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猎艇已经载运过重，圆窗孔都几乎与水面相齐了。在拐弯的时候，猎艇得困难地、长久地直兜一个大圈子。显然，它已接近危险的边缘了。阿塞也夫不能自如地相机行动，也不能加快到所需要的速度。他决定把所有救上来的人都转送到有医务人员的运输舰上去。


我们驶近了一艘运输舰，将速度调整到与运输舰一样，用绳索使两只船合并前进。转载的时间花得不多，这以后猎艇就轻松得多了。全体人员的衣服也跟着减少了。但是，对于这一点谁也不觉得可惜：因为我们之中每一个人也都可能处在受难者的地位。


突然同时传来了几个人的声音：“潜望镜……右方六十度……距离十二链……”


在平滑的海面上清楚地露出一道由移动着的潜望镜所造成的像帽羽似的白色的碎痕。


警报声惊慌不安地响起来了。机械传话器的箭头跳到“全速前进”上。还没有解去的缆索像线一样地绷断了。深水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向舷外飞出去。我们阻止了敌人潜艇的袭击。


我们又驶回到投弹地点，检听了这一地区。一切都是静悄悄地。潜艇一定伏在海底了。


但是，飞机又出现了，炸弹又落下来了。有一艘运输舰燃烧起来了。它一面冒烟，一面仍向小岛前进。我们无力帮助他们。我们想，但原他们能到达哥格兰岛就好了。


这个愿望实现了。一小时之后，当我们驶向哥格兰岛的航路上时，这艘运输舰已经用船头顶在岛的南端岸上，在卸乘客了。


突然，在哥格兰岛后面的水平线上，有六个迅速在移近的黑点逐渐扩大着。我们作好了应付鱼雷艇袭击的准备，但是，在头一艘运输舰上射出探照灯的光芒，表示这是我方的舰艇。然而，在我们尚未看清船舷上“ＭＯ”的标志和熟悉的号码之前，我们是继续“准备”着的。好极了，我们的阵容增强了！但是，在我们还未交换过敬礼的时候，飞机又出现了。


防御力量现在是增强了，希特勒匪徒无法得逞。他们只能对着那些从焚毁的运输舰上掉下来的没有防御力量的平民出气。这些航空员用机枪向那些在黑油中挣扎的无抵抗的平民扫射了一阵。


傍晚时，我们的弹药几乎已经用完，燃料也差不多告謦了。船队的指挥员命令我们把护航工作移交给其余的猎艇，驶到最近的基地上去。我指挥猎艇向拉凡沙里岛驶去，于是我们就与船队分手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完二里，就有三架“容克八十八”型机从不同方面向我们袭来。艇头炮只能偶然打一打，因为它一共只余下八发炮弹了。水兵长用机枪对着一架向猎艇冲来的“容克”机脑袋打了一短梭子弹。这架飞机的左边一个发动机冒烟了，也已看见了火光，但飞机还继续在迫近。在水面上溅起了机枪扫射的小水花。敌人猛扑下来了。


“舵正右方！”


猎艇急剧侧过来，躲过了仍下来的炸弹。


“舵正左方！”


第二架“容克”机的炸弹又落在艇尾后面。猎艇跳动起来，许多人都跌倒了，还听见打破玻璃的声音。机枪的子弹答答地打在甲板上。燃烧弹的黄色火光烧起来了。水兵们用水兵帽和衣服把火扑灭。


“助理艇长同志，子弹用完了，”焦急的水兵长喊着。


“使用陆战武器，执枪！”


一霎时之间，水兵们全都拿起了步枪。阿塞也夫继续见机行动。


机械传话器的把手擦“全速前进”扳到“全速后退”上。有一架“容克”机向我们俯冲下来。


“对准飞机，速射！”


稀疏的步枪声淹没在发动机的吼声和猎艇向前突进的骚声中。


突然，我的右腕麻木起来，接着步枪就掉落在甲板上。手背上肿起了一大块。我试着动一动手指，整条手臂都觉得疼痛。我看见甲板上的弹片，才知道我已经受了震伤。


我们的中间一部马达已经停车，两侧的马达则由于燃料不足老在“打嚏”。必须重新改变航向，从禁航区的一个角上穿过去才行。我们采用最经济的航程在前进。海岸逐渐近了。最后，绕过一个海角，驶进了海湾。一会儿就是埠头……我们到家了！


全体在上甲板集合的号声传出来了。在我们离岸还差三十公尺的时候，马达就停止不动了。我们不得不用索缆抛上码头，把船拉着靠岸。


跟在我们后面靠岸的，是马卡连柯的猎艇，加夫里柯夫说，在他们那里，这一天的战斗英雄是水兵莱巴克。在夜间，他几次跳入水里，救出一个带着婴孩的女人和四个战士。那几个人是因为水面上有浮雷，猎艇没法驶近援救。


第二天早晨，我们随同船队中最后几艘运输舰到达了喀琅施塔得。


舰队完成了从塔林到喀琅施塔得的最艰苦的一次突围。与沿途困难的情况比较起来，损失是不大的；而列宁格勒前线的军队却得到了几万名受过考验的战士的补充，有许多伤员得到了救护。

第七章 列宁格勒保卫战
希特勒匪徒们已迫近列宁格勒城郊地区，占领了彼得霍夫、斯特列里那和乌里茨克。芬兰军队则在北方海岸线上推进到谢斯特罗列茨克，重新进抵刺多牙湖岸。把德国和芬兰军队隔开来，并经由刺多牙湖把列宁格勒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的，只剩下了仅有二十公里到二十五公里宽的一条长长的走廊。敌人猖狂起来，作了几次疯狂的努力，企图用尽全力一鼓攻入市区；但是，敌人已不能再越雷池一步。我军退到列宁格勒城郊就屹立不动了。


喀稂施塔得像是盾牌一样地从海口方面掩护住了列宁城的胸部。海岸炮台在反击战中支持着步兵，开始消灭敌人的炮兵，甚至使敌舰不敢作任何登陆或是突入列宁格勒的打算。于是，又像内战时代一样，海军部队从喀琅施塔得走到陆上前线来了。


在喀琅施塔得背后，屹立着被围的列宁格勒，在前面，在它的西面，有一长串我们的岛屿伸展出去，直到芬兰湾的入口，以英名显赫的汉哥半岛为其终点。这些岛上的为数不多的卫戍部队以及以喀琅施塔得为基地的一些舰艇，给了敌人的交通线以有力的打击。敌人虽已占领了芬兰湾的两岸，但仍还做不成芬兰湾的主人。


秋季中的某一天，我们的猎艇带着另一艘猎艇到喀琅施塔得以北地区进行巡逻。在接近前沿的地带上，作为是这一次巡逻勤务的指挥员的阿塞也夫派了另一艘猎艇的助理艇长上岸去，命令他找到陆军方面的指挥部，商议协同作战的问题，陆上人员说，离吉里阿克不远，就在岸边，有一所红色的木屋，那便是芬兰部队的指挥部，假如我们能够将这个“蜂巢”捣动一下，那也不坏。


阿塞也夫下了决心，要奇袭这个指挥部。他从容不迫地把他的计划说给我们听。


“我们要用前线队形驶近海岸。我这艘猎艇上开了火，就算作战斗信号。到了离岸最近的时候，根据旗帜信号，我们便向右作九十度“急剧”拐弯，但仍旧继续射击。假如遭遇到强大的抵抗，那便主动地施放烟幕，驶离火力区。有问题没有？没有吗？那末请把任务传达给全体人员。”


关于突袭的通知在两艇的人员间引起了热烈的情绪；因为，大家对于塔林以及塔林突围战记忆犹新。


水兵们纷纷谈论着：“我有一个提议，先打一个警告电报去，让他们写好遗嘱。”


马达响了起来，我们直向敌人的海岸驶去。


我注视着拐弯的方位，但这个方位好像故意迟迟地不发生变动似的。最后，从云端里透出了朝羊，照亮了如画的海岸。那幢红房子就在海边。一列青绿色的枞树和松树像一座厚墙似的挤在屋后。


方位仪上的那条线爬到目标上了。


“舵向右！航向向北！”


两艘猎艇成了前线队形，直向小屋驶去。阿塞也夫警惕地等待着敌方的射击。


“离岸多远？”


“十二链，”我一面回答他，一面也在感到奇怪，芬兰人为什么这样满不在乎，任我们袭击。好像这个小小别墅里的一切都在沉睡着似的。


我们驶到离岸很近的地方，连露出在岸旁水面上的石头都可以数得出来。


我又作了报告：“离岸九链。”


“用曳光弹，对准红房子……开火！”阿塞也夫发出了命令。


射击声怒吼起来。弹跳出来的弹壳叮当地响着，一颗曳光弹的红点从小屋的屋顶上飞过。


“减少两度……齐射！”


在小屋的面前升起了炮弹爆炸的浓烟。


“速射！”


两艘猎艇的大炮紧密地射击着。


有几颗炮弹打中了这幢房屋。一群穿军服的人从里面奔了出来，于是机关枪手对准这几个慌忙奔逃的人发射了几梭短短的子弹。


已经不可能再往前驶了，因为已驶到了近岸的浅滩。两艘猎艇同时根据信号作了约定的拐弯，沿岸前进；艇尾炮也开了火。对准目标之后，他们用高爆弹作了齐射，离船舷不远起了水花飞溅声。再发了一排炮弹，结果还是一样。我们赶紧改变艇尾炮的瞄准尺码。但是炮弹爆炸地点的移动而是很慢。


我跌跌撞撞地奔到甲板舱，去看炮击距离表。我紧张地翻阅着，找到了所需要的数字，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原来这个数字几乎要比艇头炮上的大三倍。


我向艇尾方面喊出新的瞄准数字，接着便发了命令：“齐射！”


就在那幢房屋的跟前冒起了爆炸的火光。


“呵，好啊！”


排炮继续吼叫着。又有几发炮弹打中了目标。一根浓密的烟柱升向天空。


从岸上发出了稀疏的步枪声，还有一挺机关枪在格格地叫着。我们停止了射击，开始驶离岸边。


在这一次短促的战斗之后，我和阿塞也夫决定将瞄准表尺改造成为按链数划分，并且要改变射击的方法。


不久我们便得到了一个试验这种新办法的机会。

有一次，猎艇在航海运河的掩蔽部分上担任巡逻艇的后援。在堤岸上矗立着一妆引港人的小屋，小屋旁边长着一株大树。某一防空部队的指挥部便设在这幢小屋里；我们的观测兵坐在大树上窥视着巡逻艇和敌人的海岸。


“航海运河：这是列宁格勒市区内沿海港一条运河，船舶进出，必须经过这条运河。——译注。”


说实话，做这件工作而不被忧伤的思想所分心，在开始时是很困难的。大家都记得，法西斯炮兵此刻占据的地方，正是不久以前我们散步的公园。真令人不敢相信，在双筒望远镜中看见的斯特列里宁宫和公园，像红色和灰色小匣子似的“打字机”工厂和乌里茨克的房屋，现在正　集着法西斯匪徒。但是，有什么办法！必须要进行观察，那末才能给予敌人以打击。


我们努力想通盘了解敌人这一防区的结构。这样，便在一张详密的平面图上划上了一些表示哪里是敌人的机枪阵地、哪里是敌人的行军厨灶（以便在他们分发食物的时候给它弄些‘作料’）的记号。


希特勒匪徒们有时拼命对着我们在航线上航行的舰艇射击。在没有船只来往的时候，，他们就向市区开炮。为了我们前线炮兵和海军炮兵将来进行轰击，我们先得查明敌方的炮兵。


防空部队指挥部的首长是一个活跃的上尉，他想用突然的炮火打散向列宁格勒飞来的敌方轰炸机群。


“你不打算射击陆上目标吗？”我这么问了一句。


上尉睁大了眼睛说：“那怎么行！我们的炮队是高射炮队呀。”


正在这时候，在航海运河上爆开了敌方的炮弹，我们周围飞散着弹片。上尉卧倒在地面上。从树上传来了我们的观测兵的声音：“在一百九十四度方位上，德方炮兵在开炮。”


有三发炮弹就在高射炮队旁边爆炸开来。以后又来了好几发。法西斯匪徒们从容不迫地发炮，每一排炮都是作过校正的。


上尉焦灼地咕哝着：“这些混帐东西，在干什么呀！他们想把我们这个炮队打垮，可是这一个炮队还没有发过炮呢。”


“那么开炮回击好了，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我这样打断了他的话。


“您在说什么！我们不能先暴露自己。马上就看出您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指挥员了！”


上尉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中尉同志，请你们放一道烟幕将我们掩蔽起来吧。好不好？”


我下了猎艇，把高射炮部队的请求转告了阿塞也夫。他同意了：别人在为难中，为什么不帮忙呢？


猎艇从运河中开出了出去，放出了一道浓密的烟幕。黄色的烟团在这中午无风的天气中扩张开来，围住了高射炮队。布好了烟幕之后，我们便将烟幕弹投在水里，停了车，看下文怎样。


烟幕并没有多少帮助。法西斯匪徒那三门八十八厘米的大炮仍还完成了试射，接着便从容不迫地对着这一个不幸的高射炮队阵地射击着。


“我们靠近去看看，怎么样？”我叫了起来，接着我便准确地测定了猎艇的位置，在地图上测量出了与敌方炮兵相隔的距离。几秒钟的事，便从表上把基准材料找出来了。


阿塞也夫没有踌躇。


“好，”他说。


我的第一个命令是：“炮向左舷，一百十度……对准那株孤立的大树，用开花弹。”


