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三十分，晚餐已经做好，我们正准备开始宴会了。但这时候，斯列波夫又报告上来，说是又有一小队“容克”机出现了。


“容克”机仍还企图从舷侧突入；我们就“分散”地开动马达，在原地回转着，各艇的艇首老跟随着飞机在转。这样过了四分钟，敌机驾驶员发火了，便向下冲来。领头那架飞机是对准我们的猎艇的，第二架跟在它的后面。我指挥猎艇用缓慢的速度正好在一架“容克”机下行驶。弗罗洛夫转身守在炮跟前，盯着这架飞机。射击声响了，按着是第二声、第三声……三个红点，一个跟着一个，直向飞机迎去。第一个在飞机面前飞过，第二个也飞过了，第三个呢……第三个正好打在炸弹上面！在第一架飞机的位置上出现了一大团黑烟，中间有深红色的火光亮了一亮。两具引擎，一些碎片，三个人影在空中翻着筋斗直落下来。这便是这架飞机所遗留下来的全部东西了。


我们的欢呼声几乎淹没了马达的吼声。甚至不得不准许轮机人员也从舱口里探出头来望望。


第二架飞机微微地侧着机身飞行着；飞机上一架引擎已经不响了，显然受了剧烈的震伤。大炮和机枪又响了起来。飞机摇摆着，高度是迅速地在减低。阿莫辛艇上所发出的一颗准确的炮弹打在它左翼上，这片左翼便开始摇摇欲坠了。这时候，贝莱伊的机枪的子弹正打在机身上。过了几秒钟，飞机落在水里，激起了许多水花的喷泉。两艘猎艇争着向飞机坠落的地点驶去。从水里捞起了几个德国飞行员的尸体和几张降落伞。


从驾驶员的口袋里，我们搜出了一些德国占领军的马克票，法国的法郎和生丁，芬兰钱币，妓院准许证，饭票，小狗护身符，春宫画，铁十字，“攻克克里特岛”纪念章，法国纸烟，以及其他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大堆废物说明了德国强盗的思想内容和生活要求。这是一堂最雄辩的政治课。


不久，我们临时受其管辖的那个小队的小队长乘着一艘猎艇来了。他祝贺我们全体人员获得的胜利。于是便讨论起来，叙述起来了。原来“容克”机的爆炸在岛上也看见了。我们缴呈了降落伞和在德国佬身上搜到的一些文件，补充了弹药，以后仍又单独地留在海湾里。


东方已出现了朝霞。又是一个不眠的昼夜过去了。人的忍耐力究竟有没有限度？


这时候，维克多·雷巴柯夫是简直来不及接收贺电了。


“艇长同志，怎么办，连歇下来抽支烟的功夫都没有。”他开玩笑地向我诉苦说，同时交上了一百七十六件贺电！


在这些贺电之中，有一份是波罗的海舰队指挥部的军事会议拍来的：


“阿塞也夫、阿莫辛、切尔尼谢夫诸同志：祝你们全体人员击落敌机二架的战绩，并愿你们更进一步成功地消灭可恨的德国侵略者。”


我们把这份电报读了好几遍。倦意立刻就完全消失了。在友爱的叫喊声中，大家把那几位立功的功臣——打下飞机的弗罗洛夫和贝莱伊，以及收到电报的雷巴柯夫往上抛了好几次。


雷巴柯夫站在甲板上恳求说：“弟兄们，请不必这样庆祝了：让我抽一支烟吧！”


在阿莫辛的猎艇上，大家抬起了用准确的射击打落第二架敌机的诺夫斯基。


大家抽了一支烟后，早晨四点钟时，庆功宴终于开出来了。我们把一块大的白桌布摊在甲板上，大家围成一圈坐了下来。当值人员不耐地踏着脚，但仍旧像以前一样警惕；因此，猎艇在任何一刻都能够击退通常的袭击。


敌机在“作息时间表”规定的这个时间中并没有出现。


白天开始了，敌机仍旧没有来。显然，德国人一定在那里想什么花样了。


下午四点左右，来了两架芬机。它们采取掠地飞行直向我们冲来，但一遇到我们的炮火便飞开了。


愈逼近晚间，我们愈加确信德国人一定在准备报复。我们等待着一场激战到来，不离开战斗岗位一步。


我竭力在设想可能到来的各种被袭方式以及击退它们的办法。……“假如象第三天那样飞来突击呢？那末，开足马力前进，然后转向一边！必须获得尽可能大的侧移。那末，‘表尺’的差误量也可以增大。飞机是用整个机身来瞄准的，它只须略为改变一下飞行水平度，便很容易校正瞄准器，但同时，它却必须改变航向来校正表尺。假如要改变航向，那末机身便会在急转时倾侧，……在急转时射击，便具有较大的散步面……只有在投弹时不可以处在飞机下方；那样的话，甲板上所有的人便完蛋了。”


我们知道敌人是遵守时间规定的，因此，在晚间袭击前十分钟的时候，便开动马达，慢慢地逆着波涛行驶着。

北方，云朵之间一块明亮的天空上，真的有几架“米塞一Ｏ九型”机的修长的身影出现，接着又消失了。


表上指着十点四十四分。阴暗的、狭窄的“米塞”机的影子与暗蓝色的水平线完全溶成一片。这批法西斯匪机以三个纵队，每队四架，伸出了起落架，掠地飞行着。它们所装置的回声笛发出可恨的呜呜声。


弗罗洛夫不等听见口令便对着向我们猎艇飞来的一个纵队开了炮。“米赛”机当即用全部小炮和机枪回击。从飞机翼上伸出一道火墙，直落在水面上，并且在我们的头上飞过。


“舵转左！”


“是，舵转左！”


传话器的指针两度跳到“全速前进”上。别洛波克从舱口伸出头来，又钻进轮机室去了。


火墙已十分逼近。我用眼估量了一下距离，看出只有领头一架的炮火瞄准着我们，其余两架的炮火全没有瞄得准，都打到艇尾后面去了。一会儿，炮火就在艇旁飞舞着……这时候，在这一霎时之后，就是猎艇的生死关头了。


斯米尔诺夫在后退。他好象要跟我靠在一块似的，我生了气，叫道：“糊涂！”而且，他还妨碍我注视飞机以及枪炮的弹道。我用力将斯米尔诺夫推到旁边。这时候，枪弹和炮弹就像雨一般地落在猎艇上。檐板上的玻璃打成粉碎四处乱飞……指挥桥上发出了焦味。接着，那架领头的黑色的细窄的“米赛”机从猎艇旁边飞过，钻入艇尾之后不远的水里去了。这是朱伊柯夫的功劳，他抓住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打出了长长的一梭子弹。他的机枪的弹迹就象一根线一样，从敌机的引擎上打入，从机尾上出来，打穿了这架飞机的整个机身。


“朱伊柯夫这个好汉！真行！”我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


另一架飞机迫近了。


“舵向左，正对艇舷！”


这一次，斯米尔诺夫没有用他平日的那一声“是”来回答。猎艇勉勉强强向左转去。


“左向，正对艇舷！斯米尔诺夫！”


我看见，这位舵手的脸像死人一样的苍白，眼睛睁大着。他慢慢地瘫下去了，但是还把着舵轮。


“斯米尔诺夫？！”


“艇长同志……请您把住舵……我……我不行了。”


“伊凡诺夫，”我向信号员叫道：“帮帮斯米尔诺夫。”


伊凡诺夫小心地把我们大家爱戴的斯米尔诺夫放在指挥桥上。我急忙站在斯米尔诺夫的位置上。我的左腿，有一阵剧痛像电流一样通过。“我也中弹了。”


我把背靠在罗盘箱上，仍旧掌握着舵轮。现在，我不仅是艇长，并且兼充舵手。


这时候，别洛波克来了：“艇长同志！波路艾克多夫阵亡，第二轮机员负伤……躺着在　取汽油……马达全部停了……艇首底舱起了火，两侧马达的集汽管都已打坏……”


“叫电气技术员来……把破孔补好！”


在我的脑子里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假如从集汽管里流出来的水流满了机舱，马达开不动了，不会走的猎艇就成了靶子！假如飞机像第三天那个样子袭来，怎么办？”


“现在可以请艇尾炮手帮一帮忙，但是破孔无论如何要补好！”我又叮嘱了一道。


“破孔补好了！”


我瞧瞧这位少尉，他只穿着裤衩，浑身湿漉漉地站着。


“艇首底舱的火也扑灭了……是弗罗洛夫和奥斯达宾柯两个人……”


“好汉，说实话，真是好汉！……”


飞机排成长长的一串又向猎艇袭来，不过这次是从右舷方面飞来的；接着，射击声又响起来了。五彩缤纷的弹迹所构成的暴雨，在迫近过来。


“前进！前进！鬼知道猎艇怎么走得这样慢呀！”


我忖度着飞机的航线：又只有第一架飞机的炮火是“对准”猎艇的，其余几架全不能打中我们。


左边和中边两部马达是在“全速前进”，右边一部则“全速后退”。我把舵“对准右舷”。猎艇侧起来，右舷浸在水里，作了一个陡急的回航。弹雨都落在艇尾上。轮机传话器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所有的马达都以最大速度前进。我将舵向左转过来……


枪弹和炮弹构成的飓风打在艇尾后面，没有打中猎艇。贝莱伊和机枪合为一体，用一梭无限长的子弹打在为首一架敌机的脑门上。水兵长格里哥里夫帮着贝莱伊。那架“米塞”机像流星一样在我们的头上掠过，轰然一声落入猎艇中间的水里。贝莱伊连瞧都不瞧它一下，将火力转到第二架飞机上。奥斯达宾柯、奥列先柯夫、斯列波夫在甲板上乱滚，这样来扑灭燃烧弹。会议室的舱口里有烟在冒出来，雷巴柯夫一溜烟似地便钻到里面去了。


第二、第三、第四架飞机没有击中我们，其余的飞机没有来得及开火便拐开了。这还只有十点五十三分。时间过去得这样少，但所遭遇到的事情却这样多！斯米尔诺夫失去知觉地躺着在困难地呼吸着。伊凡诺夫把一些燃烧着的旗子抛到舷外去。他的右边一个裤管已烧到膝部。


“伊凡诺夫，腿上烧伤的地方搽点油吧！”


“等一等。我还只包扎了一个轮机员和一个副手。”


“那末斯米尔诺夫呢？”


“伤势很重。大腿骨盘的关节全打碎了。鼠蹊动脉也打断了。”


别洛过克又走来报告道：


“我们在把轮机舱里的水　到救火总管里去……”


“　到哪里去？！”


“　到救火总管里去。我们在扑灭艇尾上的火。您的住舱和会议室也着火了。人不够用。”


“马上有人来帮忙。你指挥好了。请你把我的谢意转达给加夫里洛夫。他的脑子真好！你干嘛赤身露体？”


“单衣和裤子全堵在破孔上了。”


猎艇上传开了火警的声音。留在机枪和大炮跟前的几个人仍旧仔细地注视着水平线，然而“米塞”机没有再来。


斯列波夫给阿塞也夫发出了报告损失的信号。无线电员奥列先柯夫将打断的天线修好了之后，便与基地取得了联系，他报告上来说，已接到要我们回去的命令。受伤的同志们的生命是必须拯救的，何况是已经有两艘猎艇派出来接替我们了。所以阿塞也夫命令我们开足马力驶回去。在中途，那两艘猎艇的全体人员在甲板上向我们行礼致敬。


“斯列波夫！下半旗……我们有一个同志已经不在了。”我这样说。


这时候，雷巴柯夫来了，告诉我艇尾的火已经扑灭。突然，他吞吞吐吐地说：“艇长同志，您的脸为什么这样惨白？您是不是负伤了？”


“早就负伤了……可是不让人说出来……”伊凡诺夫不快地斜了我一眼说。


“贝莱伊，你站到舵前去！”雷巴柯夫这样要求道。


“我已经请求过了，可是他不答应！……”


别洛波克小心地把我抱起来，把我放在指挥桥上。每动一动都引起一阵剧烈的痛楚。


我还能够模糊地记起当时水兵们反映的意见：“您从前‘赶’我们去作演习，这真不错，要是旁的猎艇受到三架“米塞”机的袭击早就给打毁了，可是我们受到十二架飞机的袭击，还是好好儿的！”


“您说得对：你怎样对待技术设备，技术设备便怎样为你服务。今天是一点故障也没有发生的。”


我视察着弹痕累累的甲板舱、指挥桥、打碎的玻璃、打穿的罗盘、烧坏了的旗帜时，猜想当时斯米尔诺夫已预料到这一阵弹雨会打在指挥桥上，他为了要拯救猎艇和同志们，企图用他的身体来掩护我。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做出了这一件事情……


现在，当我回忆起这次战斗，我还会下泪，并且我不觉得这些眼泪是可耻的。我找不出什么话来表达我对于斯米尔诺夫的那种感情。


他负伤之后就没有再回复知觉，过了几小时便去世了。

第十三章 新的战斗
每天都有朋友到医院里来看我，把最新的消息告诉我。


有一天，阿塞也夫也来了，用他特有的那种爽直的态度告诉我：


“我这里有一点不好的消息。也许，按照医务规则是不应该告诉你的，可是我还是说吧。尼可拉·巴夫洛维奇·索柯洛夫已经牺牲了。他的扫雷艇在执行任务时触雷爆炸。索柯洛夫把全体人员都救了出来，但他自己不肯离开指挥桥，跟军舰一同沉到海底。”


