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评：这是苏联红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战斗英雄、曾经指挥两艘猎艇对抗十三艘敌艇并击沉其中两艘取得胜利的伊·切尔尼谢夫所撰写的回忆录，描述了他在1941年到1944年间同德国法西斯战斗的故事。在这篇回忆录中，作者描绘了他和他的战友们是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各种问题、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同敌人作战的，鲜明的刻画出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军民的英雄形象。希望同志们在阅读这篇回忆录的时候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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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在猎艇上
第二章 出航
第三章 从头学起
第四章 阿塞也夫中尉
第五章 最初的胜利
第六章 大胆的突围
第七章列宁格勒保卫战
第八章 朋友们的战绩
第九章 被封锁的冬季
第十章 猎艇的修理
第十一章 战友们
第十二章 猎艇对飞机
第十三章 新的战斗
第十四章 二对十三
第十五章 在莫斯科
第十六章 进攻之前
第十七章 进攻

第一章 在猎艇上
一九四一年七月开始时，我们几个年青的海军中尉还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营房里。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天，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激烈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可是我们却因为无事可做而在苦恼着。我们沿着古老的围墙闲荡着，愤怒地望着高高的围栅，它把这满是尘土的、静寂的庭院与同样满是尘土的、昏昏欲睡的街道隔开来。这木栅，在我们看来，是一条界线。越过了它，便是真正的战斗的实际生活。


“有消息没有？”我对那几位站在院子中间的同伴发问道。


“一点也没有！”


“真的，我们去干步兵补充排排长好不好？”


“你要把人搞得稀里糊涂吗？我们训练出来是为了在海上作战，在军舰上作战的。”


我们十分希望能到有先进技术装备的战舰上去，对于我们的这种遭遇，对于干部科那种回答，说在舰队各联队里没有指挥员的空额，心里是感到气愤的。


“非得争取不可，”有一个同伴这样说。


“怎么争取呢？”


我现在已记不得，当时那些一个接着一个说了出来而又被驳倒的、热烈的、异想天开的提议。经过长久而累人的争论之后，所得到的是一个最简单的决定。


“为什么不上随便哪一个联队里去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所有的指挥员的位置全都有人了呢？”阿莫辛问道。


我们惊奇地张大了嘴，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吗？


“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又争论起来，最后决定上那一个以前我们在那边实习的时候表现得不错的部队去。


一刻钟之后，我们四个人一同走进了某一联队的参谋主任波里肖夫大尉的办公室。


“大尉同志，”阿莫辛第一个开口。“今年我们在学校里毕业了。实习过了……我们都是青年团员。我们爱海……”


“我们更希望到军舰上去作战，”加夫里柯夫插进来说。


停顿了一阵。


“说实话，我不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要我做什么？”波里肖夫用他疲乏的、发红的眼睛挨次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慢慢地说。


我们热烈地开始解释我们的处境，互相抢着说话。参谋主任脸上的疑惑的神情逐渐变成愉快的笑容。他用文件夹大声地在桌上一拍，站了起来。


“这好极了！你们来得正好！我正打算请求干部科调派指挥员。请问你们的姓名？”


“中尉阿莫辛·米哈伊尔·达维托维奇。”


“中尉伊凡·波柯夫……”


“加夫里柯夫……中尉加夫里柯夫……弗拉奇米尔·加夫里洛维奇。”


波里肖夫把我们的姓名记在一页日历上，答应说我们很快就可以上军舰。


真的，过了一天，我们被召到参谋部去，上级宣布任命我们为海上猎艇的助理舰长。

我们在海岸基地上会见首长之后，便匆匆地赶上船去。可惜，我的那艘猎艇正在海上，我只得留下，和我的一个同伴在一起。我跟着加夫里柯夫一起走。他的猎艇正准备出去巡逻，于是我们立刻就开始忙着作出航前的准备。


加夫里柯夫的艇长是少尉马卡连柯。他带我们在艇上周游了一遍，匆匆地把船的构造、船上的武器和技术设备向我们说明了一下。


“我们的猎艇，”马卡连柯说，“所负的使命是保护基地附近的水面。我们必须进行巡逻和护送船只的工作。但基本的任务是搜索和消灭敌方的潜艇；所以叫做‘潜艇的猎者’。为了能够发现潜艇，在猎艇上装备着精制的水中听音器。”


马卡连柯说的这些话，对于我们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在学校里，我们已作过各种搜索潜艇和消灭潜艇的特别战术演习。战争发生前一年中，在战术课中，我甚至曾经被指派为猎艇搜索小队的队长，加夫里柯夫是甲方的司令员。上级给我的战斗命令上写着：在某时某分，在某纬度某经度上，‘空军’发现了‘乙方’的一艘潜艇，正在向我方某一基地驶来。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得了这样的‘重大任务’，心里并不满意。我正好是对于战术计划的这一部分知道的不够好。然而，我还得对那些猎艇艇长们发命令，计算搜索的时间，在地图上画出航路来，组织搜索和攻击。


我得承认，那时我是不老实的，我利用了一份‘有暗示性’的材料，把我的一些猎艇从基地派出去了。幸亏‘空军’和评判员所报导的潜艇活动材料是十分精确的，因此我才能修正‘我的猎艇’的航路……我们没有犯多少严重的‘错误’便到达了‘敌方’潜艇活动的区域，并且‘发现’了这艘潜艇。我在航图上划出几条新的方位线……“……某度航线上，准备投弹！……”接着进行攻击……和善的评判员承认‘乙方’的潜艇已被击沉。接着，走道上传来了下课的钟声。这一切都是简单明白，富有浪漫色彩。


我望望加夫里柯夫，他也在用微笑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说：“你记得那次演习吗？”


我点点头，不作声，心里想：“这一切，在真实生活中不知是什么样子？”


谈到各种罗盘和各种大炮的时候，我们都很明白。它们的构造、组合部分、零件和性能，我们都知道。但是，在无线电市和别的一些岗位上，我和加夫里柯夫便觉得不在行了。无线电机的样子跟学校实验室里的不一样。闸刀柄和开关是个别的多，各种附有指针的表盘——安培表、伏特表，还有其他一些什么表——弄得我们眼花撩乱。马卡连柯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为难样子，带我们到下舱，到马达间去；在那里我们更加感得难受。在全部隔板、悬板上，在活动舱板上面和下面，甚至在舱顶上，交织着多得不可想象的各种口径的大小管子。这简直不象是马达间，而是鲸鱼肚子！虽然各种系统的管子全分别漆成了各种应有的颜色，可是我却分别不出。我拼命想也没有用！我只记得，活汽和废汽的管子，高压力和低压力的管子是什么颜色的，但这些管子这里完全没有。


马卡连柯解释完毕之后，我们向他道谢，以后便去找阿莫辛和波柯夫，向他们探询。


他们并不比我们好些。对于我们的问话，波柯夫摇摇手不作声，阿莫辛吹着口哨，像平时那样吊起了左眉。


我记得，我们四个人怎样坐在堤岸上，望着脚下在花岗岩堤岸上激起水花的海水，互相交换着自己的印象。


“这难道可以算是战艇吗？”阿莫辛疑惑地说。“这不过是首长的游艇；上什么地方接送什么人，或是飞快地传送什么命令。在这种船上，是打不了仗的。总而言之，我们坐进了一辆海上的破马车！”


我觉得这些话是一种侮辱，于是我为猎艇辩护起来：“不对，猎艇虽小，却是真正的战艇。艇上有一切作战的部门：领航、炮兵、水雷、通信、电气；甚至还有军需部门。还有一点，你忘记了。‘海上猎艇’的任务是和潜艇作战……德国人是一定会进行潜艇战的。”


也许我说的话不很令人佩服。加夫里柯夫马上就接上来说：“一切作战的部门都有吗？那也是简陋得很！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领航员，在航海仪器上便只有一具中国人在纪元以前发明的磁石罗盘！在学校里，我们整夜地研究陀螺仪、回声探测器、航程记录器……而这里，连测程仪，你知道，连测程仪都没有！其他战斗部门情形也不见得好些。比方说凡纽斯卡吧，他是一个天生的炮手，可是他有什么呢？有没有炮塔设备呢？或者有没有最新式的大炮呢？测距器在哪里呢？计算炮击的仪器有没有呢？全没有，老兄，我们学到的知识一点也用不上！全部炮击计算方法，总共只有一张小小的表格，那都可以装在口袋里……为了掌握这种‘技术设备’，我们需要学习四年吗？”


波柯夫不赞成地听着加夫里柯夫说话，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他记起我们竭力想到海上作战的心情。而在战争中，一切舰艇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的。有能力的、有知识的指挥员所驾驶的每一艘猎艇，都将成为有威力的战斗单位。如期完成战斗任务，哪怕是最小的任务也好，都可能会影响到另一个较大的战役的进展，从而获得胜利。


听了这一番冷静的话，真叫人觉得惭愧。可是波柯夫发挥他的思想，又继续说了下去。


“接送首长也是工作。比如说，登陆的指挥员最好是坐在这种小艇上进行侦察。由于接近敌人，这种航行也是很不容易的……再说，在海上保卫基地的是谁，首先发觉敌人，把情况报告上级的又是谁？保护来往运输舰和军舰的又是谁？坚持不懈，日日夜夜在可疑区域追索敌人的潜艇，发现了它们，就加以攻击的又是谁？全都是这种‘小猎艇’呀！”波柯夫指着背后那几艘停泊在码头旁边的猎艇说：“现在再来谈一谈加夫里柯夫所说的‘简陋’吧。不错，精密的航行仪器和炮兵仪器是没有的，但是这反而要求我们要具备更多的业务知识。这是说，我们将没有代我们‘思索’的‘机器助手’。这一切都得依靠我们的学识，我们的能力，依靠对于艇上工作人员所作的训练和组织工作。”


他亲切地微笑了一下，又说：“总而言之，朋友们，让我们别再抱怨了，让我们来研究那些马达，好好地去研究那架无线电水中听音器吧。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猎艇的构造，好使它们在战斗时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于是，我们就停止无益的埋怨，着手工作了。我们研究着艇上和联队参谋部里所有的文件，在各个舱房里钻来钻去，坚持向年长的指挥员、军士和水兵们请教。当然，怀着不应有的中尉的高傲感去向水兵请教是不自在的，但是环境逼着我们非这样做不可。有些实际问题，在训令中是得不到说明的，只有直接使用过那些仪器机件和装备的水兵，才能作出详尽的说明。

青春、对海洋的爱、希望能早日积极参与卫国战争的愿望，占了优势。我们花了好几夜时间研究了战术程式、各种教令、图表和航图，很快就积累了好些新知识。对各种机件作了一些战斗实习和练习，又使我们得到了实际的技巧……


七月六日我初次踏上了我的猎艇。值班中士贝莱伊把胳膊肘靠在指挥桥的栏杆上，站在那里。


“您找谁？”接着，他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我。


“我是派到你们艇上来担任助理艇长的。艇长呢？”


