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满汉颠倒（6）

历史很多时候很微妙而又难以捉摸，如果说清朝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贩卖的鸦片被打压造成的话，那么等到之后清朝是越来越虚弱，可是鸦片的贸易却呈一个衰减的态势进行的。一方面清朝开始实行了鸦片自种的政策来对抗样鸦片的入侵。

另一方面鸦片的利益使得东印度公司变得盆满钵满，并且对印度的控制正使得他成为南亚次大陆上的唯一大国，既可以控制航线的所有权又可以从海洋贸易中榨取利益，对于英国来说是垂涎欲滴的事情，这使得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出现了嫌隙，随着印度的起义英国寻找到了借口，打压掉了东印度公司，权益由英国接管。

在中东苏伊士运河的建设和争抢上法国人也逐渐落入下风，一张世界贸易的大网逐渐被英国人张开，所以比起单靠鸦片来掠夺是使得英国人不满足的，他需要更多的榨取中国的利益，为了这个目标英国人开始再次与清朝准备开战。

由于清朝没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斗下去，对于外国人又没有拉打结合的策略，使得外国人反倒团结在了一起，这一点扭转了欧洲谁强我们就打谁的传统，变成了打击弱者伺机牟利的方式，英国和法国开始组成联军登陆南方再次攻打广州，广东再次失守。

接下来英法联军又按照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策略北上进入天津，这次咸丰是一边准备布防一边准备和谈，在这次和谈的过程中又多了两个国家，一个是俄国、一个是美国。英法联军置之不理决议开战，为什么这场调和没有得到实际效果呢？

因为俄国人说话并没有多少“底气”，对俄国来说在之前的英国与法国联合攻打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所以现在已经是战败者的俄国当然希望能在清朝问题上调停一下了，如果调停不成自己也没什么损失，如果可以调停又可以从中捞取好处。

当然胜利的英法不会理会一个失败者的诉求，守护天津的谭廷襄弃城逃跑使得通往北京的门户大开，如果说满臣一路败绩的话，汉臣谭廷襄为什么要逃跑呢？可以说逃跑在晚清的战争中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常态，很多战争并未完全失败，或者坚持下去也能有胜利的可能。

可是一逃跑一切就都瓦解了，因为对于很多大臣来说已经失去了清朝忠诚，这一点非常重要，由于皇帝直接介入到臣子之间的争斗当中，使得大臣无不自危，即害怕继续战争挑起更大事端后使得自己背上更大的罪名，而皇帝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将罪过通过踢给大臣的方式成为双方的阴影。

一味作战可能是战死，但是逃跑兴许还能活，这样的思想在蔓延，由于大臣往往结成党羽，虽然犯了逃跑的罪责是重罪，可是一旦打压一员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稳定，在这种事情的影响下，皇帝往往是两眼一闭无奈的任由事态发展，谭廷襄逃跑后被革职充军，然而不到2年光景从被赎回就进入陕西任巡抚。

可是讽刺的事情并没有结束，原本是担任调停的俄国和美国见到利益出现也调转枪口，开始要求与英法一样享受胜利的成功，英法与清朝签署《天津条约》后俄国又提出以前的土地划定有问题。

转过年去俄国就以武力威逼那位大将军奕山签署了《瑷珲条约》。这样战争本应该平息了，可是咸丰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不满签署条约之中的部分条款，尤其是让外国公事驻京这件事。

这样英法就又找到了借口发动了战争。

89，满汉颠倒（10）

我曾经把晚清的格局比喻成一个抬轿子的事情，现在仍想引用。晚清的王朝像一个快要破烂的娇子，晚清最后的三重臣：曾国藩是在轿子后面抬轿子的，左宗棠是在轿子前面抬轿子的，李鸿章是在轿子旁边服侍轿子中人的。慈禧则是坐在轿子中的人。

为什么这样讲，会慢慢推导这个比喻。如果想要看清慈禧这个人，最关键的就是要看懂一个“借”字。对于咸丰来说希望同治等待和忍耐，逐渐将对手引入不利于他们的局面之中，所以他制造了八大臣来对抗他的兄弟恭亲王。