这株树位于德国法西斯炮兵的左方，乃是一个补助的瞄准点。这样，炮筒和瞄准器便朝着两个不同方向了。炮手们对于这种异常的射击方法当然是感到惊奇的。就是对于我，这种射击法也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我决定等这次实验结束时再作说明。


“齐射！”


大炮同时吼叫起来。我站在甲板舱的舱顶上，用双筒望远镜眺望着。格子的交叉点正对着一个小丘，敌人的炮火便是从这小丘后面射出来的。有两发炮弹在稍稍偏右的地方爆开了。


“移左二度……齐射！”


我们的炮弹就在敌方的几门大炮之间爆炸了。


“打着了！急射！”


“喂，再打……再打！”


希特勒匪徒们的炮有一门不响了。


“嘿！不大欢迎呢！那末再打！！”


希特勒匪徒们又有一门炮不出声了，而第三门炮打算调过头来打我们了。阿塞也夫的手老按在机械传话器上，准备在任何时候开行。


“德国人不欢迎咱们的炮火，那末再加几炮！”我鼓励着炮手们。


在装弹炮手的脸上淌着大颗大颗的汗珠。马留丁已使他那个炮手班中发挥了最高的速射力量。这时候，敌方炮弹爆炸的间隔时间正在逐步扩大着。不一会儿，已经看不见飞溅的水花了。


“停止！”


艇头炮还不大愿意停止射击。冈察洛夫不听口令，继续一发接一发地打着。


“停止呀……停止呀！”


猎艇掉过身来，向引港人的小屋旁边的码头驶去。怀着感激心情的高射炮手们赶紧抛过绳索。


“好样！你们把他们打得真够瞧！”


“多谢你们！我们全队都向你们表示感谢！”


我们感到自己已成了当天的英雄，稍微摆了一点架子说：“同志们，走开点吧！别妨碍我们擦炮。”


“不错，技术设备是要爱惜的，你们要好好照料它。我们给你们拿点上好的碎布来。”


“这倒不坏，”冈察洛夫表示宽大地说。


我们已赢得了二次胜利。我们在控制炮火方法上所实行的改革，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炊事员吉莫菲也夫为了庆祝射击成功，特别做了一顿“皇家盛宴”。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有一瓶从“紧急备用品”里取出来的酒，它是记在阿塞也夫的名下的。炮手马留丁和冈察洛夫被邀请到会议室里用餐。话题一直是围绕着射击的方法像俗语所说的一样：“胃口愈来愈大。”这两位炮手希望有更强烈的弹药，更频繁的射击，还要有其他许多“更大”、“更多”的东西……后来，他们建议，用汽笛声来下达开炮口令。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我们走上甲板，发出了战斗警报，当时就试验了新办法。真的一点也不错：新办法是又迅速、又准确，并且减少了叫喊和争执。

在刚要吃晚饭的时候，德国人又来袭击高射炮队了。这次是从乌里茨克用两门四寸左右口径的大炮发射过来。像早晨一样，法西斯匪徒们队每一排炮都加以仔细的校正。


我们发现敌人的大炮是摆在一所二层砖房附近的旷地上。


希特勒匪徒们这种行为简直只可以称作是一种无耻的举动。我们在炮弹的啸声之下冲出运河，企图用烟幕来阻碍法西斯匪徒的轰击。但是这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敌人的试射已经完毕，每隔十二秒钟就有两枚炮弹落在高射炮阵地的左边。


怎么样，我们决定再来试一试运气。我们将烟幕弹扔在水里之后便回进运河，开始寻找一个适宜发炮的地点。正好在乌里茨克对面的运河上，有一艘未造好的旧军舰的生了锈的船壳。这东西几乎占着运河宽度的一半。我们小心地驶进这条军舰舰舷与堤岸之间的窄小空间中。现在要发现我们便不很容易了。


“艇头炮……齐射！”


炮弹落在法西斯炮队的右方。我作了校正。这一发炮弹爆炸时，说明校正太过了。还要再作校正。我相信，敌人是不会马上发觉我们的；因此不慌不忙地进行试射。作过六次发射之后，我把瞄准目标告诉了艇尾炮，接着便作必定命中的射击。现在，射击声有节拍地响了起来。大家敏捷而专心地行动着。


一会儿，法西斯炮队便不吭声了。我们又发了几炮之后，也停止射击。现在该走开了，否则的话，我们这个立足点便要成为老鼠夹子了。


猎艇刚刚从这条窄道中离开，便有一发炮弹在堤上爆发。希特勒匪徒们疯狂地对着这艘破旧的军舰射击着，显然以为我们的指挥部把大炮架设在这艘寿终正寝的巡洋舰上。


不错。我们又从堤防下面开起炮来。炮弹落下的地位都很对；但是，法西斯匪徒们还没有明白，仍旧对着破军舰在射击。弹片有时也飞到猎艇上，但水兵们都安静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


突然，一声强烈的爆炸震动了空气。在法西斯匪徒炮队的上空升起了一柱带有火舌的浓烟。


我们一点也不明白，直到后来有人叫道：“弹药爆炸了！”那时才恍然大悟。


这是对于艰苦和坚持的每一天学习所给予的最好的奖赏。

几天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件沿敌方占领海岸进行侦察的任务。我预先作好航行测算，仔细地算好了航程的长度，航程中所耗的时间，各个弯航的方位，以及可能的罗盘的校正。由于对可能的敌方炮兵阵地还没有确定的预测，我们还必须进行“地图测绘”，并得仔细地检查烟幕设备。为了要把工作做好，我们还进行了关于遇险警报的学习。


出发的那天早晨，天空上布满密云，飘着阴沉的细雨。


猎艇顺着在航图上作好的航路用低速度行驶着。有一个海角，我们觉得特别不可靠，在距离这个海角还有十分钟的路程时，阿塞也夫发出了战斗警报。当我们已驶过这个海角时，从它上面向北发射出排炮的火光。我在我的笔记本上立刻作上了一个记号。半秒钟之后，在空中发出一阵干响，出现了榴霰弹的烟来。第二排炮使我能够检查一下我所记的方位是否准确。


阿塞也夫加快速度，改变了航行方向。虽然炮手们露出了祈求的眼光，但我们并不还击。猎艇曲曲折地航行着，老是使敌人的试射不能摸准。当方位作了三十度的改变时，猎艇重又向正前方航去。远方一个海角的方位……隐约可见的一座灯塔的方位……炮队的方位……全都已经记了下来。这该是我们在烟幕掩护之下离开的时候了。


在岸上，又有一个炮队在发炮。各种颜色的曳光弹的光道从这个海角上向猎艇飞过来。已经在拐弯时，我又“摸着了”这个自动炮炮队的方位。


我们把烟幕弹扔在水里，隐在烟幕后面，离开了海岸。水兵长作了报告，两舷有六个弹片孔，船旁栏杆上的柱子也打断了。但是人员并无损伤。


驶到航程的终点时，阿塞也夫将小艇掉过头来。我们想要再逗引岸上发炮，以便将第二个炮队的方位校正得更确切些。阿塞也夫命令全体人员戴上钢盔。


我们尚未驶近海角，希特勒匪徒们就急急地开炮了。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便在地图上画上了新的方位线。但是，我却在等候敌人自动炮炮队的射击。阿塞也夫帮助着我，与炮弹作着“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当弹道成束地向艇头飞来时，他便将猎艇的速度提到顶点；敌人如果按照猎艇的速度而作了校正时，阿塞也夫又把速度降低来作弄敌人。


“向左三十度！”这样，一排炮弹便在猎艇的上空飞了过去。


“向右六十度！”这样又躲过了：敌人的整整一排炮弹在不到猎艇的地点上爆炸开来了。


热烈地协助着阿塞也夫的，有什么都看得见的信号员斯列波夫，技术高超的舵手贝莱伊，与上部所发生的一切隔绝着的“马达的灵魂”。集体的协同使猎艇成为不可摧毁的了。


出乎意外的，在艇头正前方激起了一柱高高的水花；第一个炮队终于试射成功了。大量的海水飞溅到猎艇上来。受了这一个意外的淋浴之后，我抖了抖身子便奔到方位仪跟前。现在必须尽速测定和记下有标记地点的新的罗盘方位。


我们借着烟幕的掩护驶向离岸相当距离的地区去，这时候，我便在地图上记下了两个炮队的地位和猎艇自身的位置。一切都很好；但我觉得，为求有十足把握起见，我还得作一次测算以便获得检验方位。


“哦，你们领航员就是这样。永远是怀疑的。好吧，再跑一趟吧，”阿塞也夫笑了起来。


在第三次中，猎艇像蚊子一样纠缠不休地嗡嗡叫着，出现在海岸炮兵阵地的炮口面前。敌人给惹得气急了似的。在这两个炮队之外，又添上了第三个炮队。这个炮队的重炮并不常常发炮，但一发炮弹就可以打沉比我们这艘“小蚊子”大五倍的军舰。好像有一只大蜘蛛从岸上吐出了几十根蛛丝，一定要把这只纠缠不休的蚊子缠住似的。由于水花高溅和炮弹的爆炸，我们周围的海水好像在沸腾一样。但阿塞也夫机灵地应付着，直等我获得了检验方位，并且将第三个炮队的方位也记下来为止。


一切都圆满结束：榴霰弹碎片只打坏了艇尾的舷板，以及我的那顶挂在指挥桥上的挂钩上的钢盔。


我们拍发了无线电报，报告侦查的结果，接着便回到巡逻线上，停车飘浮在水面上。


观察员们手里离不开双筒望远镜，老在守望敌岸、水面和天空；但是，一切都是空无一物，静悄悄的。这时候，又飘起细雨来，使人发生一种凄凉的情绪，同时视野也缩小了，只可望见几十公尺之内的东西。海岸是隐没在灰色的雨幕后面了。


阿塞也夫命令进行水中听音作业，以便观察这地区以外的情况，但就在水中，也是一片沉寂。


……紧接在短促的秋日之后，到来的是漫长的黑夜；在这种秋夜里，冰冷暗黑的海水与同样冰冷暗黑的天空交溶成一片。


第二个昼夜的天气与第一个昼夜一样，第三个昼夜又与第二个昼夜一样。这样，我们虽然位处在离任何一边限制我们航行地区的海岸只有几分钟行程的地点，但是，我们竟不能在这一小块水面上测定自己的位置。这是可恼而又可笑的……到了第四昼夜，细雨才停住了。我们这才作了测算。猎艇正好位处在海湾的中流。


雨住后一小时，天空上传来了马达的吼声，接着出现了我们的轰炸机群。这批飞机分成若干组向芬军所占的海岸飞去。突然，飞机改变了航行方向，直向有炮队曾向我们发炮的那个海角飞去。一会儿，我们的飞机已飞在敌人的头顶上了……再过一秒钟，我们看见高高向上飞起的泥土所构成的喷泉和爆发的黄色的火光，接着就传来了一连串低沉的爆炸声。

第八章 朋友们的战绩
我们从巡逻回来之后，在基地上听到了一些新闻，我们的联队中编入了几艘新的猎艇。波柯夫被任命为其中一艘猎艇的艇长。索柯夫洛夫被调去充任扫雷舰的舰长了。接替他的人是阿塞也夫。


“那末我的猎艇呢？”阿塞也夫问道。


“您的猎艇，由切尔尼谢夫……”


我要坦白说，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愉快的心情，马上被再度出航执行巡逻任务的命令罩上了一层暗影。在我前面的是令人困倦的、无声无色的、夜以继日地在水面上漂浮的生活。我心里不高兴地想：“有的人运气真好，波柯夫刚刚任命为艇长，就去带领潜艇出航了。”


海湾的两岸已出现了薄薄的冰片。清早的寒气在飞翔中将水花变成刺在皮肤上很疼痛的坚硬的细针。每天早晨，我们都是秘密地盖着冰层回到基地来的。这一层白色的亮晶晶的冰甲掩覆了猎艇的船舷、甲板和甲板舱。我们的小型钢炮和机枪，已发胖起来，变得像是威风凛凛的炮塔了。无线电天线看来像是由大大小小冰柱所构成的花冠。混身包在栓木和皮外套中的前方暸望员，身上满布着籁籁作响的冰甲，常常被冻牢在甲板上和栏杆的绳索上，而不能自由转动。载着这样的暸望员的猎艇就像童话中的冻住小熊的冰山。


这真是一种糟糕不堪的特殊的情调！！这种情调中包含着在列宁格勒到喀琅施塔得的航路上“守夜”的艰苦生活。水兵们在接了班二十分钟以后，身上便没有一根线是干的了。下班之后，人人都得走上同一条路，那便是走进“生活服务部”去，这就是说，上轮机室去；在那里，混身湿透、打着寒颤的疲乏不堪的人，可以在开动着的火热的马达旁稍稍烤一烤干，休息一会。


薄薄的木头舷板不能把暖气保存在低舱中。在底舱中所造成的条件是凝聚着大量的水蒸汽。保存在底舱里的全部衣服以及床上用品，全都被潮气浸湿了。有时侯会从甲板上落修骤雨，于是铺上便成了水塘，在这种时候，各种设备和武器便需要多加注意和细心照护。然而，全体人员仍旧没有抱怨过工作的辛苦和生活的不便。因为，在我们背后屹立着处在紧紧包围中的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居民的生活是艰难困苦。


希特勒匪徒们因为要报复在前线上的失利，每夜都在列宁格勒城里扔下数十顿的强烈的爆炸弹和燃烧弹，还用大炮猛轰着。这里，已没有前方后方的区别：城中每一个居民都是战士，都是这个城市的保卫者，每一个战士也都觉得他是列宁格勒人。


