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l199988 220楼
“有囝有囡一世苦，无囝无囡一记苦”，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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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一人生病，全班“吃醋”“喝酒”

脱发是老年病，我四岁就得了；高血压是富贵病，我十七岁就得了。我一个穷小子遭罪也就罢了，还连累我的同窗同学一起遭罪，陪我“吃醋”“喝酒”。

上初一以后，我得了一种令人讨厌的怪病——脱发，原先浓密的头发开始稀稀落落，日渐稀薄，虽然还不至于到“三毛”的地步。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记得从五岁那年起，我就开始掉头发，齿未豁头先童，有点未老先衰的样子。一九七二年，恰逢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他那智慧的头上不长毛，油光可鉴。于是，喜欢恶作剧的小哥（大伯伯的二儿子）给我起了一个令人讨厌的绰号——“田中”。每次碰到，他总是一脸坏笑，“田中”二字脱口而出。他在无意中开的一个玩笑，却加深了一个小孩子心理的自卑和精神的痛苦。
脱发不痛不痒，算不得什么大毛病，只是有碍观瞻，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爹帮我访到了一个民间土方，就是用山生姜治疗。拿一个陶制的钵头，倒将过来，底部有一圈浅浅的边沿，形同砚台。往里倒进一些醋，然后用山生姜在上面磨，磨得浓浓的，仿佛在砚台里磨墨一样。磨烂的山生姜融化在醋里，酽酽的，涂在头皮上，黏黏的。那时我还年幼，这些令人讨厌的活儿，都是姆妈帮我做的。拖了年把时间，这个怪病也就稀里糊涂地痊愈了。

谁知上学以后，旧病复发。天天在头皮上擦山生姜和醋，奇臭无比，我只好自认倒霉，“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却苦了我的同班同学，每天都要被动地闻陈醋发出的浓重的臭味，真是一人生病，全班“吃醋”，实际是“被吃醋”。
为了方便治疗，我只有将长长的西洋发剪掉，剃成短短的板刷头，每次总是叫理发师剪得短些，再短些。剃头的那位老先生劝我：“小后生，你的头发已经剪得很短了，再短就难看了。”可他哪里知道我脱发的苦衷。
到了秋天，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剃了一个大光头，戴了一顶军帽作为遮掩。有一天放学路上，有一位同学恶作剧，趁我不防，突然摘了帽子，撒腿就跑。幸亏他跛脚，走起路来一跷一拐的，跑不快，没跑多远就被我追上了，当时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不知道磨了多少山生姜，用了多少醋，脱发依旧。有一次，姆妈去赶集的时候，向一个江湖女郎中买了一大包药粉。我明知未必有效，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泡在水里，喝了下去。有时，姆妈也买一些中药，回家用陶制的药罐煎熬，熬出来满满的一大碗。我端起碗来，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喝个精光。什么叫“病急乱投医”？这就是。

我不知道吃了多少“良药”，苦则苦矣，总不见效。后来，爹给我介绍了一位有些现代医学知识的“赤脚医生”——后溪村的郑定才，诊断的结果是脂溢性皮炎导致脱发，处方是用水杨酸酒精涂抹头皮。
从此，我告别了又脏又臭的山生姜和醋，涂上了水杨酸酒精。只要我一到教室，顿时酒气冲天，那些无辜的同学“吃醋”以后，改为“喝酒”，当然是“被喝酒”了。

