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完秧苗，经过两三个月的田间管理，不知不觉就到了夏天。看着自己田里沉甸甸的稻穗，爷娘心花怒放，脸上洋溢着笑意。夏收季节，家里不再请人，摆脱依赖，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打稻的时候，姆妈和妹妹递稻，我和哥哥脱粒，爹挑谷担，五个人就撑起了以前生产队里几十个人的收割场面。
收割早稻，播种晚稻，全家人忙了十来天时间，就忙完了。而在生产队里，夏收夏种简称“双抢”，这是一年中的重中之重，要持续三四十天时间，炎炎夏日，特别累人，能把肥的拖瘦，把瘦的拖死。短短的半年时间，我家从请人帮忙到自力更生，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家五口人，分了三亩多田。其中两亩多种植水稻，包括早稻和晚稻两熟，平均亩产八百斤到一千斤，收了四千斤稻谷，再加上一千斤春小麦，总共五千斤粮食。稻谷和小麦加工成大米和面粉，以七折计算，就是三千五百斤，人均七百斤，家里粮食多得放开肚子也吃不完。而在生产队里，每个人每年核定的口粮标准只有三百六十斤。
在种植晚稻的时候，家里特意安排了小半亩糯谷，加工成糯米以后，可以做糯米饭，也可以做甜酒酿、年糕、冻米糖、杨梅餜和麻糍，以改善伙食。短短的一年时间，我家已经从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
除了两亩多水稻，我家还种了一亩棉花。到了秋高气爽的日子，一个个棉桃里吐出了一朵朵又白又肥的棉花，不仅产量高，出皮率也高。卖给供销社以后，换回了两百多元花花绿绿的钞票，这是我当时看到过的最多的钞票。从每年向生产队上缴四五十元的缺粮款和公积金，到从农田里收获两百多元的经济作物，姆妈的心里特别激动，脸上乐得像开了花。
分田了，单干了，我家终于从生产队这个戴了二十多年的“紧箍咒”里解放出来了。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不戴口罩的植保员

为什么我对这块泥土爱得格外深沉？因为它生长五谷、哺育人类。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除了收种，我也干过除虫、灌水和施肥，体会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深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单干以后，除了作物收种的时候比较忙碌以外，平时的田间管理相对要轻松一些，无非是除虫、灌溉和施肥。
在家乡那样的穷乡僻壤，幼年看到植保员的时候，仿佛觉得他是一个天外来客，因为他有两样独一无二的“武装”，一样是白口罩，另一样是香肥皂。在我的眼中，白口罩是白衣天使的专利品，而香肥皂则是城里人的专利品，而植保员兼而有之，可见其与众不同了。
口罩和香皂不是白拿的，因为植保员的职责就是为庄稼除虫，经常与有毒农药打交道，劳动环境相当恶劣。当然，植保员除了正常的工分以外，也可以加分，还可以休息，似乎比一般的社员多了一点“特权”，也比较人性化。
当年，植保员背上的喷雾器还比较原始，像一个小型的氧气瓶。先在瓶里灌满清水，配上农药，再旋紧盖子，然后给它打气，像给自行车打气一样。等气打足了，植保员背起钢瓶，打开喷头，边走边把农药喷洒在庄稼上。过了一会儿，钢瓶里的气不足了，再回到田塍上，重新打气。这样周而复始，相当麻烦。等我稍大以后，已经有新的塑料喷雾器，用两根带子背在肩上，左手打气，右手喷雾，直到一桶农药喷完，省去了许多麻烦。大约在八十年代末，乡村引进新的电动喷雾器，开关一开，马达“哒哒哒”地响起来，一道细细的水雾从喷头上喷出去，又散又远，效率成倍提高。

