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万历之战（31）

如果公平地看待万历之战的第二次大战役的话，在前期明军并未真正取得什么胜利，相反日军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日军没有像第一次一样快速地向北进攻呢？

这点是转变战争局势的关键。

其实只要细想就不难理解这其中的奥秘：因为日军都正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着算盘。当时日本内部的局势变动很大，由于丰臣秀吉杀掉了丰臣秀次，另立丰臣秀赖为继承人，这意味着日本已经相对稳定的国内局势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再加上在朝鲜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当困难逐渐压上来的时候，日军是为了太阁的梦想而战，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成了左右战争的关键。

日军并不是没有能力全面北攻，是对于北攻后所造成的后续利益分配感到犹疑。由于不知道最终这好处能不能落入自己口袋的这个想法，削弱了日军的进攻意愿。于是以固守已经获得的利益为前提，守护朝鲜南方的已占领土地成为他们的目标。再加上明军突然转变了进攻方向，让日军变得更加消极，这造成了日军胜而不北攻的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对于日军来说就自然是大大不利了，因为这等于是给了明军喘息的机会。那么万历觉得是时候派出他的杀手锏，这就是陈璘① 的水军。长久以来有人一直将之后的海战中李舜臣与邓子龙的战死当做日军的成绩，认为日军要是再打下去还有胜算。确实李舜臣和邓子龙的战死是事实，但是要知道明军真正的统帅却是陈璘。

明军之后发起了新的战役，兵分三路进攻日军城池。东路麻贵、中路李如梅和董一元、西路刘綎，可是这次三路进攻实质上都没有取得所设想的胜利，可以说战况在进退之间徘徊。

但是一个消息却让日军彻底地动摇了，这就是丰臣秀吉死了。

丰臣秀吉一死，继续征伐朝鲜就成了鸡肋。并且从总的态势上看，日军虽然在进退之中取得了一定的好处，却慢慢地陷入了被动之中，这一点在整个万历之战的过程中都有体现。那么日军的最后一战就是露梁海战②。

露梁海战确实是当时非常大的一场海战，但是双方的战略目标已经不是战胜对方，而是变成了中朝围堵、日方撤退。那么为什么岛津义弘可以数次得手呢？可以说在万历之战的后期岛津义弘确实表演出了数次的精彩战术，都是在日军已经失败的状态下岛津义弘突然发力。

但是这并非什么真正的大战略，而是一种只有在别人失败的时候才能使用出的战术。由于战局崩溃时，士兵们所最首先想到的就是逃命，所以当大军溃败的时候，阵型就无法维持，而为了抓住或杀死他们，追击者也会逐渐地打开阵型，双方混战在了一块。所以当别人都已经逐渐因为溃败或追击打乱队形的敌军时，岛津义弘就可以等到出手的这一刻。

当时机到来的时候，岛津义弘就可以全力杀出，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岛津义弘几次成功都建立类似于此的基础之上。但是岛津义弘这样的做法其实并没有多少根本上的意义，因为虽然岛津义弘在露梁海战中杀死了李舜臣和邓子龙，可日军战败的大局势岛津义弘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所以虽然他取得了形式上的成功，实际上是以岛津义弘的友军的溃退和对方的松懈为前提造成的结果。而从大局上看，岛津义弘并没有真的取得胜利。

日军战败了。


①陈璘（1532-1607），字朝爵，号龙崖。广东韶州人，明代将领，抗倭英雄。早年曾平定广东贼兵，万历朝鲜战争时抗日入朝痛击日军立下大功。1600年又剿灭播州叛军，晚年平定苗民，因而在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荫封百户。

②露梁海战：发生于1598年，是万历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场海战。丰臣秀吉的死让日军无心再进攻朝鲜，因而撤退。陈璘派遣邓子龙协同李舜臣联合出击，在露梁海上进攻想救援困在朝鲜的小西行长的日军增援部队并大获全胜，小西行长虽得以逃脱，但日军亦损失惨重。在此战中，中方的邓子龙和朝方的李舜臣战死。

280，万历之战（29）

想要在之后的局面中控制，丰臣秀吉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钱”，因为从势力的角度上说当时的日本已经暂时维持在统一的状态，能与谁继续保持同盟，关系到存亡之事，所以一个是幼主，一个是成年外甥，为什么要选幼主而不选成年外甥。

关键是在考虑到之后的联盟之事，从丰臣秀吉的角度上看任何人都有可能拉拢，任何人也都有可能背叛他，所以选择幼主才是最好，虽然幼主看起来少不更事不能执掌大权，但是利用这一点，如果石田三成可以掌控了钱的流动，就能够构成足够强大的联盟对抗未来的局势，可是想要达成这一点就有一点必须达到。

恢复贸易。

这一点是丰臣秀吉最需要的东西，如果明朝死抓住贸易不开放于日本，丰臣秀吉的钱流就会断流，这样一来日本的局势就将快速改变，那么为了避免这一点丰臣秀吉只能选择开战，可以说当时的局势对日本看起来是不上不下，可对丰臣秀吉来说已经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至于丰臣秀次，当他被剥夺权利之后并没有安稳下去，被安上一个“杀生关白”的名号，之后被迫自杀，丰臣秀次在丰臣秀吉的眼中如果不除去的话，始终是容易让别人有一个借口来利用，所以只能忍痛杀害。做完了这些事情丰臣秀吉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继续开战，要看到的是万历在期待的就是由日军首先发起攻击。

这是万历最想看到的局面，因为朝鲜的内部正在发生着变化，朝鲜的内部宣祖与光海君之间的争斗已经日渐明显，对明朝来说需要支持谁呢？答案自然是宣祖，选择支持宣祖等于是加强了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况且对万历来说时间的流失对他来说也是好事，通过不停的走马换任，将东北的事情做出调整也是万历所期待的。

之后战争自然可以再次开始，而石星也自然因为和谈不利的罪名治罪，一切万历所想要达成的条件都已经达成了，战争再次开始，元均战败以后日军开始从路上攻击全罗道，攻击南原城与黄石山城，虽然殊死抵抗，但是兵力差距极大，最终南原城明军守军兵败，黄石山城亦被攻破，这样守护全州城的卫星城被攻破，明军放弃了全州。

全罗道悉数落入敌手，日军就达成了占领朝鲜南部的战略目标，进而再次威胁到了汉城的安全，见到日军势大明军又放弃了公州，双方在稷山引发遭遇战，稷山之战(1)开始之后明军一时占到了一些优势，陷入不利中的黑田军得到了毛利秀元大部队的增援，最终明军撤退日军占领稷山。

如果仅从战役的角度上看，明军是战败了，但是虽然说日军取得了胜利，却取得的并不轻松，从这一刻的战略局势上说日军占到了风头，汉城再次陷入危机，放弃汉城逃往平壤的声音又再次出现了，但是为什么日军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这就是因为明军将重心放在了另一侧，明朝联军决定从右路攻击蔚山，蔚山是釜山的门户，如果可以攻破蔚山城就可以威胁到日军的后勤基地。

就在联军准备向蔚山发起攻击的时候，李舜臣在鸣梁打响了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战。

鸣梁海战。


稷山之战:发生于1597年10月，日军再度向朝鲜发动进攻，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解生率领的明军和日军在稷山发生的遭遇战。解生在初期和中期连破日军，后期在得知日军援军即将到来时主动撤退，给日军占领了空城。

283，万历之战（32）

那么该怎么看待这次万历之战呢？有一种说法非常地流行，就是认为是万历之战造成了明朝的大量资本、兵员损失，导致了之后让清朝和农民起义崛起。但实际上这并非真相，首先此次万历之战虽然号称数年，其实质上真正交手时间并不长，所以耗费数年的时间并不是在战斗，从战斗的规模和损失上看也没什么绝对的大损失。

而明朝最大的问题其实内部。明朝并不是被清朝所灭，明朝是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北京所灭。