转眼到了高二，在学校组织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我被查出患有原发性高血压。这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当时正在准备高考呢！
原发性高血压无法根治，只能控制，方法无非是三种：一是药物治疗，每天服用降压片，疗效显著；二是物理治疗，戴一块“手表”，里面不是计时器，而是一块磁铁，据说磁铁具有降压作用，或许只是心理安慰；三是食疗，多吃芹菜等蔬菜，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作为辅助。因为年幼无知，矫枉过正，我只吃素不吃荤，跟庙里的小和尚一样，前后“苦修”了两年。
人生最紧张的时刻来到了。对于别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考试，而对我来说却是体检。好在学校的领导特别人性化，很同情我们这些“老病号”，说关系到穿皮鞋还是穿草鞋的问题，要求参加体检的医师们手下留情。给我体检的校医李医师，身材小巧，一脸微笑，平时常给我看病，熟得不能再熟了。她第一次给我量血压，淡淡地说：“过会儿再量一次。”糟糕，肯定是没有通过！我的心里七上八下，一直在打鼓。过了一刻钟，她又给我量了一次，还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好。”就算通过了。我自己则紧张得手心冒汗。我一直怀疑那天的血压有可能超标，是李医师手下留情，给我留一条生路。
一九八六年的秋天，当我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已经脱掉了身上的无形枷锁和学习压力，一下子轻松了。新生入学体检结果显示：血压，“无殊”；心律，“无殊”；当然，一头浓密的黑发，更是“无殊”了！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书小小2012 241楼
王老师 应该快出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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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星期，应该可以付印了。

校园里的咄咄怪事

在以耕读闻名的家乡，千百年来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老师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成为“天地君亲师”这五维中的一维。可我也目睹了个别人玷污学校和老师的种种劣行，至今想起来令人痛心。可见，对青少年的传统美德教育，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在郑宅中学二层楼教室的廊柱上，刷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五讲四美三热爱”，作为学生的行为准则。“五讲”就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就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就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可在初二那年，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对此不啻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有一天早上去上学，我走到校门口，发现校名“郑宅中学”四个醒目的大字，被人用烂污泥涂了，污渍斑斑，面目全非！
这样缺德的劣行，究竟是谁干的？大家都在窃窃私语，已经猜到了几分，只是敢怒不敢言。原来，这几个大字是擅长书法的郑春湖老师写的，他正是我们的一校之长，冷水村人，想必是冲着他来的。我看到郑春湖老师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当时的心境，可以想见。
过了几天，涂在上面的污泥被洗掉了，重新写上“郑宅中学”四个大字，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但没过多久，校名再一次被人涂上了污泥。作恶者不依不饶，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我看到郑春湖老师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天早上，“食堂爷爷”从学校的井里打水的时候，发现井底飘着一只脸盆，捞上来一看，里面竟然是一陀令人作呕的粪便。在井底扔粪便，这是猪狗不如的禽兽行为。师生们群情激奋，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
事发之初，学校当局没有向公社报告，而是息事宁人，一味的沉默和忍让，反而受到一次比一次更荒诞的攻击，给全校师生的心灵笼罩了一层无法抹去的阴影。
郑宅中学的所在地郑义门，千百年来以耕读闻名。大凡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送东阳马生序》，它的作者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文学家宋濂。宋濂年轻时曾执教于郑义门的东明精舍，凡二十余年，把这里作为第二故乡。东明精舍后来改名东明书院，解放后变成郑宅公社中心小学。而郑宅中学就在中心小学的南面，两个学校比邻而居，共用一个大操场。在耕读之风绵延了几百年的郑义门的地面上，发生如此玷污学校和老师的咄咄怪事，不论是谁干的，确实令人发指。

有一天中午，我到学校的食堂里去取蒸好的中饭，老远就听到“哇啦哇啦”的吵架声，有男声，也有女声，男女声二重吵，引起了师生的围观，里三层外三层的。走近一看，吵架的原来是教语文的Q老师和教体育的J老师。
Q老师人到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工农兵大学生，斯文儒雅，为人和善，风趣幽默。他说话鼻音很重，瓮声瓮气的，喜欢说洋泾浜的浦江话“项颈（即‘脖子’）脉涨涨起来”，引起学生哄堂大笑。
J老师还是一个大后生。有时天下雨，无法在操场里上体育课，改为在教室里读报。我经常听到他念“世界怀”三个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才只是“世界杯”之误，恐有误人子弟之嫌。据说他爹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作为子女得到照顾，进入教师队伍。当时，他娘在食堂里帮忙，人称“食堂嬷嬷”，吵架时也来帮腔。
在我的印象中，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老师言传身教，诲人不倦，道德文章，堪为楷模。如今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吵架，面红耳赤，实在有辱斯文，有损形象。