这时候，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在执行撤退汉哥半岛上的卫戍部队的任务。按照最高总司令部的决定，汉哥半岛上的英勇战士，将充当列宁格勒的保卫者。


舰队又须在各种极困难条件下强行驶过敌方布雷区，在芬兰炮兵阵地旁边通过，还得击退德国鱼雷艇的袭击。护送它们的，每一次都是不大的、但是能吃苦的“海上猎艇”。十一月初，我们的固定搭配者，马卡连柯的那艘猎艇，随同舰队出发上汉哥半岛去了。加夫里柯夫一直还在那艘猎艇上服务。


到达汉哥半岛之后，艇员们为了躲避炮击，躲在一个岩岛后面。在这里可以休息，可以作返航的准备。


十一月七日那天，全体人员集合在甲板舱里收听斯大林的讲话。莫斯科转播着领袖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录音。芬兰各无线电站在空中满布了尖叫声和猪叫声，企图扰乱各国人民所爱戴的领袖的宁静而镇定的声音。这样便不得不使用逻辑将那些在不可思议的尖叫声中听不清楚的字句填补起来。


斯大林的思想是清楚明白的，语言是明确的：


“……希特勒寇军屠杀和蹂躏我国和平居民，甚至不放过妇女、儿童和老人。……”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捍卫祖国的荣誉和自由，奋勇击退兽性敌人的攻击，作出英勇无畏的模范，而使敌人血流成河。……”


“说到我们了，”一个年青的信号员高兴地说，“说到海军了……”


“你别作声！”猎艇的党小组长打断了他的话。“说到了海军，这就是说他相信咱们……他知道，苏维埃海军是不会骗人的。”


“那末就应该证实一下，”马卡连柯的语声传了开来。“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接着，又听见领袖的声音了。


“……可是敌人并不因遭受损失而止步，他一点也不珍惜自己兵士的鲜血，竟派遣一批批的生力军来代替已被击溃的部队，并倾其全力以图在冬季到来之前夺取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为他知道冬季对于他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敌人永远也看不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就像他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


“这话一点也不错！”


“瞧，我们马上就要把汉哥半岛的部队送到列宁格勒了，那时候，法西斯强盗只有死路一条了！”


“……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来进行歼灭战，那他们定会遭受到这样的歼灭战的。今后我们的任务，苏联各民族的任务，我们军队和我们舰队战士、指挥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把那些以侵略者的资格侵入到我们祖国领土上来的一切德国人，歼灭到一个不留。对德国侵略者决不留情！”


“对呀！”几个人异口同声喊起来。


甲板舱里的鼓掌声和欢呼声与会议室里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打成一片。


芬兰各电台疯狂地扰乱着。这是一种可怜的企图。全体苏联人民，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反复地说着的话，难道是“无线电的猪叫声”能够压倒的吗！


报告的结束使兴奋的人的脸上红光四射，使人们的眼睛发亮，使人们的心脏更快地跳动起来。


“……为完全粉碎德寇而战！……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人们互相握手，互相拥抱。从前存在人们心中的一切东西，有时是不完全明白、不完全确定的东西，如今变得完全明确了。


舰队在斯大林同志的历史性报告的鼓舞之下，从汉哥半岛返航。马卡连柯的猎艇负责向跟随在它后面航行的舰艇警告浮雷的出现。水兵们都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坚持站在冰冷的水花的喷发溅之中，注视着黑夜。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艘军舰沉没，那便是使列宁格勒前线上减少了好几百个有经验的、经过锻炼的战士。

当我想到一贯爱好自己工作的加夫里柯夫时，我想象他半夜三更怎样站在甲板舱里在航行日记的新的一页上书写着。


“芬兰湾，十一月八日，星期五。”


“时间：零时零分。我们编在航队里从汉哥半岛驶回列宁格勒。我们在队列中所处的位置是在航队头一舰前面二链。我们已越过尤沙里岛的子午线了……”


以后，他跨过甲板舱的恒木，冲着猛烈的风，爬上舰桥，为的是按时去接替艇长。


带有闲味的水花热辣辣地打在脸上。一个人的声音从黑暗中传出来。


“水雷！艇头正前方！”


“舵向右正对船舷！信号员，通知各舰：‘航路正中有水雷！’”


发出命令的同时，加夫里柯夫将机械传话器的把手扳到“全速后退”，并召唤艇长上来。


马达轧轧响着，猎艇缓慢地向后退去。艇头左方约三十公尺的样子，有一个黑色的球状的东西在波浪上滚动着。在后面，则有一艘驱逐舰直向猎艇驶来。


“‘航路正中有水雷’的信号已传达完毕，”信号员报告着。


“怎么一回事？”在暗中氜来了从甲板舱里跳出来的马卡连柯的声音。


“就在航路上发现了水雷。”加夫里柯夫向他报告道。


“真糟糕，我一点也没有看见，”马卡连柯骂了一句，当即命令道：“传达到后面去：‘航路正中有水雷！’”


“已经传达给驱逐舰了。”加夫里克夫回答说。


“好家伙！现在得随时报告情况了，不然的话，我在黑暗里是应付不了的。”马卡连柯接着说。他努力仔细地向夜雾中探视着。


“真有！”


加夫里柯夫将视线从驱逐舰的黑影上移到那个在浪头上翻滚着的黑圆球上，驱逐舰的轮廓是逐渐在增大着，每一秒钟都长出一些来。驱逐舰没法象猎艇那样迅速地制止住运动的惰性向右躲去。驱逐舰与水雷的距离是愈来愈近了。加夫里柯夫向驱逐舰和水雷又望了一眼之后，他明白这艘驱逐舰快要触雷沉没了。在回航中，驱逐舰的尾部正好会撞在水雷上。


“艇长同志，驱逐舰没法躲过水雷了！……”


“向前冲！”


……


不远的爆炸震撼了驱逐舰的舰身。水花和飞沫大量地溅在站在甲板上的兵士和水兵的身上。战士们都默默地摘下了钢盔。


马卡连柯的猎艇有一部分人员这样英雄殉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特别痛苦的是听到朋友的死耗。有好几个年头我们和加夫里柯夫过着共同的生活。真不愿意相信，这个急性子的、热情的伏洛佳已经不在人世了。


加夫里柯夫的死使我感到，我们“四君子”中的其余二个人——伐尼亚·波柯夫和米沙·阿莫辛，对我是更为可贵了。那时我应该移转到列宁格勒去作冬休，但是波柯夫不在基地上。他还在担任保护潜艇的勤务。直到我要出发的那天，他才回来；于是我知道了下面这一个故事。


在船队签名走的是两艘扫海舰，接着是两艘潜艇，航队两旁是几艘海上猎艇。波柯夫的猎艇位处在左方，比第一艘潜艇稍往前一点。在猎艇上有小队长波恰诺夫和政治委员斯吉邦·斯吉邦诺维奇·柯切杨。


夜间，不大的、可是沉重而且寒冷的海浪，有节奏地拍打在船舷上。投弹班长听见艇首左方有柴油马达的声音，于是就报告了波柯夫。


是！”波柯夫说了之后便把钢盔除下，以便听得更清楚些。从西南方真的有柴油机的轧轧声传来。


波恰诺夫向船队作了警告，并命令迎着那声音驶去。他发现了敌人之后，便要用战斗缠住敌人，好让潜艇安然地在水底下驶开。


“波柯夫中尉！”柯切杨镇定地说。“潜艇是必须驶出去击毁德国人的交通线的，请您记住这一点。”


政委这是在对艇长说话，但是，全体人员全明白，他是要全体人员都记住这一责任重大的任务。


“艇首正前，有黑影五个！”信号员叫喊着。


波恰诺夫和波柯夫几乎与信号员同时看见了那几艘法西斯匪徒的小艇的拉长了的黑影。这几艘小艇是一艘接一艘地向护航队横切过来。


“按照罗盘，向右真四十五度！”波柯夫发出了命令，他改变了航行方向，准备战斗。


“左舷四十五度，对准敌艇……射击！”


大炮吼叫了。火光把所有站在甲板上的人的眼睛都照花了。发过炮之后，夜显得更为黑暗。投弹班长用机枪打出了两梭长长的子弹。艇尾炮也发了炮，接着又是艇头炮发炮，猎艇上的炮的吼声和机枪的有节拍的格格声汇合成为一阵紧密的轰鸣声。战斗地区被炮弹弹道和密集的机关枪弹照射得通明。从猎艇上望出去，可以辩别出几艘敌舰的高大的白色舰身。从敌舰上抛出了鲜红的弹道线，与我们这艘猎艇的白色弹道线相交织。波柯夫遵照波恰诺夫的计划，直对着敌方为首的一艇横切过去。它们二者之间的距离，最后缩短到只有一链了，于是，大炮便用直接瞄准射击了。


艇头炮的炮长已倒在甲板上了，瞄准员用手护住血污的脸，靠在甲板舱上。水兵长洛巴诺夫奔到炮座跟前，接着又有一批炮弹没头没脑地落在敌方的头一艘的小艇上。一颗炮弹在敌艇的指挥桥上爆炸，另一颗炮弹的弹道正好射在艇舷的吃水线上。


投弹班长抓住机枪，用长串的机关枪对着第二艘法西斯小艇射击。这几梭子弹的弹道都贯入了敌艇的艇舷和上层的舱室。敌艇的船舷上蔓延着迅速移动的火花，在艇尾后面可以看见一圈圈的烟。


“弹药！”投弹班长叫着，但是没有人将弹药拿给他，弹药搬运员手上捧着一匣子弹一动不动地躺在甲板上。


柯切杨从指挥桥上跳了下来，抱起子弹匣送过去，接着便守在这个第二机枪手的岗位上。机枪重新又吼叫起来了。


再打了几排机枪和几发炮弹之后，那几艘德国小艇一下子都躲到浓密的烟幕后面去了。


投弹班长放下机枪把手，马上笨重地倒在甲板上；在战斗时，他的腿已经打断了。


柯切杨叫来了救护员，帮他端正好夹板，将这位勇猛的班长的腿包扎好。


瞄准员坐在轮机间的舱口上。他用绷布压在脸上。


“眼……正打在眼上……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摇摇晃晃地反复说着。


波柯夫回到指挥桥上，报告波恰诺夫，军械设备都完好无损……二人阵亡，二人重伤。


助理艇长报告了赶上去与船队连接起来的航向。在猎艇艇首旁边又响起了波浪的骚音了。


还不到十分钟，突然发生了一下剧烈的爆炸，将波柯夫抛了起来。……这位中尉的背撞在机枪上，眼前是一片漆黑。


波克夫清醒过来的时候，四周是静悄悄的。在他上方的天空上有星星在闪耀。


“我为什么躺着？为什么马达不响？发生了什么事故？”波柯夫中尉试着爬起来，差一点翻出舷外去；政委的有力的手恰好就在这时候抓住了他的肩膀。


“小心！别作剧烈动作！”


波柯夫由柯切杨扶着，站了起来。他的膝盖籁籁地、不断地抖着，脚跟和腰部都在作铜。眼前有五彩缤纷的小圆点在飞舞。波柯夫困难地换着步子，向甲板舱走去，接着便惊讶得站住了：怎么在甲板舱后面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炮，也没有甲板呢。


柯切杨扶着波柯夫走到轮机室的舱口跟前。在轮机室里，机械员彼都柯夫和轮机员们站在齐膝的水里，用锲木和布片向马达下面填塞。在隔壁舱里，轮机班长用着铁棍在努力撬动一架破坏了的辅助马达，企图把它装置起来。现在，全体人员的生命都系在这部马达上了，假如把这部“活轮儿”（水兵们是这样亲热地称呼这部马达的）装好，那末便可以将舱里的水抽出去，可以开动其余的马达，也可以拍发关于出事的无线电报。


一列水兵已经用水桶将会议室里的水拍了出去。水兵长和炮手们在制造木筏。助理艇长在领导填塞艇身上的孔洞。波恰诺夫在指挥桥上领导着维持猎艇不沉的斗争；波柯夫依照他的命令，走到无线电室去。


“中尉同志，收报机是完好的，”无线电员法拉丰诺夫报告着。“没有收到拍给我们的无线电报。经过检验之后，确定发报机是损坏了。现在必须在有电流供应的条件下再作检验。”


无线电员发觉艇长脸上的血，便掏出自己的干净的小手帕给他擦干净，同时又问道：“猎艇好象只剩下不多的一部分……我们会不会马上就沉下去了？”


法拉丰诺夫相信，猎艇马上就会沉没的，但他并不离开他的岗位。


“我们还可以游一会呢，”波柯夫回答他。“请您在电流通过时检验一下，不过不要压住电键。请您马上给我一张空白的电报纸。”


波柯夫中尉迅速地用密码拟好一封电报，交给无线电员说：“请您在得到我或政委的命令时拍发出去；或是，或是，假如到了最后关头，那末您就自动拍出去好了。明白吗？”


“完全照办，明白了。”


“在拍发的时候，请您自己填上约定的代号。艇上的文件请您准备好销毁。”


“是！”


这时候，法拉丰诺夫拉开了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块镜子的碎片递给波柯夫。波柯夫吓了一跳：在镜子里映照出的是一个乌黑的、不认识的脸庞。嘴角撕破了，鼻梁压断了，眉毛也切破了，半只眼睛睁不开了；这样，就使得他的脸认不出来了。


波柯夫归还了那片镜子，走出无线电室，这时候他才感到鼻梁上和眼睛旁边有点痛。浑身感到软弱无力。

波柯夫倚在桌子上，开始观看航图，并作着最后的决定：猎艇的艇首炸掉了，马达都浸在水里，辅助马达也损坏了，敌人就在几哩外面，但是到我方最近的岛屿却有几十里路远。其余几艘参加护航队的猎艇，都负有保护潜艇的责任，现在是不能给予什么帮助的。