索柯洛夫的牺牲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当时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都有死的可能。但是，他的牺牲，仍然是令人不能相信的。在我短短的一段指挥员生活历史中，索柯洛夫的作用是太重大了。他是我的战斗实践中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个知识丰富、头脑敏捷的真正的海军军人。在我眼前出现了这位超特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他第一个教我怎样用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对待人。我无法用话来表示我的感情，所以沉默着；阿塞也夫沉思了一会之后，又说道：


“德伏列茨基的猎艇也沉没了。艇上全体人员都一齐牺牲了。”


“触雷炸沉的呢，还是给‘米塞’机打沉的？”


“在岛旁执行任务的时候……”


阿塞也夫站了起来，在病室里走了一圈，又坐了下来说：“德伏列茨基严格地遵守舰艇教令：‘牺牲自己，拯救友舰’。”


一阵沉痛的静默。


“好吧，说完算了……还有谁？”我这样请求他。


“波柯夫，”他说。


“是伐纽式卡吗？”我不敢相信，所以就再问一句。


“正是。就在那一次战斗中。正在要驶靠小岛的时候。不过，他死得倒很痛快：一颗小口径的炮弹正好打在头上。炮弹打穿了猎艇的指挥翘桥，接着……又飞了一段路。连炸都没有炸开来。伊凡一句话也没有说……而且，艇上旁人一个都没有受伤。”


“他葬在哪里？”


“葬在拉凡沙里。”


我想着：“这样说来，现在已有我的两个最亲近的人长眠了：一个是斯米尔诺夫，一个是波柯夫。”


我靠在枕头上。这只不过是一年以前，我们那天晚上还在想办法，怎样可以快些到军舰上去服务。一会儿功夫，伏洛佳、加夫里柯夫、波柯夫都已不在了，受了重伤的阿莫辛也已送到后方去了……


后来，柯切杨少校来了。他始终是镇定的、有节制的，清楚地了解对谈着的思想，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模范共产党员。斯吉邦·斯吉邦诺维奇善于惊喜地分析别人，分析别人的性格特点，因此他能了解每一个人，并且能帮助每一个人。他开始服务时是国境巡逻艇上的一个普通水兵，但他很快便获得了威信和同志的尊敬。


柯切杨正视着我的眼睛，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看您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我不想来安慰您，在这种场合下，任何的话都是没有用的。”


对于斯吉邦·斯吉邦诺维奇，我是感激的。真的，当我们在这样短促的时期中失去了这么些好朋友的时候，他怎么能找到适当的话来安慰我们呢！只有报仇！只有投入战斗，到海上去！我虽然负了伤，但我应该再回到自己的猎艇上去。


“少校同志，我想请您帮一点忙。”


柯切杨眼睛注意地、严肃地审视着我：


“你想回艇上去吧？你恐怕他们不让你去，是不是？”


我点点头。


“这全看你把伤养得怎么样，多快复原过来。我以为你可以回艇上去的。昨天与分队长谈到你的那艘猎艇的新艇长的任命问题，我请求他暂时不要任命谁，仍旧把你列为艇长。”


我的心情开朗了一些，我感激地握了握柯切杨的手。


“这样便好了；你愿意回艇上去，就可以回去。这就是说，你会复原过来的！……瞧，这里有一点从分队的指挥部里带来的小礼物，”柯切杨拿出了一包相当大的东西。“让我代表指挥部，我本人以及全体同志，祝贺你和阿塞也夫获得了‘战斗红旗’勋章。”


由于事情出乎意料，我连呼吸都快要停止了。


“感谢之至，斯吉邦·斯吉邦诺维奇！感谢之至！”


我们由于感情激发而互相拥抱起来。


“全体人员中还有谁得了勋章？”


“阿莫辛得了‘红旗’章，朱伊柯夫和诺夫斯基得了‘红星’章，别洛波克得了‘无畏’奖章，加夫里洛夫得了‘战功’奖章……还有几个，请读这张报纸吧。”


病室里所有的人都开始祝贺我们得了勋章。“能下地的伤员”都走过来握手。由于病室里发出了闹声，一位看护同志也赶来了，跟着她后面的是给我动手术的军医上校斯维吉奇。


“什么事大吵大闹？一定又是那帮猎艇人员了！”


“您来干嘛，大夫，这里全都好好的！”


当热烈的谈话和祝贺还在进行的时候，阿塞也夫打开了一个小包裹，拿出了几瓶红葡萄酒。将酒分斟在几个茶杯里之后，我们就为勋章而干杯了。


斯维吉奇也跟我们一同干杯。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


斯维吉奇医生保全了我的大腿。然而，我一有点想‘加速’医疗过程的企图，他便会发火的。我必须听话，耐心等候可以重新回到艇上去的时候。我将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研究所经历的战争，钻研有关部门战术的一些教科书，认识旁的舰队中的“猎艇”人员的活动。


夏季的终末，我出院了。我回到艇上，当天晚上便奉命出海了。在海上可以多么轻松自由地呼吸！

法西斯匪徒们已知道他们已无法消灭我们的巡逻舰艇，现在只是作些偶然的偷袭，并且主要是想在趁人不备的时候进行偷袭。但是，趁人不备的机会是得不到的。所有的飞机都遭遇到了即使的、协同的炮火的迎击。我们的炮手们已感觉到了自己的威力，有把握地动作着。“容克”机开始有点害怕我们的那些猎艇了。这是我回艇之后所得到的最初一些印象之中的一个。


巡逻，保障扫雷工作，接送我们的潜艇，这些工作占据了我们全体兵员的生活。不论在什么航区，不论在什么样天气中，我们每天都进行训练和学习。


许多水兵都熟练地掌握了第二或第三专业。在平静的巡逻时间内，我们就练习用手提机枪射击，这也收到了良好的成绩。


有一天傍晚，我和我们“友艇”——阿尼金上尉的猎艇，一同出航担任巡逻。起初，海上是安静的，可是在夜间二时左右，斯列波夫确定地报告上来：听到北方有马达的声音。我也听见了不清晰的骚声，于是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阿尼金。


马达的骚声越来越近。雷巴柯夫拍出了无线电报，警告舰队已有敌艇出现。


我们向骚声驶去，接着，斯列波夫由报告说：“左方有五个黑影，距离三十链！”


五艘底艇向着我们的航路用方位队形慢慢行进着。我明白，敌人想在我们的航路上设雷；于是，我对准航向驶近去。


距离愈来愈近，我们马上就开火了。但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排炮的火光太亮，几乎把我们的眼睛照得看不见东西了。这样便必须用力观看，并且根据敌艇的炮火火光而射击。当敌方炮火的火光在近处升起时，我们便停止航行，并且停止射击。这样，敌艇在暗中便失去了瞄准方向而盲目地开炮。我们从敌方炮火之下驶出时，重新又加快马力，继续进行射击。


不久，第一艘芬艇已被水兵长贝莱伊和卡尔吉奇金用机枪准确地射中了几梭子弹。弗罗洛夫也完成了试射，而转为猛射了。敌方带头的一艇停止射击，转向自己的海岸驶去。其余的敌艇也急速转换航向，企图避开我们。但是，我们紧跟上去，于是，在黑暗中又交叉着弹道的虚线了。


在我们舷旁爆发了几枚炮弹，弹片嘘嘘地飞进甲板舱来。


朱伊柯夫像在射击实习中一样镇定，对着第三艘敌艇开火。他仔细地瞄准着，打出了一短梭子弹，接着又根据弹道弯身修正表尺。一会儿，这一艘敌艇也停止射击了。其余的敌艇加快了马力，作了一个“突然”的拐弯，急忙溜走了。


我们固然及时地警告了舰队，说有敌艇出现，以后也未让敌艇到达我们的航路，然而，我们对于这次战斗是不能满意的。发现的缺点太多：我们的眼睛被自己的炮火照花了，看不清自己的炮弹落下的地点，速射能力太小，瞄准的差别则太大。这一切缺点要求进行仔细的夜间训练来予以清除。


以后几个夜间，我们的猎艇担任护送基马也夫少校的一对扫雷艇的工作。这对扫雷艇扫清着阻碍我方驶近敌人海岸的布雷区。这两艘平凡的“海上耕者”每天夜晚驶近敌人面前的危险地区，只要有一点儿疏忽便会使扫海艇覆没，并且破坏了行动的秘密性。


有一个秋夜，扫雷艇处在离岸很近的一个地点。天气突然变了。风不断地在大起来。扫雷艇赶紧收起扫雷器，掉头驶上归程，开始困难地向基地前进。


黑暗在加深。倾盆的大雨使视线收缩到几公尺之内。扫雷艇在浪头里钻动着，缓慢地逆风行进。


我们跟在他们后面行进。斯列波夫的锐利的眼睛发觉有一艘扫雷艇无助地在大浪头之间摇晃着。这艘扫雷艇的舵卡住了，马达也坏住了。已经发作了的暴风将这艘扫雷艇向敌岸推去。我们经过了好大周折才将拖索抛了过去。但是我把猎艇靠得太近了，因此马上就吃了苦头：一个高高的大浪把我们的猎艇慢慢地举到浪峰上，接着便向扫雷艇上扔下去。一霎时之间，抛过去了的拖索便断掉了。


暴风越来越紧了。基马也夫的那些扫雷艇在逆风中挣扎着，勉强地在推进着。他们是不能给予什么帮助的。我们只得单独地在敌人们面前与风暴搏斗着。那艘扫雷艇看也看不见，我们只可以凭着喊声来判断方向，后来，总算把第二条拖索抛了过去，又可以开始系接了。但是，这艘扫雷艇的舵是“正对左舷”卡住了的；所以一下子便溜到旁边去了，这样就横对着波浪，几乎翻了个身。


我们的情况，最不利的一点就是我们几乎就在敌岸跟前。敌人很容易发觉我们。不多一会，由于不断的剧烈摆动，拖索又断了。我来不及煞住马达，拖索的断头落在右螺旋浆上，便把浆轴卡住了。


当他们在扫雷艇上把扫雷器接合好，抛过来代替拖索的时候，我们离岸已那样地近，连波浪拍岸的声音和鸟叫声都能清楚地听见了。


“赶快离开！”


我们加快了马力，结果又发生另一件祸事：中间一部马达卡住了，这是因为那跟断索的末端又从左浆轴上落到中间的螺旋浆上。幸亏扫雷艇在这个时候以前已把舵修好，它可以驶行得平稳一些了。


岸上的敌人一定听见了我们的马达声，因此一道明亮的探照灯光从黑暗中射了出来，在浪沫飞溅的水面上划着。有好几次这道光线似乎要照着我们了我们屏止了呼吸，在等待岸上发来的排炮。但是，光线就在舷旁移了开去。法西斯匪徒似乎正合其时地关上了探照灯；这时候，扫雷艇上又挂上拖索了。在拖带的史诗中，这总算是一段相当顺利的“史实”了。十五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前进了。


这次拖带扫雷艇的事件使我比较严肃地对待秋季航行，比较肯听气象台的报告了。大约一个月之后，我们正是依靠了气象报告，顺利地完成了一次非常危险的航行。


在敌岸与我们的航路之间，约莫一半距离的地方，有一片砂洲。还在战争以前，在这片砂洲上搁浅了一艘运输舰。在敌岸上德国人配备了一个重炮队，不但轰击来往的船队，并且也轰击分散的小艇。不论白天或夜间，这个炮队的射击都是相当准确的。经过侦察之后才知道，德国人利用了这艘搁浅在浅滩上的运输舰来作为观测校正哨，因此射击便准确了。


卡普路诺夫上尉和我奉命去消灭这个观测哨。详细的行动计划已经拟定好。我们须在天黑的时候，在风浪不超过一、二级，水位不小于三十公分的条件下，通过一道布雷的狭路。卡普路诺夫的任务是将一队接舷的水兵送到这艘运输舰上，而把它炸掉。我的任务是保证卡普路诺夫完成工作。如有敌艇出现，我应该上去战斗，而将敌艇牵制住，直到我们的战士从运输舰上完全下来为止；假如敌方开炮，那末便须用烟幕掩护卡普路诺夫，并将炮火引诱到自己身上来。


这个计划是很有趣的，我们兴致勃勃地进行着作战的准备。我们考虑到的是夜间战斗，因此，每天计划着夜间射击的组织方法，并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不久，执行任务的一切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天气牵扯住我们。不是起暴风，便是水位太高。要不然便是下雨下雪，把视线完全给遮住了。我们待在掩蔽起来的泊港中，等待合适的夜晚，已等了好几天，实在是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在第二个星期快完的时候，观测站终于不再发布可恨的“六七级西南风，气压六百四十公厘”以及其他的不愉快消息，而是庄重地宣布了：“上半夜风力将低达一二级。云层为四五级，可能短时间降雨，水位二十五公分以下。”


我们真没有想到这样好的条件。虽然天色还没有黑，我们便到达了可以开始行动的停泊处。我们抛锚停泊着，等候天黑。使我们感到失望的是，风仍旧呼呼地吼着，驱赶着大批的白云。这样看来，观测站是在瞎说了。