当然，我在初中里闻见的咄咄怪事，不仅于此。初二的语文老师是一个从教的退伍军人，教学认真负责。有一天，正是期末考试时期，教室里来了一位“时髦女郎”，但见她上身穿着玉色的紧身衣，下身穿着“扫地”的喇叭裤，脚蹬高跟皮鞋，身材窈窕，走起路来扭动腰肢，风姿绰约，美则美矣，只是少了一点少女的娇羞。她是初一的一位女生，主动来找语文老师，要求初二时到他的班里读书。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留意到她如蜜桃般的早熟。
有一天，学校里风传有位女生被人诱奸了，就是这位初一的女生。情节很简单，镇上的几个二流子，早就垂涎于她的早熟和美貌，便设下圈套，以招聘演员为名，把她骗到旅馆里，最终图穷匕见。这位涉世未深的初一女生，爱慕虚荣，以致招蜂引蝶，给茶前饭后的人们增添了一份谈资。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村里的“孔乙己”

村里有一个半吊子的读书人“金瓜”，既没有工作，又不事生产，不上不落，成为新时代的“孔乙己”。当时有一个初中生被迫辍学，他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弄得‘像金瓜式’，不如早点回家种田，老老实实当个农民。”

村里的晒场边，有一幢醒目的二层泥墙屋。泥墙上布满皲裂的缝隙，小的地方可以插进筷子，大的地方可以塞进拳头。在这幢泥墙屋里，住着村里的“孔乙己”—— 大约四五十岁的“金瓜”。每次路过这幢摇摇欲坠的泥墙屋，我都不免杞人忧天，生怕它什么时候会塌下来。
那时候，每到炎炎夏日，村里的男人，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只穿一条短裤，既省料，又便当。每到傍晚，脱下短裤，跳进池塘，洗一个冷水澡。有一次，我浸在冰凉的池水里，看见“金瓜”也来洗澡。令人意外的是，他脱掉外面的短裤以后，里面还有一条更短的短裤——三角裤,与一般的村民不同。
“金瓜”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初中毕业，算是村里的一个“秀才”，或许比现在的大学生还稀罕。作为读书人，肚子里也有一些墨水。他的长子出生以后，他向村里的教书先生借了一本词典，要取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大约是“八字”中缺水的缘故，名字里要补水，多多益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翻过来翻过去，终于翻到两个带水的字，一个字是三个水，另一个字带三点水，一共有六个“水”了，真是妙不可言！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取名还是有些讲究的，解放之前生怕孩子夭折，喜欢取狗啊、猪啊一类低贱的动物名，盼他能够成活长大，解放以后喜欢取建国啊、红卫啊之类政治运动名，再么就是请算命先生来取名，八字中缺什么补什么。“金瓜”自信满满，自己解决，不用算命先生。

