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官权三阶段（3）

对于封建制度来说，就是要利用“阶级”封锁住人的身份，虽然承认了公族和旁族的合法地位，但是希望利用礼法封锁住人的身份。

这是族权思想的一种天然想法，保护自己压制别人，是族权最大的任务，所以对于阶级的封锁，导致有能的人才没有晋升途径，没有能力的人身居要职。

那么人真的能满意的活在这种制度里么？

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当秦国的制度一出现，秦国就快速强大起来，而如果公平的说，秦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也差距不多，那么为什么在之前秦国的兵就是一个样，而秦国改革以后又是另一个样呢？

因为他们对于战争的目的发生了改变，这是商鞅制度的最大特色，也就是对于一切有利于战争的事情，都有“奖励”和“责罚”，而对于当时的贱民来说“奖励”莫过于最大的狂喜。

过去，战争的胜负都只是贵族领主之间的事情，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如果打赢了战争，那么升官发财的只可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对于贫民贱人来说，即便是有功也难有封赏，更不要说上升渠道了。

所以，打仗不管怎么吹嘘，都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战，那么积极性可想而知，一旦战斗不利，那么自然一哄而散，而阵型无法维持，将使得战争直接失败。

但是，当商鞅的改革来到以后，不管是谁，有功便赏，有过必罚，这种相对公平的策略使得普通士兵开始得利，一套严密的法律制度，成了约束所有人的重点。

那么贫民贱人就不再是为了别人而战了，奴隶杀敌可以变为国人，再杀可以使得自己的亲属也变成国人，国人杀敌可以升爵受赏，对他们来说，战争就不再是一种恐怖的事情了，相反成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对于下层军人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这样一来，战斗的欲望和积极性就大为改观，并且在国内的制度上，一切有利于战争的行为都有可能受赏，比如耕田和制造兵器，上升渠道就如此被打开了。

当上升渠道打开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秦人拼命的向上走，这就使得国家快速的富强起来，而法律成了弥补这种新制度的新思想，商鞅试图以法律来压制虚无的欲望，用扩张来满足虚无的欲望。

也就是，如果一再扩张，那么就能一直满足虚无的欲望，只要不犯法，就能从战争中获得上升，这是秦国最大的改变。

而法家再怎么变化，都存在有漏洞，那就是虚无的欲望永远不能不能被填补。

很快时代就快速的发展，终于来到，中国的第一次大一统时代。

也就是秦始皇时代。

40，官权三阶段（4）

为什么在商鞅之后，法家顺利的使得秦国强大起来，并且一统天下了呢？

因为商鞅的法家是建立的制度，然后用法家的思想作为文化来支撑这个制度，那么为什么法家可以这样，后人却不能这样呢？

可以说，这是当时法家所处的一个特殊环境造成的，当时的秦国还十分的渺小，所以虽然文化还是族权思想，但是商鞅把“无”的欲望引向了战争，引向了扩张，配置与制度，这样“无”的欲望是向外的，那么有自然可以稳定了。

但这存在漏洞，那就是当秦始皇时代到来的时候，扩张已经到了一定极限，这时候最优厚的土地已经到手，再想外扩张，难度就加大了，这时候“无”的欲望由于无法扩张，便又回来了，这就造成了秦国的忧虑。

在这个时候，爆发了两场非常重要的争论，第一个争论是李斯与韩非子之间到底谁更厉害的问题，第二个是法家与儒家展开了博弈。

这两场争论决定了中华的命运。

第一场争论就是李斯与韩非子之间到底谁更厉害，在我看来，韩非子这个人根本就是言过其实，没有任何贡献。而李斯则是当之无愧的法家栋梁。

首先，法家的三派是第一个源头性的法家争论，也就是“势”“术”“法”三派，谁才是真正的法家，“势”“术”两派名为法家，实际上只是起到了替封建制度进行修补的作用，并且这种修补很快就会被“无”所击败。

而法家法派才是法家的真正正宗，因为法律最重视诛行而不诛心，所以如果把法家的思想扭曲成了权谋与谋略，那就不是法家了。

当三派争论结束后，第一次进化随即开始，那就是商鞅创造了制度，然后用法家的思想作为文化想要支撑起来，这样法家就顺利的开始了运作。

也就是说，真正让法家实现运行的是商鞅，那么在商鞅之后，想要更进一步，就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完善商鞅的制度，也就是创造出新的斗争纲领来。另一个就是创造出一个类似于儒家“行为论”的文化思想出来，真正做到支撑法家制度。

谁能够完成这两个条件，谁就是法家肱骨之臣，甚至如果能创造出来法家的文化思想来，那么这个人就将成为法家的“天下无双”，因为他就可以一举解决“无与有”的矛盾。

但是这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法家最重“行”不重“心”，而文化思想都是“无”也就是都是“心”所以法家学说从一开始就彻底的封住了自己的这条路。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条，那就是，谁能创造出新的斗争纲领来。

41，官权三阶段（5）

人们看待韩非子，总是认为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是希望结合“势”“术”“法”三派的力量，结合以后创造一套官权与王权结合的政治制度。但是，这本身就是开玩笑。

在我看来，韩非子就是法家的一个笑话，而不是一个集大成者。

首先，法家最重什么，法家唯法为尊，其他一概都是“非”法。

而“势”“术”“法”是绝对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法”重行，“术”重心，也就是说，看待一个人如果即看他的“行”又看他的“心”，那么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比如，一个恶霸横向乡里，最后他的父母毒杀或者刺杀了他，并且村里所有的人都支持他的父母，那么法律应该怎么判呢？

如果重“行”他的父母无权因为他的儿子犯罪就擅杀他，只有法律可以定罪，如果私自杀人，就是私斗仇杀，那么他的父母就是罪人，就需要依照法律来判刑。

如果重“心”他的父母看到他的儿子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杀他那么这是“大义灭亲”，是善而非恶，用善的心作恶如果为的是善举，那么也是善，那么就该嘉奖他们。