不管是八大臣还是恭亲王，咸丰从未在心中信任他们，而是要让同治生活在八大臣的羽翼之下成长，等到足够强大的时候再打压他们，到了那个时候即便恭亲王没有别打倒，岁数也够大了，小皇帝长大成人，即便有心也无力挑战同治皇帝了。

但是慈禧认为这样太过于漫长，等待太久不如只争朝夕，而慈禧想要通过借别人的力量来打败自己眼前的敌人，是有风险的，因为要考虑“还”。可慈禧在心中就从未想过“还”。

商人总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对于商人来说确实是如此，因为信誉是商人生存的关键，但对于慈禧来说是“有借不还、再借不难。”这似乎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如果你借了别人的力量不去归还，为什么别人还要去借呢？

这就是慈禧的眼光，慈禧把皇帝与官权之间的矛盾看的最为透彻，重点不在于慈禧，而在于被借的一方，为什么这些人要前赴后继的把自己的力量借给慈禧？

因为慈禧能够使得皇帝与他们达成联盟从而使得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为什么慈禧可以不还呢？因为在后面还有更多的人想要借给慈禧力量来打倒前面已经兴起的人，这就是慈禧为什么善用权术一生不倒的关键。

但是这样似乎就又难解释另外一个问题了，既然慈禧善用权谋之术，为什么清朝还是没有能够力挽狂澜转变颓势，相反越是使用权术越是失败的快呢？

因为慈禧所借的一切，都由别人替她还了，在这个世界上，借了别人东西终究还是要还的，只是由谁来偿还的问题，慈禧善用权术自己没有偿还“借”的力量，但是清王朝与“王权”则替她“还”了。

清王朝败落达到无以复加，所以权术才始终不能成为一流战略，因为权术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之下，通过调节势力间的强弱来调节局势，但是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慈禧不愿意付出代价，又不肯偿还借的代价，用新人来打压旧人的方法。

虽然使得她看起来变得更为强势，变得比之前皇帝更有魄力。可是问题就在于借给她力量的人是如何考虑问题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如果借给她力量的人心中想的是为王朝和国家尽忠，那么即便是被慈禧背叛或者打压仍能为国家谋取最后的利益，可是如果借的这个人从一开始想的就不是为王朝和国家尽忠，是想要为自己牟利。

那么，最终那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想着她会还，而是要借助她的手段达成自己的利益。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王朝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可是要看到的是慈禧的政策正是在制造这个人的出现，所以这个人一定会出现。

91，满汉颠倒（12）

虽然顾命八大臣掌握着朝政的方向，可是如果没有印玺的加盖，就成了空头文件。这使得顾命八大臣有能力构成旨意，却没能对外发出，这样的权利设置本身就是咸丰为了最后抛弃八大臣所留下的“玄机”而已。

这印玺分为两个，一个是“御赏”和一个是“同道堂”，分别把握在小皇帝和皇太后手中，由于小皇帝太小，实际上就把握在慈禧和慈安手中，而慈禧和慈安双方能够达成联盟，等于权利就把握在了慈禧手中。

如果没有印玺的作用，任何命令即便颁布到军队手中，军队都不会贸然听命，既没有政策的真正发布权，又失去了联盟的保护，顾命八大臣已经失去了一切。接下来只不过需要走一个过场罢了。

这场关系到未来局势的变化叫《辛酉政变》，由于不能总在承德居住，当新的条约签署了以后，外国人撤军了，那么返回北京成了慈禧和小皇帝的当务之急，借助这个返京事件的发展发动了政变。

结果顾命八大臣瓦解了，但是这样的发展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呢？当一个条件转变的时候，原本的盟友也就成了敌人。这是族权化最大的问题，所以为了弥补八大臣对于恭亲王的牵制。

慈禧就又需要另一个盟友了，这个人就是曾国藩，虽然曾国藩在斗争的前期没取得什么成绩，但是毕竟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已经成为一支新的力量了。

任用满强臣的话就要用汉强臣来对抗，这就是为什么慈禧会选择任用汉臣的理由，通过制造盟友来打压敌人的方法使得慈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