单干的时候，哥哥已经在县城里读高中，为高考而忙得没日没夜，焦头烂额。更多的时候，我成了家里小小的植保员。至于生产队里植保员的“武装”——白口罩和香肥皂，那是没有的。倒不是买不起白口罩，一者乡下人没有这个习惯，嫌戴起来闷气，呼吸不通畅，二者年纪轻有侥幸心理，总觉得喷农药的时候，只要操作得当，药水不会被吸进鼻子里，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呢。喷雾的时候就看风向，静风的日子不要紧，起风的日子，要顺风喷洒，不能逆风喷洒，否则药水就会飘进口鼻里。喷雾完毕，就到池塘里去洗澡，我用的是洗衣皂，也叫“臭肥皂”，价廉物美，去污效果不错。至于更困难的人家，连“臭肥皂”也用不起，就用皂荚做的土肥皂，不是一块一块的，而是一团一团的，好像只要三五分钱，虽然外观土气，但去污力较强。
农药喷洒以后，寄生在庄稼表面的害虫一般就呜呼哀哉了。但稻田里的螟虫一般寄生在稻秆芯里，离水面较高，喷在庄稼表面的农药杀不死它，一定要先灌水，让水满到螟虫寄生的部位，再用剧毒的甲胺磷喷洒，农药的乳剂漂浮在稻田的水面，渗透到稻草芯里，将躲在里面的螟虫杀死。
除了甲胺磷以外，一O五九、敌敌畏、乐果等也是常用的剧毒农药。敌敌畏用来对付叮在青菜叶上的虫害，有七天的毒性，喷过敌敌畏以后，如果要割青菜，至少在七天以后，否则容易中毒。据说，如今有的菜农今天给青菜喷农药，明天就收割，卖给城里人吃，自家别说人不吃，连猪也不吃。
小时曾经听爷爷说过，以前没有农药的时候，遇到虫害就束手无策。村人习惯割芦苇叶插在田边，大骂瘟神：“入你娘，给我滚蛋！”效果可想而知。至于菜田里的害虫，先把“红线”（即“断肠草根”）研成粉末，撒于萝卜菜叶上。更原始的方法是一手持一根小棒，另一手持一只畚箕，轻敲菜叶，使害虫因震动而落入畚箕，俗称“抖菜虫”。而我作为一个小小的植保员，能够背着喷雾器喷农药，已经算很现代化、科学化了。

除了及时除虫，作物的生长离不开一个“水”字。除了用水车或者抽水机从池塘里取水以外，运气好的时候，也可以从池塘、小溪和水库里放一点雨水。
每次大雨以后，村前的大池塘里都有活水，一头进，一头出。在池塘的出口，拦上几块大石头，抬高水位，积储池水。天晴以后，田里的水浅了，就放池塘里的积水，可以对付一阵子，五天七天不成问题。
池塘里的储水，放一点浅一点，放完了就没了，不如长流的溪水，源源不断，可以长期灌溉。后来，村人在村后的小溪上，筑了一道堰，重新挖掘了田埂，把水流引到村前，灌溉门前的大片农田。
久旱盼虹霓，等到池塘见底、小溪断流以后，就等从水库里放水了。县里有两大水利工程：通济桥水库和金坑岭水库，分别修建了相应的灌溉渠道。不过，水库里放出来的水，一路跑冒滴漏，到我们灌区“尾巴”的郑宅公社，水头已经“滴滴答答”，像得了前列腺炎的老头子撒尿一样。就是这么一点剩水，也要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轮流。轮到最后面的外婆家，全村的男劳力几乎倾巢出动，分兵把守，在渠道的每一个缺口，都要守一个人，只怕人家把水改走。每到这时，外公都要来我村附近放水，有时来我家吃饭，有时姆妈烧好饭菜以后，送到渠边。
有一年夏天，久旱无雨，好不容易盼到金坑岭水库里的水流进我村的渠道。那一天晚上，我背着一把锄头去放水，七拐八弯，把水引进了自家的棉花地，人就躲在里面。同时在放水的还有一个大人，他把水改到自家的地里。我看他走开了，又把水流改回来。就这样，他改过去，我改过来，两个人捉起了迷藏。最后，我还是暴露了，怕引起争端，眼睁睁看他把水改走了。

放水的故事，家家户户都有一箩筐，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乡村里很多械斗事件，就是因为放水而起。据我所知，有一次爹去放水，路过一位族兄的地头，两人争水，谁也不肯退让，于是就动起了锄头，干了一架。有一天晚上，夜黑风高，姆妈到池塘里去放水，一脚踩在田缺上，摔了一跤，跌断了手臂，为此饱经折腾，吃尽苦头。
每到伏旱季节，山背上因为没有水利设施，无法灌溉，耐旱的棉花和番薯被烤得焉不拉几，没精打采。下午放学以后，我从山背下的小溪里挑了两桶清水，晃晃悠悠地挑到山背上，再用瓢浇到棉花的根部。只听“哧”的一声，一瓢水马上蒸发了，无影无踪。一块棉花地，就是浇上一百担清水，也无济于事。在毒辣辣的太阳下面，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可奈何。