所以，“心”与“行”是绝对相反的两种概念，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怎么可能将“心”与“行”这两种标准同时融入其中呢？

表面上可以融合，但其实最终只会偏重于“心”，不重于“行”，因为“心是无”“行是有”，所以“无”自然比“有”更有优势。

韩非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法家集大成者，而实质上就是法家的一个笑话，他的著作一旦用在实际之中，那就绝不是法家，相反成为人治的典范。

也就是说，韩非子最推崇的是重“行”的法律，却写出来最重“心”的著作，前后矛盾至极。所以，秦始皇在没有真的见到韩非子的时候，对韩非子满怀期待。

见到韩非子以后就实质上非常失望，秦始皇嬴政是一个从小颠沛流离在外的君王，他的地位非常不稳定，他不但见过大量的政变更是见过无数的人情凄凉，所以秦始皇最推崇法家，其目的就在于。

他希望借助法家的诛行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如果所有秦国人和被秦国统治的人都信服了法家的思想，那么秦始皇作为秦国的帝王，就将拥有最高的合法权，这一点是他欣赏法家的关键。

然而一个可以统一天下的人，为什么连李斯的妒忌都看不穿呢？

这就在于秦始皇已经看透了韩非子学识中的漏洞，抛弃了韩非子，所以杀了他，也就是说，法家三派，唯有法家法派是表里如一，重视法制。

而其他两派“术”与“势”都是表面上是法派，实质上实行的都是人治，不是法制，外法内人的思想，并不是法，因为法律只看行为不看内心。

那么，将三者和在一起，不就是更加是笑柄了么。

我认为，韩非子不过是一个笑话罢了。

42，官权三阶段（6）

所以，法家实质上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上，无法创造出新的文化思想来支持法家，那么剩下的一件事，就是谁能创造出新的斗争纲领来。

商鞅是王朝和官权制度的开创者，在那他之后，中国就进入了半王朝半封建状态，而到了李斯时候，中国就正式的进入了官权制度。

从那时候起封建制度逐步走向衰亡。

那么接下来马上就展开了第二场大的争论，就是法家与儒家之间的争论，这样争论的结果就让秦始皇背上了暴君的名声，给官权制度开了一个恶名的头。

那么为什么秦始皇要焚书坑儒呢？

这就在于，儒家学说在当时还没有进化出可以迎合王朝制度的思想来，当时的“行为论”是为了迎合封建制度创造出来的，也就是孔子被后世说是支持封建制度的人，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这时候的儒家就成了一个尴尬。

表面上争论的本身是围绕着该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展开的，但实质上是封地权与郡县制之间的一场博弈。

由于战国时代刚刚结束，虽然六国被灭，但是这也只是灭掉了国家，却使得当时的统治非常混乱，文字，计量，学说都是各有不同，所以当时的秦朝遇到了非常大得麻烦。

那么到底是继续推行郡县制，还是保存分封制呢？

这将决定秦王朝的命运，在这个时候李斯给秦始皇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也就是车同轨，书同文，计量恒也进行统一。

法家终于走向了自己最后的鼎盛，同时也就走向了衰败。

道理非常的简单，当扩张的空间缩小的时候，人们的“无”的欲望就不能被为了外部的土地所驱动，相反是向内展开，这样商鞅时期所能克制住的“无”的欲望又开始兴盛起来。

而又因为郡县制和分封制之间的冲突，最终酿成了焚书坑儒，也就是说，在秦始皇的眼里，儒生们要坚持以礼治国也好，以德治国也好，都是在间接的对他提出要求保留封地权，在秦始皇的眼里，封底权的保留。

就等于默认了其他诸侯势力还将继续存在，这种倾向是秦始皇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继续维持封底权，那么势力就能够积蓄势力并且作乱。

这样的结果就等于说，为反秦国的叛乱留下了祸根，那么秦始皇就要铲除这样的祸根，于是决定焚书坑儒。

而为什么进行郡县制，又焚书坑儒打压了其他势力，还是无法阻止叛乱和起义呢？

因为，法家没有一个新的文化思想作为自己的支撑，那么结果就是退回到了旧文化。

也就是族权思想，于是在秦始皇死后，秦国内部迅速的族权化了。

43，官权三阶段（7）

当一个制度和文化思想出现不匹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就是会出现倒退，因为进步是对于落后的一种修正，或者说一种革新，虽然新的制度和新思想非常好，但是出了问题，那么人们会自动的选择旧的制度和文化去维持。

所以，当秦始皇死了以后，法家思想又没有办法解决新思想的问题，秦国在扩张上又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那么当所有不利于秦国的条件都出现的时候。

秦国自然走向了倒退，也就是在文化思想倒退回了“阶级”思想，所以，很快秦国的内部变化就是，各“阶级”开始只保护自己的利益了。

但事情总需要一个由头，这个由头就是赵高的乱政，秦始皇死后被赵高篡改立胡亥为皇帝，也就是秦二世，可很快秦二世就开始了自己的骄奢淫逸，不理朝政。

然后赵高诛杀李斯，这样就变成了赵高专权于秦，这件事情就成了官权制度像族权制度退化的开始，由于官权制度只是第一个发展阶段，所以很不稳定，在没有新文化的支持下很快倒退回来，法家很快变成了人治。

这种结果就使得支持秦朝的秦朝内部势力开始分化，之后就爆发了反秦战争，人们通常认为秦国的快速瓦解是因为反秦人士的凶猛造成的，尤其是项羽和刘邦。

但实际上，秦朝有三大兵团，分别是咸阳兵团，长城兵团和南方兵团，而在巨鹿之中后，秦国北方的兵团还有余力继续作战，可是对他们来说，失去了制度的保障，开始只保护自己，所以章邯决定投降。