而为什么清朝会崛起呢？这实际上与李成梁有很大关系，李成梁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去治理女真人，使得女真人归化成为明朝的势力；相反李成梁是利用挑拨女真人的不和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结果。

所以努尔哈赤正是因为李成梁的手段造成了自己家族的灾难，从内心中生出仇恨来，使得女真人不断的强大起来（这一句有点问题，仇恨和变得强大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但是站在一个更大的角度上看明清战争，明朝并不是没有实力，也并不是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而是已经无力去处理官权族权化的结果。

万历其实与李成梁是相同的，李成梁制造了女真人的矛盾为自己牟利，万历同样也是如此——制造臣子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牟利，其最终的结果都造成了族权的不断扩大。所以明朝的资源和资本越来越集中，造成了明朝的困境，这与日本人的战争则完全没有关系。

朝鲜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其国内局势却并未因此安定。宣祖重新夺回了权力，在之后仁穆王后为宣祖诞下了嫡子永昌大君。宣祖虽然有可能在当初日本入侵的时候想过将王位传给光海君，可是当光海君成为分朝之后，双方的矛盾就变得激化且难以调和。

最终当宣祖一死，光海君将仁穆王后囚禁，永昌大君则最终被杀，死时年仅八岁。

但是光海君最终却还是陷入了另一个危机之中。

事情的起因是早前由于明朝在万历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九年时也陷入称为“争国本”①的长幼之争，而当时光海君的兄长临海君尚在，因此明朝一直拖延对于光海君的册封，这使得光海君对明朝心怀怨恨。

等到后来光海君即位、临海君和永昌大君“不幸身亡”后，也就是在努尔哈赤崛起之时，光海君则上演了与高丽末代国王一样的戏码。不过不同的是光海君对明朝的支持转变为与女真人的暧昧。在明朝陷入不利之后，光海君越来越拒绝明朝的要求，以至于将传达明朝皇帝圣旨的朝鲜使臣关在城门之外不见，交恶之意达到了极点。

但是讽刺的是光海君并没有扭转自己与高丽末代国王同样的命运，只不过不同的是朝鲜王朝并没有消失，而光海君则最终被废黜。

由于朝鲜长期是明朝的附属国，这让很多朝鲜的贵族和两班实际上与明朝的交往极深。可以说光海君的地位是否稳固与明朝也有着极深的关系。如果光海君长期反抗后金，自己就要受到努尔哈赤的攻击；如果不反抗后金，则会受到朝臣的攻击。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光海君最终还是选择了努尔哈赤。

那么对于光海君来说问题就来了。从根本上持反抗后金主张的朝臣本就不会支持他，而支持他的人中又有大量的人支持继续与明朝交好。在这样的选择中，光海君选择亲近后金则意味着抛弃这些支持明朝的朝臣，自然原本支持他的人也逐渐变得反对起来，最终光海君被废。

在海峡的另一头，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在日本的变动则刚刚开始。


①争国本：明神宗万历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朝廷大臣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然而明神宗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有意立幼子朱常洵为太子，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双方相争达十五年之久，终以明神宗妥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结束。

284，关原合战（1）

丰臣秀吉为了身后事着想设置了五大老，分别是：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多喜秀家、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后来小早川隆景死后由上杉景胜取代，前田利家死后由前田利长接任。从前期五大老的设置看来，确实是以巩固丰臣秀吉的家族为目的。

如果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种设置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丰臣秀吉的钱网已经断了，又没有能够打赢与明朝的战争，导致战争一旦结束，日本内部的稳定就变得很微妙。可以说大名间拼石高的时代终于来临了，隐忍不发的德川家康已经拥有了挑战丰臣家的能力。可真正引起他们之间关系变化的却不是德川家康，相反，变局是由丰臣家内部先引发的。

为什么丰臣家的家臣都讨厌石田三成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通常人们对于石田三成的评价是善于做事却不善于做人。

那么该怎么做人才叫善于做人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问题。

人们通常把丰臣家臣厌恶或者嫉妒石田三成在丰臣秀吉面前红得发紫，把这当做石田三成最终失败的理由。但是始终有个被忽略的问题就是：石田三成这个人从始至终是否还存在可以去拉拢人心的这个选择？

丰臣秀吉为什么要侵略朝鲜，进而图谋明朝？在这方面有很多说法，但在笔者看来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行事，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选择。因为如果不能扩张的话，族权内部的竞争就难以停止。

所以当扩张无法成功，贸易又出现问题的时候，内部的矛盾就会快速上升。

这并非石田三成的对错或者处事方式的问题，而是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抑制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石田三成从中斡旋，丰臣家只会倒台得更快罢了。

在这方面前田利家是丰臣家最后的依靠，前田利家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为了情绪可以斩杀别人的犬千代，而是变成了一个善于谋略和调整自己势力的人。

但是同样的，也不是因为前田利家的死去导致了丰臣家的内部恶化，而是从一开始就必然导致如此结果。因为丰臣秀吉也好，织田信长也好，都始终缺少德川家康所拥有的一把“剑”。他们善于用萝卜与马鞭，却无法牵制和制约家臣的膨胀。而之所以德川家康拥有，是因为他长期受困于无法扩张的条件之下，才与家臣形成了这种关系。

在这之中并不是没有人背叛德川家康，可是德川家康通过掌握了“钱”、“法”等手段，使得自己可以有效地施展自己的战略，这让这时候的德川家康变得最为稳定又最为强力。而一旦没有扩张，又没有了钱的控制，丰臣家的内部马上就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能在之中居中调节的关键人物北政所宁宁①此时却改变了态度。

北政所号称丰臣秀吉的贤内助，那么面对自己家族内部的变化却始终表现得行为诡异，其中的关键便是因为丰臣秀赖并非丰臣秀吉骨肉的原因。

如果用今日的思想去看这个问题，也许会理解为北政所与淀姬的积怨导致，但是以当时的伦理来看，淀姬所生的丰臣秀赖既是淀姬的嫡子，也同样是北政所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真是丰臣秀吉的话，那么北政所应该保护这个孩子就等同于是应该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可是结果却相反，北政所为什么要在最后的时刻不但不帮着自己的丰臣家，反倒站在了德川家康的一边呢？

因为北政所看得很清楚，那个孩子不是丰臣秀吉所生，既然局势如此，自然不会与他们走到一起。


①宁宁（1549-1624），也叫“祢祢”，丰臣秀吉的妻子，被视为丰臣家武功派精神领袖，终身未育。是丰臣秀吉的贤内助，一直支持着秀吉的霸业。当秀吉官拜内大臣时，朝廷赐予宁宁“北政所”的称号。秀吉去世后宁宁曾劝秀吉侧室茶茶（淀姬）及秀赖归顺德川家康，因而得以被家康免死，终老于寺院。

285，关原合战（2）

对石田三成来说既得不到家臣们的支撑，又失去了北政所的支持，所以就在前田利家去世后，就发生了福岛正则与加藤正清、黑田长政等七人要诛杀石田三成的事情。可以说丰臣内部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最终以石田三成引退作为交换条件，事情才得以暂时平息。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是这个事情不会就此了结。

所以一场大战已经是一触即发，那么对此时的石田三成来说真正能够帮助他的是谁呢？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个人的出现了，前田家的正室芳春院进入德川家康的控制中成为人质，使得北方的前田家转向了德川家，北政所和武功派逐渐和德川家康形成联盟，可以说在这场决定未来战斗的战争中，真正影响走势的家族是：

毛利家。

可是此时的毛利家看似还是团结的，其实也已经一分为三，分成毛利辉元的宗家，分家吉川广家（吉川元春的三子）和分家小早川秀秋①（小早川隆景的养子）。在这种的配置之下，毛利家已经不能再真正做到号令其他的两个分家并视为家臣，而是这三家真正成了平起平坐的大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实际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要围绕在这三家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中的利益分配来展开了。

所以从本质上说，还没有开战的情况之下，石田三成所剩下的赢面就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终于，这场决定未来日本战国走势的大战上演了，这就是：

