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的烦恼

取名是一种文化。文人学士从四书五经里取名，有了“方鸿渐”、“孙柔嘉”，算命先生从阴阳五行取名，有了“炳炎”、“森林”，乡村老太喜欢从动物取名，有了“猪”啊“狗”啊，解放后喜欢从政治运动中取名，有了“建国”、“跃进”、“四清”、“文革”和“武卫”，从一个侧面看到时代演变的痕迹。

上了高中以后，学校里“向阳”结块，泛滥成灾，除了我这个默默无闻的“王向阳”以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张向阳”和“朱向阳”。我们三个“向阳”都是带把的，还有一个不带把的“邵向阳”，好像比我们低一级。我常想，普天之下，到底有多少个“向阳”？
每当一个新生命诞生，总要取个名字，村里人爱取名阿毛阿狗什么的，方便叫唤，同时也多少寄托了一点长辈的期望，因而国人向来对取名颇为讲究。大凡文人骚客，在乎名字的出典，先秦的典籍便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底本，小说《围城》中的男女主角方鸿渐、孙柔嘉就分别出自于《易经》与《诗经》。
解放以后，取名的流风为之一变，人们不再苦心孤诣地从四书五经里死抠硬挖，而是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顺手牵羊，拿来就用，什么“解放”、“建国”、“抗美”、“援朝”、“跃进”、“兴无”、“四清”、“文革”和“武卫”，应有尽有，一个不漏。其实，根据名字的变迁，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时代演变的痕迹。

同名的烦恼

取名是一种文化。文人学士从四书五经里取名，有了“方鸿渐”、“孙柔嘉”，算命先生从阴阳五行取名，有了“炳炎”、“森林”，乡村老太喜欢从动物取名，有了“猪”啊“狗”啊，解放后喜欢从政治运动中取名，有了“建国”、“跃进”、“四清”、“文革”和“武卫”，从一个侧面看到时代演变的痕迹。

上了高中以后，学校里“向阳”结块，泛滥成灾，除了我这个默默无闻的“王向阳”以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张向阳”和“朱向阳”。我们三个“向阳”都是带把的，还有一个不带把的“邵向阳”，好像比我们低一级。我常想，普天之下，到底有多少个“向阳”？
每当一个新生命诞生，总要取个名字，村里人爱取名阿毛阿狗什么的，方便叫唤，同时也多少寄托了一点长辈的期望，因而国人向来对取名颇为讲究。大凡文人骚客，在乎名字的出典，先秦的典籍便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底本，小说《围城》中的男女主角方鸿渐、孙柔嘉就分别出自于《易经》与《诗经》。
解放以后，取名的流风为之一变，人们不再苦心孤诣地从四书五经里死抠硬挖，而是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顺手牵羊，拿来就用，什么“解放”、“建国”、“抗美”、“援朝”、“跃进”、“兴无”、“四清”、“文革”和“武卫”，应有尽有，一个不漏。其实，根据名字的变迁，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时代演变的痕迹。

“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管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它。”在我的童年，这首《社员都是向阳花》，不知道从广播喇叭里听了多少遍。我不由浮想联翩，爹给我取名“向阳”，会不会是听了这首歌？
后来看了电影《平原游击队》，片中的“李向阳”家喻户晓，这是个抗日的英雄，大大的英雄。我又浮想联翩，爹给我取名“向阳”，会不会是看了这部电影？
再后来读了贴在人家门上的对联：“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我依然浮想联翩，爹给我取名“向阳”，会不会是看了这两幅对联？
反正，跟我一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的人，取名“向阳”的多如狗毛，一时蔚为风气。可能还有几个大同小异的“红卫”、“红阳”和“卫东”。

