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尼琴柯，停止闪照！”


“是！”


法西斯匪徒也加快了速度，我们企图避开他们，但这已办不到了。显然，这一组快艇是一支伏兵，现在把我们错当是西多连柯的猎艇，正努力想将我们俘虏过去。


开火对希特勒匪徒们是不利的；因为开了火会引起我们巡逻艇只的注意。因此，他们“默默地”追赶我们。


“特列辛斯基！”我叫着艇尾炮炮长。“用无焰弹发射，并轮流使用高爆弹和杀伤弹，对准最左一艇（因为这一艘最为靠近水平线的黑暗部分）——开火！”


机枪的咯咯声跟艇炮的轰隆声混合了起来。法西斯匪徒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开炮回击了。四面都溅起了白色的水花，好像下着巨大的雨点似的。在猎艇的头顶上，弹道线形成了一顶帐篷。


“柯罗洛夫，”我叫着投弹员。“烟幕！快！”


在艇尾，烟幕弹暴风似地发出烟来。白色的烟雾在水面上伸展开来。


“向舷外发出一个烟幕弹！停止射击！停止！”


最后一个弹壳叮当一声地落了下去。


我将传话器的把手从“全速前进”扳到“停车”上。猎艇骤然地减低了速度，艇首低下去了，“白须”和波涛在艇尾后面消失了。


“向舷外再发一个烟幕弹！”


那个烟幕弹冒着烟，摇摇摆摆地、慢慢地向后飞开去了。


“舵向右，正对船舷！加上灭声器！”


我们用缓慢的速度，不激起波涛，静悄悄地向水平线的救急的黑暗部分驶去。


敌艇定我们发射烟幕弹的地点乱射了八分钟之久。后来，发觉受了骗，就停止射击，开足马力向芬军方向驶去，并没有看见在暗处的我们。


早晨，我走到岛上去，赶去看看我的母艇。


在她的甲板室里露着一个大裂洞。艇桅的顶部已挂在无线电天线的残存部分上。炮筒上的油漆都胀起一个一个大泡，有些地方已经剥落，好像破衣烂布似的垂挂着。在艇首炮上有好些发亮的深深的弹痕。在打坏的瞄准器上有一滩血迹。


“弗罗洛夫就是站在这里校正炮火的，这难道是他的血迹？”我这样想着。


被弹片打得破坏不堪的甲板上也有血迹。第二底舱的舱口开着，里面传出了焦臭。在这间底舱里，在黑色的木板上堆着许多烧焦的帆布服、汗衫和制服。被机枪子弹炸开来的巨大的孔洞，斜着排列在甲板室的整个一边墙壁，每一个孔洞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在艇尾炮上，炮闩的开启系统已经打坏。最后，在旗杆上，轻风还在吹动那半面破旗。旗帜上有许多被子弹打穿和撕裂的地方。


我无力地坐在放在艇尾的深水炸弹上；我无论怎样也忍不住眼泪直涌出来了。加夫里洛夫和斯楚尔默默地在我身旁坐下。

“第一个发觉敌艇的是斯列波夫，”加夫里洛夫低声开始说给我听。“敌艇是无声地、戴上灭音器而向我们偷袭过来的。两艘从左舷驶过来，两艘从右舷驶过来。艇长还没有来得及按电铃，弗罗洛夫已向最近一艇发了炮。他第一炮就打坏了敌艇的自动炮。冈察洛夫逼使第二队敌艇退到很大的距离之外去。敌艇第一排炮火从水上飞跳起来，结果打中了甲板室和指挥桥。艇长倒了。分队长接替了他的岗位。……别洛波克，您知道吗，去年冬天他在列宁格勒学习过。再过一个月他就要升任军官了……他是到我们艇上来实习的……正好在甲板室。弹片打中了他的胸部、肚子和头。虽然如此，他听见无线电员在无线电室呻吟，他就赶进去了。无线电员一只手捧住从肚子里掉出来的五脏，一只手还在发报机拍电报。巴维尔·阿基莫维奇扶着昂德列秀克，一直等到他将受到敌艇袭击的电报发出去。”