贝莱伊从容不迫地走下了指挥桥，对我说，艇长上参谋部去了，艇上最高人员只有上士别洛波克。贝莱伊说起话来慢吞吞的，略带一点乌克兰口音，他的眼睛就像在搜索我似的。


“您好，中尉同志，”从我身后传来了这样一阵语声。


我转过身去，看见一个高身材、宽肩膀的上士。


“这大概就是别洛波克了，”我这样想。


“您好，别洛波克同志！”


别洛波克的手很大，手指细长，我的手掌全部埋在他的手里了。这位上士的力气是惊人的：跟他握手之后，我好久不能动弹我的发白的手掌。他亲热地微笑着，好意地用他的灰色眼睛细细地瞧着我。


我挥了挥发麻的那只手，向船尾走去。


“好吧，请谈谈你们的工作……是怎样作战，怎样生活的？”


“不错，我们已经开始作战，干过一些事情了，”别洛波克用一种悦人的低沉的胸音说道：“六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们在战斗的警报声中，出发到拉凡沙里去担任巡逻，刚刚才回来呢。我们艇上的人员大都是年青人，刚从学校里出来；只有我和贝莱伊两个人是老头子。孩子们全都很好，聪明懂事，只是技术方面还差一些。”


别洛波克的服装清洁，穿得整整齐齐，甚至带有一种服务多年、爱好这种行业的水兵的漂亮风度。他硬说道：


“前几天从一艘给潜艇弄沉的运输舰上救起了好些人；有一百多个呢。”


“你们把潜艇打沉了没有？”我关心地问。


“没有……”


“为什么呢？”


“就为了要救人！在那地方，没有旁的船。”


“放走了，可惜，”我说着，一面思索着，假如我处在艇长的地位上，该怎么办。


我得不出满意的答案，于是决定，这件事应该等到哪天有空在我们的“军事会议”上和同志们详细地分析一下，讨论一下。


于是我故意高声说：“那个值班员显然不知道值班时应该怎样处理他的服装，也不知道有职位较高的人经过的时候怎样。请您把这些事情告诉他；否则，对于年青的士兵便是一个坏榜样。”


别洛波克回答了一个“是！”，在我背后对贝莱伊伸伸他的青筋嶙峋的大拳头，于是，这个值班员默默地开始整理他的袖带了。

轮机员住的第一间底舱，给人一个愉快的印象。船舷两侧的几个铺位收拾得很整齐，褥单像是新换上的，在小柜子中整齐地放着清洁的器皿。但是第二间底舱，收拾得不整齐，通风也不好。一个水兵坐在床铺上，在缝缀一条拉破了的裤子；另外一个俯卧在床上看书；第三个在上铺和衣睡着。我们进来的时候，水兵们都站了起来。


“你们好，同志们。你们这里的空气闷得很，最好是通通风。”


“开窗！”别洛波克命令道。


我望望那本书，那是本《战争与和平》。


“您姓什么？”我问看书的那一个水兵。


“斯米尔诺夫，舵手。”


斯米尔诺夫身材不高，但很壮健，长着一张宽阔、坦白、严肃的脸，这张脸上还未曾碰到过剃刀。


“您喜欢这本书吗？”


“这样的书不能不喜欢？可惜读得太晚了。该早些读才对。”


“您哪一年在哪个学校上学的？”


“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读完了七年制中学，以后在成人夜校里上过学。”


“是莫斯科人吗？那末我们是同乡了。”


斯米尔诺夫的脸上浮起了愉快的微笑。


我请他在空闲的时候上我那里去谈谈莫斯科和文学。


第二个艇员，就是那个正在缝纫的艇员，原来是艇头炮长马留丁。


“您的级位呢？”


“中士。”


“那末，请您说说看，您在这个舱里既然是舱长，怎么可以让水兵们和衣躺在床上。”


马留丁沉默了一下，回答说他并不是舱长，不过他也没有想到要表现主动的精神。


我走近那个正在睡觉的水兵，发现他的帆布工作服上满是油污，比最肮脏的火车头司机的罩衣还脏。他的脖子和两手比他的衣服也干净不了多少。穿着一身没有缚好带子的大皮鞋的脚，搁在漆过的搁板上。


“这是谁？”


别洛波克瞧瞧睡着的那个人的脸。


“吉菲莫耶夫。”


“他的职务是什么？”


“炊事员。”


“什么？！”


“炊事员……”别洛波克不好意思地重说了一遍。


这使我也有点恼怒起来：“马上叫他起来，要他立刻把手脸都洗干净，然后叫他上您那里去。”


到轮机房去的时候，我们又经过贝莱伊旁边，他已经穿上清洁的、熨平的法兰绒制服了。当我们走到他身旁的时候，他灵巧地把手举到制服帽的帽沿上，制服帽是放肆地歪戴着的。可是他的眼睛却是严峻地甚至怀有敌意地斜视着。


当我还没有走进第一马达间的时候，便听见了一段清晰的报告：


“中尉同志，第五战斗组的人员航行之后正在忙着检修机件。”马达间的小组长加夫里洛夫这样报告道。


加夫里洛夫许多地方都像他的上司别洛波克：宽肩膀、在工作服下面微微地蠕动着的肌肉球，他那专心的眼睛里射出严肃的眼光。


和他并排站着的是一个瘦瘦的小伙子，他长着一张姑娘似的美丽的脸庞，和一头亚麻色的头发。


向加夫里洛夫问好之后，我把手伸给这个小伙子。


他在握手的时候自我介绍道：“叶尔马柯夫，电气技术员。”


于是他的眼睛里因为忍着笑而光亮起来。


“您一向是这样高兴的吗？”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无论在战斗环境里，无论在执行海上的勤务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东西，”叶尔马柯夫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迅速地说着。

马达间与加夫里柯夫那艘猎艇的马达间没有什么差别。一眼看到的都是清洁的景象，没有水迹、煤烟或是污泥。地板是亮亮的。铜质的配件像金子一样发亮，镀镍的零件上反射着日光。舷板的内侧以及隔板的下面有半截精细地漆成青灰色，隔板的上半截和天花板漆成淡白色，好像是医院的外科手术室似的。加夫里洛夫和叶尔马柯夫穿着清洁的虽然已经褪了色的工作服。无疑地，这种清洁整齐的景象，全都是别洛波克的“过错”。


我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等候艇上回来，这时我便要求别洛波克把艇上的人员名册和艇上其他的文件拿给我看。


原来工作人员中大部分人的服务期限，都是一两年，只有不多几个，主要是各部门的组长，才在海军里服务了近三年的时间。所有的人全都和我的年龄相近，只差一两岁上下。毫无例外，全都经过七年到十年的教育。


别洛波克描写了各人的特点，巧妙地模仿着他们说话的态度，扼要地抓住了每一个人的特点。这些水兵活生生地在我面前出现，我相信，经过他这样说明之后，就是没有别人帮助，我也可以认出许多人来。


不久，艇长回来了。我站起来作了自我介绍。艇长是一个中尉，中等身材，脸上相当呆板，对我也没有问什么。我以为，他会问我关于学校里的事情，因为他比我早二年毕业。但是，他对于学校显然并不关心。


我简短地把自己的事情讲了一下，可是他一直沉默着。当我谈到关于我对本艇的印象的时候，指出了各舱的状况中具有一种不可忍受的差别，还指出某几个水兵的不整洁的外表。但是，即使是这一些事，也没有使这位艇长激动起来。他用无力的、好像是漠不关心的声调说，助理艇长的位置已空缺好久了，接着他要我看看艇上的各种文件，着手做组织工作。


“你自己去和本小队长联络好了，”他叫我离开的时候，这样地吩咐我。


夜间，我坐下来研读文件，文件多得使我吃惊。值日簿、航行日记、作战日记、战斗准备日记、关于各种用具、弹药、燃料、油类的收入和消耗的记录簿，各种关于武器、机件、仪器的图样，它们的说明书，在各种不同战斗条件下使用的各种武器的规则，各种教令，一切全都和大军舰一样。但是，在大军舰上文件是由几个职务不同的军官负责管理的，而这里全部堆在助理艇长的身上，我害怕我会在文件的海洋中淹死的。


到了清晨五点钟，我才爬上上铺，呼呼熟睡。


然而，习惯仍得到胜利，早晨七点钟，我已经醒来了。我想赶快起来，于是头马上碰在横木上，碰得很痛。我本能地举起一只手去抚摸头上那个包，可是胳膊肘又碰在窗甲上，碰得麻木了。我一面骂着，叫了一声啊呀，一面从铺沿上转身下来。可笑得很，我一下子就把舱室里的空间全占满了。要穿裤子的话，那便得打开门，把半个身子伸到过道上去；而轮机室的舱门、会议室的舱门，也都是向这个小过道开的。在这里还有通到上甲板去的舷梯呢。


我的住舱的面积比一个书架或一个衣橱大不了多少。门的左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是一个小小的书架；门的右方有一口小小的挂衣服的壁橱。沿着船舷是两张铺，我的是上铺，下铺是艇长的。睡在铺上，我的头顶住了这边一块隔板，脚便顶在对面一块隔板上。仰卧着时，假如要弯弯腿，那末膝盖便会顶在顶板上了。然而，我仍旧喜欢这个小舱。这间用上了漆的木板隔成的小舱，窗上挂着浅蓝色的绸窗帘，地板上钉着油布，上面还铺着花花绿绿的地毯，它就像是一口精致的首饰箱一样。

第二章 出航
七月十日，我第一次执行海上的任务。


猎艇编在一个护送队里，从咯琅施塔得驶向爱沙尼亚沿岸的一个小港去。航路离前线很远，战斗的遭遇是不会有的。这是一次相当简单的航行。我的任务主要是测定猎艇在海中所处的地位，注意航行的安全。


这一船队由几艘成单纵阵行进的运输舰所组成。扫雷舰走在前面，用扫雷器检查航路上有没有水雷。两艘‘海上猎艇’在两旁随行，保护运输舰不受德国的潜艇和飞机的狙击。我们的猎艇在右边航行。


空气相当清新，在青天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顶着白浪头的黑色的海浪。甲板抖动着，倾侧着，就像要逃开似的。猎艇慢慢地爬上陡急的浪峰，然后迅速地增加速度，大吼一声陷了下去。它的船头一忽儿高高翘起，一忽儿消失在沙沙作声的白色的浪沫中。透明的波浪不时从甲板上横穿过去。


我笨手笨脚地爬上了指挥桥，用手和腿抱住了罗盘架，想对着远远的海岸标志测定方位。罗盘的方位牌在定位仪的三稜镜下直转着，像是留声机唱片似的；在我的眼前，一行一行的数目字滚动过去。看到一个我觉得是最正确的数字之后，我便从指挥桥下去，走到甲板室里，以便在航图上确定位置。我每次上指挥桥回来，总看见甲板室里都是同样的情形：航图从桌子上垂挂下来了，压在航图上的镇纸、尺、量角器、圆规，都在到处乱滚，从这边板壁滚到那边板壁。我一边骂着，一边把我的东西放在原处，然后进行测定方位。可是，测得的地点没有一次是与实际的地点相符的。