我第一次看到同名的高材生“张向阳”，是在高一的时候。有一天，我到高一（4）班找老同学金建国，他指了指边上一个黑黑瘦瘦的男生，说那就是聪明绝顶的“张向阳”。据金建国说，“张向阳”手里一天到晚捧着一本小说之类的闲书，读书很不用功，可数理化功课门门优秀，语文外语成绩也不错，是个文理全才。有一天，金建国的母亲笑嘻嘻地对我说：“建国有两个很要好的同学，一个张向阳，一个王向阳，一个理科，一个文科。”
我跟“张向阳”素昧平生，因为老同学金建国的缘故，把我与他联系在一起，与有荣焉！后来，“张向阳”考上了清华大学，本科、硕士、博士连读。据说在大学里，他依然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还是一天到晚跟同学打老K。有一年，“张向阳”与未婚妻回老家来，两个书生，男的到田头除草，不怕累，女的在家里喂猪，不怕臭，都是出生农家，不改本色，夫唱妇随，其乐融融，成为家乡的一段佳话。
等到过了N年以后，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有一天，寝室里突然来了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说误将寄给我的信拆开了，现在物归原主，并致歉意。我正要发作的时候，她道明了原委，原来她也叫“王向阳”，也是中文系的学生，只是还在读本科，看到收件人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王向阳”的信件，想当然就拆开了，仔细一看不对劲。听她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此前收到过浙江树人大学的一张明信片，想了老半天，就是想不起哪位同学在这个学校就读。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明信片上的那个“王向阳”，不是在下，而是眼前这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姑娘。到了毕业前夕，她来辞行，顺手送我一颗私章，上刻“王向阳”三字，因为从今以后，她不再叫“王向阳”，而叫“王向霞”了。

其实，同名的烦恼，早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碰到了。要命的是，乡下喜欢聚族而居，一个或者几个村落，都是本家，同名之外，又加同姓。我的小学同学中，就有两位“王国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个是前店村的，一个是水阁村的，班主任老师把村名跟人名结合起来，给他们取了新的名字，前店村的唤“前国强”，水阁村的唤“水国强”。
更巧的是，班里还有两个“王立新”，生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是“破旧立新”的意思，同样是前店村人，这也难不倒班主任，干脆给杀牛佬的儿子“王立新”改名“王文立”，从此就“文立”“文立”叫开了，长大以后也没改过来。

后来，因为同名同姓的缘故，我还差一点闹出一个笑话。我从小看到家中的相框上，插着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相纸已经发黄。照片上的妇女面貌倒很清晰，年纪四十开外，剪着齐耳短发。从我记事起，就听爷娘说起这位“林同志”。她的全名叫“林招娣”，是温州人，一九六五年搞“四清”运动，她来到我们村，在我家同吃同住，前后一年光景，非常融洽。“林同志”搞完“四清”回温州，临走时送给我爷娘一帧照片留念，此后便杳无音信。三十年多后，父母早已从少年夫妻变成老来伴了，还常念叨，要是“林同志”还健在，该是七旬老太了吧！
有一天，在一本通讯簿上，“林招娣”三个字忽然映入我的眼帘：莫非就是三十多年前与我家结下一段因缘的“林同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心头一热，就提起笔来，将爷娘几十年来的牵挂写成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为了慎重起见，投书之前先打了一个电话。
我的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谁知接电话的竟是我以前的同事，听说我找她妈，莫名其妙。闹了半天，才知此“林招娣”非彼“林招娣”。

终于拿到书号了，虽然等待的时间有点长。

恰同学少年

我所在的年级惟一的文科班，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在同窗同学中，有的擅长文学，有的擅长艺术，有的擅长科学，有的擅长组织，正因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到了高一，我偏科的毛病越来越重，数理化一条腿短，文史地一条腿长。据说当年考清华大学的时候，吴晗数学考了0分，钱钟书考了15分，还是被破格录取。可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的时代，看的是总分，并不能因为文史成绩优异而破格，因此这成了我的“三座大山”和“催命符”。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一筹莫展之时，文理开始分班了。文科班上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地理、历史六门主课，理科班上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七门主课。我二话没说，选择文科，将“三座大山”中的两座——物理、化学推翻，只剩下一座——数学。当时，高一（4）班班主任李秀媛老师力劝她的学生读文科，因为文科培养管人的综合型人才，理科培养管事的技术型人才。我所在的高一（6）班就此烟消云散了，选择文科的同学被编入新组建的高二（2）班。

