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功利主义简单而直观，但它也存在一些哲学家普遍承认的问题(即使是那些偏爱功利主义的人)。首先，您必须确定一个操作产生了多少效用(或阻止了多少反效用)，这通常很难衡量。帮助一位年老的邻居搬东西对他有好处是一回事，但说你会帮他多大的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必要的;老实说，我们都有能力互相帮助，尤其是在自己付出很少代价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你能帮助你的邻居，只是以推迟对别人的承诺为代价，那么你需要在比较这两种行为并选择最佳行为之前，确定它们的效用。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评估或测量问题，但既然效用的定义——定义好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任何测量它的尝试都涉及到价值判断。

其次，您必须能够确定大量的实用程序—并进行大量的计算—以便知道您已经采取了最佳的行动。首先，功利主义者需要计算每个受其行为影响的人的效用变化。她还必须预测她的行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所有涟漪效应，并计算出这些效用。但我们还没有结束——毕竟这个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地方，任何行动都会产生许多可能的后果，有些可能比其他的更有可能。因此，功利主义者必须确定每一个可能结果的概率，并根据它们的可能性来折现这些结果的效用。(其他都一样，更有可能的结果比不太可能的结果值得更多的考虑。)在做决定的时候，这些复杂的因素不是很重要，是否要帮助你的邻居买杂货，但是如果你用功利主义逻辑来帮助你做重大决定，比如大学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或者是否要孩子，所有你想要考虑的可能结果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功利主义决策的复杂性可能意味着，参与其中会牺牲太多的效用，尤其是在做一些小决定的时候，而且你应该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做出选择。(毕竟，你会花上几周时间去买房子，但几秒钟后就会选择美国队长的牙刷，这是有道理的。)更重要的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也许也是令人惊讶的——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平等原则也有缺点。例如，有些人是哲学家所说的“效用怪兽”，他们从日常行为中获得了大量的效用(或反效用)。7 我们都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她最新的电影中看到了他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或者我们的表妹在吃比利时巧克力的时候，她的眼睛在狂喜中向后翻。公用事业的怪物们也可以走另一条路，他们会因为相对较小的失望而感到难以置信的悲伤或沮丧，比如错过了一辆出租车，或者看着你的表弟吃完最后一块比利时巧克力。真正的效用怪物从某些事物中得到夸大的效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问题是，尽管他们的效用并不比其他人更重要，但他们从很多事情中得到了更多，以至于他们的效用变化往往会压倒其他人。如果我要决定把最后一块巧克力给谁，我可能会这样决定，因为你的表妹会比其他人从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她应该得到它——她可能会得到所有的东西，因为她非常喜欢它。但这似乎不公平，不是吗?虽然功利主义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但人们从事物中获得效用的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可能会使功利主义决策的结果产生偏差，因此行动总是选择对功利怪物有利的。

平等考虑效用还有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计算他或她的效用，如果有的话!当然，我们应该从平等待遇的假设出发，但有些情况可能会使我们对此产生疑问。在一个故事中，美国队长和另一位英雄Nomad(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听到更多)，在游艇上与一个恶棍战斗，游艇突然燃烧起来。8 虽然Cap的首要任务是拯救他面前这个无意识的(和巨大的)恶棍，Nomad却选择忽略这个恶棍，告诉Cap他“不值得拯救”，并且跑去救那些留在船上的(无辜的)乘客。对Nomad来说，坏人的不正当行为使得他的效用不如乘客值得考虑，而Cap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保护的，不管一个人有过不正当行为的记录。在不那么极端但更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问，被定罪的罪犯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是否对他们的惩罚不利，或者是否因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而放弃这种考虑。9 如果不站在任何一方，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所有情况下，每个人的效用并不一定都相等，尽管标准的功利主义要求它相等。