“显然，人们是说对了：‘像气象那样地撒谎’。”水兵们埋怨起来了。


然而，这回把风错骂了。一切就像神话里“呼风唤雨”那样，风突然停住了，接着，从乌云里爬出了一弯新月，用淡蓝色的光线照着海面。


我们立即开始行动：卡普路诺夫的船走在最前面，我随着他的船前进。我们愈往前走，海面就愈显得平静。在被月光照亮的水平线上出现了那艘运输舰——我们的行动目标——的黑影。再过去便是架设着法西斯炮队的那个海角。我们从水平线的黑暗的方面驶向目标，因此，要发觉我们是不容易的。


领航员报告说，我们已进入了窄道，接着，几乎就在同时，从艇首传来了弗罗洛夫的声音：“艇首正前方，有圆锥形水雷……距离一百公尺。”


在那道银色的月光上，有两列发黑的圆锥形的反小艇水雷横在窄道上。因为水位剧降，使它们全都现露出来了。


我们小心地转弯抹角地绕过去。水兵们躺在舷边，拿着棕垫和挠钩。准备随时将危险物拨开。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布雷区。现在，明亮的月光便不相宜了。像“呼风唤雨”一样，当时出现了一些乌云，接着便飘起细雨来。危险的敌岸隐没在雨幕之后了。


卡普路诺夫向那艘运输舰拐去，我则向敌岸方面继续前进，以后便用固定航向沿岸行驶着。一切都是太平无事。


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卡普路诺夫开动了马达，向归途航行了。我的猎艇上去与他同行。就像舞台上拉开幕布，出现灯光一样，月光又照亮了那两列水雷以及那艘运输舰的老旧的船身。过了一会，响起了一声低沉的爆炸声，那艘运输舰像厚纸板搭成的小屋似的炸得粉碎了。


我们是在猛然爆炸的大风中，通过密密的雪花和大浪抵达基地的。对于观测站的准确预测，我们是十分感激的，从此之后，我们对于气象情况和天气预测的地图便发生了兴趣。


海湾上掩盖着冰块。跟去年一样，我们这些猎艇便都像冰块似地回到了基地。


不久，航行停止。这一年，我们停在喀啷施塔得过冬。强大的浮式起重机将猎艇一艘一艘吊起来，小心地放在安设在岸边的龙骨架上。猎艇上的人员则转到冬季营房去了。

第十四章 二对十三
在喀琅施塔得修缮猎艇这一件工作，并不比去年冬季容易。列宁格勒仍然还处在被封锁的状态中。备件和原料不能运来。工人们仍旧还在撤退到后方的工厂中工作。喀琅施塔得没有专供修理猎艇的工场，这使修理工作更加感到困难。一切全凭我们的机械员们以及已获得工作技能的水兵们的经验了。


我们在各个车间和仓库里转来转去，为的是找寻所需要的材料。用旧了的、超过了使用寿命的那些配件和零件也都“返老还童”了，我们将它们翻新了一下，又用在工作上。


全体人员们修补着船只在战斗中所受的创伤，重行装合着各种机械设备，并且还对构造加以改善。我们的朱伊柯夫为了使机枪能够在不更换弹盒的条件下增加射击次数，设法将两条弹带接在一起，并将弹盒加长了。这样，机枪手便可以不用装弹而射出多一倍的子弹。


贝莱伊用一种简单的拉杆及管道设备代替了由一套复杂的滑车所构成的转舵用的紧急传动设备。在要转为紧急操纵时，只须将这根拉杆插入舵叶的顶上，这样就可以像普通舵柄那样操纵了（在木船上就是这样掌舵的）。贝莱伊的这一发明大大加速了转为紧急操纵的改装时间，并且更容易控制猎艇的航向。


我与其他猎艇的艇长们一起分析了好几次战斗经过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若干航向角度上，我们是不能充分利用全部火力的。甲板室，指挥桥，以及第二挺机枪都可以妨碍第一挺机枪的射击。我决定用另一种方法部署火力点来消除这一缺点。在讨论这个问题的集会上，小队长、舰队炮兵主任和机械员们都参加了，并且一致赞同我们的合理化建议。移改火力点的合理性，在我们第三年度的战斗航行的最初几次战斗中便受到了考验。


与修理工作同时进行的是紧张的学习。水兵们在有舰队专门人员和各艇艇长参加的技术会议上交换了在各种不同战斗条件之下使用机械设备和武器的经验，分析了历次战斗。小队中的各位专门人员总结了经验，作出了结论，随即对战斗训令作了一些修正。


军官们则详细分析历次的战斗，研究猎艇在战斗时的机动方法。我们互相进行批评，揭发了自己的缺点。在战术演习时就试验了各种新的战斗方法，并且规定一个统一的战术。


各猎艇的兵员们是在对未来战斗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来迎接一九四三年的春季的。一九四三年一月我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获得了比德军优越得多的新的技术设备。


当流冰期尚未过去时，我们便出海担负巡逻任务，保护我们的交通线。我们必须对付那些为流冰以及冬季所拉下来的浮雷。稍后，出现了我们在这一个航期中的主要敌手——敌人的高速艇。


一九四三年，芬兰湾中的战争复杂起来了。


我是作为一个新的角色来开始这一年的战争的。那年春季获得了命令，这个命令又使我高兴，又使我发愁。我被任命为小队长了。


离开这个友爱的大家庭——猎艇的全体人员，心里是很难过的。要知道那些水兵们和军士们已经成了我最接近的、最亲密的人。


同时，被任命为小队长这件事，是表示在职位上已升了一级，也证明了上级对我的信任。新的职位是需要有很高的责任心的：我已不只是领导水兵们，并且还得领导一批军官。我面前的任务是指挥一小队猎艇作战，将它们的行动组织起来，教导各个艇长了解我的意图。


五月末，我们一小队猎艇停泊在一个小小的海港里。我们准备到芬军海岸附近去担任巡逻。我跑到卡普路诺夫的艇上，想和他商定航行时和巡逻时的动作。


面色像死人那样惨白的卡普路诺夫，好像僵化了似的坐在他自己的住舱里。


“什么事，尼可拉·伊凡诺维奇？发生什么事了？”


卡普路诺夫也不言语，随手递过一张纸来。这是他妹妹给他的信：


“亲爱的哥哥：


我没有力气写信……我刚接到已解放了的格沙特斯克的来信。我们的父亲已被德寇枪杀了。妹妹和叔父被送到德国去了。母亲受不住这种惨剧，伤心过度而死了。亲爱的柯林卡，如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的和睦的家庭已不能重圆。柯林卡，亲爱的，你得将德国人彻底消灭！你得替母亲、父亲、妹妹、叔父报仇！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报仇！不要活捉德国人，而只是消灭他们，把你所看见的，统统都消灭掉……”


再读下去是困难的，我不能用什么话来帮助我的朋友。我向甲板上走去。在艇尾有几个水兵坐着。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你们的艇长接到了一封什么信吗？”


“不知道，不过他是满高兴的，说是到底接到信了。有三个月没有信了。”


“怎么的，不大好吗？”


我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这封信。快读完时，我们这队猎艇的水兵们都来了，接成一堵墙，把我团团地围住。


“这些坏蛋！”艇头炮瞄准手林佐夫这样说。


“弟兄们，不能放过他们！”


“打死这些坏蛋！”


在艇上自然而然地就开起一个大会来。每一个发言者都号召大家在战斗时要不惜一切力量，要准确地百发百中地打击敌人。有好些水兵也说，他的亲属和友好之中也有被敌人杀死，被敌人带到德国去的。人们渴望着战斗，渴望着复仇，渴望着公正地裁判法西斯匪徒。


我宣布出海的命令时，觉得今天一定会有战斗，这样我们便可以实践我们波罗的海战士的誓言了：只要身上还有一点力气，眼睛还能看见敌人，便要不停止地打击法西斯匪徒。

我们带着扫雷器向巡逻线驶去。一艘猎艇的艇长是伐兰丁·吉佳柯夫中尉，另一艘是卡普路诺夫上尉。我是在吉佳柯夫的艇上。


无线电员索柯夫洛夫交上来一份从喀琅施塔得拍来的急电，通知我们这两艘猎艇必须驶向岛上去，因为岛上有一个大船队要驶向喀琅施塔得。联队长嘱咐我们要加倍注意。


我们离目的地只余下一里半的时候，信号员柯罗里柯夫突然用急促的声音报告上来，说他在艇首正前方看见从岩岛中驶出了五艘敌艇。


空气是清澈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敌人的海岸，在敌岸的背景前面是这批敌人。敌艇用本来的航向继续行进着。


“卡普路诺夫，”我向邻艇叫道，“看见敌艇了吗？”


“看见了。”


“让他们走得离岸远些，我们应该利用夜色，构成单纵队行前，然后‘切进去’。我方今天有两个船队在航行，这就是说，不能放过敌人的。必要的时候，便用撞击法，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一会儿，敌艇的黑影与阴暗的敌岸边缘化成一色了。天上布满了低低的乌云。我们虽然用低速行进，但距离是迅速在缩短。索柯夫洛夫打着发报键，警告各舰艇已有芬艇出现。炮手和机枪手已经从瞄准器中守候着，只是还没有开火。


为首一艘敌艇向我们发出了一个问讯号。


“别回答！”


这时候，观察员发现，这批敌艇是分成两个纵队在航行的。好家伙！这便是说，我们是两对是了！！要退却已经太迟了，并且也不可能。我们的后面是船队和护航队，他们相信我们是在保护他们的。


“索柯洛夫！发出电报去：‘我们已与十艘敌艇进入战斗。’”


“队长同志！带头的敌舰还在要我们表示身份，”柯罗里柯夫报告上来说。


“知道了。”我说着，看见敌人由两路纵队改变为一长串的队形；显然敌人是打算用强烈的舷炮齐射的威力来压倒我们。


我们并未改变航向，继续驶近去。这样，芬艇又改变了队形，它们所构成的直线弯曲起来，逐渐形成一个三角形。我们是处在它们这个钳子口里面了。


“瞧，这才好呢！他们的交叉火力对我们倒没有什么，他们自己才真够受呢，”我这样解释给吉佳柯夫听。“你开足马力好了！你得把船速保持在这个三角形的尖端部分上。”


接着我便高声发令：“为了所有的我们的受难的亲属和朋友，向希特勒匪徒们索命——开火！”


瞧这一场剧战开始了！就是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彼得戈夫欢迎白夜的节目中也看不到这样的花炮。


我以前曾在书上读到过，“插入敌阵”可以把一场海战变为无聊的打闹；但是，占便宜的总是插入到敌阵中去的一方。我们占便宜的地方是：敌人必须细细分别，那一艘舰艇是自己一方的，那一艘是对方的；我们便容易了，一眼望出去的十一艘中有十艘是敌方的。


在大炮的轰鸣中，机枪的轧轧声中，马达的吼声中，人声几乎完全淹没了。不论向哪一边望出去，所看见的都是五彩缤纷的弹道线。子弹在头上呼啸着。机枪手米库拉用小心瞄准的机枪子弹射向某一艘底艇。卡普路诺夫向右边让过了一些，也尽可能迅速地向敌人射击。


敌方的机枪子弹带着啸声飞进指挥桥来。挡风玻璃哗啦啦地散碎开来。吉佳柯夫微弱地叫了一声，靠在指挥桥的已被打断了的栏杆上。


他已中了子弹。在他的脚下一会儿就流聚了一滩血。


“柯罗里柯夫，来救护你们的艇长！”我叫喊着，当即站在机械传话器跟前。


这时候，离某几艘敌艇的距离已缩短到只有几百公尺。右边可以看见被卡普路诺夫艇上的炮手们击沉了的那艘敌艇的艇尾。水面上尽是黑黝黝的人头。我们继续驶近去。


舵轮班长雅库谢夫咬紧牙关将航向直对准横在我们航路上的那艘敌艇。奥斯特罗乌斯的炮接连地打进它的艇舷。敌艇的火力点一个接一个地哑掉了……


到了只有六十公尺的时候，我命令雅库谢夫改变航向。


也有一长串子弹打到我们艇上。发出了烟味。“起火了吗？”我们从离开那艘被奥斯特罗乌斯击毁了的敌艇只有几公尺的地方驶过。这艘敌艇已经不能动了，它剧烈地向右侧倾斜过去，甲板上的建筑物已被摧毁了。


“这已不是目标了，”我不由自主地这样想着，便向另一艘敌艇驶去。相隔只有六十公尺……只有四十公尺了。敌艇突然停止射击，猛然躲向一边，为的是避免对撞。米库拉用机枪对准敌艇作直接射击。然而，还是给它躲进黑暗中去了。


“混蛋，溜走了！”


我减低了航速，寻找在激战中失散了的卡普路诺夫的猎艇。有好几处地方在互射着，但是，有一方面，一面弹道就像是海洋一样赶快驶往那边去。

“舵右向！正对那片弹道。”


雅库谢夫有点不自然地靠在罗盘上，慢慢地在转动舵轮。他的身材也好像短了一些。在他的下巴上有一道血流。


“腿疼……站不住了。”他自己承认道。


我和柯罗里柯夫两人把雅库谢夫抬在一边。瞄准手林佐夫请求担任他的职务。他的一只手已经打断了。但是他说：


“我不能瞄准了，可是一只手可以把舵。”


这样就只好答应他了。这时候，吉佳柯夫已经包好了手，忍着痛，站在机械传话器跟前了。


“上哪里去？”


