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他们取道奉化，前往赤城山。途中，王阳明目睹了因为干旱而带来的民不聊生，心中不乐，游兴税减，遂从宁波搭船前往余姚。
恰在这时，王阳明接到黄绾的邀请信，便复信向他谈起此行的经过，说到：“此行相从诸友，略有收获，不过没有大的发明。遗憾的是，黄绾竟不能同往。后辈受习气的熏染已相当严重，虽有美质，也渐渐被消磨殆尽了。我们的事业正如大浪淘沙，终会有见着金子的一天，但目下急不得。”
王阳明这么说，可能和唱反调者的寻踪追击有关。
王阳明虽然离开了是非之地的北京，但有私怨于王阳明的那些人，依然不准备放过他，却是极尽丑诋之能事。王阳明看到朋友来信提到这件事，初始颇为震怒，旋自我反省说：“心中的这股怒气不可轻易放过。”
于是掩卷反思，待心平气和后，再打开书信来看。怒气复蒸腾，又掩卷自反。如此反复多次，仿佛狂风横扫浮云，方把心中的怒气扫除尽净。
这就是说，不是那事不可气，而是可以做到不气。
悟了道的王阳明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
王阳明于是把这个经历分享给求学者：“君子立志学问，关键点在于自己有心得。特别是毁誉荣辱之来，不但要做到不动心，且要借以磨炼砥砺自己。所以《中庸》说‘君子无论在什么地位都是自得的’，正由于任何境遇都可以是磨炼自己的机会。”
那位问了，如何是怒气扫除尽净？和事佬似的遇事不去怒，还是不管不顾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如果这样，要王阳明在，定要被骂误入歧途了。
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哀则哀，当乐则乐，只是喜怒哀乐过后，切不可把喜怒哀乐还留在心上，这才见功夫。否则，“便会成为心体上的累赘”。舜手下有八个有才德的人，应当推举出来做官，应当被推举的理由在这八个人身上，而不在其他；混沌、穷奇、梼杌、饕餮号四凶，应当被追责，应当被追责的理由在四凶身上，而不在其他。这就是理学史上著名的“因物付物”，也叫“物各付物”。喜怒在物不在己，如此，方是内外两忘，澄然无事。（2）
俗话叫，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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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明儒学案》第1597页。
（2）《明儒学案》第1412页。

滁州山水



明朝设太仆寺，作为兵部的分支机构，专掌马政。照例，北京有个太仆寺，南京也会有。南京的太仆寺就设在滁州，原因是滁州曾是全国最大的养马基地。但后来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以及形势的变化，南京的太仆寺逐渐不那么重要起来，管的事也少了，这在当时的官僚系统中称“闲曹”。
太仆寺的长官叫太仆寺卿，从三品。王阳明的官职是太仆寺少卿，相当于副长官，正四品。
正德八年十月，四十二岁的王阳明，来到滁州报到。
一提到滁州，脑海中立马会闪现出几个字：“环滁皆山也”。是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写的就是这里。初中时就读过背过的课文，脑海中依稀还有喝醉酒的很老很老的老太守形象。其实，贬谪滁州期间，欧阳修并不老，也才四十来岁，和王阳明相当的年龄，也和我的年龄相当。
不管是欧阳修的北宋时代，还是王阳明的明朝时代，还是笔者眼下所处的时代，滁州州城的西南方，都有一座名叫琅琊山的山，树林和山谷格外秀美。欧阳修没事就老去爬山，结果就和山上的智仙老和尚成了朋友。
智仙老和尚于是在山势的险要处修了座亭。坐在亭子里，可以看见一股水流从两峰之间飞泻而下，是为酿泉。亭子四角翘起，活像雄鹰张开翅膀一样，高踞于泉水之上，这就是如雷贯耳的醉翁亭了。
“醉翁”欧阳修与一干人等，就在醉翁亭喝酒看风景。
王阳明也来琅琊山看风景，但不一定有醉翁亭。
我们在前文说过，王阳明看风景不只是看风景，正如醉翁之意不只在酒一样。王阳明是“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间”。
得知王阳明在滁州，又有的吃又有的玩又有名师指点，于是远近慕名者纷至踏来，其中不乏旧日之从学者。
弟子冀元亨又来了。他的向学之诚着实令人感动，此前千里条条远赴龙场驿，拜王阳明为师，并且随侍了很长一段时间。眼下他听说王阳明在滁州，又特意从辰州赶来。
朱守中也来了。
蔡希渊本打算上京赶考，路过滁州时却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科举考试而从学于王阳明。
这没点小勇气成么？
以及熊彰、刘易仲、郑伯兴、王嘉秀、萧琦等等。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从游者乃至有数百人之众。一夕环龙潭而坐，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王阳明应答如响，其声势之浩大，已然今非昔比。
放得出去还得收得回来，王阳明依然指导弟子静坐。
弟子孟源问了个颇具代表性的问题：“静坐的过程中思绪纷繁杂乱，无法彻底禁止，怎么办？”
王阳明的回答同样具有代表性：“思绪纷繁杂乱，确实强行禁绝不得。有效的办法是，思绪刚一发动，即进行反思，看是否携带私欲邪念、不良倾向，如果有，就要赶紧克服整治（省察克治），使思绪复归天理。这个功夫做到精细明察之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思绪自然精纯专一，无纷杂之念。《大学》说‘知至善的目标，立坚定的志向，就可以心不妄动’，就是这个意思。”

“省察克治”是王阳明思想体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实战功夫，他在《传习录》里详细解释了到了哪个程度，才可以“省察克治”。解题是要有步骤的，思想也一样。
初学之始，三心二意，神心不宁，所考虑的大多是私欲方面的事情。因此，应该教他静坐，借以安定思绪。但如果静坐的时间久了，一味悬空守静，槁木死灰一般，也没有用。这时候，就适合教他做省察克治的功夫。
王阳明说：“省察克治的功夫，不能有间断，就像是驱除盗贼，必须有一个彻底根除的决心。无事时，把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逐个寻找出来，一定要拔去病根，令它永远不能复发，才算痛快。应当像猫捕鼠，眼睛看着，耳朵听着，刚刚有一点私欲萌生，就立刻克戒掉，斩钉截铁，不可以姑且宽容，不可以窝藏，不可以放他逃走，才是真正实在用功，才能彻底除去私欲。（1）”
就是说，所谓“静”，不是把所有思维都屏蔽了，好让大脑中一片空白，而是要让头脑中走马灯似的思维和想法，都合情合理合法，一毫无私欲之偏。
这就是著名的“无欲故静”。
如果想学静坐，这一层意思不能不尚加体会。
读宋明理学方面的书籍，还会遇到这样的提法：观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喜怒哀乐未发以前，如何观察？这着实微妙。事实上其着力点也是具体的，即不管发没发脾气，一皆以理来主导。没发脾气以前，心中有个天理在；发脾气是因为其人其事，实在无理。前者就叫“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后者就叫“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不是不发脾气，老好人一样，这一点千万注意。
王阳明的弟子们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思想，比如王畿。当有人问他“寻常闲思杂虑，往来憧憧，还须禁绝否”时，他就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心之官则思’，思原是心之职。良知是心之本体，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根柢造化，贯串人物，周流变动，出入无时，如何禁绝得他？只是提醒良知真宰，澄莹中立，譬之主人在堂，豪奴悍婢自不放肆，闲思杂虑从何处得来？（2）”
看来孟源未能准确地理解王阳明的意思，他身上自以为是、贪求虚名的毛病，依然屡屡不改，因而受到王阳明的多次批评。一天，王阳明刚教训了他，有朋友来谈近来的功夫，请先生指正。未等王阳明开口，孟源却在一旁把话头接了过去，说：“我很久以前就达到你这个程度了。”
王阳明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孟源闹了个大红脸，正想辨解。王阳明说:“又来了”。王阳明接着对他进行了开导:“这正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缺点。打个比方吧。在一块一丈见方的地里种一棵大树，雨露的滋润，土地的肥沃，只能对这棵树的根供给营养。若在树的周围栽种一些优良的谷物，可上有树叶遮住阳光，下被树根盘结，缺乏营养，它又怎能生长成熟？所以只有砍掉这棵树，连须根也不留，才能种植优良谷物。否则，任你如何耕耘栽培，也只是滋养大树的根。”
王阳明在指导孟源，砍掉他思想上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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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标注传习录》第51页。
（2）《王畿集》第152页。

