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磋】《心理哲学——心身论》——（引序）
王夫之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形神问题上，他恢复与发展了范缜的“形质神用”思想。他把“知能”（心理）看作是“形”（肉体）产生的一种作用，他所说的“因形发用，以起知能者为止”（《张子正蒙注·诚明篇》），就表明了这一思想。
就王夫之看来，肉体与精神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即所谓“体用”“相函”。既然“相函”，那“体”与“用”是否处于对等关系？两者之间何为第一的问题上，王夫之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体以致用，用以备体。”（《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用”是由“体”产生，“用”须以“体”的存在为前提。精神（心理）的“知能”作用完全由肉体器官产生。
这样，就明确肯定了“精神须依赖于形体”，也批判了“神”可以单独存在而不灭的传统的“形神论”。至于“神”的生成，王夫之提出了精神活动的三个环节，他说：“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张子正蒙注·太和篇》）这里，“形”指感觉器官，“神”指离不开肉体的“知能”作用，“物”指客观事物。“形”、“神”、“物”三个环节联系在一起，便形成意识。由此，王夫之对精神、意识的本质作了较为完整、全面的阐述。
唯物主义启蒙思想家颜元赞同王夫之“体用一致”的思想，并提出了“形性不二”的命题。他主张：“心也，身也，一也。”（《四书正误》卷六）认为人的知觉、思虑的功能与体质有依存关系，不可分割。
同样，戴震也十分强调感知觉等心理现象对人体（感官）的依赖作用。他说：“耳之能听也，目之能视也，鼻之能臭（嗅）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原善》卷中）尽管人的五官各具职能，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心”的综合作用。“心者，合一不测之神也。”（《疏证》卷上）人的这种综合能力，戴震称之为“神明”，“神明者，犹然心也；王夫之“体用一致”的思想，并提出了“形性不二”的命题。他主张：“心也，身也，一也。”（《四书正误》卷六）认为人的知觉、思虑的功能与体质有依存关系，不可分割。
中国近代史上，某些医学家对人脑与心理关系也作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例如，清代著名医学家王清任不顾种种社会压力和疾病传染的危险，到坟冢间观察小儿残尸，到刑场检视罪犯尸体。在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概括，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人脑与记忆、思维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脑髓说”。
否定了“心”为思维器官的传说之见，强调人的“灵机、理性不在心，在脑” 。为了论述这一观点，王清任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指出，痫症和气厥患者 发病时，头脑不省人事，心脉却依旧为常，这种事实对分辨心脑的不同功能很有说服力。接着，王清任还揭示了脑同全身，脑同各种感官的神经联系。他说：“周身经络，内外贯通。”“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脑气虚，脑缩小，脑气与耳窍之气不接，故耳虚聋；耳窍通脑之道路中，若有阻滞，故耳突聋。”“两耳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皆归于脑” 。
既然脑对各种感觉有接受、记忆，分析的功能，那充分证明了脑是心理的器官。不仅如此，王清任还从个体发育的角度。细心观察了幼儿大脑发育同智力发育的联系。他发现：“小儿初生时，脑未全，囟门软，目不灵动，耳不知听，鼻不知闻，舌不言。至周岁，脑渐生（长），囟门渐长，耳稍知听，目稍有灵动，鼻微知香臭，舌能言一二字。至三四岁，脑髓渐满，囟门长全，耳能听，目有灵动，鼻知香臭，言语成句。”
正因为幼儿的视觉、听觉、嗅觉和语气状况都依赖于大脑的发育程度，从而更证实了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人脑的机能。当然，由于受当时医学水平的限制，王清任还未能搞清人脑的构造与活动机制，因而他的“脑髓说”对心脑关系的认识还带有相当的直观性，但他对于“脑”功能的研究，无疑已标志我国对思维器官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谭嗣同也曾对心（感觉）与身（感官）的关系有所论及。他说：“声光亦至实，声见虽无体，而以所凭之气为体。” 在肯定感觉的产生要以客观实体为对象的同时，以光感、声感依附于眼睛、耳朵的事实，说明了心对身的依赖关系，表述了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不过，谭嗣同对“心”的本质的理解是错误的，他把心看作是能主宰一切的精神力量。
他们在19O3年的《大陆》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宗教唯心论的同时，将中国古代对形神关系的朴素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作者明确指出：“人之知觉思想力，有身内之一部司之，即脑是也，脑何以能有知觉思想力？因其体形构造不同，而有迭纹焉，如四肢有动，筋遂能司动也。人之脑何以能别异于禽兽？因人脑组织特异，而有受教育之本能也。”
以科学知识既肯定了知觉、思想等心理现象依附于相应的机体构造，又特别指出了心理主要是人脑的机能与属性，还强调了人脑之所以会有如此机能，就在于特殊的结构与受教育所致。从而使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形神论打上了近代科学的印记。
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太炎对心身关系也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他自觉地把荀况、王充、范缜等尊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并主动以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为依据，阐述了自己对心身关系的理解。他说：“令人之死也，则谈（氮）、养（氧）、炭（二氧化碳）、轻（氢）诸气，盐、铁、磷、钙诸质，各散而复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菌说》）从中表述了人的精神是人体固有的特征，精神不能离开人体独立存在的思想，即所谓“离精为死，死则无知”（《儒术真论》）。
以上我们简略考察了中西近代在探索心身关系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观点。从中不难发现，他们既有积极的开创性见解，也有反映宗教神学、唯心主义的世俗信念。这种良莠并于一身的心身（或形神）论显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科学发展水平有一定联系。因为，17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而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也渴求以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来反对封建主义与宗教神学。
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解释心身问题提供了比以往更为丰富的具体知识。使古老的心身问题在现代科学影响之下，其提法和论据都有了新的转换，主要围绕脑与意识或生理事件与心理事件的关系等问题得以深化与展开。
有关心身关系的“同一论”由分析哲学家费格尔（H.Feigl）提出，费格尔“心身同一论”依从于他的“心物观”。他在《“心的”与“物的”》一书中曾系统地阐述了“心”与“物”的关系。就费格尔看来，所谓“心的”，就是主观的，非空间的；所谓“物的”（即物理的东西），是客观的、空间的。但这仅是一般用法，如严格地说，并不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