“上那个乱哄哄的地方去，”我指着那边炮火弹道结成一片的地方。“加快马力！……”


战士们就趁着这短短的喘一口气的时间，用堵塞物堵塞住了破孔，扑灭了底舱里的火。


我继续在寻找卡普路诺夫。受了伤的雅库谢夫帮我找到了他。柯罗里柯夫迅速地用夹板把他的打断了的腿挟起来，接着，这个舵手便代替信号员报告道：“看见卡普路诺夫的猎艇了。……左方……四十度。”


现在可以看得明白了，希特勒匪徒们那样热闹地在乱打，原来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们向卡普路诺夫的猎艇驶近去，但是没来得及和他谈话。从南边出现了五艘以单纵队在行进着的敌艇。


“他们想把我们逼到岸边，去受炮队的袭击，”吉佳柯夫因为痛而咬紧着牙关说，接着便开足了马力。卡普路诺夫向旁边闪开了。


开始下起小雨来了。我为了把周围情况看得比较清楚，便爬上了指挥桥的桥栏。这一队敌艇顶用疾风暴雨似的火力迫使我们转身。但是我们坚定地向它们驶去。吉佳柯夫瞄准了最近一艘敌艇。奥斯特罗乌斯的艇首炮的炮弹以百公尺左右的短距离先将敌艇上的自动炮打坏，后来将敌艇的甲板室从甲板上轰下去了。


后面几艘敌艇，一面用机枪打着，一面都溜跑了。遗憾的是，当最近一艘敌艇离我只有四十公尺的样子的时候，我们的艇首炮不响了，因为，这门自动炮中了一枚炮弹，弹药手受了伤。


“撞上去！”吉佳柯夫向林佐夫喊道。


四周的一切好像全成了一片火海。被弹道的光芒照亮了的敌艇在眼前显得很大。我清清楚楚看见敌艇舷上的破孔，以及倒在甲板上的一些人体。


“现在不能拐弯了，相撞是避免不了的。……”我这样想着。血管在太阳穴里绷绷地跳。突然，艇首炮又响了起来……爆炸的火花闪了一闪。……轰然一声，空气震了一震。敌艇变成碎片四散了……”


我醒来时，身体在甲板上。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我看见射击的火光和曳光的炮弹的爆炸；我觉得，艇身由于马达的开动而在颤动，但是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站起来是很困难的，我便爬到轮机舱舱口旁边，轮机员西伐柯夫从甲板上把燃烧弹拨开，抛在有水的底舱下面。机枪手毕梅诺夫躺在我身边。他的机枪的枪筒孤零零地对着天上……


艇尾后面有一艘敌艇在追赶上来，这使我站了起来。我奔到机枪前，瞄准着敌艇的艇首；这艇首正在凶狠地切破水面，把两撇白须远远地抛向两边。在敌艇的甲板室前面亮起了淡绿色的灯火，我的头上也有一批发亮的甲虫飞过去，我按住扳机，打出一梭长长的机关枪弹。机枪在手里就像生物一样在跳动着，但是射击的声音我一点也听不到。


“对准甲板室……对了……再打……再打！……现在要对着甲板室下方的舷板了，在这里面便是轮机和油槽。”


弹道穿进了敌艇的舷板和甲板室。它倾侧了船身作着回航，向旁边驶开了……


我停止了射击，走上指挥桥。吉佳柯夫因为疼痛而皱着脸，不知在对我叫喊些什么，可是我听不见他的话。他于是就伸出了手，指着前面。一批敌艇派成两个纵队向我们驶来。吉佳柯夫伸出了三个手指，指着左边那一个纵队。我很不容易地从他的叫喊声中听出了“另外的”那三个字。接着，他又伸出四个指头，指着右边那一个纵队，做了一个鬼脸表示这是原来的那一批，已经“挨过打的”敌艇。


“好极了，”我想着，“有三艘快艇驶来支援芬兰人了，现在他们跟那四艘在我们数度突入敌阵时逃跑了的快艇合在一起，又要想来逼我们驶近岸边，好让炮队来轰击。我们便得且战且进地返航，利用急促的时机，在他们身边擦过，驶得离开敌岸远一些。吉佳柯夫袭击左边那一队，卡普路诺夫攻击右边那一队。”


炮火的火海又汹涌起来了。炮弹的爆炸使我们的猎艇震动起来。有一发炮弹落进了甲板室，费定带着几份无线电报从甲板室跑了出来。这位无线电员浴着血，几乎站都站不住了。那几份电报是令人愉快的，电报通知我们，有两艘猎艇已经派出来支援我们，临近一艘巡逻艇已经驶来，并且也参加战斗了。


机枪手毕梅诺夫震伤之后已经复原了，他又对着那些敌艇在扫射了。出人意外的，这两队敌艇突然都掉头驶了开去，躲进烟幕背后去了。这时，有一些火箭向上空飞了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刚驶近烟幕，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升起了许多被大口径炮弹所激起的白色水柱。这便是说，那些敌艇已失去了取胜的信心，而召来了海岸炮队的火力。


林佐夫猛然转过了舵轮，但是，猎艇并不听舵叶的指挥。吉佳柯夫便开始使用马达来操纵猎艇；林佐夫跳下指挥桥，一会儿又回来了，他报告说：马达室附近的舵链给打断了，接着，他又走掉了。


吉佳柯夫将猎艇避开被炮弹所激起的水花，努力设法驶离开去；但是就在艇首正前面，又升起了一批水花。于是他就停了车，接着，炮弹所激起的水花突然就离得远一些了，敌人隔着那些敌艇所布的烟幕，是看不见我们的，因此，他们是依据我们猎艇驶开去的可能航路而猜测着发炮的。我们等过了一个时候，重又加快了马力，回到了巡逻艇。


暂时的昏聋结束了。我渐渐地恢复了听觉。我听见，在北方，在海湾里远远有几艘快艇的骚声。好像是骚动的蜂窝发出的嗡嗡声。


我命令减低马达的骚声，接着便跨到卡普路诺夫的艇上去。卡普路诺夫闭着眼睛躺在甲板上，他已经包上了绷带，绷带上有血在渗出来。


“柯里亚，朋友……”我俯下身子叫他。


“我已经报过仇和，”他说，“敌艇怎样了？”


“还没有走掉。……你别发傻，你会好起来的。我们还要打敌人呢。”


“不行了，伊戈尔，全都……请你指挥这艘艇吧。”


在第一次切入敌阵时，就有一排子弹打在指挥桥上。卡普路诺夫的臂部、腿部、胸部都受了重伤。他的助理艇长洛巴诺夫斯基打掉了一条腿。舵手伊夫琴柯当时便打死了。炮手津巴连柯跑上指挥桥，把住舵轮，并且担任起指挥全艇的任务。炮长德伏梁金被一枚在甲板上爆发的炮弹的弹片所打死，电气技术员阿库洛夫接替了他的位置。机枪手巴日诺夫两腿都受了伤，还躺在甲板上装着子弹带，递给投雷员弗罗洛夫；弗罗洛夫则一个人轮流用两艇机枪扫射着。甲板室和艇舷上满是破孔。两具罗盘都已打坏。无线电台也使不得了。


我命令把全部伤员都安顿在卡普路诺夫的艇上，从吉佳柯夫的艇上搬过去一具罗盘，指派费定担任指挥，教这艘猎艇直驶喀琅施塔得。猎艇隐没在黎明前的浓雾中了，无线电员索柯洛夫便拍出了一封电报，报告战斗结果并请求派一辆救护汽车到码头上来接卡普路诺夫的猎艇。


敌艇的骚声低下去了。东方的天际逐渐地变红了。小队机械员吉托夫走上指挥桥来报告，说全部破孔已经补好，打断的舵链也已接好了。


“这给您留着作这次战斗的纪念吧，”他递给了我一颗没有爆炸的炮弹，“这东西打穿了艇舷，便落在会议室的沙发上了。这显然是一颗流弹。”


我的神经紧张状态过去了，接着，痛楚便剧烈起来。由于受了震伤，头脑是迷迷糊糊的，颤抖的手指连火柴都不能划了。我点了一枝烟，吸了第一口，便老是想呕吐。我老想着卡普路诺夫和吉佳柯夫，心里一刻都不能安定下来：“不知他们能不能拖到喀琅施塔得呢？还有其余的那些伤员不知怎样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第二天傍晚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已在医院里了。病室不大。我侧过身子瞧瞧那位看护员时，觉得头部剧烈的疼痛。


“终于醒来了，好汉。那就好了！”她这样说。“我马上去请大夫来。”


看护员从门后消失了，一会儿她又带着斯维吉奇医师回来。


“您安安静静地躺着好了。尽量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动。到了时候我会让您起称的，”大夫这样允许了我。


“好——极——了，”我说着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得顿一顿。“没—有—人—来—看—我—吗？”


由于激动，我的左脸痛起来了。


“来了几个人，但是我不让他们进来。您需要安静和休息。”


我费了好大气力，对医师解释，我得向上级报告战斗经过，还要知道同志们的情形。但是斯维吉奇坚决地再说一次：“他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不能允许任何人来看您。”


“不——行，请您让他们进来！……。”


斯维吉奇看出，阻止他们进来反而只会刺激我，于是便叹了一口气走出去，吩咐让我的客人们进来。几分钟之后，柯切杨、弗罗洛夫和别洛波克便出现了。


我想知道，卡普路诺夫和吉佳柯夫怎样了，还有雅库谢夫、林佐夫、巴日诺夫以及其余的伤员们又怎样了。


柯切杨安慰我说：“都很好，都很好。他们全躺在隔壁一间病房里。全都脱离危险了。”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您已不在我们猎艇上了。”弗罗洛夫说。“这我们感到遗憾，艇长同志！我们全体人员祝贺您胜利，并且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多谢，朋友们。这并不是最后的战斗，我们还要在一起作战呢。”


柯切杨打开了一张报纸，把用红笔划出的一段文字指给我看：“苏联情报署报道。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消息。敌方快艇十三艘在芬兰湾向我方巡逻艇二艘袭击。苏联海军战士当即向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应战，击沉敌艇二艘，重创敌艇一艘。其余敌艇在芬军海岸炮掩护下匆匆逃逸。我艇安全返回基地。”


这使我惊异起来：在这样巨大的解放战争中，这样小小一个插曲，居然会发布正式消息！这样一种奖励是我没有梦想到的。


斯维吉奇大夫又来了：“嗳，客人们，该走了吧。”


柯切杨握住我的手说：“我代表全体人员向您道贺。假如大夫允许，明天我和分队长一同来。”


正当柯切杨在说话的时候，弗罗洛夫已将一包东西塞在我的枕头下面了。


“哦，”我想，“这些水兵们啊，什么都不会忘记的！”


门关上了，房内又寂静起来。

第二天，斯维吉奇医生费了好些时间检听我的心脏，试验我的脉搏，并且另外还找了一个医生来；那个医生要我闭上眼睛，要我张开手指，要我瞧着他那一会儿移近我的鼻子一会儿又移开去的手指尖。


他们在进行这种检视过程中，不断地用我听不懂的拉丁语交换意见。后来，斯维吉奇用针刺我的腿，真奇怪，我一点也不觉得痛。


“痛不痛？”


“不痛……”


在臂上，在左半身上刺了几下，结果也一样。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想。


两位医生走出门去的时候，还是一直用俄罗斯话和拉丁话的混合语言交谈着；他们的话我一点也不懂，但从他们的口气中可以猜到：医生对于我的状况是不满意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几个负伤的水兵和费定偷偷地走来了。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谈话。只有那些自己不能走路的人，不能来；那几个便是：卡普路诺夫、吉佳柯夫、雅库谢夫、巴日诺夫、洛巴诺夫斯基。据同志们说，他们都因为伤势太重，不能起床了。


房间出乎意外地打了开来，走进病房来的是联队长、柯切杨、政治部主任和分队长；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穿着睡衣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


“您好，切尔尼谢夫同志。”联队长向我伸过手来。


“您好，上校同志。”


有几个记者从旁边走来，用照相机在瞄准。


“司令员代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您阿历山德尔·涅夫斯基勋章，以嘉奖您能够用少量兵力战胜数量上超过我方的敌人，并且在战斗中表现了刚毅和坚定的决心。我代表指挥部和我本人向您道贺。”


联队长说着最后一句话时，便将勋章授给我。


我的眼睛面前火星乱飞起来。对于这样的看重和奖励我想表示我的感谢，但我找不出话来说，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我的这种断断续续的答词，未必有人听得懂，但是，看起来，这是无关重要的，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全涌上来，抢着向我道贺，握我的手。摄影记者把摄影机弄得劈劈啪啪地响，镁光灯一个接一个地闪亮着。


不知是由于镁光呢还不知是由于这种遭遇，我的眼睛里流出眼泪来了。在耳边的嗡嗡声中我还听见这样一些话：“尼可拉·伊凡诺维奇·卡普路诺夫上尉，伐兰丁·格奥尔基维奇·吉佳柯夫中尉，……红海军上等兵津巴连柯……授予红旗勋章……”


一切都混在一起，浮动起来了，我觉得眼前发黑，于是便倒下去了。当我又清醒过来时，太阳正照进窗里，从街上传来了葬礼进行曲的乐声。


我爬到窗边，望出去，只看见医院的院子里有一队送葬的行列在慢慢地移动着。前面是三具棺材，上面罩着海军军旗，后面跟着联队长，各分队军官……柯切杨……水兵们。还有花，许多花，许多花……。