在家里，我上有兄，下有妹，与孔子一样，排行老二；在高二（2）班里，我的学习成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是排名老二，雷打不动，似乎是千年老二。当时，看看走在我前面的标兵，渐行渐远，后面的追兵，渐行渐近，心里未免焦躁。
总是走在我前面的标兵，姓陈名艾，与她的姐姐陈茵一样，姐妹俩的芳名分别是一味中药。因为她的双亲悬壶济世，爸爸是县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妈妈是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其实，她生在杭州，随父母从繁华的大都市，到了偏僻的小县城。
从小在大都市里长大的陈艾，拿手好戏是作文，眼界高远，立意新颖，遣词流丽，用语省净，让我们这些乡下孩子难以望其项背。她曾经代表班级和学校，多次参加各个层级的作文比赛，背回了一大叠荣誉证书，含金量最高的当数浙江省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轰动了整个学校。
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相反，陈艾获了省里的大奖，自然是父亲教女有方，老师教学有道。从省城领奖回来以后，语文老师喜滋滋地跟全班同学说起在省里领奖的情景，眉飞色舞，好不开心。陈艾的爸爸也被请到班里，与同学们交流心得。这位浙江医学院五十年代的毕业生，给我们讲了一个杠杆原理，说读书要像杠杆一样，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大概是精通爸爸的“杠杆原理”之故，陈艾不仅语文英语好，历史地理好，数学也好，样样精通，每次考试的平均成绩均在90分以上。
高中毕业，临别之际，陈艾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下了一句贝多芬的名言：“扼住命运的咽喉！”可惜我这辈子左右摇摆，总是扼不住命运的咽喉，辜负了她的一番好意。

后来大家参加高考，陈艾考了549分的高分，毫无悬念地中了全县文科的第一名，跨进了著名的复旦大学。
除了一向以来鹤立鸡群的陈艾，我们这个文科班也不乏各种各样的才俊，藏龙卧虎，各擅胜场。
论能力，当数朱海燕。她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因为工作需要，善于与同学们打成一片，男生都喜欢叫她一个中性的名字——“老朱”，她也欣然接受，以示平易近人。
中学的学生干部跟大学不同，不仅要抓工作，更要抓学习，如果学习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所以，跟我这个平民百姓相比，“老朱”确实要忙得多、累得多。她又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各种文艺演出，甚至是学校里的运动会，都少不了抛头露面。有一年的元旦文艺晚会，她作为节目主持人，演了一出传统婺剧，又参加集体舞蹈的演出，在飘逸的裙子里，穿的是单薄的棉毛裤，而窗外白雪皑皑，北风呼啸。
别看“老朱”长袖善舞，也有尴尬之处，生在城里、长在城里、学在城里，却是不折不扣的农业户口。她最初的人生目标并不高，跟我这个乡下土包子差不多，就是有朝一日变成居民户口。后来，我们一起考入杭州大学，分在不同的系科，再续同学前缘。再后来大学毕业，她吃上商品粮的时候，户粮关系已经一文不值，人的观念总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也算是一个黑色幽默吧。

论风雅，当数周沧桑。他长得浓眉大眼，炯炯有神，又是姓周，大家都说有“周公”之貌。其实，他和浙江绍兴的周树人、江苏淮安的周恩来一样，是以写《爱莲说》而流芳百世的宋代大儒周敦颐的后裔。后来语文课上苏东坡的词《念奴娇 赤壁怀古》，内有“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于是有人不怀好意地寻他开心：“周郎，谁是你的小乔？”
或许是祖上的风水好，周沧桑文采风流，当了班里的语文课代表。我想，语文课代表跟语文老师之间，应该如鱼得水、相得甚欢，可他屡次被语文老师叫到办公室，接受训话。不过，从办公室回来，他一路笑嘻嘻，去时笑嘻嘻，回时也笑嘻嘻，仿佛受了嘉奖，这也是他的人生涵养吧。
他爷爷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花匠，平时雕一些饼餜模子，这是我早就听说的。后来上了大学，看到《红楼梦》里公子小姐行酒令，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请这位能工巧匠的后人给我刻了一副骰子，当然不是“么二三四五六”，而是酒令，附庸风雅，吸引了好多惊奇的目光。

论才情，当数郑可青。七十年代，在我们郑宅公社，后溪村有一户人家有五个女儿，都会打麦秆扇，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远近闻名。除了“五朵金花”以外，这户人家还有一个独养儿子，喜欢给麦秆扇包柄，他就是郑可青。
我跟他在高中文科班同班。本来平平常常的“郑可青”三个字，从城里人的金口里吐出来，居然富有诗意，“郑”同“秦”音，“青”同“卿”音，我马上想起《红楼梦》里贾蓉的妻子“秦可卿”，于是淳朴厚重的“郑可青”，摇身一变成了风姿绰约的“秦可卿”了。
那时，文科班里的不少同学正做着文学梦，雄心勃勃，编了一本文学内刊《萤火》，自写自编自印，不定期出版。在《萤火》上，可青的文章一篇接一篇，汩汩滔滔，文思泉涌，看似朴素，实则华滋，深情真挚，感人至深。
当时，可青有句口头禅—— “我的叔叔”。他的叔叔郑志法是“老三届”，金华市第一中学毕业，当过十年乡村的民办老师，恢复高考以后，考上浙江师范学院，时任浦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的眼里，那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官” ，成了自强不息、跳出农门的人生楷模。
因为近水楼台，他有时住在叔叔家里，偷看叔叔在大学里写的日记，自己也写起了日记，洋洋洒洒。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写日记成为他一生的嗜好和专长。

