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满2012 303楼
哦，距离是有那么远的了。但在咱中国农村，很多习俗都相差不远。
-----------------------------
是啊！

“绿鹅”的诱惑

青春期的冲动，宜疏不宜堵。可当时的家长不懂疏导，老师羞于疏导，导致有的同学久经压抑以后情绪决堤，行为失控，危害他人，危害社会，最终还是危害自己，葬送前程。

有一个从未接触过异性的男孩子,有一天见到一位漂亮女人,问他爹是什么东西。他爹谎称叫“绿鹅”,是“祸水”，要躲得远远的。不过，令他爹感到意外的是,儿子从此居然萌生了“带一只绿鹅回去”的心愿。
这是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讲的一个有趣故事。六百多年后，在万里之外的东方国度，作为一个初中生的我，也萌生了与这个儿子相仿佛的心愿。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任何青春的躁动，只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无伤大雅，无非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有个别的同学，青春的躁动越了常轨，伤了人伦，犯了律条，吃了苦果。

记得我们高一男生的宿舍，在学校的西北角，都是一层的平房，前面两排住着初中女生。有一天，班主任说最近校园出现异常，在晚上熄灯以后，发现有男生偷偷摸到女生宿舍，从窗口偷窥。大家非常诧异，纷纷猜测：这个胆大包天的人到底会是谁呢？不久，这个疑问便水落石出：学校保卫科的人员蹲守了几个晚上，终于把他逮住了，不是别人，而是一位与我从小一起玩大的老同学。不久，他被学校勒令退学了，理由是“精神失常”。
第二年，我们班上发生了更加尴尬的事情。有一天，两位女生去上厕所，发现有人事先躲在里面偷窥，居然是同班的一位矮个子男生。男女同学在女厕所里照面，情何以堪！矮个子平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吹牛从来不打草稿，说他哥哥是政协委员，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谎言被人戳破以后，他仍神情自若，一点也不脸红。毕业以后，矮个子回到家乡的一个小学里去代课，旧病复发，变本加厉，糟蹋了一个小学里的女生，从而招来牢狱之灾。

因为青春的躁动，除了个别同学有越轨的行动，大多数人只是心里想一想，嘴里讲一讲，笔下写一写，无非是一种精神上的宣泄。
当时，校园里流行厕所文化，有人在排解之时，即兴发挥，比旅游景点里到处留下的“某某某到此一游”，似乎更有一点“文化”内涵。我经常看到有人在挡板后面奋笔疾书，无非是“两边高山，中间平原。金丝毛草，流水潺潺”，或者是“高高山上一条沟，一年四季水长流。不见牛羊来吃草，只见和尚来洗头”。
有一个礼拜六下午，大部分同学回家了，寝室里只剩下我和D同学。D同学生性好动，喜欢猎奇，趁机将每个同学的枕头翻了个遍。突然，他眼前一亮，找到了P同学珍藏的一本日记，打开一看，内容相当“精彩”，里面居然详尽地记录着他的单相思。原来，P同学爱上了高三的一位貌若天仙的女生。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校，在校门口碰到了这位梦寐以求的女生，正是天赐良机，想打招呼又不敢，只有在心里大声地呼喊：“我的R（该女生的名字），传神阿堵，活灵活现。

不光是男生，同班的女生年方二八，豆蔻年华，自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学家，有时难免也有一点青春的躁动，甚至弄出一点响动来，在学校里吹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在一个寒冬的长夜，学校里统一熄灯之后，她们躺在床上，兴致盎然，叽叽喳喳，给班里的男生评选所谓的“十君子”，不知不觉吵到后半夜的一点钟。正好被值夜的女老师撞见，一怒之下，将她们一个个从被窝里揪出来，拎到教师办公室，训了一顿。可怜这班忘情的女生，穿着单薄的棉毛衫和棉毛裤，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成就了一段经典的故事。