关原之战②。

关原之战被称为东西军之战，其实整个过程非常简单，一开始石田三成军和德川家康军在正面对峙，这场战争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恰恰在毛利三家身上。作为两支人数上万军队的拥有者，小早川秀秋占在了石田军的侧翼，而毛利辉元与吉川广家则在德川家康的侧翼。假如将双方布阵的地图拿个一个毫不知日本实际情况的人看，我想更多的人会认为西军是会获胜的这并非虚言。

因为真正决定这场战争胜败的关键并不在石田军，亦不在德川家，而是在毛利三家身上，更可以说是在毛利辉元的身上。毛利辉元在德川家康的侧翼，如果毛利辉元倒向了西军，进攻德川家康的侧翼，那么小早川秀次也就同样地会倒向西军。因为这是双方所处地势决定的事情，可是从始至终毛利辉元都没有作为。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可以解释的通的事情就是认为吉川广家暗中已经倒向了德川家康，可是其实这一点并不能站的住脚，因为毛利辉元才是当时拥有大兵力的人，而在毛利辉元的旁边其实还有一个人，这就是四国的长宗我部家。

从兵力上说吉川广家是不能阻止毛利家进军的，从地缘上说此时的毛利辉元得到了当时最好的地缘，但是为什么毛利辉元却始终一动不动呢？

答案就在于：毛利辉元已经放弃了西军。



①小早川秀秋（1582-1602），为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大名，曾为丰臣秀吉和小早川隆景的养子。早年上阵于朝鲜战场，因为屠杀行为被秀吉斥责并没收封地，因而慢慢开始亲近德川家康，1599年家康让他恢复了旧领地。后在关原之战作为西军将领倒戈于家康的东军，导致了西军的失败。战后沉迷于酒色，不久病死，无子嗣。


②关原之战：发生于1600年，是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一场大战，交战双方为德川家康领导的东军和石田三成领导的西军，双方均出动了十万以上的兵力参与战斗。因为小早川秀秋叛变西军，家康的东军在一天内取得了胜利，从而取得了统治权，得以组建德川幕府。

286，关原合战（3）

与其说是吉川广家阻挡了毛利秀元的进攻，不如说是西方的大名已经放弃了石田三成。假如把视角放在小早川隆景的身上，当年他为什么主张毛利军要与丰臣秀吉和谈呢？因为当时和谈对于毛利家来说是得利最大的选择。正所谓鹤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果毛利家与丰臣家继续交战，那么得利者要么是在京都附近的明智光秀，要么就是在北面的柴田胜家。

权衡利弊的结果是放弃了清水宗治，得到了和平。对毛利家来说这样的交换是十分值得的，因为丰臣家始终需要毛利家的支持，并且将来即便是远征朝鲜，也不会让毛利家太失利。

但是此时的情况已经转变，与之前相反的是现在背叛丰臣家能更加得利了。

早在朝鲜征伐的时候，第一次战役时小早川隆景就没有全力拿下全罗道，给了李舜臣机会。从根本上说，小早川隆景已经意识到丰臣家将会没落，所以自然现在也不愿意前往支持。

那么问题就在于在这场关原合战之中，毛利家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实际上此时支持西军才会失利，而按兵不动才是最有利的结果。要看到的是丰臣家族已经是千疮百孔，所以去支持他们等于是让毛利三家与德川家康作对，这样的选择对毛利三家是好还是坏呢？这同样是一个问题。

假如你将问题看待到地缘上去思考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丰臣秀吉极力的向西发展呢？因为那里是贸易的上游，德川家康所持有的是下游。

丰臣秀吉想要用上游来管理下游的方式压制德川家康，而现在的情况是贸易大不如前，所以看起来西面的形势变弱了。

可是如果你从毛利三家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则情况又变化了。之前毛利三家之所以愿意臣服于丰臣秀吉，是因为他们能从和平之中仍然得到大量的资本；这是关键。

可是现在看来，失去了贸易，已经没有这样的好处了。

但是毛利三家距离德川家康遥远同样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德川家康是想要拉拢毛利三家还是打压毛利三家呢？其实这个问题同样类似于丰臣秀吉看德川家康一样，如果击垮了毛利三家的话，那么又要由谁去替代他们呢？

所以实际上德川家康同样需要一个恶人的存在，一个受自己控制和压制的恶人与一个心腹家臣比起来，有时候还是恶人更加地像朋友。也就是说德川家康之所以敢在毛利秀元和吉川广家在侧翼扎营的情况下就下令进攻，实际上是他已经笼络到了毛利三家中的两家。

毛利秀元手中握有上万的兵马，背后又有长宗我部家的兵马，怎么可能被自己的分家吉川广家阻挡呢？而从对手的情况上看，如果毛利秀元有了行动，那么德川家康才是那个陷入不利的人，但是问题就又来了。

如果是德川家康战败的话，就真的对毛利家有利么？

这才是看透这个问题的要点，如果毛利家真的消灭掉了德川家康维护了丰臣家的稳定，又对自己有多少好处呢？自己的势力在西部，已经不可能去往东部，所以付出自己的代价去保护丰臣家，从实际的角度上看已经不符合当时毛利家的利益了。

那么这样做看似非常下作，就自然需要一个替罪羊和借口，以吉川广家受到德川家康的蛊惑从而阻止了毛利家进军的借口就似乎成了最好的选择。

实际上这些行为不过是毛利家自己的利益导向罢了。

现在的问题是当毛利家不作为的时候，小早川秀秋要如何取舍了。

287，关原合战（4）

毛利家和吉川家没有行动，那么这就让小早川秀秋行动看似犹豫不决起来，其实小早川秀秋心中所想的不过是反复算计自己的筹码，将自己的获利最大化罢了——石田军和德川军交战的时间越长，自然自己作为生力军的价值就越高。

这一点是德川家康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德川家康对着小早川军的方向开火了，意思也很明确，如果再不加入就将视他为敌。

而为什么小早川秀秋在受到攻击以后却反而对着石田军开战了呢？其实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并不是德川家康的攻击让小早川秀秋决定加入德川军，而是从一开始小早川秀秋就已经决定加入德川军，只是在这个时机的把握之上小早川更愿意增加自己的筹码，所以故意拖延。战事不上不下的胶着让情况变得十分难说，战争从来都是瞬息万变，德川军和石田军想要获得胜利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看毛利三家的举动，所以如果毛利三家突然偏向了西军，则有可能导致德川军的失败。

所以德川家康同样坐不住了，下令攻击。这样小早川秀秋正式倒戈向了东军，毛利秀元按兵不动，德川的侧翼就已经变的非常安全，德川家康又得到了小早川秀秋的援助等于是如虎添翼，战局瞬间就对于东军有利了。随着小早川秀秋的倒戈，其他犹豫不决的人也都纷纷倒戈，这样石田三成就再无力回天了。

石田三成兵败逃跑，德川家康获得了胜利，之后德川家康将石田三成抓住。在这时候原本期待淀姬和丰臣秀赖能够亲自参战的石田三成却最终被淀姬和丰臣秀赖出卖，安上了一个乱臣贼子的罪名，最终被杀。

能够阻挡德川家康的一切阻力都已经消失，那么看似毛利三家中的毛利家受到打压，连自己兴起之地安艺国都丧失了。可事实上毛利家真正最有价值的地方却保留了下来，并且毛利秀元娶德川家康的养女为侧室，等于是加强了自己与德川家的联系。吉川广家的势力得到提升，而表面上最为风光的小早川秀秋的人生却暗淡下去。

由于他承担了背叛西军的罪名，又因为似乎抢夺了东军的功劳，变得里外不讨好，结果郁郁而终。他又没有子嗣，导致小早川家彻底消亡。

那么该如何看这场战争的成败呢？

如果将西军失败的理由完全归结于小早川秀秋的背叛之上却也多少有些不公平，虽然看起来战局确实如此发展，不过真正使得石田三成失败的既不是他的能力或者遭人记恨，也不是小早川秀秋的背叛，而是丰臣家没有能够得到稳定家中的“剑”。故而无法控制家臣，让家臣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慢慢与丰臣家形同陌路。