至于农田施肥，那时已经有了化肥。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普遍使用氨水，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容易挥发，不易运输和保存，刺鼻的气味熏得人直流眼泪。罐车将氨水运到公社以后，用皮管灌进用水泥修好的氨水池里，再分配给每个大队。每次运来一批氨水，公社广播站的喇叭都要播送一遍，哪个大队分到多少斤。时隔三四十年，我至今能把本公社每个大队的名字倒背如流，就是这个缘故。听到广播里的通知以后，社员们把酒坛装到独轮车上，浩浩荡荡，鱼贯而来，到公社的氨水池边分装氨水。灌满氨水以后，酒坛的口子用塑料布包好，用绳子扎紧，然后糊上烂泥，以防挥发，跟装老酒相似。后来，有了固体的氮肥氨水粉、肥田粉，有了肥效更高的尿素。此外，还有磷肥过磷酸钙，有钾肥氯化钾，有氮磷钾复合肥，三种化肥都齐全了。
化肥用多了，土地容易板结，乡村里还是喜欢绿肥和农家肥。所谓绿肥，主要是青草还田，主要还是青稻草，用铡刀铡成两到三段，撒进田里，翻入土中，容易腐烂；或者是草籽，割一半留一半，烂在田里作肥料。至于农家肥，有栏肥，要卖给生产队，折算成粮食。我干过农村里几乎所有的活，就是没有挑过栏肥，成为终身的遗憾；有人粪肥，可以用在自家的自留地里，也可以卖给生产队，按担数计算。有的人家为了把一担人粪肥充作两三担，就弄虚作假，在粪缸里冲了大量的清水。为此，生产队里买了一个度数计，形状像温度表，放进粪桶里，浮在上面，清水冲得少的粪担浓度就高，清水冲得多的浓度就低，让你冲了也白冲。还有草木灰，一种是灶头的炉灰，另一种是家门口的焦灰，把稻草、青草、草皮、垃圾和泥巴混在一起焖烧，烟雾缭绕，烧上十天半月，像一座小山。小孩子对焦灰别有一番感情，因为日夜焖烧，随时可以在上面烤一点番薯或者豆子什么的，解解馋。
施农家肥，尤其是人粪肥，是一门考验人的技术活。施肥的工具是一个木粪勺，装着一根长长的木柄，盛满人粪肥以后，从肩后往前泼，越过肩膀和头部，又高又飘，才能洒得远、洒得散、洒得匀。我这个蹩脚的“小农民”曾学过几次，不仅没有学会，身上还洒了一身粪和尿。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三满2012 264楼
我当个生产队的记工员。你的文章出了我们当年的真相。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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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记工员是我童年时代仰慕的对象，捧着一本长长的本子，喊着一个个人的名字，可神气了！

@三满2012 266楼
你说的没错。因我在当时也算是读书人了——九年制高中毕业，是村里好些个女孩子心中的偶像了。只是想穿着皮革不想穿草鞋，才没在很小的年纪就娶了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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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我老家那边的人。因为在高中时代，老师耳提面命：“要穿草鞋？还是穿皮鞋？”为了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穿上皮鞋，有的同学甚至疯了！

泥土香飘识谚语

集体创造、口耳相传的谚语，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处处散发着泥土的芬芳，闪烁着老百姓的智慧，比文人的创作更有草根生命力。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流行，各地的谚语俗语逐渐消失，亟需搜集和整理。

在初中阶段，繁重的田间劳动让我经受了艰苦卓绝的锻炼，并深深地懂得了那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谚语背后蕴藏的涵义。这些由老百姓集体创造、口耳相传的谚语，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最适合“斗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
早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当夏夜在明堂（即“晒场”）里乘凉，爷爷仰望满天的星斗，对着呼呼的东风，脱口而出：“日晴夜东风，塘底好栽葱。”这句农谚说明了一个道理：在盛夏季节，如果白天天气晴朗，夜晚东风劲吹，意味着天气持续晴朗，池水干涸，池塘底部的烂泥裸露，简直可以栽葱了。
几千年来，中国的乡村都是靠天吃饭，因此预测晴雨，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老百姓积累了许多预测天气变化的经验，凝聚成文字简短而寓意丰富的农谚。譬如“春雾不过昼，夏雾断遍流”，春天起雾不过一天就要下雨，夏天起雾天要长期放晴；“雨落早五更，雨伞不要撑”，起早五更下雨，一般天会放晴；“春雾雨，夏雾晴，秋雾霜，冬雾雪”，短短的十二个字，点名了四季之雾与天气的关系；“立夏晴，蓑衣笠帽戤田塍；立夏落，蓑衣笠帽戤壁角”，立夏日是晴天，反而以后要多雨，立夏日是雨天，反而以后要少雨；“立冬晴，一冬晴”，点名立冬的天气与整个冬天天气的关联。