“在这种简单的环境下，我难道都不能做好一个领航员的工作吗？那末以后怎么办呢？”我问自己，觉得非常绝望，最后竟把那些数字完全搅成一团，分不清了，我的额上满是冷汗。


由于强烈的汽油味道和我所不习惯的猎艇所特有的那中摇晃，我头晕起来，想要呕吐。我想去躺一躺，可是羞耻心和固执的脾气，促使我决定再到指挥桥上去。


突然，我听见有人在喊叫：“助理艇长，您干吗老是在测方位呀？”小队长索柯洛夫上尉好奇地望着我。“您测的次数，比这个运输队里所有的领航员测过的次数加在一起还要多。”


我正想回答些什么话。可是，索柯洛夫接下去说：“也许，您测了那么多的次数，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次才好？”


我鼓起勇气，老实地承认：我对哪一次测得全都不敢相信，因为罗盘方位牌在转动，方位示度不够准确，而航程又老是在改变，也没法根据速度和时间来计算航线。


承认自己的短处，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指挥桥上所有的人全都听见我的话。猎艇全体人员也会知道我丢脸的故事……


说完之后，我低头站着，等待着一场严厉的责斥。但是索柯洛夫只是简略地建议道：“那末您再测一次试试看吧。”


我又抱定了罗盘，为的是可以使它稳定一些；老在望着我的索柯洛夫便玩笑地说：“您在谈恋爱吗？谈恋爱的小伙子们才是这样抱住姑娘们的。”


我羞得满脸通红，叉开两腿，靠在方位仪上，竭力要保持平衡。在剧烈摆动的炮艇上，这样一个姿势是很难站稳的；然而，我的头不再摇晃了，我的手也能空出来工作了。我用手指握住方位仪，开始在方位仪的标线上寻找标记。不中用！现在我仍旧不能读出三稜镜里的示度来。数目字仍旧像是在万花筒里那样地滚动着。


“称平环是一件什么东西，它是作什么用的？”又听到小队长的声音。


到这时我才想到，我的手指压在罗盘的筒身上，不让罗盘方位盘保持水平地位。我把手指搁在筒身上，使放平环不能起作用。这样我的罗盘便和小艇一同在动荡了。我一面藏起羞红的脸色，一面又急急俯视着定位仪，这样就能随意地读出示度来了。


我刚在我的小桌上弄出一点头绪，在航图上画上了方位线，索柯洛夫就走进甲板室来了。


“现在怎样了？”


“现在搞对了。”


索柯洛夫微笑了一下：“马上就已经弄对了吗？”


“弄对了，上尉同志！”我阴沉而固执地说。


“假如这样，那我倒是很高兴的。”


他走近航图，拿起一支圆规玩弄着，好像是跟自己在理论似地说道：“怎样才能知道转到新航向的时间呢？”


我正想回答，说这是困难的，因为艇长每隔一、二分钟都要改变一下机器运转的次数，而小艇的速度老在变化着。但索克洛夫已继续说了下去：“当然，猎艇艇长是不断在改变速度的。但是，船长却是以一个相当固定的、规定好的速度在航行的。其次，猎艇的速度虽然常在改变，但也可以求出一个很接近护航舰队真正的航行速度的平均数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可以计算出来。”


“见鬼！我又在闹笑话了！这个道理是海军学校里每一个学院都知道的……我怎么会没有想到呢？假如在班上多想一想那多好……”我这样想着。


索柯洛夫沉思着，用圆规在航图上轻轻地敲着；后来故意提高声音问道：“您的本名和父名是什么？”①


“伊戈尔·彼得洛维奇……”


“那末，伊戈尔·彼得洛维奇，您的测算是正确的，测定的位置也不错，我认为，在一定条件之下，您可以成为一个不坏的领航员。”


【注：①上级对下级用本名和父名称呼，是一种优遇的表示。——译注。】


我了解这种嘉奖中的用意，我觉得，他的称许似乎太早了一点，然而，索柯洛夫的话毕竟使我恢复了勇气和信心。


索柯洛夫另外又对我作了一点指示。他要我计算发现下一座灯塔的时间，要我尽量多待在指挥桥上，因为指挥桥上的汽油味比较少，我更可以研究海岸的形状，同时还可以见习管理舰艇的方法。


这一次谈话以后，我在指挥桥上待了大约有半小时，没有看见机械传话器里有什么新的变动。猎艇以固定的转速在行进，不落后也不超过运输队。显然，在这里也少不了有这位小队长在一旁帮助。


船队到达停泊场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接着便抛锚停泊。我们驶靠在一艘扫雷舰的舷侧，从舰上接载船队的指挥员，送他到码头上去。我因为没有到过这个港湾，为了不至于闹错误，我在途上阅读了“航行指南”中的记载，并且在大航图上了解了停泊场的情况。


我知道，这码头只可以从右方驶靠，在码头的左方有许多刚刚给水掩覆着的巨大的暗礁。


然而，猎艇艇长显然打算指挥猎艇从左方驶靠码头，这样我便慌乱起来：我不能决定究竟要不要告诉他左边不能停泊，因为我怕说错话儿；但不说出来，那又是很可怕，因为猎艇马上会撞成粉碎！


猎艇教令上规定，领航员必须把任何可疑之处马上报告指挥员。责任感战胜了我的自尊心；于是，我碰了碰艇长的手臂说：“中尉同志……不能从左边靠岸……有礁……”


艇长从容不迫地把头转向我说：“这是谁告诉您的？……”


幸亏索柯夫洛夫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他立刻断然地将传话器的把手扳在“全速倒车”上，因为离码头一共只有几公尺了。猎艇颤抖着，开始后退。离开危险地带约六十公尺的时候，小队长吩咐放慢马力，气愤地向我那位不高兴的指挥员说：“在这种情形之下，首先应该采取安全措施，然后再问报道的来源，以及报道的可靠性。船只是很贵重的东西，没有必要是不能用来冒险的。现在您可以问了，助理艇长是从哪里知道不能由左边靠岸的。”


“航行指南”没有骗我。我们向水里细细一看之后，马上看到了被水草掩盖着的发亮的礁面。礁面一会儿隐没在奔腾的水浪之下，一会儿又现露出来，被月亮照得亮晶晶的。


索柯夫洛夫低声哼着。


“哼，哼！”这以后是一阵长时间的、相当不舒服的沉默。

我因为被船身的摆动和汽油的味道弄得头晕，很想休息一会；我从码头走到岸上去。我东摇西摆地走着，好像我的脚下仍是摇摆着的甲板。已经习惯于在摇摆和震动之上保持平衡的两腿，“由于惰性作用”在陆地上还在继续企图保持平衡。旁人看来，我确有点像是一个喝醉了的人；听见后面走来的索柯夫洛夫的坚定的脚步声，我觉得很不自在。


“怎么了，伊戈尔·彼得罗维奇，您打算瞧一瞧当地的花草鸟兽吗？”


我们一起慢慢地走着。夜间的空气中充满松香和海草的气味。残缺的但是明亮的月亮向大地注下了淡淡的光影，在水上则铺上了一条水银似的光带。


到现在，我还感谢索柯夫洛夫那天夜里对我说的话。我特别记得他关于在行军和战争中的荣誉感和同志爱的真挚的意见。


我们散步完毕时，索柯夫洛夫再度提到我在这次航行中所受到的考验，向我建议道：“您可以预先对归途作一个航程测算。那末工作起来就可以容易得多了。您要不慌不忙地作，要作得准确些……”


在跳板面前，他留住了我说：“关于精确性，我要给您讲一段故事。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领航员，在他的专业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手；但是他就吃亏在自信太高上面。他认为，他的测算是绝对精确的。但是有一次，他同船的一个见习领航员，却在他的测算上发现了一个可以造成严重事故的大错误。从此之后，我那位朋友就只有在作过几次不同方法的测算之后才肯把测定的船舶所处位置认为是差不多可靠的……好吧，我们休息吧，不然便扯不完了。”


他向我道了晚安，便走进舱口里去了。


我了解索柯夫洛夫是在委婉地讽示我，因为我在航行时自信地说我测定的位置是正确的。而我的测定却是用相当不完善的方法，并且是在摇晃中作出的，我决定以后多注意这一点；接着便去视察在码头上的系泊索，指示值班员关于明早起身的信号，然后才走到全体水兵们住的底舱里去。


在底舱里，由于舱口开着，空气是相当新鲜的。水兵们都十分疲倦地熟睡噢。有几个摊手摊脚地躺在床铺上，打着响亮的鼾声；有的象拳头似地缩成一团，把手掌垫在颊下熟睡着。入伍才第一年的年青信号员尼可拉·斯列波夫两手交叉在胸前，睡在舱角的一个上铺上。


在航行中，我已在某一个机会中发觉斯列波夫是一个优秀的、灵敏的专门人才。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似乎还有良好的海员的习惯。他那刚理过发的头枕在干净的枕头上。斯列波夫和衣睡着，但靴子是脱掉了的，他还用了一块布铺在床上，以免把被褥弄脏。


睡在他下铺的是斯列波夫的好朋友，我的同乡，舵手斯米尔诺夫，他微微地张开了嘴，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在这位爱读书的人的枕头下露出了一本包得整整齐齐的书。


我望了望柜子，发现里面有一大堆乱七八糟地放着的脏食具。我的关于整洁的指示，尚未实行到应有的程度，于是我决定在队伍集合时警告底舱班长和值日的伙食员，说我不能容忍这种无秩序的状态。


我躺在我的‘普罗克鲁斯特之刑床’上时，想着大家要是都像斯米尔诺夫和斯列波夫那样，用罩单罩在褥单上那多好。水兵长那里还有不少结实的绿布。此外，还应禁止在海上航行时脱衣睡觉，在基地停泊时和衣而睡；因为，在航行时，大家应该每一分钟都准备起床，在基地上便应该充分利用休息机会……


两天之后，我们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惊险的事件而回到了喀琅施塔得。加夫里柯夫的猎艇也巡逻完毕回来了。停泊在附近的码头上。我跑到他那里去，在会议室里发现我的朋友们已经都在那里了。他们正在讨论，空袭的时候，由于马达的响声和机枪的扫射声而听不清楚艇长的话时，助理艇长需要注意航行情况时，怎样才能较好地指挥射击火力。


我们互相抢着发言，谈论着炮火的射速，飞机的装甲，炮弹的穿透力。


安排这一场谈话的加夫里柯夫带着狡猾的笑容听着我们，好像他藏着什么比我们的话更确实可信的东西似的。


他看见我们的讨论开始离开本题，便建议我们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走到甲板上之后，加夫里柯夫带我们走到艇尾炮座旁边，一声不作地揭开了炮衣，郑重地让我们瞧几个画在炮座正中央的小小的表格。每一个表格上不过有十行到十二行的数目字。


“瞧！”他有点得意地说。“所有的设计动作全在这儿了！这是对在作水平飞行的飞机用的；这是对作俯冲飞行的飞机用的。”


波柯夫怀疑地摇头说：“这未免太简单了吧：这是一个需要整整一本书来说明的问题，怎么可以只用这么几列的数目字呢？”


加夫里柯夫向值班员叫道：“莱巴克同志，请把艇尾炮炮手们叫来。”


“是，把艇尾炮炮手们叫来。”