其实这个结果并不一定只会出现在丰臣家族上，即便是织田信长没有因为明智光秀的背叛而死，其最终结果也有可能是与丰臣秀吉殊途同归。因为不管是织田信长还是丰臣秀吉都能将扩张作为自己兴盛的手段，却无法控制和管理家臣。这让他们在弱小的时候看起来战无不胜，可是一旦成为最强大的时候，就会因为无法控制家臣的膨胀导致他们自己的危局。

所以，织田信长被明智光秀杀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种幸事，因为人们提起织田信长时候，只会看到织田信长的成功，却很难看到的是织田信长也早已是步履维艰和如履薄冰了。

德川家康终于等到了他最后胜利的一刻，之后德川家康建立了：

德川幕府。


小早川秀秋（1582-1602），为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大名，曾为丰臣秀吉和小早川隆景的养子。早年上阵于朝鲜战场，因为屠杀行为被秀吉斥责并没收封地，因而慢慢开始亲近德川家康，1599年家康让他恢复了旧领地。后在关原之战作为西军将领倒戈于家康的东军，导致了西军的失败。战后沉迷于酒色，不久病死，无子嗣。

288，德川幕府

在关原合战中其实还有一个趣事存在，就是德川家康的三子德川秀忠率领数万人，却被真田家弱小的军队搅乱了，导致本来应该前往增援东军的德川家康的时机错过。但是即便没有了德川秀忠的军队，德川家康仍旧打赢了这场战争。

之后德川家康成立了德川幕府。对德川家康来说剩下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就是彻底地打败丰臣家。为此进行的战役分为两次，分别叫大阪冬之役和大阪夏之役。丰臣家虽然已经支离破碎，但是为了最后一搏还是收集溃兵和浪人进行最后的拼杀。在冬之阵中双方经过鏖战，家康未能破城，为了结束战争，双方进行了和谈。这场和谈可以说是丰臣家的又一次失败，因为和谈规定大阪城拆除外城墙，并填平护城河，这样一来大阪城的防御变得更加虚弱了。

在第二年的夏之阵中是丰臣家的最终时刻，虽然有号称日本第一兵的真田幸村(1)奋力拼杀，一度让德川家康变得颓势，但是从总的趋势上看，丰臣家已经名存实亡，战争结果是丰臣家战败灭亡。

德川家康完成了日本的统一。

那么这里要分析的并不是丰臣家的灭亡，而是德川家康为什么会成功的问题。德川家康为什么要接受幕府将军的职位？这便是德川家康的聪明之处，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封地在日本东面。

所以德川家康在控制钱的流动方面上是有先天不足的，这便是德川家康的弱点。所以对德川家康来说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封建制度。而最稳定的制度的选择就是成为幕府将军。

成为了幕府将军并不是因此就带有什么神圣性，而是可以由此完成一个稳定的契约建立。在这一点德川家康已经没有了更好的选择，因为扩张已经不太可能，经过了丰臣秀吉扩张的失败，这条路德川家康也不可能再重走一遍。

另一点就是当时的兼并与扩张已经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状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合并与分裂，新的强势家族纷纷出现。对天下太平的需求已经高涨，为此结束战事已经成为当时日本从上到下的一个普遍需求。稳定与分封，明显对于德川家康是非常有利的。

在德川家康统一之后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重新分封设置藩府，拆除了大量的城寨，并且通过分配，将亲近自己势力的和疏远的大名进行相互分封，使得他们相互监视。

第二件大事就是恢复贸易。对于德川家康来说想要获得对外的贸易，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事情。但是在这一点上德川家康又使用了另外的招数：德川家康一方面积极在对外的贸易上进行拓展，在对内的贸易管理之中却实行闭关锁国，牢牢的将钱的流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为德川幕府控制日本的钱的流动奠定了基础。

第三件大事就是推崇佛教，排斥基督教。对于德川家康来说重新推崇佛教来维持自己的阶级身份，通过“礼”的控制来达到自己控制族权的目的，让佛教重新在日本恢复了地位。

德川家康通过自己的改革使得幕府稳定了下来，并且实现了资本的东移化。让江户经过了两百年的发展，成为日本重要的经济中心。

德川家康笑到了最后，他等到了小鸟的鸣叫。


真田幸村(1567-1615)，本名真田信繁。日本战国末期名将，号称“日本第一兵”。关原之战时与父亲身处于西军，因为战败而被流放，逃脱后投奔至大阪城。后来德川家康进攻大阪，战死于大阪城南。文学作品对其以寡敌众的行为多有渲染，因而闻名于世。


结尾语：

本文的第一部到此结束，那么本文从一个地区小豪族的视角逐渐上升到国家的视角，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势力之间分析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兴衰。日本战国时代从幕府将军的衰败到新幕府将军的兴起，为什么走了一个循环，却没有走出这条困境？

因为成功的织田信长没有能力控制族权思想的发展，所以他只能以扩张为主，但是当他的敌人全都偃旗息鼓的时候，他自己却也成了别人的眼中钉了；丰臣秀吉的失败理由同样是如此。所以德川家康之所以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德川家康身在逆境之中，却得到了这些胜利者没有得到的可以巩固自己内部契约的条件，导致隐忍和弱小的人质德川家康却最终收获了最大的胜利。

那么一部将从德川幕府的衰败时说起，看一看近代中的日本是以何种方式发展的，视角将会进一步地扩大。


本部完。

休息一下，然后开始第二部的发布，第二部现在已经有170多篇，决定以4篇一天的速度更新，直到追上目前写的位置

第二部：明治维新开始更新：


1，幕府的锁国（1）

谈到闭关锁国，我想很多人会联想起中国明清时候的闭关锁国，但是日本的德川幕府同样实行了闭关锁国，要注意的是闭关锁国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彻底断绝一切外来交往，如果这样看闭国锁国就没有看清这个问题，日本的闭关锁国一样也是一种主动的国策而非被动。

首先要说明的是日本在闭关锁国期间仍旧与中国和荷兰人进行贸易，所以并未真正断绝与外人的联系，那么为什么要进行闭国锁国呢？

德川家康战胜丰臣秀赖后夺取了对日本的控制权，随后开创德川幕府，在后来的德川幕府执政期间逐渐使用闭关锁国来管理日本，其中实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日本经济圈的“东移化”，第二个是成功的创造了可控的制度。

日本的经济中心原来集中于中西部的京都和大阪，以京都和大阪为各自贸易圈的经济带是日本的核心，对外贸易非常通融，但这对德川幕府来说则是一个麻烦，德川幕府的核心在中东部的关东平原上，所以通过了近两百年的时间完成了经济带的“东移化”。

让江户城（东京）成为核心经济带，帮助德川幕府完成这一举动的就是闭关锁国。所以想要看清闭关锁国就要看清他的作用。

闭关锁国并不是不予外人进行贸易，而是进行制定贸易，德川幕府通过对于贸易通商权的垄断，可以让德川势力获得更多因贸易所带的利益，从而使得德川幕府成为最强大的日本势力。

闭关的目的在于限制贸易的权利，使得以封地权为分配的藩属无法产生足量的资本反抗德川幕府，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后进行了封地权的分封，通过分封封地调整了日本的势力，由于封地所产出的资产价值是相对恒定的，虽然有丰年和贫年的区别。

但是在一个长期看封地所产出的资产价值是更加稳定的，稳定的封地资产价值就成了衡量藩属强弱的标准，又由于通商权被幕府垄断，这样一来藩属的力量就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德川幕府通过改革实现了资产控制资本的结果，成功的构成了自己的统治力。

所以闭关锁国对德川幕府来说是一种维护自身地位的国策，在这样的国策下幕府不仅控制着大量的封地，更是从专营贸易中与商人形成联盟从中榨取大量利益进入德川家，使得幕府的控制力达到其他藩属无法对抗的顶峰。