指点江山




滁州好山水。
要是现在，建一座民宿，不妨又是乐子。
王阳明在滁州期间，指点求学者，多就高明一路，借以击破低靡的社会风气。都把脑袋钻到科举的孔眼里，实在不高明。《夜坐龙潭》一诗，我以为便是指示了高明的风向：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
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
草露不辞芒屦湿，松风偏与葛衣轻。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
第一第二联是文人画。
第三联是说，既然想欣赏月色，又何必担心露水会弄湿芒鞋呢？由此来过渡，既然选择林下，期待像松风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穿粗布葛衣自是交换条件。
世间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既大权在握，又有神仙可当。
第四联用到了《猗兰操》的典。《猗兰操》是一首曲子，据说是孔子所作。孔子自卫反鲁，过隐谷，见兰草独茂于杂草之中。虽然身在草莽，依然不失为拥有王者之香的兰草。
这是说，君子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君子，这才是真君子。
舜吃干粮啃野菜的时候，似乎准备终身如此。等他做了天子，穿着上好单衣，弹着琴，尧的两个美丽女儿随侍左右，好像这些又都是他固已有之的一样。
舜这样的方向有了，接下来就得用到力。《孟子》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做事好比挖井，辛辛苦苦挖到六七丈深，还没有见到水就放弃，仍然是废井。因此，王阳明大力鼓舞学子勇猛精进：
路绝春山久费寻，野人扶病强登临。
同游仙侣须乘兴，共探花源莫厌深。
鸣鸟游丝俱自得，闲云流水亦何心？
从前却恨牵文句，展转支离叹陆沉！
《山中示诸生》一共五首，这是第一首。
“共探花源莫厌深”是要你放开手脚，只管做去。这个过程最忌讳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否则就是废井。王阳明对诸生学业的这种担心，同样表露在《山中示诸生》第三首中：
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
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
知道美妙的桃源就在那，就在前面，还用问那么多吗？只管沿溪寻去就是了。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山中的鸟鸣，飘荡在空中的蜘蛛丝，天边的闲云，以及叮咚的流水，都不是谁刻意地布局，却是“云无心以出岫”，自然而然。
这是要你努力，但不能刻意；要你执著，但不能急于求成。就如有意为善同样是恶一样，无心插柳柳成荫方是上乘。
如此把功夫做扎实了，有一天，你会发现：
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
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山中示诸生》之五
闲闲流水，闲的是流水还是心呢。松影落在布衣上，斑斑驳驳，落就落吧，没人让它落，也没人不让它落。不经意间，“浑然与万物同体”就成了。
多么美妙的一刻。
这是个完整的进修的过程，从勇猛精进到浑然天成，王阳明花了半辈子的时间，一旦就与学子共享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子都能体悟到。

辰州刘易仲来滁州从学。一天，问说：“‘道’可以用言语说清楚吗？”王阳明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尔要知我苦，还须你自吃。”
刘易仲自是吃苦瓜去了。待要回去的时候，王阳明赠以诗，其中有一句：
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群暗。
——《别易仲》
这么看来，刘易仲的功夫还远未到。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意思是，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心是平静的，无所偏倚的，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发了出来都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这就叫做和。（1）
刘观时问：“未发之中指的是什么？”
王阳明回答说：“只要你将此心修养得纯为天理，到时你自然就能理解了。”
刘观时请先生大概谈一下“未发谓之中”的景象。王阳明说：“这就像哑巴吃苦瓜，对你说不出的。你要明白其中的苦，还须自己去品尝。”
刘观时是王阳明从龙场驿返程路过辰州时，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弟子。由于文献方面的原因，我们无法确知刘观时成为王门弟子的准确时间。但至少可以肯定，从那时到眼下的正德八年，时间也有四五年了，刘观时乃至可以询问“未发之中”的景象，说明功夫已有一定的火侯。
至于“未发之中”到底是怎样的景象，陆澄亦曾请教过王阳明：“宁心静气之时，可否称为‘未发之中’？”
王阳明说：“现在人存养心志，也只是气的安定。在他宁静的时候，也只是气的宁静，不可称为‘未发之中’。”
陆澄说：“即便不是‘中’，也是求‘中’的功夫否？”
王阳明说：“只要去除私欲、存养天理，就可称为功夫。静时念念不忘去除私欲、存养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去除私欲、存养天理，不要去管是否宁静。如果依靠宁静，不仅逐渐会有喜静厌动的毛病，而且其中许多问题，只是暗藏下来，最终不能绝除，遇到事情依旧会滋长。以遵循天理为重，怎么会不宁静呢？以宁静为重，却不一定能做到遵循天理。”
在滁州期间，王阳明一意引导诸生做实践方面的功夫。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有批判的，“末学久仳离，颓波竟谁挽（《《别易仲》）？”于是发愿要与诸弟子一起，做力挽颓波的工作。况且诸弟子也是他力挽的对象。
王阳明点化弟子的方式灵活多样，其中包括离别赠言。
冀元亨回去的时候，王阳明是有感触的，写了二首《送惟乾》，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在龙场驿的师生生涯，“古洞幽期攀桂树，春溪归路问桃花”。然后表扬了冀元亨的向学之诚，先是“相从千里欲移家”，直把龙场驿当家了；接着则是“簦芨连年愧远求”，千万里风雨兼程，只为了学问。
“愧”之一字是王阳明的自谦，呀，我实在没什么可教你的。“本来无物若为酬”，却又暗中点了他一下，我无法给你什么，你能悟得多少，才是你的真有（2）。
徐爱是大弟子的话，以冀元亨的学力，可以紧随其后。

《送守中至龙盘山中》是写给朱守中的诗，其中有“何年稳闭阳明洞，榾柮山炉煮石羹”句，用树根疙瘩来煮神仙之食，那不得文火慢腾腾地煨？这个期待不得了，王阳明是要与朱守中，做荒江野老屋中的二三素心人，用天荒地老的时间，慢腾腾地商量培养学问。
王阳明告诉郑伯兴的是立志培根的重要性，“浚流须有源，植木须有根。根源未浚植，枝派宁先蕃？（《郑伯兴谢病还鹿门雪夜过别赋赠三首》）”圣贤之学不立，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又谈何渊远流长与花繁叶茂呢！
从诗意来看，郑伯兴似对王阳明的“心即理”有所怀疑，于是王阳明只得不断地重申：
至理匪外得，譬犹镜本明。
外尘荡瑕垢，镜体自寂然。
孔训示克己，孟子垂反身。
明明贤圣训，请君勿与谖。
又用到镜的例子，然后是孔子的“克己复礼”，孟子的“反身而诚”。这些都是见诸圣经的自身功夫，王阳明劝郑伯兴不必心存疑虑。
这么说，郑伯兴尚未登堂。
一度放弃科举的蔡希渊也要回绍兴去了。蔡希渊在滁州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正德九年（1514）的春节也是在滁州过的。王阳明感到欣慰的一点是，蔡希渊对斯道颇有进益，甚至可以跟他谈：
悟后《六经》无一字，静余孤月湛虚明。
——《送蔡希渊》之三
《六经》只是媒介，就如过河拆桥，也就把桥给忘了。此时，心空就如星空，月光皎洁，清澈明亮。
《传习录（下卷）》记载了这样一个弟子提问：“近来用功，也觉得妄念不再产生，但心中依然漆黑一片，不知怎样才能光明？”
王阳明说：“刚开始下手用功，心里怎么能立刻得到光明呢？就像奔流的污水，刚倒入缸中，即使静止不动了，也是浑浊的。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澄清，水中的渣滓才会沉淀，重新变清。你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经过长时间的存养，心中的黑暗自会光明。现在你想马上要出效果，不过是揠苗助长，不是真正的用功。” （3）
王阳明可以跟蔡希渊谈光明，这岂是郑伯兴能企及的。
不过，高明一路的指引，鉴于学力，也带来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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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中庸今注今译》第6页。
（2）《送惟乾二首》：
一
独见长年思避地，相从千里欲移家。
惭予岂有万间庇？借尔刚余一席沙。
古洞幽期攀桂树，春溪归路问桃花。
故人劳念还相慰，回雁新秋寄彩霞。
二
簦芨连年愧远求，本来无物若为酬。
春城驿路聊相送，夜雪空山且复留。
江浦云开庐岳曙，洞庭湖阔九疑浮。
悬知再鼓潇湘柁，应是芙蓉湘水秋。
（3）《标注传习录》第288页。