炮手们各就自己的位置。离猎艇不远有一只海鸥在慢慢地飞翔着。它时而急速下降，从水里捕起一条正在出神的小鱼。


加夫里柯夫发出了口令。炮门叮当地响了一下，瞄准手凑向瞄准器，瞄准海鸥。炮长又发出了一个口令，于是第一颗炮弹假设地射了出去。


“弹道偏左了！”加夫里柯夫迅速地叫道。


炮长又发出了一个口令，又是一颗炮弹假设地向目标射去。加夫里柯夫一次又一次地，说出弹道的行经路线，炮长接着就迅速地、几乎不假思索地对瞄准器作着修正。突然，海鸥“俯冲”到水里去了。但炮长并没有惊慌失措，他随即发出了一个适当的口令……


演习完毕之后，我们又再回到会议室，大家不作声地把茶匙放在茶杯里搅了好几分钟，想着加夫里柯夫的决定。我们刚才所看见的，的确很好；但是，在战斗情况下，当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炮弹射击敌机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加夫里柯夫猜到了我们的疑问，解释道：“这些表格是我在猎艇出海巡逻的时候想出来的，算出来的。几位炮长，那几位优秀而有头脑的人，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这是他们建议，把这些表格画在炮身上的。后来我去请教舰队的炮兵主任，他检查了我的测算，答应将我的表格和射击方法推广到所有的猎艇上去。此外，他说，还得作出几个对海面目标射击的同样表格。我究竟是一个领航员，所以我建议把这件事交给你凡纽斯卡去做。你先想一想，明天上炮兵主任那里去……他在十点钟以前等着你。”


波柯夫的眼睛亮了起来：“多谢！我已经想出一点东西来了。”


通讯员给我们的茶杯添了好几回茶，但我们仍不想离开。我们交换自己关于与强大而有充分准备的敌人作战的总进程的想法，也讨论着关于怎样改进我们的猎艇的工作组织的办法。后来，我们用火柴代表猎艇，用面包皮代表敌人的潜艇，演习攻击；我们还作了编写无线电密码和翻译密码的练习。当通讯员疲惫地报告，说再过十分钟便要吹起身号的时候，我们正在互相靠问芬兰湾航行指南上的内容。波柯夫还不相信，他掏出表来看，表上正指着七点差十分。我们大家笑着。各人跑回自己的猎艇去。

第三章 从头学起
我们这一队猎艇只有一部分在担任巡航和护送过往舰只的任务。分队长波恰诺夫上尉带着另外一部分猎艇在芬兰湾岩岛区作了几次攻击战。在这几次战斗中，有我们三位同班同学——谢尔盖·都莫林、法兰丁·邦采尔尼、尼可拉·卡普路诺夫中尉参加，这几位年青的艇长都因自己的战绩而受到了表扬。


这是很艰苦的航行，它要求每一个战斗岗位上都要进行极紧张的工作。水兵和指挥员都必须小心谛听每一点声音，观察雾里的情况。


假如信号员发觉了一个陌生的黑影，他必须悄悄地报告艇长。舵轮必须一刻不停地改变方向，那末才可以使以后的动向不让敌方的巡逻舰知道。水兵们站在布烟器旁边，随时准备执行“放烟幕”的口令。炮手们是不离开炮位一步的。


这几次英勇的战斗很快就得到了重大的成功。


当卡普路诺夫的猎艇回来时，我们全都泊在基地上。我们把尼可拉请到波柯夫的“海上猎艇”的会议室，要他详细地把战斗情形讲给我们听。卡普路诺夫首先将岩岛区的航行特点说了一下。由于航行路线时时改变，航路测算几乎是不可能进行的；大体上只可以根据灯塔之间的引伸直线和可识别的目标来判定方向。这样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在我们所具的知识中有着大片的空白，有许多学过的东西也已从我们头脑里溜走了。后来，等卡普路诺夫离开之后，我们马上决定进行自学。加夫里柯夫是一个“领航员”，所以我们特别指定他准备作关于在岩岛区航行的专题报告。


发生了许多问题：装载在猎艇上的深水炸弹对于猎艇的航行有些什么影响？当不能开亮手电筒的时候，怎样在黑暗中准备施放深水炸弹？投放炸弹的工作应怎样组织？当原先装载在木质的猎艇上的大量的钢铁，经过若干时候都倾泻到了敌人身上的时候，领航员应该怎样使用磁力罗盘？在这种情况下，磁力罗盘的精确性有多大？


我从手提包里还拿出了一本“罗盘偏差纲要”，从搁架上把我们的教师赫留斯丁的“磁力罗盘的偏差”也搬到桌子上来了。我打开“纲要”，寻找解答。


“……所谓罗盘偏差，即是磁子午线与因船上铁料的影响而偏离子午线的罗盘指针轴之间的角度。……”这并不是答案。


“……在船上，除了地心磁力之外，还有船上铁料的力量会对罗盘指针发生影响，而使磁针偏离磁子午线……”这也并不新奇。


啊哈，这里好像要找到了：“在船上消除罗盘偏差的方法。”


我把这一节从头到尾细心读完之后，仍旧找不到我的那几个问题的答案。在停泊港里和在基地上应该怎样消除和计算罗盘偏差，这里有详细的叙述，可是不适合我的要求。我要知道的是怎样在海上工作。


我正在苦苦地思索这几个问题时，舱门轻轻地打开了。进来的是索克夫洛夫。他好奇地望望桌上，微笑着说：“我周历了四艘猎艇，四艘猎艇的助理艇长都像田鼠似地钻在书本里和文件里，”他这样说，“波柯夫在计算几个新颖的炮击表格。加夫里柯夫在研究罗盘偏差。您在这里搞些什么？”


“尼可拉·巴夫洛维奇，我也在想罗盘偏差；我碰到了一连串的问题，没有法子解决。”


“好吧，提出来，咱们一起来解决。”接着，索柯夫洛夫就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大约过了一小时，我对于所有不很明白的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个充分完整的概念。


“那末我们现在去听听音乐会吧，”他说着便走上甲板去，那里正散步着吉他的声音和别洛波克的男中音。


我们这位上士坐在深水炸弹投射架上，唱着一支我没有听到过的歌。这支歌是动人的，显然与水兵们的心情相投。他们静静地坐着，深思地注视着海洋。


曲调和歌词原来都是别洛波克自己编的。


我和小队长用手肘靠在炮身上静听着；后来这位上士突然奏起了一支热烈的舞曲。叶尔马柯夫跳到甲板中央，接着，“切巧特卡”舞的轰然的踏脚声，便在港湾沉静的夜色中传播开去。


附近猎艇的水手们都拥到猎艇的舷旁来看跳舞。其中有几位已忍耐不住，翻过人索，爬到我们的甲板上。邻近有两个水兵走来坐在别洛波克身旁参加伴奏，一个带着瓢琴，一个带着手风琴。


上士们和水兵们踏着脚，拍着掌，愉快地给跳舞的人助兴。出乎意料，在我耳旁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这是索柯夫洛夫，他用两只手指插在嘴里，用孩子气的口哨声压倒了一切的声音。接着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块擦手帕，做着撒娇卖乖的鬼脸，绕着叶尔马柯夫跳了起来。


我觉得这种放任的作乐有点亵渎不敬。大批的敌军不是已经迫近我们的海军主要基地、迫近爱沙尼亚的首都了吗！不远的一些地方正在流着鲜血……


显然，在我的脸上很明显地露出了谴责的表情，因为跳得气喘吁吁地回到原来位置上来的索克夫洛夫这样问我：“怎么了，伊戈尔·彼得罗维奇，您大概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乐趣和朝气吧？”


“现在这不是有点不恰当吗？”


索克夫洛夫擦着额上和脖子上的汗水，斜视着我。


“我们难道应该老是装着愁眉苦脸吗？”他问。“我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相信我们的境况是会改变的。我们一定会将法西斯匪徒打败，将他们驱逐出去的。那末，我们为什么要不快活，为什么要不去享受生命的乐趣呢？”


索柯夫洛夫的眼睛里闪着光，他的脸上泛着红晕。这使人觉得，他是深信他自己的话的。这样，我当然只好像往常一样，承认他是对的了。


第二天我从同学们那里知道，索柯夫洛夫不止帮助我一个人了解我们应该知道的一切。

我们聚在一起进行学习，加夫里柯夫开始作他的关于在岩岛地区航行规则的报告。他总结了各方面的材料——正式的“航行指南”，舰队领航主任的文件，那些已经到过芬兰岩岛地区的人们的报导，以及他自己的学习笔记。突然，小队长带着各艇艇长来到了我们集会的舱室里。索克夫洛夫请我们继续进行学习。


我知道，我的报告会受到严格的批评，但我并不慌乱，因为昨天我已请教过索柯夫洛夫。我提到水雷的战略上的和技术上的规格，以及水雷的使用规则之后，主要地便详述组织猎艇工作上的各种变化，特别详述了水雷的准备和敷设工作。


索柯夫洛夫仔细地听完了我们的发言，这一次他对于一般正确的论述不能感到满足。他建议我们马上进行计算在芬兰湾各个地区的敷雷工作。


我们每一个人都和自己的艇长俯身在航图上，开始独立地计算课题。索柯夫洛夫指出了个别的、微小的错误，同时表示他对我们在战略思想上所表现的一致性，感到满意。


“现在，”他瞧了瞧表说，“我请你们大家各自回到艇上去。让我们来进行一下抵御空袭和攻击潜艇的演习。准备在十二点之前出发。”


“上哪儿？”我们一齐提出了这个问题，心里暗暗地希望能听到说要进行敷雷，或是去攻击敌方海面的回答。


“就在这里。”索柯夫洛夫这句话把我们的热情给浇冷了。

第四章 阿塞也夫中尉
在出航以前，新任的艇长尤里·阿塞也夫到了艇上。


他比我高一个头，瘦个子，蓝眼珠，淡黄头发，睫毛微微小垂；他尖锐地、坦白地，用雄鸡样的嘹亮的嗓子说出他的意见。在谈话时，他粗声粗气，而且说得很尖锐。在战事发生以前，阿塞也夫曾在我们这艘艇上待过，当过见习助理艇长。水兵们说到他的时候，一致地认为他很严厉，而且对人要求很高。


从喀琅施塔得护航到塔林，一路上阿塞也夫一次也没有离开指挥桥走到下面住舱里去过。他一直仔细地监视着舵手、信号员和其他水兵们的工作。他常常走到甲板舱里，记下猎艇的位置，核对我的测算。我们测定的点子几乎完全相符，这使我觉得相当得意，因为我们这位新艇长在工作方法上、在知识上，都比我有经验得多。他在航行日记上所作的记录，是简洁而精确的，我十分喜欢读。


船只太平无事地航行着，天气晴朗，平静无风。平静的海面在水平线上与平静明亮的天空溶成一色。芬兰湾的温暖的海水沿着船舷缓慢地、懒洋洋地向后退去。我们是用“龟步”走着，以每小时六里的速度前进着。