不仅如此，德川幕府又构建起一套严密的制度，在这个制度的作用下日本出现二元化的结果，其中一元是制度上构建的天皇体系，另一元是构建在德川家上的大名体系。在天皇体系之中，幕府将军应从属天皇之下，由天皇构建起一套文官与武官的体系，幕府将军类似于摄政，天皇权利被架空只保留契约的凭证作用。

另一方面德川幕府构建起的大名体系中，明确细化了家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从天皇体系中蜕变，从而大名化。藩属的封建势力名义上是天皇的臣子，实质上要始终受控于幕府的控制。

然而，二元制留下了一个漏洞，直到黑船的到来。

2，幕府的锁国（2）

黑船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件，1853年由美国人佩里率领的四艘军舰停在了日本的江户湾口，此行的目的是进行通商。“通商”似乎是亚洲的一个“禁语”，由于中国和日本都在实行闭关锁国策略，原本简单且对各国都有益处的“通商”成了难事。

在之前的1840年英国人通过鸦片战争使得清朝被迫接受通商条约，现在美国想与日本实现通商，这对幕府来说是一件十分不想接受的事情，于是重臣阿部正弘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建议，让“天皇”决定吧。阿部正弘借口需要“天皇”的同意才能讨论国书，劝美国人佩里明年再来，于是佩里就约定明年再来，舰队就返回了。

但是阿部正弘的馊主意让幕府会更加头痛，首先通商对很多欧美国家来说是好事，通过贸易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本，可同样的条件在幕府这里就成了大问题。正向之前谈过的闭关锁国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对资本的封锁来维持以资产划分势力的制度。

一旦实现了通商贸易，那么日本的各港口就会出现更多的船只，贸易会使得资本向不同的藩属渗透，这样的结果会让藩属得到原本无法得到的资本从而增强自己的势力。虽然很多藩属之前就搞走私，由于幕府垄断了贸易通商权，但对藩属来说仍旧有贸易的需求，所以走私始终是一个难以禁止的事情，而一旦实行了通商藩属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得到利益。

这样控制藩属的难度就会增大，可这还不是最糟的问题，真正糟糕的是阿部正弘的馊主意，由于两元制的结构使得从法理和伦理上，幕末的德川将军是天皇系统之中的一个臣子，所以由将军向天皇汇报通商的条约换取同意在佩里看来确实是一个选择，虽然佩里拥有当时足够先进的战舰。

可是佩里的使命是讨论通商而不是攻占日本，所以得到了这样的回复就自然离开了，问题就这样来了，美国人虽走了，可阿部正弘激活了一个原本已经被压制下去的东西，这就是“天皇”的权利。

天皇这数百年来对始终受控于幕府制度，天皇系统的存在为幕府提供了法统上的合法性，并且通过与神道教的联合形成上层日本人的契约关系，从而稳定了日本上层结构。但是阿部正弘的意见出现以后，幕府的权利受到了压制，天皇的意见重新出现，这在日本幕府制度之中，原本比接受一场战争的失败要严肃的多。

幕府制度之所以可以存在，正是因为幕府将军的权利所致，现在阿部正弘把决定通商权的决定给了天皇，这就让藩属们有了不同的选择，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初所建立围绕自己的幕府法度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以资产控制藩属的权利也有其脆弱的一面。

由于封地的面积过广，德川幕府又没有向中国那样官权网络进行管理的制度，分封制实质上使得藩属出现了分化，第一种是亲幕府的藩属，他们在作战和分封中得到了好处。第二种是被幕府打败或者投降以后的分封，从本质上就对幕府存在厌恶。

把优质高产出的资产交给亲自己的藩属，把贫瘠的资产交给反抗或者投降自己的藩属，从而形成一个向心力，围绕在德川幕府的周围。

但是当时间来到了幕府末期，形势出现了变化。原本就厌恶幕府的藩属们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可支持幕府的藩属们出现了变化。

公族出现了膨胀。

3，幕府的锁国（3）

由于地缘的影响和德川家所处的环境，德川家一直采取强化内部家臣的策略维持自己的稳定，在赢取最初胜利时候德川所进行的分封确实使得亲自己的藩属去打压反对自己藩属的目的，德川幕府利用支持自己的公族去打压旁族的手段是族权思想的一种体现。

公族围绕在幕府周围是得到利益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当幕府经过了长期的稳定之后，藩属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变化，由于闭关锁国资本更多的控制在幕府和亲幕府的藩属手中，这样虽然幕府维持了统治，但是资本也进入了亲幕府的藩属手中。

藩属的权利正在膨胀，也就是围绕在幕府的公族在膨胀，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原本支持幕府的藩属在未来会支持幕府，还是反对幕府成了难判断的事情，而幕府想要自己的权利长期稳固，最核心的就是要稳定幕府在日本的统治地位。

可阿部正弘提议把裁定通商权交给天皇，这看来只是为了敷衍美国人的举动，却在未来给自己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如果说封地权最大的弱点是什么的话，就是封地权一旦离手实质上就属于了别人。

表面上藩属是从属幕府的，但是分封给藩属的封地实质上已经落入藩属的手中，所产生的资产也为藩属所用，所以一旦战争开始能否拉拢到更多藩属的支持就成了战争胜败的关键，而敷衍之举显然是愚蠢的。

到了第二年，佩里卷土重来，这次带来了更多的军舰，如果说第一次来到日本是探路，那么第二次来的目的就很明确，不达目的不会回去。幕府之所以在之前敷衍搪塞，其实是出于无奈，以当时的幕府军力很难打赢美军的军舰，这次美国人更加强势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之下，幕府只能决定开国，于是美国与日本签署了不平等条约：

《日美亲善条约》

虽然名字很好听，不过这是一个对日本来说屈辱的条约，但是历史出现了逆转，原本带给日本屈辱的佩里却调转了身份，侵略者在被侵略者的印象中往往带给人们的感觉是仇恨，然而在这件事上事实并非如此。

时至今日给日本带来屈辱的黑船事件转变了身份，不但日本人竖立起佩里的雕像还给他建造了纪念公园，并且当地还设立了节日取名“黑船祭”。佩里嫣然已经从一个侵略者变成了一个英雄，以英雄的身份出现在日本。

当这些侵略者用屈辱的条件打开日本的国门时候，佩里似乎反倒成了日本人心中的光明使者，在很多文学著作中日本人被描写成崇拜强者的民族，当强者出现的时候日本人很容易崇拜他们，即便这些人是敌人。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侵略者反倒成了英雄？因为佩里的出现以及一系列的动作，使得德川幕府的统治出现了松动。

日本出现了分化，一种意识是以幕府的角度为出发点，自然是认为这是屈辱的事件，但是你如果从另一种意识去看，也就是反幕府的角度去看，佩里的来访不仅撼动了幕府的地位，更是为他们带来的改变的机遇。

与其说是崇拜强者，不如说是利益的转换使得弱者获得了转机与变化，自然转变了立场。

4，尊王攘夷（1）

看待历史最容易看到人欲，大事因强者而兴，败事因弱者而为，但想要看到更深层的地方，就要突破人欲困境，而想要突破人欲最先要做的就是去文学化，日本人为何善于屈于强者，不是所谓谁强就服谁，是因为强者的到来改变了内部的格局，过去的弱者转变立场逐渐成为强者，为了更好的确立自己地位，自然以强者为自己成功的出发点。

佩里在日本取得的成功，让其他欧洲国家也纷至沓来，日本与中国一样签署了大量的屈辱条约，如果真是屈从于强者日本还进行改革和奋斗干嘛呢？

改革与奋斗本身就是对弱的一种愤恨，不甘愿被打压才会想要反抗，这是世间通行的道理，所以对幕府来说真正失败的地方不在于签署屈辱条约，在于自己权利的动摇，那么说明白了这个问题以后，就要从藩属的视角去看待了。