大约是物以类聚的缘故，“金瓜”看到读书的小后生，总是主动招呼，显得异常热情。我当时正在公社里读初中，算是村里少数几个喜欢读书的小后生之一，有幸得到他的认同。每次路遇“金瓜”，他总是提高嗓门，老远就叫开了。
有一年暑假，我在家里看书，“金瓜”从门前经过，兴致勃勃地说：“我在美国的一位同学寄来请柬，叫我去玩。”哇塞！不得了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几个人能出国啊！还是美国呢！看我将信将疑的神色，他马上回家去取“请柬”了。
当“金瓜”风风火火地赶回来的时候，手中果然握着一张“请柬”。我接过一看，确实寄自美国，上写四个钢笔字“新年快乐！”原来是他初中的老同学从美国寄来的一张贺年明信片！
“金瓜”虽然穷困潦倒，也有风光无限的时候。他年轻时曾在江西南昌的一家农机厂工作，因参加当地的浦江同乡会，被定性为反动组织，被厂里开除了。丢了工作，跑了老婆，他怏怏而回，住在老家摇摇欲坠的泥墙屋里。
在最穷困的时候，他想到拆楼板卖钱。在乡下人看来，这是“败家子”行为。他的兄弟知道后，把驻村干部叫来，训了他一顿。为此，他意志消沉，独自躺在墙角，不吃不喝，昏昏欲睡，直到有人找他，才发觉他已经昏迷了好多天。幸亏平时和他比较投缘的一帮年轻人，把他送进医院抢救，才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

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金瓜”借了盘缠，背井离乡，又去江西找工作。无意中，他看到当地的药材公司正在收购一种中药材“巴戟天”，两元一斤。于是，他上山采药，发了一笔“药财”。商机难得，他马上赶回村里，组织一批人，一起去江西采药。那时，村人叫掘药材为“发洋财”，还得凭关系、讲好话，他才肯带出去。后来，去江西采药的人多了，他就不再上山，专门负责收购。再后来，他获悉外地“巴戟天”收购价是两元八角一斤，比当地贵八角，于是把药材贩到外地，赚取差价。
那一年，赚得盆满钵满的“金瓜”衣锦还乡。他打开家里整坛的葡萄酒，任凭村人吃喝，来者不拒。一时间，那间摇摇欲坠的泥墙屋里挤满了红光满面、喝三吆四的人。也就在那一年，已经四十来岁的他忽悠了邻村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
在我的记忆中，“金瓜”每天都要喝酒，三杯下肚，红光满面，再加上身材魁梧，风度翩翩，跟大多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土包子”不同，真有点“领导干部”的风度。而且他能说会道，靠那三寸不烂之舌，尺水也能掀万丈波浪。于是，村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千句一”，意思是“一千句话里面，只有一句是真话”。
后来，“金瓜”再也没有赚过什么大钱，加上大手大脚，发的那笔“药财”很快坐吃山空。他又以书生和商人自居，不愿像普通农民那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大钱赚不来，小钱眼不开”。长期以来又养成了吃吃喝喝的习惯，烟酒就是他的性命，断了烟酒，一天也活不下去。于是，他只好耍赖，把老婆孩子辛苦收种的粮食拿去换酒。
“金瓜”的老婆勤劳能干，是乡下少有的好女人。炎炎夏日，她带着一帮幼小的儿女，下田从事繁重的劳动，一个个汗流浃背，晒得漆黑。而“金瓜”却像教书先生一样，整日躲在家里，打开电扇，凉风习习，喝茶喝酒。
有一年，他的儿子要读高中了，母子们辛苦多时终于筹到书学费，藏在柜子的棉被里。他闻讯翻箱倒柜，找到这笔书学费，又要拿去买酒。他的老婆急了，拼命同他争夺，子女们见状，一拥而上，终于从他手里将书学费夺了回来。