在高中时代，我有幸得到了许多名师的教诲，他们大多是敬业爱岗的老教师，担任教研室主任之职。当时，同学们崇拜这些名师，就像今天的粉丝无比崇拜他们的偶像一样，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尊师重教的风尚。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们的教学水平，而是风趣幽默和平易近人。
我最早聆听的名师，是教高一化学的朱希焕老师。化学本来就是我的弱项，平时兴趣缺缺，不过是勉强应付。我已经记不得那时即将退休的朱老师教书的好处，只知道他的幽默和风趣。他是个和善的老头，上课时神情严肃，大家知道是装出来的，并不害怕。当时，小个子同学杨旭光坐在第一排，十分调皮，每次跟朱老师一唱一和，像对口相声似的。“杨——旭——光！”朱老师讲的是一口地道的“蓝青官话”，抑扬顿挫。杨旭光站了起来，摇头晃脑，常常答非所问。朱老师假装生气，忍不住批评几句，杨旭光没有脸红，反而满面含笑。一老一少，一对一答，给我们枯燥的生活增添了几许乐趣。
另一位名师是教高一数学的陈汉才老师。陈老师是我班女同学陈红红的爹，平时总是满脸含笑，一节课几乎从头笑到底，边在黑板上解题目，边用他那带着浓重萧山口音的普通话，反反复复地唠叨：“介容易格喏，还有啥花头格嘞？！”可是“介容易”的数学题目，常常让我们搔破头皮，做不出来。
到了高二文科班，教我们地理的名师是厉福金老师。他瘦小个子，皮肤白皙，说话慢条斯理。在课堂上，他握着一根作为教鞭的金属棒，对着地球仪，缓缓地说：“宇——宙！赤——道！”我听了以后，“扑哧”一声，忍不住笑了。后来混得熟了，斗胆打听他的籍贯，才知是淳安人，讲的自然就是淳安式的普通话了。淳安属于杭州地区，他当年从浙江师范学院毕业以后，怎么会分配到属于金华地区的浦江中学呢？他说以前行政区划经常变更，淳安县有一段时间属于金华地区。原来如此！对于我来说，听着这些老皇历，真有点“白头宫女说天宝”的味道了。

从高二的下学期开始，又有一位名师来教我们了，他就是语文老师傅明夫。让同学们钦敬不已的是，这位老先生居然编了一本古汉语小词典。说是小词典，确实是小，跟平常的通讯录的开本差不多，是一种小范围流通的内部出版物。在我的印象中，编书是一件神圣的事业，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我因为喜欢古典文学，平时也受他的一点垂青，不过有一次在关键时刻却掉了链子，给他丢了脸。记得那天听语文课的，除了我们全班同学以外，还有好些慕名而来的同行。那是一堂新课，还没有学习生词，他就叫学生来念，想趁机显摆一下，并把这个天赐良机留给了我。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谥”字，然后满怀期待地问我：“这个字读什么？”自然读“shi”，皇帝驾崩了，都要取一个“谥号”，对于平时爱读古书的我，本是小菜一碟。可那天鬼迷心窍，一念之差，我居然把它读成“yi”。他的脸上分明写满了失望，讪讪地叫我坐下。