讽刺的是，一直被掩盖在历史之中的事实就是，就在北方厮杀一片的时候，南方本来极具实力的秦南方兵团静观事态发展，最后居然自立为南越国。从此与秦国割裂开来。

所以，刚刚打赢六国的秦国为什么在一瞬间就摧枯拉朽的灭亡了呢？

因为秦国的制度倒退了，文化也倒退了，那么在赵高乱政的诱因下，只保护自己成了当时秦国人的首选，在这个原因下，秦国灭亡了。

之后楚国的项羽与刘邦进行了几年的楚汉战争，最后刘邦胜出，打败了项羽成立了汉朝，时代又进入了汉朝时间。

这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了。

刘邦在建立汉朝以后，采取了一个非常怪异扭曲的制度，那就是一方面他希望遵循秦制，又大肆分封刘氏宗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刘邦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又没有一个更好的文化作为支撑，所以他表面上继续承袭秦制，但是他又只能选择族权思想。

也就是非刘不王，但这也为后来七国之乱留下了祸根。

但是也使得有人开始探索一条更新的道路。

44，官权三阶段（8）


就在刘邦建立了汉朝以后，到汉武帝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进入了一种深度的迷茫时期，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真正的帮助国家稳定成为了所有人的疑问。


儒，墨，道，法四大家，基本上都失败了，所以这段时间是最为迷茫的时期。


而为什么最终在这段时期“道家”占据了主动呢？


这就是因为，道家学说实际上并非一套休养生息或者说“与世无争”的学说，相反是一套精心打造的权谋宝典。


道家说“无为而治”是什么意思？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社会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那么就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社会任其发展，最后结局就是失衡的发展，也就是任其自由发展，不加以管理，最后必然形成族权社会。


所以，“无为而治”指的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无为”对应的是“有为”，那么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就是“有为”。


那么不按某种方式去做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无为”，但是不管是“有”还是“无”都必须有一个主题，这个要么是“我”要么是“你”，也就是说，你要按照你所想的去做，或者是我要按照我所想的去做。


这便是道家学说的指导方式，道家学说是人治，所以刚好切中了当时的时局，刘邦死后吕雉当权，在这段时期，吕雉非常推崇“道家”。


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推崇“行为论”，法家推崇“重行不重心”，墨家推行“制度架构”，三套思想都对应的是“有为”，也就是有严格的规范方法来治国。


但是，吕雉不想受这些的束缚，当然选择“无为而治”，也就是吕雉“她想怎么治理就怎么治理。”那么自然是乐意钟情于道家了。


随后汉朝又沿袭了这种类似于太后皇后干政的传统，窦太后就是其中一位，所以，既然在制度和文化出现了真空期，没有一个可以适合他们的制度和文化。


那么就干脆，采用道家的思想，尽情的“无为而治”了。


并且由于从萧何到曹参所采取的治理国家手段都是休养生息，造成了一种假象，那就是道家的思想就是让社会尽情的自由发展。


这可能么？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所以不要说到以后，就到了汉景帝时代，作为刘姓分封的诸侯国就有了叛乱的势头。汉朝进入到了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


并且最终激起了七国之乱。

45，官权三阶段（9）

如果提到七王之乱，那么可以说，在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文化最为迷茫的事情，所以产生了七王之乱，人们都知道汉武帝的成功，却经常疏忽，他的前一任皇帝汉景帝更是强大无比。

虽然已经产生了王朝制度，又产生了“行为”这种专门可以支撑官权制度的文化思想，在文明阶段上也进化到了王朝时代的边上。

可以说，条件已经成熟，只欠东风。

但是汉景帝却没有这样的人才，北方有匈奴人的威逼，南方诸侯王随时等待起兵，在这种状态下，汉景帝决定打击诸侯，这就激起了七王之乱，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艰难的打赢了战争，可是汉景帝也耗尽了心力，最终位置落到了汉武帝手中。

对于汉武帝来说，有两个首要难题需要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难题，那么一切的可能就都不存在，这两个难题就是，如何打败北方的日益强大的匈奴和如何构建起一个新的制度来支撑汉朝。

可以说，汉武帝对于道家有着一种厌恶，因为他的奶奶窦太后就是一个十分迷信道家的人，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到家是人治的典范，所以汉武帝想要进行改革。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董仲舒终于出现了，董仲舒为汉武帝创造了一套新的制度和斗争纲领，这就是新的儒家思想。

王朝儒家思想。

从这一刻起，儒家思想得到了进步他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过去是支持封建制度的思想，变成了以支持官权思想为目的的文化思想。

可以说董仲舒是一个真正的大才，因为他把制度，文化，斗争纲领三样东西统一的融成了一套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东西出来。

官权制度是一种系统化的制度，他最讲究系统化，所以如果用排他的族权文化来支持，那么系统化很快就会走样，而董仲舒创造的纲常论和忠君思想，为王权和官权相互结合找到了一条新路，在这条路里最为关键的就是。

评判人地位的合法性从控制力走向了“行为”，也就是在这个官权系统之中，任何部件只要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和责任内的事情，那么就自然可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如果增强控制力，就等于违反了“行为论”就会失去支持，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官权制度开始走向了一个稳定。第一阶段也就顺利的完成了。

从而官权制度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我们”与“你们”之间的融合就开始了，也就是国人价值观的诞生，而这一步一走就走了将近2000年，人们对于官权和儒家思想的认识很多还停留在官权是为王权服务的思想上。

其实，官权一旦和王权真的开始合作，就标志着王权衰败的开始。

46，官权三阶段（10）

由于不是专门讨论中国历史的文章，对中国历史的介绍也是为了能说明白官权变化的阶段，所以，有些问题就不展开讲述。

汉武帝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使得人们通常理解，最讲君君臣臣子子父父的儒家文化是为王权服务的，这在表面上是这样的，但实质上，人们通常忽略的官权思想的另一面。

那就是，汉武帝的改革，是王权的胜利，还是官权的胜利呢？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我不想去过多的渲染汉武帝的成功，因为那容易进入文化学的范畴之中，单纯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能看到不同的风景。

表面上，王权是最大的胜利者，不管是专权还是集权，人们认为王权从此唯我独尊，但事实上，任何人都根本做不到“唯我独尊”。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只是一个人，他能击败几个人，却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击败天下人，所以，想要管理，就需要制度的支持，而汉武帝和秦始皇两个人最标志性的创造就是。