“是葬谁呀？！”我叫了起来。


“你这个病人！您在干什么？”看护员的声音响了起来。“安静点躺下来吧，大夫就要来了……”


看护员竭力要我上床去，但是，一种可怕的预感把我拖住在窗边。突然起了一个猜想：“安葬的是在战斗中阵亡的伊夫琴柯和德伏梁金。但是还有一个呢？这一个是谁呢？”


“看护同志，那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怎么样？”


“第三个安葬的是谁？”


“来的时候就有三个人死了，此外就再没有人死过，全都好好儿活着。”


我转身看向看护员。她眼睛里含着眼泪。


“同志……”


“安葬的是卡普路诺夫……伊夫琴柯……”


“卡普路诺夫吗？……他不是活着的吗！！！”


……


一星期之后，我才知道，卡普路诺夫是在快到喀琅施塔得的时候，大概还有五、六里路的时候去世的。

第十五章 在莫斯科
两星期之后，他们将我搬进了一间病室，跟吉佳柯夫和洛巴诺夫斯基在一起，并且允许我可以起床和看报。这样，我又可以经常知道海上的战斗消息了。


我的母硳在西多连柯的指挥下成功地经过了三次战斗，并且击沉了两艘敌艇。


其中有一次战斗的经过情况是弗罗洛夫和别洛波克讲给我听的。


他们和一艘作伴的猎艇一同出去巡逻。斯列波夫发现了三艘敌艇。他们是横着前进的。冈察洛夫（他又回到这艘猎艇上来了）对着为首一艘敌艇射击，弗罗洛夫对着末尾一艘射击。已故的卡普路诺夫的那艘猎艇上的炮手们——日伏拉和津巴连柯）则轮流地对着中间一艘射击。这时候，斯列波夫发现，另外又有三艘敌艇从另一方面驶来。


西多连柯开足了马力，决心对敌人进行冲撞。距离迅速地在缩短。只有半链了……这时候，弗罗洛夫用直接瞄准对准芬艇的甲板室下方射击……敌人的弹药爆炸了，船也就烧了起来。


日伏拉和津巴连柯将火力转对着第二队敌艇的头艇，也将它击毁了。


这是一个白夜。艇上全体人员清楚地看见，在海湾的中央那艘敌艇像是一支蜡烛似的，不动地在燃烧着。法西斯匪徒们想拯救他们的同伙，但是我们的炮手们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时候，又有两艘猎艇从邻近的巡逻区驶来。敌人便开始逃跑，隐没在烟幕后面。


“烟幕是呛人的，外加岸上的炮队猛烈地在射击。这样，我们只好转回来了。”别洛波克这样解释道。


“抓到俘虏没有？”我问。


“当我们追击那些敌艇的时候，那艘打沉了的敌艇上的人全都淹死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


“您现在该祝贺弗罗洛夫所得的奖章了，”别洛波克想记起来说，“这种奖章，波罗的海舰队里没有人得过：那是不列颠王国乔治第六奖给他的英国‘军功’章。”


“就是这样一个徽章，”弗罗洛夫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关系，就是英国奖章也好，我还是要祝贺您的。”我这样说。


“多谢。假如是俄罗斯的奖章那就更好了，更确实可靠了。在我们的奖章上，人人都能够认得上面‘军功章’三个字，可是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留着胡须的国王，像是沙皇尼古拉二世似的……”


我出院了，但是指挥部却不放我出海，根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硬要我作一次休假旅行。


我确很想回到亲爱的莫斯科去一次，去看看家里的人，看看那些熟　的街道和桥梁，古老而伟大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然而，在夏季战斗正打得火热，每天都有激战发生的时候，离开同伴们到别的地方去，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自在。最后，我还是只好依从了分队长和副分队长柯切杨的坚决要求。


在出发前，同志们委托我在莫斯科访问一下卡普路诺夫的妹妹。


飞机在半夜中启发，直对着“大陆”行进。树林、铁路路基、以及由白夜的淡青色光线微微照亮了的英雄城的幽暗的郊区，在机翼下面向后退去。乘客几乎全部都是军人，他们靠在窗口，贪婪地眺望着列宁格勒。


一会儿，窗外望不见什么了，白色的夜雾用不透明的幕布将大地掩盖起来了。


飞机的载客舱漆着阴沉的灰色，里面没有一排一排的沙发椅，就像是一节货车似的。我们的确是坐在“飞行车厢”里，在封锁期间，这种飞机曾给列宁格勒运来各种各样的给养品，在回程中则带着伤病员和指挥人员回去。在机舱中央，一个射击手的下半身高高地吊在皮带上在摇晃着。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很大的毛皮长统靴，他的头和他的转动机枪的回旋盘的两手，我们是看不见的。


从雾气的缝隙中，我看见了刺多牙湖的起麻斑的湖面。一艘拖着木船的拖轮和一艘在巡逻的猎艇掠过去了；几分钟之后，在机翼下面闪过了一些码头、仓库和房间。


当我们又在树林上面飞行的时候，射击手解去了皮带跳到机舱中来。他向我们巡视了一周，高兴地说道：“事情完了：你们已经在后方了。”


朝阳的光芒照亮了树顶和湿漉漉的机翼。迷雾地区已经飞完了。驾驶员作了一个大胆的转弯，向下方降落。稍稍震动了几下，接着马达便停住了。我们下了飞机，踏在有露水的青草上，愉快地伸了伸懒腰。这就是后方，是“大陆”了。我好久不曾听到的鸟叫声，芬芳的清晨的新鲜空气，脚下的土地，以及飞机场旁边玻璃完整的小屋，这一切好像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离前方只不过几十分钟的航程。停放在穹形仓库中的飞机以及里面坐着驾驶员的值日“雅克”机，才使人想到离开前方只有几十分钟的航程。


飞机加了油，我们喝完了第一杯“后方茶”，接着继续向莫斯科旅行。


一座被弹片打伤了的、到处都是弹坑的树林掠过去了。被曲折的战壕所切断的、被密密的铁丝网所围住的一片田地掠过去了。在一些焚烧过的死气沉沉的空地上，常常可以看见仰天的炮筒、被打毁被烧坏的坦克以及大大小小的弹坑。但是，一会儿就开始出现了一块块的长方形的耕好了的田地以及一排排的绿色的庄稼。那些在瓦砾场旁边有用黄金色木板盖成的新农舍的村庄，也开始出现了。


突然地，出现了工厂的烟囱、船桅、房屋……莫斯科到了！


飞机在中央机场的平坦的场地上跑过，最后停在充满阳光的飞行站前。

我走下了飞机。在这一片静寂中只听见鸟儿的叫声和汽车的喇叭声。


我乘坐第一班地下铁道列车往莫斯科的另一头去，半小时之后，怀着一颗猛烈跳动的心，按着家里的门铃。我听到了拖鞋的拖曳声和母亲的带着睡意的、一点没有改变的嗓音：“谁呀？”


我用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说道：“找姓切尔尼谢夫家……从波罗的海来的！”


门锁响了。母亲没有按下门键，将门微微开了一点。她的眼睛仔细地向外张望……但是认不清楚。


“开吧……开吧……妈妈！”


“我的孩子！”


母亲一面笑着，一面流着眼泪，把头发斑白的头紧靠在我的肩上。


我的父亲和弟弟恰巧也在莫斯科，他们听见闹声，都奔到前室来了。


“来之前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大家都抢着这样问。


我摊了摊手。七小时以前，在列宁格勒机场上，我不是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的这次旅行会这样简单、迅速地完成的吗？


我到了莫斯科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了邻居们、朋友们、亲戚们那里。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人来按门铃，走进住所来的人有的是认识的，有的是不认识的。他们有的向笑容满面的母亲讨一点火柴，有的来讨点盐；他们好像偶然似的看见我们三件军大衣，一件上面有铁道兵团的肩章，一件有空军肩章，一件有海军肩章，便都惊讶地叫起来，道贺起来，接着又匆匆地走向我们，来探问最近的前方消息，主要是问“快接近胜利了吧？”这是又有趣、又令人感动的。


第二天早晨，我偕父亲和弟弟一同上街去观看一下战时的莫斯科。我们三个人——一个是上了年纪的但仍还结实的铁道兵团少校工程师，一个是留上了上髭的海军军人，一个是还没有留须的空军驾驶员，从容不迫地在街上走着。换句话说，陆、海、空都齐全了。


在广阔的阳光充足的街道上和广场上，人和车辆川流不息地来往着。电车在交轨的地点发出叮叮当当的铃声，并且还轰轰地响着；无轨电车在停车站上嘶嘶作响地打开车门。一群群的汽车，服从着民警姑娘的指挥棒，一会儿在十字路口停下，不耐烦似地响着马达，一会儿又吼叫着开走了。在漂亮的“齐斯一Ｏ一号”汽车旁边，驶行着“维里斯”的吉普车，在漆着“面包”字样的送货汽车后面，跟着的是载有反坦克炮炮手的“齐斯五号”汽车。在无轨电车旁边则行驶着履带轰轰作响、躯壳低低的“伏罗希洛夫”型坦克。在街道中间的旷地上有忙碌的、不怕人的麻雀在跳跃，在天空上，则有成双作对的驱逐机急急地掠过。


在莫斯科，男人比列宁格勒多得多；大多数都是穿着各种兵种的制服的，而且几乎全都佩着一列一列的各种颜色的勋章绶带。像我们一样，这都是一些因为有事或是休假而来从各地来的人。


红场上的高高的钟楼、历史博物馆、米宁与波热尔斯基纪念碑、列宁墓、甚至广场上的铺石，全都充满着伟大、镇定、自信的神气。


在最高苏维埃的大厦上，飘扬着祖国的国旗。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共同的求取胜利的意志，是在这里集中着的。我想着：“我现在望着克里姆林宫，可是就在这时候，也有人在报告斯大林，说昨夜有几艘猎艇在芬兰湾上又进行了新的战斗，他们不让敌人接近航路，不让敌人在我们的交通线上布雷。”


跟着这种思想而来的是关于很久以前一次五一节游行的回忆。那时候，与我一同在我们学院的纵队中走着的有我的几个好朋友：瓦纽卡·波柯夫，伏洛佳·加夫里柯夫，阿莫辛……我们的行列在列宁陵墓前经过时，斯大林就举起手来，他对着以我们为代表的正在成长着的海军致敬。那时，我是第一次看见斯大林。现在我觉得，我好像又看见他了，他的样子只有一点不同，现在他不在微笑，而是在严肃地、全神贯注地领导我们走向胜利，走向共产主义。


回到家里，迎候着我的是心情焦急的母亲。


“有人来找你上人民委员部去……难道说你要走了吗？”


我仔细地刮了一下脸便去了。值日员领我去见政治部副主任。在一间不大的、陈设简朴的小办公室里，一位年青的高个子的军官请我坐下。


“我们知道，您伤愈之后在莫斯科作短期休假。”


“正是这样。”


“您在战前喜欢运动是不是？喜欢拳击？……搞得还有些成绩。”


“成绩，那我就不敢说了。”


在这位首长的眼里闪出了和善的微笑。


“总之，您是一位运动员，现在又在作战，这便行了。这几天要开苏维埃运动员第二次反法西斯大会。请您去参加。我们委托您代表海军运动员们向参加大会的运动员致敬。”


我着急地说：“我从来没有上台讲过话……我是完全不善于讲话的。”


“什么？您已经害怕起来了吗？”


“并不是害怕；但是这件任务是很重大的，而且……我觉得有点‘不敢’。”


“胡说，再困难一些的事您也对付得很好，您跟十三艘敌艇作过战，现在怎么忽然就有点‘不敢’了。”


继续谈了一阵之后，政治部副主任作了一个不可违拗的结论：“您就像现在跟我谈话一样，把猎艇艇员们的事迹在大会上报告一下好了。我祝您成功！随便有什么问题，请您打电话来商量好了，”于是他就递给我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问卡普路诺夫的妹妹。我怕这位少女会哭，因此不知怎么做才好，不知怎么把尼可拉的为国牺牲情形告诉她才好。我鼓很很大的勇气去按卡普路诺娃所住的门铃。但，当那位相貌很像我的已故的朋友的身材高高的、姿态优美的少女把门打开的时候，我才略为镇定一些了。


我走进一间不大的、像少女一样整洁的房间。


“大概的情形我已经全知道了，伊戈尔·彼得罗维奇。假如可以的话，请您详细一点说一说好了。请您不要怕我会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全流完了。”


窗外，莫斯科的黄昏已经很浓厚了，蓝色的街灯已经亮起来了，但我们还继续坐着谈话。


我们谈话要结束时，另有一件使我不安的事在等着我，在我由喀琅施塔得动身之前，我们小队的军官们以及旁的舰艇上的卡普路诺夫的朋友们，凑集了一笔钱送给卡普路诺娃，以代替她的哥哥每月寄给她的钱。怎么交给她，才不会损伤少女的自尊心，才不会使她不快呢？


我是一个不中用的外交家，因此，我决定直截了当地行动。


“阿娜丝达西亚·伊凡诺夫娜……没有哥哥帮助，您一个人过活是比较困难些的……请您原谅我们这些您哥哥的朋友们，请您接受这一点帮助……以后在需要的时候，请您告诉我们大家，或是告诉随便那一个人好了。……我们是很愿意给予任何的帮助的。”