设帐南京



正德九年（1514）四月，王阳明升任南京鸿胪寺卿。
鸿胪寺是礼部的下属机构，性质与现今的外交部接近，但覆盖面要广，朝会的礼仪，外交的礼仪，皆是其职能范围。“寺卿”便是这个部门的长官，但官阶还是正四品。
五月，王阳明到了南京。
这时，大弟子徐爱也在南京。
在徐爱的大力推动下，王阳明的周围又迅速聚积起人气，知名的有薛侃、陆澄、季本、马明衡、刘观时、周积等。
从滁州到南京，王阳明反思了一味强调静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弟子中，因为天资学力的问题，渐有把“静坐悟入”当“坐禅入定”看待的，造成的结果是崇尚虚无，喜静厌动，轻视实践的功夫。社会上亦随声附和，疯传王阳明搞的那一套其实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是用儒术包装起来的禅学罢了。
这让王阳明非常担心，担心孟源，担心王嘉秀，担心萧琦。担心他们身上的这种误入歧途的倾向。于是借孟源返乡之机，王阳明有话要说。
孟源追随王阳明是在滁州时，后来家去了。当他得知王阳明去了南京，也跟着来了，现在又要回去了。来来去去的，无非想学点什么，王阳明不忍心让弟子们跑空趟，于是在《书孟源卷》中说到：
“圣贤之学，平坦如大路，只要弄清楚如何入手，然后循序渐进，各随自己的能力，定有收获。后来的学者看不上这条平常却平坦的大路，喜欢新奇之论，结果误入歧途，用力越多，离道越远。之前在滁州讲学的时候，有感于流俗之弊，未免专就高明一路进行开导引接。所以然者，只因为矫正弯曲、纠正偏向，不得不这样。如果还有人执迷不悟，那就没办法了。这个过程，多有因为听了我的课而奋起的求学者，一时风气所及，殊为可喜。只是不曾想，竟有人为了追求新奇而误入歧途，着实令人担忧。虽然他们的人品与执迷不误者有区别，但最终的归宿，却相差无几。
孟源再次来南京请益，察其意向，进步挺大的，但不免也有这方面的毛病。因此，特乘孟源返乡之机，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方便他回去的时候告诉有志圣学的朋友们，务要遵从平实简易的方法来做学问，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孟源之外，王嘉秀亦好佛，萧琦爱好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他们都是辰州人。王阳明在滁州的时候，曾写了一首《门人王嘉秀实夫萧琦子玉告归，书此见别意，兼寄声辰阳诸贤》，即对儒与佛、道做了辨析。
王嘉秀对佛、道似乎抱有同情，心理上依然无法斩钉截铁，只得继续向王阳明请教：
“佛教以超脱生死来劝人信奉，道教以长生不老劝人信奉，本意也不是要人做不好的事情。追根究底，也是看到了圣人的上一截，但不是入道的正途。今天谁要做官，可经科举考试，可由乡里推举，也可从传奉官而一样做到大官的，但后者因为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一般不会接受。道、佛二教修到极点，与儒家差不多，但他们有了上一截，却丢了下一截，始终不如圣人的全面。然而他们的上一截与儒家相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后世儒生又只注意到圣人的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真，使儒学变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之学，到底不免发展为异端。从事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之学的人，终身辛苦劳碌，毫无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欲，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如今的学者不必先排斥道、 佛，而当笃志学习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确了，则道、佛自然泯灭。不然，俗儒们的学问，只怕道、佛也要感到不屑一顾，再想让道、佛俯首听命，岂不是太难了吗！愚见如此，先生意下如何？”

王阳明说：“你所讲的大体正确，但以上一截、下一截来理解，还是有偏差。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上下一贯，首尾相连，怎么会分上一截、下一截？……只要理解上存在偏差，就有问题出现。”
王阳明不放心，又写了《书王嘉秀请益卷》，要他时时警惕，别自以为是在进修圣贤之学，却滑入佛、老之邪僻而不自觉，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心学即禅学的传言，使好些有志青年受到了蒙弊，比如西安县的郑德夫。他原本有志圣学，但对王阳明的学问心存疑虑，便和江山县的周积（周以善）想了个辙，暂不与王阳明接触，而是先找王门弟子了解个究竟。
实际调查的结果表明，情况并非传言所说的那样。
郑德夫和周积是以结伴来到南京，但还是谨慎地混在人群里，先听听王阳明怎么说。
这一听就是十九天。郑德夫亲眼目睹、亲耳所闻，王学确非禅学，这才决定拜王阳明为师。
郑德夫要把心中的疑团解开：“儒、释究竟有何区别？”
王阳明的回答非常巧妙：“你先别忙着找不同的地方，找出相同的地方来学习就可以了。”
郑德夫问：“那么，如何分清是与非呢？”
王阳明说：“你不要在嘴巴上分是非，而要用心。”
郑德夫问：“心又如何判明是非呢？”
王阳明说：“无是非之心，还是人吗？人的味觉对于甘苦的辨别，与善长烹调的易牙相同；眼对于美丑的辨别，与视力超强的离娄相同；心对于是非的辨别，与才德兼备的圣人相同。然而所以有辨不清是非的情况存在，关键在于心之于道，不能做到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那样真诚恳切，私欲遂乘机起而蒙弊之了。你只要在真心实意上下功夫就可以了。时时顾虑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那样真诚恳切，还用担心辨不清甘苦美丑吗？”
郑德夫问：“这么说，《五经》、《四书》中的记载，不都没有什么用了么？”
王阳明说：“谁说没用，前面所说的那些甘苦美丑全在里面呢。如果不是真心实意地去探求，也只能是停留在嘴巴上说甘苦、道美丑而已，又如何得到真切的感受呢？”
前面说过，王阳明曾告诫蔡希渊“悟后《六经》无一字，静余孤月湛虚明”，这个道理确非言语所能讲得清楚。切肤之痛，或者切身的感受，只有经历了，才懂得。释氏说“不立文字”，既有担心缠绕在字面上出不来的顾虑，王阳明在《山中示诸生》亦提到“从前却恨牵文句，展转支离叹陆沉”，这就是儒释的相通之处。
非我所有，善为我用，这才是上乘功夫。