炎热和单调低沉的马达声使人昏昏欲睡。我和无线电员搞了一小时半工作，学会了使用发报机，后来，我也走到甲板上。艇头右方，被暑气放大了的哥格兰岛，慢慢地在增大着。


这个满布小松树刚硬的松针的岩岛，曾见过古代诺夫哥罗德的单樯船、彼得大帝的战舰、以及俄罗斯商人满载木料、皮毛的帆船。一七八八年，在这个岛的岸旁，俄罗斯战舰曾经击毁过瑞典的舰队。哥格兰岛上的松林曾向俄罗斯环球航海家里相斯基·拉扎列夫、哥洛夫宁的三樯战舰和海防舰作过告别的敬礼。一九０一年一月，在岛上曾设置过波波夫的世界上第一座无线电台。仗着这座电台的帮助，舰队司令部与拯救装甲舰“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号出礁的救险舰队之间保持了通信联络。依靠这座电台，“耶尔马克”号破冰船才能救出一群为冰块带走的渔人的生命。


一九一八年二月到四月之间，岛上的险峻的岩崖曾充当过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英勇海军人员们的防线，这些海军人员避过德国人，驾着自己的战舰从赫尔森法斯驶到喀琅施塔得。


一九三九年，我们祖国的新式战舰又到了哥格兰岛，在它上面插上了苏维埃的红旗。


我走进甲板舱，在那里遇到值完班的水兵斯米尔诺夫和斯列波夫。斯米尔诺夫把我们马上便要驶到的地区详细地解释给斯列波夫听。在航图上找出各个海角，说出这些海角的名称，还描画了它们的轮廓。


我愈和他们两位接近，我便愈赞赏他们的年青的热情、求知欲以及对于舰艇的热爱。他们在航行值班时，秘密地对精确无误地执行任务进行竞赛。他们的友爱和同时值班，帮助他们每人学会了第二种专业：斯米尔诺夫成了一个很不错的信号员，而斯列波夫可以替他的朋友当舵手。在他们值班的时候，我可以确信，猎艇不会因为舵手的过失而走出预定航路，也不会因为信号员的过失而看漏或者看错了任何信号。外加斯列波夫的眼力极好，斯米尔诺夫的听力也是绝对完好的。他们在休息时间中的孩子般的无忧无虑和欢愉，是与他们在值勤时清醒的思考和责任感结合着的。


斯米尔诺夫问我，在航路测算中怎样计算水流的速度。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并且让他们解决一个在航路测算中计算水流速度的课题。


他们两个人有条有理地算了出来，在斯列波夫的运算中，甚至显示出纯粹是领航员的精确性。以后，这两个好朋友感到很满意地又去值班了。

哥格兰岛落在舵尾的后方。船队虽然走得慢，但已在航路的前方出现了伐因德洛岛。我正在向着一座灯塔对方位，斯米尔诺夫报告说，他听到有飞机的声音。艇长宣布发出战斗警报。轮机员们走进舱口，把舱盖盖好。水兵们带好钢盔在大炮和机枪旁准备着，注视着天空。在旗索上，软洋洋地飘起了“敌机”的信号旗，警告全航队。马上，大家都听见了“容克八十八型”机马达所特有的轧轧声，但第一个发现他们的当然是斯列波夫。敌机在我们上空高高地飞着。


“对准正上方的敌机……射击！”口令发出了。


第一阵射击震得耳朵发疼，甲板在脚下剧烈震动起来。在蓝空中微微地闪现着的弹道好像勉强在移动着似的。我们真想推它一下，撞它一下，使它移动得快一些。


“唉，表尺定得近了点。”


我向马留丁的艇头炮奔去。这时候，这门炮一连射了三发；于是我站住了，注视着弹道的移动。


“好样的，干得好！”


三个明灭的点子此刻已在领队的敌机面前飞过了。


旁的护航艇也都开了火。那批飞机发现自己正处在弹花之间，便想垂直地向运输舰冲了下来；但在下面有的是机枪的火力。这对飞机匆忙地投了炸弹，全部调转方向，向芬兰方面飞去了。炸弹落在运输队航路左边很远的地方，激起了一些巨大的白色水柱。


在航行日记簿上刚记下“容克八十八型”敌机的来袭，又听见斯列波夫的声音说：“浮雷……艇头正前方！”


我从甲板舱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墨绿色的有角的圆东西，在水面上漂浮着。


索克夫洛夫对艇头炮手们发出命令，向浮雷射击，于是猎艇停止了航进。左方，运输队在继续行进，右边，在一百公尺左右的距离内，浮雷的圆形的侧面在发着亮光。


马留丁站上瞄准台，将炮筒这边那边地移了好久。我正要问，他慢慢地在等什么，炮弹已发出去了。艇身则由于剧烈的爆炸而震动了一阵，在浮雷的位置上长出了一根水柱，就像是一条高大的白杨。


我们正在称赞这一下独一无二的射击，斯列波夫又叫起来：“六架‘容克八十八型’……与右舷成六十度向我们飞来！”


紧接在这个信号之后，艇头炮已发炮了，这是马留丁在对飞机射击。


斯米尔诺夫作了一个评论：“动作是第一流的，结果却是第三流的。六架‘容克八十八型’仍还是六架。”


像前一次空袭一样，飞机还没有飞到目标已先丢下了炸弹。船队中没有损失一艘船，但敌方也没有损失一架飞机。


马留丁因为没有射中而伤心起来，在语声中带着绝望的神情对阿塞也夫说，“容克八十八型”机是没法打下来的。


“您问问射击班里任何一个人好了，大家全都看见，炮弹正打在飞机头前，并且还爆炸了，可是飞机只微微摇晃了一下……说实话！得用穿甲弹来打才行……”

第二天，舰队到达了塔林。在塔林，全艇人员在前甲板集合，索柯夫洛夫宣布，原有艇长已由司令部的命令转调新职，任命阿塞也夫充当新艇长。


全体人员的注意全集中在新艇长的身上。好像旧艇长已不在眼前似的。我知道，这是旧艇长自己的不好。就拿我来说吧，他对我虽则没有什么不好，但对我也没有什么帮助；我在这短短的、紧张的服役期间所得的一些长进，全都得归功于索柯夫洛夫和全体人员。


阿塞也夫开始询问大家的意见。


“我有两个半月没有领到裤子，快没有穿的了。”


“叶尔马柯夫同志，您的裤子到哪里去了？”


“不小心给蓄电池的硫酸烧破的，艇长同志，他们把我的新裤子费已经扣去了，可是新裤子却不发给我，说是仓库里没有。”


“队伍解散之后上我那里去。”


“是，上您那里去。”


“还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肥皂，不能洗东西。”


“怎样会没有肥皂？”


“水兵长那里有的是，可是他不发。”


“好吧，加夫里洛夫同志，过三十分钟请您和水兵长一同来找我。”


“还有什么要求吗？”


一阵静默。


“以后假如想到，随时来找我，我们一起来研究。现在我要向你们提一点要求。”


水兵们脸上现出了惊异的神色。


阿塞也夫却坚定地、明白地开始数述艇上服务中的种种缺点。他指出，队伍中有各种各样的闲话和争辩；对上级说话，以及在值勤中互相说话，也都不合规则；贝莱伊担任班长的那个底舱是不清洁的，不整齐的。


阿塞也夫认为，在基地上不编制工作分配表，也不送请艇长批准，乃是一种重大的怠忽职务的现象。最后，他强调指出，锚泊班的工作作得不好。


“我命令你们，对上级说话，以及在执行勤务时互相说话，必须使用职名，”他结束他的谈话时这样说，“请你们不要再用‘彼得卡’，‘柯里卡’，‘伐西卡’之类的小名互相称呼。中士贝莱伊，由于所管舱房不整齐，应予申斥。我现在要提出警告，假如在最短期间内不把低舱收拾好，我便要采取较严厉的处罚。水兵长应该将贮藏着的绿布发给大家用来罩在被褥上面。大家可以照着斯列波夫的斯米尔诺夫的样子做。我禁止在航行中脱衣睡觉。反之，在基地上，除非那些准备当值的人员，都必须脱衣睡觉。今天，全体人员必须一律换洗床单。水兵长供给肥皂，并且在下午四时以前把工作分配表送给我看。我的话说完了，叶尔马柯夫到我那里去，其余的人解散。”


晚上，有几个水兵聚集在船尾聊天。


“突然换上一番新气象了。”


“谁说不是走上正路？”


在黑夜中，我不能看清这些人的脸，但我听出是谁的嗓音。


吉莫菲也夫，那个我认为是不可救药的肮脏的炊事员，兴奋地说：“他上炊事舱去了，他对我说：‘从明天起，工作的时候要穿上白衣白帽。明白吗？’怎么不明白！每隔半点钟我得洗手，应该洗擦炊事舱……但是，我用不着值班了。”


“我也挨了一顿骂，”水兵长埋怨道。“他说，我不该把材料抓在手上不放！可是，手里要是没有贮藏材料，我还成个什么水兵长呢？可是他有他的说法：‘在航行的时候，大家也得休息休息；假如说大家都得和衣躺在铺上，那末光洗被褥就会把我们折磨死了。’真是老手！从助理艇长那里打听我手上存着的物品，也只有他……”

第五章 最初的胜利
几天之后，阿塞也夫和马卡连柯的两艘猎艇出航护送几艘从塔林移转到里加湾某一基地的驱逐舰。


这时期，里加湾沿岸有相当大的地区被德国军队占领着。塔林附近的海军陆战队和红军部队阻止住了希特勒部队向北推进。法西斯军队绕过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拼命向那尔伐推进。苏军所据守的艾塞里岛和达果岛便落在敌人的后方。我们的舰艇和炮兵轰击着载有军队的德方运输舰，不让敌人的舰队进入里加湾。


这几艘驱逐舰在平滑的水面上激起了水花，以单纵队行进着。按照航行指令，马卡连柯的猎艇的位置离岸较近，我们的则在右方，比驱逐舰离岸更远。


我们已得到警告，说在这一地区中敌人的潜艇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执行在“接近前线”地带上的任务。还没有发出战斗警号，我们所有的水兵们就全都守在艇炮、机枪、深水炸弹的旁边。各炮炮手们凝视着无云的天空，把眼睛都望疼了。斯列波夫用强度的双筒海上望远镜细看水平线和水面。


当斯列波夫的突然的、激动的、喘不上气来的喊声扰动了我的神经的时候，我正在从容不迫地向远处一个海角对准方位。他叫道：“潜艇的潜望镜！……右方二十度……距离，二链……”


别洛波克好像被飓风刮下指挥桥似的；同时，就听见机舱砰然关上的刺耳的响声。


阿塞也夫迅速下达命令：“信号：‘前方有潜艇！’……艇头炮，右舷，二十度，距离，二链，用穿甲弹……射击！艇尾！对潜艇攻击！作投弹准备！”


他一面发命令，一面将计秒表开动，并将机械传话器的把手扳到“全速前进”上。


信号旗飘扬起来，警告驱逐舰。已遇到危险。汽笛尖锐地、拼命地叫起来。斯列波夫用手指紧抓着望远镜在眺望。炸弹投放员已做完了投放炸弹的最后准备，不耐烦地注视着我手上举着的指挥旗。轮机长别洛波克的头，一会儿从舱口探出来，一会儿又不见了。轮机兵为了提高马达的运转数，把“汽门操纵杆”扳起来，直到扳到不能再向上为止，他们在榨出全部可能的“马力”，似乎连不可能的“马力”也要榨出来。马达怒号着，猎艇就象在水上飞着似的。要解决的是这一个问题：谁比较快？是我们先将炸弹投在潜艇上呢，还是潜艇先对驱逐舰施放水雷？