义务论

我们把功利主义最重要的问题留到现在，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下一个伦理学方法。因为在选择最佳行为时，功利主义将效用的总和置于所有其他考虑之上，它可能会忽视一些人可能认为更重要的其他道德因素。
哲学家们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暴虐的政府面对越来越多愤怒的民众。统治者认为，如果他把一个无辜的人从人群中揪出来处死，可以吓得群众屈服，从而挽救许多人的生命。从本质上讲，统治者会牺牲一条生命来拯救许多人，这在功利主义方面是合理的(假设所有的生命在效用方面都是平等的)，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是错误的。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是，为了在工作中获得晋升而谎报学历。如果晋升的好处超过了被抓住的可能代价，功利主义逻辑可能会推荐这种做法。但这并没有考虑到人们普遍的直觉，即说谎是错误的，不管其总体上可能产生的良好后果。但是，除非说谎总会导致所有人的效用降低，否则很难将说谎的错误性与功利主义相调和。

另一种关于功利主义的说法是，通过忽略行为的道德层面而不是它所产生的效用，它暗示了“目的证明了手段”。换句话说，功利主义对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方法(目的)没有任何限制。但这与常识性道德背道而驰，常识性道德认为有些人手段是完全错误的，永远不应该使用，即使它们促进了良好的结果。10 这句话在漫画中很常见，经常被用来讨论道德问题，尤其是考虑到美国队长并不喜欢这个想法!例如，当美国队长批评钢铁侠过去为了追求崇高的目标而采取的一些极端行动时，钢铁侠告诉他，“我知道你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你不相信目的就是手段。”在最近复仇者和x战警之间的一场导致x教授泽维尔(x战警的导师)死亡的战斗结束时，x战警的头头独眼巨人告诉队长，改变总是需要牺牲的，队长回应说，“如果真的那么简单就好了。”11 只要目的正当，手段正当就好了。”

这方面的常识道德与功利主义相冲突，符合我们的第二个主要的伦理学流派:义务论。义务论比功利主义和结果主义更难定义。简单地说，义务论是结果论的对立面是很容易的，但这并不准确——义务论比“反结果论”既多又少。义务论者没有必要排除一个行为的结果在道德上的作用;他们只是不认为这是在任何情况下起作用的唯一因素。如果功利主义者说目的总是为手段辩护，义务论者就是坐在教室后面的那个人，他们指出“不总是这样”。就像约吉·贝拉(Yogi Berra)可能会说的那样，目的证明了手段的合理性，除非它们没有证明，而义务论的作用就是准确地解释在哪些情况下它们没有证明。因此，义务论不像反结果论那么极端，即“较少”部分，但它也填补了结果论无法填补的空白，如错误性的谎言，它提供了“较多”。
但是，除了后果，还有什么呢?在我们上面给出的例子中，一些关于方法本身的东西似乎排除了它们的使用。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杀害无辜的公民，也不应该对雇主撒谎。这种行为本质上是错误的，其后果比任何考虑都重要。这就是义务论的贡献:相信有些道德错误有时(并不总是)会优先于后果。另一种说法是，有时“正确”先于“好”，或者原则有时比结果更重要。

这仍然留给我们一个问题:这些错误是什么?它们来自哪里?每个义务论者的答案都不一样，就像功利主义者对什么是功利有不同的看法一样。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问题不如是非原则可以优先于后果这一事实重要。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义务论的发展和影响最大的版本，由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提供。康德的道德理论以其强调责任、道德命令而闻名，这些命令告诉一个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不说谎”、“不杀人”和“善待他人”。事实上，康德的义务论已经变得非常有影响力，有时义务论被定义为一种基于义务的伦理学。14
这些义务来自康德的定言令式，他对“道德法则”的形式化，可以用几种方式表达。第一个版本是最广为人知的(尽管可能不是最初的、确切的语言):“只有根据那个格言行事，你才能同时希望它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做某事，比如撒谎，我们必须让每个人都去做(或普遍化)，如果这导致了矛盾，那就意味着这样做是错误的。15 说到撒谎，如果我们因为想要撒谎而让每个人都撒谎，就会导致很多谎言，没有人会相信任何人，这就违背了我们想要撒谎的目的!基于这一矛盾，我们可以得出不说谎的义务。

