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影响世界的五个犹太人》
它既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工具，又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它内在于世界，即为万物的规律；内在于人，构成人的心灵；内在于犹太教的《托拉》，成为神为人确立的律法。作为第一个犹太哲学家，斐罗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思想的深度也是空前的。遗憾的是，他的著作是被基督教会保存下来的，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犹太人对他一无所知，因而没有对犹太哲学产生实际影响。
然而，犹太人毕竟从斐罗开始踏上了漫长的哲学探索之路。在中世纪，经历了伊斯兰教哲学（也是希腊哲学的衍生物）熏陶的犹太人造就了萨阿底、加比罗尔、哈列维、道德、迈蒙尼德、格森尼德、克莱斯卡等著名哲学家。其中，迈蒙尼德著述最丰富、玄思最深奥、影响最广远，堪称旷古大哲。总起来说，这些哲学家都是用理性思维的方式借助古希腊哲学的概念对本民族原有的宗教传统进行阐释和论证。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上帝创世论、神与人的关系、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人生的最大幸福，等等。
从他们和希腊哲学的联系看，有些倾向于柏拉图主义，有些则更靠近亚里士多德哲学。然而，无论如何，犹太哲学是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以及方法反观犹太教传统，并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犹太哲学史家古得曼才说：“犹太哲学可以描述为用一般哲学的概念和规范对犹太信仰和习俗所作的描述。”
著名犹太学者阿瑟·海曼（Arther Hyman）认为，人们公认的犹太哲学家大都具备如下两个最起码的条件。第一，犹太哲学家必须对犹太教有所论述，不管其论述是宗教性的抑或是世俗的；而且他必须对自己所论述的内容在生存态度上报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和信奉。第二，犹太哲学家在论述犹太教时必须运用哲学的概念和论证，而不是运用“阿嘎哒”式的（故事性叙述）、神秘的、文学的或其他表述形式。根据第一个条件，那些虽然是犹太人、对犹太教也有所论述但缺乏对它的认同和信奉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马克思、弗洛伊德等，就不能算作犹太哲学家，而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家。
把海曼在这里说的犹太哲学家的两个基本条件和古得曼的犹太哲学定义稍加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质上是异曲同工的，强调的都是用理性思维的方式对犹太教内容的探索和阐述。
毫无疑问，古得曼和海曼对犹太哲学的界定或描述抓住了犹太哲学的本质，因而是可取的。他们的观点在犹太哲学界有很大的权威性，根源也正在于此。
然而，这里尚有可疑之处。如果一个犹太哲学家除了对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进行理性的探讨外，还对一般性的哲学问题作了研究和阐述，这些问题是非犹太教的，而且探讨的方式是理性的，那么，这部分内容是否应该属于犹太哲学呢？如果严格按照古得曼和海曼的定义，回答就应是否定性的，因为它不是直接关于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的。但是，显而易见，过分地拘泥于这样的定义就可能排除犹太哲学家的一般性哲学思考的权利，使犹太哲学仅仅局限于犹太教的范围内，因而无法上升到哲学的最高普遍性。
我们认为，犹太哲学固然应该运用理性思维研究和探索犹太教的问题，但是，犹太哲学家对于那些虽然不属于犹太教、但又不违反犹太教的一般哲学问题的探讨，也应该属于犹太哲学的范围。例如，中世纪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永恒论的阐述和评论，现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对于“我—你”关系的分析和论证，虽然和犹太教没有直接的或必然的联系，但由于他们是在肯定犹太教的前提下讨论这些哲学问题的，因而和犹太教的基本信仰有着间接的联系和一致性，所以也应该属于犹太哲学的范围。
否则，一个犹太哲学家那里的哲学就不够完整，没有达到应有的普遍性。事实上，多数犹太哲学家除了探索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以外，也阐述了他们对于当时流行的一般哲学问题的看法。这两部分内容常常糅合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割开来。
总之，在我们看来，犹太哲学首先是那些对犹太教报有同情心和认同态度的犹太人创造的，非犹太教徒或无神论者的学说与犹太哲学无缘。其次，犹太哲学是利用一般哲学的概念或范畴对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所作的理性考察和探究，单纯的犹太教信仰或纯粹的理性论证都不足以构成犹太哲学。最后，犹太哲学家在考察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的同时对一般哲学问题所做的探索和论述，只要是在理论上和犹太教符合一致的，也可以视为犹太哲学的内容。
