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4【人文】如果有幸看到此文章，请认真看完它。论汉族基
满清政府是个彻底的种族主义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又如何可以是中华？这如果也是中华，那还有什么不是中华呢？西方殖民者、日本殖民者都可以是中华了，他们至少没有像满清那样强迫汉人改变服饰。
对于满清非中国论，有人会这样反驳，明朝实际上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等地域范围设立了努尔干都司，实际上控制过东北，关外女真各部承认明朝的中央政权。努尔干都司是个军政机构，不是行政机构，是军事编制。中国是个和四方相对的概念，明代并没有把努尔干都司划到中国的范围之内。历史上汉族政权强大的时候，控制的地方就很多，比如朝鲜这块地方，在汉朝就是汉朝的版图范围，也是后来魏国的版图范围。明朝的时候，朝鲜、越南国王受大明的册封，也承认明朝的中央政府；日本的一些幕府将军，比如足利义满、足利义持等足利家族成员，也接受明朝的“日本国王”的册封，承认大明的中央政府。一个民族强大的时候，就可以控制更多的地方，弱小的时候则会丢失更多的地盘，不能说某个朝代曾经控制过某个地方，所以他独立建国，后来又与该朝发生的战争就是内战。假如满人所建立的后金国/清国和明朝的战争是内战，以此为逻辑，就可以承认越南、朝鲜、日本等攻击中国也是内战。
虽然满清一方面对汉人实行种族隔离和民族压迫的政策，但另一方面，满清政府害怕汉人的反抗，就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和汉人一样同文同种的民族，甚至宣称自己也是炎黄子孙，开始宣传所谓的民族团结和民族一体，为的是打消汉人对满人的敌对意识。这比较有讽刺意味，一个彻底的种族主义政府，实行种族隔离的政府，确成了民族大融合理论的缔造者。满洲皇帝雍正，曾经在《大义觉迷录》中对夏夷之辩进行歪曲，对吕留良等反清士人进行污蔑，他反驳吕留良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别”，并认为“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在《大清会典》中记载，乾隆也有类似的观点，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他说的没错，当时的夷戎蛮狄，确实不是指特定的民族，只不过是不同方位的一些不同的原始部落而已，这和汉族与异族之别，又不一样。另外，即无分别，即满汉一家，又如何搞出民族压迫政策？如何搞出满洲人高人一等的政策？满洲鞑子皇帝岂不是自打嘴巴？
后来的保皇党人梁启超，发明了中华民族一词，更是将伪中华的观点上升了一个层次。辛亥革命成功了，因为推翻了满洲政府，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因为在文化上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这些伪中华论者，逐步的占据了文化思想的上风，虽然在保皇上这些人失败了，但这些人的思想影响了辛亥之后的民族观。康梁等人的主要观点就是满汉一体，满汉同源以及平满汉之界，还有批判汉族主义为小民族主义而要提倡大民族主义。
当今的主流历史观的荒谬之处在于以今天来定义昨天，今天是晴天那么昨天也是晴天。先不说中华民族是否可以算一个民族，因为中华民族里面各民族文化各不相同；就算他是个民族，那么也只能追叙到满清，所以中华民族最多只有300年以下的历史，而不是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是华夏历史，是汉人历史。
在事实上，满清入关是极大的倒退，是野蛮灭亡文明。满清入关残忍至极，从辽东半岛对汉人进行种族清洗，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屠杀等，造成了中国大约一半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保守统计6000万以上，这迄今为止在世界屠杀史上是登峰造极的，能够与之媲美的，可能只有蒙古帝国扩张的屠杀了。仅满清为了剃发易服，保守统计杀了几百万人，为了改变一个民族的衣冠发型而大肆屠杀，在世界史上也是令人膛目结舌的。
推翻满清之后，很多人错误的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了传统文化，比如五四运动的那些人，基本上对于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历史局限性所致，因为满清绑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满清文化不等于传承千年的汉文化。
本质上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不是华夏文化，也不是华夏体制，而是满清的殖民统治。这不难理解，满人是少数的，这极少数的人口来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千方百计的对汉人进行打压，防汉治汉，形成了一种奴隶制，那么能不落后吗？不落后还有天理吗？