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康德声称这是上诉的关键——但在许多人看来，这在道德上是空洞的。毕竟，从逻辑中怎么能得出对错呢?毕竟，仅仅因为某件事可能不顺利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错的。然而，这一版本的定言令式的道德内容并不是来自于逻辑，而是来自于我们首先将其普遍化的原因:一种基于所有人平等道德地位的互惠态度。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是在功利主义中推动个人效用总结的同一原则，但康德比边沁早了几十年。他是第一个主要的哲学家，他认为所有的人，凭借他们的自主性——独立于外部权威或内在动力做出道德决定的能力——都具有内在的、无与伦比的价值或尊严。基于种族、性别或出生的特权，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好——这在康德的世界里和在边沁的世界里一样激进(更不用说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功利主义者以这一原则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不同的道德体系，但两种伦理学的中心思想是相同的。这种尊重人的尊严更明显的在另一个版本的康德的定言令式:“你这样对待人类,不管是自己或另一个的人,总是在同一时间结束,不要简单地作为一种手段。根据康德的观点，所有的定言令式只是表达同一种道德的不同方式而已。

请注意，我一直说“可以”而不是“做”——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免我们成为义务论的绝对论者。(史上最差超级英雄团队名。)虽然义务论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是非问题明显比结果更重要的情况下，但在某些情况下，义务论可能看起来很极端。坚持你的原则，履行你的职责是伟大的，甚至是崇高的，但有时这样做会有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即使是义务论者也很难忽视的后果。
康德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人试图杀死你最好的朋友。想象一下:你的朋友苏珊敲你的门，你回答后，她恳求你把她藏起来，因为有人想杀她。把苏珊锁在你的浴室五分钟后，你的门上响起了第二次敲门声:一个魁梧的陌生人问苏珊是否在那里，而他似乎背着一把大战斧。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怎么做:告诉陌生人真相还是为了救你最好的朋友而欺骗他?

康德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撒谎——这对你来说是可以的，但对苏珊来说就没那么好了，她最终要为你“干净的手”付出代价。“为了保持你的诚实，你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苏珊付出这样的代价吗?”20 我想大多数人会说不:诚实很重要，但不如我们朋友的生命重要。无论一个人多么坚定地坚持一个原则，总会有一些代价，不管是对那个人还是对他关心的人，都会迫使他重新考虑这个原则。21 这不是玩世不恭，比如有人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这只是认识到有许多事情是道德上重要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无论是结果还是责任，总是优先于所有其他的。道德——就像生活一般——要复杂得多。

一场道德的内战!

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之间的冲突在《内战》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条故事线在2006年和200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了大部分漫威漫画。22 超级英雄社区发生了一系列灾难，其中包括一个超级恶棍和一群十几岁的英雄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发生的一场战斗，导致数百人死亡。该法案要求所有超级英雄在政府注册，披露身份，并在必要时接受培训。在尝试阻止SHRA通过但失败后，托尼·斯塔克(钢铁侠)接管了它的实施，而美国队长领导了一个地下抵抗运动，与其他漫威英雄站在一边或另一边(x战警扮演瑞士)。
钢铁侠以功利主义的立场为SHRA和他的参与辩护。23 他既认识到英雄们拥有巨大的力量，也认识到他们在如何使用这种力量方面缺乏监督或责任，特别是在事情出错的后果方面。此外，这些问题是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学术。就在斯坦福德事件之前，一个恶棍控制了托尼的思想，迫使他扮演钢铁侠杀死了数百人。尽管一个朋友向他保证这不是他的责任，装甲就像一把枪，歹徒扣动了扳机，托尼回答说，“每个超级英雄都是潜在的枪……我最后一次检查时，枪需要注册。”作为一个正在戒酒的人，托尼对在其他方面失去控制再熟悉不过了;正如他在内战期间对美国队长所说:“你知道一个醉汉开车有多危险吗?想象一下，一个人驾驶着世界上最复杂的战甲。”

托尼·斯塔克看到了大局，决定负责登记，尽量减少对他的英雄同伴的伤害。甚至在斯坦福德之前，他就向其他英雄展示了SHRA的早期草稿，并说:“我告诉你:这正在发生。现在。……一种恐惧的环境已经形成，这种恐惧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过去。他对Cap说:“反正它是要来的。”26 我一直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确实试图推迟它。但在斯坦福德之后，一切都无法停止。一旦SHRA成为法律，钢铁侠就成为了它的公众形象和主要执行者，带领一队其他的英雄去围捕未注册的英雄。27 内战结束后，托尼说:“我知道我会被安排到一个负责的位置上。因为如果不是我，是谁?还有谁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所以我接受了。“托尼认为自己是一个未来学家，独一无二地能够看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并预见未来，所以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负责管理SHRA的实施。28 好功利主义,他把一切必要手段去做他的工作,如人员帮助被定罪的超级大坏蛋来帮助捕获未注册的英雄和在另一个维度建立监狱无限期拘留他们,使用目的为手段,正如他之前很多次,美国队长十分懊恼。