他们都和官权做了紧密的结合，但是为什么秦始皇失败了，而汉武帝成功了呢？这就在于秦始皇所推崇的法家，没有文化思想上的支持。

而汉武帝的王朝儒家文化可以支持官权的构建，并且可以达成王权与官权的结合，也就是说，王朝儒家文化是王权和官权的一种新的盟誓关系。

从这里开始，世界出现了两种盟誓关系，一种是神权时代的“宗教”，一种是人权时代“行为”。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只能使得王权和公族保持盟誓。

但是行为却能使得王权和国家内部的任何人达成盟誓，所以按照王朝儒家思想去做，就等于宣布自己会实行仁政，举起了“义旗”。

“义旗”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文化学说法，而是一种宣誓，创造了一种游戏规则来进行宣誓，也就是说，谁能举得起“义旗”，那么谁就可以成王权，也就是皇帝。

说的更加深刻一点就是，王权表面上凌驾于官权之上，但是实际上是需要向官权寻求支持的，这种伦理关系成了之后发展的发展，但是可以说想要实现君君臣臣子子父父是有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孟子所说的：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也就是，你对我，我就对你好，如果你对我差，那么你的规则就失去了效力，并且孟子这个人的出现也非常关键，他创造性的制造出了一套文人思想。

那就是以“无形”对“有形”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一致跟随着儒家思想。

这点不能不说。

47，孟子的价值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那么孔子被称为圣人，孟子为什么被称为亚圣呢？

这就是因为孟子创造了一套之后人几乎都在遵守的价值观念，正是这套观念的产生使得孟子称为亚圣。

这套观念就是：以“无形”的榜样去对比并要求“有形”的现在。

孟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用“有形”的去比“有形”的很容易出现问题，在战国时代国家兴盛于衰败都在于一线之间。

所以，想要评判就不能使用有形的思想，比如用某一国的优点去对比另一国的缺点，如果这样比较，那么当优势的国家兴起的时候，自然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哪个国家衰落了，那么对比马上就会产生自己否定自己的事态。

那么孟子要创造怎么样的一套评价标准呢？

那就是用“无形”的榜样去对比，这套价值观随之而出，孟子总是诉说榜样的力量，尤其是尧舜禹汤这种已经离人们远去的“大人物”。

这种思想的出现非常巧妙，首先人们随着儒家思想出现并传播以后，对于仁政的渴望已经越来越强烈，君王们也大都不能无视仁政的存在。

所以，当孟子用“无形”的榜样去比较的时候，就等于稳操胜券，因为如果按照仁政去做，那么自然能得到一个利国利民的时代产生，那么实行仁政自然是正确的。

如果不按照仁政去做，那么胡作非为只会造成国家的衰败，这样仁政又更是正确的，并且人们无法质疑已经不存在的“大人物”。

因为那些人似乎创造了无比光辉的伟业，所以质疑这些人等于是自找没趣，这种方法的出现为“行为论”添加了重要的一环。

那就是说，“行为论”出现了一次蜕变，过去的“行为论”是希望人们自身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学习，自我强化的学说。

经过孟子的“创新”以后，变成了一种社会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不管是君臣子父都被这条标准所衡量。

如果按照标准去做，地位毫无问题是稳固的，如果不按照标准去做，那么就必然失败，因为“行为”是可以对所有人的。

也就是说，他比“宗教”和“阶级”都更加先进，他可以面对所有人，并且，追求美好的生活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共同追求。

所以，看待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排除他的一切外在和内在的影响，最终只看他的行为是为天下，还是为自己。

这种价值观一出现，“行为论”就再难被推倒。

48，孟子的价值（2）

孟子出现以后，儒家只会是越来越强大，那么为什么情况是这样的呢？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儒家思想并不是没有遇到对手，甚至外来的思想，但是可以看到的结果就是，所有外来的思想都只能打败政权，却难以打败儒家思想，甚至被儒家思想驯服，成为坚定的支持者，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有两个因素决定了这样结果：

第一个原因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行为”这种文化非常先进，他比“阶级和宗教”的覆盖面更广，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用什么来让所有人信服呢？

宗教文化是用王权和公族的盟誓关系来让人信服，简单说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在“宗教”文化非常盛行的地区，如果社会资源丰富，那么公族和旁族的关系还非常平稳，一旦社会资源变得稀缺，那么直接就是对于“异教徒”采取高压的态势。

因为“宗教”不能为所有人产生信服的关系，所以社会矛盾一直存在，那么就无法摆脱思想，这就使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资源总是被一种高度的控制中，难以发挥更大的生产力，如果无法产生更大的生产力，那么“宗教”文化就会一直兴盛。

阶级文化是进入人权时代的一个标准，人被分成了不同的阶级，每个阶级之间相互平行流动，虽然看起来做到了公平，但实质上，阶级之间难以转变，所以造成的结果还是族权思想无法改变，使得不同的阶级造成垄断，但是由于阶级思想的出现，已经使得公族和旁族开始出现相互的认同，所以能保持相对的平衡。可一旦社会资源耗尽，同样会产生相互压制的现象。

行为文化就不是这样了，因为行为指的是人们的作为，所以做的好，自然人人接受，做的不好人人唾弃，这就使得外在和内在的因素变成了次要的，行为的为公还是为私就成了评判的核心，所有前两者想要冲击他就极难。

因为他是面向所有人的，正式因为面向了所有人，所以形成了一种内部的共识，那就是执行这个文化思想的就有合法性，不执行的就没有，落后的文化思想很难与他竞争。

这就牵扯到了第二个关键点，那就是行为论他抢占的是“好”的制高点，也就是说，行为的一切都是为好而做，所以其他任何思想即便是“好”，那也只是做到了和他一样，等于成为了他，如果做不到“好”，只能做到一部分“好”。

那么“好”就比他强，所以人们自然希望更“好”的出现，更为厉害的是，行为论本身是无形的，也就是说，什么是“好”，怎么是“好”。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昨天的“好”和今天的“好”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认为用今天的“好”，去击败昨天的“好”就等于是击败了昨天的“好”。