助理艇长的报告是不很愉快的。原来，主要罗盘在爆炸时已飞出舷外，甲板室的驾驶罗盘则炸坏了。虽然作了一切努力，猎艇的下舱仍还浸在水里。助理艇长已命令编造木筏，将食物和武器搬载在木筏上。


“知道了，”波柯夫回答，“您可以走了。”


他一个人留着，从内衣口袋里拿出党证打了开来。党证的纸张上印上了刚才撞在机枪上的痕迹，并且稍微有些潮湿了。在那张小小的相片上有一个双眉紧锁的剃光头的少年。当时，他也是困难的：他是用顽强的劳动和不眠的夜晚争取到斯大林助学金的，这只有少数几个朋友们知道。相片的右方是学校里政治部主任的签字。政治部主任将党证交给他的时候对他说：


“你必须诚实、正直、坚强，这样你才可以争取到自己所应有的东西。党永远会帮助你，给你指出正确的道路。世界上没有一个堡垒是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克的。”


“不错，他是对的。绝境是不会有的！”


这时，从传话筒中传来了信号员的声音：“艇长同志……海里有人在叫唤……”


波柯夫将这一个红色的小本子藏好在单制服的胸袋里，迅速跨过甲板舱的横木走出去。他屏止呼吸，向静处倾听。


“这……里……呀！……”


这叫喊声虽然微弱，但是听得相当清楚。


“水兵长！把救生艇放下去！”波柯夫命令着，接着他问站在舷旁的水兵们。“谁去？”


“我！我！我！”有好几个声音同时响起来。


救生艇离开了猎艇的船舱，消失在黑暗中。


波柯夫走到轮机室的有亮光的舱口，召唤机械员。机械员彼都柯夫报告说：“中间一部马达的转轴卡住了，不能转动，两旁两部马达浸在水里，要等水从舱里抽完之后才可以检查。辅助马达已经装好，再过几秒钟我们就可以将它开动了。”


“把水　完得多久？”


“四十分钟的样子。”


“舱里弄干之后，一切都弄好，检查马达，又得多久？”


轮机员耸耸肩。


“这很难说。马达损坏得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根据初步检视来判断，总得一小时半到两小时。”


波柯夫算了一算。


“这样说来，连抽水算在一起，一共得三个钟头的样子。”


波柯夫瞧瞧夜明钟的表面，时针指在十二点差一刻上。


“就是这样吧，彼都柯夫同志，”他说，“我给您两个钟头，搞好一切。否则的话，我们来不及在天亮以前开走，那末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知道了，中尉同志。”


彼都柯夫的脑袋消失在舱口里了。总政治指导员柯切杨跟着他走了下去。


柯切杨告诉轮机员们，轮机班的机械员请求艇长给他三个钟头，把马达弄好；艇长答应了两个钟头。


“你们多节省一分钟，拯救这艘作为是我们舰队的战斗单位之一的猎艇的机会，也多增加一点，保存你们自己的生命的机会也多增加一点，”他这样解说着。“而你们，乃是列宁格勒的保卫者！因此，你们更应该缩短艇长所规定的时限。好吧，工作吧！”


在辅助马达的抽水之下，水兵们同时还用水桶开始排水。


当划手的沉重的呼吸声已可听到的时候，波柯夫一直还坐在舱口上。


“接住绳子！”听到水兵长的声音。


大家费力地把一个浑身湿透、牙齿在打战的水兵拉到甲板上，接着便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


波柯夫和波恰诺夫不时地看表。工作的进度是缓慢的，但是离天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波柯夫忍耐不住这种痛苦的等待，他走下甲板。在　干了的那一间舱里，轮机员们正在把马达上的螺栓扭紧。彼都柯夫在忙着收拾气化器的过滤器。


“喂，‘马达的灵魂’，时间不多了。快把它弄好吧？”


“艇长同志，再二十分钟就弄好了。我们还要换一换发火栓，那已经从中间那部马达上拆下来了。过滤器已经洗好，只剩下装配工作要做了。”


“好，我等着听到你把机器安装好的报告，”波柯夫用这套官腔掩盖住他内心的高兴；但是，对小队长和政委他却兴高采烈地报告道：“他们要求三个钟头，我虽然知道，这工作得搞四、五个钟头，但我只答应了两个钟头。可是，他们只用一个多钟头便把机器搞好了。这些小伙子真棒！”


从轮机室里传出了一阵螺旋钳的声音和不很响的敲击声。在无月的明朗的天空上，有星星在闪耀。


波柯夫背靠着罗针箱思索着：“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在战斗的当儿，我们离开护航队适得其到哪里了呢？后来又飘到哪里呢？……周围一座灯塔、一点灯火也看不见的时候，怎么测算呢？……如果所有的罗盘全不能用了，怎么决定所需的航行方向呢？……星星……见鬼！怎么可以把星星忘了呢？我们的祖先都已经知道根据星座来测算航程的了！”


“艇长同志，马达修好了。可以试车吗？”传来了彼都柯夫的声音。


“好！开起来吧。”


机械员的头藏入舱口里去了。在甲板上，大家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候着马达最初发动的声音。由于紧张，波柯夫的头又痛起来了。


空气的骚动声，磁石发电机的呜呜声……接连传出来了；海面上响起了马达的吼声。


“接上灭音器！”


原来在这种沉寂的环境中，马达的吼声在敌人盘据的海岸上都可以听得见。心剧烈地在跳动着。波柯夫瞧瞧表：轮机员们节省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

机械员又在舱口出现。


“马达已做好准备可以接受负荷了。用倒车走吧？”


“好的，”波柯夫同意了，但要求他特别注意连接的离合器，因为这些离合器是不能指靠它们打长时间的倒车的。“万一发生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请您马上减低转速，采取必要措施，并且报告上来。”


他转身向小队长波恰诺夫说：“准予行驶吗？”


“好的！”


波柯夫扳动机械传话器的把手，先扳在“低速后退”，过了一会儿之后，扳到“中速后退”。猎艇复活了，整个艇身都颤动起来，开始向祖国的海岸驶去。右方垂直线上闪亮着明亮的北极星，这是无罗盘的船只的唯一的领航者。


早晨四点，西方传来了柴油机的轧轧声，接着出现了几艘大舰的黑影，在向猎艇赶来。


瞄准手们守在瞄准器旁，将机枪和尚还完好的一门炮对准为首的一艘船的黑影。波柯夫挺起身来，把面转向艇尾。


他宣布，最困难的考验已经在面前了。波柯夫中尉对于他的艇员们是信任的，他相信，艇上全体人员不会使海军，使列宁城的保卫者的荣誉蒙受耻辱的。


“我们要再强调一遍，”他说，“波罗的海的海军人员是宁可死于众寡悬殊的战斗中，而不愿蒙受被俘的耻辱。我们要战到最后一口气！战到最后一颗子弹！活着的人便得将猎艇炸毁。助理艇长，将猎艇作好爆炸准备！”


“是，将猎艇作好爆炸准备！”


“水兵长，将国旗钉在旗杆上！”


“是，钉好国旗！”


波柯夫俯身对着传话筒，向无线电室叫道：“拍出电报！销毁文件！”


柯切杨握住波柯夫的手。他感动地说：


“好样的……做得对！真正的共产党员便是这样做的。”


总政治部指导员走向炮手班，站在装弹员的位置上。在他服海军兵役的年代中，这是他的专业。


“同志们！要象布尔什维克的样子，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他说。


“对啊，政委同志，让他们认识认识波罗的海战士吧！”


波恰诺夫和波柯夫并排站着。


“好吧，我们开始吧。”他发言了。“开火。”


“请您准许稍等一等：让他们走近点，我们可以用直接瞄准射击。每一发炮弹都可以打在目标上。”


“好。”


黑影迅速增大起来，柴油马达的声音是愈来愈响、愈来愈清楚了。一会儿，已很近了。


“对准为首一舰！……直接瞄准！”


“艇长同志，这是我们的扫雷舰！”信号员用尽全力叫了起来。


波柯夫定睛细看，不错，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了，驶来的正是已将潜艇护送出去的扫雷艇。


“发出招呼信号！”


信号灯闪照起来。从扫雷舰上发来了回答：“停车！”


于是，波柯夫俯身对着传话筒叫道：“电报作废！文件不要销毁！”


十分钟之后，一艘扫雷舰驶靠猎艇，抛过了绳索。


我怀着不能掩藏的欢愉和自豪的情绪望着我的好友，望着他的受了伤的脸和斑白的头发，想着：“我能不能象波柯夫，象加夫里柯夫那样行动呢？”

第九章 被封锁的冬季
严冬很早便到临了。厚厚的冰层封锁住了涅瓦河，街道上堆起了高高的雪堆。


猎艇一艘接一艘地被拉到堤岸上，以便进行冬季修理。十一月十五日，轮到我们的猎艇进行修理了。水兵们用铁棍和撬棒在冰面上敲出一道沟来，系上绳索，用手将猎艇推到滑车上。


“抬上点！……稍微抬上点！”


载着猎艇的滑车慢慢地爬上岸去。从艇身上淌下来的水，立刻凝成长长的冰条了。近傍晚时，我们的小艇已经安顿在修船的浮椿上；要待整整一个冬天呢！我们有点难过起来：我们，连船带人，就这样与海洋失去了最后的联系。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我们花了两天功夫，将马达和机件从猎艇上拆卸出来，把它们安放好之后，我们就搬到瓦西里耶夫岛上的冬季营房里去。离开猎艇时，我在会议室的食橱里找到一满罐精炼的牛乳咖啡，就拿来作为“后备品”。在我的防毒囊中有两条巧克力糖，那是在某一次航行之后余下的。这就是我的“紧急备用品”了。


列宁格勒已进入了严酷的被围状态。许多房屋的墙壁弹痕累累，好像生了麻斑一样。一些用胶合板蒙上的窗户像没有眼珠的眼眶似的瞠视着。在街上只能偶尔看见几个女人或男人，而且都是在军队里服务的。站在街上的民兵们肩上都背着步枪，腰上都挂着钢盔。


芬兰湾岸旁那些空旷的、发着空洞回声的穹形的冬季营房里，又暗又冷，水兵们放下背囊，便布置房屋作为过冬的住处，按照习惯把房间称作船舱。宽大的窗户上蒙的是胶合板和毡子，只有在角上还留着小片的玻璃，冬季微弱的阳光是几乎照不进来的。轮机员们弄到了一个空铁桶，做成一个小炉子。


晚间，我上我的水兵们那里去看看他们，就好像回到石器时代一样：四角黑洞洞的穹形的小房间，就像是洞窟一样。罐头筒做成的原始油灯用微弱的光芒照着这个洞窟。灯盏中掺杂着的煤油冒出浓厚的煤烟来。水兵们穿着大氅坐在炉子边，默默地注视着发出毕毕剥剥声音的木柴。


“这样子是不能长期忍耐下去的，”我想着，“不好的食物、寒冷和肮脏，都会引起疾病，使士气低落，体力衰退。维生素不足，再加精神萎靡，可以引起坏血病。……不行，这样是不行的，……应该要斗争！”


“喂，弟兄们，干嘛发愁？”我坐下来说。


“在城里怪不好过的，”贝莱伊低低地回答道。


“我们离开这里才半年，想不到这里的情形这样不好，”吉莫菲也夫说起来了。“今天我妈妈来找我，给我一百二十五公分的面包。……那种面包，你们应该见识一下才好，那简直就是糠和化学纸浆……又重，又湿，简直是一块湿土！我把我自己的口粮给她，可是她不肯拿，只是说：‘我的好儿子，多谢，好儿子……’要想哭，可是眼里没有眼泪，哭不出来。”


吉莫菲也夫用手掩住了脸，这时，从暗处传来了斯列波夫的声音：


“昨天阿莫辛的艇上的信号员的家里，落了一颗炸弹，把他的母亲、父亲和两个小妹妹全埋了起来。房屋就像是一堆瓦砾，连掘都掘不出来。”


对于大家本来应该给他们一个回答，或者是应该鼓励他们一下。但是，说什么好呢，怎么说好呢？我已有三个月没有从莫斯科接到家信。这时候，德国军队已攻下了莫若伊斯克、波德索尔涅奇诺伊、雅赫罗玛，而迫近斯霍德尼亚。斯霍德尼亚是离莫斯科只有三十公里的一个避暑的地方，我的整个童年，几乎完全在那里度过的；眼看它也要给德国人占据了！现在，我的父亲在哪里呢？母亲在哪里呢？兄弟在哪里呢？


我的痛苦的思想为愤怒和仇恨所代替了。


“不错，城里是很困苦的。……也许，还会更困苦；但是，我们的精神不能消沉下来。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迅速地突破包围，将德国人赶出列宁格勒，并且把他们从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完全赶出去……”


“我们的精神是不会消沉的，”贝莱伊打断了我的话说，“只是不明白，我们待在营房里，怎么能把敌人赶走呢？”


“这里有马留丁和冈察洛夫，我们的炮手，他们是可以帮助前方的，可以用大炮打德国人，”伊凡诺夫也插进来说。“在海岸火力点上，还继续在作战，我们却好像要等到春天才能出去打仗呢。”


“我们就像那些猎艇一样，给收藏起来了！”加夫里洛夫咕哝着说。


“假如去打游击，那多好！”吉莫菲也夫热情地叫了起来，他的黑眼珠里闪着亮光。“那末我可以把那些德国鬼全掐死……用牙齿把他们撕得粉碎！……只要活着，我就要打下去，打下去，打下去……中尉同志，放我去参加游击队吧。”