说到美国队长，他看待事情的方式和他的复仇者伙伴不一样。虽然我们会在这本书中主要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描述他，但是Cap的许多态度和行为，尤其是在内战期间，也可以从义务论的角度来描述:具体来说，就是他喜欢原则胜过结果的方式。在内战的整个过程中，他坚持认为，登记牺牲了英雄们试图帮助人民的自由和自主权，英雄们必须凌驾于政治之上，除非他们想让政府告诉他们谁是坏人，政客们太急于用自由换取安全。总之，“他们所做的是错误的。普通的和简单的。“这并不是说Cap没有看到注册的负面影响;30 他经常引用如果英雄和他们所爱的人的身份被泄露，他们将面临危险。但他把这与自治问题联系起来:虽然有些英雄有公众身份，比如《神奇四侠》(Fantastic Four)的成员，但开放是他们的选择，而不是数据库安全失败(或政府腐败)的结果。美国队长认为，英雄们应该有权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以保护他们所爱的人，而这种登记会危及他们的选择。

就个人而言，美国队长怀疑托尼是否有能力像他认为的那样考虑到情况中的无数因素。队长引用了托尼之前的判断失误，告诉他“你一直认为你的天才让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一旦你决定了，就这样。Cap可能是在暗示，一个聪明的大脑可以处理大量的信息，但道德决策需要的不仅仅是数据——尤其是如果它必须像义务论所要求的那样考虑对与错的问题。31 即使一个天才也不可能把每一种可能性都考虑进去，更不用说评估每一种可能性了。我们知道，功利主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估计，一个被遗忘的可能性可以把“最好”的决策变成最坏的决策之一，正如Cap在回顾托尼过去的一些灾难时指出的那样。在最坏的情况下，任何功利主义者必须做出的判断都有可能被一个人的欲望所扭曲，甚至是无意识的，比如Cap指责托尼做决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更大的利益。32 这种道德决策的扭曲在任何伦理体系中都是可能的，但数据驱动的功利主义性质使它特别容易受到操纵，同时又保持了客观性(“这只是数学”)。
但最终，即使是美国队长也承认坚持原则的局限性。在支持和反对注册的力量之间的史诗般的最后一场战斗中，当几名平民把钢铁侠拉下来的时候，Cap正要给他最后一击。求你了，我不想伤害你，”但他们指着身后英雄们留下的破坏，问他，“不想伤害我们吗?你是想搞笑吗?Cap环顾四周，调查了建筑物和人们的损失，最后意识到为他的原则而战的代价。他要求他的支持者们停下来投降，他说:“我们不再为人民而战……我们只是在战斗。”当蜘蛛侠告诉他，“我们赢了，”队长回答说，“除了争吵，什么都赢了。”最后，美国队长意识到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原则付出代价——这些原则是由他发誓要保护的人承担的。

然而，船长并没有放弃他的原则;相反，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他们的成本太高了。就像他投降后被捕后对托尼说的那样，

我们坚持我们发誓要捍卫和保护的原则。你出卖了自己的原则。你真的认为你知道如何给电脑编程使你比我更像一个人吗?我失去联系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是自由。我知道为之奋斗的感觉，也知道拥有它的代价。你知道妥协。34

说到底，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者都承认妥协的必要性。不同之处在于功利主义者将其视为决策的一部分，而义务论者则将其视为最后的手段。(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多地讨论妥协和判断。)