天气的变化，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食过端午粽，棉絮包袄拿去送。”意谓过了端午节，天气渐暖，不会有倒春寒了，不用再盖棉絮、穿包袄了。“六月六，浴个十八头。”“十八”是虚指，极言其多，意谓酷暑盛夏，天气炎热，一天之中，要不停地洗浴降温。谚语说：“七月半，水鬼站塘墈。”意谓到了七月半，已是初秋季节，天气渐凉，冷水浴者渐少，可儿童余兴未尽，总想偷着玩水，大人惟恐发生意外，故意恫吓：“再去洗澡的话，水鬼在池塘边等着你们呢！”“八月半，蚊虫虼子少一半”，到了八月中秋以后，天气一凉，夏天的蚊子虼子会大为减少。
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即使勤于稼穑，也未必就有好收成，还要看天吃饭。譬如清明前后，播种白豆，保全豆苗，难上加难：“一粒不出，二粒鸟‘啄’（读成“de”），三粒老鼠拖走烂田缺。”有的豆种长不出来，有的豆种被鸟啄走，有的豆种被老鼠拖走，所剩无几，极言稼穑的艰难。
也有的农民，在长期的劳动中，总结出田间管理尤其是水利管理的经验：“会管水的管三丘，不会管水的管一丘。”意谓光管自己一丘田的水是不够的。如果上丘无水，则无水下流，自己的田容易干涸；如下丘无水，我不在的时候，难保人家来开我田之水。所以，只有上下三丘田都灌满，大家都有水，才算真正管好水。“年里麦，寻勿着人踏”，在年里，小麦经人踩踏，来年新春会更加旺发。“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没有水要绝收，没有肥会减收。
人多地少，只有精耕细作，在有限的土地里套作农作物，才得以提高总产量。譬如在麦地里套种白豆，小满节气麦子收割以后，白豆苗已经有点高了。如果麦子长势太好，套种的白豆没有足够的阳光和养料，势必影响长势，所以谚语说：“有麦无豆，有福无寿。”前半句总结了农作物的套作经验，下半句引申为人生哲理，一般的富贵人家，养尊处优，缺少锻炼，福气是有了，往往不能长寿，贫贱人家，布衣淡饭，劳作不辍，筋骨硬朗，反而高寿。

要生存，首先要勤劳，早睡早起：“若要富，鸡啼三更离床铺；若要穷，眠到日头三丈红。”“夜来睡得早，省油省灯草。”早起劳动能致富，早睡休息会节俭。
家乡土地贫瘠，人多地少，即使常年勤耕苦种，也未必能填饱肚皮，所以只有省吃俭用。因为细粮不够吃，就吃杂粮，甚至以青菜充饥。一般的人家用青菜或野菜洗净切碎，或用萝卜、胡萝卜、番薯、芋艿等去皮切成小块，或刨成丝，掺在米中，加水煮成青菜饭、番薯饭、萝卜饭、芋艿饭，不但香味适口，而且节省主粮，两全其美：“食到苦麻饭，想食九大碗”、“种好一年菜，增加半年粮”、“胡萝卜垫底，白萝卜当米”。
在语言风格上，谚语大多采用比兴手法，以自然现象来起兴，再引出社会现象，形象贴切，水到渠成。譬如，“天上无云勿落雨，地上无媒不成婚”，“作稷（即“庄稼”）勿好苦一季，夫妻勿好苦一世”，“田要深耕，囝要亲生”，“远路无轻担，长病无孝子”，“天晴无雨讯，人穷无实信”。

