狗小兔等许多小孩子喜欢的小动物。她时常做一些好吃的美食，我作为最小的侄子，总能沾光，饱饱口福，一饭之恩，至今难忘。
说起大伯母，村里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别看她身材娇小，只有一米五多一点，可浑身上下蕴含着无穷的热情和能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临危不乱，镇定自若，从容应对，不愧是“女丈夫”。久而久之，家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旦出了什么事情，爷爷嬷嬷脱口而出：“找梅鹤（大伯母的名字）。”姆妈同样脱口而出：“找嫂嫂。”
在乡村，虽然有公社、大队和小队等基层组织，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却是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高踞宗族顶端的是宗祠，分几个甚至十几个同姓的村坊，每个村坊再分若干房头。同一房头里面，相互叫做“亲房”，是一个紧密的互助组织，大到婚丧嫁娶、建房砌灶甚至打架斗殴，都要抱团取暖，一致对外；小到杀一头猪，都要将猪血和内脏分给“亲房”，每家一小碗。每个房头都有一个主心骨，此人见多识广、能力较强、急公好义、无私奉献，往往是长子和长孙。我们这一房有十几户人家几十个人，若论长子，是大伯伯，可他长年走家串户，在外做木工，很少回家，亲房的大小事情都靠大伯母一手操持。
大伯母小时候读过四年书，颇能识文断字，也会计算，曾经当过村食堂的会计。在村里同龄的妇女当中，她是名副其实的“女秀才”。一般的家庭妇女都不识字，夫妻一辈子男耕女织，不出远门，也用不着识字，但有的家庭妇女，老公在外地打工，或者在部队里当兵，书信来往，因不识字，总要找她帮忙，帮助看信和回信。
最难能可贵的，是大伯母的急公好义，有问必答，有请必到，有难必帮，不论亲疏，别说是本家亲属，就是冤家对头，只要有求于她，无不奔走效劳，可谓“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每每在危难之时，我看她总是一声不吭，咬紧牙关，知难而进，从不退缩，比一般的男人还坚强。她曾受过农村接生员的培训，给村里的穷人接生，不仅分文不取，有时还要倒贴红糖。因此，她对医院很熟悉，有谁生病了，总是请她陪同。

记得一九八三年寒假的一天，爹在家里，突然肚子疼痛，浑身发抖。我和哥哥将他抬到郑宅乡卫生院（当年九月，公社改为乡，再过两年，乡改为镇），被医生诊断为急性盲肠炎，建议马上转县人民医院，做盲肠切除手术。
慌乱之中，姆妈叫我跟爹一起上县人民医院，请大伯母陪同。到了医院，我负责照看爹，大伯母忙前忙后，忙着办理诊治和住院手续。因为她经常帮人跑医院，熟门熟路，爹不久被推进手术室。一会儿，主刀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将一小段血淋淋的盲肠丢进桶里。爹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正月初四就出院了，只花了四十二元钱。回到家里，爹居然能下猪圈挑栏肥了。
爹这次死里逃生，转危为安，一家人特别感激大伯母。如果没有她的陪伴，光靠我这个刚上高一的小后生，毫无经验，是断断办不好这些繁琐手续的。按道理，姆妈应该跟我一起陪爹就诊，可现代大医院门类很细，像她这样既不认识字、又不出远门的农村妇女，进医院仿佛进迷宫，不辨东西南北，非但不能帮忙，反而还要添乱。危难之际，姆妈拜托比自己大十五岁的大伯母，就是信赖她的情义和干练。

除了对爹这个惟一的小叔子，大伯母对所有的晚辈都很关心。有一年底，四嫂嫂（二伯伯的小媳妇）住院待产，在正月初一生下一个儿子。因为她的公公（我的二伯伯）早年亡故，婆婆（我的二伯母）改嫁，身边没有大人服侍。大伯母不计年轻时与二伯母之间的嫌隙，主动承担起婆婆的责任，跑进跑出，忙前忙后，照顾服侍，无微不至，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忙碌的新年。后来，因为小孩多病，四嫂嫂到处求医问药，不得要领。还是大伯母经验丰富，一语点醒，才药到病除。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