人们活跃起来，骚动起来了：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主意想得不错。这把我的心也打动了。


别洛波克挺直了身子，挥舞着两臂，急躁地批评吉莫菲也夫说：


“你怎么了，你拿我们不当人吗？你以为我们不如你吗？‘打游击去，打游击去……我可以把那些德国鬼全掐死，我可以把他们撕碎！……’那末我们呢，照你想来，我们是些什么人？你这个个人主义者！……你在海上航行过了，可是没有学到什么。”


吉莫菲也夫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


“不对，照我看来，应该要有另一种做法，”别洛波克向大家说。“我们应该组织起来，把我们全体人员组织成一个游击队。”


“对哇……不错，……这主意出得真好，”周围许多人都这样叫起来。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有经验的，机警的……我们可以到敌人后方去把事情搞得轰轰烈烈。你们想想看，我们这里什么专门人才都有：有轮机员、电气匠、射击手、机枪手、设雷员……假如夺获到一辆法西斯的坦克，我就可以把这辆坦克完全装备起来。”


斯米尔诺夫在整屋子的骚动声中跳上了铺板，举起手来：“安静些！……安静些，兄弟们！”


大家都不作声了。


“假如你们加入了游击队，这也并不等于说，马上就可以打游击了。……应该先有一个纪律……”


我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


“每一个部队，包括游击部队，都应该有秩序，有指挥员。我现在建议，请我们的中尉同志来当游击队的指挥员。”


于是，人们又骚动起来了。我站起来说：“你们对于我的信任，使我感到非常荣幸。这先要谢谢你们；可是，请你们别忘记，你们还不是游击队员，我也还是一个艇长。大家请坐下来。”


大家都在炉子旁边的床铺上坐了下来。


“在去参加游击队之前，总得先学习一下。我们得好好地研究步兵的武器；但是可惜得很，你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步兵的武器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得熟知可以卤获来的武器。我们得很好地知道爆破作业，善于爬行，学会进行白刃战，判断地形，还要学会其他许多东西。所以我要建议，从明天起，我们开始来学习这些东西。游击队员应该是最坚强的，灵活的，刻苦耐劳的，能够忍受任何长途行军的艰苦，并且不怕严寒。关于必须作早操的命令，至今也仍还是个命令；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还得更加努力做早操；要知道，每一个身体不好的、孱弱的、没有经过锻炼的人，在部队里只会成为负担。”


我们一直谈到吹熄灯号的时候。


最后，大家都就寝了，我也上军官舱去准备就寝。各猎艇的军官几乎全部住在这间充满着炉烟的又大又冷的房间里，然而，这房间还只被占据一半，因此便显得更其冷了。阿塞也夫、阿莫辛、和我的铺位是并排的。当我盖上被窝的时候，被单像是一层新冰似的籁籁地响起来。我牙齿打着冷战，把水兵们的心情说给他们听。尤里·费多罗维奇和阿莫辛告诉我，几乎每一艘猎艇上的人员都作过这类的谈话。

早晨，领导上召集全体军官开会。对我们宣读了一道关于合并为一个联队的命令。全体军官和联队的领导机构人员会了面；领导方面交给了我们一些冬季的基本任务。在封锁的环境之下修理猎艇，是于作战一样重要的。以后提出了一项任务：充分训练猎艇上的全体人员，以便能在陆上前线作战，维持市区的革命秩序，并能在海湾方面担任防守。此外，我们还得钻研过去的航行的经验。当场宣布了修理猎艇的计划，训练水兵的计划，以及举行关于战争经验讲演会的日程。关于要将我们使用到陆上前线这一问题，分队长回答说，目前还没有这个必要，但我们应该作充分准备。


会后，我们这一小队的军官们聚集在指挥部的房屋里，商量完成这些任务的具体办法。大家推派阿塞也夫给水兵们讲授怎样使用步兵的武器——步枪和自动枪；阿莫辛担任讲授地形学和“步兵战斗条例”；我担任讲授工兵作业和爆破作业。各猎艇的人员改编为班，排，连。从第二天起，便得按照作业时间表开始学习。


第二天，我们分散在营房的大院子里和附近的街道上练习爬行，扔手榴弹，战斗跃进。到处响着一些对于水兵们的耳朵不习惯的口令：


“散开！向房屋右方那棵树，跃进，冲呀！”


“右方有坦克出现！”


“向大树左方孤立的土木堡垒匍伏前进……冲呀！”


“向机枪射击！掩护侧翼！”


在海湾的冰面层上则进行着迫击炮动作的训练。


在院子的一角，用刺刀无情地刺着假人，刺得肚子里的稻草都露出来了。


“向右上方，回击！”


“左方掩护起来！”


大家严肃地学习着，尤其是因为“步兵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那些讽刺“步兵妈妈”的俏皮话，也愈来愈听不见了。


到吃午饭时，我们大家都弄得精疲力竭，因此很快便将汤喝光了。我们的汤是半钵子水，上面浮着几颗大麦粒子；接着第二道菜，两小勺豌豆泥，也吃得一干二净。有几位还在本人的一份饭之外添上了一块“封锁点心”，这是一片薄薄的湿面包，上面涂上一层厚厚的芥末，再撒上一层胡椒和盐，大家都相信这是很好吃、有滋养、并且有好处的。


十二月二十日，我被派在城市里担任夜巡工作。我接到命令和夜间口令之后，便带着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走出营房。街上是寂静而寒冷的。羊皮短大衣压在肩上，但是一点也不暖。吃了一个月半饱的伙食，使我感到，防毒面具匣就象是一块几千斤重的砝码，握在手上的步枪老是在向前垂去。我们默默地在荒凉的街道上走着，每走一步都要颠踬一下。在黑黝黝的像天鹅绒似的天空上，亮着像圆头针似的闪烁的星星。淡绿色的月光照亮了房屋。房屋的两旁和街心上堆积着巨大的雪堆。蒙着一层厚厚的毛茸茸的冰花的电线，像冻僵了的蛇那样悬挂着。还有一些没有窗玻璃的拖车陷在雪堆里。城市好像死了似的。但我们知道，在列宁格勒有的是生命，而且是坚强的生命，不然的话，此刻在这城里走的不会是我们，而是德国人了……我们沿着大马路走到第十二号街，停下来休息。我吸入马霍烟的香甜的烟气，眺望着我们学校的那座黄色建筑物。那边就是我们的教室的窗户，我曾在那里学习和梦想过的。


我们慢慢地向前走去。在第四号街和大马路拐角的地方躺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件旧皮大衣，还包着头巾。他的苍白而带菜色的脸和雪的颜色差不多。


伊凡诺夫俯身对他说：“公民，您怎么样了？”


他的眼皮慢慢地张开，接着又合下去了。


我们决定把这个来历不明的人送到救护站去。抬了十步的样子，伊凡诺夫就喘息起来，加夫里洛夫的脸上也淌出汗珠来。


对于饿瘦了的水兵们，一个人的重量也太大了。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稍稍休息了一下，重又担起了这个人。他们的步枪和防毒面具由我背着。又走了十五公尺的样子，我们三个又都站了下来，吃力地喘着气；再走了五步，我们又不得不作第二次休息了。


“水兵同志……别费事了……我反正活不成的，”这个陌生人突然用微弱的、断续的声音说道：“不对的，老先生，你还要活下去的，”加夫里洛夫安慰他。


“老大爷，这么晚了，您怎么还在街上？”伊凡诺夫探询道。


这个人好久不作声，后来低声说：“我……背我的老婆……到坟场去……还没有背到，……力气没有了……就扔了……我也跌倒了……爬不起来，人人都没有力气扶我起来……”


加夫里洛夫从防毒面具匣里找出了一小块面包，这显然是晚饭时省下，准备在夜间充饥的。他拿在手里翻弄了一会，打算掰为两半，但后来把一整块全递了过去。


“您拿着吧……吃吧……”


眼皮颤动了一下，慢慢抬了起来。他的下巴颤动着，他的手做出一个要接这块面包的动作。像是着了魇的眼瞳盯在面包上。


“您拿着吧……吃下去可以增加一点力气……”


一只手没有生气地放在雪上。眼神的光彩消失了：“不行……我不能拿，我反正快完了，我没有什么用了，可是你们……还有用……多谢，同志们……”


加夫里洛夫几乎是强迫这个病倒的老人吃下这块面包。伊凡诺夫捧了一捧雪来代替水，捧到这个不幸者嘴边。


后来，我们又拖拖拉拉地前进了。老人竭力想帮助他们两个，费力地跨着腿。可是，走了二十来步，伊凡诺夫绊了一下，于是他们三个人全都跌在雪堆上了。加夫里洛夫迅速地爬起来，但是伊凡诺夫却继续躺着，像一匹被鞭策的马一样在喘气。最后，看见一个红十字标记的大门。


现在是我和加夫里洛夫在拖这个人，伊凡诺夫背着步枪和防毒面具匣跟在后面。又经过两次休息之后，伊凡诺夫接替了喘不过气来的加夫里洛夫，接着，我们便走进了医院救护站。


两个穿棉制服的志愿救护队女队员接待了我们。


这两个少女给病人按了脉搏，作了听诊；我们在原地踏了一阵步，后来便悄悄地走出去，走到街上，在街上卷起烟卷来。


我疲乏地耳朵里嗡嗡地响着。


“为什么有一个救护员向我们赶来，”加夫里洛夫说。


一个救护员迅速地向我们走来：“水兵们，那个公民要请你们回去一下。”


“干什么？”


“他要谢谢你们。你们救了他的姓名，给了他吃的。”


“这算什么吃的，”加夫里洛夫挥挥手。


这时候，空袭警报响了，高射炮已在远远什么地方频繁地响着。


“您瞧……我们不能回去看他了。请代我们问候他，祝他恢复健康。”


“那末总得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我回去该怎么告诉他？”


“我们是波罗的海水兵。这就行了。”

天空上爆发开高射炮弹的黄色弹烟，探照灯的淡白色的触角消失在无云的高空中。几架看不见的“容克”机用沉重的低音在吼叫着。传来了愈来愈近的炸弹的啸声……接着，脚底下感到一阵震动，过了一会，才听到沉重的爆炸声。


“六秒钟，”加夫里洛夫数出了炸弹爆炸与听到声音的时间间隔。“离这里一千八百公尺。”


“这是炸在黑河旁边什么地方，”伊凡诺夫确定地说。


早晨五点钟，有人来替班，于是我们便回到营房去。我去见了值日官，报告了巡逻时间内所遇到的事情；接着便回到舱里去了。我拿出了一块晚饭时省下来的面包，已经准备吃了，但突然想起了加夫里洛夫，于是便走到水兵的舱室里去。


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在炉子上煮水，我和他们一起坐了下来。伊凡诺夫拿来了三个杯子，倒上了开水。我和他每人从自己的面包上掰下三分之一，递给加夫里洛夫。


加夫里洛夫看也不看地说：“艇长同志，这是不必的。……您的工作比我们多，您还要照顾我们大家。”


我一定要他接下面包。我们烤着火，喝着开水，颚骨微微地颤动着，咀嚼着在牙齿上籁籁作响的面包。


后来，我勉强地走到我的铺位前，看见阿塞也夫嘴旁的被窝上的冰花，我便打了一个冷颤。只好毫不踌躇地穿着羊皮短大衣和棉制服钻到被窝下面去了。但是，早晨醒来时，我对于当时这种软弱行为感到了羞愧，我立誓永远不再表现出这种行为了。


虽然是紧张的学习，而且夜间还在市区担任巡逻，但是我们的人员对于这种类似无所事事的情况仍然感到厌倦；因此，每天都有人打报告要求把他调到前线去。


我们花费了好些时间向他们解释，专门的海军兵员是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培养一批海军兵员需要好些时间、劳动和经验；我们还告诉他们，我们不久就可以到舰艇上去服务了。


新年到了。别洛波克在准备举行音乐会，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乐队。每天晚间可以听见舱里传出吉它的声音，以及手风琴的嘈杂急促的鸣奏声。水兵们围在烧得很旺的火炉边，唱着战时已经编出来了的新歌：列宁格勒之歌、演奏吧，我的手风琴、蓝头巾；但用的是不知作者是谁的新歌词。这种集体的歌唱是多么能够鼓舞人啊！它多么好地帮人派遣愁闷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斯米尔诺夫的铺上，紧紧地挨着他。他两手搁在脑袋后面，闭上眼睛，唱道：


“火焰在小火炉里盘旋，


木柴上的树脂像眼泪般淌着，


还有手风琴在这幢小土屋里，


对我歌唱你的微笑和眼睛……”


水兵们有的坐着，有的躺在铺上，怀着深深的忧伤应和道：


“还有手风琴在这幢小土屋里


对我歌唱你的微笑和眼睛……”


在间歇的时候，就弹起了吉它，手风琴也喘息起来了。在别洛波克的想象中，他一定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西伯利亚、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有一艘猎艇上的舵手，把头靠在手风琴上，可怜巴巴地叹息着，他闭着眼睛在演奏，阴影奇特地投射在他的瘦削的包着黝黑的皮肤的脸上。


“就在这冰冷的土屋里，我也是温暖的，


因为，这里有你的不会冷淡的爱情……”


歌唱停止了，在袭来的沉寂中只听见木柴的毕剥声。


“巴维尔·阿基莫维奇，”我向别洛波克说，“唱一支你自己作的、快活点儿的歌曲吧。”