除了言简意赅的谚语，家乡还有许多妙趣横生的俗语。老年人至今还能津津乐道，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从小耳濡目染，听得懂讲不来，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来说，却是“鸭听天雷”了。兹举数例，立此存照，以窥一斑：
爷爷看历书，不如嬷嬷看磉子: 查看历书预测天气变化，不如查看房屋的磉子（即“石础”，房柱下的基石）预测天气变化，意思是书本知识不如实践知识。
夜路走得多，总要碰上鬼（读成“ju”）：坏事做多了，迟早会被人发觉。
黑心做财主，杀心做皇帝：只有黑心的人才能做财主，只有杀心的人才能做皇帝。
暗算别人一千，自己划上八百：暗算他人，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自己。
烂糊田里滚手臼：在烂泥田里滚动手臼很费劲，比喻事情非常棘手。
会择择郎婿，不会择择田地：选择女婿，重在郎君的人品好坏，而不在于男方的田地多少。
一个吹笛，一个捏孔：吹笛本是同一个人吹气、捏管，现在分别由两人来做，反而不协调。
口稳手稳，天下走尽——口不乱说，手不乱伸，走遍天下，畅通无阻。
木莲豆腐浇酱油——木莲豆腐应该浇红糖水，可偏偏浇上颜色酷似的酱油，意谓不合时宜，三搭头，双乔皮。
半夜三更烧镬孔（即灶头）——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了。
从简洁、顺口、形象的谚语和俗语里，处处闪耀着老百姓的无穷智慧，我从中也得到了熏陶和滋养，一辈子受用不尽。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我帮哥哥选志愿

前半辈子跟爷娘过，后半辈子跟配偶过，只有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才能陪伴一辈子，同看朝阳，共赏落日，故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之说。无论在生活、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我们兄弟都有一箩筐的故事。

一九八三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了。短短的个把月时间，我经历了三次大考，第一次是初中的毕业考，第二次是初中中专的升学考，第三次是普通高中的升学考。
考试之前，摆在每个考生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漫漫长路，先考高中，再考大学，争取将来跳出农门；另一条是终南捷径，考上初中中专，马上跳出农门。
当时，我的心情颇为纠结。我从小胸无大志，人生的最大理想是吃饱肚皮。按照当时的大流，当然是走终南捷径，考上初中中专，当上国家干部，早点赚钱，为家里减轻负担，况且读高中夜长梦多，将来能否考上大学，更是未定之天。加上我初二时的班主任张土证老师，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给我们讲他一个学生的故事：考上中专，两年以后毕业分配，在一家粮站工作，小小年纪，每月就拿几十元工资，吃上国家饭，多少轻松，多少光彩，多少有味！按照当时的学制，七岁上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中专两年，毕业时才十六岁，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个大孩子怎么一天到晚老在粮站里闲逛。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在我熟悉的圈子里，只有一个人唱反调，那就是同窗好友金建国。他说能够考上初中中专的人，属于凤毛麟角，将来考大学是手到擒来，但初中中专只相当于高中学历，毕业后分在小地方混日子，可能埋没一辈子的远大前程。

听听两方的意见，似乎都有道理。那时候，我心里也是“脚踏两船头，心中两悠悠”，打算走一步算一步，相机行事。
毕业考以后，我们一班同学赶了十里路，来到位于白马公社的浦东区校，那是初中中专的考点。考试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门功课，不考英语，分两天进行，每半天考一门，不算紧张。其实，到了初中阶段，我对数学、物理、化学的功课颇感吃力，本来也没有寄予很大的希望，只是不考白不考，权当是一次练兵吧。
放榜之日，出乎意料，我四门功课的总成绩是三百三十五分，平均每门八十四分，刚刚够上初中中专的分数线，还算不错。
这个消息传到村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在我家所在的那个偏僻的乡村，斗大字不识几个的邻居们，想当然地以为够上分数线，那就是“中”了，马上要变成居民户口了。邻居们带着羡慕的眼光，纷纷涌到我家门口，前来道贺。那一年，我才十五岁，还是一个小后生。
结果我没有被中专学校录取。同窗好友金建国考了三百四十分，超出分数线五分，他也没有去读中专，到底是学校不录取，还是他不想读，我不清楚。这年的秋天，我们一起进城，就读于浦江中学高中部。