这就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一旦“好”的评判出现，即便今天的“好”战胜了昨天的“好”，也只不过是重复了求好的过程。

比如，过去裹脚布是被现代人认为残害女性的一种标志，但是在过去缠足是被认为是“好”的，而今天的高跟鞋同样残害女性一种标志，当然可以有很多人举出高跟鞋比缠足更“好”，但问题是，如果你去评价高跟鞋比缠足“好”，这本身就等于成了行为论的支持者。

那么，实际上，还是变成了行为论本身，所以行为论并不是不变的，相反是特别善变的，并且他抢占了好的解释权，这样，他就无法被战胜。

只有明白了这个，才能继续说变化。

49，官权三阶段（11）

也就是说当行为论变得非常善变，并且可以抢占好的解释权的时候，他本身就变得不可战胜，因为他是“无”的思想，“无”可以变成任何“好”。所以只要追求好，就等于变成了他。

这种变化就能让我把问题说道更加深刻的地步了，那就是王权和官权到底凭什么说是官权的胜利，而不是王权的胜利呢？

人们看到皇帝实行了中央集权，就认为皇帝的势力大增，其实，这只是一个表象，一旦选择与官权结合，最终王权不但不能稳固，相反是权利越来越小，最终被官权兼并吃掉。

因为，道理其实非常的简单。王权是由什么产生的？

王权真正的产生是族权思想的作用，也就是说，最强壮的猴子才能成为猴王，这是猴王产生的根本，也就是在族权竞争的排他作用下，使得猴王脱颖而出。

所以，表面上族权思想在威胁猴王，因为竞争者会不断的出现，新的强壮的猴子会不断的攻击猴王，一旦打败猴王，那么新的猴子就成了猴王。

这个过程在人类的进程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随着自己的控制力的下降，王权旁落公族膨胀，最终公族打败了王权，成了新的王权，这其实只是重复了猴子的过程，只是更加复杂，更加繁琐，但是本质是没有变的。

也就是说，虽然猴王总是被替代，或者周天子很快就没人搭理了，但是推选出猴王的这种制度却是可以不断不断的循环出来。

也就是说，真正让王权强壮的，不但不是官权思想，相反是族权思想，因为族权思想的结果只是替换掉了王权的拥有者罢了，但是并不对王权本身产生动摇。

因为排他是他的永远无法改变的关键，所以王权总是能从排他中最后杀出，所以，真正能让王权一直存在下去的是族权思想。

但是官权思想就不同了。

人们认为官权思想使得王权变得膨胀的关键就是一个人可以指挥一个系统，似乎一个人的权利走向了顶点。

但是，实际情况却非常相反，那就是，当一个人可以指挥一个系统的时候，那他还是那个系统外的部件么？

没错，人们常说画龙点睛是神来之笔，如果把点睛的睛当做王权，虽然人们感觉起来，这个东西一旦被点上去，整个图画就如同活了一般。

问题就是，很显然，不管这个睛多么厉害，最终他都将成为这个部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人可以指挥一个系统的时候。

他就会被这个系统吃掉。所以，王权就必须做出反击。

这种反击诞生了王朝周期论。

50，官权三阶段（12）

最早在小时候，我曾经看到有这么一种现象被描述，那就是在书本上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一直在一个怪圈子里来回的转，每300年左右就进行一次轮回，那是我最早接触王朝周期论，随后等我长大了以后，开始逐渐明白了王朝周期论的运作过程。

然而有一天我觉得对于王朝周期论的理解到了更高的地步，那就是，是谁制造了王朝周期论，过去我认为是族权思想制造了王朝周期论，当优秀的君王死去以后，开始出现昏君，这时候族权会出现变化，他会使得官权制度逐渐退化成族权制度。

最终王朝崩溃了，但是，现在的我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那就是，王朝周期论的制造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昏君和佞臣，相反是人们心中的仁王圣主，正是他们的作用，使得王朝周期论不断的循环，下面就讲这个思路。

人们总是简单的认为，官权会加强王权的权势，这只是一个很表面的现象，实质上官权正在不断的摧毁着王权，因为官权是一个系统，而王权作为这个系统的顶尖看起来风光无限，但他正在不断受着官权的威胁，也就是官权最终将能够把王权也给系统化了。

这是王权最大的危机所在，因为族权只是不断的替换掉了王权，确不会从根本上系统化王权，所以这中间存在着绝对的不同，那么王权就需要反击。

我们又通常听说过帝王之术，或者是中庸等一些教帝王如何使用左右摇摆策略的思想存在，那么为什么帝王要使用这些招数。

表面上是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从一个更深层的地方来说就是，王权本身害怕官权的系统化，所以需要用谋术或者权术来打乱这种系统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打断破坏了官权。

所以，真正让官权破坏掉或者堕落的，并不是官权本身，也不是单纯的人性贪婪，而是王权害怕自己被系统化所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

而真正让官权逐渐走向族权的人，并不是昏君和佞臣，相反是名君圣主们，他们非常善于权术，又善于谋术，所以可以把大臣玩弄于鼓掌之间，颠来倒去。

但是，能保证所有人都能这样么？

答案是否定的，当一个优秀的君王存在的时候，他打乱了官权的正常运行，但是由于他非常厉害，所以这种倾向并不明显。

可运作的根基就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一旦遇到一个资历不够的君王的时候，他就无法像前人一样，那么轻松的控制局势了。

而他想回头已经非常难了，因为官权已经开始向着族权的方向前进了，那么结果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官权制度逐渐变成了族权制度。

最终王朝崩溃了，但是，崩溃也只是一个开始。

51，官权三阶段（13）

可以说，中国最为混乱，最为黑暗的一段历史就是魏晋南北朝，在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在这时代的中国北方，很难谈尊严，也很难谈幸福，唯一好谈的就是你还活着，还是死了，汉王朝的崩溃催生了三国，三国的终结催生了晋朝，晋朝的开端就非常差，那就是他又走了汉朝早期的路线，其结果很简单，就是诸王作乱。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家族基本瓦解的状态下，长期作为旁族被压制的胡人和蛮族们开始崛起，这导致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