随着德川家的改革，藩属替代守护大名成为地方的管理者，在众多藩属中有两个藩属最为有名，一个是长州藩、一个是萨摩藩。其实还有一个藩属也很有名这就是会津藩。当然他们之间的作用会慢慢推导。

幕府把问题的决定权推诿给天皇以后，日本开始展开大讨论，就攘夷还是通夷问题进行争论，然而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打不过美国人就不该推诿给天皇，直接承受损失更好，美国人的目的是进行通商，虽然打破闭关锁国政策会给幕府带来问题。

但是以封地权为主的幕府并不会那么快的失去领地话语权，即便有个别藩属反抗幕府，幕府也可以进行弹压，幕府在经过了两百年的经济迁移后，关东之地已经不再像战国时代那样成为关外之地，相反是经济集中的核心之一，不仅拥有平原发展城市，又有良港发展贸易都不会那么轻易失败。

然而，问题来了本来推诿给天皇就要等天皇下旨决议是否通商，可是没有敕令的情况下幕府就无奈的与外国进行协议的签署，实在是走了一步最差的棋。原本幕府失败只是一个小败，可原本说给藩属和天皇议政的权利后，又自己和外国不停的签署屈辱的条约。

这下，幕府的失败就变了，不但要背负旧条件下的失败，更是让自己在藩属面前颜面扫地，这时候就不得不说一下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了，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孝明天皇还是毫无权利的一个契约认定者。

为何天皇毫无用处却无人要废黜天皇？

因为天皇是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天皇为首的体系构成了日本贵族和执政者的体系架构，所以天皇本身为幕府制度的契约认定者。由天皇认定幕府的执政权来构成幕府的统治，维系了整个体系。

然而到孝明天皇的时候，事情了变化。如果从日本的大局角度看来，日本已经落后于时代，所以开国通商实行改革是一条非常迫切的道路。

然而在幕府和天皇的角度看来，事情已经出现了另外两条路线，也就是日本的道路出现了三元化的分裂。

而孝明天皇抓住了真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5，尊王攘夷（2）

日本在面对历史潮流中最好的选择和日本的势力在面对历史潮流中最好的选择是相同的么？这就是看待日本历史的关键，表面上看起来日本的利益和日本势力的利益应该是命运共同体，毕竟日本强大日本势力也会随之强大，但答案却是他们之间的利益是相悖的。

从日本的角度看起来决议改革实现强国是对日本有利的事情，但这对幕府并不有利，如果幕府决定开国，资源就会流入各藩属的领地，出现藩属反抗幕府的现象。如果正与反是两种选择，孝明天皇就选了第三种选择。

用中国话说的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假如说信息不畅使得当时的统治者无法意识到自己与外国究竟有多大差距，但是最起码在军事上已经落入下风是事实，所以增强军备是必然要做的事情。武器是文明之中最为优先的选择，这一点从未有过改变。

孝明天皇应该站在何种立场之上成为接下来的关键，接受外国先进技术实行改革应该是正确选择，可为什么孝明天皇却始终显得排外呢？这正是孝明天皇聪明的地方。

守旧的目的不是为了守旧，而是要实现自己的强势，这就是孝明天皇的目的。日本的执政权仍然把握在德川幕府手中，幕府最希望的是继续维持封锁资本的进出，如果孝明天皇站在了反对幕府的角度上，等于是作茧自缚，所以孝明天皇表现出了排外的表现。

孝明天皇不是不知道要改变，相反是已经感受到了需要改变的需求。这种需求需要为己利用，所以明知道要改革却排外的目的是先把祸水引向幕府。

从日本角度上看是要进步、从幕府的角度上看要维持封锁，从天皇的角度上看要排外，三种不同的选择促成了一个运动的出现，这就是“尊王攘夷”。

尊王攘夷运动之前出现在中国的春秋时代，正是依靠着尊王攘夷运动齐桓公获得了霸主的地位，实质上夺取北方的控制权。现在孝明天皇的目的恰好是反过来，利用尊王攘夷让权力回到天皇手中，所以明知需要改革却固守排外的目的就在于此。

日本的各藩属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尊王派，一派是攘夷派。在日本幕府时代始终有一种非常弱小的声音，这就是尊王派，希望天皇重新收回权利，实现“王统”而非“府统”，但是在幕府为实际胜利者又牢牢把握资本流动的前提下自然是不会成功。

但是，幕府私自就和外国签订了卖国条款，被视作是日本的叛徒，这种思想正在逐渐蔓延，与后世视作改革浪潮推动的观点不同，丧权辱国的思想广泛扩散，由于幕府封锁贸易垄断通商权，使得藩属无力通过贸易改善获取资本的途径，只能依靠土地所产生的资产价值维持，在平原和高产的地区还能达到所需，在贫瘠的地方就变得捉襟见肘。

可问题是过去的藩属和藩民虽然对幕府的态度深含怨恨，却始终缺少有一个关键可促成“契约”的事件发生，以单独的藩属如果反抗幕府，不但可能会遭到其他共同厌恶幕府的藩属背叛，导致自己领地藩属被剥夺转封给他人。

更有可能从此让家族灭亡，自然是既无热情无行动，但是事情发生了转变，幕府是卖国贼的思想出现后，“尊王论”为藩属获得共同契约提供了条件。

而在这之中藩属内的藩士走在了事件的最前端。

6，尊王攘夷（3）

藩士是尊王攘夷运动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人，也是文学艺术最喜欢的素材，藩士中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种是上士，一种是下士。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武士作战的机能逐渐丧失，经过上百年的和平，武士实质上已经受到重新编排形成类似于官僚的职能工作。

由于战国时实行过多种策略，其中一种是半农半兵，一种是兵农分离，所以打起战来就是兵脱下盔甲就务农的人和一直就是职业武士的很不同。下士中不是武士的人也有很多，下士更像是一种脱离民的身份认定这种认定叫“士格”也就是具备了士资格的人，他们并不完全是由武士组成的，上士则一般由职业武士和家主亲近的家臣组成。当然不同的藩属管理方式不同，其中坂本龙马所属的土佐藩这种门阀意识最为严肃。

如果要更好的理解，可以把上士和下士理解为官与吏，上士是家主的亲密家臣，所以上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监督和执行家主的命令和思想，而下士为具体执行到工作的人。从本质上虽然同叫士，但是隔阂还是很大。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藩士在尊王攘夷的运动中首先站在了最前线，因为藩属虽是被幕府压制和看管的对象，但是从藩属的角度看来自己实际上也是既得利益者，即便被困在一个贫瘠的地方，藩属家主仍为最高执政者。如果贸然采取行动很容易被幕府打压。

所以没有利益和好处就赌上一切，对藩主来说是不明智的选择，但是对藩士来说则是另一番事情了，与幕府与藩属之间的博弈不同，从一个下层的藩士看来。幕府签署的是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对幕府的信任和向往已经瓦解。

于是开始参与到尊王攘夷的运动中，尊王论一直都始终存在，由于神道教的影响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天皇才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而幕府是摄政者。更为关键的是幕府承诺给天皇决议权来判断是否开国。可事情发展的结果却是幕府又抢先决定开国。

所以幕府即无力击败外国人，又对内忽悠国民，让尊王论越来越逐渐走强，而天皇回应了这件事，天皇对外国人持厌恶的态度，这样团结起来打倒外国人就让藩士有了共同的契约，藩士虽然分上下士，但毕竟士与普通是民众不同。

当时日本对人口流动实行一定管制，到处设有关所，想要通关就需要有藩属的介绍信，之所以藩士可以成为运动的重要力量，是因为藩士有一项非常不同于常人的权利，就是进修权。

以坂本龙马为例，坂本龙马虽然是一个下士，但是他从小学习剑术，那么为了学习更好的剑术，就要去大城市中有名的剑道馆进修。而对藩主来说藩士是管理藩属的一种辅助人群，把有才能的人送去进修是一种为以后储备人才的手段，而剑道馆也不只是教授剑道还会教治学与治理之术，可以算得上当时文武兼修的综合学校。