跟我的这一场“燥高兴”相比，哥哥倒是真开心。我的初中中专考试成绩，名列全公社第二，他的高中中专考试成绩，名列全县第二，超过录取分数线一大截，自然是百发百中了。
在填志愿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除了还不懂事的妹妹以外，爹、姆妈、哥哥和我都参加了。在招生学校名录上，我看到中专学校大多是农业、林业、供销、物资、商业等行业，与乡村生活息息相关。而自我懂事之日起，就觉得供销社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系统，农民需要的绝大多数生活用品，除了吃的粮油、蔬菜、禽蛋、水果，穿的土布等少部分自产自给或者从集市上自行解决以外，其余的都要从供销社购买，包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盐、酱油，小孩子最爱吃的糖果、糕点，以及结婚必备的缝纫机、手表、自行车，而且还要凭票凭证供应。在供销社当营业员，仿佛是在天上做神仙，不要下田，不要晒日头，不要淋风雨，旱涝保收，老了还有退休工资。记得我们郑宅供销社有三家生活资料门市部、一家农资供应门市部和一家农副产品收购门市部，此外还有两家分销店，并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大村建立了代销店。初中三年，每天吃过中饭，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几乎天天去逛街，目的地是郑宅供销社的生活资料门市部，那里有我爱吃的糖果，也有我爱看的图书。于是，我建议哥哥第一志愿填报浙江省金华供销学校，全家一致通过。不久，哥哥如愿以偿，收到录取通知书，到该校物价专业学习。
哥哥虽然跟我同一年考中专，但此时他已经复习一年。那时，高中只有两年，念完高二就可以考大学。他的语文和数理化成绩向来不错，只是英语到高一才开始学，拖了后腿。记得在一年之前，高考放榜之日的黄昏，浦江县人民广播站正在播全县高考上线人员的名单，哥哥站在楼上，全神贯注，侧耳倾听隔壁邻居家的广播，一直到名单播完，也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只见他脸色苍白，精神萎靡，像打了霜的茄子。
事后得知，那一年，浙江省的高考分数线是四百十二分，而哥哥的总分是三百九十三分，差了十九分，主要吃了英语的亏。当时，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只有三十二万，而考生数是招生数的几十倍，名副其实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应届生和往届生同场竞技，毕竟老马识途，我县每年上榜的大多是“老童生”，还有重点中学浦江中学二十余名应届生，普通中学几乎年年“剃光头”、“吃鸭蛋”。

好在大家都深信“水浸石头烂”的道理，今年不行明年再来，明年不行后年再来，只要不停地复习，总有考中的一年，就这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中举”。 村里有一位小学教师，五十年代经过两年复习，考入一家师范学校。八十年代，他的两个儿子相继参加高考。次子在两年制高中毕业以后，重新念了一遍高中，后来参加高考，还是名落孙山。于是，参加了复习班，第一年失利，第二年失利，直到第三年才如愿以偿。他的幼子参加高考，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第三年才如愿以偿。当时，村里有人讥笑他们一家人太笨，父亲复习了两年，次子复习了五年，幼子复习了三年，父子两代三人加起来一共复习了十年。小学教师听了风言风语，坦然自若：“水浸石头烂，不怕难为情。”
跟大多数落榜生一样，哥哥选择了复习班。令人意外的是，他没有继续留在重点中学浦江中学复习，而改到离家较近的普通中学白马中学，也没有继续报考大学，而是改考高中中专。他作出这样的抉择，一者是短腿英语课程可以免考，二者是高中中专的学制只有两年，可以早日参加工作，为爷娘分忧。

这辈子我们兄弟俩久经考场，身经百战，我的考运似乎比他好一点。哥哥比我大三岁，一九七二年春季上学，一九七六年冬季五年制小学毕业。当时，中小学已经改为秋季上学，所以在一九七七年的上半年，他又读了一个学期，既不算小学，也不算初中，叫做“过渡班”。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学生无心读书。有一个星期天，哥哥要去外婆家玩，可还有家庭作业没有做好，怎么办？他便背着书包去外婆家，游玩读书两不误。这么一件寻常的小事，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却非同寻常。正好隔壁邻居是学校的老师，经他一传，整个学校无人不晓，哥哥一时成为全校同学的榜样，自然也是我的榜样。
从前店联校到郑宅中学，从郑宅中学到浦江中学，哥哥一直品学兼优，几乎垄断了班长一职。我跟在哥哥后面，亦步亦趋。从此，在老师和学长们的心目中，我的名字不叫“向阳”，而叫“胜利的弟弟”。做模范生的弟弟，有好处，容易获得老师的青睐，有其兄必有其弟，也有压力，不能给哥哥丢脸。
同胞的手足之情，记忆最深刻的不是学习，而是劳动。在小学阶段，每到星期六下午，只要不下雨，我和哥哥一起进附近的山坳筢松毛，来回要走十公里路。我拖着一把竹筢，将散落在山路上的松毛筢起来，装进他挑着的竹篓里。当然，挑竹篓的重活他干，筢松毛的轻活我干，谁叫他比我大三岁呢。