我怪难为情地把那一包钱放在桌上。


少女对这个包瞥了一眼，抬起眼来向着我说：


“你们的关切和照顾比钱宝贵得多。我引为自豪的是，同志们都喜欢尼可拉，都记得尼可拉。我十分高兴，尼可拉有这样几位忠实的朋友。感谢得很！”


我心里十分感动地和她告别，一路上我都在想念着尼可拉和其余的朋友们，这些朋友们现在正在担任巡逻，也许，这一刻正在和法西斯匪徒的快艇作战。

在苏维埃宫的圆柱大厅里，我以前只有在听音乐会时来过，都是坐在池座里的。七月十八日那天，我坐在台上，坐在主席团的席位里，和著名的运动家们坐在一起。这里有克拉夫吉雅·阿丽欣娜，雅柯夫·库正柯，佐姬·波洛托娃，列奥尼德，梅什柯夫，尼可拉·柯罗列夫，盖奥尔格·兹那明斯基等人。许多都穿着军服，配着勋章。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书记宣布开会之后，首先发言的是苏联英雄里亚波夫。这位飞行员讲述了他是怎样轰炸柏林以及希特勒帝国的其他大城市。接着讲话的是彼特尔·斯特鲁德、克拉夫吉雅·阿丽欣娜和雅柯夫·库正柯。这几位运动家讲述着，运动员们是怎样在前线运用自己的运动技能，和希特勒匪徒们作战；在普遍军事训练中是怎样准备着苏维埃军队的新的补充力量的。


我发言的时候近了，于是我就不安起来。准备好的发言提纲中的字句流散开来了，重叠起来了。


“请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参加者，切尔尼谢夫上尉发言。”


我谨慎地、从容不迫地离开座位走上讲台。我的心不断地在增加着跳动的速度。


“我代表海军运动员们向苏联运动员反法西斯大会致以战斗的敬礼！”


爆发了一阵鼓掌声，我偷偷地瞄了瞄发言稿子。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教导俄罗斯海军军人不是用数量战胜敌人，而要用勇敢和能力去战胜敌人……。”


在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不久以前的一次战斗情景，以及卡普路诺夫的消瘦而严肃的面容。我开始讲述他的事迹，他为国牺牲的那一次战斗，以及旁的几次战斗，就是猎艇艇员们为了他，为了牺牲的战友，为了人民所受的苦难，而进行复仇的几次战斗。


我说完话后回到座位上，我的脸由于激动而在发烧。有人从我身后拍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时竟认不出这就是那位政治部副主任。


“好汉子！说得好……我就不懂得，有什么可胆怯的！”


“不习惯……”


大会通过了告全世界运动员书，号召大家加倍努力来击溃法西斯匪帮：“……请记住，运动员兼战士们！在战友之间，你应该是最强有力的、最能吃苦耐劳的、最勇敢的、最灵活的，你的岗位总是在前面的，总是在决定战斗胜负的场所。你要第一个投入战斗，并且以你个人的范例来诱导你的战友们……


……每一个热爱生命，要想看见自己的孩子是自由人的人，全都参加战斗吧！


每一个珍重祖国的荣誉、独立和自由的人，全都参加战斗吧！


朋友们，前进吧，投入正义的战斗中！”


在莫斯科再耽搁下去，就觉得是一种“道义上临阵脱逃”的现象。


第二天傍晚，我便搭上飞机回到列宁格勒。

第十六章 进攻之前
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初两天，是在探询和叙述中间度过的。关心后方的生活和首都的情形的水兵们和军官们把我团团围住了。


第三天，我随同两艘猎艇出海了；这两艘猎艇的艇长是尼可拉·吉日金和米哈伊尔·阿维尔金。我呼吸着火清新的海洋空气，感到脚下的甲板在颤动，心里觉得愉快。我们所担任的巡逻线就是两个月以前与十三艘敌艇作战的地区。我不安起来：闲逛了两个月，我会不会把自己的海军军人的品质丧失掉呢，我会不会忘掉在遇到敌情时迅速把定方针以及猜出敌人的企图的技能呢？我记起了我在莫斯科签了名的那份致全世界运动员书，我记起了与卡普路诺娃的谈话，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我的诺言。


在巡逻线上，我们停了马达，让猎艇漂浮着。在东方，就在水平线上低低的地方，亮着皎洁的黄色的月亮，它在黑暗的水面上铺上了一道金黄色的亮晶晶的道路。


夜间一点钟时，有六个长长的黑影慢慢地、无声地切断了这条金黄色的道路。这是敌艇。


我们在水平线的黑暗部分，是被人看不见的；我们窥视着敌艇的行动，将它们的行动用无线电报告基地。当敌艇向西拐了一个弯的时候，它们发觉了我们，接着便企图抢占能逼使我们处在那一道月光中的地位。


我们必须保持有利的位置，来帮助我们的炮手们进行射击，从而使敌人难于攻击。海面上没有我们其他的舰艇，没有什么牵制我进行相机活动。我决定只在站立有利的阵势，并尽可能少拿我的部下的生命与冒险的条件下来投入战斗。


我们采取了与敌人相平行的航向。默默的“方位争夺战”开始了。用这样的航向行进着，敌艇无法驶入黑暗部分，也不能把我们逼到那道月光里去。后来，它们同时转向我们，并且开起火来；这样，这种争夺战便一下子结束了。显然，敌人的神经是受不住这种沉默的争夺战的。


现在他们是用正面队形前进，我们正好横在他们的航路上了。我这样推论着：每一艘敌艇的艇首只有一个火力点，是机枪或是自动炮，这样，他们一共只有六个火力点。我们如果从舷侧射击，可以发出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火力。必须加快速度，驶开去，驶到水平线的黑暗部分中去。等敌艇重又处在月光中时，我们再采取平行航向，并且开火。我们处在敌人的侧翼，所以我们可以使用树木与刚才相同的那么多火力点；但芬艇方面却只有右翼最边上一艘艇可以使用四个火力点，其余各艇都是互相挡着，同时，我们的飞越过去的炮弹还可以打击右翼一艇后面的那些敌艇。


我发出了命令：“艇长，加快航速！对准左边最边上一艇开火！”


“是！……对准从左边上一艇——开火！”


阿维尔金一艇跟在我们后面，从右方向最边上一艇开了火。侧翼机动的计划是成功了：我们用全部火力猛轰着的一艘侧边敌艇。飞越的炮弹也打着了其它的敌艇。敌艇开始散开，变成了方位队形……


我们周围的爆发声显然增多起来了，我们头顶上的各种颜色的弹道网也稠密起来了。我暂时停止了射击，再加快航速，占据了一个使右翼一艘敌艇挡隔住其余敌艇的位置。芬兰人气得不得了，胡乱地射击了一阵，为首一艇步不住我们的准确的射击，便驶开去了。


全部芬艇一面回击，一面逐渐退却。我们不停地射击着，开足马力追赶上去。第四艘敌艇突然掉了队，停在一个地点上打着转；显然，它的舵轮操纵器已打坏了。它的旁边一艘敌艇施放了烟幕。我怕受到敌方狙击火力的袭击，因此决定不突入到烟幕里去。


我们迂回了烟幕地带，于是又看见敌人了。所有的敌艇，连同那艘受伤的敌艇在内，都已处在他们的海岸炮掩护之下了。这是令人不快的；然而，在同时，我也有可高兴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猎艇都没有受损，人员中也没有一个负伤。


水中听音器的作用在警备舰艇上是大大增长了。夜间的雾气常常把巡逻艇包围起来，使人在几链的距离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水中听音器便成了守望的主要手段。这种仪器本身是很精密的，再加上有丰富经验的话，就可以使人听出最细微的扰声。按照声音的性质，专门人员不但可以断定舰艇的级别，并且还可以听出舰艇的艘数。因此，水中听音人员在猎艇上的重要性已不下于炮手和信号员了。

有一次，我带着卡普路诺夫那艘猎艇（现在艇长是柯尔谢夫纽克上尉）去保护航路。有一个船队必须从航路上通行过去，但那夜的天色乌暗、没有月亮，还飘着细雨。我们准备着随时与敌人突然遭遇，因此全体人员都待在甲板上。


夜半之后不久，水中听音员库里柯夫报告上来说，在北方听见有几艘快艇的螺旋浆和柴油机的声音。柯尔谢夫纽克在航图上画出了与我们的所处位置所成的方位以及水中听音员所指出的与敌艇的距离。我们用无线电发出了警告，说在我区发现敌人的鱼雷艇，并且按着在航图上画出新的方位和距离，从而测定敌艇的航向和航速。距离渐渐地迫近了。方位没有变更，而距离则迅速在缩小，一会儿，透过雨幕已可看见四艘敌艇的模糊的黑影。我们开了火。敌人的鱼雷艇作了猛烈的回击。


这决斗的一刻好像是无止境地漫长似的……


我们的猎艇被击中了几下，而且为首一艘敌艇的艇尾上的炮火在猖獗起来了。


日伏拉加快射击，叫道：“给我们已故的艇报仇！”


“给卡普路诺夫报仇！”


在雾中发出了一片红光，在回答这一呼号；接着，敌人的鱼雷艇轰然一声地爆炸了。其余的敌艇全部掉头往回开走，只在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烟幕。


柯尔谢夫纽克想突进烟幕中去，想较快地追上那艘已打中了的敌艇；但我提醒他，烟幕可能是有毒的，而且，突入烟幕中的话，还可能遭遇到狙击火力。他一面骂着，一面把猎艇绕过烟幕的尾部驶向前去。


在爆炸地区，我们看见有三艘停了轮机的鱼雷艇。


我们已迟到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继续战斗。于是我又开了炮。


西边也传来了射击声，这是吉日金一艇赶来支援的。敌艇不敢恋战，就隐入黑暗中了。我想知道敌艇的航向，唤着水中听音员，但是库里柯夫没有回答。我们发现他已经中弹阵亡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一座长满了松树的高岗上埋葬了库里柯夫。艇员们对着同志的尸身立下了要为他报仇的誓言。


当天晚上，我带了柯尔谢夫纽克和吉日金两艇到了敌岸附近。年青的库兹涅佐夫接替了已故的库里柯夫担任水中听音工作。夜间十二点多的时候，他报告上来说，听见有敌艇的螺旋浆声音了。我们便向声音驶近去。库兹涅佐夫校正了航向，指引我们向骚音驶去。不久以后，信号员彼得罗夫发现了四条黑影。我不让艇上开火，只是监视着敌艇的行动。我要知道，它们是急急地赶到什么地方去的。


过了一会，一道雾气移动过来，把敌艇遮住了。炮手们用默默的责备的眼色望着我。我命令库兹涅佐夫再邪道这一区域检听。几秒钟之后，他报告说，右方听见有四艘敌艇的骚声在远去，而在左方听见了许多骚声。我的心加快地跳了起来，预感到危险迫近了。


“艇长同志，”这是库兹涅佐夫的声音。“有许多艘小艇和三、四艘级别不明的大型敌艇在驶来。”


我们为了急于要知道这一群已发现了的敌舰的成分和航向，重新加快了航速。


“我看见了两柱黑烟，”彼得罗夫报告着。


马上，我也看见了这几艘大型扫雷舰和若干艘小艇的黑影。我们沿着敌方舰队的航线向前推进着，我们还发现了一艘带着驳船的拖轮和几艘水雷艇。我不让那些敌舰驶出我的视野，赶紧用无线电报告了发现敌方船队的消息，并请派出鱼雷艇和飞机来。


等待的时间似乎是特别地漫长。但，这有什么办法呢：这一批猎物是我们吞不下去的。假如开火，那只会使敌人提高警觉，加强防御。


我们在很接近敌人的地点推进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因为，在各大舰周围都有许多小艇在保护着。当我们接获无线电，说鱼雷艇已经派出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处在那些护航艇的位置上了。我们只好在回电中再度报告有关船队的精确资料：航向、航速和地点。


这样过了一小时之后，我们才受人怀疑。五艘敌艇向我们驶来。但是，他们显然还不确定我们是对方的艇只，所以是不慌不忙驶来，也不开火。我转向一边，用第三架马达慢慢地行驶着。敌艇跟在我们后面。我加快了速度，敌艇也加快了速度。


“开足马力！”


现在，敌方的巡逻艇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了，于是赶紧施放了烟幕，将船队遮掩了起来，不让我们看见。


这是最笨拙的战术决定。这些笨蛋这样一做，使我们的鱼雷艇更容易进击了。


我们追上了船队之后，让猎艇漂浮着，开始了水中听音作业。船队仍沿原先的航向行进着，只是那些护航艇老在船队周围像不安的苍蝇似的穿来穿去。


“好极了，他们自己在弄得乌烟瘴气，什么都做不了了。”


船队的头部从烟幕中露出来的时候，在天空上已听到了飞机的鸣声。伞形照明弹像明亮的吊灯似的一个一个地挂在空中。敌舰开始猛烈的射击，飞机便用机枪对船队进行扫射并且投下了炸弹。这时，我们的鱼雷艇也从南方驶到。现在，我们也参加进去了，我们横穿过烟幕，利用这一片已达成的混乱，向敌人开火。


彼得罗夫哈哈大笑地放出了与那些大型敌艇上所发出的一样的标识火箭，笑着说：“瞧吧，还分得清楚吗！”