有个叫萧惠的弟子亦好道、佛。王阳明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年轻时摸不清圣学的方向，对二氏也曾深信不疑。后来在龙场驿呆了三年，偶然发现了圣贤之学的端倪，后悔自己错用了二十年功夫。佛、道二氏之学，其微妙之处与吾儒只有毫厘的差别，所以才不容易辨别。只有笃志圣贤之学的人，才有能力辨析清楚其间的细微差别，这不是凭空想象所能做到的。”
很明显，郑德夫功力不够，轻易说异同，谈何容易。
与郑德夫一道来求学的周积，是个聪明但缺少恒心的人。郑德夫一听十九天，仿佛从此板凳一坐十年冷，他却是轻易地来去。几节课下来，似乎把所有的问题都弄通了，于是收拾行囊回江山老家。可是一踏进家门，某个值得嘀咕的问题冷不丁冒了出来，一时云横秦岭。迟迟疑疑了十天半个月，依靠自身的学力显然解决不了，遂决定再赴南京。
再次置身那样的氛围，再度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心中的所有疑团顿时焕然冰释。周积确定再挖空心思也想不出可以难倒他的疑难杂症了，于是再次拔腿回家。
这回保证没问题了。这一定是他的想法。
然而甫一到家，难倒他的问题还是不客气地出现了。
周积第三次垂头丧气地来到南京。
如此折腾来折腾去，除了精疲力尽，一无所获。
周积不玩了，直接去见王阳明。
王阳明给他讲了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弈秋的人，擅长下棋，是个大师级的人物。他曾经带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弈秋怎么教，他就怎么做。另一个表面上也在专心听课，心思却早已飞到了天鹅身上，老觉得有天鹅要从头顶飞过，寻思着该怎么射它下来。结果是天鹅没射着，棋道也没学成。
王阳明总结说：“下棋不过是小技艺，不专心致志，尚且学不到手，何况其他。”
周积一声不吭地回到住处，当再次出现在王阳明的面前时，已完成沐浴更衣，焕然一新，然后拜王阳明为师。
王阳明让他坐。
坐了不是一会，而是良久。
王阳明这才开示立诚之说。
那么什么是立诚呢？有弟子问王阳明：“戒惧是自己不知道时的工夫，慎独是只有自己知道（独知）时的工夫，这种认识正确吗？”
王阳明说：“二者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为独知，有事时也是独知。人如果不懂得在此独知处用功夫，仅在人所共知处用功夫，就是虚伪，就是‘见君子而后厌然’。这个独知处正是诚实的萌芽。此处不管善念恶念，毫无虚假，一对百对，一错百错。这里正是王与霸、义与利、诚与伪、善与恶的分界点。能够在这里立稳脚跟，就是正本清源，就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其精神命脉全汇聚在这里。”
周积带着这个问题回到了住处，第二天又来了。
王阳明以《大学》来论证立诚之说。
第三天证以《论语》、《孟子》。
第四天证以《中庸》。
周积一旦豁然贯通，欢呼雀跃。他对王阳明说：“我从今往后，不再怀疑夫子的学说了。”
这个周积，后来亲手安葬了王阳明。

点化之功



王阳明在南京的讲学，回到了简易直捷的路径。就是说，不再以容易导致误会的“静坐悟入”来接引求学者。
立志立诚，成为他这一时期的重要话头。周积乃至感叹“圣贤之教若是其深切简易也”，后悔之前错用了十年功夫。
郭善甫从黄州来南京问学于王阳明，逾年而归。临别，郭善甫请王阳明给他写段寄语，可以当座佑铭的。
王阳明没有推辞，命童子铺纸研墨，然后以他挥洒自如的书法写道：
“君子之于学，就如农夫之于田，既要选好良种，又要深耕易耨，同时不忘去除病害，去除稗草，时时灌溉，勤加守护，心思里只有庄稼这么一回事，这样，到了秋天才有望获得收成。”
他告诉郭善甫：立志就如谷种，广泛地学习、反复地推敲、缜密地思考、明晰地分辨，然后笃定地付诸行动，就如种田的耕耨灌溉以期望于有收成一样。立志不端正，就如一种叫荑稗的草，貌似禾苗，其实不是。志向端正了，功夫没跟上，就如没成熟的五谷，还不如荑稗。
他提醒郭善甫，也是提醒众多的求学者：农人春种而秋成，这是时令，错过时令必然一无所获。为学也一样，到龄了还不曾立志，就如时令到了还不曾选好种子，难道这不值得忧虑吗？错过了最佳的学习年龄，除非人一己百的用功，不敢奢望有所成就，何况或作或辍，一曝十寒，难道这不值得悲哀吗？
立志是王阳明始终如一的接引求学者的掌中宝。
林典卿和他的弟弟在南京太学读书，且归，去王阳明那讨说法。王阳明也给了他说法，二个字：
立诚。
林典卿将信将疑，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人物之富，草木蕃焉，禽兽群焉，就“立诚”二字能保证一网打尽？
王阳明回答说：“至诚之道完全可以概括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因为诚是真实的道理。其在天地，不管是附丽在天上的星星，还是日月之明，还是星辰之运行，诸如此类，莫不是诚的作用；其在人物，草木之茂盛，禽兽之成群，中国夷狄之区分，诸如此类，莫不是诚的作用。所以，无论如何用尽心思，也无法厘清其头绪；就算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这上面，也无法穷尽其说；无论如何条分缕析，也无法穷究其奥妙。诚，是天地间的根本之道，不可以有所增加。有所增加就是虚伪。所以至诚之道是永远没有间断的。”
林典卿闻说，当下表示要终身以王阳明的话为座佑铭，不敢再有怀疑。
王阳明说：“你回去后，帮我找二个人，一个是黄绾，字宗贤；一个是应良，字元忠（一作原忠），皆讲学于天台、雁荡之间，倘遇到，也把我的话带给他们。”
文中提到的应元忠，便是王阳明于正德六年，在大兴隆寺讲学时，接引的弟子。应元忠后来辞官，家居讲学十年之久，培养了众多的弟子。其中之周莹，永康人，一度来南京问学于王阳明。
周莹有向学之诚，但困惑于路径不明晰。
王阳明再次发挥了一两拨千斤的接引功夫。
王阳明问：“你是应元忠推荐来的吧？”
周莹说：“是的。”

王阳明问：“那么应先生都教了你什么呢？”
周莹说：“也没教什么，不过要我立志，要读圣贤书，不要为流俗所陷溺。他还说，这些道理曾请教过阳明先生，如果不信，可以直接前去求证，所以我就来了。”
王阳明说：“这么说，你是对我的学问有怀疑了？”
周莹连忙解释说：“不是，我是相信的。”
王阳明说：“既然相信，又来作什么？”
周莹说：“我还是没有得到做学问的方法。”
王阳明说：“其实你已经得到了做学问的方法，没有必要再来问我。”
周莹大感惊奇，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说：“还请先生看在应先生的份上，开示一二。”
王阳明还是那句话。
周莹站了起来，茫然不知所措地说：“周莹愚昧，不大理解先生的话。还请先生不要拿周莹开玩笑，不吝赐教。”
激将法亦不失为教学之良法。孟子说：“教亦多术也，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1）。”
王阳明这才导入正题：“你从永康来，路程很远吧？”
周莹说：“有千里之遥。”
王阳明说：“确实很远。乘船来的吧？”
周莹说：“先乘船，再换成车。”
王阳明说：“够辛苦的。眼下正值盛夏酷暑，路上一定很热吧？”
周莹说：“热死了。”
王阳明说：“真难为你了。准备了盘缠、带了仆人了吗？”
周莹说：“带是带了仆人，但中途中暑生病了，只好将盘缠留给他，让他先回去。我自个就来了。”
王阳明说：“这么说，来一趟真不容易。”王阳明想了想，又问道：“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中途返回，是有人强迫你吗？”
周莹说：“我既然决心投奔先生门下，途中吃点苦受点累，皆是我的自愿，怎么可以因为这些而打退堂鼓呢？又何须别人强迫呢？”
听到这里，王阳明拍掌大笑说：“这就是我所说的你已经得到方法了呀。你当初的志向，是要到南京来找我，也便到了南京找到了我，没有假借其他任何人的帮助。现在你有志圣贤之学，有什么困难需要别人帮助吗？你舟车劳顿，冒酷暑，贷钱粮，一意前来，这又是从哪里学来的方法呢？”
周莹闻言，脸部表情立即活跃起来，说：“这真是性命攸关的良方啊。不过，我还是想不通，本来明白这个道理却执迷不误，必待先生的点拨才开窍，这是何故呢？”
王阳明说：“你看到过把石头加热制作石灰的过程吗？只要给足火力，石头足够热，一遇水，必然化为粉末。你回去吧，还师从应元忠，让他给你加足火力，届时我这准备了一担水等你再来呢。”
这最后一道工夫，道家叫点化。
接着他还要点化偏好养生之说的陆澄，多病之故。