美德伦理

虽然许多伦理上的争论(例如内战期间的那些)可以用原则与结果来框定，但我们在第三大道德理论中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或者，从历史上讲，第一个主要道德理论。而不是专注于行为本身，问"这是正确的行为吗"或"这是最好的做法吗"美德伦理学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行为者，问"这是一个善良的人会做的事吗"“美德伦理学关注一个人的性格，这是根据他或她的性格、性情和行为来理解的，并询问他或她是否有道德，而不是仅仅关注一个人的行为。德性伦理学在道德问题上的结论往往与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结论相同，但二者的路径不同，德性伦理学与其他两种道德理论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美德伦理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最常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35 我们看到功利主义很容易定义，义务论则不那么明确，但是美德伦理学是最难确定的，因为它有很多种。然而，其中有一些共同的主题。与其他道德理论一样，德性伦理学家关注的是人的行为方式，他们既为自己的利益，也为他人的利益。美德伦理学的一个中心主题是“美好的生活”，尽管每个美德伦理学家都有自己对这意味着什么的看法(正如我们在功利主义中看到的“美好”和义务论中看到的“权利”)。

例如，亚里士多德用eudaimonia这个词来描述他的美好生活。Eudaimonia没有精确的英文翻译:它通常**率地翻译为“幸福”，但更恰当地理解为“满足”或“繁荣”。它不是指吃一块大蛋糕的乐趣，也不是指看着你的孩子第一次投篮得分的乐趣。虽然这些快乐的感觉可能是重要的，甚至是深远的，但亚里士多德谈论的更多的是一个终身的工程:追求美好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体验到巨大的快乐，而且还有深刻的满足感，尤其是通过实践美德。当代美德伦理学家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将幸福描述为“一种值得拥有的幸福”，这意味着一种比单纯的快乐更高的标准。36 其他早期的美德理论家，如斯多葛学派，也有类似的观点;根据哲学家a . a . Long的观点，斯多葛学派相信“哲学应该为它的能手提供可能的最好的人类生活的基础——也就是说，一种持久而宁静的幸福。”我们最喜欢的义务论者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也持有这种关于更深层次、更完整的幸福的观点，他写道，美德使人值得拥有幸福，两者的结合代表着“最高的善”。37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也同意这一观点:在他的功利主义版本中，密尔区分了更高层次的快乐和更低层次的快乐，认为更高层次的快乐对一个人的生活有更大的内在价值，即使他们比低层次的人更不满足。38 他有句名言:“做一个不满的人，好过做一头满足的猪;宁为苏格拉底不满意，不为愚人满意。”39

亚里士多德描述美德及其在幸福论中的作用的另一种方式是追求卓越。“做最好的自己”是我们今天的说法:无论你为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无论你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都应该努力做到最好。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作家或超级战士，尽你所能做到最好。(如果你想当恶棍，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更广泛地说，我们都应该努力成为优秀的人，这就是我们看到诚实、正直和勇气等一般美德的重要性的地方。美德伦理学家声称，实践美德将使我们成为优秀的人，促进我们的实现和繁荣，并将导致一个美好的生活，不仅为我们自己，而且为我们的社区。

美德通常被理解为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性格特征或性情，亚里士多德称之为“中庸之道”。“就拿勇气来说吧，一个人不能怯懦，也不能莽撞。同样，一个人永远不应该不诚实或骗人，也不应该总是乐于助人或不谨慎;适当的诚实介于两者之间。但是在哪里?一个良性的人找到了金色的意思用她实用智慧(phronēsis)或判断,以确定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勇敢和诚实。当然，对于消防员来说，勇气的意义与企业高管或教师不同。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工作中表现得勇敢，但方式不同:消防员需要勇敢地面对身体上的危险，而其他人可能更需要道德上的勇敢(这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更有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庸之道适用于美德的定义，但并不适用于美德的执行。一旦一个人决定了他或她应该如何诚实或勇敢，这个人应该尽可能多地实践这种美德。这么说吧:虽然每种美德都是中庸之道，但在美德的问题上却没有中间地带！

总而言之，德行伦理学家认为善行是由好人所做的事(而不是由好人所做的事)，所以他们强调的是品德品质，而不是由品德品质所导致的行为。但是简单地说一个人(比如美国队长——还记得他吗?)拥有诚实和勇气这样的美德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人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会怎么做。即使一个人通常是诚实或勇敢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一个人对它的反应。有道德的人必须从这些因素中挑选，运用他或她的实际智慧或判断力来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以表现他或她的性格。有时，一个诚实的人可能会撒谎，而一个勇敢的人可能会逃离危险——但如果他们真的诚实或勇敢，我们可以假设他们的判断有重要的考虑因素。(我们将在本书中多次讨论判断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