正是通过藩属的进修权藩士可以到处流动，并且这些人本质上说就不是底层人，是具有一些资格的储备人才，那么自然关心国家动向。

在越来越多幕府的丑态被公布的时候，藩士逐渐形成一种共同势力，各藩属的藩士到处游走交流和讨论，对幕府与天皇对外国人的厌恶形成了尊王攘夷运动。

而在这件事中，一个名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吉田松阴。

7，尊王攘夷（4）

日本倒幕运动中存在一个重要团体，这就是私塾与各种学校，藩主把优秀的藩士送到优秀的地方学习进修是一种储备人才的行动，另一方面藩主通过藩士来打探各藩的动态和各处的动态。

所以私塾和各种学校所持什么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藩士，藩士再把意见逐渐传导回藩属，再影响藩属内部的藩士和藩主与其他人。那么就不能不看当时的这些私塾主和教师的意见了。

其中有一个名人，叫吉田松阴。他小时候就天赋异禀并且从小就在兵法教师的家中成长，这样的人才自然得到藩主的赏识，并允许他到各地留学和游走增长见识，可以说藩主对藩士的支持，成为他们可以到处走动的关键。但是藩主支持藩士走动的目的是为自己牟利，当吉田松阴感到不满足受限的时候，决定“脱藩”。

“脱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一旦脱藩不仅会成为罪犯，还会牵扯到剥夺俸禄和地位，但是作为一个人才自然有特殊待遇。当时正好是美国佩里到日本的时候，所以产生了尊王攘夷的念头，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

吉田松阴与弟子想要偷渡到美国的舰船上，现在吉田松阴不仅是脱藩了，更是想脱国了，想要去美国看一看。但是美国人并未同意，结果无奈只好回到岸上，而之后吉田松阴不是选择逃跑，相反选择了自首。

自首的事情不但连累自己和弟子，更是把吉田松阴的老师也一起弄到了监狱里，原本要处死，不过最终在阿部正弘的决议下，并没有杀掉他而是改为坐牢。出狱后被要求闭门思过。这样一来吉田松阴开始在私塾教学。

由于已经是戴罪之人，开始的时候并不受人重视，能吸引到的也都是一些下士，但是从本质上看吉田松阴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待在藩主的雇佣下，反而要搞出那么多事端，因为吉田松阴已经意识到日本落后于世界。

与那些传言黑船如何的人不同，吉田松阴真切的见到了黑船，感受到了这种差距，所以作为自小就学习谋略的吉田松阴需要一套方略来改变日本，他把目标放在了天皇上。德川幕府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拉拢了支持自己的大名来打压反对自己的大名从而成功。

所以从反面来说幕府只能控制支持者来打压反对者，却不能拉拢反对者来支持自己，幕府虽然能通过调整和转换支持与反对者的身份和盟约认定，但是只能驾驭一部分是幕府始终的软肋。

如果想要真正的统御全部势力，唯有天皇可以做到这一天，在天皇的统治下可以实现其所渴望的“一君万民”设想。并且吉田松阴已经看到了内部矛盾的成因，认为通过侵略和扩张实现内部的团结，写出了自己的征服论：

《幽囚录》

但是在我看来，不过是夸夸其谈的梦境，日本被贬为没有真正战略家的国家，为什么如此呢？因为想要看懂你的敌人其实并不是难事。

而看透自己原本看透别人难的多。

8，尊王攘夷（5）

为什么叫《幽囚录》呢？因为这是在监狱留写的，做为一个谋略家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治国策略，那么吉田松阴是怎么为日本安排的呢？在吉田松阴看来，当时天下已经进入大争之世，西洋人已经跨海过来，再维持闭关锁国已经是误国政策，所以打倒幕府是第一步，然后由天皇建立统治之后主张强国。最后实现扩张。

日本持扩张论的人是很多，但是想要进行扩张有关键的两难，第一难的不是地缘战略，在很长时间内，地缘战略占据了黄金的地位，其中吹嘘最广的是德国。然而地缘战略是一种低水平的战略。为什么这样说呢？

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地缘战略最大的用处在于看清敌人，对如何用兵地缘战略有很大帮助，但是真正第一难的是如何处理变大的问题。当国家面积增大后要怎么做，而日本在这方面完全是弱者。举个例子就很容易了解这一点，三国时候诸葛亮就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那么说难道别人就不能提出《隆中对》所设计的地缘战略吗？当然有人看的出来，可是如果你仅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去看，那么就小看了《隆中对》，隆中对最有价值的并不是对于地缘战略的分析，而是几句看起来是垫话的分析决定了诸葛亮的战略。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对诸葛亮来说为什么要选择刘备，当时刘备虽然是弱者，但是强者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大量的人因为害怕曹操而投降，可是他们是降曹还是降汉呢？答案是降汉，所以诸葛亮所瞄准的是依托于刘备的刘室宗亲地位为他设计战略。“天下有变”所指是曹操废汉称帝，一旦曹操称帝，本已经降服于曹操的诸侯就会陷入动摇，这时候刘备如果可以占据荆州和益州，就可以两路出击。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为什么百姓要迎接刘备呢？因为刘备是最后的汉室力量，如果刘备拥有了汉室的拥立地位，就可以团结处于动摇的诸侯击败曹操。最后注意的是“汉室可兴矣。”刘备是汉室的刘皇叔同时也是汉室的臣子，这样的身份就可以获得曹操之前所得同等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结果刘备在坐拥荆州与益州之后，背叛了诸葛亮的战略，先是称王、随后称帝，从一个忠诚于汉朝的忠臣，变成了借扶汉而自立的君王，这样一来刘备就失去了团结其他动摇的诸侯向心力丧失了拥立汉室的权利，之后孙权联曹偷袭荆州杀掉关羽，刘备兵败被困益州，从进攻变成了固守，诸葛亮自然也就再也不能施展自己的战略，只能转向寻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取得战争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在之后要如何实现管理和如何实现与他人并存则完全是一件难事，那么回到问题的本质上来。

为什么要谈刘备和诸葛亮的问题呢？因为诸葛亮为刘备设计从小国走向大国的道路并非只有地缘战略，而是要抢夺汉室的拥立权，具有拥立权就可以团结更多的势力从而战胜强者。

那么回到日本的问题上来，因为日本是一个弱国，一个弱国想要胜强国，最重要的非兵器之利，需要的是有人提出全新的管理之术，突破旧有的制度和文化。

从而实现一个结果，那就是包容“他们”压制“我们”，也许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理论，为什么要助他人，而制“我们”呢？

因为这是一个小国走向大国的必经之路，然而在这一点上，吉田松阴完全是一个弱者，那么就看他所设想的是什么呢？

是“一君万民论”。

9，尊王攘夷（6）

老子曾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请问弱怎么能生存，柔怎么能不被欺负？然而为什么攻坚强者却不能胜呢？

老子评价水的目的并不是教人们变弱，相反是教强者之道。随着文明的交流，社会的构成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小国想要走上大国之路，必先要学习的不是管理“他们”的方式，而是先要学习管理“我们”的方法。

弱不是教人屈服，柔不是教人怯懦，而是要如何管理不同人的道理。随着国家的构成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处理不同族权与种族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家所最重要的考虑。

人为什么不能认同别人，你可以看到的是有点时候一个人对一些人可以谦逊有礼，可以无私的奉献，但是同样一个人在面对另一些人的时候却突然变得狰狞恐惧，视如死敌非要除之后快。因为人与人之间不能达成“契约”，当对待前者时候双方关系是“我们”，所以当是我们时候可以视如己出，自然无私奉献。但是对待后者时候双方关系是“他们”，那么自然视若仇敌，双方的关系没有一个契约关系，就导致了双方的疑心。从寻求相互的安全就变成了“不安”。

而疑心是一味毒药，一开始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仇怨，但是只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会无限联想，把事情想到最坏，那么与其自己先承受对方的伤害还不如自己先去伤害别人，获得利益和安全。