他奏了几下和音，便唱了起来：


“在战争的雷声轰鸣的地方，在北海舰队，


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所有的舰队中，


在猛烈的、迅速的、近距离的战斗中，


都有‘猎艇’的炮火直接射击敌人。


在松木造的猎艇上虽然没有铁甲，但这里面的兵员都像钢铁一样的坚实；


他们是忘我的、坚定的、勇猛的、严峻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快，什么是忧郁……”


“空袭警报！”值日员这样宣布道。


水兵们从铺上起来，拿起武器和防毒面具，向战斗岗位奔去。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饭和夜茶是在晚上十一点端上来的。管理员给我们准备了一件意外的礼物：每人一个小麦面做的小面包和五十克的葡萄酒。加上这样的点缀，我们这顿晚餐简直有点考究了。


大家一致地举起杯来：“为斯大林干杯！为胜利干杯！”接着在古老的拱门下响起了“乌拉！”“我们的斯大林万岁！”的雷鸣般的喊声。


凡是会一点什么的人，全都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最成功的当然是别洛波克，他又参加乐队的演奏，又担任伴奏，又担任独奏，又表演了一个用吉他伴奏的自弹自唱的节目。大家一遍又一遍叫他再来一个，直唱到他的吉它的琴弦断掉为止。


音乐会之后是放映电影。那部令人愉快的影片“四个人的心”带我们回到幸福的战前岁月中去。我们尽情地笑着，硬要放映技士把我们最喜欢的那些镜头重开了好几次。


一月十六日，在分队党员大会上，我被接受为候补党员。


我的入党申请书，写了好些时候才写好；关于这份入党申请书应该怎么写，则考虑了更久。我怎么也不能把我希望入党的理由好好地写出来。写出来的话总是夸张的、浮面的。那些漂亮的、一般性的话不能表达出我的心情、我的内心世界。我写了八张纸，最后是这样写的：“我请求接受我为候补党员，因为我愿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并肩消灭敌人。”


我没有作任何修改便把这份申请书递上去了。接受入党的那天，我是十分激动不安的：“假如突然因为我太年轻而不通过我入党呢？而且，在过去的航行中，我一点也没有表现出……”


本部队的共产党员们一致通过，接受我加入列宁的党的队伍，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我竟想不出话来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这项信任。我自己老是反复地念着海员诗人阿列克谢·列别吉夫的作为遗言的诗句：“人要用劳动和战斗来检查灵魂。”


我知道，列别吉夫直到他临死的时候，都是忠于他这句话的。

第十章 猎艇的修理
已交二月中旬了。城里的情形愈是困苦，我们的团结愈加坚固。由于艾尔米达日博物馆的被毁，由于基洛夫歌剧院被炸弹炸掉一角，由于苏沃洛夫大街的满是伤员的医院被焚，由于许多房屋倒坍埋葬了许多居民，由于冻饿而死的人们，由于孩子们的脸庞变得像老年人一样，由于十八岁的姑娘们头上出现了白发，我们一致地憎恨法西斯匪徒。


每天，生活的节奏——“城市的脉搏”，从“无警报”的有节奏的拍子变为频繁的战斗的节拍。希特勒匪徒们疯狂地、残酷地继续用大炮盲目轰击这座城市。在街上，时常有被弹片击中的妇孺倒在地下。只消在列宁格勒的冻僵了的、埋在雪里的街道上走一走，你就会燃起对敌人的仇恨。


修理我们那批猎艇的那片工厂，里面大部分的设备已连同兵工厂和工人们一同撤退到后方去了。留下来的一些车床，因为没有电流而停着。在各车间里统治着的是冷风，是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工具，没有材料，也没有贮备零件。


水兵们记起了自己未服军职时的专业，学会了新的本领，并且把它教给同伴们。我们在车间里装起了从猎艇上卸下来的小发电机，给电灯通上了电流。小队机械员雅柯夫列夫在垃圾场上找到了一架旧柴油机。水兵们在他的率领之下装好了马达，修好了车床，获得了电力。


分队机械员波尼卡罗夫斯基从几辆被打毁了的汽车上拆下了一批活塞环，修理了一下，将它们替换了猎艇那部补助发动机上的用旧了的活塞环。


我们的猎艇在二月十八日开始修理。我收拾起一点简单的用品，带着水兵们搬到工厂里去住。


我们住在一间小房间里，这房间以前是某一单位的办公室。靠墙排列了一排铺着麦杆垫褥低低的床铺，房间中央安着一只拼命冒烟的小火炉。我们这间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被围之冬的奇迹”——一盏暗淡无光的电灯。


在这里，在第一天晚上，我和分队机械员波尼卡罗夫斯基便编好了工作进度表。我依据水兵们的本来的专业和志趣，分配他们工作。叶尔马柯夫应该去做缠绕绞盘马达里被打坏的电枢的工作；轮机员波路艾克多夫应该去使用璇盘，将各轴杆的轴承和轴头磨圆；斯列波夫则去修理在冰里冻坏了的艇身。


第二天早晨七时，我们走进黑暗而寒冷的船坞里。值班轮机员开动了马达，于是，在屋顶下亮起了一盏孤零零的电灯。大家都不肯浪费宝贵的时间，每一个人马上着手进行工作。加夫里洛夫和波路艾克多夫拆下了集汽管和瓦斯管来修理。这些管子有些地方已经烧坏，需要焊接了。别洛波克在那些已经超过了使用期的旧配件堆里翻寻着，捡出了损坏较少的配件当作备件来使用。叶尔马柯夫一面骂着，一面把绞盘电马达的螺丝一个一个拆下来，在这些螺丝上已经结上一层冰。贝莱伊在更换舵轮控制系统上的绞索，将磨坏了的换上新的。大家都按照预定计划工作着，只有斯列波夫一人，我发现他不在工作岗位上。


通过艇舷上被冰冻裂了的裂口，可以看见艇首第一下舱的内部。在航行时流入舱里的海水没到了吃水线上，后来被严寒冻结成整整的一大块冰。若要将这一大块冰敲成碎块，然后从舱里搬出去，是需要花许多的劳动力的。可是斯列波夫竟不在工作，我真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了不破坏工作进度表，我开始用冰槌敲打这块冰，并且决定在第一次休息时间中好好给斯列波夫一顿申斥。


在这间窄小的屋子里工作，是既不方便而又艰难的。我打了十五分钟的冰便打累了，这样便得到了一个结论，我这种工作方法是不行的。若要在明天中午以前把这个舱清出来，必须另想一个办法才行。


“请准许我，中尉同志，”斯列波夫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过来。


“您到哪里逛去了？”我责问他道。“工作多得很，时间又是那样宝贵，您怎么可以去闲逛。”


斯列波夫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我是想把工作做得好些……快些……”


我向下一瞧，看见地上有两桶热水，于是明白了斯列波夫的打算；他要用热水来化这块冰。


我们把开水一点一点地浇在冰块上，眼看着冰就融化了。当斯列波夫上厨房去拿第二批开水的时候，我便用铁罐子将舱里的水　出舷外去。两小时之后，这个舱里的冰便清除干净，可以进行修理了。


但是，在这样一个短时间之中便把这个舱出清，那是在计划里没有预定好的，因此，修理艇身用的材料来不及供应上。我派斯列波夫帮助贝莱伊去连接舵缆上的绞索；他们是在午饭休息以前便完成了这件工作，余下来的时间，他们便到仓库里把材料和工具拿来。


初步的成功使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活生生的人才是计划！

在发出休息的信号之后，我马上集合猎艇的全体人员，报告了工作计划的完成进度，并且嘉奖了斯列波夫的首倡精神，他用二个半小时完成了计划上预定要用二十二小时来完成的任务。我还指出，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中，只有叶尔马柯夫一个还没有完成工作进度。电马达仍旧站在原处，因为严寒把螺帽和螺栓全冻住了，怎么样用力也扳不下来。


我并没有想到，我的对于发明和革新的宣传马上得到效果；但是，午饭后我们在船坞里看见叶尔马柯夫的样子便不同了。他容光焕发地问我：“中尉同志，我要不要把马达送下去？”


我惊讶起来：“你什么时候搞好的？忙了半天没有搞好，怎么一会儿便得了？”


“我和分队机械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我在螺丝帽上绕上了电线，利用午饭时没有人需要电流的机会，把电源接了上去。电线热起来，油和冰就化了开来，螺帽也就松了，于是……这样就完事了。”


我们周围的水兵们全笑了起来。贝莱伊用他的低声说：“斯列波夫，加油哇，你有了一个竞争的人了。”


别洛波克拍拍贝莱伊的肩膀说：“我建议你也加入到他们里面去。”


这样就展开了争取最快完成修缮工作的竞赛。饥饿、炮击、轰炸，以及在某几个人身上已经开始作怪的坏血病，都不能阻止这次竞赛。


由于水兵们的首创精神和各种发明，我们最初就比计划提前了一个昼夜，接着是提前了两昼夜；后来，在第四天中已在进行计划上第十天的工作了。


余下来的只有这样一点工作，那便是将叶轴线路连接起来，将舵装好。这件工作需要有很高的熟练技术，要求做得十分精密；因为有一片舵不大完好，使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困难。


舵是由舵叶和舵轴组成的，舵叶是一片平金属板；舵轴是一根粗大的钢轴杆，舵叶便装置在它的上面——舵轴经由特制的孔道通进船身，用一套设备使它与操纵轴相连接。舵轴转动时，便使舵叶也跟着转动。当船只在航行时，舵叶如果偏离船只的直径平面，那便可以使船只拐弯，使船只回航。


秋天时候，每一根舵轴是用三个搁架架好而放置起来的，后来，不知是谁抽出某一根舵轮下面中间的一个搁架。只用前后两个搁架，结果是不行的，这样，这根舵轴的中部便有点儿弯了。校正轴杆和舵轴的工作，即使在平时条件之下也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这需要熟练技工在特别车床上来进行的。可是现在，厂里既没有技工，也没有那种车床。


和波尼卡罗夫斯基商议了之后，我们决定用手工来校正舵轴。这样便须将舵轴烧热，然后用大槌把它敲直。舵轴的长度使这件工作发生了困难。在那间破烂的的锻铁车间里没有一口锻铁炉是可以容得下这根舵轴的。这样便须临时造一个锻铁炉来：我们挖了一个深坑，在里面放满了煤，还从锻铁风箱里接来一根管子。我们把舵轴的弯曲部分放在火焰上面。当这一部分烧红时，我们便轮流用大槌在弯曲的部位上槌敲。猎艇上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当我们认为弯曲的地方已经敲直了的时候，便将舵扛到艇边去，想把它装上去。但是，舵轴不能通进艇身上的孔道；因为弯曲的地方虽然用眼睛已看不出，却仍旧还有弯曲。为了确定弯曲的地方，我们用白粉涂在舵轴上，再将它往孔道里装一次。在有弯曲的地方，便将白粉擦掉。于是，我们又把舵抗到锻铁车间，一切又从头开始。


这样的操作，我们反复作了三次，但弯曲仍还存在着。我们开始对舵轴作第四次热处理的时候，在工厂厂基范围之内的什么地方有炮弹爆炸；接着便传来了值日员的叫声：“开始炮击！大家都进防空洞和防空壕去！”


“那末舵怎么办呢？”贝莱伊问道。于是全体水兵都转过身来看着我。


别洛波克坚决地说道：“现在不能跑开。假如让它留在锻铁炉里，那就会烧过时候，金属结构会发生变化的。假如放在锻铁炉旁边，那末又会造成另一个弯曲。”


就是别洛波克不这样说，我也明白这一点的；但是，我当时不能马上决定让大家去冒生命的危险。


“用两个人拿槌，开始把舵杆敲直，余下的人在墙边卧下。”


加夫里洛夫和贝莱伊狠狠地把槌子敲打在烧红的金属上。打了十下之后，由波路艾克多夫和叶尔马柯夫来接替了他们。近处有一颗炮弹爆炸，弹片像雹子一样纷纷打在墙壁上。波路艾克多夫咒骂了好一阵，狠狠地打上了第一槌。叶尔马柯夫打了十二槌之后便不能再举起铁槌，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波路艾克多夫仍还在打着，他咬紧牙关继续咒骂着。我接替了叶尔马柯夫。我的两臂不一会就麻木了，背上满是汗水。又打了几下，耳朵里便嗡嗡响起来，眼睛前面火星乱飞。不知是谁从我手里夺下了槌子。我记得，槌子又打在金属上的敲击声是无止境地与炮弹的爆裂声交替着。到了黄昏时分，炮击停止了，于是我们将这根该死的舵轴拖到艇边。但是，它仍然装不进去……


贝莱伊和波路艾克多夫请求在夜间继续工作。我准许他们，并且自己也留着不走。夜间三点钟，别洛波克和斯列波夫参加进来。我们把精疲力尽但是仍旧不肯走的贝莱伊和波路艾克多夫赶走，要他们去休息。早晨七点钟，全体人员又集合起来，重新开始工作。我们已记不清将这根舵轴从锻铁车间到艇旁来回搬了多少次。


这一天，我们只在舵轴加热的时候休息。我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在墙上，浸沉在短时间的忘却中，直等到守候加热的贝莱伊和别洛波克高声把我们叫醒的时候。我们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每一个人能够敲打的次数是愈来愈少了。我们将槌子抡起了四、五下之后，便精疲力尽，混身是汗，东倒西歪地离开了锻铁炉。然而，在这个火坑三公尺以外的地方，便是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猖獗着。被汗浸湿的衣服便变成不能弯曲的冰甲了。