然而在这个悲惨的难点，却也是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那就是当王朝制度变为族权制度后，自然就会产生瓦解，但是为什么，又会产生新的王朝呢？

这也是王朝周期论可以长期存在的一点，那就是为什么君王会再次选择王朝制度，也就是官权制度。

在这个如此混乱时代，更换本身变得异常常见，甚至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中国最黑暗的历史，也是通往光明的开始，因为“易”的哲学认为，当黑变成黑的时候，其实也是变白的开始。

所以，当传统意义的中原文化长期盘踞作为公族统治华夏的时候，这一切看起来变得非常自然了已经，但是当“我们”失去了支撑之后，就会变成“他们”。

也就是说，随着公族的衰落，公旁开始出现了颠倒，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相互的厮杀，这种相互厮杀造成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

但是在这里就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厮杀的发生，他也会出现变化，从一开始的狂杀滥砍，到统治逐渐走向稳定，就会使得统治者来思考，到底要使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所管理的人，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谁能够吸引更多的人，那么谁就占有优势。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竞争无时无刻不再发生，所以当你是落后的时候，你虽然可以在某一个时刻占据优势，但是长久下去，落后和先进还是拥有差距。

所以有人进行改革是自然的，而想要进行改革就首先寻找到先进的制度和文化，那么虽然在前面已经失败的王朝制度和“行为”文化就又会被重新启用。

对于统治者来说，官权制度和族权制度，存在不同的风险，官权制度存在的风险是自己容易被系统化吃掉，也就是表面自己势力大，其实权利被一再压缩。

而族权制度虽然能保证王权不被吃掉，但是却难保不被取代，也就是说王权虽然不会消失也不会被同化，但是被别人取代却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任何优秀的君王都会选择王朝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精通于谋术和权术，很容易能够阻止这种系统化的产生。

也就是说，自己有能力控制局面，但是这种控制实质上是暂时的，会为自己的子孙留下隐患。

52，官权三阶段（14）

也就是说，王朝周期论表面上是每300年一次循环的故事汇，但实际上，是王权在不断的与官权进行博弈的一个过程，对于王权来说，官权确实存在好处，自己被替换的风险变小了，但是被吃掉的风险却加大了。

可名君圣主不会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很容易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又是在破坏官权制度，最终官权制度会变成了族权制度，最终瓦解。

那么这不就真的成了一个魔咒了么？

其实不然，表面上看，确实王权与官权的博弈一直在持续，并且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最终都会走向崩溃与再循环之中，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就发生了。

那就是，系统在这个循环中，到底有什么被改变了？

假如，没有任何变化，那么确实就会这么不断的继续，但是，事实上，系统本身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也就是看起来是一成不变的循环，然而实质确在不断的变化。

这种变化在两个方向发生，一个方向是，变化本身的目标是什么?第二问题是，王权的边界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虽然“行为”和“系统”都极容易被破坏，也就是官权制度很容易就变成了族权制度，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同时产生了，那就是系统会向着什么方向去变的问题。

这看起来非常难懂，但是其实只要简单说就变得非常明白，如果把族权思想看做是一种正常的细胞，把官权看成是异变的细胞。

那么表面上异变的细胞极容易受到压制，但是异变的细胞却没有任何“限制”可谈，也就是说，“健康”的细胞是有边界的，比如ABCD四种细胞，他们分别担任各自的职务，这就是族权之间的分界。

那么ABCD四种细胞是不会相互变化的，也就是A只能是A，B也就只能是B，他们虽然强大，但是他们有边界，因为控制力决定了，他们都只能控制一定的范围。

但是，异变的细胞是没有“边界”的。

也就是说，对于官权制度来说，不管是什么，他都可以改变成自己，所以，即便官权在某一刻受到了限制，但是他可以使得任何ABCD变成了自己，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官权可以任意的出击。

占领了任何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部分，那么他的势力就将增强，而由于没有边界，所以族权只能保护自己的范围，却难以影响到其他人。

这一点在阶级的变化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催生了从质变到量变。

也就是隋唐时期的科举产生。

54，官权三阶段（16）

这就要谈第二个问题了，那就是王权到底有多大边界的问题。

对于王权本身来说，他是极为不稳定的，这很简单，因为人人都盯着王权，所以想要抢夺王权，自然是一种常见的态势。

但是，王权本身的运作又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那就是当官权制度产生了以后王权要不断的退让，让出自己的权利，才能使得官权更有吸引力。

对于一个崩溃期来说，虽然是最为悲惨的时候，但是根据“易”的哲学来说，当白变为白的时候，又是像着黑变化的开始。

也就是说当一个崩溃期到来的时候，社会变得异常混乱和残酷，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有王权都确实需要人才的支持和帮助。

那么想要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就自然要提出更加丰厚的条件，而对于官权本身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如何迫使王权退让出更多的权利来使得官权受益。

进入官权制度以后，王权遇到的最大的危机和问题就是来源于两个，一个是官权的系统化想要吞掉王权，另一个就是，能和自己保持稳固的宣誓关系的唯有“官权”。

因为国人思想越来越被承认，那么能和王权宣誓的只有“国人”，如果只是吸引少数人，那么就很容易变成族权思想，并且被认为是暴君，所以肯定呆不长。

那么就只能和国人“宣誓”，但是这样一来官权又会加速发展，所以，假如被官权吸收是一个发展方向，那么就有人愿意做出让步，有人不愿意。

结果就是做出让步的人，很快受到了人们的青睐，比如隋唐宣布了科举，那么他们的官权制度，肯定比不宣布的先进，因为人才更容易从隋唐的制度中兴起，所以人们自然愿意去隋唐，表面上这样是皆大欢喜。