我从小记性好，擅长背书，死记硬背的政治课是我的强项。八十年代初，高中里的政治课包括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家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死记硬背，背了忘，忘了背，反反复复。
教我们高一政治的徐荣江老师，以严厉闻名。在课堂上，如果有同学对应该回答出来的题目，却回答不出来，他马上拉下脸来，劈头盖脑就是一句：“豆腐渣喝酒醉！”我不知道这句话的确切含义，私下揣测：对于会喝酒的人，吃了酒糟根本不会醉，而豆腐渣的外形虽然有点像酒糟，吃了以后更加不会醉了，不该醉却醉了，或许有糊涂透顶的意思吧。
到了高二，教政治的是赵受男老师。赵老师矮矮的个子，虽然是教书先生，人颇勤快，还要帮助妻子做小买卖。每天早上，他都要将一捆一捆长长的糖蔗背到校门外的大街上，由他爱人负责卖糖蔗；傍晚之前，他又剩余的糖蔗一捆一捆背回校内。那时，中学里举行政治小论文比赛，我在他的指导下，运用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写了一篇要防微杜渐的文章，居然得了全县一等奖、金华地区二等奖，奖品是一本《政治经济学小词典》。
教我高三政治的吴战超老师，是元末大儒吴莱之后。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高考前夕的关键时刻，他还来我们班里辅导，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挥汗如雨，滔滔不绝，有的是他对学生的一颗炽热之心。我高考时政治课得了八十九分的高分，端赖吴老师的教诲，师恩如海，至今难忘。

还有一位很有意思的老师，就是教高一历史的蒋贤宾老师。他年轻时在杭州大学历史系读书，有幸参加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居然顺手牵羊，背回了满满一袋鹿角。听说出土了六七千年前的鹿角，我们的眼睛都发光了，谁知他吊起我们的胃口，又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全部扔掉了！”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果把我们这些跳出农门的后生小子比作风筝的话，那么高中时代的任课老师就是把风筝送上天的“好风”。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xwl199988 2012-12-14 21:18:02
楼主，出版以后能否送我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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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每问题。

千考万考，只为一考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给寒门学子打开了仕进之门。现代的高考制度，作为一种至今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给学子提供了“跳出农门”的通道，也一定程度上扼杀个性和创造性，甚至催生了一批精神分裂的现代“范进”。

每年的七月七日、八日、九日，总有一大批经过千考万考的考生，报名参加这“定终身”的一考——高考。捱到一九八六年的夏天，我在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以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浦江中学的考场，是祸是福，在此一搏。

趁着等待发试卷的空隙，我望了望窗外，法国梧桐的叶子被骄阳烤得垂头丧气，躲在枝叶后面的知了“吱吱吱”叫个不停，头顶上的电风扇转得“哗哗哗”直响。半是天气炎热，半是心情紧张，我手心上不断冒汗，只得用毛巾不停地擦拭。
命运好像故意要给我来个“下马威”，第一门考的是我最头痛的数学。一开始还算顺利，做到最后两个题目，尽管绞尽脑汁，就是做不出来，一下子损失了二十分。应该说，对于天赋尚可的同学来讲，文科数学的题目并不难，有人考了一百二十分满分，有人考了一百十六分高分，占尽便宜。
首战失利，我的心凉了半截，做了多少年的重点大学梦，就此灰飞烟灭。这时，我的脑子格外清醒，数学考砸就考砸了，不去理它，只要接下来的五门课考出正常水平，上普通大学还是不成问题。果然，后面的五门功课，考得平平淡淡，既没有超水平的发挥，也没有不该有的失误，基本反映了我的真实水平。
所有的科目刚考完，我们就拿到了高考试卷的标准答案，一题一题地核对，一门一门地估分。最后，我的估分是五百二十分到五百三十分。果然，放榜以后，我的每门功课都在八九十分，总分五百二十一分，没有特别冒尖的，也没有特别蹩脚的，不高不低。记得那年浙江省文科的重点线是五百三十分，普通线是五百O一分，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过了几天填志愿，我是完全跟着感觉走。在普通大学中，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杭州大学，第一选择中文系，第二选择历史系，第三选择政治系，因为我这几门课的考试成绩比较好。改革开放之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系是大热门，可是读经济系还要上数学，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惹不起总躲得起，再也不想上那该死的数学课了。至于中文系，下分三个专业：汉语言文学、新闻学、古典文献。看到“古典”两字，我一下子来劲了，就向老师和同学打听这个专业到底是学什么的，大家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人无意中说了一句：或许是学唐诗宋词的吧？这下正合我意，就是它了。直到上学以后，才知道该专业是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与学唐诗宋词相去不啻十万八千里。
填完志愿以后，我就回家待命，“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倒是爷娘比我着急，天天伸长脖子，等待送入学通知书的邮差。大约是八月中旬的一天，在炎炎烈日下，我背着喷雾器，正在稻田里除虫。这时，爹手里拿着我的入学通知书，兴冲冲地从家里赶到田头，边走边说：“我的儿子终于考上大学了！”果然是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