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归安（浙江吴兴）人。进士。王阳明曾感叹：“曰仁（徐爱）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不浅”。座下大弟子徐爱英年早逝，王阳明便将全幅心思寄托在陆澄身上。《传习录》自徐爱发端，其次即为陆澄所记录。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作者）对他记录的王阳明语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见陆澄对阳明学说用功的程度。
王阳明明确告诉陆澄，养生不如养德。养身只是一事，果然能做到“戒慎恐惧”（2），则神住、气住、精住，养生也就包括其中了。
陆澄将信将疑，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月来见王阳明一次。既而是十天一次。又既而是五六日或者三四日一至。又既而租住在王阳明的官署旁。最后他看上了鸿胪寺闲置的谷仓，草草打扫，就住了进去，旦暮随侍王阳明。
陆澄问：“知识不见长进，如何是好？”
王阳明说：“为学必须有个根本，要从根本上下苦功夫，循序渐进。仙家用婴儿作比，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譬如，婴儿在母腹中，纯是一团气，有什么知识？脱离母体后，方能啼哭，尔后会笑，后来又能认识父母兄弟，逐渐能站、能走、能拿、能背，最后天下的事无所不能。这都是他的精神日益充足，筋力日益强壮，智慧日益增长。这并非从母体娩出后所能推究得到的，所以要有一个本源。圣人能让天地定位、万物化育，也只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修养得来。后世儒生不明白格物的主张，看到圣人无所不晓，无所不会，就想在开始时把一切都彻底研究了，哪有这个道理呢？”
王阳明接着说：“立志用功，宛若种树。开始生根发芽，没有树干；有了树干，没有枝节；有了枝节，然后有树叶；有了树叶，然后有花果。刚种植时，只顾栽培浇灌，不要想枝，不要想叶，不要想花，不要想果。空想有何益？只要不忘记栽培浇溉的功夫，何愁没有枝叶和花果？”
陆澄问：“我在安静时颇有睥睨一切的想法，觉得什么都能对付得过来，然而一旦碰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王阳明说：“这是因为你只知在静中涵养，却不下克己的功夫。如此，碰到事倩，脚跟势必站不稳。人应该在具体事情上磨炼自己，才能站得稳，才能做到‘静亦定，动亦定’。”
克己功夫难吗？
难。
明朝大儒薛瑄说：“二十年治一怒字，百未消磨得尽，以是知克己最难。（3）”
关于静定动定的功夫，明人何祥说：“用未尝离了虚明本体，如明鉴之应物，妍媸毕见，空体自如，此即动亦定也。故程子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但於静中识得个源头动处，方得不迷耳。（4）”
陆澄进一步问到《孟子》的“操存舍亡”一章。
王阳明说：“不可以随便认定出为亡，入为存。如果谈到本体，原本是无所谓出入的。如果谈出入，那么，人进行思维活动即为出，但人的主宰昭然在心体，何出之有？既然没有出，何入之有？程颐所谓‘心要在腔子里’的腔子，唯天理而已。虽然成天应酬，也不会越出天理，仍在腔子里面。如果越出天理，就是所谓的放，就是所谓的亡。”
王阳明补充说：“出入也只是动静而已，动静无个究竟，哪里又有归宿呢？”
这样经过王阳明的巧妙点拨，朋友们亦眼见了陆澄的惊人变化。都说陆澄最大的缺点是把持不住，喜怒现于辞色，开口就如悬河，停也停不住。然而一段时日之后，陆澄变了，话更少了，人更随和了，处事更得体了，也更开朗了。
不得不说，这就是著名的变化气质。
陆澄亦自述了从学以来的心理变化：“刚开始接触先生的学问，感到茫然，已而有所获，心生喜悦。不想越往下听，却越来越困惑，亦为先生的学问所惊骇。然而听着听着，突然有一天，胸腔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贸然闯进一间屋子，所有的陈设历历在目。当是之时，我知道我自己有一点点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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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见《孟子·告子（下）》。
（2）意思是：君子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常警戒谨慎，在别人还没听闻时也常唯恐有失。用以形容君子言行上常要如履薄冰，常要自我警惕。
（3）《明儒学案》第114页。
（4）《明儒学案》第846页。

第七章 南赣岁月


出任巡抚



明中期以后政治之浊乱，集中表现在南赣地区。
南赣位于江西省南部，地处万山峻岭之中，一直给人以“地旷人稀”的印像。再加上它交界四省，东、西、南三面分别与福建、湖南、广东三省接壤。“地大山深，疆域绣错”的结果是，南赣地区处境尴尬，表面上似乎谁都有管辖权，实际上一遇到棘手的问题，谁都可以撒手不管。正是由于这种行政统属上的混乱，南赣地区遂成为盗贼聚积的渊薮，背井离乡之流民理想的落脚点。
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鉴于形势，朝廷采纳了江西地方官的提议，将赣、闽、粤、湘四省边际地区的八府一州（1），组成一个特别行政区——南赣省。
治所在赣州。
然而直至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南赣地区的匪患非但没有平复，反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江西南安府的横水、桶冈、左溪等地（今崇义县境）有谢志珊、蓝天凤，广东浰头（今广东和平县境）有池仲容，江西大余有陈曰能，湖广郴州有龚福全，广东乐昌有高快马，福建南靖有詹师富。他们或称王称霸，或占山割据，然后侵扰四邻，行劫乡里，官府顾此失彼，局势十分混乱。
王阳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任南赣巡抚的，可谓受命危难之秋。发现他的人是时任兵部尚书的王琼，给他的新头衔是都察院左佥都御使，巡抚南赣。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45岁的王阳明接到这个任命，意味着他由儒生迈向了儒将的人生。
我们在前面说过，王阳明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名将王越一度成为他的偶像。有这样一个用武之地，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应当是他一直守候的机会。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王阳明并没有兴冲冲前去赴任，却是递交了一份退休报告。
以王阳明的冰雪聪明，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罗列了二点所以要提早退休的理由：一是才疏学浅，不堪重任，恐误国败政；二是祖母年高，恐时日无多，想及早回家尽孝。
王阳明是这么说的，也这么做了。
十月，他毅然离家南京，踏上回家的旅途。
眼见着王阳明渐行渐远，直到淡出视线，老朋友王思舆对季本（王阳明的弟子）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
季本问：“何以知之？”
王思舆说：“我已经触不动他了。”
这句话重要之极，说明了从龙场驿悟道以来，直至此刻，王阳明名义上是在接引弟子，事实上更是他自己的修行。不管是卧治庐陵，还是讲学大兴隆寺，讲学滁州，讲学南都，都是王阳明有意为自己准备的一桶水，然后终于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完成了淬火的工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学相长”的理论。《礼记•学记》说：
“即使有美味的菜肴，如果不亲口尝尝就不会知道它的味道鲜美；即使有最好的道理，如果不去学习，就不会知道它的高妙。因此，通过学习然后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通过教然后知道自己有困惑不解的地方。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然后才能够督促自己进一步学习；知道自己有困惑不解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自我奋发进取。所以说：教和学是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
静、动皆定，谈何容易。