“可是我们只接到你们的呼号，”我说。


“昂德列秀克发完了电报之后，”加夫里洛夫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似的，继续说下去。“已经精疲力尽了，他就说：‘明天就要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书了……请你们承认我是共产党员……’爆炸的子弹打坏了瞄准机件，打断了表尺。瞄准手和装弹员都倒地了。弗罗洛夫打断了一条腿，头和手都受了伤，”这位轮机员细细地在回忆起昨夜的恐怖经过。“别洛波克站得稳稳的，叫我去拿水，他自己用帆布服扑灭了底舱里的火……他看见弗罗洛夫一条腿站也站不住，还努力在起艇炮瞄准件上的螺帽，他就用自己的手——您还记得他的手吗，那简直不是手指头，而是老虎钳——它们抓住螺帽拧着。第一下，就把手掌上的皮肤全给撕下来了，第二下，螺帽就拧开了。弗罗洛夫修理好了损坏的地方，艇首炮就又加入战阵了……不错，它的射击是稀疏的，可是要知道，弗罗洛夫自己又要瞄准，又要射击……别洛波克在装炮弹，而谢尔盖·叶尔马柯夫也打断了腿，是躺着在递送炮弹的。”


“您要是亲眼看见就好了，”斯楚尔补充着他的叙述。“没有一发打得太远或是没有打到的，每一发炮弹都打中了目标，不是打在艇舷上，就是打在甲板室上。有一艘敌艇就这么着起火来，躲到烟幕里去了……”


沉默了一会之后，加夫里洛夫又说起来：“斯列波夫叫道，冈察洛夫在艇尾上中弹牺牲了。弗罗洛夫要别洛波克去开艇尾炮，他自己和叶尔马柯夫继续射击着……当巴维尔·阿基莫维奇走过甲板室旁边的时候，一梭机枪子弹扫在我们的艇上……”


“这是我不好，”斯楚尔插进来说：“我没有看见那艘起了火的敌艇又驶过来了。而且它还在进攻……别洛波克先还靠在甲板室上，后来慢慢地倒在甲板上了。他的力气已只够爬到机舱口面前。”


“就是这一梭子弹，也打伤了斯列波夫和朱伊柯夫。一颗子弹打在探照灯上，碎玻璃将斯列波夫的脸全划破了。”


这时候，斯列波夫本人来了。他的两手绑着纱布，好像是两条没有手的手臂；他的脸全部都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对眼睛。


“就是他！血流得把眼睛都遮住了，可是他还把烧着了的旗子拉下来扔掉……两只手全烧伤了。”


这样的称赞使斯列波夫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这不算什么，”他说。“朱伊柯夫才叫我佩服呢……他的两条腿全打断了……子弹匣打散了，弹带也打断了。我想给他包扎一下，要知道他正在流血，可是，他嚷了起来：‘别来打搅，先得把子弹收集起来！’我和他装上了一条新弹带，他就叫：‘扶我起来！’我说：‘你腿也打断了，怎么站呀？’可是他就骂起来了：‘快扶我起来呀！’后来还打了我一记耳光呢。我扶他起来。他抱着机枪……吊在上面开枪。这时候，艇首炮又不响了。我走到那边……弗罗洛夫和叶尔马柯夫躺在甲板上，躺在一滩血里。……他们还在努力想爬起来。我要去扶住弗罗洛夫，可是他推开了我说：‘你是一个好瞄准手，站上去，发炮吧。不过弹壳得用手退下来，退壳钩坏了。你得救出这艘猎艇，这也就是救我们大家。’好着，正在这时候，援兵出现了……”


“斯列波夫那样地叫了起来，叫得全艇都听见了：‘弟兄们！我们的船来助战了！好吧，加紧射击呀！’”


