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细说多尔衮的一生》（不定期更新，不会中断）
皇太极接着说：“其实阿巴亥四母子集团是以阿巴亥为核心，诸位想想，那三个幼子不懂世事，之所以能够团结一致对付我们，是因为有母亲阿巴亥的存在，换句话说，阿巴亥是整个集团的核心、头脑和凝聚力的所在。因此，我的意见是，只要了阿巴亥的命，保留三个幼子，只要阿巴亥不在了，这个集团就会瓦解，三个幼子也不一定像现在团结，论计谋的话，三个幼子哪里是我们对手，即使他们手握两黄旗，也是得物无所用，威胁自然消除。这样既除掉威胁，又保留了三个幼子的性命，不会损坏我们名声，一举两得。”
皇太极马上说：“殉葬，现在父汗（努尔哈赤）去世了，作为父汗生前最爱的女人，你们不觉得阿巴亥应该陪父汗到九泉之下，服侍他老人家吗？”
各位，别以为皇太极真的大发慈悲才极力保留三个幼子，皇太极之所以留着三个幼子的性命，是有重要的政治目的（这个后面会详细介绍）。讨论出结果后（除掉阿巴亥，保留三幼子），后金国第一场精彩绝伦的逼宫戏上演了，四大贝勒来到阿巴亥住处，以父汗（努尔哈赤）已去世，后母应该殉葬为理由，威逼阿巴亥自尽。
皇太极：“阿巴亥，你放心去吧！他们三个是我兄弟，只要他们忠心于我，终我皇太极一生都会好好对待他们，让他们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只有你死，才能保住他们兄弟三人的性命。”
阿巴亥说：“皇太极，我成全你”。母爱是伟大的，此时落败的阿巴亥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但阿巴亥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三个幼子的性命，这或者就是母爱最伟大的地方。从此，多尔衮失去了父母（靠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终成过去，皇太极当大汗后，四大贝勒掌权，排挤打压多尔衮三兄弟，多尔衮的人生从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过渡到韬光养晦、潜伏等待的忍耐时期。
昨天有位仁兄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很多建议，尤其是在各人物所领的八旗及其人数上，提出了不同见解，对此，我不做任何反驳，但我还是要谢谢他的关注。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再客观的史书都要在维护统治阶层权威的基础上书写，因此，难免会有主观上的错误，难免会有失偏颇，所以单靠书籍和文字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我想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因此对于原文《多尔衮的一生》，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就是历史的原貌，它只是众多版本中的其中一个版本而已，大家可以把它当小说看（可以不把它当成历史），多听一个版本也不是坏事。觉得有些地方说得对的，就自行消化，觉得有些地方说得不对的，就当笑话看，这无伤大雅，里面提及的所有内容都交给大家自行判断。我能够做的就是，在写作时尽量谨慎、尽量把逻辑变得合理，但我也只是个凡人，也没有回到过去真正地感受过那段情与爱、血与火的历史，因此，我的史料和推论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望各位多多理解，多多包涵。从2011年开始，我就进驻了历史吧，也拜读过这里不少人的大作，可以说是历史吧的老吧友，一直以来谢谢各位吧主和吧友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大家对《多尔衮一生》的支持，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探讨、共同促进。
言归正传，第十节代表着第一次汗位争夺战的落幕，整一节主要介绍了三个内容---“皇太极继任大汗、失败者阿巴亥以何种理由被杀害、皇太极力保多尔衮三幼子的性命”，这三个内容为多尔衮进入人生第二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在前几节后记中，我主要介绍了皇权与相权的复杂斗争和历朝历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都在讲政治领域，从这一节开始，我要对经济领域进行介绍。从秦孝公起用商鞅实施变法开始，重农抑商政策就成了秦国的基本政策，并一直为历朝历代所沿用，直至到今天，农业发展依旧是国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国民解决温饱、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为第二（工业）、第三（服务业）产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等物质基础。在古代，农业更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农业与经济的关系），是民众生存必须依赖的经济实体，农业是否发达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富有程度，因此从秦到清（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极力维护和发展农耕经济，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富裕，渐渐地，一个国家农业化的程度就成为了是否进入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皇太极统治时期，开始大力发展农业，开垦农田，最终把后金国从畜牧业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为后金国实现封建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何谓政治？政治，顾名思义，政就是政策、制度，治就是治理民生，政治就是运用政策、制度去实现治理民生，因此，政治更侧重于组织与管理（组织政权、组织制度去实现管理民生）。何谓经济？经济，顾名思义，经就是经营，济就是济世，通过经营，产出实物和提供服务，满足大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把物质和服务惠及普罗大众（济世），因此，经济更侧重于实现富裕、满足需求、惠及众生的范畴。更简单来说，经济研究的是如何通过提供实物和服务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需要，而人类去追求各种需要时，基本遵循以下原则：生存是第一需求，也是最基本的需求（由农业去满足，因为农业生产粮食）；生存解决了，就去追求衣服、电视、汽车、手机等其他物质需求（由工业去满足，工业制造各种生活用品）；当物质需求满足了，人们就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由服务业去满足，服务业主要提供各种精神服务，例如养生保健服务、补习服务、性服务等，满足你精神上的需要）。综上所述，人类追求各种需要时，遵循：满足生存需要---满足其他物质需要---满足最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因而依次造就了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商业及服务业，三大产业体现了人类在追求满足时不断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