“金瓜”既不能像他高中毕业的哥哥那样正儿八经当国家工作人员，也不能像一字不识的弟弟那样勤勤恳恳种田地，渐渐被亲朋好友疏远，成了孤家寡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己被人看轻倒也罢了，还连累了妻子女儿。
有一天，村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听说“金瓜”的老婆被人侮辱了。原来他经常出门喝酒，直到深更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家。村里有人摸准了他回家的时间，偷偷地上了他老婆的床。等到他回到家里，要行云雨的时候，老婆说：“半个钟头前已经来过了，怎么又要来了？”“金瓜”闻言，酒醒了大半，才发觉被人冒充了。第二天，我赶到他家的泥墙屋前，只见他脸红脖子粗，与人高声对骂，但无人帮衬，势单力薄，也是无奈。
更窝囊的是，当他的女儿长大以后，在自家的阳台上乘凉，也受人侮辱。他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当事人抓进去了，又放出来了。这时的“金瓜”身无分文，投诉无门，真是“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天可怜见，恰好县里分管政法的领导是“金瓜”母校的校友，得悉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拍案而起，终于使案犯重新归案。
除了妻女受人欺凌，“金瓜”的家庭财产也不能自保。大约在我上小学之前，他刚从江西“发洋财”回来，在村里的坟地上占了两间屋基，打好地基，再筑了几层沙灰墙。有一天，人家发现在坟地上的几十间屋基里面，单单他家屋基的沙灰墙被人推倒了。后来，他重建一次，被推倒一次，反反复复，不知被推倒多少次。他肚子里也知道是谁干的，因为兄弟姐妹都瞧不起他，无人相帮，也是无奈。
有一年，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恰好“金瓜”有一位远房叔叔在台湾，以收尸为业。这位叔叔假装“阔佬”，衣锦还乡，给每位亲属赠送一百美元。“金瓜”没有分到，讨要不成，出言不逊。跟在“阔佬”身后的一个年轻力壮的外甥，从小习武，颇有功夫，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幸好及时被旁人劝开。“金瓜”是空心萝卜，外表光鲜，腹内空虚，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
久而久之，“金瓜”成为村里的一个典型。村人一说起不上不落、不事稼穑的读书人，不是说“像孔乙己式”，而是说“像金瓜式”，金瓜的名气比孔乙己还大。当时村里有一个小后生，快要初中毕业了，硬是被他爹逼着下田干活，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弄得‘像金瓜式’，不上不落，不如早点回家种田，老老实实当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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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叫

人生世上，都要尽责，对家庭、对单位、对社会。如果不负责任，总会被家庭、单位、社会所抛弃。狗叫从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到一名战士，到一名国家工作人员，最后却因见异思迁硬生生破了家庭，丢了工作，被社会所抛弃，发人深省。

“汪！汪！汪！汪汪汪——汪！……”村里有个二十来岁的后生，一天到晚喜欢装模作样学狗叫，边叫边缩起脖子，耸高肩膀，晃动脑袋，眼睛乌珠上下左右滴溜溜地转动，双手握成狗爪状，不停地在胸前摇动，有时甚至抬起一条腿，俨然是一条摇头摆尾的开心狗。
这个喜欢学狗叫的后生为此得了一个绰号——“狗叫”。村人在路上遇见他，随口就是一声“狗叫”，他也欣然接受，从无半点愠意。小孩子只知道他叫“狗叫”，久而久之，反而把真名淡忘了。
按家乡的风俗，爷娘要帮助已经长大的儿子娶了媳妇以后，才能分家。可“狗叫”在娶媳妇之前，就分家了，因为他素来行为乖张，不服管教，爷娘索性放任不管了，分给他一间二层高的泥墙屋。那间泥墙屋平时并不住人，堆堆焦灰什么的，俗称“焦灰屋”。有一段时间，我三天两头光临这间“焦灰屋”，所有的家具只有一个碗柜、一张桌子和一条凳子，还是旧的。
虽然家徒四壁，可游荡惯了的“狗叫”，分家以后，没人在耳边啰嗦，如龙归大海，自由自在，好不快活，因此脸上常常挂着笑容，依然三天两头学狗叫。论年纪，他老大不小了，可总喜欢带着一帮小孩子胡闹。这帮小孩子里面，除了他两个未成年的弟弟以外，还有我。