斯楚尔打断了他的同志的话，这样说下去：“大家好像复活过来一样。弗罗洛夫起来跑到炮跟前，朱伊柯夫用机枪咯咯地打着……几艘巡逻艇从各方面都向着敌艇射击。法西斯匪徒看见这种情形，就想逃了！这时候，分队长发出了命令：‘舵向左！’可是，舵轮我怎么也转不动，不知什么地方卡住了。没有时间去找寻故障了。我赶到紧急操纵杆跟前——那还是您当艇长的时候做出来的，这东西做得真不错……我使劲地扳住舵柄。可是一动也不动！这时候，有一艘敌艇已经驶到跟前，连德国佬也看的见了。他们叫着：‘俄国人是猪，伊凡完蛋了！’这使我们都恨极了！‘秃头鬼完蛋了！’分队长叫道：‘冲撞！’冲撞的架势倒真是很方便的，只须稍微偏一点便行。我用胸部尽力压住舵柄，眼都发黑了，后来我感到，扳动了。我再用了一下力……不知什么东西折断了，舵猛的移动了位置，我也滑了一下，失去了平衡，跌倒了。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冲撞的时机已经错过。我们的巡逻艇急急地赶去追击法西斯匪徒。我们便向这里驶来了。驶到之后，没有一个人还有力气，大家连系索都抛不动了。……”


听说别洛波克、冈察洛夫昂德列秀克以及其他同志们已葬在岛上的高岗上，我就和朋友们道了别，去看看新坟。


砂砾和落下的松针在脚下沙沙地响着。迎面走来的岛上卫戌部队的官兵们默默地让开了路，把手举在冒檐上凝然不动地站在一边；他们明白，我是来凭弔我的战友们，我的亲爱的弟兄们的。


六月中旬，列宁格勒以北我们的部队开始进攻了。波罗的海舰队也发动了攻势：扫荡着芬兰湾水面，攻占了各岛，保障着我军的南翼。一九四一年时，我们海上猎艇最后退出西部基地，掩护大舰驶离；现在，它们走在最前面，扫清了道路，首先突入了解放了的港口中。


德寇和芬寇由于不能“一举”攻占列宁格勒，更怕我方舰只驶到波罗的海的交通线上，他们老早便用大片的水雷阵地将整个芬兰湾全封锁起来了。现在，他们对于已有的封锁工作还不满意，便又布设了好几千个新水雷。在维堡湾的水区中，在几千个星罗棋布的小岛中间，没有一条航路是没有水雷的。芬寇为了增加我们的扫雷工作的困难，还对浅水扫雷艇设了一种特殊的圈套。这种圈套是用细钢索做成的，钢索上挂着仿佛不会伤人的空啤酒瓶和鱼网的浮标。但钢索的一端是与水雷的信管连接着的。然而，芬寇的狡猾很快便被识破了，萨拉纽克上尉在一天之中销毁了六十个附有这种圈套的水雷。


波哈尔楚克少校的扫雷艇奉派担任通向维堡的水路上的扫雷工作。这一地区的终点离芬军设有六吋口径炮队的一个海角只有十八链的地方。有好几艘猎艇拨交波哈尔楚克指挥。我那时还在沙丰诺夫艇上，代替这位负伤的艇长。


构成一个梯队的扫雷艇在明亮的日光普照着的海湾上慢慢地行驶着。


起初，是一个炮队从海角上发炮，后来又加上了一个炮队，过了一些时候，有五个炮队同时在向这队扫雷艇射击。然而，这一小队扫雷艇并不加快速度，也不改变航向，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在航程的中段，扫雷艇一下子扫掉八个水雷。我停了车，准备在扫雷艇驶过后射击这些水雷。


出人意料地，在炮弹的轰鸣声中听到了李雅申柯的声音：“最末一艘扫雷艇起火了！”