有人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2000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实行的封建社会不适应世界发展潮流了，所以中国就落后了。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就没有搞清楚封建制是什么意思，封建制是分封建国，基于一种天下理念的体制，我在本文“天下重于国家”部分有所论述；比如周朝，有核心之国-周，也有其他的分封国，有诸夏国，有万邦国。中国是个与分封国相对的概念，即中央之国。封建制又和什么专制啊，愚昧啊，落后啊等字眼又有什么关系？秦始皇废封建而立郡县，并华夏天下于一国，那秦始皇才是反封建的第一人。
王制，王士共制和王士民共制：
有人说华夏历史几千年都是专制，这是极大的误解，事实上，华夏历史中很难找到所谓的集权专制制度，皇权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周以前的分封制，以及后来不占据主流的分封制，就是对王权的一种有效的限制。周王虽贵为天子，但诸侯国的权利也很大，中央之国和分封国是一种制约关系，封建远远谈不上专制。对周是如此，下面大多的诸侯国也是如此，从鬻拳之鞭楚文王，先轸之唾面晋襄公等，可以看出来，王权并非至高无上。
有人说华夏历史几千年都是专制，这是极大的误解，事实上，华夏历史中很难找到所谓的集权专制制度，皇权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周以前的分封制，以及后来不占据主流的分封制，就是对王权的一种有效的限制。周王虽贵为天子，但诸侯国的权利也很大，中央之国和分封国是一种制约关系，封建远远谈不上专制。对周是如此，下面大多的诸侯国也是如此，从鬻拳之鞭楚文王，先轸之唾面晋襄公等，可以看出来，王权并非至高无上。
民主是现今的热门词汇，如果民主等于现今美国，法国等国家的一些体制（起源于古希腊），那么中国古代确实没有民主；如果民主等于尊重人民意见，广泛选举，对于不同的言论持宽容态度，那么中国古代的民主就太多了。
民在华夏文化中，属于三大阶层之一，即王、士、民之一。民一般是指七十二行，平民百姓，为了生活美满幸福而奋斗的生产者。士一般是指公务人员，士既不等于各级高官（王）也不等于庶民。王则是头人阶层，领导或者实权阶层。王大、士坚而民重。
所谓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先秦的制度，主体上实行的是以血亲贵族为纽带的统治体制，并分封建侯，这可以归纳为王制。秦之后，无论是三公九卿制也好，三省六部制也好，还是明朝的内阁制也好，可以归纳为王士共制。
宋朝有句名言即：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周朝的时候，士属于比平民高，但在统治贵族中属于等级最低的阶层，属于公利人员，无需参与农业劳动，士是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战国至秦汉以后，逐步的形成了“王士共制”。宰相的出现，致使王权和相权形成了一种制衡关系，成为了一种二元结构。宰相或者明朝的内阁官员，他们所代表的正是千千万万的士人。
周朝的时候，士属于比平民高，但在统治贵族中属于等级最低的阶层，属于公利人员，无需参与农业劳动，士是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战国至秦汉以后，逐步的形成了“王士共制”。宰相的出现，致使王权和相权形成了一种制衡关系，成为了一种二元结构。宰相或者明朝的内阁官员，他们所代表的正是千千万万的士人。
察举，是结合了推荐、选举、考试、提拔等多种方式的一种制度，平民可通过察举成为官员。在察举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即被举之人如果执政极差，那么推荐者也要负责任，所以察举制就要求官员进行提拔的时候慎之又慎。所谓的举孝廉，就是根据民众的口碑而选贤任能，在一定数量的户之中选拔。一般而言，察举先是要举士，举出来的士就是政府各级部门的公务人员，公务人员经过一定的锻炼之后，可以被推荐为各级政府的官员（王）。士活动在政府各个部门，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的各种决策，这就是一种王士共制。
华夏文化中有大量的篇幅对士这一阶层进行论述，《国语-齐语》中将人分为士、农、工、商。士有很多种，比如文士、武士、公士、吏士、隐士、死士等。对于士阶层，华夏文化中有着至高的道德要求，比如“士可杀而不可辱”，“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唯能！”
若明朝没有被满清入关所打断，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随着民这一阶层的逐渐强大，很可能会出现“王士民共制”。王士民共制相比较王士共制，民权得到了加强；王士民共制的讲法，我最早是从宋豫人老师那里听来的。王和士的产生可经过选举、推荐、提拔等多种方式。
当资本和权力相结合，或者官商勾结的时候，则会产生严重的腐败；要么是掠夺本国人民，造成极大的贫富悬殊，就像当今天朝一样；要么是掠夺外国人民，就像资本主义列强一样，通过输出资本企业，发行货币等种种手段，掠夺外国的资源或廉价劳动力。故士不许经商，我暂认为王及其直系和一代以内的旁系亦不允许经商。
王士民共制，适合于定居型的土黄色华夏文明。王士民共制并无任何朝代实践过，而是根据华夏自古的体制框架：王制-王与士大夫共制，由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推论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