那时候，大家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嘴巴里都很淡，借《水浒传》里的说法，就是快要“淡出鸟来了”。“狗叫”作为“大哥”，要树立自己的威信，也想弄一点好吃的，给我们解馋，无奈囊中羞涩，只能不断地开空头支票，无非是“明天我去买好吃的东西，大家一起吃”，结果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到了初夏季节，生产队里的小麦刚刚收割，他终于兑现诺言，用小麦换了一点枇杷。到了打霜以后的深秋季节，他家门前菜园子里的那株“金钩梨”（学名“枳椇”）树上的果实熟了，颜色深黑，形状弯曲，像万字符“卍”，挂满枝头。我们拿着竹竿，敲呀敲啊，敲了一大把“金钩梨”，嚼起来味道鲜甜。其实，在“金钩梨”熟透之前，我们因为嘴馋，老早就开始敲了，吃起来又麻又涩，俗称“麻口”。我想，那一树沉沉的“金钩梨”，被我们在成熟前浪费掉的，恐怕比成熟后吃掉的还要多。
“狗叫”从小在外婆家习过武，学了点三脚猫功夫，经常在我们面前露一手，哄哄小孩，绰绰有余。他更喜欢炫耀自己偷鸡摸狗的经历，抖一抖“虎胆英雄”的威风。一般的村坊多少有一些山，十几岁的小后生上山砍柴，帮爷娘分忧；可我村没有一寸山，更没有买柴的钱，只能到人家的山上去偷柴。按说几个小后生偷偷钻进茫茫的深山之中，犹如蚂蚁一般，不易被人觉察，可“夜路走得多，迟早碰到鬼”，偷得多了，难免被人家发现，只得抛下已经砍好的柴，匆匆带着砍柴的勾刀、捆柴的麻绳和挑柴的“柴冲”（即木棍），逃之夭夭，假如被人追上，这些偷柴的工具便被收缴了。
十六岁那年，“狗叫”和村里的一帮小后生去深山里偷树。当时，他肩头背着一根沉重的木头，不慎摔了一跤，在倒地的时候，右手撑地，正好撑在勾刀的刀刃上，把整个手掌都切开了，割断了一根经脉，鲜血直流。同行的小后生见状，连忙用布条把他的手掌胡乱包扎了一下，就回家了。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后来伤口虽然愈合了，可一条经脉割断了，五个手指头就不灵活了，吃饭的时候，只好用筷子一把抓。
在那个淳朴的时代，“狗叫”经常弄一点桃色新闻。有一天，村里传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特意上门来找“狗叫”，正在他的爷娘家里。在乡下，几千年来男女授受不亲，没有恋爱，只有婚姻，一切都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里有大姑娘家主动上门找小后生的？于是村人奔走相告，像看新娘子一样，涌到他爷娘家门口围观。俗话说“瘌痢头儿子自家好”，爷娘都爱夸自己的儿子如何聪明如何能干，可“狗叫”的娘实话实说，给大姑娘泼了一盆冷水：“我们这个囝，一天到晚不在家的，你跟着他要吃苦头的。”

“狗叫”嗅觉灵敏，喜欢东嗅嗅西嗅嗅，时刻寻找“跳出农门”的机会。有一年冬季征兵，他到公社的卫生院里参加体检。因为偷树时落下的伤残，身体这一关本来过不了，恰好他表姐在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帮了他的忙。通过体检以后，他砸锅卖铁，把“焦灰屋”里的两根架栅锯了下来，卖了一点钱，请公社里的武装部长吃了一顿，于是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一名军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农家子弟想跳出农门，不外乎两条路：文化高的青年，争取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但只是凤毛麟角；文化低的青年，争取参军当一名战士，将来转业以后安排工作，相对容易些。
转眼三年服役期满，“狗叫”转业复员。出人意料的是，他被安排在好单位——县人民银行机关工作，真是小狗掉进茅坑里。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原来，他以前偷树伤了手，留下终身残疾，后来在部队医院做了手术，又造成医疗事故，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变成二级残废。为了照顾“革命伤残军人”，转业以后，他被安排在县人民银行的机关，而同时转业的都安排在基层的农村信用社。我甚至听人说起，为了弄一张“革命伤残军人证”，有人施行“苦肉计”，在训练时故意给自己弄一点不会伤筋动骨的轻伤，为的就是转业以后能安排好一点的工作。
有一年，县里派遣由各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深入乡村，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狗叫”也是其中的一员。“狗叫”蹲点的那个小山村，恰好发生一起恃强凌弱的村民纠纷，弱势一方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和一个瘸腿的儿子。“狗叫”因为给弱势一方打抱不平，赢得了姑娘的芳心，对她暗生情愫。
工作组撤回以后，“狗叫”回到了城里。有一天，他回家来，带着两个弟弟和我，一起来到离家三里远的小山村附近，叫他大一点的弟弟进村，约那个姑娘出来。正好她人不在，我们四个人白跑了一趟。后来，那个姑娘还是来到“狗叫”的爷娘家，我看她正坐在桌子旁边吃面条。