但是，隋唐的制度和文化越是先进，就越是挤压王权的生存空间。

因为王权让出了权利，就不可能再重新收回，这样越是发展，王权的力量就越小，那么他就只能依赖于“国人”和“系统”，最终压制他必须寻求“行为”的支持。

可问题就在于，“国人”“系统”“行为”这三种思想或者制度，都从本质上在瓦解着王权的存在，所以王权陷入到了一种尴尬之中。

如果不采取这些有害于王权的思想和制度，那么很容易变成暴君桀纣，如果使用这些对于王权有害的思想和制度。

那么王权又在不断的缩小自己的权利，所以，使用了是完蛋，不使用还是完蛋，那么王权就的非常尴尬。

而这就产生了五代十国。

55，官权三阶段（17）

因为失去了公族的核心支持，又被官权威胁，所以皇帝们的地位变得非常尴尬，选择摇摆就产生了官权的退化，产生了族权。

而对于族权来说，他们只需要满足自己的意志就好了，对于王权本身的意志并不再那么关心，这就导致了当族权发展了以后，就有了随时取代皇帝的行为出现。

也就是奸臣当道现象的产生，因为奸臣们总是出卖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实质上这就是族权思想中的增加控制力的一种表现。

当优秀的君王死去了以后，弱小的君王就无力与族权思想对抗，结果就是自己被替代，而五代十国就是这种疯狂替代的过程。

由于制度进入了一个尴尬的时期，所以不管是谁当了皇帝都很快面临这个局面，因为没有解决的办法，所以都以加强控制力的方向进行。

这样的结果就自然是，一代又一代的快速更替，王朝更替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在这种影响下，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

但是到了宋代，随着朱熹的出现，他又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他对于“行为”有了全新的定义，也就是儒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似乎儒家从一种思想变成了宗教，这种现象的理由就在于皇帝们受不了“行为”这种文化的冲击，所以想要向后退，找寻“宗教”力量来稳固自己的力量。

但是，这是不太现实的，也就是说，朱熹的文化改革，实际上是使得王权和官权产生了一种新的盟誓关系，那就是王权是不可换的，过度的讲究了忠君论。

实际上，这是王权的又一次倒退。

因为“官权”和“行为”本身都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东西，所以系统化只会不断的发展，而系统化不断的发展就不可能按照原有“宗教”那样产生公族一族与王权关系的修补。

就会使得王权更加受限，因为王权能存在或者能引发已经类似于“宗教”的儒家思想起作用，都无法越过“行为”这道坎上。

也就是说王权想要稳固，就需要与国民盟誓，表示自己会好好干，这样的结果不但不是使得官权更加的支持自己，相反是对于王权的要求更加高了。

因为官权是一个系统化的制度，所以，越是强调“行为”。实际上越是有助于官权进行系统化，因为各司其职本来就是系统化的一种最喜欢见到的倾向。

所以，新的思想要求所有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等于更加加重系统化的运作，系统化一旦开始就难以停下了。

而就在这时候，北方也出现了变革。

56，官权三阶段（18）

就在南方宋朝变化的时候，北方的国家也开始产生了变化，那就是辽国，金国，甚至是西夏，他们都在进行着改变。

人们认为造成宋朝的孱弱的原因是石敬瑭出卖了幽云十六州给辽国，使得宋朝无险可守，但实际上，事实并不是如此。

事实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开始学习汉化，并且开始了他们的内部改革，正是这种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改革，使得原本只能一阵风强大，一阵风就消失的游牧民族，开始真正的强大起来。

尤其是辽国，他们提出了属于辽朝的国人概念，也就是旁族在经历魏晋南北朝之后，开始逐渐有了成为公族的权利，这一点让很多汉人感到恐惧。

所以喊出那句崖山之后无汉人的口号，但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肆意的贬低其他民族的价值，把中国历史垄断为汉族的历史，把一切非汉族的民族都当成是异类，并且否定他们的政权和进步。

其实，这不过是最简单的族权思想罢了。

因为“易”的哲学早就预示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是一种相互转变和融合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是我们，但我们也能变成他们，他们是他们，但他们也能变成我们。

所以，旁族的兴起，并不是一种危机，相反是走向融合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走成功了，那么中国的官权第二步就算是走成功了。

在北方的改革引领下，北方王朝变得强力起来，这样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下，宋朝自然不能向北进行统一战争，因为宋朝的制度和文化已经不再是那么彻底的先进了。

对于宋朝来说，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雄厚的资本，拥有大量的资本使得宋朝有余力进行各种尝试，但是对于辽国来说也同样拥有资本。他们的资本就是骑兵的战争方式。

游牧民族最大的优势就是骑兵和骑射手的优势，但是他不善于累计资本，而当分制的制度出现后，旁族汉人可以快速的为他们提供稳固的资源。

这样，辽人的劣势就被快速的弥补了，虽然在资本上不如宋朝，但是在资源上也有了快速提高，使得自己的骑兵优势变得更加明显。

所以，双方形成了相持。

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王朝制度走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这个尴尬的境地实质上是通向未来的关键钥匙。

那就是王权本身显示出了疲态。王权已经接近了自己的极限。

57，官权三阶段（19）

在随后的发展中，蒙古人开始快速崛起，之所以草原文明可以快速崛起，是因为在中国的北方存在着一大片草原，并且这片草原一直通向西方，一路平坦，几乎没什么可以阻挡，所以非常适合草原文明兴起。

蒙古人的兴起是草原文明最后的辉煌，因为草原文化非常落后，但是一个成熟的落后制度，在得到了扩张机会的时候，也是可以强大起来的。

随后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死后产生了分裂，形成四大汉国，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族权思想产物，不过，蒙古人在东亚的扩张遇到了问题。

那就是他们要么继续选择族权思想，要么就需要进行汉化，在这种选择上，最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是蒙古人选择了汉化，但是这就触及到族权之间的利益问题。

于是爆发了南坡之变，随后改革失败，元朝很快消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那就是第一为什么更为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无法抵御蒙古人的进攻，第二是为什么蒙古人要选择汉化。