换言之，很多时候，王阳明不能不为外界的舆论所困扰。他从庐陵县刚到北京的时候，风闻有人中伤其父，怒火中烧，要上书申辩，要不是为其父所制止的话。直到在事上磨练了很久之后，有一天，王阳明主动制止了弟子想替他打抱不平的举动。这就是艰难的“心随《法华》转”到“心转《法华》”的过程。王阳明成功地做到了：
“当急遽时，能不急遽；当怠缓时，能不怠缓；当震惊失措时，能不震惊失措，方是回天易命之学。”（2）
王思舆便是根据这个作出的判断。
十月二十四日，王阳明接到上谕，就南赣巡抚的相关事宜做了二点确认：一是明确了南赣的管辖范围，“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二是明确了巡抚的职责，“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关键的一句话是“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
“小”小到什么程度，“大”又大到什么程度，没说，这分明是对王阳明的不信任，于是他继续南行。
十一月十四日，接到兵部咨文，已经免去文森的南赣巡抚职务，调离南赣。至此，王阳明达到了部分目的。
从官衔上讲，文森是都御史，正二品，而王阳明才是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如果文森不被免职的话，很明显，朝廷是将王阳明作为文森的副手来使用的。
王阳明不满意，才唱了退休这一出。
当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王阳明争的是用武之地，而非权力。这就如“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的道理一样。
同时，兵部摧促王阳明赶紧上任：“奉圣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当此之时，王阳明已到了浙江杭州府地界。
他继续提退休的请求。
十二月初二日，王阳明收到吏部咨文：“该臣奏为乞恩辞免新任仍照旧职致仕事，奏奉圣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
军界有句名言：“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然而上谕却明确指示“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显然大不利于随机处置，特别是军情紧急之时。熟读兵书的王阳明，需要的是“便宜行事”的承诺。
文森被免去巡抚职务之后，王阳明成了实际上的南赣巡抚，尽管他一再推辞上任。由于地方匪情紧急，兵备佥事胡琏先后给王阳明打了二份报告，就训练民兵及讨伐匪患作了请示。王阳明一一作了批示，其中之《批漳南道进剿呈》提到：“看得兵难遥度，事贵乘时。今打手民快（官军称谓）等兵既已募集，仰该道上紧密切，相机剿扑。”
这就是王阳明的认识，他争的是机宜不是权力。不过从朝廷前后二道批文的语气来看，这个目的一时半会儿恐怕实现不了，王阳明决定先上任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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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包括：江西赣州、南安，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潮州、惠州，湖广郴州。
（2）《明儒学案》第436页。

运筹帷幄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也就是接到吏部咨文的第二天，王阳明即动身离开美丽的杭州城，前往南赣。
经过万安县时，王阳明遇到了一小股流贼，人数数百，衣裳褴褛，手中武器也极不象样。他们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无政治企图，不过是沿途劫掠过往商船，混一口饱饭而已。
这是一小股不得已而沦为流贼的乌合之众。
基于这个判断，王阳明亮明身份，将壅滞不前的商船联合起来，组成声势浩大的阵线，头船树起王字大旗，中军擂起战鼓，摆出进战的架势。
先声夺人也。
流贼就是流贼，哪见过这阵势，不战而自溃。他们竟然拒绝抱头鼠窜，而是直接罗拜于河岸，高呼：“饥荒流民，叩请巡抚大人赈济。”
王阳明派人登岸宣布：“赶紧回家，我一到赣州即安排落实。以后要各安生理，不得再胡作非为，自取灭亡。”
数百人一轰而散，复归平民。
接下来的路程，王阳明一直在考虑惯匪与流民的区别。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十六日，王阳明到达赣州，接管巡抚。新官上任，照例有几把火要烧。
第一把火是改进工作作风。
前面说过，南赣由于地连四省，山溪峻险，林木茂深，成为盗贼惯匪的大本营。官府在追剿的过程中，又犯了常见的通力不合作的毛病，“彼此推调观望，不肯协力追剿”，致使盗匪“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
拿他没办法，自然越发猖獗。
问题的根子还在官府自身。
因此，在训令的开头，王阳明提到了皇帝赋予他的权力：
有权奖赏政绩卓著的官员，同样有权“径自拿问发落”“贪残畏缩误事者”。
就是说，王巡抚不比其他人，他手上可有些权力。
何况此行是来打仗的，还有军法。
那些官员可都是饱读诗书出身，不可能不知道司马穰苴杀庄贾的故事，孙武教战斩美姬的故事。碰到文森这样的领导，是他们命好，可要是司马穰苴或者孙武呢？
谁也不想当倒霉的出头鸟。
于是，心学大师王阳明，斩钉截铁地要求他们，务必改变工作作风，脱下官袍，换上便装，走出官府，深入民间，通过调查研究，为今后的剿匪大业掌握第一手资料：
各处城堡关隘是否坚固完整；驻防部队是否勤加操练；哪处贼盗最为猖獗，有什么擒剿良策；哪处贼盗已退散，都采取了哪些抚缉措施；哪处贼盗顽固不化，必须扑灭；哪处贼盗是被协迫诱骗的，可行招抚；哪些乡民，熟悉当地地理，可作为向导；哪些大户人家拥有自卫武装，可供调遣；哪处驻防部队已丧失战斗力无法使用，须再行招募；哪处财用不足，须统筹规划；何处有闲田，可供驻兵屯田以自给自足；哪些环节存在铺张浪费的现象，可节省以供军费；哪些地方须添设寨堡，以阻断贼盗交通；哪些地方可以修建城邑，以扼住贼盗之要害。诸如此类。
期限是一个月。一个月之内务必了解清楚如上事实。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比如地方偏避、路途遥远的，可以适当放宽期限。但都必须做到：“山川道路之险易，必须亲切画图；贼垒民居之错杂，皆可按实开注。”
兵法说，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

第二把火是行十家牌法。
王阳明发现，贼盗所以敢胆光天化日胡作非为，而又能做到来无影去无踪，关键一点是他们在赣州城安插有眼线，乃至在官府中驻军中，竟然也有为他们通风报信的人。这让王阳明大为吃惊，难怪官军屡剿屡败，原来官军的一举一动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其中有位老兵，暗通贼匪有年，行事诡密，为人阴险。王阳明在掌握了十足的证据之后，将他叫到卧内，让他自行选择生死。证据面前，这位老兵软了下来，并表示愿意为王阳明效劳，以作为免死的交换条件。
王阳明成功将他发展成双面间谍。
贼盗不可能只在军中或官府中安插一个眼线。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奸尤甚”的这个老兵才有资格成为双面间谍，因为只有“奸尤甚”才能成功地潜伏下来。其余行事不够诡密、为人不够阴险的次一等间谍，估计在某一次神不知鬼不觉的肃清行动中，尽皆被王阳明一网打尽。
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在赣州城中推行十家牌法。
——后来在全南赣省也推行了这个做法。
很久以前的商鞅时代，实行了著名的什伍连坐法，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纠察，一家有罪，什伍连坐同罪。
十家牌法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城中编十家为一牌，牌上写明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每家轮值一天，沿门按牌审察，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即刻向官府举报。如有隐匿，十家连坐。
这样一来，贼盗的信息源基本就被切断了。
王阳明也担心因鼓励举报而导致民风刻薄，人人自危。因此，作为十家牌法的补充，王阳明告谕父老子弟：
“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我想起毛泽东同志说过的一句话，要正确处理好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第三把火是选拣民兵。
明朝到了正德年间，官军已不足倚恃。
以南赣为例。每遇盗贼猖獗，地方便奏请朝廷派兵，而朝廷派来的多是湘西或贵州、广西少数民族的“狼兵”。等这些“狼兵”千里跋涉到了南赣，“山贼”因为眼线的作用，早跑得没影了。而“狼兵”前脚刚走，“山贼”后脚就成群出来活动。如此，不仅劳民伤财，且于事无补。
更为不堪的是，一旦对“狼兵”的供应不及时，或对供需不满意，“狼兵”便会乘机滋扰沿途的百姓，其恶劣的程度比“山贼”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决不是个长久之计，连权宜之计都算不上。
王阳明想起了兵备佥事胡琏选练民兵的报告。恰在这时，江西分巡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亦报告称，将所属各县机兵、捕快重新拣选，重加训练，成效惊人。
王阳明不得不正式考虑大规模选练民兵的问题。
然后他向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兵备，下了一道指示，要求在现有的弩手、打手、机兵、捕快之中，遴选骁勇善战、胆力出众之士，每县多则十几人，少则八九人，如果人数不够，可另行召募。
用特种兵的方式招待他们。
这样，江西、福建两兵备道，各可召到五六百人；广东、湖广两兵备道，各可召到四五百人。
一旦发生战事，每省出五百人，三分之一投入战斗，三分之二留作预备队。仗有人打，城有人守。“盗贼渐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无恐”。此稳操胜券之道也。
忙完这些已是一月底，天气向暖。
王阳明才想起要给朝廷写份报告，于是有《谢恩疏》。顺便将南赣的情况也跟兵部尚书王琼叨叨，感谢他的知遇之恩。这样的书信往返，在南赣剿匪期间，就有十五通之多。
尽管王阳明与王琼过去不曾谋面，此后长长的一生，也不曾有机会见面。然而他们彼此相知，神交已久。
都说明武宗昏庸，到底用了王琼。且不提其他具体的功绩，有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王琼和于谦、张居正号称明朝三重臣，这够份量的了。三重臣之王琼，慧眼独识立德、立功、立言第一人之王阳明，仅此就可以了，此生何憾。
据说，王琼每以收到王阳明的报告为乐事。然后一手抱着幼孙，一手拿着王阳明的报告高声朗读。读到精彩处，则连声赞叹，并看着怀抱中的幼孙说：
“生子当如王守仁啊”。