真的，这真是一片大混乱。敌舰对着他们自己的小艇射击着，那些小艇则一面发射标识火箭，一面互相在射击。我们的飞机在他们头上投弹和冲击。我们的炮手们对准了敌人的船队之中出现得最近的舰艇在射击。在这一大片骚声和动乱中，苏联英雄伊凡诺夫中校所率领的一批鱼雷艇已进入攻击；两声猛烈的爆炸照红了半片天空。


“不错，那位船队司令官今天可要受到申斥了。”舵手克拉秀克这样说了一句。


“大概不会因为这次航行来嘉奖他的吧！”彼得罗夫接上去说。


这是希特勒匪徒们在我方地区出现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航队。

航季结束前的最后几天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中，也是水中听音器起了决定的作用。那是一个气候非常恶劣的黑夜。船身不很厉害地但是沉闷地摇摆着，使人神经觉得难受。浓雾不时地将离我们四十公尺左右漂浮着的吉佳柯夫的猎艇完全掩盖起来。所有的物体上都浸润了潮气，什么东西都是湿漉漉的，滑腻腻的。这种潮气好像渗进了骨头里似的。


我们的听音员们俯视着表盘，均衡地检听着我们巡逻的地区。远远有一种不清晰的声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些声音渐渐地加强着。后来听出，这是几艘快艇的尖啸的骚声，里面还混着螺旋浆叶的频繁的拍水声。依照着水中听音员伏龙尼的指示，我们向着发出骚音的地方驶近去。方位没有改变，但我们直到雾中突然出现了一艘敌艇的高大的艇首时，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再过一瞬间的话，这艘敌艇便要撞在我们的左舷上了。


“舵正对左舷！”


猎艇倾侧过来，于是敌艇在离我们五六公尺远的地方上擦了过去。水兵们只来得及对着它发了一梭子机枪子弹。一、两秒钟之后，我们的猎艇面前又出现了一艘敌艇。我们又在右舷上分头射击，射出了一份炮弹和一梭机枪的子弹。


这样，这六艘从雾里出现的敌人的鱼雷艇每艘都得到了一份铅和钢的礼物。


六艘“飞行的荷兰人”都是默默地从我们旁边擦了过去的，只有最末一艘对我们打了短短一梭机枪子弹。这一次遭遇战全部时间不到一分钟。我们依靠了水中听音器才能及时地准备好射击。


一九四三年是扫雷工作十分繁重的一年。扫雷舰艇一直在清扫通到那尔伐海湾去的那条航路上的水雷。这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水雷布得很密，一个水雷爆炸，就会引起旁边的几个水雷也发生爆炸。水雷布设的深度，又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几乎浮在水面上，有的直沉到水底。我们把这一个水雷区叫做“川丸子”。


德寇千方百计地阻碍着我们的扫雷工作，不断地从海岛上、从大舰上猛轰我们的扫雷舰艇，还从空中进行轰炸。为了要使我们的扫雷舰艇能够完成任务，得出动飞机、鱼雷艇和猎艇共同来保卫扫雷舰艇。


为求保障完成扫雷任务，一组猎艇在小对号入座巴托金率领下负担起保护某一分队扫雷艇的工作。扫雷艇缓慢地在敌方占领的岛屿间“爬行”着，用扫雷器“深耕”着海的深处。闪闪发光的五角形水雷一个跟一个地浮到水面上来。猎艇马上就把它们炸开。


敌方炮队在扫雷艇进到只有二十到二十五链距离的时候，就马上进行炮火急袭。猎艇就得飞快地赶到未过扫雷艇的海面上，用烟幕把这队扫雷艇掩蔽起来。这样，一部分炮火便转到猎艇上来了；扫雷艇则不必改变航向，而继续慢慢地前进。


在烟幕上开出一个“窗户”来了，巴托金就马上赶到那儿，把这个“漏洞”堵塞好。


扫雷艇顺利地完成了航行，在归程上行进了。这时候，信号员柯罗里克夫发觉，艇队航路的前方有几个浮雷，这些浮雷是会妨碍扫雷艇的行进的；于是，巴托金就驶上去向水雷射击。炮手奥斯特罗乌斯和卡维林射击了一阵。一个水雷沉没了，另一个爆炸了，但是还有两个在离已经停了车的猎艇不远的地方晃动着。


“右舷旁边有一个水雷！”有人突然叫了起来。


巴托金瞧了瞧舷外，他呆住了：在清澈的水里有一个暗绿色的圆球。在圆球的上部围绕着雷头，用红漆漆上了一些号码和字母。雷角从水面露出来，接着又没入水中。艇身距离致命的雷角不到四十公分的样子。后退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螺旋浆所造成的水流一定会使水雷浮动，而把水雷与艇身相碰。向前走也不行，因为，这样就要把水雷带到螺旋浆下面去了。


在这一眨眼间，水兵长撒文斯基便从自己身上脱下了帆布制服，抛在水雷上，接着他自己也爬到舷外去了。他小心地腿拨着这个带角的圆球，顺着艇身把它推到后面去，……一分钟之后，水雷已在艇尾后方，这样巴托金就能开动猎艇了。


这一段小插曲是一连串紧张事件的一个开头。

扫雷艇又驶近了敌岛，这样炮队重有开起炮来。敌人为了想阻止猎艇施放烟幕，所以将炮火集中在两艘猎艇上。有一发炮弹穿透了巴托金一艇的两边船舷之后，还在水里炸了开来。火热的弹片打在甲板上和船舷上。一个装着炮弹的木箱烧着了……炮兵卡维林不顾两手被火烧伤，赶紧抱起这个木箱，在里面的炮弹还未爆发之前，就把它扔出了舷外。


后来，空中又出现了敌人的‘容克八十八’和‘　Ｂ－一九Ｏ’飞机。我们的猎艇立刻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住敌机飞向扫雷艇的去路。


敌机在飞逸时，遇到了我们的“燕式”飞机。我们的‘雅克’机突入了敌机的阵形中，立刻就击毁了好几架敌机。巴托金又用无线电报告了一批一批敌机出现的消息，帮助了飞行员。他指示‘雅克’机去攻击对于扫雷艇最危险的‘容克’机，当‘福克’机咬上了‘雅克’机的尾巴的时候，他便警告我们的飞行员们。


在这样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帮助扫雷艇完成了第二次航行，接着开始了第三次航行。敌人对于他们的炮兵和空军的成绩不能满意，便决定使用半个联队的水雷舰和武装完好的‘Ｍ－１’型扫雷舰，来压迫我们的兵力。


更激烈的新的战斗开始了。


德寇并没有搞清楚我们的小艇的类型。当我们假装出动鱼雷艇进行攻击，以便让扫雷艇从火力线上驶出的时候，敌人突然心慌意乱了。一会儿，向敌人迫近的猎艇便在地方方面造成了一片混乱。敌舰的阵势被冲乱了。


我们的猎艇还没驶到敌人的这半个舰队的跟前就施放了烟幕，掉头驶开了。但是，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苏联英雄奥西波夫、乌斯切夫和日里佐夫的真正的鱼雷艇开足了马力飞快地驶出了烟幕。发生了几声爆炸，这样就有好几艘法西斯匪舰在那尔伐海湾的水底找到了葬身之所。


德军的司令部原来不只是刚愎自用，并且还是愚蠢不堪。一小时之后，敌方司令部又笨头笨脑地重演了一遍这一种对扫雷舰的攻击。这样，又给了我们利用鱼雷艇进行攻击的机会，鱼雷又爆炸了，德国舰队的清单上又勾销去好几艘舰艇。


突破希特勒匪徒在列宁格勒称下的防线的时机迫近了。我们必须先精确知道前线和后方的敌军部队的成分、防线的系统、障碍物和炮队的配置、士气、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要将侦察员送到敌人后方去，使用猎艇是再好不过的。阿塞也夫和阿尼金对于这件事尤其“内行”。


这件工作需要对于航行地区有极好的了解，以及具有极大的忍耐力。假如被敌方发觉，猎艇是不能希望有援军来帮助的，应该只依靠自身的力量。


有一次，在阿塞也夫率领之下，两艘猎艇驶入海湾深处去接一组侦察员。航行地带是很狭窄的；右边是法西斯匪徒所占据着的海岸，左边是暗礁和浅滩。这一条窄窄的航路沿岸伸展着，遇到敌方炮机时，连机动的余地都没有。


这一次，希特勒匪徒们发觉我们的猎艇了，并且用一架探照灯照着它们。怎么办呢？假如对这架探照灯开火，打灭了它，那末法西斯匪徒马上可以再开亮一架，并且会对猎艇作直接瞄准射击。假如掉头驶开，他们也要射击的。唯一的办法只有期望敌方的官兵对对海战一无所知，就用原先的航向和航速照旧行驶着，不露出一点儿惊慌。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法西斯匪徒以为这两艘小艇是自己的，就将探照灯关掉了。


阿塞也夫从容不迫地驶到约定地点，从岸上接着了约定好的信号，便抛了锚。


不多一会儿，一条舢板从猎艇的舷边划开，直向岸边驶去。半小时之后，舢板载着侦察员们回来了，接着这两艘猎艇开足马力驶回喀琅施塔得。

第十七章 进攻
希特勒匪徒在苏联军队的致命打击之下，从列宁格勒城郊退到了那尔伐。一九四四年的航季中，航行地区是大大扩展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支援和保卫着向前进攻的苏联部队的沿岸的侧翼。德寇司令部想在芬兰湾逐步推进的企图最后是完全破产了。


春季开始时便有激烈的战斗。法西斯匪徒又添增了一批新式的鱼雷艇，这种鱼雷艇是相当坚固的装甲艇，排水量为七十吨到一百二十吨不等，武装强大，航速很高。这些鱼雷艇总是以若干艘为一组，来袭击我们的巡逻舰艇。


五月中旬有一天，我们有两艘猎艇在保护各岛之间的交通。天空上微弱地闪着星光。水面上弥漫着一层薄雾。凝然不动的湿空气能将极细微的声音传得老远老远的。甚至邻艇上面的低声谈话都可以听得见。


我的西边，有巴托金在担任巡逻；在西南方，是沙丰诺夫和波哥留勃斯基所指挥的两艇。


巴托金拍来了无线电，说在北方听见有向东行驶的快艇的马达声。这是驶往我们的方向。我们作好了战斗准备，十分钟之后，便听见快艇的骚声了。我也就将情况通知了邻近的各巡逻艇。


再过了几分钟，骚声分开为两个地区了；一部分敌艇向南转了弯，其余的仍旧沿着原来的航向继续前进。


我认为，敌艇中的一个小队是打算和某一艘巡逻艇接战的，想这样地将其他巡逻艇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好让另一小队的敌艇趁人不备从缺口中溜出，准备去袭击航路上的船队。我这样想：“假如这样，那末敌人便失算了。我们的巡逻艇是守候在好几条线上的。敌人突破了一处，仍然要在第二条线上与我们的巡逻艇遭遇。再则，今夜并没有船队要过渡，我们在机动上没有受牵制，还可以互相帮助。”


当我在那里推论，并在航图上作出敌艇路线的几种可能变化的时候，第一小队的敌艇已更向南方驶去，并且压低了马达的声音，第二小队敌艇则沿着海岸线向东驶去。


显然，第一组敌艇是来吸引我们的，牵制我们的；第二组是企图突入我们的水面中来的。这就是说，第一组敌艇数量较多，并且耐战……对于第二组敌艇，后方巡逻艇是可以应付自如的；因为，在这种易于听见的条件下，很难，甚至不可能让它们偷偷地通过。各艇艇长同意了我的看法。


这时候，沙丰诺夫和波哥留勃斯基已发现了四条黑影，并且开始战斗了。法西斯匪徒企图马上压下我们各猎艇的抵抗，便发出了猛烈的炮火。巴托金和我急忙赶到战斗地区。


巴托金从西南方推进，我从东北方推进。在一大片炮火和五彩缤纷的密集的弹道线的背景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敌艇，于是便侧过身来用舷对着敌人，使用无焰火药炮弹向敌人射出准确的炮火，敌艇虽然离得很近，但由于机枪有火光，所以我不许艇员们使用机枪射击。这样，我们可以不被敌人发见而为所欲为地射击敌艇。


四艘敌艇从北面向沙丰诺夫和波哥留勃斯基两艇围攻，此外还有两艘敌艇从东面和东南面向他们开火。


在波哥留勃斯基的艇上，马达已经损坏了，无线电室和罗盘都打坏了，有几处地方起了火。


沙丰诺夫受了重伤，但他仍旧留在艇长的岗位上，甚至还想用烟幕掩护受伤的友艇驶开。肩部受伤的掌舵班长李雅申柯也不离开战斗岗位，并且主动地躲避着敌人的航路。


敌人感到自己占了优势，变得无耻起来了。战斗距离常常缩小到只有几公尺，那时候就可以听见敌艇上的喊声：“俄罗斯人，投降吧！……”


机枪手柯罗列夫用一长串机关枪弹来回答这种喊声。


我们的支援，正在时候赶到了。敌艇对于沙丰诺夫和波哥留勃斯基两艇的火力马上减弱了。他们已不必考虑驶离的问题了。因此，当烟幕的空隙中出现了一艘敌艇的时候，瞄准手密尔尼琴柯从容不迫地将它罩在瞄准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射出了一发炮弹，于是在空中闪耀着敌艇的碎片。