坦白地说，自从上初中以后，“绿鹅”的影子也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初一那年，我的嘴巴上长出了胡子，脖子上隆起了喉结，声音也变得低沉了，作为男人该有的性征，也都有了。隔壁的奶奶看在眼里，笑盈盈地对我说：“你说话雄鹅声了，后生了。”“嘎嘎嘎……”大约雄鹅叫声低沉的缘故，家乡叫男孩子发育变声以后的声音为雄鹅声。到了初三那年，身体突然像拔节一样，“噌噌噌”一个劲儿往上长，从一米五九长到一米七一，是不折不扣的小后生了。随着体内分泌的男性荷尔蒙的增加，我对“绿鹅”渐渐有了朦朦胧胧的好感，尤其是看到漂亮女生，抑制不住一阵心跳，口中不言，心向往之。
但我是一只上不了台盘的“癞蛤蟆”，农业户口，木匠儿子，要钱没钱，要貌没貌，借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一点谈情说爱的资本也没有。加上生性木讷，拙于言语，断断不能讨得异性的欢心，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所以，中学六年的读书生涯，先后同窗共读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也有几只“绿鹅”，但理智告诉我，绝不能有半点痴心妄想，否则就是自寻苦恼。最多趁人不备的时候，偷偷地多看几眼，权当是免费欣赏一道校园里的靓丽风景。
“绿鹅”时时诱惑着青春萌动的我，生理上的苦闷无涯无际，像一条虫一样，不停地噬咬着我的心。当时，虽然初中都开设了生理卫生课，但一般的老师羞于启齿，故而只发课本不上课，说是让同学们自学，等于不学。只有我们前店联校一位年迈而风趣的老教师——“纲老师”，按照《生理卫生》的书本，在课堂上详详细细地讲给学生听，让羞涩的女生红着脸，低下了头，也让个别调皮捣蛋的男生如获至宝，哈哈大笑。我们村里有一个比我大四五岁的男生，本来就有些十三点兮兮的，这时越发得意，逢人就说“子宫”、“阴茎”等从生理卫生课里学来的新名词。
既然无法排解“绿鹅”的诱惑带来的苦恼，只能靠自己慢慢调节，寻觅宣泄和转移情绪的通道。有一天，我突然从《东海》杂志上看到一篇《斯为美》的文章，女主人公的形象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像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一样。
从此，她就成了我的梦中情人，我把平素多余的精力和富余的感情，都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她”身上，因此省却了许多现世的烦恼和纠结，平安地度过了“危险期”。（《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独头倌”与“台湾老板”

“羊有跪乳之恩，乌有反哺之义”，有的人不如禽兽，禽兽懂得恩义他不懂。“人要脸，树要皮”，有的人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最后只剩一条内裤。这一对难兄难弟的经历，不啻是对自私者和虚荣者的绝妙讽刺。

有一个星期六，我从学校回家，帮爷娘干农活。下午，我从地里摘棉花回来，还未进家门，就听到邻居秋楼的老婆边哭边喊：“秋楼食药水（即“喝农药”）了！秋楼食药水了！”
蝼蚁尚且贪生，秋楼自寻绝路，到底有什么想不开的呢？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村里的一排百年老屋年久失修，轰然倒塌，也包括秋楼的一间。为了重建房子，他起早摸黑到村前的小溪里捞沙，再用独轮车推回来。没有儿子，也没有朋友，对一个习惯于独来独往的七旬老人来说，谈何容易！在闲聊的时候，他感叹自己老了，力不从心了。边上有个神经兮兮的人点拨了他一句：“办法怎么没有？食一点药水就好了。”于是，有人看他拎着一瓶剧毒农药甲胺磷，从镇里回来，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剧毒的甲胺磷，不要说喝一瓶，就是喝一滴，也会致命。
秋楼就这样走了，村人没有同情，没有眼泪，没有叹息。

对于妻女，他是贤夫慈父，对于他爹，却是逆子。当年，他爹已年过八旬，行将就木。因为他不肯赡养，老人只好寄居在外地的女儿家中，随手把家中不值钱的瓶瓶罐罐一起带去。秋楼垂涎老爹的这些瓶瓶罐罐，吵了几次架以后，只得将他从妹妹家里接回来。
老人家干了一辈子体力活，生得人高马大，饭量也大，每餐也要吃两碗饭。秋楼骂他“老不死”，还嫌他偷懒：“人家活到八十几岁还在干活，你为什么不干活？”所以，每餐只准老人吃一碗，只有半饱，至于下饭的菜蔬，一年四季都是一碗没有半点油腥的霉干菜，而他自己和妻女经常吃肉。
秋楼眼巴巴等着他爹死，可老人却偏不死，“身体健康，健康健康，永远健康”。秋楼三天两头跟村里的小伙子说：“哪个要是把我家的‘老不死’结果了，就送哪个五块钱。”有一次，他爹忍无可忍：“你这个畜生，是谁把你养大的！”秋楼顿时勃然大怒，随手将饭碗砸了过去，不偏不倚，砸在他爹的脸上，血流如注。秋楼的暴行，激起了村人的公愤，大队治保主任拿着粗麻绳，带着一干人，赶到他家，要把他捆起来，押送到公社里去。秋楼做贼心虚，闻讯离家，躲风头去了。