兵者诡道



王阳明到了赣州，他的弟子也批量追随前来。
弟子们对此时身为封疆大吏的王阳明，是如何一个印象呢？总起来说是，“师旅旁午，希临讲席。（1）”
“旁午”的意思是事情多，纷繁交错。
“师旅旁午”的意思是王阳明正积极备战。
他日日投精力于民兵身上，寄希望于成为精税。讲学的事，只得委托门下悟性高、学问好的得意弟子，像何廷仁、薛侃这些人，先期做些引导初学者的基础工作。
后来葬身宁王朱宸濠造反阵营的刘养正，举人，自居智囊，有次和友人聊天，提起王阳明在赣州的事，大言不惭地说：“赣州峒贼，髦头耳，乃终日练兵，如临大敌，何其张皇哉。”相与大笑而罢（1）。这则资料从侧面反映了王阳明在赣州的倥偬生活。
他不敢麻弊大意，即使面对赣州峒贼这样的“髦头”。
王阳明是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到达赣州的，仅仅十天之后，即下达了作战命令。首战目标，是盘据在福建省漳南道（汀州、漳州）大帽山的詹师富部。
大帽山闹匪很多年了。正德六年，朝廷起复左都御史陈金总督江西等处军务，进剿大帽山。虽然效果并不理想，但他们无意中却有了惊人发现，封地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似有与贼匪暗通款曲之嫌。
宁王朱宸濠能量广大，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有他的人。若朱宸濠真要把军情泄露给贼匪，还真是个大麻烦。
朱宸濠为宁王的第四代继承人，弘治十年（1497）嗣位。其高祖宁献王朱权是明朱元璋的第17子。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在南昌起兵造反，史称宸濠之乱。
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十三年在南赣剿匪，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即扯旗造反，天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这当中一定有什么枝节。当然，眼下暂且不提这个。
王阳明所以将詹师富作为首战目标，还有一个原因，大帽山处地偏避，与其他贼匪的联络相对薄弱，便于孤立。
王阳明下达的第一道作战指示，便是严禁各级官吏将重要军情写入公文，以防情报泄漏。
第二道作战指示是关于用“间”的。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虚虚实实，让敌人摸不着头脑，将成为王阳明军旅生涯中最为得意的手笔。
他让人放风出去，眼下春季农业正忙，雨水又多，实不利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最佳进攻时期非秋收之后莫属。然后确有其事的大摆宴席，欢送即将撤退的部队——实则是战前总动员。一面又将不甚要紧的人马抽放一两处，以坚其信心。
间谍回报说，詹师富、温火烧信以为真，正放心地蒙头睡回笼觉。王阳明即下达了第三道作战批示，要求各部队悉听约束，遵照指示，奋勇作战，敢有故违，军法论处。
王阳明不放心，特别下了一道作战指示给广东、福建两省的领兵官，要求他们务必步调一致，协同作战。
万事俱备，只欠行动。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逼长富村。历时二个多月的漳寇剿灭战，随即打响。
官军迅速击溃正面之敌，杀死杀伤颇多。贼寇自知不敌，逃至象湖山一带——这里是贼寇的一处重要山寨，依险拒守。官军随后追蹑至莲花石，双方形成对峙。
这时，广东的增援部队赶到，恰对象湖山形成合围之势。贼寇情知不妙，奋力突围。指挥覃桓、县丞纪镛相继战死，最终也没能堵住漏洞，眼巴巴地看着贼寇溃围而去。
初战失利，官军气馁，有的自感势单力薄，请求调派“狼兵”增援，有的认为眼下开战未免仓促，请求俟秋再战。
王阳明亲赴汀州的上杭县，召开军事会议，严厉斥责诸将的失律之罪。虽然覃桓战死，王阳明还是不客气地指出他的问题，正是由于长富村的小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遂擅自行动，不遵照《剿捕漳寇方略牌》的作战指示行事，这才是造成此次失利的根本原因。
王阳明原本准备了两套方案：贼若据险相斗，就学邓艾破蜀——间道以出；贼若盘踞山洞不出，就学赵充国破羌——用小部队困住他们。
官军打到象湖山，双方形成对峙，正是需要覃桓从间道包抄他们的时候。然而覃桓及一些将领不听节制，这就是失律之罪。《周易》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军队出动要严格军纪，否则就会有凶险。“师卦”九三爻又说：“师或舆尸，凶”。战争中有时用大车载运尸体，凶险。失律的后果如此严重，王阳明给了他们停支俸禄（住俸）的处罚。同时，估念大战在即，也给了他们戴罪杀贼、立功自赎的机会。
不管有用没用，王阳明再使疑兵之计，四处散布征调广东“狼兵”前来增援的消息。谁都知道，“狼兵”前来需要时间，当年又没有伞兵。然后再派间谍，侦知敌人虚实。
行动前，王阳明再次颁布训令《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重申了军纪。
王阳明这次还带来了亲手调教的二千锐士。
历史上，秦之锐士以骁勇善战著称，然后横扫中国。
二月十九日深夜，官军兵分三路，奇袭象湖山，成功拿下了主要隘口。敌寇收缩至上层险要，那里有早就备好的滚木圆石，以死拒战——这才是惯匪的作风。
正面官军并不怯懦，奋勇鏖战，从辰时（早上7点到9点）至午时（上午11点至下午 1 点），持续不断地攻击，喊打喊杀声，震天动地。
光打雷不下雨也是有问题的。
果不其然。王阳明派出的特种兵，从间道爬上山顶，出现在据险拒守之敌的背后，从而形成上下夹击之势。贼众随即溃败。官军乘胜追击，风卷残云，悉数荡平诸寨。
此役，歼灭贼匪七千多人，俘获贼属、辎重无算，为患漳南地区数十年的匪患，尽被剿灭，前后不过二个多月的时间。贼首詹师富、温火烧等就地被处决，其余匪众各自伏法。
也有侥幸逃脱的贼众，以及如何防止死灰复燃，这是王阳明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善后问题。于是，王阳明又下了一道《案行领兵官搜剿余》的指示，命令所属各部“分兵搜斩余猾，毋令复聚为奸”。
这时，王阳明已由上杭到了漳州，再由漳州起程，前往各营督战。王阳明不辞辛苦，翻山越岭，实地勘察了地势最险要、战事最激烈的象湖山、箭灌、河头等巢垒，并与随行诸官商议长治久安之策。
同年五月二十八日，王阳明奏请朝廷，在河头设置清平县，将原来设在河头的巡检司移到枋头。概河头曾是汀、漳群匪的大本营，枋头又与河头成唇齿相依之势。
王阳明此行，足以让宁王朱宸濠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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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明儒学案》第452页。
（2）《王阳明全集》第1409页。