犹太哲学是用理性的思维方式研究犹太教传统这个对象，试图借理性之助解决上帝的存在、人生的信仰、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方法和信仰对象的结合。这样一种结合体现在从斐罗开始的所有犹太哲学家那里，整个犹太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用理性思维的方式分析和论证犹太宗教信仰和习俗的历史。
犹太哲学在内容上既有理性主义的因素，又不排斥或排除信仰的成分。这里说的理性主义是指一种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和理智知识对于认识上帝、指导人生的重要作用和价值的观点。对于大多数犹太哲学家而言，理性主义和信仰是并驾齐驱的。对于他们来说，否认理性的作用，只承认信仰，就只有犹太教而没有哲学；反过来，如果只强调理性和知识，忽视了信仰的作用和价值，犹太传统就失去了意义，这就导致了古希腊的唯智主义，而不再是犹太哲学了。
散居指的是犹太人分散侨居世界各地这一现象。从历史上看，散居是和犹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公元前586年，犹太国被巴比伦攻破，居民被掠往东方的巴比伦达48年。这可以算作古代以色列人立国以后的第一次大流散。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后，许多犹太人流亡到希腊化国家。公元70年以后，被罗马帝国征服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故国家园，先是散居在中东和地中海沿岸诸国，而后到达西欧、北欧和东欧，逐渐遍及世界各地。目前，全世界的犹太人口大约是1300万，除了以色列国内的400万左右外，大多数都寄居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其中北美和东欧最多，约占世界犹太人总数的60%。
散居是国家沦亡的结果，因此对犹太民族来说是痛苦和耻辱的事。然而，这一独特的现象对犹太文化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由于散居，本来闭关锁国并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的犹太人才有机会接触异国文化，才不得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而才产生了犹太哲学。如前所述，犹太哲学就是犹太宗教传统和希腊哲学交汇的结果。第一个犹太哲学家斐罗是散居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如果不是散居，斐罗就无从接受希腊哲学，也就不可能用希腊哲学分析和提炼犹太传统，进而形成犹太哲学。
中世纪哲学之父萨阿底出生在埃及，后来是巴比伦犹太学院的校长。旷古大哲迈蒙尼德出生、成长在西班牙，成年后担任了开罗的宫廷医生。犹太启蒙运动之父门德尔松，现代犹太哲学的主将科恩、拜克、罗森茨维格、布伯都是散居德国的犹太人。海舍尔受教育于德国，事业成就于美国。开普兰则是完全在美国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犹太哲学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散居，就没有犹太哲学家和犹太哲学。
犹太哲学的特点也和犹太人的散居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散居的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因而不得不直接面对异族的思想文化。在西方，就是直接面对理性主义的哲学和理性色彩浓重的基督教文化。然而，犹太人又是一个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传统而欣然接受西方文化的同化。这样一来，在散居的犹太人那里，犹太教传统和西方文化（在近代以前主要是古希腊文化），对上帝的信仰和以求知为目的的缜密的理性思维就表现为冲突和矛盾。那些固执的、墨守成规的犹太人对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采取敌视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退缩在传统犹太教之内，力所能及地抗拒西方文化的侵入。
而另一些犹太人则对西方文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们在坚持犹太传统的同时，承认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价值，承认理性思维较之于单纯信仰的优越性。因此，他们试图将这两种传统融合为一，用理性理解和阐述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并且在内容上力求使二者相容共存。这些人就是犹太哲学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理性与信仰结合为一、使二者相融互补的犹太哲学的根本特点。无疑，只有在散居的状态下，这些犹太人才得以接受希腊传统和西方文化，并将西方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引入对自身传统的研究，把犹太教的信仰和外来的理性主义的哲学概念相结合，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形式。
不仅如此，犹太哲学的历史发展和演化也是和犹太人寄居其上的国度的哲学和文明传统分不开的。古代斐罗吸吮的是希腊哲学的乳汁；萨阿底、哈列维、道德、迈蒙尼德、格森尼德等中世纪犹太哲学家接受的是伊斯兰文化，并通过伊斯兰思想家接受古希腊哲学的熏陶。现代的门德尔松深受沃尔夫的影响，而科罗赫马尔在很大程度上是黑格尔哲学的学生。拜克、布伯、海舍尔则与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