“狗叫”嗅觉灵敏，喜欢东嗅嗅西嗅嗅，时刻寻找“跳出农门”的机会。有一年冬季征兵，他到公社的卫生院里参加体检。因为偷树时落下的伤残，身体这一关本来过不了，恰好他表姐在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帮了他的忙。通过体检以后，他砸锅卖铁，把“焦灰屋”里的两根架栅锯了下来，卖了一点钱，请公社里的武装部长吃了一顿，于是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一名军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农家子弟想跳出农门，不外乎两条路：文化高的青年，争取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但只是凤毛麟角；文化低的青年，争取参军当一名战士，将来转业以后安排工作，相对容易些。
转眼三年服役期满，“狗叫”转业复员。出人意料的是，他被安排在好单位——县人民银行机关工作，真是小狗掉进茅坑里。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原来，他以前偷树伤了手，留下终身残疾，后来在部队医院做了手术，又造成医疗事故，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变成二级残废。为了照顾“革命伤残军人”，转业以后，他被安排在县人民银行的机关，而同时转业的都安排在基层的农村信用社。我甚至听人说起，为了弄一张“革命伤残军人证”，有人施行“苦肉计”，在训练时故意给自己弄一点不会伤筋动骨的轻伤，为的就是转业以后能安排好一点的工作。
有一年，县里派遣由各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深入乡村，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狗叫”也是其中的一员。“狗叫”蹲点的那个小山村，恰好发生一起恃强凌弱的村民纠纷，弱势一方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和一个瘸腿的儿子。“狗叫”因为给弱势一方打抱不平，赢得了姑娘的芳心，对她暗生情愫。
工作组撤回以后，“狗叫”回到了城里。有一天，他回家来，带着两个弟弟和我，一起来到离家三里远的小山村附近，叫他大一点的弟弟进村，约那个姑娘出来。正好她人不在，我们四个人白跑了一趟。后来，那个姑娘还是来到“狗叫”的爷娘家，我看她正坐在桌子旁边吃面条。

一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凑合着过了十来年，老婆最后还是跟“狗叫”离婚了，两个女儿一人分一个。我想，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山村姑娘，当初能够嫁给“狗叫”这位堂堂的国家工作人员，可算攀上高枝，对未来肯定充满了憧憬和期待；十年以后，她主动提出离婚，琵琶别抱，想必是心如死灰了吧。
后来，听说“狗叫”被判了几年徒刑，连饭碗都丢了，还是因为男女问题。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分田到户了

从集体时代的“出工一条龙，收工一阵风”，到个体时代的“半夜三更忙割稻，天早五更去车水”，农民身上沉睡已久的生产积极性得以空前激发。分田了，单干了，我家终于从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从生产队这个“紧箍咒”里解放出来了。