黑色的浓烟构成一根宽大的烟柱在凝固的空气中上升着。敌人打来的一发炮弹在艇舷上打穿了一个大洞，把汽油槽打穿了许多小洞……流出来的汽油在水面上构成了一个半径约为七十公尺的火湖。整艘扫雷艇全被猖獗的火焰包围起来了。在燃烧着的水面上可以看到忽隐忽现的浮在水里的人们的头。下面是水，上面是火！还有比海上的火灾更可怕的事情吗？


我命令李雅申柯对着落水的人们驶去。在火中，在不能忍耐的炎热中，艇舷上的漆全起泡了，然而，我们的水兵们却站在护木上，将受伤、烧伤的人拉了上来。虽然炮击那么猛烈，但我们终于平安地驶了出来，并且用一重密密的烟幕将那艘负伤的扫雷艇掩蔽起来。


我想，假如能把这艘扫雷艇从这滩汽油里拖出去，那末，它也许还能使用。


李雅申柯小心地将猎艇驶近扫雷艇。我们的两位勇士，柯罗洛夫和巴拉诺夫跳过舷去，开始系结钢质的拖缆。两个水兵用水管将水注在他们身上。


柯罗洛夫和巴拉诺夫并不急于回猎艇来，他们要了一些灭火器和水桶，便冲到艇尾去搬弹药……


猛烈的火势威胁到我们的猎艇，我们的猎艇上也有起火的可能；我暂时把猎艇驶出汽油燃烧的地区，用一艘靠在我艇旁边的小通信艇，将扫雷艇的艇长、水兵长基留斯特、他的水兵们、以及若干灭火器、水桶和防水帆布，运送到扫雷艇上去。


不久，扫雷艇上的火扑灭了；在紧紧封闭住了的各舱室中，火是自己会“闷死”的。只有打破了的汽油槽，仍还在留出燃烧着的汽油。


我们的巴拉诺夫奋不顾身地钻到这个舱里，在火焰之间用堵塞物把破孔堵塞起来。


我们将扫雷艇向岸边拖去，但突然之间它开始下沉了。这样只好再把舷板上和隔板上的破孔堵好，并且系住龙骨下面的绳索。


两小时之后，当我们带着这艘扫雷艇驶入基地的时候，它几乎是挂在钢索上的了。


两个月之后，这艘扫雷艇又参加了战阵，因为拯救它有功，柯罗洛夫得了乌沙柯夫章，巴拉诺夫得了“无畏”章，我得了一等卫国战争勋章。

我们的炮艇和警备舰在扫雷艇扫过的设雷区中行驶了。它们的强大炮火压住了芬寇的炮兵，将那些钢骨水泥的火力点打成了一堆一堆的瓦砾，消灭了机枪阵地和铁丝网。海军陆战队在扫雷艇和猎艇的火力和猛攻的支持下，一个又一个地攻占了维堡岩岛区中的各个小岛。


法西斯匪徒们企图阻碍我们部队的攻势，就派出了潜水艇。


有一艘德寇的潜水艇企图在各岛之间的海湾上，袭击停泊在那里的我方舰艇。


柯连柯上尉的巡逻艇的信号员发觉，在非常平静的水面上有一道奇特的水路。平静的水面上的这种“水路”，通常都是由于有舰只经过而造成的。信号员将情况报告了艇长，他们两个就开始注意这种奇特的现象。柯连柯同时命令水中听音员仔细检听。厚厚的一层水被太阳所晒热，这对水中听音机的工作造成了不利的条件（水的传音力不大）；因此，水中听音员报告上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样，艇长就放慢马达，用低速度在“水路”的中央行驶了一会。他看见，从深水处有一些小汽泡在升上来。


几分钟之后，水路的痕迹消失了。但是，就在这时候，从传话筒中传来了水中听音员的急促的声音：“艇首正前方，有一艘潜艇，距离一链！”


猎艇加快了速度，并且投下了深水炸弹。邻近一艘在进行巡逻的猎艇也赶来了，也在这一部分水区中投了弹。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汽泡，接着好几股太阳油的喷泉迅速地构成了一大块暗褐色的油斑。