“潜望镜不见了！”斯列波夫叫道。


“按照罗盘固定方向！”


“是，按照罗盘固定方向！在罗盘方位上是三百八十度！”


潜望镜不见了，但计秒表上的指针在表盘上跳动着，已指出开始准确投弹的所需要时间了。


“准备！……投弹！”阿塞也夫的尖锐的嗓音响了起来。


我放下指挥旗，接着又将它举起来。炸弹投放员拉动炸弹投放器的拉手，第一个炸弹从艇尾投落去了。


“投弹！”第二个炸弹紧跟着第一个炸弹投落下去了。


“投弹！”


“投弹！”


这一组炸弹全部投进水里去了。


我们屏住呼吸，计算着令人难堪的几秒钟，等待着炸弹爆炸。


猎艇则向左舷倾侧，开始作陡急的回航。突然，第一声爆炸像是用激烈的一击把艇身震动了一下。一大朵泡沫飞腾的水花从深水里慢慢升起，散落在水面上。又是一声爆炸，接着又涌起一大朵水花。在水花旁边，还有喷射着的几股水流。


“打着了！……”大家都这样想。


又响起了一声爆炸，在泡沫飞腾的水花旁边不远，怪模怪样地、不自然地出现潜艇的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艇尾和螺旋桨。但我们来不及细看这艘潜艇，因为波浪又将它淹没了。


回航完毕时，阿塞也夫将猎艇直向一块还在扩大着的带有虹彩的很大的油斑的中心冲去。


他又发出了命令：“投弹！”于是我又举起了指挥旗。


虽然海面上风平浪静，但油斑中心的如镜的水面上却在沸腾着从深水中升起的水泡。显然，潜艇已经受伤，我们得再打它一下。


“投弹！……投弹！……投弹！……”接着又是一组炸弹在神秘的深海中爆炸开来。以后，在水面就出现了一些破木板、破布片、水兵帽以及一批新起的大朵的水泡……


我们追上了驱逐舰，回到航序中的原来位置上。领队的驱逐舰马上发出了信号：“旗舰传令嘉奖该艇动作精确。”斯列波夫回答说：“我已看清，明白了。”


面色仍旧苍白的、心情尚未平静的阿塞也夫把话筒举到唇边，说：“红海军战士同志们，祝你们首次胜利！我感谢你们光荣完成任务！”


“我们为苏维埃祖国服务！”这声音从各个岗位上传到指挥桥来。


在基地上整队集合时，阿塞也夫再度对舰上全体人员表示感谢，并且与这次攻击中的主要英雄们热烈握手；这些英雄就是：斯列波夫、斯米尔诺夫、别洛波克，以及炸弹投放班的班长。


斯列波夫像害羞的姑娘似的红着脸，垂下眼睛，含糊地说了一句听不清楚的话。斯米尔诺夫惊讶地摊开双手说：“我做了什么事呀？我不过是转了几下舵轮，再没有旁的了……”然而他的眼睛里却闪耀着幸福而欢愉的光彩。别洛波克以严正的军官的姿态和严肃的面容接受了指挥员的感谢；但是，高兴的微笑却不由自主地布满了他整个的面庞。队伍刚一解散，这位上士便拿出吉它，弹起热烈的进行曲，这曲子告诉我们，在他心灵中产生了什么感情。炸弹投放班长赶紧躲藏起来，他怕在得到感谢之后又会受到公开的申斥，因为他在兴奋之中没等到口令下来就先投过一个炸弹。


我们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不断地在喀琅施塔得和塔林之间来来去去。敌机老是来攻击护航队，然而，每一次，我们都用密集的阻截炮火迎接了敌机。

战线的右翼，相持在里那尔伐的古老的堤岸不远的芬兰湾的混浊的水面上。法西斯匪徒竭力想在那尔伐强行登陆，然后直奔列宁格勒。


我们的部队展开了激烈的防御战。


我方在那尔伐湾，配置了几艘炮艇，来援助和掩护陆上部队的侧翼。


我们的任务则是保护某一艘炮艇。这艘炮艇有时侯在近岸处投下锚，有时侯慢慢地沿岸移动，根据陆军指挥部的要求，用远距炮向法西斯匪徒的坦克队、敌军密集地点以及铁路上的军用列车射击。陆军指挥部对于海军炮的威力和炮艇炮手们的准确的射击感到满意，所以就愈来愈多地要求“炮火”的支援。


敌机每天都要飞到我们的地区的上空，企图把炮艇炸沉。敌机有时结队而来，有时单独一架飞来，有时从云里钻出，有时从背阳方面出现，有时从海岸上的树林背后飞出来；它们有时平飞投弹，有时俯冲投弹。


炮艇上和猎艇上的高射炮手们总是立刻发出阻截的炮火，但是敌机一架也没有打下来过。艇头炮和艇尾炮的炮长，中士马留丁和水兵冈察洛夫因此更加确信，“容克”机是有装甲的，只有用穿甲弹才能把它们打下来。有一次，马留丁甚至擅自使用了穿甲火力。我给了他一顿严厉的申斥，自己心里则盼望着，就是打下一架“容克八十八型”也好，那也可以让这两个死心眼的家伙明白他们的想法是不对的。


使他们回心转意的时候终于来了。有一次，炮艇对敌方的坦克作了一阵很成功的炮火轰击，法西斯匪徒接着便派了十七架“容克八十八型”来轰炸炮艇。冈察洛夫发现，在岸边树林上空二百五十到三百公尺空中，出现了这一批飞机的密集队形，于是便用信号弹的弹道指出了方向。炮艇立刻起锚，开始射击。


敌人的轰炸机为了要迎击炮艇，必须在我们的猎艇的旁边经过。阿塞也夫便命令开动马达，但是并不使艇身前进，因为这样才可能便于我们的炮手们更好地进行射击。我们前后两尊炮以最大的速度开起火来，在敌机面前布起了一道发光的紫红色的弹道密网。水兵长更用一道淡绿色的机关枪弹道来点缀着这火网。然而，敌机并没有采取反高射炮火的战术安然飞过了我们的火力障碍。我们又在敌机面前构成了一道火网。射击声愈来愈密了。


吉莫菲也夫将下一发炮弹放进炮膛中去的时候，叫道：“你一定会掉下来……滚下来！”


冈察洛夫额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艇头炮的的瞄准手斯列波夫屏止呼吸，努力要把领队敌机更精确地罩在瞄准器的十字线上的交叉点上。


“马上行了……还差一点……”他咕噜着。


在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紧张状态中，在这种要在搏斗中战胜敌人的热望中，我们对于自己武器的信心是加强了。我们没有错：马留丁有一颗炮弹打中了领队机左后方一架敌机的装有玻璃的机头。这架轰炸机骤然侧起了身子，笨重地落入水里去了。几乎就在同时，艇尾炮的炮弹也打着了敌人的领队机。这架敌机缓慢地飞向一边，尾部后面拖出了长长一溜黑烟。驾驶员不能维持飞机的高度了，这架轰炸机便落进了岸边的树林里。一声沉重的爆炸声和一根高大的火柱，说明了这架“八十八型”机连炸弹都来不及丢掉。


以后又击毁了两架敌机，那是炮艇上的高射炮手所击中的。这样便使法西斯空中强盗们醒悟过来。他们向各方面飞散，急急地躲藏起来。


当炮击静止时，听到了阿塞也夫的平静的声音：“怎么样，德国飞机好像也会掉下来的吧？！”


冈察洛夫疲惫地擦着额上的汗。吉莫菲也夫在收拾弹壳，把它们碰得叮当作响。这两个人都默不作声。


“中士马留丁！”阿塞也夫叫道。


“有！”


“冈察洛夫！”


“有！”


艇上全体人员的眼全都看着指挥桥。


“冈察洛夫，您是用什么炮弹射击的？”


“开花弹……”


“把敌机打下来了没有？”


“打下了！”他的顽皮的黑眼睛发着亮光。


“您也打下飞机了吗，马留丁？”


“打下了！”


“用的也是开花弹吗？”


“用的开花弹……”


“装甲飞机用开花弹打下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马留丁和冈察洛夫相对望了一下，笑开了。


“可不是……”


“中尉同志，谚语说得好：‘既往不咎。’”


这时候，阿塞也夫笑了起来。


“好吧，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忘了吧。不过要请你们每次都这样打飞机才好。”


在战胜“容克”机之后的第三天，炮艇奉令驶到喀琅施塔得去补充给养。由我们护送着炮艇。由于阴暗的天气和微弱的波浪，这一次航行平静地进行着。马达均衡地、从容不迫地轰响着，我们拐了最后一个弯，向喀琅施塔得港的入口处驶去……

“艇头正前方，有一艘拖着木船的舵轮，在向喀琅施塔得前进，”斯列波夫平静地报告着。


在我们前面两里模样的海面上，有一艘小小的拖轮。它拼命在冒烟，拖着一条笨重高大的驳船。我走进甲板舱里，在航行日志上记下了关于拐弯的情形，接着便动手计算里数和航行的时树。


这时，艇身上突然受到猛烈的一下撞击，我便从甲板舱里跑了出来。


我们仍旧朝着以前的航向继续前进着，炮艇和另一艘猎艇也都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拖轮却在那里打转，没命地拉着汽笛；那条驳船已不见了。


猎艇上发出警报的声音。阿塞也夫命令加快马力，把猎艇向漂浮上来的木箱、木桶、木板驶去。在水雷爆炸的地区上，还残留着一大块由激起的泥沙所造成的黄斑。抱住漂浮着的木板的人们的头和手，一忽儿在水面上出现，一忽儿又消失了；四处都是喊叫救命的声音。


“停车！”


几个救生圈向舷外投了出去。水兵们从舰边的木梁上救起了几个驳船上的乘客。第一个是脸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的男孩子；他的手上挂下了几条染满鲜血的拉破的皮肉。


小孩用嚇得睁大了的眼睛望着这片血肉模糊的皮肉，反复地老是叫着：“妈妈……妈妈……妈妈……”


后来，又拉起一个已有两条象鞭子那样在晃动着的断腿的老人，一个衣服全部烧光的约莫十四岁的男孩，一个中年妇人，一个拉下了耳朵、受到暗伤和擦伤的年青工人，最后一个折断了脊椎骨的男子。我们从炮艇上接来了艇上军医，接着便开足马力向喀琅施塔得驶去。


因为这场惨剧而镇静的水兵们，用自己的被子包好了受伤的人，给他们水喝。吉莫菲也夫的眼里老是闪着泪珠。斯列波夫也是令人可疑地常常在擦拭他那双“被逆风吹着了”的眼睛。


从炮艇上来的医生对我说：“折断脊椎骨的那个男人已经死了……那个妇女和那个被烧伤了的男孩子，未必能够活下去……他们全都是带着家眷的冶炼场的工人。他们是撤退到喀琅施塔得去的。……不能再加快一点马力吗？在这里我没有办法救他们。”


我什么也不回答，一直跑到轮机闸。转速计的指针在最高转数上跳动着，然而，在万分紧急的场合下，是可以冒一冒险，多争取几分钟时间的。


我在别洛波克的耳边叫道：“人快要死了！……”