时雨之师



前面提到，王阳明初到赣州，在给南赣各级官吏的训令中就提到：“果有忠勇清勤绩行显著者，旌劝自有常典，当职不敢蔽贤；其或奸贪畏缩志行卑污者，黜罚亦有明条，当职亦不敢同恶”。
有赏有罚，赏罚分明，这是成事的基础。
王阳明没有食言，《奖励福建守巡漳南道广东守巡岭东道领兵官》奖赏了应当奖赏的人。买办彩段、银花、羊酒，敲锣打鼓，送往各有功人员的住处，倍有面子。
福建佥事胡琏、参政陈策、副使唐泽、知府钟湘、广东佥事顾应祥、都指挥杨懋、知县张戬诸人，劳绩特出，请旨奖赍，升赏有差。
对于失机误事的指挥高伟、参政陈策、艾洪、副使唐泽、佥事胡琏、都指挥李胤诸人，除之前提到的“住俸”处罚外，另行请旨严词斥责。
时令已是三月，正是农忙时节。
王阳明《告谕新民》安抚了归顺的新民，勉励他们各安生理，勤于农耕，共享太平。《谕俗四条》则灌输了这样一个道理：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做个好人，这是泽及子孙的事业。
然后从漳州回军上杭。途中看到上杭春旱严重，春耕显然受到影响。王阳明于是登上察院行台祈雨（御史出差在外，其衙署叫察院）。也不知是天公作美，还是果然显灵，整个三月都没下过一滴雨的上杭，竟然下起了大雨，且是一天一夜。千峰出现雨帘，农人披蓑出现在田间地头，值是赏心悦目。王阳明以明朗愉快的行草书，写下了《回军上杭》一诗：
山城经月驻旌戈，亦复幽寻到薜萝。
南国已忻回甲马，东田初喜出农蓑。
溪云晓度千峰雨，江涨新生两岸波。
暮倚七星瞻北极，绝怜苍翠晚来多。
薜萝是世外高人住的地方。
且又行军打仗，且有薜萝之思，王阳明想的是高人一样高尚其事，不用担什么责任，只管自由自在，多舒服啊。不过，百战归来，南国安定，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地在田里耕种，这又是何等的乐事。所谓“兼济天下”，当是如此了。
王阳明又听说，徐爱在湖州买了田产，搭了几间屋，专等着他归去讲学。王阳明有所思，写了《闻曰仁买田霅上携同志待予归二首》，其一说：
见说相携霅上耕，连蓑应已出乌程。
荒畲初垦功须倍，秋熟虽微税亦轻。
雨后湖舠兼学钓，饷余堤树合闲行。
山人久有归农兴，犹向千峰夜度兵。
霅上、乌程都是指湖州。
王阳明想像徐爱与志同道合者，这时节，春暖花开的江南，可以冒雨穿着蓑衣去耕田，又不忘雨后去湖边学钓，堤岸闲行，倒是适合自食其力的时光。王阳明说，山人早就有归农的打算，且等着，待我扫清寇患，还天下一个太平，定当归去，还诸子一个携手湖山。
只是可惜，天才徐爱最终没能等到那一天。
是年五月十七日，年仅三十一岁的徐爱病逝。噩耗传来，王阳明悲痛不已，尝对弟子陆澄说“自曰仁没后，吾道益孤”。这种伤感表现在《祭徐曰仁文》中，连用了五个“呜呼痛哉”。
准备从上杭回赣州的那天，又逢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一连下了三天大雨，被阻了行程的王阳明一点都不恼，却是颇有兴致地登上城南楼台，远眺农忙的情景。又于雨中拜谒了朱熹的祠堂，沿途欣赏了七星山的胜景。
随从皆曰“王师若时雨”，安靖地方是润及百姓，好雨知时节也是润及百姓，不如将察院行台大堂更名为“时雨堂”？王阳明是以有《时雨堂记》。又有《喜雨三首》。
其三说：
吹角峰头晓散军，横空万骑下氤氲。
前旌已带洗兵雨，飞鸟犹惊卷阵云。
南亩渐忻农事动，东山休共凯歌闻。
正思锋镝堪挥泪，一战功成未足云。
扫灭漳寇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战功成岂足云，王阳明的路还长着呢。

事权之争



正德十二年四月三十日，王阳明回到赣州。
在给朝廷的捷报中，王阳明详细论述了此次剿匪的作战经过以及作战方略。同时，亦深自反省了此战的成败得失，深感“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这才是成败之关键。
“分”指规定人数，“数”指分任职务。《孙子兵法》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数不定，军队的组织编制混乱，或者多头管理，事权不一，如何成事？
之后不久，王阳明听说蔡宗兖、许相卿、季本、薛侃、陆澄一同考中进士，颇觉欣慰。在写给他们的信函中就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信中说：
“闻诸友皆登第，喜不自胜。我并不是为诸位今日登第而喜，我是为他日归耕林下能有同道人而喜。想我刚入仕途那会儿，心境极容易摇动，就如棉絮飘在风中一样，如果不是黏在泥土或者附于网上，想要自己决定方向恐怕也难。不知诸友眼下情况如何？想来平日用功，也需要有个使得上劲的地方才是。野夫（王阳明自谦之词——笔者）不慎失足跌入渡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对岸。况且南赣的事掣肘之处极多，只缘于地处四省交界，各有各的办法，我如今也不过是碌碌度日，自古以来从没有权柄不集中而能成事的（自古未有事权不一而能有成者）。虽也萌生过告病退休的想法，恐又成虚文，实在不忍轻易放弃，想等地方稍微安定些再说。现在又得诸友，终于有盼头了。徐爱开春以来得了重病，我心里极挂念，老觉得不安。昨日收到他的来信，打算与二三友在湖州买田，因寄去一诗。现抄录于此，聊表同怀（志趣相投）之意。”（1）
“自古未有事权不一而能有成者”，这是他的实践经验，后来要不是他亲临前线，坐镇上杭，结果还不知道会怎样。王阳明于是从分与数两方面入手，整顿军备，严肃军纪。
按他的方法，军队编制调整为：
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每伍设一“小甲”；两“伍”五十人为一“队”，每队设一“总甲”；四“队”二百人为一“哨”，每哨设一“哨”长；两哨四百人为一“营”，每营设一“营官”及两个“参谋”；三营一千二百人为一“阵”，每阵设“偏将”；二阵二千四百人为一“军”，每军设“副将”。偏将、副将的人数根据实际需要而定。
副将可以罚偏将，偏将可以罚营官，营官可以罚哨长，哨长可以罚总甲，总甲可以罚小甲，小甲可以罚伍众。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王阳明的作战意图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对部队的指挥从而实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举动如一”。
这是避免出现覃桓悲剧的条件之一。
条件之二是王阳明壮胆向上要权，这是他莅任之初没有办成的事，现在要想办法将它办成。
别看巡抚官大，到底是文职，有些权限是受到限制的。比如王阳明初任巡抚，朝廷就明确了他的职权范围：“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
买红花送给有功人员，这不需要花费多少钱，王阳明就径直做主了。但像问责失律官员、升赏有功人员这样的大事，他就得先请示，再依旨办事。打报告，往京城送报告，兵部先研究，御前会议再研究，皇帝最后拍板，这一套程序走下来，决非一天二天就可以办得了的。过时之赏不如不赏，过时之罚不如不罚，因为完全起不到激励警戒的作用。
何况事联四省巡抚，个个都比他老资格，但凡有所举动，不得一一打招呼？既不利于战机的把握，也不利于保密。