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经济学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并不是由发行了多少纸币去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多少实物和提供了多少服务来决定，所以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指标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一个国家只有具备强大的生产实物能力和高效的提供服务能力，才能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各项需求，才能实现富裕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因此，通过经济领域，不断提高实物产出和提供服务的能力，实现富裕；而通过军事领域，不断加强军队作战能力，实现强大，最终通过经济和军事两种手段，实现富强（富国强兵）。而政治的作用，就是通过政策和制度去管理军事、经济领域（用政治去管军事和经济），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通过对政策和制度的除旧布新，用新的制度去提高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的运行效率，最终实现富国强兵。因此，富国强兵是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而政治改革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历史上曾发生过诸多的改革，如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后金国的皇太极改革、甚至现在的改革开放等，它们的最终目的都会回归到---通过政治制度的革新（政治改革）去实现富国强兵（富强）。
人类在追求各种需要时，都会遵循：满足生存需要---满足其他物质需要---满足精神需要，这是一个从低（物质需要）到高（精神需要）的过程，而生存需要永远是第一位需求，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也是一个从满足生存需要到最后满足精神需要的过程，现在我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原始社会年代，生产工具非常落后，人类抵御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过着“一顿饱、一顿饿”的日子，因此，原始人把解决生存问题放在了第一位。在农耕经济出现之前，人类只能依靠采集业和狩猎业结合去维持温饱（生存），因为男生的体型和力气均比女生大，在男女分工时，把体力活少的采集业分给女生，把体力活多的狩猎业分给男生。女生负责的采集蘑菇、野果等劳作，虽然采集的数量较少，但基本能保证每天都有一定的收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收入稳定），而男生的狩猎业有时候可以在一天之内狩猎多头野兽，但也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月内毫无收获的情况（收入不稳定），正所谓“经济收入决定了家庭地位”，女生的采集业更稳定，是保障生存的主要形式，因此，女强于男的家庭地位形成，于是，历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
在采集野果、蘑菇等食物的过程中，人类发现可以通过培育野果的种子去获得食物，种植业（农业）诞生了。农业需要耕田、施肥、浇水等工作，体力活较多，因此在分工上，把农业分给了男生去做，而女生退居幕后，负责一些简单的针织衣服工作（手工业），人类开始懂得了用衣服去御寒。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开始取代了采集狩猎的原始经济，男耕女织的模式实则是农业与简单手工业的相结合，农业成为了解决生存问题的主要形式，此时的男生拥有更稳定的经济收入，家庭地位也变成了男强于女，历史便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商业也紧随农业和手工业之后出现，但在古代统治者看来：农业活动伴随实物（粮食）产出，既有利于个人解决温饱，更有利于国家发展（实现富裕，军事战争也需要充足的粮食做后盾）；而商业的发展，是商人低价购入别人的货物后，再高价卖出，中间没有伴随实物产出，其结果是商人赚大钱了，但没有实物产出，没有对国家做出贡献，这是一种有利于个人、而不利于国家的活动。
进入春秋战国，当时的生产力依然低下（铁器农具才刚刚出现，大部分农民都只是用青铜工具），当时的农民辛勤劳作，但产出的粮食仅够糊口，国家要集中大部分人进行农业生产才仅仅让一个国家勉强活在生存的边缘线上。正如商鞅所说：“每有一个人离开农业去从事商业，则社会上就多一人饿死”，因为农业有粮食产出，而商业没有实物产出，而当时要运用举国之力去发展农业才勉强维持温饱，加上战争频繁，军事活动也需要大量粮食（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基于上述各种情况的考虑，商鞅在秦国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其做法是打击商业发展，并且把大部分人集中在农业上，以解决个人温饱问题和满足国家军事需要。从秦朝开始，“重农抑商”成基本国策，并且被历朝历代延续下来，农耕文明在古代中国实现高度发展，因此，中国的封建帝国均是以农业经济的形式存在，从此，封建社会与农业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在战国时代提出“重农抑商”政策是适合时宜，因为生存是第一位，在当时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前提下，国家需要集中多数人从事农业才能解决温饱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农业，集中力量先解决生存问题的做法是正确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国家基本实现了少数人进行农业生产就可以满足整个国家温饱的情况下，统治者却继续固守“重农抑商”政策的做法就变得不合时宜了。南宋时有句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也就是仅仅苏州和湖州两地的粮食（少数人从事农业）就可以满足全国的温饱，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留少数人继续发展农业外，把其余人口释放出来，去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这叫做“释放农业劳动力去发展工商业”，但封建统治者继续固守“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发展不平衡。而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古代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那么国家可以用权力集中所有人力物力办大事，而封建统治者集中全国人力发展农业，进而出现“顾此失彼”现象，农业高度发展，而工商业发展异常缓慢。也就是说，从秦到清，我们主要在解决一个问题---生存问题，如何通过农业去满足个人温饱和国家军事需要，人民的需求层次仍然停留于低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