柯连柯陡急地打了一个转，又投下了一组炸弹。从深处又冲上来几个大汽泡，还有六个希特勒的匪徒。


艇员们不让他们溺毙，他们把五个半死的水兵和一个潜艇艇长从水里拉了起来。


我们的指挥部希望早日攻克维堡岩岛区的诸岛，所以对群岛布置了封锁，德蔻和芬寇对于孤立了的群岛守军，无法给予任何的帮助。


在一个雾夜，我们由几艘猎艇和三艘装甲艇组成了一个分队，到维堡群岛以西地区进行巡逻。夜间二时左右，首艇信号员在艇首右方发现了两艘驱逐舰的黑影。分队长命令用无线电请求立刻派遣鱼雷艇来。


为了争取在鱼雷艇到达之前的时间，不让敌舰躲入岩岛间去，几艘猎艇便与敌舰接战，牵制住它们。这些猎艇从烟幕中驶出，用艇炮和机枪猛烈的火力射击了一阵，不等法西斯匪徒们瞄准好射击，接着就又躲入白色的烟幕后面去了。


敌舰感到并无严重威胁，自满地继续沿着原来的航向行驶。猎艇的某一次袭击获得了成功；为首一艘敌舰上有两门炮不响了，在第二艘敌舰上起了火。


敌人的驱逐舰知道猎艇并不是那么无害的，便开始向左掉转，往回行驶；这样就与我方的装甲艇遭遇了。这几艘矮矮的、小小的、在逐渐消散的烟幕中几乎看不出来的装甲艇是有强大的火力的。它们在短距离内进行射击，正好是处在不能被驱逐舰击中的“死角”上。


敌舰的全部炮弹都在装甲艇的顶上呼啸而过；可是我们的炮都有选择地打在敌艇的要害的部位上。有一发炮弹在后面一艘敌舰的指挥桥上爆发了。在为首一艘敌舰上，从甲板下面嘘嘘地喷出白色的蒸汽来。在它的船舷上则现出一个一个黑黝黝的大破孔。


就在这时候，苏联英雄奥西波夫的四艘鱼雷艇，从南方的薄雾中，向敌艇横切过来。鱼雷艇全不把敌人驱逐舰上已经削弱的炮火放在心上，在短距离内射出了鱼雷。


当爆炸之后激起的水柱落下，当烟雾散去的时候，水面上已没有敌舰了。只有一些希特勒的水兵在水上漂浮着。


不久以后，芬兰投降了。我们的舰艇避开水雷地区，经由芬兰内部的岩岛区而驶到波罗的海去。走在所有舰艇前面的，照例总是猎艇。


我的母艇挂着近卫军的旗帜，是最初突入塔林的舰艇之一。像三年前一样，一艘‘长日耳曼人’清晰地呈现在火光的背景前面，这个城市四处都笼罩在烟雾中。


“你好，塔林！”机械员加夫里洛夫和上士信号员斯列波夫终于能够这样说了，“我们信守着约言，回来了！”


我多么希望这时候能和他们在一起呀！和他们在一起回忆许多在那些可纪念的日子中曾经和我们相处而如今已经不在人间的同伴们！这是他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平凡朴素的爱国者们——别洛波克、波路艾克多夫、斯米尔诺夫、冈察洛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为了千百万苏维埃人的幸福，已经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塔林解放之后不久，我们的小队成为“后方”部队了。我们担任着非常平凡的工作，在喀琅施塔得和赫尔辛基间护送船队，保证潜艇进行演习射击，训练新到的补充人员


前线一天比一天向西移去，向德国国境推移过去。我们海军的轻便兵力和潜水兵力配合陆军与陆上战士们的活动，而开入了南波罗的海。


不久，我获得了新任命，参加指挥那一地区海军作战的大联队的指挥部工作。


我在海上猎艇，在这种载有无畏的水兵和军官们的杰出的战艇上的服役，就此结束了。


直到今天，那些英勇战友们的光辉形象还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