他对我瞥了一眼，坚决地加快了马力。


不论是在马达间，不论是在各个底舱里，我都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走上了指挥桥。降落了三分之一的艇尾旗在旗杆上迎风拍打着。我们经过已经开着的闸门，直驶入港湾。两分钟之后，我们用无线电预先联系好的穿着白衣的人们便将伤者抬入急救车运走了。水兵们默默地望着那些搬运我们第一次看见的战争的牺牲者的担架。看着敌人怎样在杀害我们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心里感到很难受。

第六章 大胆的突围
被包围的塔林与喀琅施塔得和列宁格勒所赖以联系的是一条细长的航线。这条航线的全程为一百五十四里，它被无数水雷阵地所切断，并且还要受到海湾两岸的敌人炮兵的轰击。在这条航路上空不停地飞翔着漆有可恨的黄底黑十字徽志的德国飞机。


在塔林港，有若干像老虎似的、多花斑的、用迷彩伪装起来的驱逐舰和巡洋舰在来回巡航着。它们用炮火将向塔林市区突进的德国步兵压迫在地面上。几艘小小的猎艇沿着海岸徘徊，艇尾留下长长的白烟。法西斯匪徒正在大炮盲目地轰击市区和码头。我们到达时，所有的船只都已载满队伍了。遵照最高指挥部的决定，他们要暂时地撤离苏维埃爱沙尼亚的首都。


猎艇上的全体人员闷闷不乐地在装载战斗用品。以别洛波克为首的轮机人员严肃而沉默地在推滚着汽油桶。每一个人心头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带着塔林市的全体居民一同走。当法西斯匪徒冲入这里的时候，苏维埃公民将会遭遇到一些什么呢？


东岸已升起了一道白色的烟幕。在港里，船只之间时时激起敌军炮弹所打起来的水花，不知在哪些云朵里响着飞机的声音……在搬运东西的噪声中，人群的吵嚷声中，大炮的轰鸣中，常常还能听到炸弹的吼叫声，爆炸声，以及玻璃的碎裂声。近傍晚时，房屋燃烧着的火光照遍了埠头和市区。在不祥的火光的返照中，运输舰和军舰开始向外港驶去。


我们几艘海上猎艇最后离埠。当阿塞也夫从旗舰接获出发命令的信号时，别洛波克和水兵们都摘下了帽子。


“我们还要回来的，塔林，我们会回来的！要回来跟法西斯算帐的！”别洛波克叫着，于是大家都和了上去：“我们要回来跟他们算帐的！”


我们护送的是最后一个运输队。这一个船队由四艘扫雷舰、一艘炮艇、一艘警备舰以及一组运输舰所组成的。我们的任务是带着队伍、技术设备和伤员，突围到喀琅施塔得去。我们须在不断的轰炸之下、敌人的潜艇和鱼雷艇的不断轰击之下，强行通过水雷地区，驶行二百里左右的海程。


这是困难而艰苦的行程。在阿哀格那岛地段上，就已经遇到了敌人的飞机。阿塞也夫马上发出了战斗警报。


空袭一次接一次地发生。各猎艇和各护航舰的高射炮手们刚赶走一批“容克八十八型”机，另一批敌机又出现了；于是重新响起了密集的炮声。


随着黄昏的到临，空袭停止了；但是，夜晚并没有给人所盼望的休息：船队得强行通过一个颇大布雷区，在前面，时时传来扫雷器上的水雷的爆炸声。进入布雷区四十分钟之后，前面两艘扫雷舰便不得不把扫雷器连同水雷一同抛弃，而另装置一个新的扫雷器。护航队的速度放慢下来。


前方观测员不断地报告着：


“左方发现水雷！”


“正前方发现水雷……距离十五公尺！”


“左方三个水雷！五个！”


“右方两个水雷，距离十公尺！”


除了轮机人员之外，艇上的全体人员都站在舷边，紧张地向黑夜中探视。在这一次航行中，甚至这个夜也在与我们作对。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一点儿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亮光。用极大的努力，才能够勉强分辨出舷外十五公尺到二十公尺距离内的东西；再远便是一片漆黑了。


由于时时在改变航向，改变航速，我生怕弄错了方位；但是，凭什么来测算呢。黑暗是愈来愈浓了。一会儿，站在我旁边的舵手也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了。我下到甲板舱里，为的是校验一下我的测算；这时候，左近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下剧烈的爆炸声。我机械地记下了时间和测算出来的方位，便赶到甲板上去。


艇后右方，有五颜六色的火花在慢慢地飘落下来，还有人在呼喊。


“一艘运输舰炸毁了。是哪一艘可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阿塞也夫低声说着。接着，他命令下去：“小心守望！”


“正左方航线上有一捆干草，”斯列波夫报告我们。


阿塞也夫停了几次车，仔细地探视水面。除了破片和泡沫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又发生了一声爆炸，猎艇都给震得跳起来了，四周的海水里吱吱地冒出大量的气泡，同时传来了一股焦臭。


“锅炉爆炸了，”阿塞也夫也这样断定道。


运输舰上的人，我们一个也没有发见；我们赶上了已经走在前面的舰艇，重新占据被意外的遭遇而打乱了的航行队序中的原位。于是，守望者又把眼睛注向黑暗中。接着，一忽儿在前面，一忽儿在后面，又传来了沉重的爆炸声。左右两面有些火箭在向上飞射着。我们猜想，这是敌人的鱼雷艇在用信号互相通话。我们因为怕受到袭击，现在是一顿一挫地在推进着，希望不等看见敌人，能先听见敌人。


然而，水雷的危险仍还是主要的威胁。守望者的报告仍是接踵而来。


“左方二十公尺，一个水雷……”


“右方十公尺，四个水雷……”


“艇首正前方一个水雷……距离十五公尺！”


快午夜时，扫雷舰的最后几个扫雷器全给水雷炸破了。


旗舰认为，我们的护航队已失去了防雷的最后工具，因此便把我们召唤到旗舰旁边，并命令所有的舰艇全部抛锚。我们得到通知，在黎明之前，可以把炸破了的扫雷网修好。


我们的猎艇沿着航队的航线行驶着，根据声音寻找各艘舰艇，并用传话筒传达抛锚的命令，然而最末一艘运输舰却不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找寻了半天，回来时几乎找不到自己的船队了。有一艘舰艇告诉我们，说看见这一艘运输舰已走到前面去了。阿塞也夫命令开足马力，希望能追上这艘“逃亡者”，叫它抛锚。


在我们这样的航行速度之下，前方守望者已经没有用处了；他的报告还没有到达指挥桥，水雷已先爆炸了。然而阿塞也夫冒险前进着，因为，那艘载着几千人的大船正处在生死关头上。我记得，我在航行日志上作了记录，正打算在传话筒里高呼已经该回船队的时候，突然，我全身撞在隔板上；猎艇急剧地侧向一边……马达吼叫着，在打“全速倒车”。原来我们差一点便要撞到“逃亡者”的船上去了。

在归途上，我们又听见一声爆炸。由于听见有人在叫喊，我们才找到了这艘触雷的运输舰。舰上都是妇孺和伤员。有几艘救生艇因为载人载得太多了，还没有放到水面，便翻了身。人们从高高的船舷上在向水里跳。直到后来，由于全体船员的努力，运输舰上才恢复了秩序。我们开始从水里救人。阿塞也夫灵敏地倾听着，指挥猎艇从这个呼喊处赶到另一个呼喊处。信号员伊凡诺夫，他的兼职是战斗急救员，用手电筒的细狭光道向有人呼喊的方向探索着。第一个照着的是一个湿漉漉的女人的头。有人用长绳子系住一个救生圈，抛了下去；几分钟之后，人们将一个因为寒冷以及神经失常而在颤抖的女人抬入轮机员住的低舱里。在电灯光下，我看清楚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相当漂亮的少女。在惨白的脸上，露出一双栗色的大眼睛。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位少女乘客才好；但在这时候，又送进来两个妇女。当然，把她们安顿在一起事情便好办了。果然不错，后来我派了斯列波夫去当值之后，就听到伊凡诺夫报告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捧着一大堆湿了的妇女衣服上来，说，他给这几位女乘客喝了和着奶油的热茶，给他们换上了海员的内衣，盖上了毯子。第一个少女的腿上，在救上来的时候受了相当严重的伤，但是她很有英雄气概地忍受着。伊凡诺夫说，她的名字叫塔玛拉，不久以前刚从护士学校毕业出来，所以要求允许她帮他工作。这样，在艇首底舱里便办起医院来了。


我们从水里救起了男女十四个人，但是，怎样也找不到一个在暗处里继续叫喊的人。最后将他找到的时候，他的声音嘶哑得不大能让人听见了。这是一个穿着军便服的高大男子。他一只手乏力地划着水，使自己浮在水面上，一只手托住一个没有一点活人样子的女人。水兵们急忙将他们两个拉上来，放平在甲板上。有几个水兵，一句话不说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外衣，盖在他们身上. 什么东西在低沉地敲击着。原来这个男子有一条腿敷着石膏。


“恐……恐……恐……怕……怕……来不……不……及……及……了……吧，”他牙齿打着颤，说了出来。


伊凡诺夫俯身去看那个女人。


“在呼吸呢！帮着抬到底舱里去吧，”他向同伴们请求道，“塔玛拉在那里会给她摩擦身子的……”


在这时候，邻近那一艘运输舰按照旗舰的命令起了锚，缓慢地跟在我们后面移动起来。为了要不让它撞着浮雷，我们努力地细察着每一公尺的海面。甲板上的全体人员都伏在船舷上，向周围的黑暗中注视。


最后，运输舰与那艘炸毁了的船并舷地相靠了。他们开始进行过驳工作。我们则又驶开去，漂浮着，开始进行水中听音作业。


从运输坚方面传来开动着的绞车的声音，以及水兵长的沙哑的口令声。


这令人困倦的一夜的全部经过，已经记不清了，不能再叙述完全了。但是，有些个别事件却特别清楚地印入记忆中。其中之一是在底舱里发生的。


一个少女跑到那里，对伊凡诺夫叫道：“大夫，这里有一个女人不大好……”


当时的情形虽然这样悲惨，但对救护员作这种称呼，几乎使我笑了出来。我和伊凡诺夫一同跟着那个少女去了。


一个年岁不小的女人毫不动弹地躺着。她的脉搏是几乎摸不出来了。显然，是由于这种惊慌的遭遇使她的心脏衰疲了。


“伊凡诺夫，樟脑！”我这样命令他。


他从药箱里找出了一安瓿的樟脑，一具注射器，犹疑不决地在手里摸弄着。


“中尉同志……我可从来没有干过……”


“我也没有干过。”


我们望着塔玛拉。她也摇摇头。


“干吧，伊凡诺夫。”


伊凡诺夫装出决定干一下拼命的事情的人的样子，敲掉安　瓶的瓶颈，将液体吸进注射器里，接着便把这一针注入这个女人的手臂的内侧。过了五分钟，这个女人的睫毛在微微颤动了。