曾国藩接任四省军务（苏、皖、浙、赣），这样一来在南方就强大起来一个汉臣，当曾国藩权利进一步增强的时候，对太平天国就形成了压力，这时候太平天国内部也是一片散沙了，清朝反倒是和洋人做起了交易，使得太平天国局势更为不利。

当局势越来越糟的时候，洪秀全在干吗呢？在忙着搞他的“事业”。洪秀全到最后时刻不但不思进取，相反是越来越猜忌别人，终日在他的后宫里折腾人，他将自己的嫔妃们编上数字，稍有不称心如意就打骂或者是惩罚。

而且说实话真要谈得上后宫佳丽三千，清朝的咸丰真的不如洪秀全，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了如何打压自己人身上了。

这样的结局使得太平天国快速的削弱了。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即获得了更大的权利，敌人又更加的削弱了，此消彼长之下，太平天国终于走到了尽头。

曾国藩开始了最后的征程。

92，满汉颠倒（13）

为什么要说曾国藩是在抬轿子比喻之中后面的那个人呢？因为曾国藩不仅是一个强臣而已，他更是创造了“湘军”的军阀体系，使得从最初的团勇和团练这种地方保护势力，成为一个即有能力作战又有一定治权的势力。

由于太平天国势力的崛起，南方税收变得一团糟，在咸丰时期开始转为征收厘金，这是一种从商业中争取税收的手段，曾国藩一开始建立湘军的时候，采取的是募捐的方式，对于地方势力和商人来说如果太平天国冲到湖南搅动局势的话，自己将受到重大损失，所以捐助曾国藩有利于他们的安全。

但是随着战争的加剧和在战争中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的重大胜利，曾国藩的湘军日益难以为继，所以就需要一种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支撑湘军的发展，厘金的税收就成为资助湘军发展的动力，厘金税收分为多种多样，可以说是一经推出就成为苛捐的一种新手段。

这是清朝的一个关键转点。

那么现在再看在轿子后面那个人的这个比喻，通常人们最先看到的都是轿子前面的人，或者轿子左右服侍的师爷家仆等，但一般人们更愿意把目标朝向轿子中的人，又有多少人会关注到抬轿子背后的那个人呢？

因为没多少人会留意他的脸到底是什么表情，换句话说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态度是一个问题，虽然厘金产生后有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厘金出现以后汉人得到了一个机会。

原来的军队大多都被朝廷控制，而湘军出现以后获得了自己的资金来源，这使得湘军成了私人军队，并且要看到的是当厘金产生以后，地方势力与商人和湘军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并且由于太平天国的强势，使得一开始湘军并不占优势，这使得厘金政策从一种因为南方税收混乱后的救急举动变成一种常态，在长期的时间里利益共同体变得更为紧密，而有趣的是，当曾国藩越是强大的时候，慈禧反倒越是重用他。

不仅是在军事和税收上曾国藩获得了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在人才的培养上曾国藩也极为重视。湘军获得了军、财、人三个方面的后援，使之成为一个势力的存在，这一点为湘军在之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那么等到太平天国垮掉以后胜利就将到来。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内部分崩离析后，打赢了最终的战争，攻破了天京后湘军一顿杀戮，给自己的名声抹了黑。而湘军之后依然可以发展的原因是湘军已经具备了成为军阀的潜质。对慈禧来说曾国藩的强大对自己在这一时段仍有好处。

慈禧利用曾国藩的强势来增强自己的势力从而平衡与恭亲王的关系，这一点对曾国藩来说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说年轻的曾国藩曾经上梳羞辱过咸丰的话。

那么等到曾国藩攻克天京的那一刻时候，曾国藩还是当年的那个曾国藩么？对于曾国藩来说，最重要的斗争已经从最初的对抗变为了保护。

曾国藩需要保护的是湘军势力。所以就曾国藩也就同时需要一个全新的对手。

94，满汉颠倒（15）

权术是很多人所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一种能力，但是实际上权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在局势还有可能进行搅动的时间内才有效，为什么别人会对自己的想法言听计从，并不是因为个人的魅力或者能力。