到了初中阶段，因为分田到户，每年暑假，我和哥哥经常抬着三四百斤重的抽水机，迈着沉重的步子，战战兢兢地行走在狭窄而泥泞的田塍上，生怕摔倒。到了“双抢”季节，我和哥哥一起打稻，穿着浑身湿透的制服，拖着沉重的脱粒机，深一脚浅一脚地挣扎在滚烫而稀烂的水田里，其中的艰辛非常人所能道。
牙齿和舌头都要打架，何况是朝夕相处的兄弟，而且两人年纪相差不大。每当动起手来，我必然是全力以赴，用十分力，而他手下留情，只用三分力，有时还故意高喊：“啊哟！啊哟！”故意营造一种已经把他打痛了的错觉，给我一个台阶。有一次，我们两个在明堂（即“晒场”）上打架，我居然把他打出了鼻血，其实出手并不重，因为他的鼻子从小被人打伤，稍微碰一下，就要流血。为此，我挨了爹的一顿打。
我从小跟着爷娘和哥哥睡一张床。六岁那年，妹妹出生了，从此我和哥哥离开了爷娘，另睡一张床，前后十年，直到他离家到金华读书为止。

兄弟俩同榻而眠，寒冬腊月只有一床被子，约好睡觉的时候，要持相同的姿势，朝相同的方向，否则头碰头、屁股对屁股，棉被盖不拢，容易挨冻。在夏天，约好相互搔痒痒和掐痱子，哥哥叫我先给他抓一百下，他再给我抓一百下，两下扯平，结果他总是赖皮，一般只给我抓五六十下，就不抓了。有时候，深更半夜，他还装神弄鬼，故意吓我。开始时我不相信，也不害怕，慢慢的，装得多了，真的害怕起来，最后居然问他：“你到底是人，还是鬼？”达到目的的他于是“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有一次，我不知何故被姆妈打了一顿，心里有气，为了报复，就在谷柜里抓了一把稻谷，撒在米瓮上。姆妈发现以后，把米倒出来，重新筛了一遍。她先问是不是我弄的，我矢口否认；再问哥哥，哥哥自然否认。姆妈生气了，劈头盖脸打了他一顿，他就讨饶，违心承认是他弄的，让我内疚至今。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陈奂生”进城了

进城了，来到一个与传统乡村截然不同的新环境，但农家子弟的身份没有变，发奋读书的品格没有变，勤俭节约的意识没有变。多少莘莘学子吃着自家做的霉干菜，发奋读书，考上大学，戏称“博士菜”，成为寒门学子寒窗生涯的见证。

一九八三年秋天，在乡下待了十五年的我，像梁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一样进城了，但不是做小买卖的，而是读书的，就读于浦江中学高中部。
在乡下蜗居了十五年，乍到城里，所见所闻，一切都觉得新奇。在公社里读初中时，那个颇有名气的千年古镇，虽然也有两三里长的街道，只是窄窄的，才几米宽，像细长的面条，猪肚的小肠，弯弯绕绕；而城里的高中，坐落在全县最宽的街道边，门前的大街大约有二十来米宽，通体笔直，切得像糕一样，还与县政府毗邻而居，多少借了一点官气；公社里的楼房，多是砖瓦结构的二层楼，而县城的高楼大厦，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不是四层楼就是五层楼，在我的眼中，已经是高耸入云了。
当然，最大的不同还是人。在乡下的初中，大多数老师上课讲一口土话，除非朗读课文，只有个别老师讲普通话，属于“稀有动物”，而高中里的老师，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大多数老师都讲普通话。一般而言，外地的老师普通话讲得字正腔圆，标准一些，尤其是杭州和上海等大城市出生的，而本地的或者金华地区的老师，多少带着一些家乡的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