我走到机舱里，为了要看一看汽油的贮存量，并且对轮机人员们说一说当时那种艰难复杂的情况。


我们的轮机室，那时简直可以令人错认为沐浴兼洗衣的部分了。在各种管子上、集汽管上、马达机身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男女衣服。我刚刚检阅完毕这部“烘干机”，吉莫菲也夫又溜进舱口来，捧着另一批湿衣服，要等着烤干。


“中尉同志，”他说，“姑娘们不好意思走进男子部去呢……”


“什么‘男子部’？”


“那就是我们那个舱……现在住着那些从水里救上来的男人们。”


“那末姑娘们为什么不好意思呢？”


“四个人光着身子，没有衣服可以换了……所有的衣服全部都给他们换完。他们在水里受了冻，现在直打抖呢。”


加夫里洛夫就脱下了衬衣和制服裤，交给吉莫菲也夫。当吉莫菲也夫伸手来接衣服的时候，他的水兵制服张了开来。我们看见，他身上已没有衬衫，也没有条纹汗衫了。


“我也早就准备脱衣服了，不然就觉得有点热了。”叶尔马柯夫说。


“把我的汗衫也拿走吧，”别洛波克一面脱着单制服，一面说。


吉莫菲也夫捧了这一堆衣服，迅速地走出舱口。


两点差一刻，从传话筒中传来了水中听音员的说话声：“右舷六十二度……有几艘快艇的声音……时时在改变航向……”


“在走近来吗？”阿塞也夫问道。


“不，老是在那个地方。”


我感到兴趣地问：“这又是怎么一会事呢？”


“德国人的快艇已经逡巡了一个半钟头，看样子是想来袭击船队，但是又怕撞在他们自己的水雷上。”


这时候，特别需要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方位，但是我白白地用力四望，一点灯火也看不见。一切全是漆黑的，跟原先一样，眼睛里什么也看不见。这样便必须根据测算来驾驶，但这是可以造成极大错误的。下级指挥员们作上来的关于弹药用品的报告，更其使人烦恼；原来我们已消耗了三分之一的弹药和燃料，而我们至少还得作一昼夜的射击、激动和投弹……我警告下级指挥员们，要他们严格节省物资。


黎明之前，运输舰把过驳的工作结束后都分开了。现在，当那艘船头下沉的运输舰的庞大的影子在朦胧地显现出来的时候，当水面上弥漫着清晨前的新鲜气息，微风把雾气吹散的时候，我们才看清那炸毁运输坚的祸首。在水面上肉眼能够看得到的范围内，全都是一球球的黑色水雷在闪动着。水雷有的是单个的，有的是成群的，近的几乎就在眼前，远的是在老远老远的地方。


在夜间，在完全黑暗中，我们怎么能够开足马力航行呢？


斯列波夫的说话声打断了我的思想。


“旗舰已发出了‘起锚、开航’的信号。”


随着第一道阳光的出现，有一艘运输舰的舷旁便爆发了一颗炮弹。这是德国人从某一处最近的的海岬上对船队所作的试射。阿塞也夫命令加快速度。我们一面在水雷中见机行动，一面在炮艇和船队面前施放了烟幕。马卡连柯的猎艇和我们平行地驶着，也施放了一道缭绕上升的浓密的烟幕。清澈的北风慢慢地将这两道烟幕带到海岬。虽然德国人已经看不见船队，但炮弹仍然继续在运输舰中间爆炸着。

那艘被弃的运输舰，船头已深深沉入水中，却慢慢地在向敌人占据着的岸边漂浮过去。船队指挥员派我们去视察一下，随后并将这艘船炸毁，以免落入敌人手里。我们很幸运，这艘船的右舷的绳梯原来是挂出来的。阿塞也夫命令我爬上船去。我迅速攀登上去，在各个舱室中跑了一周。第一层舱和一部分轮机间已经沉在水里。这里的横墙都已塌去，一部分铆钉全松了开来，水从空孔中汹涌地流入。这艘船迟早一定会沉没的。


“应该炸掉它，”我想着，“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可是突然，我看见了一个手足负伤的战士。透过绷带现出了暗黑色的血斑。


他那疲倦的、受尽痛苦的眼睛在向我注视。


“您是来带我走的吗？”


“是的……”


“我知道，总有人会来带我走的。”


我费力地揹起这个战士衰弱的身体，揹着他向绳梯走去。战士咬紧嘴唇，无力地呻吟着。我从摇摆的绳梯爬下去，下到猎艇的甲板上的时候，看见这个伤员已经失去知觉了。显然，我的急救本领不很高明。而且，这地点的“地形”也是不很适宜搬运伤员的。


我发出关于悬挂深水炸弹和爆炸弹的地点的命令之后，又爬上运输舰去，以便观察一下指挥桥，以及上层的各个工作舱。


……领航甲板舱是空的、舰长舱也是空的。此外便得看一看无线电室了。我向开着的舱门走去，但又停住了；因为，从无线电舱里传出来发音清楚的德国话的声音：“左方……二度……左方……二度！”


“再加半度！再加半度！”


一种猜断像闪电似地掠过：“他在校正海岸炮的射击……这个恶棍！”


我掏出手枪，跨进敞开着的舱门，嘶哑地叫道：“举手！”


背着我坐着的那个人惊跳起来。他惊慌失措，企图用张开着的两手护住无线电机。


我走上了两步，用德语比较平静地命令说：“举起手来，赶快！”


这个希特勒匪徒慢慢地举起了手。


明亮的太阳光从开着的舱门射进来，在甲板的油毡上形成一个金色的长方形。我的影子挡住了这个三角形的一半。突然，在我背后传来了皮靴的擦地声和格支声。同时，另有一个黑影划过了这个长方形。我本能地向旁跨了一步，将头缩进肩膀里。来袭者没料到我这一跳，失去了平衡。我趁他倒下来的一股势，对着他的下颚用力一击。第二击打在他的太阳穴下，我这个敌手便象一只口袋一样，瘫倒在屋角了。在地板上滚出了一把芬兰匕首。


那无线电员利用这一时机，低下头，握紧拳头，向前扑来。但是，两发接近的直射，将他打翻在甲板上。这是我的拳击实践中的最短的一次战斗！……


还在做中学生的时候，我已参加过“火车头”拳击社，这是由当时著名的拳击家亚柯夫·波里索维奇·勃拉翁主持的。他教会我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中动作，教我出手泼辣和轻快。后来，在海军学校里，我继续练习拳击。在那时候，我们的教练员安德列·安德列维奇·许帕克教了我们猛力而准确的击法。在这一次中，这两位教师的功课对我都有帮助。


我破坏了无线电站，回到猎艇里去。深水炸弹和爆炸弹都已经挂好了。投弹班班长点上了火绳。猎艇赶快从运输舰的船舷驶开去。


阿塞也夫看看表，等待爆炸；他怀疑地望着投弹班长说：“为什么耽搁这么些时候？”


但是，就在这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重的轰隆声，正打算解释的投弹员便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来了”。


运输舰慢慢地侧向右舷，水淹没了甲板。淹到甲板舱，再经过一分钟，连船樯和烟囱也全都没入水里了。

我们还没有赶上船队，插入自己在队列里的地位，从南岸就出现敌机了。这批飞机是每六架到十架轰炸机编成一组，波浪式地在飞行着。炮弹和飞机炸弹的爆炸声，大炮轰鸣声，机枪的轧轧声，以及扫雷器中的水雷爆炸声，都在通报着新的紧张时刻的到来。


我们在夜间救起的那些人，听见枪炮声和爆炸声，便开始询问，他们有什么可以帮着做的事情没有。我把这些乘客沿两边船舷分布开来，要他们观察飞机和船队中的运输舰。三个伤了腿的人也都爬到甲板上。这三个人，我派他们注意观察有没有浮雷。有几个健壮的便开始传送弹药。


一个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长着大胡子的格鲁吉亚人，站在机枪旁边，用短促的点射在打俯冲下来的飞机，一面用格鲁吉亚话和俄罗斯话高声嚷着什么，我好久不能猜出他的话的意义。后来，我明白了：“请稍微再低一点……请稍微再低一点！……”


一个高大结实的、包扎着头的乌克兰人请求到了一架轻机枪。


他把轻机枪架在甲板上，靠近舱口旁边，他半个身子钻在甲板下面的厨房里，这样射击着。他用短促的点射打那些飞得很低的飞机。


轰炸机的浪潮，一批接一批地涌来，每批相隔只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在某一次大群“容克八十八型”机来袭时，其中有若干架飞机竟冲到一艘走在船队中部的大运输舰上空。爆炸的巨力将舵也打坏了，船舷上有许多地方都被弹片打穿过。这艘运输舰便从扫雷舰扫过的地带上飘了出去……


“掉头！掉头！唉，见鬼！往哪里去！”指挥桥上有一个人这样喊着。


掌舵班长贝莱伊依照阿塞也夫的命令把航向对着那艘运输舰，他缓慢地从齿缝里吐出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它的最后航程了……”


好像是在回答他的话一样，马上又发出了两声爆炸。运输舰的船尾翘了起来，裸露出来的螺旋浆在空中急速地直转。运输舰是直竖起来了，维持了一秒钟之后，便轰隆一声沉入水里去了。


人、木块、木桶、箱子急速地在一个旋涡里转着，直向中间旋去。


我们的猎艇慢慢地在旋涡边缘上航行。阿塞也夫命令开慢车后退……后来是中等速度……最后是全速。但是猎艇却向旋涡的下陷的中心倾斜着，虽然舵的位置是完全正对着船舷的。


直到阿塞也夫把机械传话器的把手扳到“全速前进”时，猎艇才跳了一下，画了一个半圆形，从旋涡地区冲了出去。


“再转一圈便完了！”贝莱伊说着，擦着他的出了许多汗的、累坏了的手掌。


几艘拖轮和猎艇趁空袭间断的机会在抢救漂浮着的人。


受伤的人很多，医药材料不够。床单和内衣也拿来作包扎用了。现在，我们的医院已把两个在底舱都占据了，还占据了会议室和几个单独的小舱。第一批救上来的妇女，现在已分成几个“班”，担任起护士和看护的职务。伊凡诺夫是她们的共同首长。在第二底舱里，收容的是伤势最重的人，由塔玛拉照管。她虽然腿痛，但仍不停地帮助别人工作。她的温柔的手似乎能够减轻伤处的痛楚，那些人都停止呻吟，比较安静一些了。


在前面那个底舱里，伊凡诺夫布置了一个“包扎室”和“手术室”。新救起来的妇女，我们将她们安置在我们的住舱里和机械员的住舱里。她们默默地躺在毛毯下，瑟瑟地在打抖，虽然在她们身上的毛毯上还加上了我们的军大衣。


历次空袭之间的间歇，都是不长久的。马上又有“容克”机出现了。由于频繁的射击，我们的几尊炮上的油漆全都烧焦，而且起泡了。然而，空袭却越来越险恶、愈来愈无耻。有一架“容克”机，俯冲得比其余的飞机都低。它被马卡连柯的猎艇上的长长一梭子弹打中，不能再从俯冲中爬起来，一头钻入水里去了。


最后，快中午的时候，船队结束了强行通过水雷地区的航程，于是大大地加快了速度。这时，在水平线上出现了哥格兰岛的嶙峋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