那么为什么要柔，为什么要弱，因为这是管理“我们”和“他们”的方法。表面上看起来强化“我们”的公族来打压“他们”的旁族成了一种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方法，然而并非如此，当你从一个小国走向大国的时候，必然要遭遇公族和旁族的复杂矛盾。

假如一味只强调我们的利益，那么公族的势力就会膨胀，这样一来公族就会不停的打压和压榨旁族，而旁族一旦失去国家的庇护肆意的被打压，内心中就会不停的生出怨恨，不仅是在情绪上，资源也会不停的流入公族的管理之下。

这样当公族强大以后，为了满足公族的利益只好继续扩张来获得更多的资源，否则当公族强大到一定地步之后就会对王权构成威胁，甚至转变国家的战略，战略从有序的谋略变成肆意的扩张。

这么做的后果是扩张后公族获利，为了更大获利公族继续扩张，在此过程中公族会不停的压榨旁族，而旁族积累怨恨，看起来公族的强大可以轻易的压制旁族，但是扩张本质都有极限和困难，当失败和困难到来的时候，内部的资源就会越来越紧张，这时候不但不能安抚内部，相反公族会更狂热的压制旁族资源。

一旦扩张停滞，资源就将枯竭，而如果外部有强大的敌人，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内忧外患，最终土崩瓦解，所以如果能给于旁族活路给于资源，看起来是使得公族受害，但是站在一个大国的角度上，当“我们”的权利受到控制的时候，“他们”也将逐渐转变为“我们”。

因为当他们获得不停收获的好处时候，他们就将变为主动维护这一思想的共同体，国家也将从族人概念进化为国人概念。这样我们反而受益，当强敌来袭时候我们和他们的利益成为一体，便可共同聚集资源对抗外敌。

然而吉田松阴主张“一君万民论”的观点，天皇固然是日本传统观念的君主，但天皇是他国的君主么？

答案显然不是的。

10，一王与万民（1）

如果不能看明白日本近代中提出的一王万民论，就不能看明白随后的一切变化，吉田松阴虽然之后被幕府判决死刑，但是他的理论影响了之后的一批日本人，所以就要看明白他的思想，在我看来吉田松阴的思想是夸夸其谈。

那么为什么对日本的重要思想家如此评价？并非单纯的贬义，而是要看透他的思想所存在的漏洞，但凡改革者心中要怀揣未来，改革的目的不应只在当时而在影响后世。如果不能对后世有预判只言当下，那么这种改革最终必然落入下风。

吉田松阴的改革目标是什么？这是关键。假如吉田松阴的改革目的是只限于改革日本国内不着眼于海外，吉田松阴的改革就算中下等，可吉田松阴的改革目的并不单纯只面对于日本，他想要做到的是强大日本随后加入世界争霸的行列，那么吉田松阴的改革就是下等的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吉田松阴的改革始终存在不可逾越的漏洞，正是这个漏洞使得日本越强大就越不可能弥补漏洞所造成的问题，最终只能一路走到黑了。真正上等的改革家是着眼当下利在千秋，但是吉田松阴的改革只做到了着眼当下，却把后人继续改革的路封住了。

对当时有眼光的有识之士看来，日本是打不过欧洲的，唯有开国革新才可以。与只会挥舞着武士刀叫嚷着杀掉蛮夷的旧思维武士不同，这样的共识是可以达成的，但是问题就来了。改革将由谁来执行？

幕府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一方面他想要维持旧体系给自己带来的优势，另一方面作为实际的掌权者又要受到欧洲人的压制。即不能不开国又不想开国，这样纠结的立场给其他人转变立场的机会。而吉田松阴的改革正是朝着幕府去的。

幕府是摄政者天皇是日本的无权统治者，所以如果能废幕府助天皇的话，就可以让天皇重新拥有权力，实质上实行的关键在于将天皇“宗教化”。幕府时代的天皇虽然没有权力，但是天皇通过神道教的作用构成了上层官僚体系的构建，为幕府将军提供了法理上的统治依据。

改革后天皇将成“一王”而“万民”出现了变化，吉田松阴主张万民平等又提出过草莽崛起论，目标在于否定由旧关系中幕府将军所创造的体系。实质上是将天皇“宗教化”，一方面天皇是日本独一无二的契约构造者，天皇可以突破过去的限制与各阶级之间建立联系，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不停的架构“神格”。

想要更好的看明白这一点，就需要看明白宗教的作用，为什么日本的万民要不停的为天皇效忠呢？关键就在于“契约”。宗教是文化的第一个阶段，之所以笃信宗教是为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现世中宗教对人与人的契约关系通过教义进行了构成，使得人与人可以形成“我们”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就是设定“契约之地”。

宗教通过与信徒形成的最重要的契约就是约定人死了以后将去去哪的问题，而日本的神道教如果更加深入的看，会发现“契约之地”是受后人祭拜的场所。所以前人如果为天皇而努力，得到的最终结果是受后人的祭拜。

这就是关乎到后世最大争议的“靖国神社”出现的雏形。

11，一王与万民（2）

通过将天皇不断的“宗教化”后将会最终使得天皇重夺权利，这是吉田松阴的愿望，从现实的改革角度看来，这是着眼当下的解决之道，由于幕府将天皇视为国家的统治者而自己是摄政者，这一点正是幕府系统可以长期存在数个不同幕府的关键。

通过严密的宗法系统和门阀关系与经济制度的控制之下，日本民众既无反抗的能力，也无反抗的方式，所以具有一定资产的藩士成为了先驱。但是问题就在此，恢复天皇的权利使得天皇成为统治者，这一点出现了偏差。

日本的“宗教化”与欧洲的“宗教化”和中东的“宗教化”实质上并不相同，欧洲的“宗教化”是君士坦丁高举基督教大旗以后成功的与政治进行结合，基督教之前从创教开始就一直受到打压，基督教（虽然之后分为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但是为了简化关系统称为基督教）是构建了王权与贵族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王并非神是关键，欧洲的君王们通过宗教完成了与其他族权建立契约关系。

又与中东的伊斯兰教极为不同，伊斯兰教虽然看起来是政教合一，但是创教者穆罕默德并非神，而是“真主安拉”的使者和先知，先知与使者虽然拥有了现实的政治权利，但是目的是为了执行真主的安排。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什么在之后都形成了巨大的势力，关键在于两个宗教都没有把王权与神格直接对等的联系起来，而是创造一套可构建的契约关系，并且在之中都为“他们”预留了一定的契约空间。

但是日本的宗教化是将天皇的政治权利和宗教地位唯一化，神格之下再无他的思想逐渐出现，那么为什么在此时出现，因为原本的神道教出现是一种对抗行为，随着佛教的出现和改革，佛教逐渐进入日本。

生前去神道教的神社参拜，死后去佛教的寺庙供奉是日本的现象，天皇曾经一度出家成为僧人自称法皇，神道教本质上是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而逐渐形成的早期宗教，其中具体教义和契约并不完善，所以在更为完善教义和体系的佛教冲击下，神道教呈现颓势。之后为了对抗佛教的进入神道教开始不断的构建体系和教义。

在这个过程中神道教逐渐具体化，从各地信仰的散落宗教形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宗教，所以为什么把天皇与神格联系起来，因为神道教是以崇拜祖先作为出现点的宗教，如果仅是在日本这一个岛国看来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放诸四海的话，隐患就会出现。就像之前所说的一样，天皇是日本人的天皇，但他是其他地方人的天皇么？答案当然不是的，表面上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对宗教问题的争执，可实质上这就是吉田松阴的核心漏洞。

以天皇作为契约构成者的日本人如果是为天皇而战，那么当日本从一个小国走向大国以后要如何处理与其他族权的关系呢？

在吉田松阴之后幻想的美好场景中打压俄国，窥探清朝，南进印度的策略中，有多少空余的位置是预留给不属于日本的“他们”呢？

如果留的位置不够，即便依靠武力完成所设想的目标，又要用什么方法来管理从小国变成大国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