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

那就是先进的文明为什么会被落后的文明打败，那么到底是落后就要挨打，还是先进的也会被落后的打败呢？

如果说草原文明是先进的，那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草原文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匈奴，突厥，蒙古，他们都是在某一刻异常的强大，而结果就是他们又都快速的消亡了。

并且，他们没能再次兴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一个落后的文明，他可能是非常落后的，但是他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当条件都允许的时候，就会强大起来。

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一个先进的文明即便比落后文明先进，也可能因为不成熟所以产生问题，所以一个非常成熟的文明有可能被落后文明击败。

但这就关系到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蒙古人要选择汉化。

兵无常形，水无常势，如果说失败就等于灭亡，那么世界上所有文明都不可能挺得住，如果说以文化是否继续存在为存亡标准，那么结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打赢战争的蒙古人却最终选择了的汉化。

所以，一次失败，只是实行这个制度的政权存续的关键，却不是这个文明存续的关键，如果之后，实行蒙化的是中华文明，那么之后官权从此消亡，又退回到了族权思想，那么确实是崖山之后无中华。

可结果是蒙古人选择了汉化，这就使得已经分裂的四大汉国与元朝这部分有了区分，延续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但是蒙古人最终失败了。

58，官权三阶段（20）

为什么蒙古要选择汉化呢？

因为对于王权来说族权思想是硬威胁，而官权思想是软威胁，一个简单的道理决定了这一点，那就是分出去容易，收回来难。

对于蒙古的大汗来说，分成四个大汗国是挺简单的，也挺省心的，但是问题是这样一分，确实挺容易，可问题是，他们还能真的听话么？

这才是大汗们无法忽视的问题，实质上，一个聪明的大汗都明白，只要一分，就再也难以控制了，所以对蒙古皇帝来说，分家容易，收回来就难。

所以，当有扩张空间的时候，这样的分化是十分合适的，扩张还能持续，利用人们渴望扩张的心，可以不断的刺激自己人扩张。

但是当扩张的脚步慢了以后，矛盾就产生了，这种内部的矛盾自然也在蒙古内部存在，所以扩张空间一旦减小，那么内部的矛盾就产生了。

这也是游牧民族快速消亡的关键，在一个强大的领袖统治下，国家快速扩张，地盘一涨再涨，因为欧亚大陆地形的原因，导致非常适合游牧民族扩张，所以游牧民族一旦兴起，必然是快速扩张。

但是扩张总有极限，当遇到极限的时候，扩张速度就慢了下来，随后优秀的领袖一死，落后的制度和文化即便是再成熟，也无法抵御族权思想的影响。

所以，游牧民族就会快速的分裂开来，一旦分裂，那么力量就会减小，甚至内部的矛盾就大了，以至于内部刀兵相向。

蒙古人同样是这个矛盾，所以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虽然打赢了东亚的王朝政权，却也暴露了自己的问题，那么是选择继续自己的制度呢，还是选择汉化呢？

就成了矛盾，在扩张途径消失以后，内部的族权势力开始快速的膨胀，直接威胁到了皇帝的地位，这也就是说，也许有聪明人或者是皇帝能够想象到王朝制度的缺点。

但是王朝制度是软威胁，这种威胁让皇帝们相信只要学习好权术就可以抑制，而面对时刻膨胀的明显族权力量。

选择王朝制度以压制族权力量是非常现实，并且可行的方法，所以，最终被打败的中国文化不但没有被遗弃，相反是蒙古人开始决定汉化。

但是想要汉化就等于与族权势力决裂。

于是自然爆发南坡之变。那么由于最好的改革时机已经错过，族权势力膨胀的能力已经超过了皇帝，结果自然是改革失败。

之后元朝快速衰落，爆发了元末的农民起义。

59，官权三阶段（21）

元朝灭亡了以后，明朝随之建立，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做了一件让后人对他非常鄙视的事情，那就是取消了丞相或者宰相这个职位。

认为他是专权的象征，然而我认识事实并非如此，朱元璋拿掉了宰相就真的是对自己有利么？其实结果是相反的，那就是如果不拿掉宰相，那么王权就还能坚持一下。

可拿掉了就等于宣布了王权走向灭亡已经是板上钉钉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宰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官职，而是一个领袖，在过去宰相的权利是非常大的，并且一直是被认为可以制衡皇权的关键人物。

这并没有错，因为宰相确实是一个关键的领袖，过去的宰相在族权制度中，类似于公族领袖，可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到了官权制度中，宰相就变成了官权的领袖。

也就是说，官权的真正领袖并不是皇帝，而是宰相。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官权是一个系统化的制度，所以他不可能单独构建起来，他需要与其他大权结合，而王权之所以可以与官权结合起来，就是因为王权是一个核心的领袖，所以官权和王权进行了结合出现了王朝制度。

然而官权和王权并不是真正的紧密结合的，他们中间存在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宰相，宰相是官权的领袖，他与王权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关系，当然王权的权利要比宰相大，但是从本质上说，王权是不能直接领导官权的。

他需要一个执政班子，而班子的领袖就是宰相。

所以，之前的官权为什么一直不能真的把王权吃掉，就是因为有宰相在前面撑着，而朱元璋拿掉了宰相，就等于打开了王权毁灭之路。

因为当王权是官权真正的领袖的时候，那么皇帝就将被官权吃掉，成为进一步官权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是朱元璋打开的。

这个盖子一旦掀开，就马上展现出效果，明朝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御史和言官非常的凶猛，他们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干。

并且很多都是直指皇帝的，这在之前的王朝制度中非常的罕见，那么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呢？

其实，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存在的，并且也都是敢于指向最高层的，但是区别在于，之前这些官权的言官和御史，他们是官权的一部分，所以他们能指向的最高境界，一般都是宰相，也就是官权的领袖，而王权和官权并不是真的紧密结合的。

所以，只打宰相不打皇帝是他们的游戏规则。

然而，朱元璋一拿掉宰相，就使得王权和官权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那么结果就非常简单了，那就是言官们，开始了对皇帝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