是为了利益。

所以当局势不再能提供可调转机会的时候，权术也就无法起到做用了，这一点即便是对于皇帝来说也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原本局势会如何发展，不管怎么使用权术，局势都还是会如何发展，有时候情况反而更糟。

对道光来说，如果能够继续战争持续不断的打下去，那么英国人就要陷入不利的境地之中了，在欧洲不但不是团结在一起，相反是谁强则会打谁。可是道光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害怕的是汉臣的兴起。

那么到了慈禧的时代，汉臣衰落下去了么？答案是没有，相反更快的兴起了，并且要看到的是，过去清朝即把握可控的大部分财政权利，又对人事任免可以施展拳脚，虽做不到随心所欲，但是起码没有臣子可以真正威胁到皇帝的生存。

但是局势不是这样发展的，局势变得更为糟糕，厘金出现以后，地方势力不但拥有了自己训练军队的权利，更是有了自己筹款的能力，有了军、政、财三大权力以后，汉臣发展的速度比原先更快。

而且在战争中赔偿外国人的钱越来越多，税金流失也越来越严重，更为关键的是为什么鸦片逐渐被淘汰了？一方面有清朝内部自种的情况出现，更为关键的是因为地方的基础设施被越来越多的破坏，这使得清朝的商品链逐渐断裂，欧洲的商品开始向清朝内部倾销。

工业革命以后机械化生产使得价格不但降低，质量还在上升，这种产品在原先与清朝竞争时候落入下风，可是随着清朝内部的混乱让他的产品越来越具有价值，这使得鸦片逐渐反倒被挤压了出去。而问题是清朝在这将近20多年的时间内被打的一片混乱。

最富庶的南方变得一团糟，权术不但不能阻止这情况继续恶化，相反只会让快这种变化的速度，而每一次精巧或者玄妙的权术都像是向蒸汽火车中不停的填进燃料，只能加速却不能减速，所以问题就来了。

道光和咸丰想要利用权术挽救失败，而慈禧希望利用权术制造胜利，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渴望权术可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可是这个环境不但没有变好相反变得越来越糟，那么为什么是如此发展呢？

因为中国的王朝制度已经走到了极限，对于皇帝来说他最大的困境不是外面的强敌，也不是内部的强臣，而是他自己。皇帝要始终将权利把握在自己的家族之中，这是王朝制度会成型的关键。

但是王权越是希望保护自己或家族就越是要使用权术来防止官权对于自己的控制，而当破坏了这一运作过程之后，就陷入到了恶性循环之中，而最终的恶果会结出恶之花来最终吞噬掉的反倒是自己。

95，明治维新（1）

让我们把视角再回到前言之中的问题上来，大多数人会相信李鸿章在和森有礼的对话中森有礼是胜利的一方，因为李鸿章所阐述的东西看起来陈旧不堪，而森有礼对于图强的渴望使得双方形成了对比，这似乎成了未来中日战争的一个缩影。

这场对话确实是一场精彩的对话，双方都说中了对方的弱点，可我认为真正的胜者是李鸿章，为什么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将李鸿章和森有礼的对话看做是一种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对话的话，看似森有礼是有道理并且是占据主动的一方。

但是如果从一个大国论和小国论的观点上看来，森有礼则是失败了，森有礼在对话中最关键的一句就是认为日本人遇到比自己强大的人就会去想着学习，这就是日本的问题。人们认为善于学习的是强大的前提。

可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同时也要应对问题的到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本能不能西化成功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日本成了强者要如何去做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回答，则无法看透日本的变化，为什么要谈欧洲的变化？因为如果不能看清欧洲的变化，就没办法回答日本在脱亚入欧这条道路上究竟会走向何方，总的看来欧洲式的改革有两种道路，一种是王权式、一种族权式。

对王权式国家来说最希望做到的是以王权的强势为扩张的基础，对族权式国家来说最希望做到的是以族权的强势为扩张的基础，在这两个方式之中可以看到的是日本其实并不具备这两个之中的一个。