到了一九八八年，两岸解禁，阔别家乡四十年的台湾老兵，纷纷回大陆探亲扫墓。冬楼第一次回老家探亲的时候，老爹已经不在了，哥哥秋楼也已经不在了。当时，我正好放寒假，目睹了这个陌生的台湾老兵与其亲属上演的一出闹剧，令人啼笑皆非。
冬楼回大陆后，一直住在岩头公社三步石村的姐姐家。那一天，他带着外甥等一干人马，浩浩荡荡回老家，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颇有点“阔佬”的派头。阔别四十年，父辈已经不在，兄弟辈非死即老，都是花甲老人，冬楼出手大方，给每个堂兄弟送了一百美元。
这一下他的本家炸开了锅，分到美元的喜笑颜开，没分到的骂骂咧咧。更有一个不事生产的远房侄儿（前文中提到的），讨要不成，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冬楼的一个外甥从小习武，颇有几下功夫，一把抓住这个出言不逊的堂表哥的衣领，几乎要揍他，旁人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劝开。
半路杀出讨钱的“程咬金”，让冬楼措手不及，预算严重透支，只好倾其囊中所有，几乎连内裤也要搭上了。没有路费，他只得向亲属借钱，灰溜溜地回台湾去了。

我也有点好奇，揣摩这个台湾来的“阔佬”到底干什么营生。后来得知，冬楼从大陆逃到台湾以后，住在台中市。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兵，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也讨不到老婆。晚年捡了个收尸的“美差”，背着死人从人家家里出来，每经过一层都要停留一下，等待那层的居民用红包来打发，否则就赖着不走。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冬楼。据说，他后来又回来过几次，但自从那次吃了哑巴亏以后，就学乖了，住在姐姐家，再也不敢回老家充“阔佬”了。而且，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冬楼，居然在晚年讨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大陆姑娘，还生了一个女儿，不由让人感叹：金钱真是一个好东西！
又过了几年，老“荣民”冬楼走了，留下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年幼的女儿！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带着镣铐跳舞

曾几何时,我国被称为“诗的国度”，做诗是读书人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而今，即使在大学校园里，学中文的学生和教中文的先生大多已不会做诗，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断层之忧。

一九八四年的梅雨季节，暴雨如注。学校边上的东溪，洪水滔天，卷起惊涛骇浪。有一天，一个小孩不慎被洪水卷走，命在旦夕。有一位路过的中学老师，跳入溪中救人，不幸牺牲，于是坐落在塔山上的浦江烈士纪念碑，后面又新镌了一个新名字——赵建波。
因为被烈士舍己救人的壮举所感动，还在高一读书的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类似歌行体的长诗。其实，那只是按现代汉语押韵的顺口溜而已，不讲平仄和对仗。我把它抄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引起同学们的瞩目，偶尔从他们的窃窃私语之中，听到了一句半句赞许之声。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就越发手痒了。
后来，我又写了一首顺口溜，内容是描述小舅公坎坷的一生，寄了过去。小舅公收到以后，大喜过望，不想我这个最幼的侄外孙，还有一点古典文学的修养，并把我的作品喜滋滋地拿给隔壁的一位中学老师看，有一点夸奖的意思。

大约是我的爱好，引起了同学的注意。有一天，同班的F同学送给我一本“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有关诗词格律的书，是他当小学老师的爷爷生前留下的。在这本诗词格律的《前言》，有一段最高指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不过，作为小青年的我拿到了这本不易学的书，如获至宝，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才知道诗歌是讲究格律的，除了押韵，还讲究平仄和对仗，还要起承转合。因为年少好奇，不知天高地厚，从此开始依样画葫芦，涂涂写写，歪歪扭扭，未必像样，更谈不上好了。
开始学的时候，押好了韵，平仄不调，调好平仄，对仗不工，对仗工整，格律严格了，意境不佳，有点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了。老早有人说过，现代人做格律诗，是“戴着镣铐跳舞”，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很多。不过舞跳得多了，也慢慢地熟悉了，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无非是熟能生巧罢了。