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包围方法的这些敌艇，它们本身也处在危急的状况中了。“被包围的”几艘猎艇从内圈射击着，我们这几艘猎艇则又构成一个大包围圈。这样，敌艇只好利用它们在航速上的优势，拒绝再战下去，而逃之夭夭了。


企图突入航路的那一小队敌艇，突然遭遇了我们的巡逻艇，也只好躲入烟幕里去了。


我们漂浮着，从自己的巡逻艇线上看见这队手下败将排成了前沿队形，那我们当然马上就用炮火去迎击他们了。法西斯匪徒们用自动炮还击了一下，便“突然”掉头返航，并且开足马力向他们自己的海岸驶去。

一昼夜之后，在这一航路上出现了第二批敌人，那是一批潜水艇。法西斯匪徒想破坏我们的军运以及阻止波罗的海大舰的驶出，他们在芬兰湾集结了大量的潜水艇。


第一次跟这批“深水海盗”遭遇的是吉日金和阿维尔金。他们在小队长巴托金的率领之下，在我方某一小岛东北方进行巡逻。那一夜已平静地过去，东方已呈现了朝霞。炮手波罗夫斯基赫依在炮上，瞧着如镜的海面。吉日金跨着那均匀的步伐正在驱逐黎明时的睡意。在右舷三十度的航向角上，波罗夫斯基赫注意到了一个灰色的斑点。他开始细看。这个小小的模糊的斑点在扩大起来，并且轮廓渐渐地更清楚了。同时，也可以听到隐约的、不大能听见的在开动着的柴油机的噗噗声。


“黑影！……右方三十度！”波罗夫斯基赫一面叫着，他的手一面不自觉地把炮弹送入炮筒里，并且扳开了保险门。机日金跳到传话器跟前。睡意一会儿全消失了。全体水兵不等到发出信号，都跑着去守住战斗岗位。


“准备袭击潜艇！”艇长用着不自然的镇定态度宣布道。吉日金自从开战以来还没有见过潜艇，现在赫然映在双筒望远镜的玻璃上的，正是德国潜艇甲板室的特有轮廓；但他行动得非常正确：“右舷，开炮！”


在清晨的寂静中，几乎同时地发出了两响轰鸣般的炮声。


“准备投弹！”


猎艇增加了航速，直向潜艇驶去，在海湾的明亮的水面上涌起了两撇白须。阿维尔金的一艇与他并排前进，构成前沿队形。炮击的间歇时间，被机枪的频繁的扫射所填充了。火红的弹道点，从艇上翻越出去，低低地在水面上直奔正在躲入水中的潜艇甲板室。几分钟之后，只有根据潜艇驶过的起着泡沫的痕迹，才能知道它们是躲在那里。


深水炸弹一个接一个爆炸了。大朵的水花在艇尾的后方升起来。猎艇的艇身因为水下强烈的爆炸而颤动着……在一分钟间，两艘猎艇已经将这一小块海面深耕了一遍，用炸弹从水面一直耕到海底；接着，便放慢航速，开始检视这一地区。


但是，在水上只能看见肚子朝天浮起来的死鱼。


“哪里有潜艇的影子呢？难道根本就没有潜艇，而是我们看错了吗？”艇员们这样想。


“右舷七十度，有敲击金属的声音，还有嗡嗡声。”听音员突然报告上来。


“他们正在修理呢，”巴托金猜到了。


两艘猎艇重新开足马力，又是一组深水炸弹投出了舷外。


“再检听这个地区！”巴托金发出命令。


现在，在黄色沸腾的水面上，浮起了太阳油的暗黑的带有虹彩的油斑。从深水底下迅速地升下来大大小小的汽泡。


“听见什么吗，听音员？”


“没有声音，队长同志！”


巴托金看了看油斑，他被朝阳照得眯起了眼睛。


“顶好再投一次弹，结结实实地揍它一顿。”


“是，再投弹！”


两艘猎艇又在这个地区投下了两次深水炸弹，接着便漂浮着。一昼夜，又是一昼夜过去了，听音员的灵敏的耳朵没有听见一点声音。这就是说，这艘潜艇已被深水炸弹所炸毁，永远躺在芬兰湾的海底了。


以后不久就有希特勒匪徒水兵的尸体在这个地区上浮了起来。指挥部命令下来，要精确测定潜艇沉没的地点，以期从潜艇中捞获秘密文件。这个任务是由我的母艇担任的，这艘猎艇现在仍由西多连柯在继续担任艇长。


经过五十小时不断工作之后，金属搜索器在水底下探到了大量金属。分队长波恰诺夫少校命令投下第一个信号浮标，以便将来进行工作时有一个方位标。


全体人员过了好几天困倦的日子：猎艇慢慢地沿着平行的航向来回行驶着，逐渐地离开浮标，每一次猎艇在潜艇残骸上面驶过时，金属搜索器的电铃便尖锐地响起来；于是，在航图上便加上一个点子。这样地把潜艇在水底的位置测定出来。有一次驶过时，铃声不响了，艇长便命令投下第二个信号浮标，这个浮标表示已到了潜艇位置的尽头了，这里不是艇首，便是艇尾。


接着，猎艇又从第一个浮标的的另一方面开始，来回行驶着，为的是测出潜艇的长度，以及潜艇的另一端所处的位置。


无月而有雾的黑夜逼使工作只得停止。波恰诺夫不愿意驶回基地，以免往返浪费时间，所以就把猎艇停在浮标附近过夜。


有一个这样的夜晚，我接替了负伤的沙丰诺夫，在航路附近进行巡逻。我知道，就在北面几里路之外有着已经成了我的亲人的老同志们。我听任感情的驱使，甚至不是漂浮在精确指定的地点上，而是比较靠近一些我的朋友们。


第二天晚上半夜，北面突然发出了炮火的火光，上面还交织着各色弹道的花边。炮火是一秒钟比一秒钟更激烈起来。


“正对弹迹！”我一面命令着舵手，一面把传话器扳到“全速前进”上。


一会儿，听到了战斗的轰隆声。我问无线电员，有没有接到西多连柯的什么电报？


“什么话也没有。只有一次拍来过他们的呼号，以后消息便断绝了。”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了：“这样看来，他那艘猎艇一定处在很困难的境地中了；假如连战斗情况都不能告诉友军，那一定是已经中弹了……”


我命令拍出无线电，说我们去协助西多连柯了，并且要上面派援军来。


战斗正打得火热。弹道是从两方面向某一点飞去的，从这一个地点上则射出稀疏的发亮的炮弹。


我命令再加快马力。


机械员阿赫密托夫立刻走上指挥桥来了，他说：“大尉同志（那年春天，阿塞也夫、巴托金和我都升了一级），马达已经用尽了全力，并且需要检修了。”


“知道了！”


“用这样的速度长久开下去是不行的……”


“知道了，阿赫密托夫。必须用这样的速度。”


从传话筒中传来了无线电员的语声：“队长同志，无线电拍出去了！”


“是！接上话线。”


我戴上了帽子，开始喊话：“西多连柯……西多连柯……西多连柯……我是切尔尼谢夫，我切尔尼谢夫……请你报告情况……我来协助你了！……我是切尔尼谢夫。完毕。”


在耳机里只听见噼啪声和尖叫声。西多连柯没有回答。然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男低音：“西多连柯，切尔尼谢夫……西多连柯，切尔尼谢夫……我是‘白桦－十七号’，我是‘白桦－十七号’，我从西面来协助你们了……我从西面来协助你们了……从西面……听见没有？完毕。”


“‘白桦－十七号’，‘白桦－十七号’……我是切尔尼谢夫……您的话已经听到了……我在快到达时将作远距离射击……请你同时发炮……请你与我同时发炮……”


“听到了……我们同时射击……”


艇首冲开了海水，把两道白色的浪花抛到远远的后方。由于马达开得太快，甲板震颤着；但我仍觉得猎艇似乎没有移动，距离几乎不在缩短似的。这时，战斗中心所发出的弹道是更稀疏了。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忧伤和痛苦的情感：“一定有人死伤了。谁呢？炮还在打着，那末弗罗洛夫还活着……但是，打得那么少，那一定是负伤了……也许，炮手已经下阵了……”


我唤来了机械员：“阿赫密托夫！你要用尽全力……尽量加快！”


“大尉同志，不能再快了，轴承都热得滚烫了。”


“开足马力前进！我知道了！轴承发热不要紧。现在只有前进！同志们正处在生死关头，您明白吗？”


“明白了，大尉同志。”


我们是那样地飞驶着，艇首有一半已跳出了水面。但是，距离仍还太大，不能开火。

“见鬼，怎么还开不到！”我这样想着。“西多连柯会看见有援军开到了，这可以给全体人员一种新的力量；同时，法西斯匪徒就得考虑了，还是和我们作战呢，还是在没有获得结果之前驶开。”


我将身子探出指挥桥的桥栏，向艇首炮炮长叫道：“用有焰炮弹射击，那末可以让人看见我们的炮火……用杀伤的曳光弹……用最远距离……速射，……”接着，我就对话机喊道：“‘白桦’！‘白桦’！开火……开火！”


一串长长的红色点子所构成的链子将我们和战斗地区联系起来了。机枪手仰起机枪筒作着点射。在战斗地区的左方，亮起了射击的火光，急剧的弹道有不少还不飞到德艇，全弯落到海里去了。这是‘白桦－十七号’在射击。


我们飞驶着，距离缩小了，现在我们的炮弹已落在战斗地区之内了。


炮手们移动了表尺，转成瞄准射击，将炮火集中在右边一组敌艇上。我改变了航向，好让艇尾炮也能参加战斗。


我们终于把敌人吸引过来了。自动炮的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在艇首正前面激起了一排密密的水花。在‘白桦’周围结成了一张五颜六色的弹道网，这表示出敌人也已向它猛烈射击了。


我减低了航速，让马达“休息”一会。


我们又有一艘巡逻艇赶到，也加入了战斗。法西斯匪徒决定向东北方突出，所以就向赶到的那几艘猎艇冲过来。


“切尔尼谢夫……切尔尼谢夫……切尔尼谢夫……我是‘白桦－十七号’，我是‘白桦－十七号’，”在耳机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我要和邻艇一同去追击敌艇……我要和邻艇一起去追击敌艇……需要有一艘猎艇护送西多连柯……你去掩护他们……你去掩护他们……你去掩护！明白吗？我是‘白桦－十七号’。完毕。”


“好极了！”


我命令舵手：“航向二百七十度。”接着便在话筒里作了回答：“‘白桦－十七号’，我是切尔尼谢夫……我听明白你的话了……我来掩护西多连柯……完毕。”


我们开始细看水平线。在看惯了明亮的炮火之后，眼睛对于黑暗是慢慢才能习惯过来的；我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推测出来，那边有两个黑影。


“这是西多连柯的那艘猎艇……我的母艇……这是伴送她的‘白桦’。”


为了可以在敌艇出现时来得及与敌人交战，并且让西多连柯可以驶开，我放慢了速度。可是，我是多么想紧靠在他旁边行驶，以便好知道朋友们的情况呀！


“右方一百五十度，四个黑影！”艇尾炮炮长特列辛斯基叫了起来，接着便叮叮当当地扳动了炮闩。


我在双筒望远镜里看见了四个黑影。长长的艇身，高高的前甲板，在淡绿色的霞光前黑黑地凸现着。那些敌艇的指挥桥并不高，但很宽，在前甲板和艇尾上是自动炮。危险的敌艇！单独和它们作战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放它们驶向西多连柯，我也不能这样做。那末，便需要使用一点狡计了。


“不要开火！”


李雅申柯疑惑地看着我，“队长怎么了。他为什么还要慢吞吞的？”


“密尔尼琴柯，”我对信号员说，“用闪照灯向敌艇发信号……跟他随便谈谈。”


“谈什么？”


“好吧，就是——‘ｋｏｍｍ　ｚｕ　ｍｉｒ’吧。”（徳语：向我来。（译注））


“你是叫它们向我们这边来吗？”


“不错。”


我沿着缓和的弧线将猎艇向东驶去，这样几乎正与敌艇的航向相反了。密尔尼琴柯笑着，将闪照灯对着敌艇方面。


“……队长同志，下面怎样？”


“ｋｏｍｍ　ｚｕ　ｍｉｒ。”


“……拍发完毕！”几秒钟之后，他这样报告上来。


“请您反复打下去，直打到敌艇跟着我们驶来为止。”


信号员不停地打着闪照灯，一面低低地嘟囔着：


“用他们的话请他们来！那未免太客气了吧！”


敌艇终于改变了航向，向我们这方面驶来了。


“呵，看见了！好了，现在有办法了。”


我接上了话机：“西多连柯……西多连柯……西多连柯……你的东面有四艘敌人的百吨艇……你的东面有四艘敌人的百吨艇……我正在将它们向东印开去。我正在将它们向东引开去……”


希特勒匪徒们展开了前沿队形；可以看出，他们正在向我们追来。我叫阿赫密托夫上来，并把四艘敌艇的黑影指给他看。


“看见没有？”


“怎么看不见？”


“这是敌人的百吨艇。我现在把它们从西多连柯方面引过来了。我们会不会受申斥，那全靠你们了。全体人员应该迅速地，不可违抗地完成任务。请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轮机员们。”


我加快了速度，敌艇开始离得远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