想要在大陆上扩张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文化存在，能够通过一个共同的契约使得大量的族权加入到自己的文化网络之中，在这一点上日本其实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日本的文化在东亚是不能在于中国文化竞争中获得优势的，这一点后面会慢慢推导。

那么想要学习族权式类型就需要另一个条件基础，就是可以在海外建立大量的殖民地，可是这一点日本同样并不具备，日本的地缘决定了想要在东亚扩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进入欧亚大陆，也就是从朝鲜半岛攻打进中国，另一个方法是前往东南亚取得殖民地。

可是问题来了，东南亚当时已经被欧洲侵占所以想要攻打那里就需要和他的新老师们打起来，以日本的国力在当时还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问题就是想要西化就要选择一种办法来实现，但两种所造成的结果是一个要与文化更强的国家对抗，另一个选择是和武力更强的国家们对抗。

在这条路上日本的前途实际上已经是暗淡无光了，那么即便假设条件朝向了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日本就能成功了么？这才是西化道路上最难的问题，也就是第二个问题，即便是日本把所有拦在路上的国家都打了个便，并且都以胜利作为结束点。

问题就变为了，当日本变成一个大国的时候，要如何处理族权之间的矛盾，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世界上有大量的文明成为了强大的国家，并且幅员辽阔。

可是为什么他们都快速的消失了呢？因为强大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成为强国开始的那一刻才是考验文明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96，明治维新（2）

当一个国家从一个弱小的状态成为大国的时候，在外人看来是强大无比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容词都不足以描述成功的状态，但是对这个国家来说检验即将开始，因为扩张可以通过快速的压榨获得资本进入国家内部，使得公族获得更多的利益。

但是当扩张减慢的时候，内部的问题就开始不停的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强大的国家很多都如野火一样兴起，却也很快的消失了。那么再从日本那些出过国的藩士角度去看这些问题，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他们看到的是欧洲的强大，可这种强大只属于欧洲人的强大，在殖民地上所进行的那些压榨别人的丑事，在他们看起来是胜利者击败失败者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一切的问题。对出过国的藩士来说亚洲的大国清朝正变的越来越衰落，而欧洲正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种此消彼长让他们渴望寻求新的办法来得到强大的机会，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强大方式是通过扩张得到的，而扩张虽然能在短期得到利益，从长期看来扩大以后所需要处理的那些问题则对于还是弱者的日本藩士们来说似乎是成功以后的事情。

所以对于森有礼来说认为只要谁强就学习谁是可以强大的，但是这个角度只是看到了强大本身，而没有考虑强大以后的问题，强大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一君万民论，虽然在日本是拥有市场的，可这套力量如果想要在外部进行竞争则必须产生与其他族权之间的对抗。

那么反过来说李鸿章所说的话，看起来李鸿章与森有礼就衣服进行了辩论，而衣服不过是整个辩论之中的一个话题或者由头，真正在谈论的是对于国家的看法，如果你站在森有礼的角度看来，日本的民族成分相对固定，地域也较小这使得改革最大的问题在于以天皇为新改革对象中如何调节族权之间势力的问题。

如果以扩张作为目标的话，相对来说内部的毛肚就可以快速的调整，这是为什么日本在之后的战争中都显得非常团结的基础，因为他们的目标已经很确定，就是要进行扩张。

但是如果你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降调衣服的传承性？因为中国民族众多且非常复杂，在不同的地区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混居情况非常普遍，不同地区的混居情况又不太一样。

人口众多、地缘复杂，这是改革的难点所在，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处于战败之中，如何改革成了非常艰难的问题，而一个非常被容易看到的事情就是当时的很多中国人还在因循守旧，对于外来的新事物有一种抵触情绪。

对于一个如此复杂的大国来说，想要进行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不能维持一个可用的共同契约，大国可能很快就要面临分崩离析的后果。改革中国的难度与改革日本的难度不可相提并论。

那么视角将先回到日本的改革上来。

文章的更新很有可能要中断了，并不是TJ了，而是有人可能帮我促成出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等待一下，估计第三部和第四部写完修完需要3-5个月，要全力写了，希望有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