我知道，在肉体这样紧张之下，不管要想早日完成工作的愿望有多强，我们至多也只能够再维持一个昼夜，这以后，这种精神性的紧张是会衰退的。于是我问自己道：“以后怎么办呢，伊戈尔？”


幸而在第二天夜将尽时，当我们精疲力尽地将舵轴再抬到艇边去时，它居然装上去了。这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就像听到号令一样，全都躺在猎艇旁边的泥地上，马上感到了一种不可形容的疲惫。


别洛波克承认，他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假如这一次轴杆还不能装上去，那末我们一定永远没法把它装好了。


“修校的方法实在太原始了。想不到竟搞成功了，艇长同志，这真是出乎意外……”


“我也在怀疑，”波路艾克多夫接上去说。


“不过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敲直，把它装上去的。”叶尔马柯夫这样说。


“我们也并不是不相信，不过有点怀疑，你明白吗？我们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也不算耻辱。往后我们再不要怀疑了。”别洛波克接替波路艾克多夫和他自己辩解道。


“巴维尔·阿基莫维奇，这话不错，”我支持感到不好意思的别洛波克，接着便吩咐大家都去休息。


但是波路艾克多夫留着不走。他自愿要用锉子把舵轴上的槌痕锉平。若要舵轴在轴承里转动自如，就必须具有平滑的柱形的表面。

下一阶段的工作须从装配桨轴开始。现在，主要的的敌人便是寒冷的。为了能迅速而正确地装配好桨轴路线，，把这些轴杆装上原来的位置，并且装牢螺旋桨，那便得用赤手来工作。可是，手只要和金属相接触，每一次都脱了一些皮。手掌就像被火烧了那样地作痛，螺栓、螺帽、工具，全都不能拿了。


我们那批水兵是怎样的英雄好汉呀！没有叫苦，没有怨言。提前把自己的老家——猎艇收拾好，这一个目的全把大家吸引住了。这些人甚至还能分出一些精力来开开玩笑。


“谢辽沙，假如鼻子碰在铁上，那会怎么呢？”斯米尔诺夫这样问叶尔马柯夫。


“你试试看好了，”叶尔马柯夫回答道，“不过我有点担心，碰过治病你怎么还能在好姑娘们中间走运。鼻子使一张脸都变红了，她们会当你是个酒鬼。”


技术委员会把我们的修缮工作评为“优等”。这样，就更增加了我对水兵们的感谢。我竭力想奖励他们一下。但是怎么奖励呢，用什么来奖励呢？


我将全体人员召集在会议室里。周围的人都是面容枯槁，长满胡须，眼睛全凹进去了，颧骨像是三角板似的在羊皮纸似的皮肤下面凸出来。这时候，我对他们感到特别的亲近，就像是兄弟和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似的。我真想对他们说几句特别温暖、特别亲切的话，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是简单地祝贺他们提前完成了修缮工作。


我答应他们，再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重新在海上和敌人面对面地抗争，可以为列宁格勒居民们的苦难而报仇了。


“我们为苏维埃联盟服务！”水兵们这样叫着，回答我的话。


我再度打量了一下这些兴奋的涂满油污的脸庞，接着便提议来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宴会。


“别洛波克，您的吉它呢？”


“马上拿来！”接着他就消失在舱口里了。


“斯列波夫！你烧开水怕是老手了吧，你曾经用开水把冰都浇化了，现在你该浇浇我们了……”


当大家又聚在一起，当别洛波克的冻伤了的手上响起吉它的声音的时候，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我的紧急备用品——一罐浓缩咖啡，几条巧克力糖和一份从补充食物包裹里省下来的薄面包。


别洛波克的下颚颤动起来，吉它的声音中断了。斯列波夫惊异地眨着眼睛。


叶尔马柯夫高兴地叫起来：“这可了不得！”


许多冻伤的、发肿的、染满油污、油漆和煤烟的手，举起了盛着开水的杯子。


“为了我们的猎艇干杯！为了我们今年的战争胜利而干杯！”


“为了胜利而干杯！”


“为了我们苏维埃人民而干杯！”


“为了斯大林而干杯！”


在这间寒冷的会议室里，长时间响着笑声、歌声和吉它的伴奏声。

第十一章 战友们
回到营房以后，水兵们中间展开了学会若干种专业的竞赛。他们每一个都希望能在战斗的最困难关头接替别人的工作。其他几艘猎艇的人员也都加入了竞赛。这一极好的创举的收获，超过了我们的意料。电气技术员叶尔马柯夫成了一个不错的炮手，在必要时并且还可以代替波路艾克多夫管理马达。杰出的信号员斯列波夫已成为一个同样杰出的大炮瞄准手，他还可以胜任愉快地代替斯米尔诺夫掌舵，或是作一点不很复杂的航海测算。斯米尔诺夫除了掌握信号作业之外，更学会了投弹作业。其余的人也都一样。这还不算，每一个人还都学会了精确地装置机关枪，并且能够作瞄准射击。我们满怀信心，失去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削弱猎艇的的力量，或使猎艇处于没有防御力量的状态。


冬季将尽时，在港湾街上修好了一所公共浴室。的确，在这所浴室的全部设备之中现在还只恢复了个别部分；但这也算是一种成绩了。


在浴室里，窗子都钉上了三合板，微弱的光线从几小块勉强残留在窗格上的玻璃中透进来。我没有脱去衣服，穿着军大衣戴着帽子，穿过了这间冷冰冰的、阴森的屋子。全体人员几乎全都聚集在蒸汽浴室里，虽然这一间与浴室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根据从前的回忆，大家都像过去一样以为蒸汽浴室是公共浴室中最温暖的地方。但是，蒸汽室里的温度未必超过摄氏六度或八度。


我所以记起了浴室，那是因为从浴室起我们开始显著地转入到有温暖、有生命的生活了。我们开始有较多的面包、有较强的光线了。人们的脸上越来越多地露出愉快的笑容。


削瘦的、面色惨白的、穿着熏黑了的短大衣的列宁格勒居民们，从冻透了的房屋里走到生趣　然的阳光中。不能动弹的那些人则由邻居或是志愿救护队的女队员们抬到街上。凡是拿得起破冰椎和铲子的人，都从事街道和庭院的清扫工作，把雪、冰、污泥都清除掉，这件工作使这个城市防止了传染病的流行，使人们回复了生命，恢复了力量。


我们这一分队的水兵和军官也出动参加城市的清洁工作。这一工作令人愉快，令人产生一种满意的感情。最初清扫出来的一小块砌石马路吸引了一大群旁观者；我们像着了魔一样瞧着砌石道上的石块和一窄条一窄条的湿土。


我们的猎艇上的人员有了一点变动。加入几个新人：炮击班长阿列克山大·弗罗洛夫接替了在冬季防御战中便离去了的马留丁，投弹班班长米哈伊尔·朱伊柯夫，投弹员邦吉列·奥斯达宾柯，无线电班班长维克多·雷巴柯夫。这几个全都是服务过三、四年的老水兵，在保卫汉哥半岛时积累了许多战斗经验。


从我见到贝莱伊那天起到现在，他已大大地改变了，他现在已是水兵长，他的位置则由斯米尔诺夫接充。斯列波夫已替代伊凡诺夫充任了第一信号员。可是伊凡诺夫倒并不感到不快，并且也不想调到旁的猎艇上去。别洛波克已获得了少尉的职位。阿塞也夫、阿莫辛、波柯夫、我，以及本队其余许多军官，也都升了一级。


从第一天起，弗罗洛夫、朱伊柯夫、奥斯达宾柯和雷巴柯夫便加入了猎艇的生活，他们很正确地掌握了猎艇生活的节拍和特性；不论是我们，不论是他们都觉得我们并不是初识，而是一同工作了很久似的。


弗罗洛夫是一个结实的西伯利亚人，任何工作在他手里都是干得很起劲的。无论是做木工、油漆、做钳工，连接绞索、训练部属，他都同样熟练在行。他非常熟悉大炮和射击规则，简直挑不出他的错处来。弗罗洛夫的本行是技术工人，因此他能不假思索地便了解任何任务的要点，在完成任务时又能想出又简单又新颖的方法，使工作加快，使质量提高。他的机警的黑眼睛老是闪着热情的、快乐的光芒，没有一个问题可以使他惊慌失措。


朱伊柯夫正好是与活泼好动的弗罗洛夫相反。他走路也是慢慢地，一步一顿地；在回答问话之前他先要将正面反面全称一称份量，他说起话来是井井有条的，令人信服的。在臂力和手劲上，只有别洛波克可以和他比一比。朱伊柯夫的教育虽然受得不够，但是，他的钻研心和高度的天生的机敏，把这一个缺点很好地弥补过来。


奥斯达宾柯比他的班长几乎要高出半公尺。别人总看见他在干工作；忽儿在拆卸和装置机关枪，仔细地将机枪的全部配件擦干净，加上油；忽儿在给某一个同志的鞋子钉鞋底；忽儿又在修理那些永远在“闹脾气”的汽油炉。他的脸上老是露出亲切的、谦逊的微笑。他喜欢论辨，喜欢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有人用确实的论证将他顶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为止。


雷巴柯夫是我们的“舰上知识分子”，他的无线电员的灵敏感觉，他的在发报键上工作时几乎看不出在动的手腕，是受舰艇的勤务规则所保护的；舰艇勤务规则是禁止使用无线电员从事舰艇工作的。雷巴柯夫曾受过完全中学的教育，他的未服军役时的职业是电气技术员。因此，他在无线电室里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他又是一个老党员，还当过政治副指导员，所以，他很快地和艇上任何一个水兵都很相投，并且能用短短几句臂喻，便说明了猎艇当前任务的政治意义。他善于使人激动，使人兴奋。


雷巴柯夫、弗罗洛夫、朱伊柯夫和奥斯达宾柯来了之后，党员人数便占了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是青年团员。在第一次本猎艇党小组会上，全体一致推选雷巴柯夫当党小组长；这样，别洛波克便在开玩笑时叫他为“我们的政委”了。


在艇上只有雷巴柯夫和别洛波克是结过婚的，他们很快地便接近起来。他们对于艺术有共同的爱好，这也是促使他们互相接近的原因。雷巴柯夫很有诗人的天才，有时侯，他在别洛波克的吉它伴奏之下很巧妙地朗诵诗歌。

四月二十四日，我们全体人员都到了艇上，进行下水的最后准备。


我指派我的助理艇长、刚派到我艇上来的候补上尉瓦冈诺夫指挥艇上工作；我自己带着一部分人员上仓库去领取必需的装备。


突然之间，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法西斯匪徒的飞机从高空突入了市区并且投下了炸弹。这是一次具有特别任务的空袭，是专门来袭击舰艇和船场的；因此，有一部分炸弹投落在我们的工厂的厂址之内。一霎时之间，四处布满了浓烟，火焰飞腾起来，四面传来了叫喊声。停放猎艇的地区的上空挂着一团浓厚的烟雾。


我充满了一种不幸的预感，赶紧从仓库赶到停放猎艇的堤岸边去。我跑着，追过了抬着担架的救护队人员。迎面便遇到了第一批受伤的人。他们催促救护员说：“那边还有受重伤的。”……所谓“那边”，指的就是我们那几艘猎艇停放的场地。


看见受伤的吉莫菲也夫，我差一点要哭出来。他被炸断了一只手。伊凡诺夫在救护吉莫菲也夫，他用一条带子牢牢地缚在打断了的残肢上。伊凡诺夫的手指也在淌血。


“艇长同志，您瞧……我没有手了，给炸断了。”吉莫菲也夫这样说。


我叫住了抬着担架的救护员，把吉莫菲也夫放在担架上，命令跑步把他送到包扎站。伊凡诺夫跟在担架旁边跑着，把炸断的手指按在胸前。他一面跑着一面向我高声叫喊，告诉我有一个轮机员受了重伤，助理艇长炸死了。


瓦冈诺夫躺在不远地方，伤在脸上和颈上。水兵们将候补上尉搬上担架，我再向前跑去。


斯克里亚罗夫躺在猎艇旁边轻轻呻吟着。他的两腿都被炸断，在骨盘部位可以看见出血的伤口。


“听见的，艇长同志……请您扶我起来……”


他显然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炸弹的愈来愈近的呼啸迫使我紧靠着伤者。紧跟着一阵轰然的爆炸声在我们身上堆起了一个沙堆，同时，四围尽是弹片在乱飞。有一块弹片在落下时打中我的手臂，这条手臂当时便麻木了。


斯克里亚罗夫呻吟着说：“艇长同志……请您帮我站起来好了……”


“马上走，斯克里亚罗夫，我们马上就走，你得熬一熬，恐怕有点疼的，”我说着便用手把他扶起来。


这个轮机员的的软弱而无生气的身体就像一块铅一样往下坠着，我困难地拖着他向包扎站走去。迎面走来了别洛波克和加夫里洛夫，他们用手抬起了斯克里亚罗夫，我便重新向猎艇走去。


“还没有作战，就已经损失了人员……我真不该把助理艇长留在艇上的……”我想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假如自己在艇上，那末损失就可以减少一些。


我在艇身上数了数，上面一共有二十八个弹孔。各种机件倒没有损伤。这一夜我们是在艇旁度过的，为的是填补这些破孔；到早晨时，全部都补好了。


斯克里亚罗夫在受伤之后第二天便去世了。但是，瓦冈诺夫倒活了过来。就在我们从列宁格勒出发之前，我们艇上全体人员和我们的伤员会叙了一下。我们每人都带上了一点小礼物，有的是一听罐头，有的是一小块黄油，有的是好几天积下来的糖，有的是卷烟。我把自己的一点现钱以及一部分补充食物都送给了吉莫菲也夫。