早也盼暮也盼，终于盼到十五虚岁，我到了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年纪，原以为能给家里赚工分了。出人意外的是，就在这一年（一九八二年）的一月，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嫌这个说法太文绉绉，不通俗，干脆浓缩为简洁的两个字：“单干”。
偷懒之心，人皆有之，我那时为啥急着想参加生产队劳动呢？是不是有点犯贱？因为我爹常年在外做木工，姆妈只有五分工，家里年年缺粮，不仅要向生产队缴缺粮款，还要缴一笔不菲的公积金。这个沉重的经济压力，压得爷娘喘不过气来。我想早日参加生产队劳动，虽然刚刚参加劳动的十五岁小孩，做一天只有二分半工分，但多少总能为家里多挣一点工分，少缴一点缺粮款。
面对单干这个沧桑巨变，村民们各怀心思，表情复杂，惋惜者有之，高兴者有之，担忧者有之。
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以脾气暴躁闻名。得知要单干了，他心情郁闷，三天两头喝闷酒，喝醉了，便在家门口破口大骂，骂那些没有正劳动力的人家，几十年来全靠他们养活，单干以后，只能喝西北风了。他骂东骂西，指桑骂槐，分明是骂我们这样的“缺粮户”（即社员在生产队做的工分的价值不抵从生产队分的粮食的价值、需要补缴钱款的人家）。我和姆妈听了，心里很是郁闷。
单干以后，我家不幸跟这个老队长成了“田邻居”。他一没有文化，二没有技术，只会死做，种的水稻，产量还不如我家高。至此，我心中不由产生疑问：在农业集体化阶段，到底是余粮户养活缺粮户，还是缺粮户养活余粮户？在人多田少的乡村，如果没有我爹这样的能人走家串户去赚钱，然后把部分收入作为缺粮款和公积金上缴生产队，生产队拿什么给余粮户发余粮款？后来，他眼睛得了白内障，又没有做手术，几乎成了一个瞎子。我经常看他在水稻田里拔稗草，头低得不能再低，眼睛几乎要碰到稻穗了，反而觉得有点可怜兮兮的。

也有的村民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有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村民，坐在台门口的石板上，喜笑颜开，高谈阔论：“走（人民公）社几十年了，我在生产队里什么干部也没有当过。如今单干了，种什么、种多少，都由我自己做主，既当队长，又当会计，还当粮食保管员。谢天谢地，猪肉买不起，准备明天到街上去买一块豆腐，拜一拜。”
对于单干，我和姆妈一样，喜忧参半，心里没底。喜的是，从此以后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再也不用受人家的闲气；忧的是，我爹从小外出做木工，这辈子基本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光靠我们娘囝三个“半劳动”，耕种几亩田地，能行吗？
那一年的春天，过了谷雨节气，就开始插秧了。除了妹妹才念小学二年级、无法参加劳动以外，全家出动，包括九分工的爹、五分工的姆妈、两分半的哥哥和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队劳动的我。姆妈郑重其事，早早到街上买来了香烟、老酒和猪肉，请外公、新正伯伯和大哥（大伯伯的大儿子）来帮忙，好生招待，好像家里请手艺人一样。记得姆妈买的香烟，是两毛四分钱一包的新安江，价格居于中游，比它贵的有中华、大前门、利群等，比它便宜的有雄狮、大红鹰、五一、旗鼓和经济等。
种田的时候，我看村里的那些老把式，虽然不用塑料绳，照样种得笔直，像模像样，煞是好看。而我不仅速度慢，种的秧苗还东倒西歪，扭来扭去。最讨厌的是，种田的时候，人要慢慢向后倒退，眼前留下两行又深又阔的脚印，如果秧苗插在脚印里，就立不牢，只有返工，速度就更慢了。好在对种田地来说，爹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三脚猫，我们爷囝两个的水平半斤八两，彼此彼此，他对我的要求也特别宽松，慢一点不要紧，种多了就快了，歪一点也不要紧，歪田有歪谷，惟一的要求是牢靠，秧苗一次插牢，不能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