其实，我与诗歌结缘，最早是在一九八○年，也就是上初一那一年。当时，在公社的百货商店里，花了两三毛钱，稀里糊涂地买了一本《诗经》，以为是一本的诗集。书才到手，就后悔了，原来不是诗歌的集子，而是有关《诗经》的介绍。一个乳臭未干的十二岁小孩，直接从上古的《诗经》入手，学诗的起点未免太高了。不过，既买之，则安之，硬着头皮，勉强诵读，意外得知“经”字的本义，不是经书，而是织布时的经线。不过，这可以作为我从小爱诗的一个明证。
后来上了大学，终于从头痛的数理化中解放出来，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自由自在地游荡于浩瀚的文史之中。所以，有更多的时间，更闲的心情，来琢磨诗歌了。当时，在我们中文系，一百多位老师中，能写格律诗的寥寥无几，四百名学生中，能写格律诗的独我一个，也算不合时宜的畸人。
记得古代汉语课采用王力先生编的教材，老师叫我们死记硬背诗歌格律，什么“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颠三倒四，稀里糊涂。而我老早就在这本格律书里学会了如何推敲平仄，只要确定是平起式还是仄起式，首句入韵还是不入韵，然后根据“一句之内，平仄相间；联内句间，平仄相对；联间邻句，平仄相粘”的规律，避免“三平调”和“孤平”，自己推算，活学活用，一切“OK”了。考试的时候，正好出了一道诗歌格律的难题，任课的黄老师走到我身边，看我答题。因为我在写作中活记诗歌格律，他在教学中死记诗歌格律，他看了我的方法，频频点头，露出惊喜的神色，或许是觉得“弟子不必不如师”吧。

畸人偶尔也能派上一点用场。一九九○年春节，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组织了部分师生，进行“苏杭诗词之旅”。我校作为地主，点名要求中文系的几位学生参与，我有幸叨陪末座。台湾的大学中文系开设专门的诗词写作课，学生懂得格律；而大陆的大学中文系开设古代文学课，只有诗词赏析，没有写作。好在同行的一位浦江老乡兼师姐，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做了几首清丽的小诗，让对岸的师生折服。我也滥竽充数，胡诌几句，其中一首是《雪》：“卿家本是白衣仙，谪下红尘落九天。玉质冰心独峻洁，清姿逸态自蹁跹。谁家船上寒江钓？谢氏门前轻絮旋。他日春回人世后，委身泥淖侬徒怜。”用了典故，掉了书袋，比台湾的学生还上品一些，给学校争了一点面子。
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准备离开学校，奔“钱途”去了。我想，工作以后可能不会有闲暇和闲情再来吟诗作赋了，于是在走出象牙塔的前夕，把十年来做的几百首诗梳理了一遍，划上一个句号。因为怕老来以后“悔少作”，所以删去大半，留下自以为还过得去的一百多首，编成《泥絮集》，也算是人生旅途中的雪泥鸿爪吧。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长跑和远足

法国文豪雨果说过：“世人缺乏的是毅力，而非气力。”有了毅力，每天可以长跑三千米，不论刮风下雨；有了毅力，回家可以跋涉廿四里，尽管孓然独行。

体育一直是我的弱项，长跑更是弱中之弱。高中三年，我坚持每天长跑三千米，把长跑从弱项变成强项，心脏也强健起来，每分钟的心跳次数只有五十二次。
小时候，村里的伙伴们三天两头举行跑步比赛，作为游戏，不过那只是百米短跑。有时候，邻居放的风筝断线逃走了，我们也跟在他后面追一程，不久就追不动了。小学一年级，学校举行秋季运动会，其中一项是一千五百米长跑，有一位老师跑着跑着，脸色苍白，中途晕厥，被其他老师架了下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长跑的惨烈，心里不免产生几分畏惧。
到了三年级，公社里举行小学生运动会，每个小学都要派员参加。我因人高马大被老师选中，赶鸭子上架，参加了跳远和中长跑两项比赛。记得中长跑的距离是五百米，但在跑了一百米以后，我就气喘吁吁，两只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远远地落在队伍后面。虽然勉强坚持到了最后，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感觉像游街示众一样。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中长跑的可怕，心里又增加了几分畏惧。