“你们一定要替我们报仇的，”吉莫菲也夫用他的那只好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掌，这样说着：“为了塔林那次突围战，为了这一个冬天，为了我这只手，你们决不能饶恕他们的。唉，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舍不得离开你们。”


“伏洛佳，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仇恨的，我们一定要替大家报仇的。你只当你自己还在我们艇上作战好了。至于你的手艺－雕刻，可别丢了。你有才能，一只手你也可以……”


“这个我早就下定了决心，”吉莫菲也夫回答说。“我出了医院便回工场去，去干雕刻。我要在另外一条战线上作战……就在这里，就在列宁格勒。”

第十二章 猎艇对飞机
我们整个一小队在一个平静的白夜里离开列宁格勒驶向喀琅施塔得。海风微微地吹皱着海水，抚摸着我们的脸庞。全体人员，除当值轮机员以外，全都在甲板上。有的是心情愉快的，有的在聚精会神地守望着。对于重又回到海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感觉；但是，我们全体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终于又回到家里，又回到可爱的大自然的怀抱撒。我觉得，连这艘猎艇也复活了。艇首上的白须使它添上了一种勇猛的气概。我很高兴，因为我担任着全小队的领航工作。因为我们成绩优越地完成了战斗准备计划，所以争取到了排在航行队列中最前列的光荣。我也在想，在这第二次战斗航行中，等待着我们的该是什么。伊萨基伊的圆屋顶在艇尾后方逐渐在变黑，在缩小；在艇首正前方，喀琅施塔得呈现得愈来愈清楚了。


当我们在喀琅施塔得为猎艇装备艇炮和机枪，领取弹药、燃料和给养时，我们几个艇长便进行着学习。


在喀琅施塔得过冬的一些猎艇，在我们到达以前早已在巡逻线上了；因为，海湾上的冰融化得比涅瓦河上要早一些。从海上传来了我们战友们的最初的战斗消息。


少校波恰诺夫和小队长阿塞也夫常常召集各位军官，分析以前的一些战斗，指出了错误，也指出了新的战术方法。


我们研究了德伏列茨基和马尔丁诺夫二艇与十艘芬兰小艇所作的白日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敌人是分两组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的。我军利用了这一点，便用烟幕将两组敌艇完全隔断，接着轮流与每一组展开战斗，再把这两组敌艇都打跑。


我们也研究了德伏列茨基和波柯夫打退德机的攻击并且击落一架“容克八十八型”机的战绩，以及伐兰丁·邦采尔尼打下了两架敌机的成功经验。


这一个春季，舰队中的巨型舰只因为芬兰湾里水雷布得太密而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只能用它们的炮火威力支援列宁格勒前线的陆上部队。喀琅施塔得以西地区，作为列宁格勒的屏障的是斯卡尔、毕尼沙里和拉凡沙里诸岛。这几座岛屿深入在敌人后方，离岸极近；因此，对于敌方基地和敌人的交通线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德国人要从卡列里前线将部队和辎重抽调到列宁格勒前线去时，便不得不躲过这些岛屿而作一个大“迂回”。


将这些岛屿与喀琅施塔得和列宁格勒联系起来只有一条航路。这条航路必须竭力地加以保护，不能让它为水雷锁堵塞。一九四二年的航行一开始，我们的猎艇便在沿各岛航路的巡逻线上受到敌机不断的、猛烈的攻击。


全体人员的战斗准备必须完全用在防空上，因此便得进行整整一系列的对空射击演习，必须联系到完完全全能够从容应付。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因为没有助理艇长，这对于我尤其是感到困难的。


几天之后，阿莫辛的和我的两艘猎艇，一同在阿塞也夫的指挥之下，带着一队运输舰驶到最远的某一个岛屿。


指挥部不让我们休息，又派我们担任巡逻。我们接替了几艘警备艇，从警备艇的艇长们那里交换了最近的一些消息，这以后便单独地留在海湾中了。我们之南，在水平线上可以看见我们那些隆起的、被蜃气改变了形状的岛屿；北面是芬军。短促的残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但是，太阳刚一出来，便听到了“容克”机的断断续续的吼声。


“两架‘容克’机，从右方一百六十度向我们飞来，”像以往一样，照例是斯列波夫第一个报告上来。


飞机从背着太阳的方向飞来。要看清楚飞机很不容易，眼睛里会淌出泪水来的。


阿莫辛减低了航速。我的猎艇跟在他的猎艇后面，相隔一链半的距离。


两架轰炸机很快就俯冲下来。


“朱伊柯夫，开火！”


长长的一梭子子弹迎着飞机打去。我们的炮手们打得不错，但是法西斯空中强盗对准猎艇顽强地飞下来。一会儿，炸弹从飞机上落了下来。


在炸弹的攻击之下，便得把船开了；于是我开足马力前进。


艇前艇后飞起了投落下来的炸弹所激起的水花；但是，总算还好，一点损伤也没有；于是猎艇又在水面漂浮了。


我觉得我们的激动工作还不算顶好，因此，我把机动办法画在纸上，开始思索：“假如飞机从航路的垂直线上袭击我们，那末便不容易断定，炸弹会落在哪里，该怎么样躲开。最好是让敌人有一个大体上瞄准好的机会，然后，在最后一刻，在驾驶员已来不及校正瞄准的时候，开足马力溜掉。这有些冒险吗？也许不。希特勒匪徒瞄得愈准，我们把航向和航速改变得愈突然，那末瞄准的差距便愈大，炸弹投不中的机会也愈多……但这在实际情况中是怎么实行的呢？”


我明白，要实行这种机动方法，需要有健全完好的神经。


我把弗罗洛夫、贝莱伊、朱伊柯夫叫来，挨次询问他们，是怎样对飞机射击的，为了要射击得更好一些，该怎么办。


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斯列波夫又来报告，说有“容克”机出现，这报告把我们的谈话给打断了。


“‘容克’机马上就要解开口袋了！”斯米尔诺夫注视着渐渐飞近的飞机说。


阿莫辛的猎艇放慢了速度，向飞机开火。飞机绕到左舷，距离是迅速地在减缩着。


我们加快了马力，把机枪加入行动中。战斗的顶点到了，飞机抛弃了它的负担，吼着向旁边闪躲。炸弹原来正对我们飞来。斯米尔诺夫焦急地瞧着，等待转动舵轮的口令。总得发一个命令，但是怎样命令呢？鬼知道这批炸弹会落在哪一方面！


“舵向左，正对艇舷！”


接着我便开足了马力。


“舵转正！”


“是，转正！”


我以为，炸弹应该落在艇尾后方。阿莫辛同样也开足了马力，继续以原先的航向行进……炸弹还在空中。啸声是逐渐增强。……我的那一群炸弹是在铁面无情地落下来。


我决定停车。“也许，炸弹会落在前方。”我开始扳着传话器的把手，但把手一动也不动。我嚇了一跳，定神一看，看见把手就停在“全速后退”上。这大概是当我在考虑机动的时候，自动地将把手扳过了……猎艇已加速后退。……突然，艇首前面五十公尺之处，一个接一个地爆发了十二个炸弹。四周弹片乱飞开来。差不多在同时，一阵水花就将阿莫辛的猎艇遮掩起来。


我急忙向前突进，向我的同伴的猎艇驶去。当水柱落下之后，我们看见我们的友艇好好地在那里。


我把猎艇漂浮在水上，在一阵静寂中，清楚地听见有人在呼应：


“喂，你们那边怎么样？我们这里，给弹片打断了两根栏柱……”


“……还有烟幕弹也打破了。”


“就在舰尾后面爆炸的。猎艇震动得很厉害，连马达都不响了。”


“对呀，假如你们跟在我们后面，现在一定都成了烈士了。”


阿塞也夫的声音打断了谈话：“现在先不必议论。注意天空！”


傍晚时，有人在叫我们：“艇上注意！”


“是，注意了，”斯米尔诺夫回答道。


“小队长命令你们向左舷靠拢。”


“是，向左舷靠拢。”


两艘猎艇刚刚驶成并排时，阿塞也夫和阿莫辛便跳到我艇的甲板上了。

我报告了我艇的情况，阿塞也夫把我和阿莫辛叫进甲板舱里，问道：“关于我们这次躲避炸弹的情形，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


我坦白地回答：“我认为，敌人没有投得很准确，因为，要确定炸弹爆炸的地点是很困难的。”


“我和阿莫辛的意见也是这样的。可是不应当有这样意见才对。你记得学校里讲到过有一种可以躲避炸弹的特殊方法吗？”


“我记得的。但是，这种机动方法在实际情况中究竟该怎样实行呢？什么时候该掉转？什么时候该改变速度？”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在下一次遭受空袭时，我们来试试看；这方法是这样的……”


阿塞也夫所说的，几乎完全与我在第一次空袭之后所想的一样。我们的想法一致，这使我觉得很高兴。


第二天早晨，起了一点薄雾，视野是不大清楚了。只听见某处有飞机的呜呜声，某处有射击声，有炸弹爆炸声，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太阳升起，雾开始散去，视野又清楚了。


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东面出现了一大片烟幕。传来了射击声和炸弹爆炸声。那边有一艘我们的巡逻艇。显然，这艘巡逻艇正在受到敌机的袭击。


我们依照阿塞也夫的命令加快速度向烟幕中驶去。猎艇愈驶近出事地点，我们的心头便愈加感到不安。一股黑烟在蓝色天空的背景中上升着。


巡逻艇在燃烧着，在它上空可以看见像苍蝇似的“容克”机和“米塞”机。我们加快了马力。从南方又赶来两艘猎艇。飞机看见了我们，正想进行攻击；可是遇到了激烈的齐射的炮火，便只好匆匆扔掉炸弹，溜之大吉了。


我们靠近了那艘在燃烧的巡艇。火舌舔着它的船舷。甲板舱和指挥桥已经不见了，这是被炸起的浪涛打掉的。我们打算把火扑灭掉的企图，一点也没有效果。火焰在蔓延开来，汽油烧着了，弹药在爆炸……


显然，这艘巡艇是无法挽救了。我们决定把上面所有较贵重的东西，如大炮、机枪、技术设备等都给拆卸下来。为了做这件事，必须把猎艇靠在正燃烧着的巡艇的舷旁，并且上去几个人。愿意去的人数比所需要的数目多。我选派了弗罗洛夫和波路艾克多夫。阿莫辛派了水兵长格里哥里夫。


这时候，两艘从南方巡逻线上来的猎艇，载着伤员们（被炮火所伤的以及灼伤的水兵们）送到岛上去。三位英雄在浓烟和烈火之间，在爆炸着的弹药中间，敏捷地执行着所担负的任务。我留在原地指挥射击。在那边艇上的几个人继续工作着。他们把几挺机枪卸了下来，搬到我们的甲板上。


“艇长同志，”我听见斯米尔诺夫用平静的声音对我说：“请您命令把护舷物垫上不然的话上面的漆便要擦掉了，那多可惜，这还是新漆了不久的呢。”


进行工作的人们镇定的态度，使我惊叹；因为，就在不远的地方，还有炸弹在爆炸，水面上还有弹片在乱飞。


当我们卸下弹药和仪器的时候，不料有几个油槽爆炸起来了。碎木片和炽热的铁皮纷纷向我们落下来。那艘燃烧着的巡艇炸成两段沉没了。幸运得很，弗罗洛夫、格里哥里夫和波路艾克多夫总算跳过来了。我们全都除下了海军帽，向我们这位战友告别。


这一艘猎艇艇长想用烟幕来躲过敌机的空袭的希望，就是这样破灭了的。


这一天一夜的其余时间中，敌机没有让我们安静过。“容克”机盘旋着，老是想从舷侧或是从艇尾冲下；但是，我们老在顽强地转着，用艇首朝着飞机。后来，它们变得厌烦了，便要进行攻击。可是我们已在它们的下面了。我们的战术弄的德国人很苦恼。他们也狡猾起来：他们有时从背着太阳的方面俯冲下来，有时用掠地飞行偷袭过来，有时分散成几个小组，从不同方面飞来，或者在急转弯中把炸弹投下来。然而，这一切企图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用密集而准确的炮火迎击他们，迫使他们过早进行袭击，而将炸弹远远地扔在一边。


我们几乎有三个昼夜没有睡觉了。耳朵里不断在嗡嗡地发响，脑袋在发沉，好像灌上了铅一样。


在空袭的间歇时间中，我们和弗罗洛夫讨论着新的射击飞机的方法，并且作了几次演习。结果不坏：就在第一次攻击中，便有一架“容克”机惊慌地躲到一旁，因为它已尝到相当滋味了。在艇旁爆发的一枚大炸弹给了我们一种消遣，我们拾了半小时的鳊鱼和鲈鱼。有一条大八目鳗也给抛了上来。对于不到一公斤重的小鱼我们瞧都不瞧。


我请阿塞也夫和阿莫辛在空袭的预定幕间休息时候用来晚餐。为了烹调这些鱼，我们的炊事员离开了他的战斗岗位，穿着白衣白帽坐在艇首剖开鱼的肚子挖取内脏。别洛波克坐在机枪口，即兴地作了一首题为“炸鲈鱼”的探戈曲。斯米尔诺夫谈论着鱼的种类，以及把它们作成小酒菜肴的烹调方法。冈察洛夫建议送一条给德国佬吃，将鱼和炮弹一同塞在弹筒里。弗罗洛夫不同意，他说最好把德国人送到鱼那儿去，让他们自己去挑他们爱吃的鱼。


烹调好了的鲜鱼的香味，使人的心情变得更加愉快。已有人在说，少了一点酒，显然有点辜负这样好的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