到了高一，我知道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还是考大学的“门槛”。将来参加高考，如果文化课合格，体检不过关，也是白搭。怎么办？惟一的出路在于加强锻炼。当时，年轻气盛的我横下一条心，选择了最能锻炼毅力的长跑，而且是三千米长跑。
“铃铃铃……”每天早上五点五十分，起床的铃声一响，我就穿着短裤、背心和球鞋，跑出校门，跑上大街，跑到乡间的公路，这一跑就是一千五百米。慢慢走两步，缓一口气，再沿着原路跑回学校，也是一千五百米。一个来回，就是三千米。高中三年，我坚持天天长跑。
长跑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刚开始跑的那几天，没跑多久，就气喘吁吁，只觉胸口发闷，呼吸困难，很想当逃兵。可转念一想，既然是自我加压，就没有理由半途而废。就这样，在意念的支撑下，我坚持跑完了全程，除了小腿肌肉僵硬以外，浑身酸痛，一直痛上好几天。直到十天半月以后，才慢慢地适应了长跑的节奏。等到跑过了前半程的极限，后半程就轻松自如了。有一天，体育课进行长跑达标测试，有的同学因为平时缺少锻炼，没有过关，而我轻轻松松跑完了，成绩优秀。

比长跑更能考验一个人耐心的，就是远足，那不是三千米，而是几十里，不是几分钟，而是几小时。在高中的三年时间里，从学校到家里，这二十四里路，我不知道用双脚丈量了多少次。
在老家，农村子弟能考上浦江中学的，属于凤毛麟角。或许是命运的眷顾，在爷爷膝下的兄弟当中，居然先后有四个考上浦江中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伯伯家的大哥和二伯伯家的小哥考上浦江中学初中部。当年大哥小哥上学，每次都是爷爷送去，帮他们挑大米，挑了一程又一程。一九八O年，等我哥哥上浦江中学高中部的那一天，刚好送爷爷的棺材上坟山。当时，公社里通了汽车，上学、回家都可以乘乡村公交车，多花几毛钱，免去了长途跋涉之苦。

一九八三年，我也上了浦江中学高中部。每三个星期回家一次，从家里挑三十斤大米和一大罐腌菜回学校，还有两元零用钱。虽然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曾经帮人家挑石灰，是上百斤的担子，上百里的路程。但到了我们这代人，肩膀太嫩了，挑三十斤的担子，无法走完二十四里的路程。每次上学，我先把大米挑到邻村的汽车停靠站，再花三毛五分钱，乘汽车进城。
当时的三毛五分钱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买一本书的钱！当时的图书价格都很便宜，很少有上一元的，大多数是三四毛一本。当时，我是一个小小的书迷，买了天津书店出版的厚厚两册《古文观止》（上、下），拿在手里像砖头一样，沉甸甸的，也才两元七角五分钱。为了多买几本课外书，我就打起了车费的主意，步行回家。

星期六，吃过中饭，我肩扛一根竹扁担，挂着一只空布袋，走出校门，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出了东门，过三里亭、五里亭、七里村、十里亭，到了岩头乡。一者是因为年轻，二者是在乡下长大，“不识庐山真面目”，还不懂得欣赏田园的四季风光，前半程沿着公路步行到岩头乡，实在枯燥得很。
从岩头乡到家里，还有十里路。我不再沿弯曲的公路走，而是径直走乡间小路。最让人兴味盎然的是沿途的村庄，从小只闻其名，未曾谋面，现在终于把沿途的村庄和名字对号入座了。特别是每次路过上祝村，我总要行注目礼，因为那是我大姑婆、堂姑姑、隔壁姑姑的夫家，嬷嬷的养母家，堂伯母的娘家，大伯母的外婆家，我家跟这户人家有六重亲缘。可惜到我读高中的时候，上两辈的人都已不在了，只剩下一个同辈的表兄，因为年少害羞，从来没有进去探访。

这二十四里路，一刻不停地走，需要两个小时。习惯孤独寂寞、喜欢特立独行的我，尽管有时一个人能沉默老半天，可真要孤孤单单地走上两个小时，不免有些乏味。人类毕竟是社会的产物，要是有两三个同学结伴而行，一路上相互交流，有说有笑，会轻松得多。也曾想找两个同行的伙伴，可我的这个想法在别人眼里有点像天方夜谭，应者寥寥。只有一次，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同学东晓陪我走了一趟，后来再约他同行，他死活不肯，大约是走怕了。
如今，在网上打开老家的电子地图，我数着沿途熟悉的村庄名字：三步石、上祝、元丘、白虎头、桐店、后叶、山头店、前店、水阁，终于看到我的家——相连宅，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三十年前步行回家的青葱岁月。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